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tas, Vita, Dulcedo订阅 RSS
The Meditationsof A. V. Caleb
哲学 · 神学 · 文学
首页/文章/随笔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九章 教会与国家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九章 教会与国家》文章头图

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九章 教会与国家

目录

§ 88. 立法

§ 89. 罗马法

§ 90. 查理大帝的敕令集

§ 91. 英格兰的立法

比较第III卷第III章及其中所引文献。

§ 88. 立法

中世纪基督教并非直接承续尼西亚会议以前与异教国家处于敌对冲突中的基督教,而是承续尼西亚会议以后与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友好联合的基督教。传教士首先致力于使西欧和北欧各蛮族的统治者归信。奥古斯丁 (Augustin) 与他的三十名修士,带着教皇格列高利 (Gregory) 为他们预备的致各君主的书信,首先接触了肯特 (Kent) 的埃塞尔伯特王 (King Ethelbert) 和伯莎王后 (Queen Bertha)。卜尼法斯 (Boniface) 倚靠教皇和查理·马特 (Charles Martel)。克洛维 (Clovis) 的归信决定了法兰克人 (Franks) 的宗教。基督教统治者立即成为在其臣民中建立的教会的保护者,并以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和狄奥多西 (Theodosius) 为榜样。他们服从大公教会 (Catholic church) 的属灵权威,却又企图借着任命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控制教产,掌握教会的世俗治理权。由此造成两种权力的频繁冲突,最终发展为教皇与皇帝之间的长期斗争。

中世纪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致不研究或了解其中一方,就不可能研究或了解另一方。例如,在西班牙 (Spain),托莱多 (Toledo) 的宗教会议既是教会的议事会议,也是王国议会;教会事务处理完毕后,主教与贵族便共同开会,制定民事法律,再由国王批准。查理曼 (Charlemagne) 治下召开的宗教会议和帝国议会,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在英格兰 (England),主教当时是、如今仍是上议院 (House of Lords) 的成员;直到身兼约克 (York) 大主教与英格兰大法官的沃尔西枢机 (Cardinal Wolsey) 的时代,主教还常在内阁中占有席位。中世纪的宗教逼迫是教会与国家共同的作为。

这种联合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它是蛮族有益的训练学校,使国家更富人道、更为高尚;然而,它也使教会和教士世俗化,并且压制一切旨在使心灵摆脱专制权力之轭的努力,从而阻碍了自由的发展。教会战胜了世界,世界却也战胜了教会。圣哲罗姆 (St. Jerome) 目睹了教会与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联姻的最初后果;他说出下面这句话时,已预见了后世的经历:“教会因与基督教君主相联,在权势和财富上有所增益,在德行上却有所丧失。”1 但丁 (Dante) 生活在中世纪教阶制度的黄金时代,并相信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向西尔维斯特 (Sylvester) 捐赠的虚构故事;他将教会的弊病追溯到第一位富有的教皇从第一位基督教皇帝那里接受的“那份嫁妆”。

教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联系,体现于立法之中;立法规范人与他人相处时的行为,并保障社会秩序与国家福祉。就立法以现存习俗为前提并将其确立而言,它是公共道德的一个标志;而当立法超前于民众的观念时,它便表达了立法者心目中的一种道德理想,要借法律条文的教化力量使之实现。

中世纪有三种法制:罗马法 (Roman law)、蛮族法 (Barbaric law) 和教会法 (Canon law)。前两者出自国家权威,第三者出自教会权威。世俗法包含皇帝和国王的法令记录、各类议会制定的法令,以及法院与法官的判决。教会法包含教会会议的教规和教皇的教令。前者源于异教,却受基督教的改善和修订;后者则是教会的直接产物,但也受中世纪社会状况的影响。两者都以教会与国家的联合为基础,并彼此支持,然而,要划清两者的界限、防止管辖权不时发生冲突,却十分困难。

§ 89. 罗马法

见第III卷第13、18节,第90页及后、第107页及后。

Fr. K. 冯·萨维尼 (Fr. K. von Savigny,柏林法学教授,卒于1861年):《中世纪罗马法史》(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柏林,1815–1831年,6卷。吉本 (Gibbon) 论罗马法的第44章。奥扎南 (Ozanam):《五世纪文明史》(Hist. of the Civilization in the Fifth Century),第V章(格林 [Glyn] 译本第I卷,第136–158页,伦敦,1868年)。米尔曼 (Milman):《拉丁基督教史》(Lat. Christ.),第III编第5章(纽约版第1卷,第479页及后)。

《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527–534年) 将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罗马的立法智慧与经验传给了中世纪,其中既有斯多葛哲学 (Stoic philosophy) 和基督教所带来的更富人道的改进,也有惩治一切偏离正统大公信条之行为的刑律;这信仰被承认为国家唯一的宗教,并受到保护。这部法典在东罗马帝国继续保有权威。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意大利 (Italy)、法国 (France) 和西班牙的拉丁居民中,它得到部分保存,所凭借的是一部取材于较早的《狄奥多西法典》(Theodosian code,429438年) 的汇编;其中收录了君士坦丁以后的法律,也辑入了更早法令集的片段。

十二世纪,人们开始重新以极大的热情研究罗马法 (Roman law)(1135年在阿马尔菲 (Amalfi) 发现了一部《学说汇纂》〔Pandects〕的抄本,后来移至佛罗伦萨 (Florence))。博洛尼亚 (Bologna) 建立了一所著名的民法学校。巴黎 (Paris)、那不勒斯 (Naples)、帕多瓦 (Padua) 及其他城市的大学,也相继设立了类似的学校。罗马民法(《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与教会的法律,即教会法(《教会法大全》,Corpus juris canonici)相结合,逐渐为欧洲大陆各地所采用,大学则合并授予这两种法律的学位。

这样,罗马以法律代替刀剑,再度统治世界数百年,并使那些毁灭其帝国的蛮族的后裔臣服。被征服者为征服者制定法律,不忘维吉尔 (Virgil) 那句预言性的诗句: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罗马人啊,你要记住,以权柄统治万民。”

附注

米尔曼座堂主任牧师 (Dean Milman) 将罗马法中作为逼迫依据的反异端部分概述如下(第III编第5章):“一类新的罪行,即便并非由基督教引入,也变得种类繁多,受到严格界定和无情惩处。国家的宗教必须成为人民的宗教,这一古罗马理论曾被基督教以不屈的抵抗彻底打破,如今却以比从前更为严酷的形式恢复了。《查士丁尼法典》确认了狄奥多西及其继承者的法律,将某些异端——摩尼教 (Manicheism) 和多纳徒派 (Donatism)——宣布为危害公共福祉的国家罪行。犯此罪者,要被没收全部财产,并被剥夺继承或遗赠财产的资格。死亡也不能使隐匿的异端分子免于追诉;如同叛国重罪一样,他即使已在坟墓中,仍可被定罪。不仅他的遗嘱无效,遗产也不能经由他传给后人。凡收容这类异端分子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他们的奴隶可以离开他们,转归一位正统信仰的主人。被禁斥的异端名单逐渐扩大。摩尼教徒被进一步排除在人类的同情之外;一道希腊敕令判处他们死刑。小狄奥多西 (Theodosius the younger) 的一项法律列举了近三十个较少受憎恶的异端名称,查士丁尼 (Justinian) 在位时,又加上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s)、欧迪奇派 (Eutychians) 和亚波里拿留派 (Apollinarians)。所有这些教派的书籍都应焚毁;然而,这些异端人数之众,无疑使法律无法得到全面执行。不过,《查士丁尼法典》在将一切不信奉大公信仰的人界定为异端之后,又宣布这些异端分子以及异教徒、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Samaritans),均无资格担任文武官职,唯军职中最低等者除外;他们不得获得任何受人尊崇的市政职位,如民众保护官 (defensors) 一职,不过,负担沉重的职务甚至可以强加于犹太人。一切异端的集会都被禁止,他们的书籍应予收缴焚毁,他们的仪式、洗礼和按立一概禁止。异端父母的子女可以接受正统信仰;对于这样的儿子,父亲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对于这样的女儿,父亲则必须给予足够的嫁妆。摩尼教徒、撒马利亚人和异教徒的证词不予采纳;凡背弃信仰而加入这些教派和宗教中任何一种的人,都丧失原有的一切特权,并须承受一切刑罚。”

§ 90. 查理大帝的敕令集

斯特夫·巴卢齐乌斯 (Steph. Baluzius,又作 Baluze,巴黎教会法教授,卒于1718年):《法兰克诸王敕令集》(Regum Francorum Capitularia),1677年;新版,巴黎 (Paris),1780年,2卷。佩尔茨 (Pertz):《日耳曼历史文献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第III卷(《敕令集》的修订版)。K. Fr. 艾希霍恩 (K. Fr. Eichhorn):《德意志国家与法律史》(Deutsche Staats-und Rechtsgeschichte),哥廷根 (Göttingen),1808年,4部;第5版,1844年。J. 格林 (J. Grimm):《德意志法律古制》(Deutsche Rechtsalterthümer),哥廷根,1828年。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第I卷,第800页) 称此书为“一部异常丰富的文集,对德意志人民的法律生活有深刻的洞察”。W. 登尼格斯 (W. Dönniges):《德意志国家法与德意志帝国宪制》(Das deutsche Staats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柏林 (Berlin),1842年。F. 瓦尔特 (F. Walther):《德意志法律史》(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第2版,波恩 (Bonn),1857年。J. 希勒布兰德 (J. Hillebrand):《德意志国家与法律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deutschen Staats-und Rechtsgeschichte),莱比锡 (Leipzig),1856年。O. 施托贝 (O. Stobbe):《德意志法源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chtsquellen),布伦瑞克 (Braunschweig),1860年(第1部)。W. 吉泽布雷希特 (W. Giesebrecht):《德意志帝国时代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第3版,布伦瑞克,1863年及后,第I卷,第106–144页。

日耳曼诸民族最早而又最伟大的立法者,是神圣罗马帝国 (Holy Roman Empire) 的创建者查理曼 (Charlemagne,800–814年)。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狄奥多西大帝 (Theodosius the Great) 和查士丁尼 (Justinian),以异教罗马和古代希腊—拉丁教会为基础,为旧罗马帝国所做的事,查理曼则以日耳曼习俗和以罗马教皇制为中心的拉丁教会为基础,为西方的新罗马帝国做了同样的事。作为立法者,他比作为军人和征服者更为伟大,其影响也更为有益而持久。2他为自己定下了一项艰巨无比的任务:整顿其庞大帝国中粗野的蛮族习俗,使之文明化、基督教化;他以惊人的智慧完成了这项任务。他的法律收录于《敕令集》(Capitularia),即分章编排的法律。这是法国人与日耳曼人的第一部大法典。3其中包含他有关教会、政治和民事立法的敕令与条例,以及司法判决和道德训诫。教会和基督教在这里的影响,比在《罗马法典》中更为直接而广泛,并赋予它一种接近摩西立法的神权政治成分。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信经、道德律和治理制度,是将西方蛮族维系在一起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也支配着皇帝的观念和目标。诚然,皇帝以拥有至高权力的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出现。然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是教士;无论在教会会议还是在帝国议会中,教士都是立法方面最有识见、最有影响力的力量。皇帝及其贵族处于主教的权势之下,而主教既是教会人士,也是世俗领主和政治家。教会事务由宫廷教务长 (Apocrisiarius)4(类似宗教事务大臣)掌管;世俗事务由宫廷伯爵 (Comes palatii)5掌管;在各省,两者均由受委派的主教和伯爵协助,彼此须和谐共事。重要问题则征询教皇的意见。6立法出自皇帝的意志、教会会议以及国会或帝国议会。最后这一机构由教会与国家的显贵、宫廷官员、主教、修道院院长、公爵、伯爵等组成,每年春季召开。皇帝在宫廷中聚集了最杰出的政治家、教士和学者,热切地向他们学习,却不放弃自己的统治权。他的宫廷是一所培养纪律的学校,也是一所培养绅士礼仪和文雅风度的学校;这些品质后来成为骑士精神的显著特征,而查理曼在诗歌中则作为第一位模范骑士而大放光彩。

加洛林 (Carolingian)《敕令集》的立法有利于教士、修道院以及良好道德与宗教的事业。婚姻关系受到保护,即使奴隶之间也不例外;任意离婚受到限制;离婚者在另一方尚在世时不得再婚。遵守星期日被规定为义务,尤其是为了劳动阶层的利益。对于乱伦等严重罪行,以刑法强制执行教会纪律。求问占卜者、以圣经占卜等迷信习俗受到抑制,但神判法 (ordeal) 却被规定施行。其中还引入了有益的道德教训,有时采用圣经的措辞:告诫人民不可作伪誓,不可私斗,不可流基督徒的血,不可欺压穷人(法官应先审理穷人的案件,再审理富人的案件)。劝勉他们学习《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 和祷告,彼此相爱,和睦度日,“因为他们在天上同有一位父”。贪欲被称为“万恶之根”。尊重死者受到鼓励。又劝人殷勤待客,因为凡奉基督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他。

在查理曼软弱无能的继承者统治之下,这套立法大多遭到忽视,但它仍是彰显其抱负的一座崇高纪念碑。

§ 91. 英格兰的立法

威尔金 (Wilkin):《盎格鲁—撒克逊法律》(Leges Anglo-Saxonicae),1721年。索普 (Thorpe):《英格兰古代法律与制度》(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England),伦敦 (London),1840年。马修·黑尔 (Matthew Hale):《普通法史》(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兰宁顿 (Runnington) 编第6版,1820年。里夫 (Reeve):《英国法律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菲纳尔森 (Finalson) 编新版,1869年,3卷。布莱克斯通 (Blackstone):《英国法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伦敦,1765年;英国、美国均有多种版本。伯恩 (Burn):《教会法》(Ecclesiastical Law),菲利莫尔 (Phillimore) 编第9版,1842年,4卷。菲利莫尔:《英格兰教会的教会法》(Ecclesiastical Law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伦敦 (Lond.),1873年,2卷。Wm. 斯特朗 (Wm. Strong,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民法与教会财产关系二讲》(Two Lectures upon the Relations of Civil Law to Church Property),纽约 (N. York),1875年。

英格兰从未接受罗马民法,对教会法也只接受了一部分。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以海洋为屏障,抵御外来影响,并对这种影响深怀戒心。它以盎格鲁—撒克逊 (Anglo-Saxon) 的习惯和风俗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法学体系。英国民法分为普通法 (Common Law),即 lex non scripta(即起初未成文的法律),以及制定法 (Statute Law),即 lex scripta(成文法)。两者的关系,犹如神学中口传传统与圣经的关系。普通法体现了英国人民自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古老的一般习俗和地方习俗,后来记录于法官的判决之中;这些法官被视为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活的权威,而他们的判决在同类诉讼案件中必须遵循。普通法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由诺曼 (Norman) 法律家在基督教公义与公平原则的影响下塑造成形。英国法律的权威阐释者布莱克斯通说:“基督教是英格兰普通法的一部分。”7因此便有了惩治宗教罪行的法律,如亵渎、妄发誓言、亵渎主日、背弃基督教以及异端。8

英国立法的基督教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的虔诚,尤其是阿尔弗雷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849–901年) 和忏悔者爱德华三世 (Edward III., the Confessor,1004–1066年,1166年由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封圣);他们曾编纂王国的法律汇编。他们的虔诚固然带有禁欲和修道主义色彩,但就其时代而论却是开明的,并充满公义与仁爱的精神。前者被称为 Legum Anglicanarum Conditor(英国法律的创立者),后者则称为 Legum Anglicanarum Restitutor(英国法律的恢复者)。

阿尔弗雷德的《判决书》(Dome-Book),又称 Liber justicialis,在丹麦人 (Danes) 入侵时散佚,但其内容保存在忏悔者爱德华修订的法典之中。阿尔弗雷德之于英格兰,正如查理曼之于法国和德国,是一位基督徒统治者、立法者,也是其人民的教育者。他被誉为“英格兰历代君王中最睿智、最良善、最伟大的一位”。虽然他深受癫痫或某种类似身体疾患的折磨,这病不时突然发作,使他对生存感到绝望,但他仍像身上带刺的圣保罗一样,完成了数量惊人的工作。他的人民怀着感激追念他,把在他之前就已存在的制度与法律、权利与特权归功于他;然而,在许多方面,他确实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即位之时,“泰晤士河 (Thames) 以南,几乎没有人能理解教会的礼仪,或翻译一封拉丁文书信”。他构想了一项普及国民教育的宏伟计划。为此,他重建遭丹麦人毁坏的教堂和修道院,又兴建新的教堂和修道院,从罗马输入书籍,邀请欧洲大陆的学者到他的宫廷,在他们协助下将拉丁文著作(如格列高利〔Gregory〕的《教牧关怀》〔Pastoral Care〕、比德〔Bede〕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以及波爱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收集本国法律,并重整其王国的世俗与教会组织。

他的法典以十诫及其他取自圣经的法律为导言。它为记念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的经历而保护外乡人;它给予基督徒奴隶在第七年获得自由的权利,正如摩西律法给予犹太奴仆的权利一样;它保护劳动者在星期日的休息;它规定对违法行为征收赔偿金 (bots) 或罚金,以抑制嗜血的复仇激情;它规定人当遵守金律(采用否定形式):自己不愿人怎样待自己,也不要怎样待人。9

“一个野蛮民族的蛮族立法者所说的这一切有关人类弟兄情谊、虔诚、公义精神、怜悯与人道的话语中,都有一位伟大者在发言——他体现了人类最高的同情心和最无私的美德。诚然,虽然这些看来如此真挚的宗教影响改变了法律,却不能说它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格兰的社会产生了什么强大的作用。然而,它们开启了英格兰宗教力量的历史;这些力量虽然被许多形式主义和伪善所遮蔽,又被自私所削弱,却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缓慢地促成了伟大的道德与人道改革,并与其他影响一道,使它成为现代进步的伟大先驱之一。”10

附注

约翰·理查德·格林 (John Richard Green) 在其遗著《英格兰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England,纽约版,1884年,第179页及下页) 中,对阿尔弗雷德国王 (Aelfred,依其拼法) 的品格作了如下雄辩而公允的赞颂:“阿尔弗雷德站在本民族的最前列,因为英国性情中一切伟大、一切可爱之处,都在他身上得到了最高尚、也最完整的体现:它务实的活力,坚忍不拔的力量;它的含蓄与自制,使宽广的眼界和不断进取的胆识保持坚定与持重;它的节制与公正,坦率与开诚,易受深情感动的心,诗意的温柔,以及深沉而敬虔的信仰。宗教确实是阿尔弗雷德品格的根基。他的性情充满虔诚。在他留传给我们的著述中,处处可见,上帝之名、对上帝的思想,都激起他热烈而忘我的崇拜。然而,强烈的宗教情感或道德志向通常伴有的狭隘、失衡以及一种品质压倒另一种品质的情形,在他身上却毫无踪迹。他丝毫不鄙弃周围的世界;正是这种鄙弃,曾驱使他那个时代较高尚的心灵进入修道院或隐修所。尽管疾病和不断的疼痛折磨着他,他的性情不但毫无禁欲主义的色彩,反而因一种罕见的亲切、天性中特有的弹性与灵动,使他的生活充满色彩与魅力……渐渐地,人们开始认识到,阿尔弗雷德是一位比世人以往所见更高超、更高尚的统治者。世界从未见过一位只为人民福祉而活的国王……国王说:‘我愿以善行,让后来的人记念我。’他的心愿已得到超乎所望的实现……当那些早期时代的其他名字几乎都已从英国人的记忆中消失时,阿尔弗雷德之名仍为每个英国儿童所熟知。”

Original Text

CHAPTER IX. CHURCH AND STATE.

Comp. vol. III. ch. III. and the Lit. there quoted

§ 88. Legislation.

Mediaeval Christianity is not a direct continuation of the ante-Nicene Christianity in hostile conflict with the heathen state, but of the post-Nicene Christianity in friendly union with a nominally Christian state. The missionaries aimed first 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rulers of the barbarian races of We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 Augustin, with his thirty monks, was provided by Pope Gregory with letters to princes, and approached first King Ethelbert and Queen Bertha in Kent. Boniface leaned on the pope and Charles Martel. The conversion of Clovis decided the religion of the Franks. The Christian rulers became at once the patrons of the church planted among their subjects, and took Constantine and Theodosius for their models. They submitted to the spiritual author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but aspired to its temporal government by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abbots, and the control over church-property. Hence the frequent collisions of the two powers,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long conflict between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are so closely intertwined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tudy or understand the one without the other. In Spain, for instance, the synods of Toledo were both ecclesiastical councils and royal parliaments; after the affairs of the church were disposed of, the bishops and nobles met together for the enactment of civil laws, which were sanctioned by the king. The synods and diets held under Charlemagne had likewise a double character. In England the bishops were, and are still,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Lords, and often occupied seats in the cabinet down to the time of Cardinal Wolsey, who was Archbishop of York and Chancellor of England. The religious persecu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were the joint work of church and state.

This union has a bright and a dark side. It was a wholesome training-school for barbarous races, it humanized and ennobled the state; but it secularized the church and the clergy, and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by repressing all efforts to emancipate the mind from the yoke of despotic power. The church gained a victory over the world, but the world gained also a victory over the church. St. Jerome, who witnessed the first effects of the marriage of the church with the Roman empire, anticipated the experience of later ages, when he said: "The church by its connection with Christian princes gained in power and riches, but lost in virtues."(1) Dante, who lived in the golden age of the mediaeval hierarchy, and believed the fable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to Sylvester, traced the ills of the church to "that marriage-dower" which the first wealthy pope received from the first Christian emperor.

The connec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powers is embodied in the legislation which regulates the conduct of man in his relations to his fellow-men, and secures social order and national welfare. It is an index of public morals as far as it presupposes and fixes existing customs; and where it is in advance of popular sentiment, it expresses a moral ideal in the mind of the lawgivers to be realized by the educational power of legal enactments.

During the middle ages there were three systems of jurisprudence: the Roman law, the Barbaric law, and the Canon law. The first two proceeded from civil, the third from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The civil law embodies the records and edicts of emperors and kings, the enactments of diets and parliaments, the decisions of courts and judges. The ecclesiastical law embodies the canons of councils and decretals of popes. The former is heathen in origin, but improved and modified by Christianity; the latter is the direct production of the church, yet as influenced by the state of mediaeval society. Both rest on the un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mutually support each other,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draw the precise line of difference, and to prevent occasional collisions of jurisdiction.

§ 89. The Roman Law.

See vol. III. §§ 13 and 18, pp. 90 sqq. And 107 sqq.

Fr. K. von Savigny (Prof. of jurisprudence in Berlin, d. 1861) 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 Berlin 1815–’31 6 vols. Chapter 44 of Gibbon on Roman law. Ozanam: Hist. of the Civilization in the Fifth Century, ch. V. (vol. I. 136–158 in Glyn’s transl. Lond. 1868). Milman: Lat. Christ. Bk III. ch.5 (vol. 1. 479 sqq. N. York ed.)

The Justinian code (527–534) transmitted to the middle ages the legislativ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republican and imperial Rome with the humanizing improvements of Stoic philosophy an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with penal laws against every departure from the orthodox Catholic creed, which was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as the only religion of the state. It maintained its authority in the Eastern empire. It was partly preserved,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among the Latin inhabitants of Italy, France, and Spain, in a compilation from the older Theodosian code (429438), which contained the post-Constantinian laws, with fragments from earlier collection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Roman law (after the discovery of a copy of the Pandects at Amalfi in 1135, which was afterwards transferred to Florence) began to be studied again with great enthusiasm. A famous school of civil law was established at Bologna. Similar schools aro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niversities at Paris, Naples, Padua, and other cities. The Roman civil law (Corpus juris civili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cclesiastical or canon law (Corpus juris canonici), was gradually adopted all over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and the Universities granted degrees in both laws conjointly.

Thus Rome, substituting the law for the sword, ruled the world once more for centuries, and subdue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very barbarians who had destroyed her empire. The conquered gave laws to the conquerors, mindful of the prophetic line of Virgil:

"Tu, regere imperio populos, Romane, memento."

Notes.

The anti-heretical part of the Roman law, on which persecution was based, is thus summed up by Dean Milman (Bk III. ch. 5): "A new class of crimes, if not introduced by Christianity, became multiplied, rigorously defined, mercilessly condemned. The ancient Roman theory, that 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 must be the religion of the people, which Christianity had broken to pieces by its inflexible resistance, was restored in more than its former rigor. The code of Justinian confirmed the laws of Theodosius and his successors, which declared certain heresies, Manicheism and Donatism, crimes against the State, as affecting the common welfare. The crime was punishable by confiscation of all property, and incompetency to inherit or to bequeath. Death did not secure the hidden heretic from prosecution; as in high treason, he might be convicted in his grave. Not only was his testament invalid, but inheritance could not descend through him. All who harbored such heretics were liable to punishment; their slaves might desert them, and transfer themselves to an orthodox master. The list of proscribed heretics gradually grew wider. The Manicheans were driven still farther away from the sympathies of mankind; by one Greek constitution they were condemned to capital punishment. Near thirty names of less detested heretics are recited in a law of Theodosius the younger, to which were added, in the time of Justinian, Nestorians, Eutychians, Apollinarians. The books of all these sects were to be burned; yet the formidable number of these heretics made no doubt the general execution of the laws impossible. But the Justinian code, having defined as heretics all who do not believe the Catholic faith, declares such heretics, as well as Pagans, Jews, and Samaritans, incapable of holding civil or military offices, except in the lowest ranks of the latter; they could attain to no civic dignity which was held in honor, as that of the defensors, though such offices as were burdensome might be imposed even on Jews. The assemblies of all heretics were forbidden, their books were to be collected and burned, their rites, baptisms, and ordinations prohibited. Children of heretical parents might embrace orthodoxy; the males the parent could not disinherit, to the females he was bound to give an adequate dowry. The testimony of Manicheans, of Samaritans, and Pagans could not be received; apostates to any of these sects and religions lost all their former privileges, and were liable to all penalties."

§ 90. The Capitularies of Charlemagne.

Steph. Baluzius (Baluze, Prof. of Canon law in Paris, d. 1718): Regum Francorum Capitularia, 1677; new ed. Paris, 1780, 2 vols. Pertz: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Tom. III (improved ed. of the Capitularia). K. Fr. Eichhorn: Deutsche Staats-und Rechtsgeschichte, Göttingen, 1808, 4 Parts; 5th ed. 1844. J. Grimm: Deutsche Rechtsalterthümer, Göttingen 1828. Giesebrecht (I. 800) calls this an "unusually rich collection with profound glances into the legal life of the German people." W. Dönniges: Das deutsche Staats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ichsverfassung, Berlin 1842. F. Walther: Deutsche Rechtsgeschichte, second ed. Bonn 1857. J. Hillebrand: Lehrbuch der deutschen Staats-und Rechtsgeschichte, Leipzig 1856. O. Stobb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chtsquellen, Braunschweig, 1860 (first Part). W. Giesebrech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third ed. Braunschweig 1863 sqq. Bd I. 106–144.

The first and greatest legislator of the Germanic nations is Charlemagne, the founder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800–814). What Constantine the Great, Theodosius the Great, and Justinian did for the old Roman empire on the basis of heathen Rome and the ancient Graeco-Latin church, Charlemagne did for the new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on the basis of Germanic customs and the Latin church centred in the Roman papacy. He was greater, more beneficial and enduring in his influence as a legislator than as a soldier and conqueror.(2) He proposed to himself the herculean task to organize, civilize and Christianize the crude barbarian customs of his vast empire, and he carried it out with astonishing wisdom. His laws are embodied in the Capitularia, i.e. laws divided into chapters. They are the first great law-book of the French and Germans.(3) They contain his edicts and ordinances relating to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ivil legislation, judicial decisions and moral precepts.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an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s here more direct and extensive than in the Roman Code, and imparts to it a theocratic element which approaches to the Mosaic legislatio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ith her creed, her moral laws, her polity, was the strongest bond of union which held the Western barbarians together and controlled the views and aims of the emperor. He appears, indeed, as the supreme ruler clothed with sovereign authority. But he was surrounded by the clergy which was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influential factor in legislation both in the synod and in the imperial diet. The emperor and his nobles were under the power of the bishops, and the bishops were secular lords and politicians as well as ecclesiastics. The ecclesiastical affair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Apocrisiarius(4) (a sort of minister of worship); the secular affairs, by the Comes palatii;(5) both were aided in each province by a delegated bishop and count who were to work in harmony. On important questions the pope was consulted.(6) The legislation proceeded from the imperial will, from ecclesiastical councils, and from the diet or imperial assembly. The last consisted of the dignitaries of church and state, the court officials, bishops, abbots, dukes, counts, etc., and convened every spring. The emperor was surrounded at his court by the most eminent statesmen, clergymen and scholars, from whom he was anxious to learn without sacrificing his right to rule. His court was a school of discipline and of that gentlemanly courtesy and refinement which became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hivalry, and Charlemagne shone in poetry as the first model cavalier.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arolingian Capitularies is favorable to the clergy, to monasteries, to the cause of good morals and religion. The marriage tie is protected, even among slaves; the license of divorce restrained; divorced persons are forbidden to marry again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other party. The observance of Sunday is enjoined for the special benefit of the laboring classes.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is enforced by penal laws in cases of gross sins such as incest. Superstitious customs, as consulting soothsayers and the Scriptures for oracles, are discouraged, but the ordeal is enjoined. Wholesome moral lessons are introduced, sometim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criptures: the people are warned against perjury, against feud, against shedding Christian blood,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the poor (whose cause should be heard by the judges before the cause of the rich). They are exhorted to learn the Apostles’ Creed and to pray, to love one another and to live in peace, "because they have one Father in heaven." Cupidity is called "a root of all evil." Respect for the dead is encouraged. Hospitality is recommended for the reason that he who receives a little child in the name of Christ, receives him.

This legislation was much neglected under the weak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but remains a noble monument of his intentions.

§ 91. English Legislation.

Wilkin: Leges Anglo-Saxonicae (1721). Thorpe: 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England (London 1840). Matthew Hal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6th ed. by Runnington, 1820). Reev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new ed. by Finalson l869, 3 vols.).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London 1765, many ed. Engl. and Amer.). Burn: Ecclesiastical Law (9th ed. by Phillimore, 1842, 4 vols.). Phillimore: Ecclesiastical Law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 1873, 2 vols.). Wm. Strong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 S.): Two Lectures upon the Relations of Civil Law to Church Property (N. York 1875).

England never accepted the Roman civil law, and the canon law only in part. The island in its isolation was protected by the sea against foreign influence, and jealous of it. It built up its own system of jurisprudence on the basis of Anglo-Saxon habits and customs. The English civil law is divided into Common Law or lex non scripta (i.e. not written at first), and Statute Law or lex scripta. The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s oral tradition and the Bible are in theology. The Common Law embodies the ancient general and local customs of the English people, handed down by word of mouth from time immemorial, and afterwards recorded in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who are regarded as the living oracles of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and whose decisions must be adhered to in similar cases of litigation. It is Anglo-Saxon in its roots, and moulded by Norman lawy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equity. Blackstone, the standard expounder of English law, says, "Christianity is a part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7) Hence the laws against religious offences, as blasphemy, profane swearing, desecration of the Lord’s Day, apostasy from Christianity, and heresy.(8)

The Christian character of English legislation is due in large measure to the piety of the Anglo-Saxon kings, especially Alfred the Great (849–901), and Edward III., the Confessor 1004–1066, canonized by Alexander III., 1166), who prepared digests of the laws of the realm. Their piety was, of course, ascetic and monastic, but enlightened for their age and animated by the spirit of justice and charity. The former is styled Legum Anglicanarum Conditor, the latter Legum Anglicanarum Restitutor.

Alfred’s Dome-Book or Liber justicialis was lost during the irruption of the Danes, but survived in the improved code of Edward the Confessor. Alfred was for England what Charlemagne was for France and Germany, a Christian ruler, legislator, and educator of his people. He is esteemed "the wisest, best, and greatest king that ever reigned in England." Although he was a great sufferer from epilepsy or some similar bodily infirmity which seized him suddenly from time to time and made him despair of life, he performed, like St. Paul in spite of his thorn in the flesh,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work. The grateful memory of his people ascribed to him institutions and laws, rights and privileges which existed before his time, but in many respects he was far ahead of his age. When he ascended the throne, "hardly any one south of the Thames could understand the ritual of the church or translate a Latin letter." He conceived the grand scheme of popular national education. For this end he rebuilt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hich had been ruined by the Danes, built new ones, imported books from Rome, invited scholars from the Continent to his court, translated with their aid Latin works (as Gregory’s Pastoral Car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nd Boethius’s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into the Anglo-Saxon, collected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and remodelled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of his kingdom.

His code is introduced with the Ten Commandments and other laws taken from the Bible. It protects the stranger in memory of Israel’s sojourn in Egypt; it gives the Christian slave freedom in the seventh year, as the Mosaic law gave to the Jewish bondman; it protects the laboring man in his Sunday rest; it restrains blood thirsty passions of revenge by establishing bots or fines for offences; it enjoins the golden rule (in the negative form), not to do to any man what we would not have done to us.(9)

"In all these words of human brotherhood, of piety, and the spirit of justice, of pity and humanity, uttered by the barbaric lawgivers of a wild race, there speaks a great Personality—the embodiment of the highest sympathy and most disinterested virtue of mankind. It cannot be said indeed that these religious influences, so apparently genuine, produced any powerful effect on society in Anglo-Saxon England, though they modified the laws. Still they began the history of the religious forces in England which, though obscured by much formalism and hypocrisy and weakened by selfishness, have yet worked out slowly the great moral and humane reforms in the history of that country, and have tended with other influences to make it one of the great leaders of modern progress."(10)

Notes.

John Richard Green, in his posthumous work, The Conquest of England (N. York ed. 1884, p. 179 sq.), pays the following eloquent and just tribute to the character of King Aelfred (as he spells the name): "Aelfred stands in the forefront of his race, for he is the noblest as he is the most complete embodiment of all that is great, all that is lovable in the English temper, of its practical energy, its patient and enduring force, of the reserve and self-control that give steadiness and sobriety to a wide outlook and a restless daring, of its temperance and fairness, its frankness and openness, its sensitiveness to affection, its poetic tenderness, its deep and reverent religion. Religion, indeed, was the groundwork of Aelfred’s character. His temper was instinct with piety. Everywhere, throughout his writings that remain to us, the name of God, the thought of God, stir him to outbursts of ecstatic adoration. But of the narrowness, the want of proportion, the predominance of one quality over another, which commonly goes with an intensity of religious feeling or of moral purpose, he showed no trace. He felt none of that scorn of the world about him which drove the nobler souls of his day to monastery or hermitage. Vexed as he was by sickness and constant pain, not only did his temper take no touch of asceticism, but a rare geniality, a peculiar elasticity and mobility of nature, gave color and charm to his life .... Little by little men came to recognize in Aelfred a ruler of higher and nobler stamp than the world had seen. Never had it seen a king who lived only for the good of his people .... ’I desire,’ said the king, ’to leave to the men that come after me a remembrance of me in good works. His aim has been more than fulfilled .... While every other name of those earlier times has all but faded from the recollection of Englishmen, that of Aelfred remains familiar to every English child.’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411): "Ecclesia postquam ad Christianos principes venit, potentia quidem et divitiis, major, sed virtutibus minor facta."

(2; original 412):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Napoleon I., whose code has outlived his military conquests.

(3; original 413): Giesebrecht (I. 128): "Ein Riesenschritt in der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Geistes geschah durch Karls Gesetzgebung … Mit Ehrfurcht und heiliger Scheu schlägt man die, Capitularien des grossen Kaisers auf, das erste grosse Gesetzbuch der Germanen, ein Werk, dem mehrere Jahrhunderte vorher und nachher kein Volk ein gleiches an die Seite gesetzt hat. Das Bild des Karolingischen Staates tritt uns in voller Gegenwärtigkeit hier vor die Seele; wir sehen, wie Grosses erreicht, wie das Höchste erstrebt wurde."

(4; original 414): Also called Archicapellnus, Archicancellarius

(5; original 415): Pfalzgraf.

(6; original 416): Hence many Capitularies are issued "apostolicae sedis hortatu, monente Pontom, ex praecepto Pontificis." At the Synod of Francfort in 794 two delegates of Pope Hadrian were present, but Charlemagne presided. See Mansi XVIII. 884; Pertz, Monum. I. 181.

(7; original 417): Comment. Bk IV. ch. 4.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far as they have adopted the Common Law of the mother country. It is so declared by the highest courts of New York, Pennsylvania, and Massachusetts, and by many eminent judges, but with this essential modification that those parts of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which imply the un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re inapplic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y are separated. Justice Strong (l.c. p. 32) says: "The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all the States are built on the foundation of reverence for Christianity." The court of Pennsylvania states the law in this manner: "Christianity is and always has been a part of the Common Law of this State. Christianity without the spiritual artillery of European countries—not Christianity founded on any particular religious tenets—not Christianity with an established church and titles and spiritual courts, but Christianity with liberty of conscience to all men."

(8; original 418): The statute de haeretico comburendo, passed in 1401 (Henry IV. c. 15), was still in force under Elizabeth when two Anabaptists were burned alive, and under James I. when two Arians were burned.

(9; original 419): I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Alfred see the biographies of Pauli (1851, Engl. transl. by Thorpe, 1853), Weiss (1852), Hughes (Lond. and Bost. 1869), Freeman’s Old English History, and Green’s Conquest of England (1884), ch. IV. 124-180.

(10; original 420): Brace, Gesta Christi, p. 216.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原字串 Best guess 语言 出现位置 说明
Pontom Pontifice Latin 脚注 6 monente 后应接夺格,Pontifice 与前后宗座、教宗的语境相合;Pontom 疑为损坏字形,据此推测。

  1. “Ecclesia postquam ad Christianos principes venit, potentia quidem et divitiis, major, sed virtutibus minor facta.”(教会自归于基督徒君主统治之后,权势和财富固然增长了,德行却衰减了。)↩︎

  2. 拿破仑一世 (Napoleon I.) 也可以作如是观;他的法典比他的军事征服更为长存。↩︎

  3. 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第I卷,第128页):“查理的立法使德意志精神的发展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们怀着敬畏与神圣的肃然之情,翻开这位伟大皇帝的《敕令集》,这部日耳曼人的第一部大法典;在它问世前后的数百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创造过可与之并列的著作。加洛林国家的图景在这里活生生地呈现于我们心灵之前;我们看到,伟大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至高的目标又是怎样追求的。”↩︎

  4. 又称 Archicapellnus(宫廷总司铎)、Archicancellarius(大掌玺官)。↩︎

  5. Pfalzgraf,即行宫伯爵。↩︎

  6. 因此,《敕令集》中的许多敕令都是“apostolicae sedis hortatu, monente Pontifice*, ex praecepto Pontificis.”(在宗座的劝勉、教宗的告诫之下,奉教宗之命)颁布的。794年的法兰克福会议 (Synod of Francfort) 有教宗哈德良 (Hadrian) 的两名代表出席,但主持会议的是查理曼 (Charlemagne)。参见曼西 (Mansi),第XVIII卷,第884页;佩尔茨 (Pertz),《文献集》(Monum.),第I卷,第181页。↩︎

  7. 《评注》(Comment.),第IV卷,第4章。就美国 (United States) 采纳母国普通法的程度而言,也可以作如是说。纽约 (New York)、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a) 和马萨诸塞 (Massachusetts) 的最高法院,以及许多杰出的法官,都曾如此宣告;但有一项根本性的修正:英格兰 (England) 普通法中那些以政教合一为前提的部分,并不适用于实行政教分离的美国。斯特朗 (Strong) 法官(l.c.,第32页)说:“各州的法律与制度,都是建立在尊崇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宾夕法尼亚法院如此陈述这一法律原则:“基督教现在是,而且向来就是本州普通法的一部分。这是不带欧洲各国那种属灵武器的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任何特定宗教信条之上的基督教——不是带有国教、头衔与教会法庭的基督教,而是给予人人良心自由的基督教。”↩︎

  8. 1401年通过的《焚烧异端法》(de haeretico comburendo;亨利四世〔Henry IV.〕,第15章),在伊丽莎白 (Elizabeth) 统治时期仍然有效,当时有两名重洗派 (Anabaptists) 信徒被活活烧死;在詹姆斯一世 (James I.) 统治时期也仍然有效,当时有两名阿里乌派信徒被烧死。↩︎

  9. I 关于阿尔弗雷德 (Alfred) 的进一步资料,参见保利 (Pauli) 所著传记(1851年;索普〔Thorpe〕英译,1853年)、魏斯 (Weiss) 所著传记(1852年)、休斯 (Hughes) 所著传记(伦敦〔Lond.〕及波士顿〔Bost.〕,1869年),以及弗里曼 (Freeman) 的《古英格兰史》(Old English History) 和格林 (Green) 的《英格兰的征服》(Conquest of England,1884年),第IV章,第124—180页。↩︎

  10. 布雷斯 (Brace),《基督的功业》(Gesta Christi),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