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一章 希尔德布兰德派教皇,公元1049—1073年
目录
§ 3. 第一、二章的史料与文献
§ 4. 希尔德布兰德及其早年的陶成
§ 5. 希尔德布兰德与利奥九世,1049—1054年
§ 6. 维克托二世与司提反九世(十世),1055—1058年
§ 7. 尼古拉二世与枢机,1059—1061年
§ 8. 反对教士婚姻的战争
§ 9. 亚历山大二世与卡达卢斯的分裂,1061—1073年
§ 3. 第一、二章的史料与文献
参见第IV卷第202页及后关于教皇制的一般文献;以及第205页及后的中世纪教皇名录。
I. 1049至1085年整个时期的史料:
米涅 (Migne):《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140—148卷。——达米安尼 (Damiani):《书信集》(Epistolae),载米涅,第144卷。——博尼佐 (Bonizo,又作 Bonitho;1091年任苏特里主教;1082年为亨利四世的囚徒;极为敬仰格列高利七世):《致友人书,或论教会所受的逼迫》(Liber ad amicum, sive de persecutione ecclesiae),载雅费 (Jaffé) 的《格列高利文献集》(Monum. Gregor.),第628页及后;该处指控他作伪,但参见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 及赫费勒 (Hefele),IV. 707。菲尔·雅费 (Phil. Jaffé,卒于1870年):《罗马教皇文书汇编》(Regesta Pontif. Rom.),第366—443页,第2版,I. 629—649。——雅费:《格列高利文献集》(Monumenta Gregoriana),见下。——K. 弗兰克 (K. Francke):《十一、十二世纪皇帝与教皇争论论著集》(Libelli de lite imperatorum et Pontificum Saeculi XI. et XII. conscripti),3卷,Hannov.,1891—1897年,收录希尔德布兰德时代的论争小册子文献。其他史料参见瓦滕巴赫 (Wattenbach):《中世纪德国史料》(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im Mittelalter),II. 220及后;以及米尔布特 (Mirbt):《政论文献》(Publizistik),第6—95页。
II. 论1049至1085年整个时期的著作:
赫夫勒 (Höfler):《德国教皇》(Deutsche Päpste),Regensb.,1839年及后,3卷。——C. 维尔 (C. Will):《十一世纪教会复兴的开端》(Anfänge der Restauration der Kirche im 11ten, Jahrh.),马尔堡 (Marburg),1859—1862年,2部分。——Ths. 格林伍德 (Ths. Greenwood):《彼得的宝座》(Cathedra Petri),第X、XI编,伦敦 (London),1861年。——吉泽布雷希特:《德意志帝国时代史》(Gesch. der deutschen Kaizerzeit),第II、III卷,布伦瑞克 (Braunschweig),第5版,1881年。——鲁德·巴克斯曼 (Rud. Baxmann):《从格列高利一世到格列高利七世的教皇政策》(Die Politik der Päpste von Gregor I. bis auf Gregor VII.),埃尔伯费尔德 (Elberfeld),1868、1869年,2卷;第II卷,第186—434页。——瓦滕巴赫:《罗马教皇制史》(Geschichte des röm. Papstthums),柏林 (Berlin),1876年,第97—136页。——格雷戈罗维乌斯 (Gregorovius):《罗马城史》(Hist. of the City Of Rome)。——赫费勒:《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IV. 716—900及V. 1—185。——L. v. 兰克 (L. v. Ranke):《世界史》(Weltgeschichte),第VII卷。——布赖斯 (Bryce):《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弗里曼 (Freeman):《诺曼征服英格兰史》(Hist. of Norman Conq. of England),第IV卷,牛津 (Oxford),1871年;以及《西西里史》(Hist. of Sicily)。——F. 诺伊基尔希 (F. Neukirch):《彼得·达米安尼1059年以前的生平》(Das Leben des Petrus Damiani bis 1059),Gött.,1875年。——J. 朗根 (J. Langen):《从格列高利七世到英诺森三世的罗马教会史》(Geschichte der röm. Kirche von Gregor VII. bis Innocent III.),波恩 (Bonn),1893年。——豪克 (Hauck):《德国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第III、IV卷。——W. F. 巴里 (W. F. Barry):《590—1303年的教皇君主制》(The Papal Monarchy from 590–1303),N. Y.,1902年。
III. 关于希尔德布兰德的专门史料与著作:
他的书信共359封,即所谓《书信登记册》(Registrum),见米涅,第148卷;曼西 (Mansi),XX. 60—391;最佳版本为雅费:《格列高利文献集》(Monumenta Gregoriana),Berol.,1865年,712页,收入《日耳曼史料丛书》(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 第II卷。这是第一个校勘本。雅费将《书信登记册》分为八编,并附从手稿中搜集的另外五十一封书信,以及《苏特里主教博尼托致友人书》(Bonithonis episcopi Sutrini ad amicum)。比萨的枢机主教彼得 (Cardinal Petrus of Pisa)、伯恩里德 (Bernried)、阿马尔里克 (Amalric)、兰伯特 (Lambert) 等所撰的格列高利传记,见穆拉托里 (Muratori):《意大利史家丛书》(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第III卷;以及瓦特里希 (Watterich):《罗马教皇传》(Pontif. Boni. Vitae),Lips.,1862年,I. 293及后;《圣徒行传·五月二十五日》(Acta Sanct. Maii, die 25),VI. 102—159。
近代著作:约翰·福格特 (Joh. Voigt,柯尼斯堡 (Königsberg) 历史学教授,卒于1863年):《身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及其时代》(Hildebrand als Papst Gregorius VII. und sein Zeitalter),1815年;第2版,魏玛 (Weimar),1846年,625页。这是首次尝试从新教历史学的立场,对格列高利作出公正的评价。初版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并引出他与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主教革利免·维尔库尔 (Clemens Villecourt) 之间一场引人注目的拉丁文通信,刊于第2版序言。主教试图使福格特归入罗马天主教会,但未成功。——罗杰·格赖斯利爵士 (Sir Roger Greisly):《格列高利七世的生平与教皇任期》(The Life and Pontificate of Gregory VII.),伦敦 (London),1832年,372页。公正,但无甚重要性。——J. W. 鲍登 (J. W. Bowden):《格列高利七世的生平与教皇任期》(The Life and Pontificate of Gregory VII.),伦敦,1840年,2卷,分别为374页和411页。——Ard. 纽曼 (Ard. Newman):《历史论集》(Hist. Essays, II),第249—336页。——詹姆斯·斯蒂芬爵士 (Sir James Stephen):《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载《教会人物传记论集》(Essays on Ecclesiastical Biography),1849年;第4版,伦敦,1860年,第1—58页。他称“希尔德布兰德正是教皇傲慢与属灵专制的化身”。——泽尔特尔 (Söltl):《格列高利七世》(Gregor VII.),莱比锡 (Leipzig),1847年。——弗洛托 (Floto):《亨利四世皇帝及其时代》(Kaiser Heinrich IV. und sein Zeitalter),斯图加特 (Stuttg.),1865、1856年,2卷。站在亨利四世一边。——赫尔芬施泰因 (Helfenstein):《据当时的论争著作论格列高利七世的志向》(Gregor VII. Bestrebungen nach den Streitschriften seiner Zeit),法兰克福 (Frankfurt),1856年。——A. F. 格弗勒 (A. F. Gfrörer,起初为理性主义者,后于1853年归信罗马天主教;卒于1861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及其时代》(Papst Greg. VII. und sein Zeitalter),7卷,沙夫豪森 (Schaffhausen),1859—1861年。——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前引书 (l.c.),第III卷。——A. F. 维尔曼 (A. F. Villemain):《格列高利七世史》(Hist. de Grégoire VII.),2卷,巴黎 (Paris),1873年;J. B. 布罗克利 (J. B. Brockley) 英译本,2卷,伦敦,1874年。——S. 巴林-古尔德 (S. Baring-Gould):《圣徒传》(The Lives of the Saints) 中五月二十五日条,伦敦,1873年。——W. 马滕斯 (W. Martens):《亨利三世与亨利四世皇帝治下的教皇宝座继任》(Die Besetzung des päpstlichen Stuhls unter den Kaisern Heinrich III und Heinrich IV),1887年;《格列高利七世的生平与事工》 (Gregor VII., sein Leben und Wirken),2卷,莱比锡,1894年。——W. R. W. 斯蒂芬斯 (W. R. W. Stephens):《希尔德布兰德及其时代》(Hildebrand and his Times),伦敦,1888年。——O. 德拉尔克 (O. Delarc):《圣格列高利七世与十一世纪教会改革》(S. Gregoire VII. et la réforme de l’église au XI. siècle),3卷,巴黎,1889年。——C. 米尔布特 (C. Mirbt,马尔堡 (Marburg) 教授):《奥古斯丁在格列高利教会争论的政论著作中的地位》(Die Stellung Augustins in der Publizistik des Gregorianischen Kirchenstreits),莱比锡,1888年。说明在格列高利时代关于教会与国家关系的争论中,圣奥古斯丁对双方的影响;《格列高利七世的当选》(Die Wahl Gregors VII.),马尔堡,1892年;《格列高利七世时代的政论著作》 (Die Publizistik im Zeitalter Gregors VII.),莱比锡,1894年,629页。详尽论述希尔德布兰德时代大量的论争小册子文献,以及这些文献对格列高利各项政策目标的态度;另有《格列高利七世》(Gregor VII.) 条,载赫尔措格 (Herzog),VII. 96—113。——马文·R. 文森特 (Marvin R. Vincent):《希尔德布兰德时代》(The Age of Hildebrand),纽约 (N. Y.),1896年。——另见J. 格雷温 (J. Greving):《伯恩里德的保罗所著〈格列高利七世传〉》(Paul von Bernried’s Vita Gregorii VII.),柏林 (Berlin),1893年,172页。
§ 4. 希尔德布兰德及其早年的陶成
这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考察作为西方基督教世界主导力量的教皇制。它包括六个阶段:1. 希尔德布兰德派教皇,1049—1073年。2. 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即主张教皇在人间事务中拥有至高权威的时期。3. 从格列高利去世到1122年《沃尔姆斯协约》,即解决授职权争论的时期。4. 从《沃尔姆斯协约》到1198年英诺森三世即位。5. 英诺森三世的教皇任期,1198—1216年,即教皇制的鼎盛时期。6. 从英诺森三世到卜尼法斯八世,1216—1294年,即教皇与腓特烈二世的斗争,以及教皇与帝国之间恢复和平的时期。
1046年,在亨利三世的影响下,两位教皇在苏特里被废黜,第三位被迫退位;此时教皇制已陷入衰弱与堕落的最低谷。1然而,十世纪及十一世纪上半叶那些出卖圣职、冒犯基督教世界感情的无耻教皇,并不能推翻教皇制,正如拜偶像的君王不能推翻犹太君主制,邪恶的皇帝不能推翻罗马帝国一样。在欧洲的舆论中,教皇制仍是一项必要的制度,是基督借着彼得的首位权所设立,用以治理和管理教会的。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它。它只需要在首脑上进行彻底的改革,肢体的改革便会随之而来。欧洲各地的善人都热切盼望,上帝的护理能够介入,将彼得的宝座从盗贼和强盗手中解救出来,使它再次成为福祉。当时的基督徒从未想到,废除教皇制是可能的,或是值得企求的。
终于,上帝所预备、要施行这场必要改革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希尔德布兰德。他在1049—1073年的二十四年间,主导了接连五任教皇的施政;随后在1073—1085年的十二年间,亲自登上教皇宝座,继任者也与他志同道合。他即使不是最伟大的教皇,也是最伟大的教皇之一,又是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在自己的时代激起了最高的敬仰和最深的仇恨。人们对他的原则和政策,至今仍意见分歧;但他的才干、精力、热忱与成就,却是无可否认的。
希尔德布兰德出身卑微,家世无闻,却被预定要成为教会的领袖。他身材矮小,故被仇敌称为“小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ellus),但在才智和品格上却是巨人。他体态不雅,声音微弱;然而双目明亮锐利,显出洞察力、炽烈的精神和不息的活力。他的早年生活笼罩在朦胧之中。他在后来的书信中仅偶尔提及,又喜欢将其与圣彼得和圣童贞女的超自然庇护联系起来。他怀着修士对尘世关系的漠视,从不提及自己的家庭。他的出生年份不详。友人的崇敬和仇敌的恶意,使他的少年时代充满了传说和谎言。他的父亲博尼佐 (Bonizo) 是农夫或牧羊人,住在索阿纳 (Soana) 附近;那是托斯卡纳 (Tuscany) 沼泽地中的一个村庄,距奥尔比泰洛 (Orbitello) 数英里。那个屡被复述、称他是木匠之子的传说,似乎起于人们想把他与拿撒勒的耶稣相比。关于他的母亲,我们一无所知。他的名字表明他有伦巴第或德意志血统,同时代人将这名字解释为“地狱之火”或“燃烧的火把”。2克吕尼 (Cluny) 修道院院长奥迪洛 (Odilo) 看见火星从他的衣服中迸出,便预言他将像施洗约翰一样,“在主面前为大”。
他在罗马阿文廷山 (Aventine) 的圣马利亚修道院加入本笃会 (Benedictine order),他的舅父在那里任院长。在这里,他能饱览永恒之城的壮丽景色。3在这里,他与罗马名门子弟一同受教育。4这所修道院受克吕尼改革精神的影响,也是克吕尼历任院长赴罗马朝圣时的寓所。他以严格的自律操练自己,终其一生都保持着修士的刻苦与严谨。他对童贞女马利亚怀有热烈的崇敬。亲眼看见三个彼此争位的教皇之间可耻的争斗,以及基督教世界首都令人震惊的败德情形,想必在他严肃的心灵中激起了深切的厌恶。他投身于准备改革教阶制度的一派。
他同情自己的老师兼友人格列高利六世 (Gregory VI.)。这位教皇本人曾从卑劣的本笃九世 (Benedict IX.) 手中买得教皇尊位,但他这样做是为了教会的益处;1046年亨利三世来到苏特里会议时,他便自愿退位。希尔德布兰德憎恶买卖圣职,公开生涯却始于服侍一个买卖圣职者,这实在令人诧异;不过,他认为格列高利是三个争位者中唯一合法的教皇,并以随侍司铎的身份,跟随他流亡德国。
“Victrix causa De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获胜的事业蒙诸神悦纳,失败的事业却为加图所钟爱。)5
他访问了帝国的古老驻跸地沃尔姆斯 (Worms)、施派尔 (Spires)、科隆 (Cologne) 和亚琛 (Aix-la-Chapelle),并在亨利三世的宫廷住了很长时间,受到十分亲切的款待。1048年格列高利在科隆去世后,希尔德布兰德前往克吕尼,那里是修道生活道德改革的摇篮。据某些记载,他此前已经去过那里。他在杰出的院长于格 (Hugo) 指导下,热心从事苦修操练和教会的学问研究,并成为修道院副院长。他后来常说,自己曾希望在这处神圣隐修所的院墙之内,以祈祷和默想度过一生。
然而,亨利三世皇帝的表亲、图勒主教布鲁诺 (Bishop Bruno of Toul) 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当选教皇,使他登上了公共活动的舞台。他说:“我不情愿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罗马时更不情愿。”他劝布鲁诺(或在克吕尼,或在贝桑松),不要从皇帝手中接受三重冠,而要等候罗马教士和民众依教会法规选举他。由此,他首次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原则:教会高于国家。
布鲁诺由希尔德布兰德陪同,以朝圣者的身份前往罗马,赤足入城,在欢呼声中受到迎接,依教会法规当选,并于1049年2月12日登上教皇宝座,号利奥九世 (Leo IX.)。
从此,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教皇制的主导精神。他深谙借他人之手施行统治、又使他们自以为自主掌权的艺术。他以彼得·达米安尼 (Peter Damiani) 为助手;这位严厉的修士无畏地谴责当世的败德之风,已经在内心征服了世界,又帮助他在外界征服世界,共同讨伐买卖圣职和教士蓄妾之风。但达米安尼于1072年去世,比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教皇早了一年。6
§ 5. 希尔德布兰德与利奥九世,1049—1054年
教皇制的道德改革在希尔德布兰德的领导下开始。7他接续亨利三世皇帝的工作,并为教阶制度的利益将其推进。他被任命为枢机副执事 (cardinal-subdeacon)、罗马教会司库和圣保罗修道院院长。他多次受派出使外国,由此广泛熟悉各地事务。他借助受洗的犹太人本笃·克里斯蒂亚努斯 (Benedictus Christianus) 及其子利奥 (Leo),充实了空虚的库藏,自己也变得富有;这父子二人经营着兴隆的银行业务。然而,金钱在他看来只是高举教会的手段。他的主要目标是改革教士,铲除两种几乎普遍存在的弊端:买卖圣职(《使徒行传》8:18),即买卖教会职位;以及尼哥拉主义 (Nicolaitism)(《启示录》2:6、15),即教士蓄妾。这两方面都得到新教皇的充分赞同,也有教会法规为后盾。这场改革要在教皇亲自指导下,循教会会议立法的正规途径实行。
利奥在希尔德布兰德陪同下,先后在意大利 (Italy)、法国 (France) 和德国召开了数次教会会议。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教会,并且懂得如何将修道生活的朴素与教皇的尊严和荣华结合起来。人们相信,他所到之处都能行神迹,并有驾驭飞禽走兽的神奇能力。
1049年复活节,他在罗马召开的首次教会会议禁止买卖圣职,违者处以绝罚,包括犯此罪的主教以及由他们按立的司铎。然而,人们发现,若严格追究,各地教会,尤其是罗马的教会,几乎就要失去牧者。因此,便以四十日的补赎代替罢免司铎。同一次会议重申了禁止教士性交的旧有禁令,并将罗马司铎的妾置于拉特兰宫 (Lateran palace) 充当仆役。会议还责令所有基督徒履行几乎已被遗忘的什一奉献义务。
同年在帕维亚 (Pavia)、兰斯 (Rheims) 和美因茨 (Mainz) 召开的改革会议,立法反对同样的弊端,也反对高利贷、禁婚亲等以内的婚姻以及教士携带武器。这些会议也揭露了数量惊人的买卖圣职和教士败德事件。数位主教遭到罢免。8兰斯大主教维多 (Wido) 被控买卖圣职,险些遭遇同样的命运。利奥归途中在意大利南部及罗马召开了教会会议。1052年,他第二次越过阿尔卑斯山,访问勃艮第 (Burgundy)、洛林 (Lorraine) 和德国,并探望他的朋友皇帝。我们发现,他曾到过雷根斯堡 (Regensburg)、班贝格 (Bamberg)、美因茨和沃尔姆斯。回到罗马后,他于1053年4月召开了第四次复活节会议。除了教会改革之外,贝伦加尔 (Berengar) 一案以及同希腊教会 (Greek Church) 的关系,也是其中数次会议讨论的议题。1050年,贝伦加尔因否认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而被定罪。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皇已作出谴责,希尔德布兰德对贝伦加尔及其圣餐教义仍十分宽容;不过,他并不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与希腊教会的交涉,最终只导致了更深的分裂。9
利奥在自己周围设立了一个枢机议事会,支持他的改革。在教皇任期将近结束时,他为保卫教会财产而拿起武器对抗诺曼人 (Normans),此举与他一贯的行事相矛盾。他在贝内文托 (Benevento) 战败被俘,但以圣彼得的名义,将诺曼人在阿普利亚 (Apulia)、卡拉布里亚 (Calabria) 和西西里的征服地授予他们,因而重获自由。诺曼人亲吻他的脚趾,请求他的赦罪与祝福。他遭到了严格改革派的谴责。达米安尼主张,即使为了保卫教会财产,教士也不可携带武器,而必须效法基督,以不可战胜的忍耐抵挡世界的狂暴。
利奥在战败的悲痛中度过了余生。1054年4月19日,他以德语作了一篇谦卑顺服的祷告,将灵魂交托给上帝,随后在罗马去世,时年五十三岁,葬于格列高利一世墓旁。由于他开创了教会改革,且有关于神迹的传闻,他被列入圣徒历。德西德里乌斯 (Desiderius),即后来的维克托三世 (Victor III.),写道:“教会的一切事务都因利奥而得到改革,世界也因他而有了新的光明。”
§ 6. 维克托二世与司提反九世(十世),1055—1058年
利奥去世时,希尔德布兰德正在法国,随即赶回罗马。他在意大利找不到合适的继任者,自己又不愿承担教皇制的重担。他看中了艾希施泰特 (Eichstädt) 主教格布哈德 (Gebhard);此人是德国最有才干、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高级教士,对皇帝热忱忠诚。希尔德布兰德率领由教士和民众委派的代表团前往德国宫廷,请求皇帝将格布哈德擢升至教皇宝座。经过长久拖延,格布哈德于1055年3月在雷根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当选,4月13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祝圣就任,号维克托二世。他继续通过教会会议打击买卖圣职,却早在1057年7月28日便因热病死于阿雷佐 (Arezzo)。他是最后一位德国教皇。
1057年8月3日,罗马教士和民众未曾征询德国宫廷的意见,便选举卡西诺山 (Monte Cassino) 的枢机院长为教皇,并予以祝圣,号司提反九世(十世);但他在次年,即1058年3月29日便去世了。
与此同时,德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亨利三世于1056年10月5日英年去世,留下遗孀摄政,以及年仅六岁的儿子,即命运多舛的亨利四世。漫长的幼主在位时期,为改革派摆脱皇权、使教皇制独立提供了有利时机。亨利三世曾明智地运用皇权造福教会,但代价却是教会的自由。
罗马贵族在图斯库卢姆 (Tusculum) 伯爵家族的领导下,利用希尔德布兰德不在罗马、远赴德国的机会,选立本笃十世 (Benedict X.)(1058—1060年),重新确立了他们以往对教皇制的控制。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希尔德布兰德回来后,在戈德弗雷公爵 (Duke Godfrey) 的帮助下,驱逐了这位篡位的教皇,并在皇太后的同意下,确保佛罗伦萨 (Florence) 主教格哈德 (Gerhard) 当选。格哈德是一位坚定的改革者,学识渊博,品格无可指摘;他于1059年1月25日祝圣就任,取名尼古拉二世 (Nicolas II.)。本笃被废黜后,表示顺服,获得赦罪。他被安排住在圣阿格内斯教堂 (church of St. Agnes),在那里生活了约二十年。
§ 7. 尼古拉二世与枢机,1059—1061年
尼古拉二世在位期间,完全受希尔德布兰德控制;后者于1059年8月或9月成为罗马教会的总执事和教务长。他的敌人说,他把尼古拉像驴一样养在厩里,喂饱他,好让他替自己干活。彼得·达米安尼称他为教皇的主人,并说自己宁愿服从教皇的主人,也不愿服从教皇主人本人。10他还带着冷峻的讽刺,称希尔德布兰德为他的“神圣撒但”,11因为他有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服从希尔德布兰德;例如,他曾想辞去奥斯蒂亚 (Ostia) 的主教职务,退隐修道院,却未获准许。希尔德布兰德开始在衣着和生活方式上讲求世俗的奢华,达米安尼对此颇为反感,因为这与他自己的禁欲原则相违。
教阶制度的发展迈出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改变教皇的选举方式,二是与诺曼人结盟,为教皇提供世俗力量的保护。
尼古拉于1059年4月召开了拉特兰会议 (Lateran Council),这是截至当时罗马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与会者有一百一十三位主教以及众多教士;然而,主教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意大利人,其余则是勃艮第人和法国人。德国完全没有代表参加。贝伦加尔在这次会议上被迫接受了一份撤回己说的声明(他回到法国后又将其撤销)。他称这些主教为“野兽”,因为他们不肯听取他关于属灵领餐的见解,坚持以迦百农式的理解咀嚼基督的身体。12
这次会议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将教皇的选举权转交给“枢机主教”(cardinal-bishops) 和“枢机教士”(cardinal-clergy)。13教皇去世时,应由枢机主教首先采取行动。他们若达成一致,便召集枢机教士。这两类职员若意见一致,便将候选人呈交罗马教士和民众认可。如此强调枢机主教的地位,是一件新事;显然,枢机团获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和权威。可以说,枢机团作为一个团体的历史,始于这些法规。选举教皇成为它的特权。会议进一步规定,只要能在罗马教士中找到合适的候选人,就应从他们中间选出教皇。在通常情况下,罗马被指定为举行选举的地点;不过,枢机也获准在别处举行选举。至于皇帝,从法规的措辞来看,无法确定他是否获准在认可当选教皇一事上发挥任何作用。法规以尊重的语气提及他的名字,但其用意似乎仅在于,应将新教皇的当选正式通知他。因此,此事完全脱离皇帝之手,归于枢机团。14由于亨利尚且年幼,还没有获授皇帝尊位,这便为教皇周围的人提供了有利时机,使罗马人和罗马教士得以永久掌控教皇职位。此后,除阿维尼翁流亡时期等极少数例外,教皇的选举一直掌握在罗马人手中。
尼古拉于1059年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结盟,这是诺曼人在教皇制历史上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二幕。十一世纪初,欧特维尔家族 (Hauteville) 的四兄弟从诺曼底 (Normandy) 出发,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开始了他们的冒险生涯。他们被当作十字军战士而受到欢迎,因为他们使当地基督徒摆脱了撒拉逊人 (Saracens) 的统治及其进一步扩张的威胁。他们以武力建立的王国得到宗座认可;在最初的王朝统治下,以及后来安茹家族 (Anjou) 统治下,这个王国在三个世纪中对教皇制命运的影响,比诺曼人统治的英格兰以及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的继承者所产生的影响更大。罗贝尔·吉斯卡尔 (Robert Guiscard) 曾击败利奥九世的军队,并将他囚禁九个月;尼古拉确认了他作为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地位。这个公国成为罗马的封地,承担按每轭耕牛每年缴纳十二第纳尔 (dinars),并保护圣座免受侵犯其权威之攻击的义务。罗贝尔的弟弟罗杰 (Roger,卒于1101年) 于1060年夺取墨西拿 (Messina),由此认真展开对西西里的征服,继而于1071年攻占巴勒莫 (Palermo),1085年攻占叙拉古 (Syracuse)。他被称为西西里亲王和圣座永久使节。他的继承者之一罗杰二世 (Roger II.,1105—1154年),奉对立教皇阿纳克莱图斯二世 (Anacletus II.) 之命,在巴勒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半个世纪后,这一家族的血统与霍亨斯陶芬家族 (Hohenstaufen) 的血统,在伟大的腓特烈二世身上汇合。我们将会看到,这些诺曼亲王在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时而支持教皇的计划,时而加以抵制。
就在欧特维尔家族和其他四处劫掠的诺曼人逐渐在意大利南部立足的同一时期,征服者威廉率领的诺曼人于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英格兰得以加入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应归功于他们;其民族孤立的状态也由此终结。15
§ 8. 反对教士婚姻的战争
1059年的这次拉特兰会议还通过了严厉的法规,打击买卖圣职和尼哥拉主义这两种异端。会议威胁说,凡不肯放弃妻子或姘妇的司铎,都将丧失其圣俸和举行弥撒的权利,并警告平信徒不要参加他们的礼拜。十三条教规中的第三条说:“任何人若确知某位司铎蓄有姘妇或同居女子 (subintroducta mulier),就不得参加他所举行的弥撒。”
这些严厉措施在意大利北部,尤其在米兰 (Milan) 教区,引发了严重骚乱。那里从最低到最高的每一种教职都可买卖,而各级司铎,包括大主教在内,结婚或蓄养姘妇的现象也十分普遍。16教士婚姻被视为圣安布罗斯教会的一项自由;这个教会对罗马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拥有人数众多且富有的教士。米兰人援引经文和一项伪托安布罗斯的裁定,为这种婚姻辩护;实际上,安布罗斯却是独身制的热烈拥护者。准备领受圣职的人若尚未婚配,就会被问及是否有力量保持独身;若没有,便可以合法结婚;但禁止再婚,并遵守利未律法关于新娘须为处女的规定。保持独身者反而受到猜疑,而那些以敬畏上帝之心养育家人的人,则受到尊重,并有资格出任主教。蓄养姘妇被视为大罪,也是晋升的障碍。17
但罗马教会和希尔德布兰德派却将此事颠倒过来,谴责教士婚姻为非法姘居。该派在伦巴第 (Lombardy) 的领袖是巴焦的安瑟伦 (Anselm of Baggio,巴焦位于米兰以西),一位热心而善辩的年轻司铎;他后来成为卢卡 (Lucca) 主教,继而成为教皇,称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他抨击教士的不道德行为,并得到最底层民众的支持;这些民众被轻蔑地称为“帕塔里亚”(Pataria) 或“帕塔林派”(Patarines),即“破布袋”。18教堂和街道上发生了暴烈而血腥的骚乱。彼得·达米安尼 (Peter Damiani) 真诚而热烈地追求禁欲的圣洁,奉派以教皇使节的身份前往米兰。他冒着生命危险维护帕塔里亚,宣告罗马教座的至上权,并强令他们弃绝一切异端习俗。
这场胜利在整个伦巴第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下一任教皇及格列高利七世任内,争端又起;直到1093年,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才在皮亚琴察 (Piacenza) 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对尼哥拉主义取得了持久的胜利。
§ 9. 亚历山大二世与卡达卢斯的分裂,1061—1073年
教皇尼古拉二世于1061年7月27日去世。1061年9月30日,枢机们在罗马城外某个不详的地点,选举了卢卡主教安瑟伦。次日夜间,诺曼士兵护送他前往罗马;10月1日,他受祝圣为教皇,称亚历山大二世。他的第一项行动,是主持诺曼人首领理查 (Richard) 的效忠宣誓。
罗马贵族中的反希尔德布兰德派,以加莱里亚的吉拉尔伯爵 (Count Girard of Galeria,一名被逐出教会的强盗) 为首,在心怀不满的伦巴第教士和年轻皇帝亨利四世的帮助下,选举帕尔马 (Parma) 主教卡达卢斯 (Cadalus,或作 Cadalous) 为对立教皇。他于1061年10月28日受祝圣,称何诺里乌斯二世 (Honorius II.),并维持了长达十年的分裂。他曾屡次被控买卖圣职,并得到已婚或蓄有姘妇的教士以及买卖圣职的平信徒的同情和支持;这些人希望,他的成功能使纪律有所放宽,使教士婚姻合法化。反对派由此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派,也容易被控为异端;当时,异端被认为比肉体之罪更为严重。达米安尼和洪贝特 (Humbert) 所维护的原则是:犯了买卖圣职或姘居之罪却自以为无辜的司铎,比明知自己有罪的人罪责更重。达米安尼以希伯来先知般最猛烈的言辞斥责这位对立教皇。卡达卢斯率武装部队进入罗马,在圣天使堡 (castle of St. Angelo) 据守两年;但最后,他只得逃走求生,连一个追随者也没有,迁往帕尔马。他于1072年去世,其党派也随之瓦解。
1064年5月31日,亚历山大在曼图亚 (Mantua) 召开会议,并获普遍承认为合法教皇;卡达卢斯则被宣告咒诅,从历史上消失了。
亚历山大在位期间,反对买卖圣职和尼哥拉主义的战争,在希尔德布兰德和达米安尼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成败不一。伦巴第的骚乱又起。米兰大主教维多站在卡达卢斯一边,遭到逐出教会;他后来认错,行了补赎,恢复了职务。1071年他去世后,争端再次爆发,出现了可耻的暴力场面。帕塔林派得到教皇的金钱支持,在卡达卢斯死后占了上风。诺曼人击退了穆斯林的进攻,为罗马教会赢得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
这一功劳对希尔德布兰德决定支持诺曼底的威廉 (William of Normandy) 争取英格兰王位,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他政策中的高明一着,因为它使这个岛国与罗马联系得更为紧密,也加强了教皇自称有权处置世俗王位的主张。威廉在教皇祝福过的旗帜下作战,于1066年在英格兰建立了诺曼王朝。1070年复活节,三位教皇使节在温彻斯特 (Winchester) 为他举行了庄严的加冕礼,至此完成了征服。
但在德国,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它所反对的并非教皇制——这是各方共同的立场——而是希尔德布兰德派的政策。这导致了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之间的冲突。亚历山大 (Alexander) 警告亨利,若他执意与伯莎王后 (Bertha) 离婚,就要将他处以绝罚。
Original Text
CHAPTER I. THE HILDEBRANDIAN POPES. a.d. 1049–1073.
§ 3. Sources and Literature on Chapters I. and II.
See the general literature on the papacy in vol. IV. 202 sqq.; and the list of mediaeval popes, 205 sqq.
I. Sources For The Whole Period from 1049 to 1085:—
Migne: Patrol. Lat., vols. 140–148.—Damiani Epistolae, in Migne, vol. 144.—Bonizo or Bonitho (Bishop of Sutri, 1091; prisoner of Henry IV., 1082; a great admirer of Gregory VII.): Liber ad amicum, sive de persecutione ecclesiae (in Jaffé’s Monum. Gregor., p. 628 sqq., where he is charged with falsehood; but see Giesebrecht and Hefele, IV. 707). Phil. Jaffé (d. 1870): Regesta Pontif. Rom., pp. 366–443, 2d ed. I. 629–649.—Jaffé: Monumenta Gregoriana (see below).—K. Francke: Libelli de lite imperatorum et Pontificum Saeculi XI. et XII. conscripti, 3 vols. Hannov. 1891–1897, contains the tractarian lit. of the Hildebrandian age. On other sources, see Wattenbach: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im Mittelalter, II. 220 sqq. and Mirbt: Publizistik, 6–95.
II. Works on the Whole Period from 1049 to 1085: —
Höfler: Deutsche Päpste, Regensb., 1839 sqq., 3 vols.—C. Will: Anfänge der Restauration der Kirche im 11ten, Jahrh., Marburg, 1859–1862, 2 parts.—Ths. Greenwood: Cathedra Petri, books X. and XI. London, 1861.—Giesebrecht: Gesch. der deutschen Kaizerzeit, vols. II. and III. (Braunschweig, 5th ed. 1881).—Rud. Baxmann: Die Politik der Päpste von Gregor I. bis auf Gregor VII., Elberfeld, 1868, 1869. 2 vols. vol. II. 186–434.—Wattenbach: Geschichte des röm. Papstthums, Berlin, 1876 (pp. 97–136).—Gregorovius: Hist. of the City Of Rome.—Hefele: Conciliengeschichte, IV. 716–900, and V. 1–185.—L. v. Ranke: Weltgeschichte, vol. VII.—Bryce: Holy Roman Empire.—Freeman: Hist. of Norman Conq. of England, vol. IV. Oxford, 1871, and Hist. of Sicily.—F. Neukirch: Das Leben des Petrus Damiani bis 1059, Gött., 1875.—J. Langen: Geschichte der röm. Kirche von Gregor VII. bis Innocent III., Bonn, 1893.—Hauck: 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vols. III. IV.—W. F. Barry: The Papal Monarchy from 590–1303, N. Y. 1902.
III. Special Sources and Works on Hildebrand:—
His letters (359), the so-called Registrum, in Migne, vol. 148, Mansi, XX. 60–391, and best in Jaffé, Monumenta Gregoriana, Berol., 1865, 712 pp. (in "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 vol. II.). The first critical edition. Jaffé gives the Registrum in eight books, with fifty-one additional letters collected from MSS., and Bonithonis episcopi Sutrini ad amicum. Gregory’s biographies by Cardinal Petrus of Pisa, Bernried, Amalric, Lambert, etc., in Muratori: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vol. III.; and Watterich: Pontif. Boni. Vitae, Lips., 1862, I. 293 sqq.; Acta Sanct. Maii, die 25, VI. 102–159.
Modern works: Joh. Voigt (Prof. of Hist. in Königsberg, d. 1863): Hildebrand als Papst Gregorius VII. und sein Zeitalter, 1815, 2d ed. Weimar, 1846, pp. 625. The first attempt at an impartial estimate of Gregory from the Protestant historical standpoint. The first edition was translated into French and Italian, and gave rise to a remarkable Latin correspondence with Clemens Villecourt, bishop of La Rochelle, which is printed in the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bishop tried to convert Voigt to the Catholic Church, but in vain.—Sir Roger Greisly: The Life and Pontificate of Gregory VII., London, 1832, pp. 372. Impartial, but unimportant.—J. W. Bowden: The Life and Pontificate of Gregory VII. London, 1840, 2 Vols. pp. 374 and 411. —- Ard. Newman: Hist. Essays, II. 249–336.—Sir James Stephen: Hildebrand, in "Essays on Ecclesiastical Biography," 1849, 4th ed. London, 1860, pp. 1–58. He calls "Hildebrand the very impersonation of papal arrogance and of spiritual despotism."—Söltl: Gregor VII., Leipzig, 1847.—Floto: Kaiser Heinrich IV. und sein Zeitalter. Stuttg., 1865, 1856, 2 vols. Sides with Henry IV.—Helfenstein: Gregor VII. Bestrebungen nach den Streitschriften seiner Zeit., Frankfurt, 1856.—A. F. Gfrörer (first a rationalist, then a convert to ’Rome, 1853; d. 1861): Papst Greg. VII. und sein Zeitalter. 7 vols. Schaffhausen, 1859–1861.—Giesebrecht: l.c., vol. III.—A. F. Villemain: Hist. de Grégoire VII. 2 vols. Paris, 1873. Engl. trans. by J. B. Brockley, 2 vols. London, 1874.—S. Baring-Gould, in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for May 25, London, 1873.—W. Martens: Die Besetzung des päpstlichen Stuhls unter den Kaisern Heinrich III und Heinrich IV. 1887; Gregor VII., sein Leben und Wirken,* 2 vols. Leipzig, 1894.—W. R. W. Stephens: Hildebrand and his Times, London, 1888.—O. Delarc: S. Gregoire VII. et la réforme de l’église au XI. siècle, 3 vols. Paris, 1889.—C. Mirbt (Prof. in Marburg): Die Stellung Augustins in der Publizistik des Gregorianischen Kirchenstreits, Leipzig, 1888. Shows the influence of St. Augustine on both parties in the Gregorian controversy over the rel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Die Wahl Gregors VII., Marburg, 1892; Die Publizistik im Zeitalter Gregors VII., Leipzig, 1894, pp. 629. An exhaustive treatment of the copious tractarian Lit. of the Hildebrandian age and its attitude on the various objects of Gregory’s policy; art. Gregor VII., in Herzog, VII. 96–113.—Marvin R. Vincent: The Age of Hildebrand, N. Y. 1896.—Also J. Greving: Paul von Bernried’s Vita Gregorii VII*., Berlin, 1893, pp. 172.
§ 4. Hildebrand and his Tra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period begins with a survey of the papacy as the controlling power of Western Christendom. It embraces six stages: 1. The Hildebrandian popes, 1049–1073. 2. Gregory VII., 1073–1085, or the assertion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papacy in human affairs. 3. From Gregory’s death to the Concordat of Worms, 1122, 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investiture. 4. From the Concordat of Worms to Innocent III., 1198. 5. The Pontificate of Innocent III., 1198–1216, or the papacy at its height. 6. From Innocent III. to Boniface VIII., 1216–1294, or the struggle of the papacy with Frederick II.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between the papacy and the empire.
The papacy had reached its lowest stage of weakness and degeneracy when at Sutri in 1046,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enry III., two popes were deposed and a third was forced to abdicate.(1) But the worthless popes, who prostituted their office and outraged the feelings of Christendom during the tenth and the first half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could not overthrow the papacy any more than idolatrous kings could overthrow the Jewish monarchy, or wicked emperors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public opinion of Europe, the papacy was still a necessary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Christ in the primacy of Peter for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urch. There was nothing to take its place. It needed only a radical reformation in its head, which would be followed by a reformation of the members. Good men all over Europe anxiously desired and hoped that Providence would intervene and rescue the chair of Peter from the hands of thieves and robbers, and turn it once more into a blessing. The idea of abolishing the papacy did not occur to the mind of the Christians of that age as possible or desirable.
At last the providential man for effecting this necessary reformation appeared in the person of Hildebrand, who controlled five successive papal administrations for twenty-four years, 1049–1073, then occupied the papal chair himself for twelve years, 1073–1085, and was followed by like-minded successors. He is one of the greatest, if not the greatest, of popes, and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men in history. He excited in his age the highest admiration and the bitterest hatred. Opinions about his principles and policy are still divided;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deny his ability, energy, earnestness, and achievements.
Hildebrand was of humble and obscure origin, but foreordained to be a prince of the Church. He was of small stature, and hence called "Hildebrandellus" by his enemies, but a giant in intellect and character. His figure was ungainly and his voice feeble; but his eyes were bright and piercing, bespeaking penetration, a fiery spirit, and restless activity. His early life is involved in obscurity. He only incidentally alludes to it in his later Epistles, and loved to connect it with the supernatural protection of St. Peter and the Holy Virgin. With a monkish disregard of earthly relations, he never mentions his family. The year of his birth is unknown. The veneration of friends and the malice of enemies surrounded his youth with legends and lies. He was the son of a peasant or goatherd, Bonizo, living near Soana, a village in the marshes of Tuscany, a few miles from Orbitello. The oft-repeated tradition that he was the son of a carpenter seems to have originated in the desire to draw a parallel between him and Jesus of Nazareth. Of his mother we know nothing. His name points to Lombard or German origin, and was explain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as hell-brand or fire-brand.(2) Odilo, the abbot of Cluny, saw sparks of fire issuing from his raiment, and predicted that, like John the Baptist, he would be "great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He entered the Benedictine order in the convent of St. Mary on the Aventine at Rome, of which his maternal uncle was abbot. Here he had a magnificent view of the eternal city.(3) Here he was educated with Romans of the higher families.(4) The convent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eformatory spirit of Cluny, and the home of its abbots on their pilgrimages to Rome. He exercised himself in severe self-discipline, and in austerity and rigor he remained a monk all his life. He cherished an enthusiastic veneration for the Virgin Mary. The personal contemplation of the scandalous contentions of the three rival popes and the fearful immorality in the capital of Christendom must have raised in his earnest soul a deep disgust. He associated himself with the party which prepared for a reformation of the hierarchy.
His sympathies were with his teacher and friend, Gregory VI. This pope had himself bought the papal dignity from, the wretched Benedict IX., but he did i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urch, and voluntarily abdicated on the arrival of Henry III. at the Synod of Sutri, 1046. It is strange that Hildebrand, who abhorred simony, should begin his public career in the service of a simonist; but he regarded Gregory as the only legitimate pope among the three rivals, and followed him, as his chaplain, to Germany into exile.
"Victrix causa Deis placuit, sed victa Catoni."(5)
He visited Worms, Spires, Cologne, Aix-la-Chapelle, the old seats of the empire, and spent much time at the court of Henry III., where he was very kindly treated. After the death of Gregory at Cologne, 1048, Hildebrand went to Cluny, the nursery of a moral reformation of monasticism. According to some reports, he had been there before. He zealously gave himself to ascetic exercises and ecclesiastical studies under the excellent abbot Hugo, and became prior of the convent. He often said afterwards that he wished to spend his life in prayer and contemplation within the walls of this sacred retreat.
But the election of Bishop Bruno of Toul, the cousin of Emperor Henry III., to the papal chair, at the Diet of Worms, brought him on the stage of public action. "Reluctantly," he said, "I crossed the Alps; more reluctantly I returned to Rome." He advised Bruno (either at Cluny or at Besancon) not to accept the triple crown from the hands of the emperor, but to await canonical election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Rome. He thus clearly asserted, for the first time, his principl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Church over the State.
Bruno, accompanied by Hildebrand, travelled to Rome as a pilgrim, entered the city barefoot, was received with acclamations, canonically elected, and ascended the papal chair on Feb. 12, 1049, as Leo IX.
From this time on, Hildebrand was the reigning spirit of the papacy. He understood the art of ruling through others, and making them feel that they ruled themselves. He used as his aide-de-camp Peter Damiani, the severe monk and fearless censor of the immoralities of the age, who had conquered the world within and helped him to conquer it without, in the crusade against simony and concubinage, but died, 1072, a year before Hildebrand became pope.(6)
§ 5. Hildebrand and Leo IX. 1049–1054.
The moral reformation of the papacy began with Hildebrand as leader.(7) He resumed the work of the emperor, Henry III., and carried it forwar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hierarchy. He was appointed cardinal-subdeacon, treasurer of the Roman Church, and abbot of St. Paul’s. He was repeatedly sent as delegate to foreign countries, where he acquired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affairs. He replenished the empty treasury and became wealthy himself through the help of a baptized Jew, Benedictus Christianus, and his son Leo, who did a prosperous banking business. But money was to him only a means for exalting the Church. His great object was to reform the clergy by the destruction of two well-nigh universal evils: simony (Acts 8:18), that is. the traffic in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and Nicolaitism (Rev. 2:6, 15), or the concubinage of the priests. In both respects he had the full sympathy of the new pope, and was backed by the laws of the Church. The reformation was to be effected in the regular way of synodical legislation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the pope.
Leo, accompanied by Hildebrand, held several synods in Italy, France, and Germany. He was almost omnipresent in the Church, and knew how to combine monastic simplicity with papal dignity and splendor. He was believed to work miracles wherever he went, and to possess magic powers over birds and beasts.
In his first synod, held in Rome at Easter, 1049, simony was prohibited on pain of excommunication, including the guilty bishops and the priests ordained by them. But it was found that a strict prosecution would well-nigh deprive the churches, especially those of Rome, of their shepherds. A penance of forty days was, therefore, substituted for the deposition of priests. The same synod renewed the old prohibitions of sexual intercourse of the clergy, and made the concubines of the Roman priests servants of the Lateran palace. The almost forgotten duty of the tithe was enjoined upon all Christians.
The reformatory synods of Pavia, Rheims, and Mainz, held in the same year, legislated against the same vices, as also against usury, marriage in forbidden degrees, the bearing of arms by the clergy. They likewise revealed a frightful amount of simony and clerical immorality. Several bishops were deposed.(8) Archbishop Wido of Rheims narrowly escaped the same fate on a charge of simony. On his return, Leo held synods in lower Italy and in Rome. He made a second tour across the Alps in 1052, visiting Burgundy, Lorraine, and Germany, and his friend the emperor. We find him at Regensburg, Bamberg, Mainz, and Worms. Returning to Rome, he held in April, 1053, his fourth Easter Synod. Besides the reform of the Church, the case of Berengar and the relation to the Greek Church were topics of discussion in several of these synods. Berengar was condemned, 1050, for denying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It is remarkable with what leniency Hildebrand treated Berengar and his eucharistic doctrine, in spite of the papal condemnation; but he was not a learned theologian. The negotiation with the Greek Church only ended in greater separation.(9)
Leo surrounded himself with a council of cardinals who supported him in his reform. Towards the close of his pontificate, he acted inconsistently by taking up arms against the Normans in defense of Church property. He was defeated and taken prisoner at Benevento, but released again by granting them in the name of St. Peter their conquests in Apulia, Calabria, and Sicily. The Normans kissed his toe, and asked his absolution and blessing. He incurred the censure of the strict reform party. Damiani maintained that a clergyman dare not bear arms even in defense of the property of the Church, but must oppose invincible patience to the fury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 of Christ.
Leo spent his remaining days in grief over his defeat. He died at Rome, April 19, 1054, in his fifty-third year, after commending his soul to God in a German prayer of humble resignation, and was buried near the tomb of Gregory I. As he had begu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and miracles were reported, he was enrolled in the Calendar of Saints. Desiderius, afterwards Victor III., wrote, "All ecclesiastical interests were reformed by Leo and in him a new light arose in the world."
§ 6. Victor II. and Stephen IX. (X.). 1055–1058.
Hildebrand was absent in France when Leo died, and hurried to Rome. He could find no worthy successor in Italy, and was unwilling to assume the burden of the papacy himself. He cast his eye upon Gebhard, bishop of Eichstädt, the ablest, rich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prelate of Germany, who was warmly devoted to the emperor. He proceeded at the head of a deputation, appointed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to the German court, and begged the emperor to raise Gebhard to the papal chair. After long delay, Gebhard was elected at a council in Regensburg, March, 1055, and consecrated in St. Peter’s at Rome, April 13, as Victor II. He continued the synodical war against simony, but died as early as July 28, 1057, at Arezzo, of a fever. He was the last of the German popes.
The cardinal-abbot of Monte Cassino was elected and consecrated as Stephen IX. (X.), Aug. 3, 1057,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Rome, without their consulting the German court; but he died in the following year, March 29, 1058.
In the meantime a great change had taken place in Germany. Henry III. died in the prime of manhood, Oct. 5, 1056, and left a widow as regent and a son of six years, the ill-fated Henry IV. The long minority reign afforded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reform party to make the papacy independent of the imperial power, which Henry III. had wisely exer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urch, yet at the expense of her freedom.
The Roman nobility, under the lead of the counts of Tusculum, took advantage of Hildebrand’s absence in Germany to reassert its former control of the papacy by electing Benedict X. (1058–1060). But this was a brief intermezzo. On his return, Hildebrand, with the help of Duke Godfrey, expelled the usurping pope, and secur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empress, the election of Gerhard, bishop of Florence, a strong reformer, of ample learning and irreproachable character, who assumed the name of Nicolas II. at his consecration, Jan. 25, 1059. Benedict was deposed, submitted, and obtained absolution. He was assigned a lodging in the church of St. Agnes, where he lived for about twenty years.
§ 7. Nicolas II. and the Cardinals. 1059–1061.
The pontificate of Nicolas II. was thoroughly under the control of Hildebrand, who became archdeacon and chancellor of the Roman Church in August or September, 1059. His enemies said that he kept Nicolas like an ass in the stable, feeding him to do his work. Peter Damiani calls him the lord of the pope, and said that he would rather obey the lord of the pope than the lord-pope himself.(10) He also grimly calls Hildebrand his "holy Satan,"(11) because he had sometimes to obey him against his will, as when he desired to lay down his bishopric at Ostia and retire to a convent, but was not permitted to do so. He disliked the worldly splendor which Hildebrand began to assume in dress and mode of living, contrary to his own ascetic principles.
Two important steps were mad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hierarchy,—a change in the election of the pope, and an alliance with the Normans for the temporal protection of the pope.
Nicolas convened a Lateran Council in April, 1059, the largest held in Rome down to that time. It consisted of a hundred and thirteen bishops and a multitude of clergymen; but 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prelates were Italians, the rest Burgundians and Frenchmen. Germany was not represented at all. Berengar was forced at this synod to submit to a formula of recantation (which he revoked on his return to France). He calls the bishops "wild beasts," who would not listen to his idea of a spiritual communion, and insisted on a Capernaitic manducation of the body of Christ.(12)
A far-reaching act of this council was the transfer of the election of a pope to the "cardinal-bishops" and "cardinal-clergy."(13) At the pope’s death the initiative was to be taken by the cardinal-bishops. In case they agreed they were to call in the cardinal-clergy. In case of agreement between both these classes of functionaries they were to present the candidate to the Roman clergy and people for ratification. The stress thus laid upon the cardinal-bishops is a new thing, and it is evident that the body of cardinals was accorded a place of importance and authority such as it had not enjoyed before. Its corporate history may be said to begin with these canons. The election of the pope was made its prerogative. The synod further prescribed that the pope should be chosen from the body of Roman clergy, provided a suitable candidate could be found among their number. In usual cases, Rome was designated as the place of holding the election. The cardinals, however, were granted liberty to hold it otherwheres. As for the emperor, the language of the canons leaves it uncertain whether any part was accorded to him in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elected pope. His name is mentioned with respect, but it would seem that all that was intended was that he should receive due notification of the election of the new pontiff. The matter was, therefore, taken entirely out of the emperor’s hands and lodged in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14) As Henry was still young and not yet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dignity, it was a favor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papal circle to secure the perpetual control of the papal office for the Romans and the Roman clergy. With rare exceptions, as in the case of the period of the Avignon exile, the election of the pope has remained in the hands of the Romans ever since.
The alliance which Nicolas entered into, 1059, with the Normans of Southern Italy, was the second act in the long and notable part which they play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pacy. Early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four brothers of the house of Hauteville, starting from Normandy, began their adventurous career in Italy and Sicily. They were welcomed as crusaders liberating the Christian population from the rule of the Saracens and its threatened extension. The kingdom their arms established was confirmed by the apostolic see, and under the original dynasty, and later under the house of Anjou, had a larger influence on the destinies of the papacy for three centuries than did Norman England and the successors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Robert Guiscard, who had defeated the army of Leo IX., and held him a prisoner for nine months, was confirmed by Nicolas as duke of Apulia and Calabria. The duchy became a fief of Rome by an obligation to pay yearly twelve dinars for every yoke of oxen and to defend the Holy See against attacks upon its authority. Robert’s brother, Roger, d. 1101, began the conquest of Sicily in earnest in 1060 by the seizure of Messina, and followed it up by the capture of Palermo, 1071, and Syracuse, 1085. He was called Prince of Sicily and perpetual legate of the Holy See. One of his successors, Roger II., 1105–1154, was crowned king of Sicily at Palermo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anti-pope Anacletus II. A half century later the blood of this house became mingl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house of Hohenstaufen in the person of the great Frederick II. In the prominent part they took we shall find these Norman princes now supporting the plans of the papacy, now resisting them.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Hautevilles and other freebooting Normans were getting a foothold in Southern Italy, the Normans under William the Conqueror, in 1066, were conquering England. To them England owes her introduction into the family of European nations, and her national isolation ceases.(15)
§ 8. The War against Clerical Marriage.
The same Lateran Council of 1059 passed severe laws against the two heresies of simony and Nicolaitism. It threatened all priests who were un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wives or concubines with the loss of their benefices and the right of reading mass, and warned the laity against attending their services. "No one," says the third of the thirteen canons, "shall hear mass from a priest who to his certain knowledge keeps a concubine or a subintroducta mulier."
These severe measures led to serious disturbances in Northern Italy, especially in the diocese of Milan, where every ecclesiastical office from the lowest to the highest was for sale, and where marriage or concubinage was common among priests of all grades, not excluding the archbishop.(16) Sacerdotal marriage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liberties of the church of St. Ambrose, which maintained a certain independence of Rome, and had a numerous and wealthy clergy. The Milanese defended such marriage by Scripture texts and by a fictitious decision of Ambrose, who, on the contrary, was an enthusiast for celibacy. Candidates for holy orders, if unmarried, were asked if they had strength to remain so; if not, they could be legally married; but second marriages were forbidden, and the Levitical law as to the virginity of the bride was observed. Those who remained single were objects of suspicion, while those who brought up their families in the fear of God were respected and eligible to the episcopate. Concubinage was regarded as a heinous offense and a bar to promotion.(17)
But the Roman Church and the Hildebrandian party reversed the case, and denounced sacerdotal marriage as unlawful concubinage. The leader of this party in Lombardy was Anselm of Baggio (west of Milan), a zealous and eloquent young priest, who afterwards became bishop of Lucca and then pope (as Alexander II.). He attacked the immorality of the clergy, and was supported by the lowest populace, contemptuously called "Pataria" or "Patarines," i.e. "Ragbags."(18) Violent and sanguinary tumults took place in the churches and streets. Peter Damiani, a sincere enthusiast for ascestic holiness, was sent as papal legate to Milan. He defended the Pataria at the risk of his life, proclaimed the supremacy of the Roman see, and exacted a repudiation of all heretical customs.
This victory had great influence throughout Lombardy. But the strife was renewed under the following pope and under Gregory VII., and it was not till 1093 that Urban II. achieved a permanent triumph over Nicolaitism at a great council at Piacenza.
§ 9. Alexander II. and the Schism of Cadalus. 1061–1073.
Pope Nicolas II. died July 27, 1061. The cardinals elected, in some unknown place outside of Rome, Anselm, bishop of Lucca, Sept. 30, 1061. He was conducted to Rome in the following night by Norman soldiers, and consecrated, Oct. 1, as Alexander II. His first act was to administer the oath of fealty to Richard, the Norman leader.
The anti-Hildebrandian party of the Roman nobles, headed by Count Girard of Galeria (an excommunicated robber), with the aid of the disaffected Lombard clergy, and the young emperor Henry IV., elected Cadalus (or Cadalous), bishop of Parma, anti-pope. He was consecrated Oct. 28, 1061, as Honorius II., and maintained a schism of ten years. He had been repeatedly charged with simony, and had the sympathy and support of the married or concubinary clergy and the simoniacal laity, who hoped that his success would lead to a modification of discipline and legalization of clerical marriage. The opposition thus became an organized party, and liable to the charge of heresy, which was considered worse than carnal sin. Damiani and Humbert defended the principle that a priest who is guilty of simony or concubinage, and believes himself innocent, is more criminal than he who knows himself to be guilty. Damiani hurled the fiercest denunciation of a Hebrew prophet against the anti-pope. Cadalus entered Rome with an armed force, and maintained himself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for two years; but at length he sought safety in flight without a single follower, and moved to Parma. He died in 1072. His party was broken up.
Alexander held a council at Mantua, May 31, 1064, and wa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the legitimate pope; while Cadalus was anathematized and disappeared from history.
During the pontificate of Alexander, the war against simony and Nicolaitism went on under the lead of Hildebrand and Damiani with varying success. The troubles in Lombardy were renewed. Archbishop Wido of Milan sided with Cadalus and was excommunicated; he apologized, did penance, and resumed office. After his death in 1071 the strife broke out again with disgraceful scenes of violence. The Patarine party, supported with gold by the pope, gained the ascendancy after the death of Cadalus. The Normans repelled the Mohammedan aggression and won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for the Church of Rome.
This good service had some weight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Hildebrand to support the claim of William of Normandy to the crown of England, which was a master-stroke of his policy; for it brought that island into closer contact with Rome, and strengthened the papal pretension to dispose of temporal thrones. William fought under a banner blessed by the pope, and founded the Norman dynasty in England, 1066. The conquest was concluded at Winchester by a solemn coronation through three papal delegates, Easter, 1070.
But in Germany there arose a powerful opposition, not indeed to the papacy, which was the common ground of all parties, but to the Hildebrandian policy. This le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Gregory VII. and Henry IV. Alexander threatened Henry with excommunication in case he persisted in his purpose to divorce his queen Bertha.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3): Vol. IV. § 66, pp. 299 sqq.
(2; original 4): The contemporary spellings are: Yldibrandus, Heldebrandus, Ildebrandus, Oldeprandus. William of Malmesbury calls him homuncio exilis staturae.
(3; original 5): Giesebrecht (III. 12 sq.): "Das Marienkloster auf dem Aventin, jetzt unter dem Namen des Priorats von Malta bekannt, bietet eine entzückende Aussicht ... ein hochbegabter Knabe, der hier erwuchs, musste die verschiedensten und mächtigsten Eindrücke erhalten, die sich kaum in einem anderen Gedanken zusammenschliessen konnten, als in dem der unvergleichlichen Hoheit des ewigen Roms."
(4; original 6): So Martens, etc. Gregory speaks of having been brought up from childhood a pueritia by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and "in the Roman palace."
(5; original 7): The German historian, Otto von Freisingen, aptly applies this verse of Luican to the relation of the two popes, thus comparing Hildebrand to Cato.-
(6; original 8): See vol. IV. 787 sqq.
(7; original 9): See E. Martin, St. Leon IX., Paris, 1904, pp. 216; Mirbt art. in Herzog,
- 379-386.
(8; original 10): In deposing at the Synod of Rheims the abp. of St. Iago, who had assumed the title apostolicus, Leo asserted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he primacy of the Roman see, quod solus Romanae sedis pontifex universalis, ecclesiae primas esset et apostolicus, Mansi, XIX. 738.
(9; original 11): The controversy of Berengar is treated in vol. IV. 554 sqq.; the Greek controversy, ibid. p. 318 sqq. On the synods during the pontificate of Leo IX., see Jaffé, Reg., 529-549, Hefele, IV. 716-777, and Mirbt, Quellen, 95 sq.
(10; original 12): His epigrams on Hildebrand (Opera, II. 961, 967):—
"Vivere vis Romae, clara depromito voce:
Plus domino Papae, quam domino parea Papae"
"Papam rite colo, sed te prostratus adoro:
Tu facis hunc Dominum; te facit iste Deum."
(11; original 13): Ep. 1:16.
(12; original 14): See vol. IV. 557 sq.
(13; original 15): The canons are given in Mirbt, Quellen, 97 sqq. The two classes of cardinals are called cardinales episcopi and cardinales clerici. Langen makes the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latter with "the clergy of Rome," but without sufficient reason. The clergy, clerus, as a special body, are distinctly mentioned in the canons.
(14; original 16): The canons have come down to us in two forms. The second form, falsifie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emperors, was current at least thirty years after Nicolas’s death. The fourth canon bearing on the emperor ran in its original form thus: salvo debito honore et reverentia dilecti filii nostri Henrici, qui inpresentiarum rex habetur et futurus imperator deo concedente speratur, sicut jam sibi concessimus et successoribus illius qui ab hac apostolica sede personaliter hoc jus impetraverint. See Scheffer-Boichorst, Die Neuordnung der Papstwahl durch Nikolas II., Strass., 1879, who mad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ject, Hefele, IV. 800 sqq.; Hergenröther-Kirsch, Kirchengesch., II. 342 sqq.; Mirbt, Nikolas II., in Herzog, XIV. 73 sq.; Hauck, Kirchengesch. III. 683 sqq. Hergenröther, p. 344 note, interprets the canon as conceding notification and nothing more, in the light of the words of the contemporary Anselm of Lucca (Alexander II.): ut obeunte Apost. pontifice successor eligeretur et electio ejus regi notificaretur, facta vero electione, etc., regi notificata, ita demum pontifex consecraretur. The imperial bishops of Germany fought against the limitation of the election to clerical circles in Rome. Under Henry III. and IV. the view prevailed among them that no one could be a legitimate pop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emperor. See Scheffer-Boichorst, Zu den Anfängen des Kirchenstreites unter Heinrich IV., Innsbruck, 1892, p. 122 sq.
(15; original 17): Stubbs, ed. of Rich. de Hoveden, II. pp. lxxiii. sqq.
(16; original 18): Bonizo, a friend of Hildebrand, calls Wido, who was elected bishop of Milan in 1045, a "vir illiteratus et concubinarius et absque ulla verecundia Simoniacus." Migne, Tom. CL. 825; Jaffé, Mon. Greg., 639. But Hefele, IV. 793, doubts the charge of concubinage, and also Mirbt, Publizistik, 249.
(17; original 19): Lea, l.c., p. 210.
(18; original 20): Muratori and Du Cange (sub Pataria and Paterinus) derive pataria from pate, which in the Milanese dialect means a huckster or pedler. So also Hefele, IV. 796. Giesebrecht(III. 31) renders PatarinaLumpengesindel. The contemporary, Bonizo, interprets the term to mean "ragged,"patarinos id est pannosos vocabant. See Mirbt, art. Patara, in Herzog, XIV. 761 sqq.
脚注
第IV卷,§ 66,第299页及后。↩︎
同时代的拼写有:Yldibrandus, Heldebrandus, Ildebrandus, Oldeprandus。马姆斯伯里的威廉 (William of Malmesbury) 称他为 homuncio exilis staturae,即“身材矮小的人”。↩︎
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第III卷,第12页及下页):“阿文廷山上的圣玛利亚修道院,如今以马耳他修院之名为人所知,景致迷人……一个在这里长大的天资卓越的男孩,必定会受到极其多样而强烈的印象;这些印象几乎不可能汇聚为别的思想,只能汇聚为永恒罗马那无与伦比的崇高这一思想。”↩︎
马滕斯 (Martens) 等人持此说。格列高利说,自己自幼(a pueritia)便由使徒之首抚育,并且是在“罗马宫廷中”长大的。↩︎
德国历史学家弗赖辛的奥托 (Otto von Freisingen) 恰当地以卢坎 (Luican) 的这句诗来说明两位教皇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希尔德布兰德比作加图 (Cato)。——↩︎
参见第IV卷,第787页及后。↩︎
参见E. 马丁 (E. Martin),《圣利奥九世》(St. Leon IX.),巴黎,1904年,第216页;米尔布特 (Mirbt) 载于赫尔措格 (Herzog) 的条目,
第XI卷,第379—386页。↩︎
利奥在兰斯会议上罢免了擅用“宗座的”(apostolicus) 这一称号的圣雅各 (St. Iago) 大主教,并以最强烈的措辞申明罗马教座的首位权:quod solus Romanae sedis pontifex universalis, ecclesiae primas esset et apostolicus,意即唯有罗马教座的教皇才是普世教会的首席,并享有宗座的称号。曼西 (Mansi),第XIX卷,第738页。↩︎
贝伦加尔之争见第IV卷,第554页及后;与希腊教会之争见同卷(ibid.),第318页及后。关于利奥九世在位期间的各次会议,参见雅费 (Jaffé),《教皇纪事》(Reg.),第529—549页;赫费勒 (Hefele),第IV卷,第716—777页;米尔布特,《史料集》(Quellen),第95页及下页。↩︎
他论希尔德布兰德的讽刺诗(《著作集》〔Opera〕,第II卷,第961、967页):——
“Vivere vis Romae, clara depromito voce:
Plus domino Papae, quam domino parea Papae”
“你若想在罗马生活,就当高声宣告:
我服从教皇的主人,胜过服从教皇大人。”
“Papam rite colo, sed te prostratus adoro:
Tu facis hunc Dominum; te facit iste Deum.”
“我照礼敬奉教皇,却俯伏敬拜你:
你使他成为主;他使你成为神。”↩︎
《书信》(Ep.) 1:16。↩︎
参见第IV卷,第557页及下页。↩︎
这些教规载于米尔布特的《史料集》(Quellen),第97页及后。两类枢机分别称为 cardinales episcopi(枢机主教)和 cardinales clerici(枢机教士)。朗根 (Langen) 试图将后者等同于“罗马教士”,但缺乏充分理由。教规明确提到教士(clerus)是一个单独的团体。↩︎
这些教规以两种形式流传下来。第二种形式是为皇帝的利益而篡改的,至少在尼古拉死后三十年便已流传。涉及皇帝的第四条教规,其原文如下:salvo debito honore et reverentia dilecti filii nostri Henrici, qui inpresentiarum rex habetur et futurus imperator deo concedente speratur, sicut jam sibi concessimus et successoribus illius qui ab hac apostolica sede personaliter hoc jus impetraverint。意即:应保留对我们亲爱的儿子亨利所当有的尊荣与敬意;他现为国王,若蒙上帝许可,盼望将来成为皇帝;正如我们已授予他,以及他那些亲自从本宗座获得此项权利的继承者一样。参见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舍费尔-博伊霍斯特 (Scheffer-Boichorst),《尼古拉二世对教皇选举的新规定》(Die Neuordnung der Papstwahl durch Nikolas II.),斯特拉斯堡 (Strass.),1879年;赫费勒,第IV卷,第800页及后;赫尔根勒特-基尔施 (Hergenröther-Kirsch),《教会史》(Kirchengesch.),第II卷,第342页及后;米尔布特,“尼古拉二世”(Nikolas II.),载赫尔措格,第XIV卷,第73页及下页;豪克 (Hauck),《教会史》(Kirchengesch.),第III卷,第683页及后。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 在第344页注中,根据同时代卢卡的安瑟伦 (Anselm of Lucca,即亚历山大二世) 的话,将此教规解释为仅承认通知皇帝,别无他义:ut obeunte Apost. pontifice successor eligeretur et electio ejus regi notificaretur, facta vero electione, 等,regi notificata, ita demum pontifex consecraretur。意即:宗座教皇去世后,应选出继任者,并将其当选通知国王;选举完成等事通知国王之后,教皇方可受祝圣。德国的帝国主教们反对将选举权限制于罗马教士圈内。在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治下,他们普遍持有的看法是:未经皇帝同意,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合法教皇。参见舍费尔-博伊霍斯特,《论亨利四世治下教会争端的开端》(Zu den Anfängen des Kirchenstreites unter Heinrich IV.),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1892年,第122页及下页。↩︎
斯塔布斯 (Stubbs) 编,《霍维登的理查》(Rich. de Hoveden),第II卷,第lxxiii页及后。↩︎
希尔德布兰德的朋友博尼佐 (Bonizo) 称1045年当选米兰主教的维多为“vir illiteratus et concubinarius et absque ulla verecundia Simoniacus”,即“一个不学无术、蓄养姘妇、毫无羞耻地买卖圣职的人”。米涅 (Migne),第CL卷,第825页;雅费 (Jaffé),《格列高利文献》(Mon. Greg.),第639页。但赫费勒在第IV卷第793页对蓄养姘妇的指控表示怀疑;米尔布特也如此,见《论战文献》(Publizistik),第249页。↩︎
利亚 (Lea),前引书(l.c.),第210页。↩︎
穆拉托里 (Muratori) 和杜康日 (Du Cange)(见 Pataria 和 Paterinus 条)认为,pataria 源于 pate,在米兰方言中意为小商贩或货郎。赫费勒的看法亦同,见第IV卷,第796页。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第III卷,第31页)将 Patarina 译为 Lumpengesindel(乌合之众)。同时代的博尼佐将此词解释为“衣衫褴褛的”,原文为:patarinos id est pannosos vocabant(他们称之为 patarinos,即衣衫褴褛的人)。参见米尔布特撰“帕塔里亚”条(Patara),载赫尔措格,第XIV卷,第761页及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