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十一章 教义争论
目录
§ 106. 概览
§ 107. 关于圣灵发出的争论
§ 108. 支持与反对 Filioque 的论据
§ 109. 基督一志论争论
§ 110. 基督具有两个意志的教义
§ 111. 基督一志论与基督二志论的历史
§ 112. 第六次大公会议:公元680年
§ 113. 霍诺留的异端
§ 114. 第五六次补充会议 (Concilium Quinisextum),公元692年
§ 115. 基督一志论的反动。马龙派 (Maronites)
§ 116. 嗣子论之争:文献
§ 117. 嗣子论的历史
§ 118. 嗣子论的教义
§ 119. 预定论之争
§ 120. 戈特沙尔克与拉巴努斯·毛鲁斯 (Babanus Maurus)
§ 121. 戈特沙尔克与欣克马尔
§ 122. 关于预定的各种对立理论与半奥古斯丁主义的胜利
§ 123. 司各脱·埃里乌根纳的教义
§ 124. 圣餐争论:文献
§ 125. 关于圣餐的两种理论
§ 126. 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的理论
§ 127. 拉特拉姆努斯的理论
§ 128. 贝伦加尔争论
§ 129. 贝伦加尔的圣餐理论
§ 130. 兰弗兰克与化质说的胜利
§ 106. 概览
本时期在教义上的重要性,远逊于此前的教父时期和此后的经院时期;然而,它将教父们的思想传递给经院学者,供他们作精密的分析,从而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也标志着大公教义体系发展中的一个进步。这一时期曾因七场颇为重要的神学争论而动荡。
关于圣灵单一发出或双重发出 (Procession) 的争论。这属于三位一体 (Trinity) 的教义,尚未得到解决,直到今日仍使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分裂。
基督一志论 (Monotheletic) 的争论,是前一时期欧迪奇派 (Eutychian) 和一性论 (Monophysitic) 争论的延续。它以基督一志论 (Monotheletism) 遭到定罪而告终,并为迦克墩基督论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 增添了一项教义,即基督既有两性,也有两个意志。
嗣子论 (Adoptionist) 的争论,是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 争论的延续。嗣子论 (Adoptionism) 因不符合基督两性在位格中的联合而遭到定罪。
4及5. 两次圣餐 (Eucharistic) 争论,导致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普遍盛行。
戈特沙尔克 (Gottschalk) 与欣克马尔 (Hincmar) 之间的预定论 (Predestinarian) 争论,趋于削弱奥古斯丁体系的影响,并促进半伯拉纠派 (semi-Pelagian) 的见解和实践。
圣像争论 (Image-controversy) 与其说属于神学史,不如说属于崇拜史,前章已经讨论过。1
第一、第二和第七场争论影响了东方与西方;嗣子论争论、两次圣餐争论和预定论争论,则完全在西方进行,未受东方注意。
§ 107. 关于圣灵发出的争论
参见§ 67所列文献,第304页及下页。1438–1439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合一会议 (Union Synod of Ferrara-Florence) 曾充分讨论这一问题双方的论据;参见赫费勒 (Hefele):《大公会议史》(Conciliengesch.),VII卷,第II部分,第683页及后;第706页及后;第712页及后。
“和子”争论 (Filioque-controversy) 关乎圣灵永恒的发出,是尼西亚时代三位一体争论的延续。它构成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之间主要的、几乎也是唯一重要的教义分歧。它属于形而上学的神学,其实际价值远逊于圣灵在人心中使人重生和成圣的工作。然而,它在历史上占有极大的分量,曾引发、加深并延续了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分裂。自九世纪以来,单单一个 Filioque(“和子”)便使最古老、最庞大、彼此关系最密切的教会持续分裂,至今仍阻碍其重新联合。东方教会视单一发出的教义为正统信仰的房角石,而视双重发出的教义为一切异端之母。自四世纪以来,她一直极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看来永远也不会放弃。罗马教会也不可能改变她关于双重发出的教义,除非牺牲其无谬性原则。
新教各信条赞同拉丁教义,但在教皇制这一远为重要的问题上,却与东方教会意见一致,尽管出发点不同。英格兰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甚至将圣灵双重发出的教义引入其连祷文 (litany)。2 然而,应当记得,这项教义在宗教改革时期并非争议问题,而是未经考察便从中世纪教会承袭下来的。倘若发现《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 的原有形式更符合圣经,新教完全可以自由地恢复这一形式。不过,对于持守各种信条的基督徒而言,首要之事乃是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我们先来略看这场争论的外部历史。
- 新约。圣灵发出教义在释经上的出发点和根基,是我们的主在向门徒所作的临别讲论中说的话:“但保惠师 (Paraclete,即辩护者) 来到,就是我从父那里要差给你们的真理的圣灵,他从父出来(或译:发出),他来了,就要为我作见证。”3
尼西亚教父们以这段经文为根据,确立了圣灵发出的教义,4 将其视为圣灵的位格属性或独有的个体特征;5 与此相应,非受生的父性6 属于父的位格,永恒的受生7 则属于子的位格。
我们的主既没有说圣灵单单从父发出,也没有说他从父和子发出。但在同一组临别讲论的其他几处经文中,他说圣灵是由父和子所差遣的,并应许这是一件将来的事,要在他离去以后发生;这事确实在五旬节那日发生了,并且此后一直如此。8
圣灵受差遣 (mission) 的教义,便以这些经文为根据。9 这被视为时间中或历史中的行动,必须与三位一体本身之内永恒的发出有所区别。换言之,发出属于本体的三位一体,是三位一体内部的过程(如同子的永恒受生);差遣则属于在历史中施行救赎计划的启示的三位一体。希腊与拉丁教会的正统神学家在这一释经上意见一致。他们在发出的源头上有分歧,在差遣的问题上却没有分歧。
现代释经家紧守文法意义,不受教义体系支配,他们大多倾向于认为,这些经文并无意作出形而上学的区分;圣灵从父发出,以及圣灵由父和子差遣,都是指同一历史事件和救恩工作,即五旬节那日圣灵的浇灌,以及他在教会和信徒心中持续的工作。当圣灵“被差遣”去执行其神圣使命,荣耀子并将救赎施用于人时,他便“发出”。救主所说的是圣灵的职分和工作,而非他的存在和本质。然而,其中仍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别。在发出中,圣灵是主动的;在差遣中,他是被动的;发出用现在时态(ἐκπορεύεται*)表述,作为现在的行动,差遣则用将来时态(πέμψω*)表述,作为将来的行动,因此前者似乎属于永恒的本体的三位一体,后者则属于历史中或经纶中的启示的三位一体。诚然,上帝照其实际所是启示自己,因此我们可以从圣灵的神圣职分反推他的神圣本性,从他在时间中的受差遣反推他永恒的关系。然而,在缺乏任何明确圣经根据的情况下,这种推论是否足以确立双重发出的教义,仍不无疑问。10
- 《尼西亚信经》325年的原始形式,以这一条骤然结束:“并且[我们信]圣灵。”11 在扩充后的形式中(通常追溯至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自451年起收入该会议的议事录,但更早已见于373年的伊皮法纽 (Epiphanius) 和362年的耶路撒冷的区利罗 (Cyril of Jerusalem)),我们看到增添了这样的话:“主,赐生命者,从父发出”,等等。12 自451年的迦克墩会议 (Council of Chalcedon) 以来,这一形式在东方各教会普遍采用(该次会议曾宣读并确认这两种形式),直到今日仍原封不动地通行于那里。它只是圣经的用语,没有任何增添,既无希腊方面的“单单”,也无拉丁方面的“和从子”。希腊教会以排他意义理解这一条款;拉丁教会自奥古斯丁 (Augustin) 和利奥一世 (Leo I.) 以来,则认为它的表述尚不完整。13
拉丁教会无权在制定这份信经的希腊教会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修改一份普世信经;因为在尼西亚 (Nicaea) 和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两次大公会议上,西方教会几乎没有代表:在尼西亚只有一位主教,即西班牙的何西乌 (Hosius of Spain),在第二次会议则全无代表;而在迦克墩会议上,教皇利奥一世的代表完全赞同扩充后的希腊文《尼西亚信经》,其中仍没有 Filioque;当时还未想到添加这个词,尽管双重发出的教义已在西方流行。未经另一方同意,便以新的增文偏离这些最具权威的大公会议共同确立的信经标准,无异于为无休止的争论敞开了大门。
《尼西亚信经》的扩充
公元589年,在雷卡雷德国王 (King Reccared) 归信大公信仰之后,西班牙 (Spain) 召开第三次托莱多全国教会会议 (third national Synod of Toledo)。该会议为反对在这个国家存留最久的阿里乌异端,热心维护基督的神性,又丝毫无意不敬东方教会,首次将 Filioque 一语加入《尼西亚信经》的拉丁译本。14 西班牙其他几次托莱多教会会议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15
这一条款从西班牙传入法兰克教会 (Frankish church)。767年,巴黎 (Paris) 附近的让蒂伊会议 (Synod of Gentilly) 曾讨论此事,但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16 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 (Paulinus of Aquileja,796年)、17 阿尔昆 (Alcuin,804年以前) 和奥尔良的狄奥杜尔夫 (Theodulf of Orleans) 都主张拉丁方面的见解。18 所谓《亚他那修信经》(Athanasian Creed) 也表达了这一见解;这份信经于查理曼 (Charlemagne) 时代前不久或该时代期间在法国 (France) 出现。19 这一条款曾在他的宫廷礼拜堂中颂唱。他将此事提交809年的亚琛会议 (Council of Aix-la-Chapelle),会议作出了赞同双重发出的决议。20 他还遣使前往教皇利奥三世 (Leo III.) 处,请求批准将这一条款加入《尼西亚信经》。教皇裁定赞同双重发出的教义,却反对更改信经,并命人将《尼西亚信经》的希腊原文及拉丁译文刻在两块碑板上,悬于圣彼得大殿 (Basilica of St. Peter),作为反对这一革新的永久见证。21 他的前任哈德良一世 (Hadrian I.) 在数年前(792至795年间),曾为大马士革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 和牧首塔拉修 (Tarasius) 的希腊表述辩护,即圣灵从父藉着子发出。22 但佛提乌斯 (Photius) 猛烈攻击拉丁教义为异端,使拉丁教会转而采取守势。因此,自九世纪以来,Filioque 逐渐加入整个西方所用的《尼西亚信经》,而教皇们自己,尽管声称无谬,也批准了前任所谴责的做法。23
Filioque 在西方的胜利与新罗马帝国 (Roman Empire) 的建立同时发生,这一点意味深长;因为这个帝国使教皇摆脱了拜占庭 (Byzantine) 的统治。
然而,希腊教会对这一革新很少注意,或全然未予注意,直到约一百五十年后,博学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牧首佛提乌斯 (Photius) 在与旧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 的争论中,才将它的全部意义和影响充分揭示出来。24 他认为,单一发出是圣灵教义的首要部分,圣灵的位格与神性均系于此,并斥责否认这一教义为异端和亵渎。此后,尽管双方著述甚多,解决分歧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在佛提乌斯的争论之后,希腊见解的主要捍卫者有狄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us)、欧提米乌斯·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梅托内的尼古拉 (Nicolaus of Methone)、尼基塔斯·科尼亚特斯 (Nicetus Choniates)、欧斯特拉提乌斯 (Eustratius),以及近代的俄国神学家普罗科维奇 (Prokovitch)、策尔尼卡夫 (Zoernicav)、穆拉维约夫 (Mouravieff) 和菲拉列特 (Philaret)。拉丁教义的主要捍卫者则有巴黎主教埃涅阿斯 (Aeneas),25 九世纪代表法国教士发言的科尔比修士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又名 Bertram),26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 (Anselm of Canterbury,1098年),27 米兰大主教彼得·克里索拉努斯 (Peter Chrysolanus,1112年),28 哈韦尔贝格的安瑟伦 (Anselm of Havelberg,1120年),29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1274年),30 以及较近时期的利奥·阿拉奇 (Leo Alacci)、米歇尔·勒基安 (Michael Le Quien) 和红衣主教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31
§ 108. 支持与反对 Filioque 的论据
我们接下来陈述争议中的教义及其主要论据。
I. 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一致主张——
神圣三位一体第三位的位格与神性。
圣灵在三位一体内部的永恒发出(ἐκπόρευσις*,processio)。
圣灵在时间中由父和子所受的差遣(πέμψις*,missio),始于五旬节之日,此后一直延续于教会之中。
- 双方的分歧在于圣灵永恒发出的源头究竟是唯独父,还是父与子。希腊人认为,子和圣灵同样依赖父,以父为神格唯一的源头;拉丁人则教导,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在本质上绝对同等,但终究承认在尊位和职分上有某种从属关系,即子从属于父,圣灵从属于父与子。希腊人承认圣灵由父藉着子发出,因而接近拉丁人的见解(这是亚历山大的区利罗和大马士革的约翰的教义);拉丁人承认圣灵主要(principaliter)由父发出,因而接近希腊人的见解(奥古斯丁)。但这种折衷所得甚少,甚至毫无所得。真正的问题在于,父是否为神性的唯一源头,以及子和圣灵在对父的依赖上究竟彼此同等,还是有从属之别。
- 希腊教义现今的形式。圣灵唯独由父(ἐκ μόνου τοῦ πατρός*)发出,父是神格的本原(ἀρχή*)、原因或根源(αἰτία, ῥίζη*,causa, radix)及泉源(πηγή*);圣灵并不由子发出。32
大马士革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 约于公元750年,即佛提乌斯与尼古拉争论之前一百年,将希腊教父的教义赋予经院形式;他主张,圣灵唯独由父发出,却藉着子作为中保而发出。33 同一公式 Ex Patre per Filium(由父藉子),也为主持第七次大公会议(787年)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塔拉修 (Tarasius) 所采用,并获教皇哈德良一世 (Hadrian I.) 认可;它又成为费拉拉会议 (Council of Ferrara,1439年) 以及波恩旧天主教会议 (Old Catholic Conference at Bonn,1875年) 达成折衷的基础。但佛提乌斯和后来的东方论争者舍弃或拒绝 per Filium(藉子),认为它几乎等同于 ex Filio(由子)或 Filioque(及子);或者将其理解为仅适用于圣灵所受的差遣,并强调圣灵唯独由父发出。34
支持希腊教义的论据如下:
(a) 将基督在《约翰福音》15:26中的话理解为具有排他意义。由于这是圣经中唯一明确教导圣灵发出的经文,希腊人便视之为定论。
(b) 父的至上地位,或独一本原地位 (monarchia)。他是神格的源头和根源。子和圣灵从属于他,固然不是在本质或实体(οὐσία*)上——这本质是同一的——而是在尊位和职分上。这就是尼西亚的从属论。它以父为根、子为干、圣灵为果的比喻来说明,也采用太阳、光线与光束,或火、火焰与光等类比。
(c) 子永恒受生的类比:子同样唯独由父而生,并无圣灵的参与。
(d) 《尼西亚信经》和希腊教父的权威,尤其是亚他那修 (Athanasius)、拿先斯的贵格利 (Gregory Nazianzen)、金口约翰 (Chrysostom)、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 (Theodore of Mopsuestia)、居鲁士的狄奥多勒 (Theodoret of Cyrus) 和大马士革的约翰。安提阿学派 (Antiochean school) 明显站在希腊一方;但亚历山大学派 (Alexandrian school) 倾向于藉着子(διὰ τοῦ υἱοῦ*,per Filium)这一公式。希腊人声称所有希腊教父都支持他们,并认为奥古斯丁是拉丁双重发出教义的创始者。
拉丁教义被指责为革新,并被指责割裂神格的统一,或设立两个神性的源头。但拉丁人回答说,圣灵是由父与子共有的同一源头发出。
- 为拉丁双重发出理论辩护的论据如下:
(a) 有些经文记载基督说,他要从父那里差遣圣灵来(《约翰福音》15:26;16:7),父也要奉基督的名差遣圣灵来(14:26);又记载他向门徒吹气,赐下圣灵(20:22)。希腊人认为,这些经文全都指圣灵在时间中所受的差遣,并将吹气仅仅理解为象征性的举动,或基督所应许的五旬节圣灵浇灌的圣礼记号。拉丁人则回答说,发出与差遣是平行的过程,前者是向内(ad intra),后者是向外(ad extra)。
(b) 父与子的本质同等(ὁμοουσία*),排除一切形式的从属论(自奥古斯丁以来),因此要求双重发出。父的灵也是子的灵,并被称为基督的灵。但如前所述,奥古斯丁承认圣灵主要由父发出,这终究是一种尊位上的从属。父的存在(οὐσία*)出于自身,子和圣灵的存在则由父而来:一位藉着受生,另一位藉着发出。
(c) 圣灵在时间中所受的差遣,是他永恒发出的反映。启示的三位一体,是我们对本体的三位一体所作一切思辨的基础。我们唯有从前者才能认识后者。
(d) 《尼西亚信经》和尼西亚教父并未以排他的意义理解由父发出,毋宁说,这是为了反对否认圣灵神性的敌圣灵派 (Pneumatomachi)。有些希腊教父,如伊皮法纽 (Epiphanius)、亚历山大的区利罗和大马士革的约翰,也教导拉丁教义。实际情形并不尽然。圣灵“藉着子”发出,并不等于“由子”发出,而是含有从属的意思。
(e) 拉丁教父赞成 Filioque,尤其是安布罗斯 (Ambrose)、奥古斯丁、哲罗姆 (Jerome)、利奥一世 (Leo I.) 和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35
(f) 插入 Filioque,与在《使徒信经》及325年原始《尼西亚信经》中所作的其他更大增补,同样有其正当理由;希腊教会曾默然接受,或至少未加反对,直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因与罗马教皇争雄,才使它成为攻击教皇的论战武器。希腊人对此回答说,其他增补前后一致,且经共同同意而作;但 Filioque 却是由那些与信经最初制定毫无关系的教会(西班牙和法国的教会),在东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违背东方教导而加入的。
1875年,在慕尼黑 (Munich) 博学的历史学家德林格博士 (Dr. Döllinger) 主持下召开的波恩旧天主教会议,使这一中世纪争论从坟墓中复起。与会者有若干德国旧天主教、希腊和俄国教会,以及英国圣公会高派的神学家。会议尝试以东西方教会分裂以前教父的教导,尤其是大马士革的约翰的教义为基础,解决这一争端;也就是圣灵由父、以子为中介而单一发出的教义。Filioque 被视为未经授权、无正当理由的插文而予以放弃。
但波恩会议并未获得任何教会权威的认可,在这场争论的历史以及旧天主教团体的历史中,只构成一段有趣的近代插曲。36
§ 109. 基督一志论争论
文献
(I.) 史料:第一次拉特兰会议 (first Lateran Synod,649年) 及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第六次大公会议,即第一次特鲁洛会议 (Concilium Trullanum I.,680年) 的文献与议事录,载曼西 (Mansi),第X卷,第863页及后;第XI卷,第187页及后。
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约870年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基督一志论异端争论及历史相关资料集》(Collectanea de iis quae spectant ad controv. et histor. monothelit. haeret.),由西尔蒙 (Sirmond) 首次刊行,巴黎 (Par.),1620年,收入其《著作集》(Opera) 第III卷;亦见《里昂教父大丛书》(Bibl. Max. PP. Lugd.) 第XII卷,第833页;又见加兰迪 (Gallandi),第XIII卷;另散见曼西第X、XI卷。参见米涅 (Migne) 所编阿纳斯塔修斯著作,载《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127–129卷。
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Maximus Confessor):《著作集》(Opera),孔贝菲 (Combefis) 编,巴黎 (Par.),1675年,第II卷,第1–158页;以及他与皮鲁斯 (Pyrrhus) 的辩论,同上 (ib.),第159页及后。亦见米涅重印本《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91卷。
狄奥法尼斯 (Theophanes):《编年史》(Chronographia),波恩版 (ed. Bonn.),1839年,第274页及后;米涅编本,载其《希腊教父集》(Patrol. Graeca) 第108卷(1861年)。
(II.) 弗朗克·孔贝菲修斯 (Franc. Combefisius,即 Combefis,博学的法国多明我会士,卒于1679年):《基督一志论异端史及第六次会议议事录辩护》(Historia haeresis Monothelitarum ac vindiciae actorum Sexti Synodi),载其《教父著作新补编》(Novum Auctuarium Patrum),第II卷,第3页及后。巴黎 (Par.),1648年,对开本,第1–198页。
佩塔维乌斯 (Petavius):《教义神学》(Dogm. Theol.),第V卷,第IX书,第6–10章。
约斯·西姆·阿塞马尼 (Jos. Sim. Assemani),见其《东方法文库》(Bibliotheca Juris Orientalis) 第四卷。罗马 (Romae),1784年。
CH. W. F. 瓦尔希 (CH. W. F. Walch):《异端史》(Ketzerhistorie),第IX卷,第1–666页(莱比锡〔Leipzig〕,1780年)。极为枯燥,却极为渊博。
吉本 (Gibbon)(第47章,纽约版〔N. Y. ed.〕第IV卷,第682–686页,流于肤浅)。施勒克 (Schröckh),第XX卷,第386页及后。尼安德 (Neander),第III卷,第175–197页(波士顿版),或第III卷,第353–398页(德文版)。吉泽勒 (Gieseler),第I卷,第537–544页(美国版)。
下列著作中的相关各节:鲍尔 (Baur),《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教义史》(Gesch. der Lehre v. d. Dreieinigkeii und Menschwerdung)(图宾根〔Tüb.〕,1841–1843年,3卷),第II卷,第96–128页;多尔纳 (Dorner),《基督位格教义发展史》(Entwicklungsgesch. der Lehre v. d. Person Christi)(第二版,1853年),第II卷,第193–305页;尼奇 (Nitzsch),《教义史》(Dogmengesch.),第I卷,第325页及后;赫费勒 (Hefele),《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修订版,1877年),第III卷,第121–313页。另见 W. 默勒 (W. Möller),载赫尔措格 (Herzog)2,第X卷,第792–805页。
关于霍诺留 (Honorius) 一案的文献,见下一节。
§ 110. 基督具有两个意志的教义
基督一志论,即一个意志的争论,是后尼西亚时代基督论争辩的延续,并与一性论争论密切相关。37
古代教父和会议尚未裁定这一问题,双方都引述他们著作中的段落。但依照神学发展不可避免的逻辑,这一问题迟早必被提出争论,并由会议加以解决。
这场争论既有形而上的一面,也有实践的一面。
从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来看,问题在于意志与本性及位格的关系。基督一志论把意志视为位格的属性,基督二志论 (Dyotheletism) 则把意志视为本性的属性。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没有意志的抽象本性;却难以设想一种没有冲动和意志的有理性的人性;至于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格,则根本无法设想。理性与意志相伴而行,共同构成人格的本质。两个意志不可能共存于一个普通人之中。但基督的位格既是复合的,或说是神人二性的,便可以设想其中包含两种意识和两个意志。无论如何,迦克墩基督论始终如一地要求两个意志,作为两种有理性本性的必要补充;换言之,基督二志论与基督二性论 (Dyophysitism) 不可分离,正如基督一志论与基督一性论 (Monophysitism) 同样不可分离,尽管前者承认迦克墩 (Chalcedon) 的基督二性论。正统教义藉着肯定基督具有人的意志,保全了他人性的完整与完全。38
这场争论的实践层面,与救赎主及救赎的性质有关,在领袖们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基督一志论的拥护者主要关心的是维护基督位格与工作的统一。他们推论说,基督既只有一个位格,就只能有一个意志;两个意志必然互相冲突,正如在人里面,肉体的意志悖逆圣灵;而要确保基督无罪,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他具有纯属人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乃是罪的根源。他们把逻各斯 (Logos) 先存的神圣意志看作道成肉身与救赎的动力因,把基督的人性仅仅看作他藉以工作和受苦的工具,正如有理性的灵魂藉着身体这一器官而活动一样。他们中有些人还认为,在完全的状态中,信徒属人的意志将完全被神圣意志所吸收;这几乎等于泛神论式地将人的位格消融于神的位格之中。
另一方面,基督二志论的拥护者则主张:道成肉身必须完全,救赎才能完全;完全的道成肉身,意味着人的意志也被取入,与道先存的神圣意志联合;人的意志是罪与罪责的起因,因此必须得到救赎、洁净与成圣;基督若没有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是完全的人,不可能受试探,也不能在善恶之间作出选择,更不能施行任何具有道德意义、须负责任的行动。
阿加托 (Agatho) 和其他二志教义的拥护者所引用的经文,有《马太福音》26:39(“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路加福音》22:42(“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约翰福音》6:38(“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为证明人的意志,他们引用《路加福音》2:51(他“顺从”父母);《腓立比书》2:8(“顺服以至于死”),以及《约翰福音》1:43;17:24;19:28;《马太福音》27:34;为证明神圣的意志,则引用《路加福音》13:34;《约翰福音》5:21。
这些最终必当裁定争论的经文,清楚地教导耶稣具有人的意志;但与这意志相区别的另一个意志,乃是他天父的意志,他顺服这意志以至于死。正统教义意味着基督的神圣意志与父上帝的意志相同,并以神圣的三个位格只有一个意志为前提。它教导基督有两种本性、一个位格,而上帝有三个位格、一种本性。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形而上学和心理学上的困难:如何设想一个没有独立意志的位格。然而,“位格”一词用于神时,具有一种独特而不易界定的意义。神圣的三个位格并不被理解为三个个体。
以双方共同承认的迦克墩基督二性论为基础,论据的分量和逻辑的一致性,使裁决倾向于二志教义。东西方大公教会都将基督一志论定为一种与基督一性论相近的异端。680年的第六次大公会议,采纳了以下对迦克墩基督论的补充,作出了最后裁决:39
“我们同样按照圣教父的教义,宣讲他〔耶稣基督〕里面有两个本性的意志和两种本性的运作,不分割、不转变、不分离、不混杂;这两个本性的意志并不相反(不敬虔的异端者却如此断言),绝非如此!他的人的意志乃是跟随神圣意志,并不抵抗,也不勉强,而是顺服他神圣而全能的意志。40 因为照智慧的亚他那修 (Athanasius) 所说,肉体的意志理当活动,却须顺服神圣意志。正如他的肉体被称为、也确是上帝之道的肉体,同样,他肉体的本性意志也是道自己的意志,正如他亲自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的父的意思行’(《约翰福音》6:38)。……因此,我们承认两个本性的意志和两种本性的运作,为了人类的救恩而和谐地联合。”41
这场神学争论主要在东方教会中展开,因为那里具备所需的学识与思辨才能;但最后的裁决却是凭借罗马权威的分量促成的,教皇阿加托藉着他的教义书信,对第六次大公会议发挥了支配性的影响,正如教皇利奥一世 (Leo I.) 对第四次大公会议所发挥的影响一样。在这场争论以及以往的神学争论中,罗马教皇——霍诺留 (Honorius) 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始终坚定地站在正统一边,而东方的各牧首座,却由异端者和正统者交替占据。
基督二志论的裁决,完成了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的基督论,并由它们传入新教各教会;但前两者在这一教义上再无进展,后者却容许修订与重构,并在默想基督神人位格这一核心事实与真理时,开辟了新的思想途径。
§ 111. 基督一志论与基督二志论的历史
基督二志论的胜利,是近五十年(633至680年)激烈斗争的结果。第一幕延续到《信仰阐释》(Ekthesis) 的颁布(638年),第二幕延续到《范式》(Type) 的颁布(648年),第三幕也是最后一幕,则延续到第六次大公会议(680年)。基督一性论的神学领袖有阿拉伯 (Arabia) 法兰 (Pharan) 的主教狄奥多尔 (Theodore)(我们仅从他著作的少数残篇中得知其人)、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牧首塞尔吉乌斯 (Sergius) 及其继任者皮鲁斯 (Pyrrhus) 和保罗 (Paul),以及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牧首居鲁士 (Cyrus);政治领袖则是皇帝希拉克略 (Heraclius) 和君士坦斯二世 (Constans II.)。
基督二志教义的捍卫者有巴勒斯坦 (Palestine) 的索弗罗尼乌斯 (Sophronius)、君士坦丁堡的马克西穆斯 (Maximus),以及罗马的教皇马丁 (Martin) 和阿加托;政治上的支持者则是皇帝君士坦丁·波戈纳图斯 (Constantine Pogonatus,668—685年)。
- 这场争端起于政治动机,却很快带上了神学和宗教的色彩。拜占庭帝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先是波斯人,继而是阿拉伯人,而基督徒之间的分裂又加剧了这种危险。皇帝希拉克略(610—640年)从波斯战役归来后,希望与基督一性论者和解;在亚美尼亚 (Armenia)、叙利亚 (Syria) 和埃及 (Egypt),他们的人数多于正统派。42 他希望藉着双方联合,更有效地保护这些地区,抵御穆罕默德教入侵者。基督一性论者反感大公教会所作的推论,即基督的位格中有两种运作(ἐνέργειαι*)。皇帝就此征询君士坦丁堡牧首塞尔吉乌斯(自610年任职)的意见;他是叙利亚血统,或许出身于雅各派 (Jacobite)。他们议定采用“一种神人的运作”(μία θεανδρικὴ ἐνέργεια*)这一折中信式。43 塞尔吉乌斯取得了教皇霍诺留(625—638年)的同意;霍诺留后来因此被定为异端。亚历山大里亚的正统派牧首居鲁士公布了这一信式(633年),使数千名基督一性论者归信。44
但巴勒斯坦一位博学而德高望重的修士索弗罗尼乌斯,当时恰在亚历山大里亚,他抗议这一折中信式,认为它是基督一性论者的诡计。他成为耶路撒冷 (Jerusalem) 牧首后(633或634年),在致各牧首的一封会议书信中,公开承认基督二志论的教义,视其为迦克墩基督论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这场争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45
几年以后,撒拉逊人 (Saracens) 围攻并征服了耶路撒冷(637年);索弗罗尼乌斯去世,一位持基督一志论的主教继任。
638年,皇帝颁布了一道由塞尔吉乌斯起草的敕令,题为《信仰阐释》(Exposition of the Faith,ἔκθεσις τῆς πίστεως*),以回应索弗罗尼乌斯的宣言。敕令命令各方对争议问题保持缄默,却又相当明确地作出了有利于基督一志论的裁决。它首先宣认按迦克墩意义理解的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正统教义,随后禁止使用“一种”或“两种运作”(μία* 或 δύο ἐνέργειαι*)的说法,因为两者都被作了异端式的解释;同时断言基督只有一个意志(θέλημα*)。46
- 君士坦丁堡的两次会议(638和639年)采纳了《信仰阐释》。但在偏远的各行省,它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Maximus Confessor) 在东方和北非成为基督二志论的捍卫者,教皇马丁一世 (Martinus I.) 则在西方担当此任。他们透彻理解这场争论,并有为自己的信念殉道的勇气。
马克西穆斯约于580年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显赫家族,曾一度担任皇帝希拉克略的私人秘书,但在630年离开这一尊贵而有权势的职位,进入克里索波利斯 (Chrysopolis,今斯库塔里〔Scutari〕) 的一所修道院。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也善于辩论。基督一志论异端蔓延时,他决定前往罗马;途经非洲时,他在那里当着帝国总督和许多主教的面,与皮鲁斯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辩论。皮鲁斯曾继塞尔吉乌斯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却因政治原因被罢黜并驱逐。这场辩论于645年7月举行,但我们不知道是在非洲的哪座城市。它深入探究了争论的各个层面,最后皮鲁斯暂时归信了基督二志论。47
大约同时,北非的几次会议宣布支持基督二志教义。
648年,皇帝君士坦斯二世(642—668年)试图藉一道称为《范式》(Typos 或 Type) 的新敕令恢复和平,却未能成功。这道敕令命令各方对争议问题保持缄默,不偏向任何一种见解。48 它废除了《信仰阐释》,宣布采取中立立场。两道敕令的目的,都是要制止争论,防止基督论的发展超出第四次和第五次大公会议的范围。但《范式》更为一贯,不但禁止关于一种运作(μία ἐνέργεια*)的一切争论,也禁止关于一个意志(ἓν θέλημα*)的一切争论。违反《范式》者将受到如下惩处的威胁:罢黜;若为教士,则革除教籍;若为修士,则剥夺军职或文职官员的尊位和职位。
- 无法压制的冲突,不能靠皇帝的敕令使之沉寂。教皇马丁一世曾任教廷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 (Apocrisiarios),以德行、学识和俊美的容貌著称;他当选后不久(649年7月5日),便召集了第一次拉特兰会议 (Lateran Council,649年10月),因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殿举行而得名。出席者有一百零五位主教;会议咒诅了基督一志论和两道皇帝敕令,并郑重批准了基督二志论。它在实质上预先作出了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决定,在这项信条上的权威仅次于后者。49
这次罗马会议的议事录,连同教皇警告人们提防《信仰阐释》(Ekthesis) 和《范式》(Type) 的通谕,被送往基督教世界各地。同时,教皇将议事录的希腊文译本呈送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并彬彬有礼地告知他,会议已经确认真教义,定异端为有罪。法兰的狄奥多尔、塞尔吉乌斯、皮鲁斯和保卢斯 (Paulus) 损害了基督完整的人性,并以《信仰阐释》和《范式》蒙骗了诸位皇帝。
但皇帝通过其代表、拉文纳 (Ravenna) 总督狄奥多尔·卡利奥帕 (Theodore Calliopa),以叛逆和异端的罪名罢黜了教皇,并将他从罗马押走(653年6月)。皇帝把他和普通罪犯一同囚禁在君士坦丁堡,使他遭受寒冷、饥饿和种种伤害,最后用船把他送到黑海 (Black Sea) 畔赫尔松 (Cherson) 的一个洞穴中(655年3月)。马丁庄严地忍受了这种残酷待遇,于655年9月16日在流放中去世,为他所信奉的基督二志教义殉道。
马克西穆斯也被押送到君士坦丁堡(653年),所受的待遇更加残酷。他与两个门徒一同被囚禁多年,遭受鞭打,被割去舌头,砍去右手;就这样,他在年老时带着残缺的肢体,被送到攸克辛海 (Pontus Euxinus) 畔科尔基斯 (Colchis) 的拉齐卡 (Lazica),于662年8月13日因这些创伤而死。他的两个同伴也都死于流放之中。
这些殉道者所受的逼迫,为他们的教义最终获胜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行省被撒拉逊人征服。
§ 112. 第六次大公会议:公元680年
君士坦斯二世于668年在叙拉古 (Syracuse) 的浴室中遇刺身亡。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波戈纳图斯 (Constantine IV. Pogonatus,又称 Barbatus,668—685年) 改变了父亲的政策,希望恢复东西方之间的和睦。他与教皇维塔利安 (Vitalian,657—672年) 保持友好或中立的关系;这位教皇在争议问题上谨慎地保持缄默。皇帝与其继任者阿德奥达图斯 (Adeodatus,672—676年)、多努斯或多姆努斯 (Donus 或 Domnus,676—678年),以及阿加托 (Agatho,678—681年) 也保持这样的关系。
经过充分准备,他与阿加托 (Agatho) 协同召集了一次大公会议。会议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举行,自680年11月7日至681年9月16日,共举行十八次会议。它被称为第六次大公会议,又因宫中举行会议的大厅或礼拜堂之名,称为第一次特鲁洛会议 (First Trullan Synod)。50 出席人数最多时有一百七十四人,其中包括三位教皇使节(两位司铎和一位执事)。皇帝亲自主持会议,周围环列着政界和教会的显贵。会议议事录存有希腊文原本和两种古拉丁文译本。51
双方对这一问题充分讨论之后,会议在第十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中,几乎完全采用教皇阿加托致皇帝书信中的措辞,界定并批准了基督二志教义。52 坚持基督一志论的亚历山大里亚牧首马卡里乌斯 (Macarius) 被罢黜。
阿加托的书信堪称利奥致迦克墩会议 (Chalcedonian Council) 书信的可敬续篇,在陈述正统观点方面同样清晰而精确。它还以自信地宣称罗马教会具有无谬性而引人注目,尽管教皇霍诺留曾陷入基督一志论异端(对此,他审慎地避而不谈)。阿加托引用基督对彼得所说的话,即《路加福音》22:31、32,来支持教皇的无谬性,仿佛预先作出了1870年梵蒂冈的决定。53
然而,会议虽然完全赞同阿加托的基督二志论观点,并赋予它大公会议的权威,却丝毫无意赞同他关于教皇无谬性的主张;相反,会议明确将教皇霍诺留一世与塞尔吉乌斯、居鲁士、皮鲁斯、保卢斯、彼得鲁斯 (Petrus) 及法兰的狄奥多尔一同定为基督一志论异端。
会议闭幕之后,皇帝立即公布其决定,同时颁布敕令,强制施行,并咒诅从行邪术的西门 (Simon Magus) 直到法兰的狄奥多尔、塞尔吉乌斯,以及教皇霍诺留的一切异端;霍诺留在一切事上都是他们的追随者和同伙,并且巩固了这异端。54 敕令禁止此后任何人教导一个意志和一种运作的教义,违者将处以罢黜、没收财产和流放。
教皇阿加托于682年1月10日去世;但他的继任者利奥二世于同年8月17日祝圣就职,确认了第六次大公会议,并咒诅一切异端,其中包括他的前任霍诺留;后者非但没有使使徒教座增光,反而胆敢以亵渎的背叛玷污其无瑕的信仰;凡死于同一谬误中的人,也都在咒诅之列。55
§ 113. 霍诺留的异端
J. 冯·德林格 (J. von Döllinger,旧天主教徒):《中世纪教皇传说》(Papstfabeln des Mittelalters)。慕尼黑 (München),1863年。A. 普卢默 (A. Plummer) 将此书译为《中世纪有关教皇的传说》(Fables respecting the Popes in the Middle Ages);美国版由亨利·B. 史密斯 (Henry B. Smith) 增订,纽约 (N. York),1872年。(霍诺留一案见美国版第223—248页;另见德文版第131页及后。)
施内曼 (Schneemann,耶稣会士):《霍诺留问题研究》(Studien über die Honoriusfrage)。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 (Freiburg i. B),1864年。
保罗·博塔拉 (Paul Bottala,S. J.,耶稣会士):《理性与历史法庭前的教皇霍诺留》(Pope Honorius before the Tribunal of Reason and History)。伦敦 (London),1868年。
P. 勒佩奇·勒努夫 (P. Le Page Renouf):《教皇霍诺留的定罪》(The Condemnation of Pope Honorius)。伦敦 (Lond.),1868年。《霍诺留案再议》(The Case of Honorius reconsidered)。伦敦,1870年。
马雷 (Maret,罗马天主教徒):《论会议与宗教和平》(Du Concil et de la paix relig)。巴黎 (Par.),1869年。
A. 格拉特里 (A. Gratry,罗马天主教徒):《致奥尔良主教及梅赫伦大主教的四封信》(Four Letters to the Bishop of Orleans and the Archbishop of Malines),前者为迪庞卢 (Dupanloup),后者为德尚 (Dechamps),1870年。有法文、德文、英文的多种版本。他撰文反对教皇无谬性,却在临终时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A. 德·马热里 (A. de Margerie):《致格拉特里神父论教皇霍诺留与〈罗马日课经〉的信》(Lettre au R. P. Gratry sur le Pape Honorius et le Bréviaire Romain)。南锡 (Nancy),1870年。
约斯·冯·赫费勒 (Jos. von Hefele,罗滕堡主教、梵蒂冈会议成员):《教皇霍诺留案》(Causa Honorii Papae)。那不勒斯 (Neap.),1870年。《霍诺留与第六次大公会议》(Honorius und das sechste allgemeine Concil)。图宾根 (Tübingen),1870年。(此书由亨利·B. 史密斯译出,刊于纽约《长老会季刊与普林斯顿评论》〔Presbyt. Quarterly and Princeton Review〕,1872年4月,第273页及后。)《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第III卷(修订版,1877年),第145页及后、167页及后、290页及后。
约布·彭纳基 (Job. Pennachi,罗马大学教会史教授):《致梵蒂冈会议诸教父论第六次会议中的罗马教皇霍诺留一世案》(De Honorii I. Romani Pontificis causa in Concilio VI. ad Patres Concilii Vaticani)。罗马 (Romae),1870年。287页。赫费勒称此书是从无谬论者立场为霍诺留辩护的最重要著作。此书分发给梵蒂冈会议的全体成员;而赫费勒主教、肯里克 (Kenrick) 大主教及其他人反对教皇无谬性的著作,却不得不在罗马以外印行。
A. 鲁克加伯 (A. Ruckgaber):《霍诺留的谬说与梵蒂冈会议》(Die Irrlehre des Honorius und das Vatic. Concil)。斯图加特 (Stuttgart),1871年。
参见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教会史》(Kirchengesch.),III卷,第137页及后所列文献。
教皇霍诺留一世(625年10月27日至638年10月12日)与基督一志论异端的关系,因其涉及教皇无谬性的信条而格外引人关注;按照“Si falsus in uno, falsus in omnibus”(一事有误,事事皆误)的原则,只要有一次正式的错误,这一信条便不能成立。在宣告这一信条的1870年梵蒂冈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双方的天主教学者都对此作了充分讨论;但会议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以下各点有最可靠的文献证据为凭:
- 霍诺留在数封正式书信中(致塞尔吉乌斯、居鲁士和索弗罗尼乌斯),也就是以教座权威 (ex cathedra),教导并支持了一个意志的异端。他完全赞同君士坦丁堡的基督一志论牧首塞尔吉乌斯。在回复后者第一封信时(634年),他说:“因此,我们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意志(θέλημα*,voluntas)。”56 他认为意志是位格的属性,而非本性的属性,并推论说:一位意志主体,所以只有一个意志。在致塞尔吉乌斯的第二封信中,他既拒绝正统的说法“两种运作”,也拒绝异端的说法“一种运作”(ἐνέργεια*,operatio),并断言,圣经清楚地教导两种本性,但将一种或两种运作归于神人之间的中保,却全属徒然;因为基督凭着他那唯一的神人意志,显出了许多运作和活动的方式。57 第一封信显然是异端的,第二封信也肯定不是正统的;两封信都促成并支持了皇帝的《信仰阐释》(Ekthesis,638年) 和《范式》(Type,648年),这两道敕令妄图通过压制基督二志论,来争取基督一性论者的和解。58
唯一可以、也必须为他辩解的是:这个问题当时尚属新事,还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可以说,在教会作出裁决之前,他是一个无辜的异端者。一旦人们看出,两种本性的正统信条要求两种意志的教义,而且基督若没有人的意志,就不可能是完全的人,教皇们便改变了立场;霍诺留若能多活几年,大概也会如此。
教皇派的历史学家和论战家曾作出种种尝试,想保住霍诺留的正统性,以保住教皇无谬性的信条。有些人断言,他的书信是后来希腊人伪造的。59 另一些人承认书信确属真迹,却以牵强的解释将其曲解为正统的意思。60 还有些人不惜牺牲他的学识和逻辑,坚称霍诺留内心是正统的,只是措辞属于异端,或至少很不谨慎。61 然而,除了他本人的言辞,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判断他的真实思想,而这些言辞无疑属于基督一志论。不仅新教徒作出这一判断,62 高卢派 (Gallican) 及其他自由派天主教历史学家也同样如此。63
- 第六次大公会议定霍诺留为有罪,称他为“旧罗马的前任教皇”,曾借着古蛇的帮助散布致命的谬误。64 787年的第七次大公会议和869年的第八次大公会议再次发出这一咒诅。希腊人早已习惯新罗马、安提阿和亚历山大里亚出现异端牧首,因此对旧罗马一位教皇陷入异端并不感到惊讶,或许还暗自有几分满意。
在这里,教皇至上派 (ultramontane) 历史学家又诉诸无法成立的否认:或是否认第六次大公会议定罪决议的真实性,65 或是否认该决议的真实含义。66 对于教皇无谬论者来说,唯一前后一贯的途径,就是否认大公会议在这一教义事实上的无谬性。67 但这样一来,也就同时等于指控会议对霍诺留犯下了严重的不公。
- 但最后这种理论,恰被教皇们自己驳倒了;他们定霍诺留为异端者,从而为教皇也会犯错作了见证。他的第一位继任者塞维里努斯 (Severinus) 在位仅三个月。第二位继任者约翰四世 (John IV.) 则牵强解释他的措辞,为他辩护。阿加托明智地避而不提他。68 但阿加托的继任者利奥二世 (Leo II.) 将第六次大公会议的议事录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看出若要维护霍诺留的声誉,就不能不违背那次有教皇代表参与的会议所作的裁决。因此,他在致希腊皇帝的信和致西班牙主教们的信中,都以最严厉的言辞明确谴责霍诺留,称他为罗马教会的叛徒,因为他企图颠覆教会无玷的命运。不仅如此,对这位不幸的霍诺留的定罪,还被写入每位新当选教皇都必须签署的信仰告白,直至十一世纪仍是如此。这份告白收入《日用文书集》(Liber Diurnus),即供教皇教廷使用的罗马教会官方程式文书集。69 在十六世纪以前的各版《罗马日课经》中,他的名字仍与第六次大公会议所定罪的其他人并列,只是既无头衔,也无解释。然而,确切的事实逐渐被遗忘,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教皇名录也略而不提。十六世纪中叶以后,霍诺留一案重新引起注意,并被用作反对教皇至上派理论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起初,人们竟大胆地把利奥二世的信同霍诺留的信一起斥为伪造;70 但《日用文书集》重见天日以后,这种说法就无法维持了。
经过各方各派从各个方面所作的最彻底研究,历史的裁决依然不可动摇。东西方的整个教会,以大公会议和教皇的正式文书为代表,数百年来都相信:罗马主教在信仰问题上以教座权威 (ex cathedra) 发言,也可能犯错,而且至少有一位事实上确曾如此犯错。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 (Vatican Council) 不顾这一事实,颁定教皇无谬性的教义,以教义权威推翻历史。新教历史学家凭良心只能遵循相反的原则:教义若与事实抵触,那就只能对教义不利。
附注
赫费勒 (Hefele) 主教是最博学、最公允的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之一。他经过长篇讨论之后,如下陈述自己目前对霍诺留一案的看法(《大公会议史》〔Conciliengesch.〕,第III卷,第175页,1877年修订版)。这一看法与他在梵蒂冈教皇无谬性法令颁布以前发表的见解颇为不同(见其《大公会议史》初版,第III卷,1858年,第145页及后;以及他1870年论霍诺留的那本大篇幅小册子)。应当记得,赫费勒主教同他所有反对无谬论的同僚一样,为了合一与和平而服从了梵蒂冈会议的法令。
“教皇霍诺留的两封信,照我们现有的文本来看,并未遭到篡改,而且表明:在基督一志论的两个术语 ἓν θέλημα* 和 μία ἐνέργεια* 中,霍诺留自己曾使用前者(在第一封信中),却不愿别人使用后者,也不愿使用正统的表述 δύο ἐνέργειαι*。虽然他在第二封信中重申了后一项意见(即不赞成 δύο ἐνέργ.* 这一表述),但他在该信中亲自承认了基督具有两种本性的活动;而且他在两封信中的表达,使人不得不认为,他所否认的并不是基督里面有人的意志,而只是有败坏的人的意志。不过,他虽然思想正统,却未能充分识破塞尔吉乌斯 (Sergius) 的基督一志论倾向,表达又容易引起误解,以致他的书信,尤其是第一封,似乎确认了基督一志论,从而在事实上助长了异端。我们就是这样解决教皇霍诺留是否正统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在两种人之间持守中道:一方要把他与君士坦丁堡的塞尔吉乌斯 (Sergius von Constantinopel) 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居鲁士 (Cyrus von Alexandrien) 等量齐观,列入基督一志论者;另一方则不容他有任何污点,因而落入 nimium probantes(证明过度者)的境地,宁可否认第六次大公会议议事录及其他若干文献的真实性,甚至要把 error in facto dogmatico(教义事实上的错误)归于第六次大公会议。”参较他在第152页的评论:“我现在仍必须坚持这一主要观点:霍诺留内心的思想是正确的,只是表达失当;不过,由于反复重新研究此事,并考虑到近来别人为霍诺留辩护的著作,我现在修改了、甚至完全放弃了先前所提出的某些个别论点;尤其对霍诺留的第一封信,我现在的判断比从前宽和。”
枢机主教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第I卷,第358页,第二版,布赖斯高地区弗赖堡〔Freiburg i. B.〕,1879年)所承认的,与其说是教皇的异端,不如说是他的无知。他说:“霍诺留确实显出不熟悉问题的核心,却丝毫没有异端或错误的见解。他十分准确地区分了那两种始终不相混杂的本性,并未违反教会的任何一项教义。”
§ 114. 第五六次补充会议 (Concilium Quinisextum),公元692年
曼西 (Mansi),第XI卷,第930–1006页。赫费勒,第III卷,第328–348页。吉泽勒 (Gieseler),第I卷,第541页及下页。
Wm. 贝弗里奇 (Wm. Beveridge)(圣亚萨 (St. Asaph) 主教,1704–1708年):《会议集,或教规总汇》(Synodicon, sive Pandectae canonum)。牛津 (Oxon.),1672–82年。第I卷,第152–283页。贝弗里奇收录了狄奥德·巴尔萨蒙 (Theod. Balsamon)、约·佐纳拉斯 (Joh. Zonaras) 等人对《使徒法规》的评注。
阿塞马尼 (Assemani)(罗马天主教):《东方教法文库》(Bibliotheca juris orientalis)。罗马 (Rom),1766年,第V卷,第55–348页;以及第I卷,第120页、第408页及后。对这次会议及其教规作了详尽的讨论。
旧罗马的教皇在第六次大公会议上取得了教义上的重大胜利;但希腊教会也因至少将一位教皇烙上异端者的印记而感到满意,并且很快便找到机会,提醒她的对手注意其权威的限度。
第五次和第六次大公会议通过了教义法令,却没有制定纪律教规。692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新会议弥补了这一缺憾。这次会议称为第五六次补充会议 (Concilium Quinisextum),71 又因其会址是皇宫内一座有穹顶的宴会厅,称为第二次特鲁洛会议 (Second Trullan Council)。72
这次会议由皇帝查士丁尼二世 (Justinian II.) 召集,他的绰号是“割鼻者” (Rinotmetos)。73 在使基督教君王宝座蒙羞的暴君中,他是最冷酷无情者之一。他于685–695年在位,后被一次革命推翻,割去鼻子,流放他乡;但在705年重登皇位,711年遭到刺杀。74
这次补充会议,无论在组成还是精神上,都纯属东方。会议通过了102条教规,其中大多数本已存在,只是尚未获得法定的或大公的认可。这些教规涵盖圣职人员与教会生活及纪律的全部范围,直到今日在东方教会仍然有效。它们包括所谓的八十五条使徒教规(比罗马教会所承认的多三十五条),前四次大公会议的教规,以及安居拉 (Ancyra)、新凯撒利亚 (Neo-Caesarea)、冈格拉 (Gangra)、安提阿、老底嘉 (Laodicea) 等若干较小会议的教规;还包括亚历山大里亚的大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the Great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彼得 (Peter of Alexandria)、行神迹者贵格利 (Gregory Thaumaturgus)、亚他那修、巴西尔、尼撒的贵格利 (Gregory of Nyssa)、拿先斯的贵格利 (Gregory of Nazianzum)、以哥念的安菲罗基乌斯 (Amphilochius of Iconium)、亚历山大里亚的提摩太 (Timothy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的区利罗、君士坦丁堡的根纳迪乌斯 (Gennadius of Constantinople) 的教规,以及迦太基的居普良 (Cyprian of Carthage) 所订的一条反罗马教规。罗马主教们的教令则被置之不理。
教规首先由皇帝签署;第二位留给教皇,却始终空着;接着是君士坦丁堡的保罗 (Paul of Constantinople)、亚历山大里亚的彼得、耶路撒冷的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of Jerusalem)、安提阿的乔治 (George of Antioch)(奇怪的是,他的名字竟在耶路撒冷牧首之后)及其他人的名字。总共有211位主教及主教代表,全都是希腊人和东方人,其中43人曾出席第六次大公会议。
皇帝将特鲁洛会议的议事录送交罗马的塞尔吉乌斯 (Sergius of Rome),请求他签署。教皇拒绝了,因为其中有些条款违反罗马的教会惯例。皇帝便派遣禁卫军长官,命他将教皇带往君士坦丁堡。但拉文纳总督和五城地区 (Pentapolis) 的军队赶来保护教皇,教皇使士兵们平静下来;那位皇帝的官员不得不藏在教皇的床上,随后狼狈地离开罗马。75 不久以后,查士丁尼二世被废黜,流放他乡。当他借助一支蛮族军队重获皇位时(705年),便派遣两位都主教去见教皇约翰七世 (John VII.),请求他召集一次罗马教会会议,将这些教规中可以接受的条款加以批准。教皇是个胆怯的人,只把送来的抄本原样退回。此后的交涉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第七次大公会议(787年)重新采纳了这102条教规,并错误地将它们归于第六次大公会议。
罗马教会从未承诺接受这些教规,只承认其中符合古代拉丁惯例的部分。有些教规出于反罗马的倾向。第一条重申对教皇霍诺留的咒诅。第三十六条依照第二次和第四次大公会议,将君士坦丁堡牧首置于与罗马主教权利平等的地位,只承认后者享有荣誉上的首位,而非管辖上的最高权。第三条和第十三条准许低级圣职人员结婚,并且明确暗示:婚姻既由上帝设立,又因基督亲临迦拿 (Cana) 而得到认可,罗马教会以圣职人员独身制贬损婚姻。然而,圣职人员不得再婚,也不得娶寡妇(第三条),不得在按立以后结婚(第六条)。主教须终止婚姻关系(第十二条)。查士丁尼 (Justinian) 此前已用民法禁止主教结婚。第五十五条禁止在大斋期的安息日禁食,明确反对罗马的惯例。第二条规定有效的使徒法规为八十五条,与拉丁教会所承认的五十条相对。耶路撒冷会议禁止吃血和勒死牲畜的决议(《使徒行传》第15章),被宣布为永久有效;而西方则认为,这只是为使徒时期、为由犹太人与外邦归信者组成的教会所作的临时规定。第八十二条禁止借施洗约翰的话,以羔羊形象象征性地表现基督,认为这属于旧约,并命令以人的形象表现他。
这些分歧奠定了东西方大分裂的基础。692年的补充会议预先采取了佛提乌斯后来的行动,并赋予这种行动一种准大公的权威。
§ 115. 基督一志论的反动。马龙派 (Maronites)
各次重要的大公会议,尤其是迦克墩会议,催生了一些分裂教派;这些教派延续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些一直存留到今日。
基督一志论曾由巴尔达尼斯 (Bardanes),又名腓利皮库斯 (Philippicus),短暂恢复。他从查士丁尼二世手中夺取帝位,于711至713年在位。他废除了第六次大公会议的信条,命人将塞尔吉乌斯和霍诺留的名字重新列入双折名册 (diptycha),置于正统牧首之中,又将他们的画像重新陈设在公共场所。他罢黜了君士坦丁堡牧首,选立信奉基督一志论的执事约翰取而代之。他在君士坦丁堡召集会议,撤销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决议,代之以基督一志论的信条。凡拒绝签署的圣职人员,都遭罢黜。但他在意大利没有力量推行这一信条,而推行的尝试却激起了一场叛乱。
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二世 (Anastasius II.) 废黜了这位篡位者,结束了基督一志论的这一插曲。牧首约翰顺应新局势,向教皇君士坦丁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信中甚至称他为教会的元首,并请求他饶恕自己从前鼓吹异端的过错。
自此以后,基督二志论在正统教会中不再受到扰乱。
但在正统教会和拜占庭统治者的管辖范围以外,基督一志论在修道院长约翰·马龙 (John Marun,Μαρών*) 的领导下,在黎巴嫩山 (Mount Lebanon) 和外黎巴嫩山 (Anti-Lebanon) 的居民中传播开来;他是他们的首任牧首(卒于701年)。马龙派因他而得名,76始终保持独立,不受希腊帝国和撒拉逊人的统治,并坚持基督一志论的教义,直到十字军东征时期,才与罗马教会联合(1182年);不过,他们仍保留以饼、酒两种形式领受圣餐的礼仪、叙利亚礼仪、低级圣职人员的婚姻,以及自己的禁食日和圣徒。
§ 116. 嗣子论之争:文献
I. 史料
史料刊载于阿尔杜安 (Harduin) 第IV卷、曼西 (Mansi) 第XIII卷,以及弗罗贝尼乌斯 (Frobenius) 编的阿尔昆《全集》(Opera,1777年);后者由米涅 (Migne) 重印(收入其《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100、101卷),并附有历史与教义方面的论述。
(1.) 嗣子论者的著作:埃利潘杜斯 (Elipandus) 于公元785年所写的《致修道院长菲德利斯》(Ad Fide lem, Abbatem),以及致阿尔昆的一封信。西班牙诸主教的两封信——一封致查理曼,另一封致高卢派主教。费利克斯 (Felix) 的《驳阿尔昆小册》(Felicis Libellus contra Alcuinum);费利克斯的《信仰告白》(Confessio Fidei);以及费利克斯身后出版的一部著作的残篇,题为《致皇帝虔诚者路易》(Ad Ludovicum Pium, Imperat.)。
(2.) 代表正统观点的有:贝阿图斯 (Beatus) 与埃特里乌斯 (Etherius):《驳埃利潘杜斯二卷》(Adv. Elipandum libri II;原文以 et 连接两位作者)。阿尔昆:《驳费利克斯七卷》(Seven Books against Felix)、《驳埃利潘杜斯四卷》(Four Books against Elipandus),以及若干书信;这些书信以雅费 (Jaffé) 在《日耳曼史料丛书》(Biblioth. rer. Germ.) 第VI卷中的编本为最佳。保利努斯 (Paulinus,阿奎莱亚〔Aquileja〕主教):《驳乌赫尔的费利克斯三卷》(Contra Felicem Urgellitanum libri tres),载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99卷,第343–468栏。里昂的阿戈巴尔德 (Agobard of Lyons):《驳乌赫尔主教费利克斯的教义》(Adv. Dogma Felicis Episc. Urgellensis),呈献给虔诚者路易,载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104卷,第29–70栏。查理曼致埃利潘杜斯及西班牙诸主教的一封信(792年)。纳博讷 (Narbonne,788年)、雷根斯堡 (Ratisbon,792年)、法兰克福 (Francfort,794年) 和亚琛 (Aix-la-Chapelle,799年) 各次会议的议事录。
II. 研究著作
(1.) 罗马天主教作者的著作。马德里西 (Madrisi,祈祷会〔Congreg. Orat.〕会士):《论费利克斯与埃利潘杜斯的异端》(Dissertationes de Felicis et Elipandi haeresi),收入他所编的《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全集》(Opera Paulini Aquil.),重印于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99卷(第545–598栏)。此文针对巴斯纳日 (Basnage)。恩胡贝尔 (Enhueber,雷根斯堡〔Regensburg〕修道院院长):《驳克里斯特·瓦尔希的教义史论》(Dissert. dogm. Hist. contra Christ. Walchium),载弗罗贝尼乌斯 (Frobenius) 编阿尔昆《全集》(Opera),由米涅重印(第101卷,第337–438栏)。此文针对瓦尔希的《嗣子论史》(Hist. Adopt.),旨在证明嗣子论者的聂斯托利派性质。弗罗贝尼乌斯:《埃利潘杜斯与费利克斯异端史论》(Diss. Hist. de haer. Elip. et Felicis),载米涅版,第101卷,第303–336栏。维尔纳 (Werner):《护教与论战文献史》(Gesch. der Apol. und polem. Lit.),II. 433及下页。加姆斯 (Gams):《西班牙教会史》(Kirchengesch. Spaniens,雷根斯堡〔Regensb.〕,1874年),第II卷第2分册。(极为冗长。)赫费勒:《大公会议史》(Conciliengesch.),第III卷,第642–693页(1877年修订版)。赫尔根勒特:《教会史》(Kirchengesch.),第2版,1879年,第I卷,第558页及下页。巴赫 (Bach):《中世纪教义史》(Dogmengesch. des Mittelalters,维也纳〔Wien〕,1873年),I. 103–155。
(2.) 新教作者的著作。雅克·巴斯纳日 (Jac. Basnage):《费利克斯异端史考》(Observationes historicae circa Felicianam haeresin),载其《文献宝库》(Thesaurus monum.),第II卷,第284页及下页。Chr. G. F. 瓦尔希 (Chr. G. F. Walch):《嗣子论者史》(Historia Adoptianorum),哥廷根 (Göttingen),1755年;以及他的《异端史》(Ketzergeschichte),第IX卷,第667页及下页(1780年)。叙述详尽而准确。另参瓦尔希所引文献。
尼安德:《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第III卷,第313–339页;英译本,III. 156–168。吉泽勒,第II卷,第I部,第111页及下页;英译本,II. 75–78。鲍尔:《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与上帝道成肉身的教义》(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Dreieinigkeit und Menschwerdung Gottes),图宾根,1842年,第II卷,第129–159页。多尔纳:《基督位格教义发展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ehre von der Person Christi),第2版,柏林 (Berlin),1853年,第II卷,第306–330页。黑尔费里希 (Helfferich):《西哥特的阿里乌主义与西班牙异端史》(Der Westgothische Arianismus und die spanische Ketzergeschichte),柏林,1880年。尼德纳 (Niedner):《基督教会史教科书》(Lehrbuch der christl. K. G.),柏林,1866年,第424–427页。J. C. 罗伯逊 (J. C. Robertson):《590至1122年的基督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from 590 to 1122),伦敦 (Lond.),1856年,第154页及下页。米尔曼 (Milman):《拉丁基督教史》(Lat. Christ.),II. 498–500;鲍迪辛 (Baudissin):《欧洛吉乌斯与阿尔瓦尔》(Eulogius und Alvar),莱比锡 (Leipz.),1872年。沙弗,载史密斯 (Smith) 与韦斯 (Wace) 所编著作,第I卷(1877年),第44–47页。W. 默勒,载赫尔措格2,I. 151–159。
§ 117. 嗣子论的历史
嗣子论之争是聂斯托利派争论以一种变更的形式再度兴起,争论的焦点在于:基督就其人性而言,是在本质上为上帝的儿子,还是仅因收养而成为上帝的儿子。持后一种看法的人被称为嗣子派 (Adoptionists)。77他们教导说,基督就其神性而言,是上帝的真子,78是父的独生子;但作为人,他是上帝的养子,79是马利亚的头生子。他们接受一个位格、两种本性的迦克墩基督论,但因区分本性的神子与被收养的神子,他们似乎教导两个位格,或双重的基督,因而陷入聂斯托利派异端。
持正统立场的反对者主张:基督是那独一、未曾分割也不可分割的上帝之子;童贞女马利亚所生的是上帝永恒的儿子,因此被称为“上帝之母”;子的身份以位格为根据,而不以本性为根据;嗣子论则导致两个基督,并使三位一体中出现四个位格。
双方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教父学识,这是人们在中世纪的这一时期几乎意想不到的。
这一运动的历史仅限于西方(西班牙和高卢〔Gaul〕);而以往所有基督论争论都起源于东方,也主要在东方展开并获得解决。它兴起于撒拉逊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在那里,大公教会信徒必须针对阿里乌派和穆罕默德教徒 (Mohammedans) 的反对,为基督永恒而在本质上为子的身份辩护。
675年召开的托莱多会议在《信仰告白》的序言中宣称,基督是按本性为上帝的儿子,而不是因收养而成为儿子。80然而,约一个世纪以后,年迈的托莱多大主教埃利潘杜斯——他也是西班牙处于穆罕默德教徒统治之下那一地区的首席主教——力图修改正统教义,区分基督按本性为子与因收养为子的身份,并将前者归于他的神性,后者归于他的人性。他希望保全基督完整的人性,却并不否认他永恒的神性。有些历史学家断言,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愿望,要避开穆罕默德教徒对基督神性的反对;81但两种宗教之间的冲突过于强烈,不容任何妥协。他可能读过聂斯托利派的著作。82无论如何,他得出了相近的结论。
埃利潘杜斯对自己的见解信心不足,便向加泰罗尼亚 (Catalonia) 的乌赫尔 (Urgel) 主教费利克斯请教;83西班牙的这一部分自778年起已并入查理曼的领土。费利克斯比埃利潘杜斯更有学识,头脑也更清晰;就连他的对手阿尔昆也敬重他的才干与虔诚。尼安德认为他是嗣子论的创始者;无论如何,是他将这一学说整理成明确的表述。
得到朋友的支持以后,埃利潘杜斯虽已八十岁,却以初信者的全部热忱传授新教义;他又利用自己颇有影响的地位,专横而猛烈地攻击持正统立场的反对者。奥斯马 (Osma,又作 Othma) 主教埃特里乌斯(原是他的学生),以及长老贝阿图斯——据阿尔昆所述,他也是阿斯图里亚 (Asturia) 的利巴纳 (Libana) 修道院院长——84率先维护旧有的基督论,并揭露新基督论的错误。埃利潘杜斯指责他们将基督的两性混合,如同酒与水混合一般,又指责他们有可耻的不道德行为,并对他们宣告咒诅。
教皇哈德良得知这些纷扰后,于785年致信西班牙的正统主教,警告他们提防这一新教义,称之为十足的聂斯托利派学说。85但这封信没有产生效果;在整个争论中,教皇权威只起了次要作用。撒拉逊政府对其基督徒臣民的神学争论漠不关心,并未干预。
然而,当嗣子论异端因费利克斯的影响,传播到西班牙属法兰克的地区,甚至越过比利牛斯山 (Pyrenees),进入塞普提马尼亚 (Septimania),在圣职人员中引起相当大的骚动时,皇帝查理曼便于792年在巴伐利亚 (Bavaria) 的雷根斯堡 (Regensburg,又名 Ratisbon) 召集会议,邀乌赫尔主教出席,以便对他的案件作适当调查。会议谴责嗣子论,认定它是聂斯托利派异端的复兴。
费利克斯在会议面前公开而郑重地撤回自己的主张;随后被送到教皇哈德良那里,又在教皇面前作了同样的表示。但他回到西班牙后,因自己的软弱受到如此严厉的责备,以致不顾郑重所立的誓言,屈从朋友们的恳求,重新肯定了从前的见解。
查理曼不愿使王国内的西班牙地区离心,转而投靠邻近撒拉逊人的保护,便吩咐其间已从英格兰来到法国的阿尔昆,致书费利克斯,温和地劝诫他,并驳斥嗣子论。这一举措毫无结果;而西班牙诸主教又在埃利潘杜斯的领导下,诉诸皇帝的公正,要求恢复费利克斯的主教职。于是,查理曼于794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ort on the Main) 召集新的会议,约有三百名(?)主教出席;就西方而言,这次会议可以称为“普世”会议。86由于费利克斯和任何一位嗣子论主教都未亲自出席,会议便在阿尔昆的领导下,确认了雷根斯堡会议所通过的谴责决议。
此后,费利克斯写了一篇辩护文,阿尔昆作了答复和驳斥。埃利潘杜斯指责阿尔昆拥有两万名奴隶(大概是属于图尔〔Tours〕修道院的),并以财富自傲。查理派遣里昂大主教莱德拉德 (Leidrad of Lyons) 和其他主教前往王国内的西班牙地区;他们经过两次访问,成功地使异端信徒归正(据阿尔昆说,共有两万人)。
约在同一时期,罗马的一次会议在利奥三世主持下,依据极不充分的消息,再次宣告咒诅,错误地指控嗣子论者否认救主具有任何非名义上的神格。
799年,费利克斯亲自出席亚琛的一次会议,在与阿尔昆辩论六天之后,第二次撤回了自己的嗣子论。他承认,使他信服的不是圣经经文,而是他从前不知道的一些教父著作段落(尤其是亚历山大的区利罗、利奥一世和格列高利一世的著作);他谴责聂斯托利 (Nestorius),并劝勉自己的圣职人员和信众遵从真信仰。87他的余生是在里昂大主教的监督下度过的,卒于818年。不过,他留下一篇文稿,以问答形式清楚地阐述嗣子论的教义;莱德拉德的继任者阿戈巴德认为自己有责任加以驳斥。
埃利潘杜斯在摩尔人 (Moors) 政府的保护下,继续公开坚持他的异端信念。然而,嗣子论随着其倡导者的消逝而失去了活力,并在九世纪期间消亡。中世纪偶尔还可发现它的一些微弱痕迹。邓斯·司各脱 (Duns Scotus,1300年) 和圣普尔西亚诺的杜兰德 (Durandus a S. Porciano,1320年) 在有限定的意义上承认 Filius adoptivus(嗣子)这一称谓。88嗣子论的失败,抑制了迦克墩基督论中的二性与二志特征,并使基督位格中人性一面的阐发被无限期地推迟。较近以来,耶稣会士瓦斯奎兹 (Vasquez),以及路德宗神学家 G. 卡利克斯特 (G. Calixtus) 和瓦尔希,都曾为嗣子派辩护,认为他们在实质上是正统的。
§ 118. 嗣子论的教义
嗣子论的教义在精神上与聂斯托利派基督论密切相通;不过,它所涉及的与其说是基督位格的构成,不如说仅仅是他的人性与上帝父性之间的关系。嗣子派起初承认基督位格的统一、二性之间的属性相通 (communication of properties),并承认将 Theotokos(上帝之母)这一称号用于童贞女马利亚(虽是在有限定的意义上);他们这样做,无疑是诚恳的。然而,他们的观点意味着把上帝永恒的儿子与拿撒勒人耶稣抽象地分开,结果便是断言有两个不同的上帝之子。它强调正统基督论中的基督二性论与基督二志论,并将二者推演为位格上的二元论,因为子身份是位格的属性,而不是本性的属性。嗣子派说的是 adoptatus homo(被收纳为嗣子的人),而非 adoptata natura humana(被收纳的人性),并把被收纳的人性称为被收纳的子。他们援引安布罗斯、希拉里 (Hilary)、哲罗姆、奥古斯丁、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以及西班牙所用的《莫扎拉布礼仪》(Mozarabic Liturgy) 为据。89早期作者和西班牙礼仪确实有时用 adoptio(收纳为嗣子)一词指道成肉身,但其意义更接近 assumptio 或 ἀνάληψις*,即人性藉着基督被提升,与神格联合。90他们若援引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为先驱,理由倒更充分;因为他关于 υἱὸς θετός* 的教义,与他们的 Filius Dei adoptivus(上帝的嗣子)几乎相同。91
嗣子论的根本要点,在于区分基督的双重子身份——一个出于本性,一个出于恩典;一个出于生出,一个出于收纳;一个在于本质,一个在于名义;一个属于形而上的实在,另一个则由神意的决定与拣选而来。子身份这一观念被置于本性而非位格之上;既然基督有两种本性,他里面便必然有两种相应的子身份。按他的神性,基督真实地、在本质上(secundum naturam 或 genere)是上帝的儿子,从永恒而生;但按他的人性,他只是藉着收纳,或藉着神的恩典,在名义上(nuncupative)成为上帝的儿子。按本性,他是上帝的独生子;92按收纳与恩典,他是上帝的长子。93
嗣子派主要援引《约翰福音》14:28;《路加福音》1:80、18:19;《马可福音》13:32;《约翰福音》1:14、10:35;《罗马书》8:29;《哥林多前书》11:3;《约翰一书》3:2;《申命记》18:15;《诗篇》2:8、22:23,以及旧约的其他经文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并将这些经文归于 Filius primogenitus et adoptivus(长子与嗣子);而《诗篇》60:4(ex utero ante Luciferum genui te,在晨星以前,我从腹中生了你)、44:2;《以赛亚书》45:23;《箴言》8:25,则被理解为适用于 Filius unigenitus(独生子)。这些经文同样可以被用来支持阿里乌主义,却没有一处能在争论的要点上证实他们的主张。基督从未被称为上帝“收纳的”儿子。费利克斯从上帝的儿女是被收纳的这一点,推论他们必须有一位被收纳的元首。他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一个儿子按字面意义不能有两个父亲,却可以因出生而有一个父亲,又因收纳而有另一个父亲;同样,基督按其人性,不能在同一意义上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可以按本性是前者,按收纳是后者。94
他究竟把基督被收纳的子身份起算于基督的升高,95还是受洗,96抑或早在降生之时,97并不清楚。他谈到基督的双重出生,把基督的洗礼与信徒的洗礼或重生相比,并将二者都与 spiritualis generatio per adoptionem(藉着收纳为嗣子而有的属灵出生)联系起来;98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把人性与神性的联合追溯到童贞女的腹中。99
如前所述,嗣子派自认为与迦克墩基督论相符,并宣认相信一个神圣位格具有两种完整而完全的本性;100他们只是希望把双重子身份的观点阐明为二性教义的合理推论。
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一致认为,嗣子论是第三次普世大公会议(431年)所谴责的聂斯托利派异端的复兴或变体。101在这些捍卫者中,最博学、最有才干的是查理曼的教师兼朋友阿尔昆,其次是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和里昂的阿戈巴尔德。
正统派从真实的道成肉身这一事实出发,坚持认为,那从童贞女腹中取了人性、并使之与自己的神圣位格联合的,正是上帝永恒的独生子;尽管有了这一变化,他仍然是上帝本有的儿子。102他们援引《约翰福音》3:16;《罗马书》8:32;《以弗所书》5:2;《使徒行传》3:13–15等经文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这一异端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子身份的整个观念从位格转移到了本性。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就其位格而言,而非就其本性而言。两种本性并不构成两个儿子,因为它们不可分离地联合于同一位基督里面。上帝永恒的儿子在道成肉身时,所取的不是一个人的位格,而是人性。因此,被收纳的子身份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圣经从未称基督为上帝收纳的儿子。基督在他的位格中,从永恒或按本性就是基督徒藉着恩典和重生而成为的。
教会谴责基督一志论时,强调基督本性的双重性;谴责嗣子论时,则强调位格的统一。这样,她保卫了大公基督论,使之既不偏向欧迪奇派,也不偏向聂斯托利派,却没有解决基督完整而真实的人性这一问题。他虽是上帝永恒的儿子,同时也真实而完全地是人子。中世纪教会主要着眼于基督神圣的威严,把他置于与人无限遥远之处,以致人只能通过居间的中保才能亲近他;但另一方面,她又在每日弥撒的献祭中,生动地保存着对他受难的记忆,尽管这记忆带有粗陋的实在论色彩;她还在敬拜那位温柔的童贞母亲及其护持的臂弯中的圣婴救主时,找到了对基督完全人性之默想与安慰的替代。嗣子论失败之后,化质说的理论不久便获胜,并加强了一种趋向过度而带魔术性质的超自然主义 (supernaturalism) 的倾向;这种超自然主义不是改变自然,而是将自然消灭。
附注
博学的瓦尔希为嗣子派的正统性辩护,因为他们并没有说基督在其双重子身份中是 alius et alius,ἄλλος καὶ ἄλλος*(一个与另一个,这是聂斯托利派的观点),而是说他以 aliter et aliter,ἄλλως καὶ ἄλλως*(不同的方式)为子。见《异端史》(Ketzerhistorie),第IX卷,第881、904页。鲍尔(II,第152页)同样认为嗣子论是迦克墩教义的合理推论,因而为之辩护,但他的前提是这一教义本身包含矛盾。尼安德、多尔纳、尼德纳、赫费勒和默勒承认嗣子论与聂斯托利派有亲缘关系,但同时也肯定嗣子论中的差异和新特征(尤其参见多尔纳,II,第309页及下页)。
§ 119. 预定论之争
比较第III卷,§§ 158–160,第851页及后。
文献
I. 史料有:(1) 戈特沙尔克现存的著作,即三篇信仰告白(一篇写于美因茨会议之前,两篇作于狱中)、一封致拉特拉姆努斯的诗体书信,以及一部反驳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 的著作残篇。收于莫甘 (Mauguin) 第一卷(见下),以及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121卷,第348–372栏。
戈特沙尔克友人的著作:普鲁登提乌斯 (Prudentius):《致欣克马尔书》(Epist. ad Hincmarum) 及《驳约翰·司各脱》(Contra Jo. Scotum);拉特拉姆努斯:《论预定》(De Praedest.),850年;塞尔瓦图斯·卢普斯 (Servatus Lupus):《论三个问题》(De tribus Questionibus,即自由意志、预定及赎罪的范围),850年;弗洛鲁斯教席 (Florus Magister):《论预定,驳约翰·司各脱》(De Praed. contra J. Scot.);雷米吉乌斯 (Remigius):《论三封书信》(Lib. de tribus Epistolis) 及《论坚定持守圣经真理》(Libellus de tenenda immobiliter Scripturae veritate)。收于莫甘第一卷,以及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115、119、121卷。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 (Walafrid Strabo) 论戈特沙尔克的一首诗,见米涅,第114卷,第1115栏及后。
戈特沙尔克反对者的著作:拉巴努斯·毛鲁斯(见米涅,第112卷);兰斯的欣克马尔 (Hincmar of Rheims):《论预定与自由意志》(De Praedestinatione et Libero Arbitrio) 等(见米涅,第125、126卷);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Scotus Erigena):《论上帝的预定,驳戈特沙尔克》(De Praedest. Dei contra Gottescalcum),851年(莫甘于1650年首次刊行,1853年弗洛斯〔Floss〕又刊于米涅,第122卷)。另见曼西,第XIV、XV卷中的大公会议记录。
- 历史学家的著作:雅克·厄舍 (Jac. Ussher,圣公会信徒及加尔文主义者):《戈特沙尔克及其引发的预定论争史》(Gotteschalci et Praedestinatianae controversiae ab eo motto Historia)。都柏林 (Dublin),1631年;汉诺威 (Hanover),1662年;亦见都柏林版其著作集。
吉尔布·莫甘 (Gilb. Mauguin,詹森派信徒,卒于1674年):《九世纪论预定与恩典的古代作者著作及残篇,多数今首次刊行》(Vet. Auctorum, qui IX. saec. de Praedest. et Grat. scripserunt, Opera et Fragm. plurima nunc primum in lucem edita) 等。巴黎,1650年,2卷。他在第二卷中叙述这段历史,并为戈特沙尔克的正统性辩护。
L. 塞洛 (L. Cellot,耶稣会士):《预定论者戈特沙尔克史》(Hist. Gotteschalci praedestinatiani)。巴黎,1655年,对开本。反对戈特沙尔克和莫甘。
J. J. 霍廷格 (J. J. Hottinger,改革宗):《论预定与上帝恩典教义的遭际》(Fata doctrinae de Praedestinatione et Gratia Dei)。苏黎世 (Tiguri),1727年。另有他于1710年所作论戈特沙尔克的论文。
诺里斯枢机 (Card. Noris):《戈特沙尔克史》(Historia Gottesc.),收入其《著作集》(Opera)。威尼斯 (Venice),1759年,第III卷。
F. 莫尼耶 (F. Monnier):《论戈特沙尔克与约翰·埃里乌根纳之争》(De Gotteschalci et Joan. Erigenae Controversia)。巴黎,1853年。
尤尔·魏茨泽克 (Jul. Weizsäcker,路德宗):《九世纪上帝预定的教义》(Das Dogma von der göttl. Vorherbestimmung im 9ten Jahrh.),载多尔纳《德国神学年鉴》(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Theol.)。哥达 (Gotha),1859年,第527–576页。
赫费勒(罗马天主教):《大公会议史》(Conciliengesch.),IV,第130–223页(第二版,1879年)。
V. 博拉施 (V. Borrasch):《奥尔拜的修士戈特沙尔克:其生平与教义》(Der Mönch Gottschalk v. Orbais, sein Leben u. seine Lehre)。托恩 (Thorn),1868年。
昆斯特曼 (Kunstmann):《赫拉巴努斯·毛鲁斯》(Hrabanus Maurus)(美因茨,1841年);施平格勒 (Spingler):《拉巴努斯·毛鲁斯》(Rabanus Maurus)(雷根斯堡,1856年);以及 C. 冯·诺尔登 (C. v. Noorden):《兰斯的欣克马尔》(Hinkmar v. Rheims)(波恩,1863年);H. 施勒尔斯 (H. Schrörs):《兰斯大主教欣克马尔》(Hincmar Erzbisch v. R.)(Freil. B.,1884年)。
另见施勒克,第XXIV卷,第1–126页;尼安德、吉泽勒、鲍尔各自的《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与《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巴赫(罗马天主教)的《中世纪教义史》(Dogmengesch. des Mittelalters),I,第219–263页;基佐 (Guizot):《法国文明史》(Civilization in France),第V讲;哈德威克 (Hardwick):《中世纪》(Middle Age),第161–165页;罗伯逊,II,第288–299页;罗伊特 (Reuter):《中世纪的宗教启蒙》(Rel.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I,第43–48页;以及默勒在赫尔措格第二版2中的文章,V,第324–328页。
戈特沙尔克,又名戈德斯卡尔库斯 (Godescalcus),103出身于撒克逊贵族家庭,是一位非自愿入修道院的修士,又是一位未按正规程序受按立的司祭;他信念坚定,勇气非凡。他在思辨神学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上,复兴了奥古斯丁的理论,却因重申那位伟大的非洲神学家在四百年前以更深刻、更智慧、更温和的方式阐明并捍卫的教义,而不得不遭受严酷的逼迫。
希腊教会不重视奥古斯丁,更不重视戈特沙尔克,直到今日仍坚持尼西亚及尼西亚以前教父的人论;这些教父对意志自由与神的恩典同样重视。大马士革的约翰教导说,上帝有绝对的预知,却没有绝对的预定,因为上帝不能预定罪;罪不是他所愿意的,相反,他谴责并惩罚罪;他也不把德行强加于不情愿的意志。
拉丁教会在传统上一直尊崇奥古斯丁,视他为本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却从未正式接受他的预定论体系。104这一体系始终有个别拥护者,如鲁斯佩的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 of Ruspe) 和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他们教导双重预定,一是预定选民得永生,一是预定被弃者受永死。比德 (Beda) 和阿尔昆则属于较温和的奥古斯丁主义者。然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谨慎地在奥古斯丁主义与半伯拉纠主义之间取中道,把首要地位归于上帝先行并使人有能力的恩典,同时仍认为人的意志在同意与合作方面具有某种功德。105这种折衷立场可称为半奥古斯丁主义 (Semi-Augustinianism),以区别于半伯拉纠主义。529年的奥朗日会议 (Synod of Orange;Arausio) 采纳了这一立场,谴责半伯拉纠派的错误(却未点名其拥护者),并认可奥古斯丁关于罪与恩典的观点,却未认可他的预定论,而将此问题留待讨论。这一立场经由教皇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传入中世纪;在我们所论时代的神学上,他的影响仅次于奥古斯丁。这种经过缓和、削弱的奥古斯丁主义,在戈特沙尔克论争中取得了胜利。
罗马教会在预定论上与奥古斯丁的关系,类似于路德宗教会与路德的关系。这位改革家对神的预定持最极端的观点;在他反驳伊拉斯谟 (Erasmus) 的《论人的意志受奴役》(Slavery of the Human Will) 一书中,他比此前的奥古斯丁和此后的加尔文走得更远;106然而,尽管他具有卓越的才智和权威,他的观点实际上仍被摒弃,让位于《协同式》(Formula of Concord) 的折衷立场;后者既教导信徒蒙绝对的拣选,也教导上帝诚挚地呼召一切罪人悔改。加尔文主义的各信条在逻辑上更为一贯,将绝对预定教导为神的全能与全知的必然结果,却又像奥古斯丁一样,将其限定在堕落后预定论 (infralapsarian scheme) 的范围内,明确否认上帝是罪的创始者。不过,堕落前预定论 (Supralapsarianism) 作为一种神学意见,也有其拥护者。在罗马教会中,奥古斯丁的体系曾由詹森派 (Jansenists) 复兴,却终究遭到谴责。
§ 120. 戈特沙尔克与拉巴努斯·毛鲁斯 (Babanus Maurus)
戈特沙尔克是贝尔诺 (Berno,或 Bern) 伯爵之子,幼年时父母便将他作为虔诚的奉献(oblatus),送入著名的黑森 (Hessian) 富尔达 (Fulda) 修道院。成年后,他否认自己非自愿接受的剃发礼具有约束力,希望离开修道院,并于829年将此事提交美因茨会议审理。会议作出了有利于他的裁决,但新任院长拉巴努斯·毛鲁斯向皇帝申诉,并撰写《论奉献儿童》(De Oblatione Puerorum) 一书,为父母将孩子奉献于修道生活的约束力辩护。他达到了目的,但允许戈特沙尔克从富尔达转往兰斯教省苏瓦松 (Soissons) 教区的奥尔拜。自此,他便对这位不情愿的修士怀有恶感,称他为流浪汉;不可否认,拉巴努斯在整场论争中的表现有损其形象。
在奥尔拜,戈特沙尔克潜心研读奥古斯丁和鲁斯佩的富尔根提乌斯(卒于533年),热情之炽烈,使他获得了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 的称号。107他特别选出支持预定教义的段落,一连数小时向同院修士诵读,使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观点。但他的朋友塞尔瓦图斯·卢普斯警告他,不要对深奥问题作无益的思辨,反而不去查考圣经中更切合实际的事。他与几位学者通信,并前往罗马朝圣。847或848年归途中,他在好客的弗留利的埃伯哈德 (Eberhard of Friuli) 伯爵家中住了一段时间;这位伯爵是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女婿。他在那里遇见了维罗纳主教诺廷 (Noting of Verona),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预定论观点。诺廷将此事告知其时已任美因茨大主教的拉巴努斯·毛鲁斯,催促他驳斥这一新异端。
拉巴努斯·毛鲁斯写信给诺廷,论述预定,矛头指向戈特沙尔克,却未提他的名字。108他以最恶劣的方式解释戈特沙尔克的双重预定观点,并列举七项理由予以反驳,主要是:这一观点等于指控上帝不公;它违背圣经,因为圣经应许以永恒的赏赐报偿德行;它宣称基督为那些灭亡的人流血乃是徒然;它使一些人陷于属肉体的自安,另一些人陷于绝望。他自己的教义属于温和的奥古斯丁主义。他主张,全人类,包括未受洗的婴孩,都因亚当的罪而处于公义的定罪之下;上帝从这败坏的全体中,纯粹出于怜悯,拣选一些人得永生,又因其他人的道德行为,任凭他们承受应得的惩罚。上帝愿意万人得救,实际上却只拯救一部分人;至于他为何作此区别,我们并不知道,只能归于他隐秘的旨意。预知与预定是有区别的,后者以前者为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拉巴努斯离开奥古斯丁,与半伯拉纠派取得一致。他又区分被预知者 (praesciti) 与被预定者 (praedestinati)。不悔改的罪人只是被预知,并非被预定。他承认“惩罚是为罪人预定的”,却否认“罪人是为惩罚预定的”。109他引哲罗姆、普罗斯珀 (Prosper)、根纳迪乌斯 (Gennadius) 和奥古斯丁的文句,支持自己的观点。110
戈特沙尔克认为,这篇论著体现的不是“最具大公精神的博士”奥古斯丁的教义,而是半伯拉纠派根纳迪乌斯和卡西安努斯 (Cassianus) 的教义。他出席了848年10月1日开幕的美因茨会议,德意志国王也在场;他大胆宣认自己相信双重预定,即预定得生与预定受死:上帝从永恒中,出于白白的恩典,预定他的选民得永生;也完全同样地,因一切被弃者应得的恶报,按公义的审判,预定他们受永死。111这项信仰告白中令人反感的部分,在于双重 (gemina) 和完全同样地 (similiter omnino) 这些字眼;他似乎借此将两种预定,即拣选与弃绝,置于同等地位;但他也提到被弃者的罪责及其将来的审判,藉以限定自己的说法。他又反驳拉巴努斯,主张上帝的儿子成为人并受死,只是为选民。他以实际果效的范围衡量旨意的范围。上帝绝不改变,他的旨意必定成就。凡没有发生的事,就不可能是他曾经定意要成就的。
会议审理的详情已不可知,但主持会议的拉巴努斯在致欣克马尔的信中报告了结果:戈特沙尔克连同其有害的教义(拉巴努斯对此有所曲解)一并被定罪,并交付他的都主教欣克马尔,予以惩处和严密看管。
§ 121. 戈特沙尔克与欣克马尔
兰斯 (Rheims) 大主教欣克马尔 (Hincmar) 是一位极有权势、骄傲而不宽容的高级教士。他对戈特沙尔克心怀不满,因为后者曾在其本属的苏瓦松 (Soissons) 主教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兰斯的乡区主教(chorepiscopus)里格博尔德 (Rigbold of Rheims) 以不甚合乎规程(却并非无效)的方式按立为司祭,又未经院长许可而外出旅行。112他毫不怜悯地对待这位可怜的修士。849年春,戈特沙尔克被传到希耶尔西 (Chiersy) 的一次教会会议上(in palatio Carisiaco,在卡里西亚库姆宫中)。113他拒绝撤回自己的主张,遂被判为顽固不化的异端,革除司祭职分,按圣本笃 (St. Benedict) 的会规,因其顽梗而当众受鞭打,被迫焚烧自己的著作,并被关进兰斯教省一所修道院的监牢。114据目击者报告,他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鞭打,“几乎被打死”,直到半死之际,才将自己那本载有取自圣经与教父、用以证明其教义之论据的书扔进火中。令人稍感宽慰的是,里昂 (Lyons) 大主教圣雷米吉乌斯 (St. Remigius) 对如此对待这位“可怜的修士”(miserabilis monachus,戈特沙尔克的朋友常这样称呼他)的“前所未闻的不虔与残酷”,表示震惊。
这位被定罪的修士在奥特维莱尔 (Hautvilliers) 孤寂的牢房中,撰写了两篇信仰告白,一短一长,在其中有力地重申自己的双重预定教义。他向教皇尼古拉申诉;教皇似乎对他略有同情,要求重新调查,然而此事始终未能实行。他又提出,倚靠上帝的恩典,愿在国王、主教和修士面前接受火的神判,依次踏入四口分别盛着沸水、沸油、沸脂和沸沥青的大锅,然后走过燃烧的柴堆;但无人肯接受这一挑战。欣克马尔在他临终患病时,除非他完全撤回自己的主张,否则不肯让他领圣餐,也不肯准予基督徒的安葬。115戈特沙尔克鄙弃这一条件,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念死去;在被囚禁二十年后,他于868或869年被葬于未经祝圣的土地。
他有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他关于上帝不变性的主导思想,也反映在他不屈不挠的行为上。他的敌人指责他虚荣、顽固,并怀有奇怪的妄想。耶稣会士 (Jesuits)(西尔蒙、佩托 (Peteau)、塞洛 (Cellot))谴责他及其教义;加尔文派和詹森派(厄舍尔 (Ussher)、霍廷格 (Hottinger)、莫甘)则为他辩护,视他为真理的殉道者。
§ 122. 关于预定的各种对立理论与半奥古斯丁主义的胜利
戈特沙尔克被囚期间,围绕这一争点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充分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学术造诣,但终究未能得出清楚而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主要问题是:神的预定或预先命定——人人都承认这是神之完全的必要要素——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换言之,它是否包括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行为,无论善恶,还是只包括那些得救的人,以及上帝所认可并赏赐的行为。这一问题也必然牵涉人的意志自由和救赎计划范围的问题。绝对预定论者否认意志自由以及基督赎罪之死的普遍意义,相对预定论者则予以肯定。
特鲁瓦 (Troyes) 主教普鲁登提乌斯、科尔比修士拉特拉姆努斯、费里耶尔 (Ferrières) 院长塞尔瓦图斯·卢普斯,以及里昂大主教雷米吉乌斯,都为绝对预定的教义辩护,在实质上与戈特沙尔克一致,措辞却更为温和谨慎。这一教义于855年得到瓦朗斯会议 (Synod of Valence) 确认,859年又在朗格勒 (Langres) 得到确认。
美因茨大主教拉巴努斯·毛鲁斯、兰斯的欣克马尔大主教,以及拉昂 (Laon) 主教帕尔杜卢斯 (Pardulus),则反对戈特沙尔克,主张自由意志与有条件的预定。853年希耶尔西的一次会议确认了这一教义;859年,在图勒 (Toul) 附近的萨沃尼耶尔 (Savonnières),这一教义又得到部分确认。
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 (John Scotus Erigena) 提出了第三种理论,本意是反驳戈特沙尔克,实际上却更为违背正统观点,并遭到双方的摒弃。
I. 绝对而双重的预定教义。
戈特沙尔克声称自己只是追随伟大的奥古斯丁。这话不错;但他过分突出预定论这一信条,使之成为与上帝的不变性不可分割的基本神学原则;而在奥古斯丁那里,这不过是由其人论前提得出的逻辑推论。他以奥古斯丁的终点为起点。借用后来(加尔文派)的术语来说,他与其说是堕落后预定论者 (infralapsarian),不如说是堕落前预定论者 (supralapsarian)。他主张双重预定:选民被预定得救,被弃者被预定灭亡;这不是两项彼此分离的预定,而是一项具有两面的预定(gemina,i.e. bipartita,即分为两面),一面是积极的(拣选),另一面是消极的(弃绝)。他认为二者不能分开设想;但他并不教导上帝预定罪人犯罪,因为那就会使上帝成为罪的创始者。在这一点上,拉巴努斯·毛鲁斯歪曲了他的见解。116他在狱中所写的较短信仰告白中说:“我相信并承认,上帝预知并预定圣天使和蒙拣选的人,得着他们不配得的永生;但他也同样(pariter)因预见魔鬼、其众军及一切被弃之人将来所行的恶事,以公义的审判,预定他们遭受应得的永死。”他援引圣经经文,以及奥古斯丁、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 和伊西多尔 (Isidor);除“同样”(pariter)一词外,这些人的教导与他完全相同。在那篇以祷告形式写成的较长信仰告白中,他以较温和的几乎或近乎(propemodum)代替同样,并否认上帝预定被弃者犯罪。他说:“上帝啊,对于那些你预知会因自身的悲惨而执意陷在当受定罪之罪中的人,你以公义审判者的身份,预定他们灭亡。”他谈到两种救赎:一种为选民和被弃者所共有,另一种则专属选民。同样,加尔文派 (Calvinists) 在与阿民念派 (Arminians) 争论时,也主张基督之死虽在充足性上足以救赎所有人,却只在选民身上产生实效。
他那些赞同预定论的朋友,更清楚地阐明了上帝与善、恶之间关系的区别。例如,拉特拉姆努斯说,上帝既是善念与善行的创始者(auctor),也是其统管者(ordinator);但对于恶念与恶行,他只是统管者,而非创始者。他预定的是罪的刑罚,而不是罪本身(poenam,而非 peccatum)。他引导罪的发展进程,并统摄它,使之产生善果。他利用犹大的恶谋作为促成十字架之死的手段,并借此成就救赎。卢普斯 (Lupus) 说,上帝预知并容许亚当堕落,且预定了堕落的后果,却没有预定堕落本身。学师弗洛鲁斯 (Magister Florus) 也谈到双重预定(praedestinatio gemina),但着重作出区分:上帝既预定选民行善,也预定他们得救;对于被弃者,却只预定其受罚,而非犯罪。他起初对戈特沙尔克的教导了解有误,以为后者否认了定罪乃罪有应得(meritum damnationis)。雷米吉乌斯谴责戈特沙尔克的“鲁莽”和“不合时宜的多言”,却为他辩护,反对加于他的非人待遇;除他毫无限定地否认人在堕落后有行善的自由以外,雷米吉乌斯赞同他的全部命题——除非戈特沙尔克的意思只是,没有上帝的恩典,谁也不能运用自己的自由。雷米吉乌斯严厉批评了欣克马尔的四条论纲。至于上帝愿万人得救究竟有无限制,以及基督是为所有人而死,还是只为选民而死,他自己持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tic) 的观点,却愿意容许意见自由,因为教会尚未对这一问题作出裁决,而圣经也容许不同的解释。117
855年,应皇帝洛泰尔 (Lothaire) 的请求召开的瓦朗斯会议,反对欣克马尔及希耶尔西会议的四条论纲,认可了主持会议的雷米吉乌斯所理解的奥古斯丁主义体系的主要立场。118会议确认双重预定(“praedestinationem electorum ad vitam et praedestinationem impiorum ad mortem”,即预定选民得生命,预定不敬虔者遭死亡),但附加了种种限定与区分,认为如此才足以维护上帝的圣洁和人的道德责任。859年,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 在里昂教省召集的朗格勒会议,重申了瓦朗斯会议的教义法规,却删去了对希耶尔西四条论纲的谴责,因为秃头查理曾签署这些论纲;这就为妥协铺平了道路。
我们可以用以下命题,简要陈述奥古斯丁学派的体系:
所有人都是罪人,并因亚当的堕落而理当地被定罪。
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是罪的奴仆。(不过,雷米吉乌斯与瓦朗斯会议对此作了限定,使之趋向半伯拉纠主义。)
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从永恒中就不可改变地拣选了一部分人,使他们成为圣洁并得救;他也是他们一切善行的创始者。至于其余的人,他则按其不可测度的旨意,任凭他们遭受应得的定罪。
上帝已不可改变地预定那些不肯悔改、执意犯罪的罪人受永刑,却没有预定他们犯罪;罪是人的罪责,为上帝所定罪。
基督只为选民而死。
戈特沙尔克的反对者还指控他轻看教会与圣礼,并把洗礼和圣餐的效力局限于选民。这倒与他的理论一致。据说,他与朋友拉特拉姆努斯同样拒绝化质说。奥古斯丁确实没有教导化质说;但他以大公教会关于洗礼重生的教义,以及有形的历史教会乃救恩中介的教义,抑制了预定论的逻辑趋向。119
- 有条件的单一预定教义。
拉巴努斯与欣克马尔不仅神学见解一致,对待戈特沙尔克时那种不合基督徒身份的行为也如出一辙。他们自称是奥古斯丁派,骨子里却是半伯拉纠派,采取了一条折中路线:保留奥古斯丁主义的前提,却回避其逻辑结论。预知(praescientia)是上帝全知心智的必然属性,与预先命定或预定(praedestinatio)不同,后者是他全能意志的属性。前者可以没有后者,后者却不能没有前者。预知是绝对的,包括一切事物和一切人,无论善恶;预定则以预知为条件,而且只涉及善的事物。上帝从永恒中就预知罪,却没有预定罪;同样,他预知罪人,却没有预定他们犯罪或死亡;他们只是被预知者(praesciti),而非被预定者(praedestinati)。因此,没有双重预定,只有一种预定,也就是拣选人得永生。亚当的堕落及其后果属于上帝容许的范畴。上帝真诚地愿意拯救所有人,不加分别,基督也为所有人流血;若有人灭亡,他们只能归咎于自己。
853年,希耶尔西会议在皇帝秃头查理亲临之下举行,欣克马尔使自己的见解在会上得到确认。会议通过了四项命题:120
全能的上帝造人时使他无罪,赋予他理性和选择的自由,并把他安置在乐园里。人滥用这自由而犯罪,整个人类遂成为一团当灭亡的群体。上帝从这当灭亡的群体(massa perditionis)中,拣选了那些他凭恩典预定得永生的人;至于其余的人,他则按公义的审判,把他们留在这当灭亡的群体中,预知他们将要灭亡,却不预定他们灭亡,尽管他为他们预定了永刑。121这是奥古斯丁主义的见解,但最后一个分句削弱了它。
我们因始祖的堕落而失去意志的自由,又借着基督重新获得了它。然而,这条论纲的措辞十分含糊,既可按半伯拉纠派的意思理解,也可按奥古斯丁派的意思理解。122
全能的上帝愿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得救,尽管实际上并非人人都得救。救恩是恩典白白赐下的礼物;灭亡则是那些执意犯罪之人应得的报应。
耶稣基督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人而死,然而,由于人的不信,并非人人都借他受难的奥秘蒙了救赎。
最后两项命题不是奥古斯丁主义的,而是大公教会的;它们构成了大公教会正统信仰与半伯拉纠派异端之间的连接环节。
面对雷米吉乌斯与瓦朗斯会议的反对,欣克马尔在856至863年间撰写了两部论预定与自由意志的著作,为这些命题辩护。第一部已经散佚,第二部保存至今。这部书极其冗长,反复重复,并未带来真正的进展。他犯了几处历史错误,并大量援引伪托奥古斯丁的《备忘录》(Hypomnesticon),以为其中表达了奥古斯丁晚年更为成熟的见解。
860年10月,法国全国会议在图勒附近的图西 (Toucy) 举行,皇帝秃头查理、国王洛泰尔二世 (Lothaire II.)、普罗旺斯的查理 (Charles of Provence),以及十四个教省的主教均亲临与会;双方在会上达成了某种协议。123欣克马尔是会议的主导人物,并起草了会议书信。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四项命题,却洗清了半伯拉纠主义的嫌疑。会议书信的第一部分致全体信徒,概述基督教教义,并宣称:若非出于上帝的旨意或容许,天上地下没有一事能够发生;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灭亡;他在堕落之后并未剥夺人的自由意志,而是以恩典医治并扶持它;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而死;最后,如今散处于当灭亡的群体(massa perditionis)中的一切蒙预定者,都将被招聚,进入天上永恒教会的丰满之中。
争论至此结束。这是严格形式的预定论的一次失败,也是半奥古斯丁主义的一次实质性胜利;后者除了更加突出上帝的恩典以外,与半伯拉纠主义几乎完全相同。
在实际中,就连这点区别也消失了。中世纪教会需要自由意志与普遍呼召的教义,作为维持人的道德责任、罪责与功德的基础,并用以支持祭司和圣礼在救恩上的中介作用;严格的预定论体系却以时间开始以前、或世界存在以前的谕旨,不可改变地决定每个灵魂的永恒命运,其逻辑后果似乎会使对罪人良心的呼吁失去作用,截断功德与赏赐所提供的强大动力,把圣礼的效力局限于选民,并削弱大公教会的圣统制。
然而,尽管以教会和祭司为中心的半奥古斯丁主义,或隐蔽的半伯拉纠主义,在法国取得了胜利,欣克马尔也在那里对这场争论作了最后的定论,它却没有获得普世性的认可。教皇尼古拉出于圣统权方面的缘故,对欣克马尔不满,对戈特沙尔克则怀有几分同情;据说,他曾批准瓦朗斯与朗格勒两次会议关于“双重预定”和限定赎罪范围的奥古斯丁主义法规。124
因此,大公教会内部仍为严格的奥古斯丁主义复兴敞开着大门,而这种复兴在十六世纪大规模地发生了。
附注
戈特沙尔克 (Gottschalk) 争论直到十七世纪才首次成为历史研究和批判讨论的课题,但研究受到了詹森派 (Jansenists,詹森、莫甘) 与耶稣会士 (Jesuits,西尔蒙、塞洛) 之间教义对立的干扰。加尔文主义历史学家厄舍尔 (Ussher)、霍廷格 (Hottinger) 站在戈特沙尔克和詹森派一边。十九世纪的新教历史学家对这场争论作了更为冷静、公正的考察,不过,对于争论的界限与结果,仍有些微分歧: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较严格与较温和两种奥古斯丁主义 (Augustinianism) 范式之间的冲突(尼安德、库尔茨);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奥古斯丁主义与复兴并取得胜利的半伯拉纠主义 (Semi-Pelagianism) 之间的冲突(鲍尔、魏茨泽克)。前一种看法较为正确。半伯拉纠主义于529年受到奥朗日会议 (Synod of Orange,Arausio) 的谴责,同年又受到瓦朗斯会议 (Synod of Valence) 的谴责,530年再受到教皇卜尼法斯二世 (Boniface II.) 的谴责,此后一直列在罗马的异端目录中。大公教会不能认可自己一度谴责过的东西。
九世纪争论的双方(撇开孤立的司各脱·埃里乌根纳不论)都诉诸奥古斯丁,尊他为拉丁教会中最高的教父权威。双方都赞同奥古斯丁的人论与救恩论,即全人类在亚当里堕落、而仅有一部分人借基督得蒙救赎的教义;双方都主张,有些人因白白的恩典得救,另一些人则因自己的罪责灭亡;双方也都把得救的可能性限定在今生及有形教会的范围内(这在逻辑上会引出一个可怕而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人类中压倒性的多数,包括所有未受洗的婴孩,都要永远灭亡)。然而,奥古斯丁派追溯到绝对预定,以此为上帝区别对待得救者与灭亡者、或选民与被弃者的终极理由(ultima ratio);半奥古斯丁派却更多地在人有无功德上寻求这种区别,并在主张有条件的预定之余,同时坚持上帝普遍的仁爱,以及救恩之恩典向所有人的普遍赐予(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假定,在今生丝毫看不出来)。奥古斯丁主义体系更具神学性和逻辑性,半奥古斯丁主义则更具教会性和实践性。绝对预定论从上帝的全能出发,却受道德意识的制约,被限定在堕落后预定论 (infralapsarianism) 的范围内;后者排除圣洁的上帝在人类堕落中的任何作用,并将罪责归在人身上。相对预定论强调所有人的责任及得救的可能性,却也承认,人若实际得救,就必须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在上帝圣洁之爱这一中心观念中寻找;这爱是他一切属性与作为的主调。
如前所述,大公教会的半奥古斯丁主义与异端的半伯拉纠主义之间,实际的差别很小。二者是孪生姊妹;它们实际上都忽略预定论,而主要着重于历史上教会的圣礼体系之效力,视之为重生与得救所必需的媒介。
《协同式》(Formula of Concord) 所阐明的路德宗体系 (Lutheran system),是大公教会半奥古斯丁主义在福音派中的对应形态。它也保留了后者的圣礼特征(洗礼重生和圣餐中的临在),却以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斩断了人的功德之根。
加尔文主义 (Calvinism) 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复兴,却没有后者在圣礼与祭司方面的制约。
阿民念主义 (Arminianism) 在荷兰改革宗教会和卫斯理派循道宗信徒中发展起来,并为英格兰教会广泛持守,是半伯拉纠主义在福音派中的对应形态。它与路德宗的区别在于,教导一种有条件的拣选,并认为人的自由意志足以接受、也足以拒绝向所有人普遍赐予的救恩之恩典。
§ 123. 司各脱·埃里乌根纳的教义
司各脱·埃里乌根纳的著作全集,由 H. J. 弗洛斯 (H. J. Floss) 于1853年编订,收入米涅 (Migne) 的《拉丁教父集》(P. L.),第122卷。《论预定》(De Praedestinatione) 见第355–440栏。参看下列作者论 S. E. 的专著:约尔特 (Hjort,1823年)、施陶登迈尔 (Staudenmaier,1834年)、塔扬迪耶 (Taillandier,1843年)、克里斯特利布 (Christlieb,1860年;另见他在赫尔措格百科全书第2版,2第XIII卷,第788页及后所撰的条目)、赫尔门斯 (Hermens,1861年)、胡贝尔 (Huber,1861年);施勒克 (Schröckh)、尼安德 (Neander)、鲍尔 (Baur,论三位一体)、多尔纳 (Dorner,论基督论) 著作中的有关章节;以及里特尔 (Ritter)、埃德曼 (Erdmann)、于伯韦格 (Ueberweg) 所著《哲学史》中的有关章节。另见罗伊特 (Reuter):《中世纪宗教启蒙史》(Gesch. der relig.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1875年),第I卷,第51–64页(讨论埃里乌根纳关于权威与理性之关系的观点)。
欣克马尔 (Hincmar) 急欲获得学者的援助,却找错了人;应他的请求,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 (John Scotus Erigena) 于850年写了一部论预定的著作,题献给欣克马尔及其友人、拉昂 (Laon) 主教帕尔杜卢斯 (Pardulus)。在苏格兰—爱尔兰人中,他是最卓异的人物,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哲学家,却远远超越自己的时代,以致成为一个奇迹和谜团。他如灿烂的流星,闪耀之后便消失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在马姆斯伯里 (Malmsbury) 被自己的学生杀害(假如他确曾受召前往英格兰),还是在法国自然去世(这更有可能)。由于他的思辨具有超越性的性质,又有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 的保护,他逃过了异端通常的命运。他与查理十分亲近,以致国王在餐桌上冒昧问道:“苏格兰人 (Scot) 与醉汉 (sot) 有什么分别?”他竟能机敏地回答:“陛下,一张桌子。”他的思想体系生不逢时,与他那时代的精神相距太远,无法得到恰当的理解与赏识。他是一位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者 (Christian Neo-Platonist),是经院哲学 (Scholasticism) 与神秘主义 (Mysticism) 的先驱,在某些方面也是斯宾诺莎 (Spinoza)、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和黑格尔 (Hegel) 的先驱。在他那里,教会权威归结为理性,神学归结为哲学,而真正的哲学与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可以说,哲学就是揭去面纱的宗教,是从民众信仰云雾弥漫的境域,提升到纯粹思想清澈的以太之中的宗教。125
他从这高山般的思辨境界俯瞰预定与自由意志的问题。他对圣经和教父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他常常引用圣奥古斯丁,尽管与他意见不同,仍称他为“最敏锐的真理探究者与捍卫者”。126 但是,凡教会权威与理性相抵触之处,其措辞就必须按比喻来理解,必要时甚至应取相反的意思。127 他指控戈特沙尔克犯了同时否认上帝恩典与人类自由的异端,因为后者把导致定罪的恶行与导向永生的美德,同样归因于一种必然且强制性的预定。严格说来,在上帝里面既无先也无后,既无过去也无未来;128 因此,除非按拟人情的意义来理解,否则也无所谓预知或预定。他拒绝双重预定,因为那会把矛盾带入上帝里面。只有一种预定,即对义人的预定,而这与预知是同一的。129 因为在上帝里面,知识与意志不可分割,并构成他本身的存在。二者的区别出于人类心智的局限和对希腊文的无知;因为 προοράω* 兼有 praevideo(预见)与 praedestino(预定)两义。并不存在预定人犯罪和受罚这样的事;因为罪根本不是什么实在之物,只是一种否定,是对自由意志的滥用;130 而刑罚不过是罪人因其邪恶目的落空而产生的内在不快。有些教父若称罪人为被预定者 (praedestinati),其本意恰恰相反,正如基督称犹大为 amice(朋友),而非 inimice(仇敌),又如 lucus(树林)被说成得名于 a non lucendo(不发光)。罪在上帝之外,对他而言根本不存在;他甚至不预知罪,更不用说预定罪了,因为在他那里,知与存在是同一的。131 但上帝已经安排,使罪自行惩罚自己;他设立了不可改变的法则,罪人无法逃脱。自由意志正是人的本质,并未因堕落而丧失;受损的只是意志的能力与活力。然而,埃里乌根纳为人维护自由,所取的意义与他为上帝维护自由时相同,并把自由等同于道德上的必然性。他的泛神论原则在逻辑上把他引向普遍复归论 (universal restoration)。132
这一点在他阐述自身体系的杰出著作《论自然的划分》(De Divisione Naturae) 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其主导观念是上帝与宇宙在起初和终末的和谐,这种和谐从四个方面展开:1)Natura creatrix non creata,即上帝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创造性而非受造的本原;2)Natura creatrix creata,即理念世界,或万物在上帝里面的原型;3)Natura creata non creans,即受造而不创造的时间与感官世界,作为理念世界的映照与实现;4)Natura nec creata nec creans,即上帝作为一切受造之物的终点;当一切对抗都被克服之后,万有必在 ἀποκατάστασις τῶν πάντων* 中归回于他。他说:“第一种形式与最后一种形式乃是一,只能理解为上帝,他是万物的始与终。”
埃里乌根纳这种思辨而神秘的泛神论倾向,受到了基督教有神论 (Christian theism) 的实际影响所制约;后者已融入他的教育与个人经验。因此,我们可以与一位始终公正而宽厚的历史学家一同说:“我们不愿怀疑,他曾多次向施行救赎的上帝倾吐虔诚而恳切的祷告,求他光照自己的内心,并且殷勤地在圣经中寻求这种光照;尽管他对神圣存在的概念性理解,似乎排除了祷告所预设的那种人与上帝的关系。”133
欣克马尔有理由与这样危险的辩护者划清界限,并抱怨这苏格兰“稀粥”。134 约翰·司各脱遭到桑斯 (Sens) 大主教韦尼洛 (Wenilo) 的猛烈攻击;韦尼洛指斥其书中的十九个命题为异端(该书共有十九章),普鲁登提乌斯 (Prudentius) 主教则把这个数目增加到七十七个。他被指控持守伯拉纠主义 (Pelagianism) 和奥利金主义 (Origenism),又因以哲学代替神学、以诡辩的精微之论代替根据圣经与传统的健全论证而受到谴责。雷米吉乌斯 (Remigius) 认为他疯了。弗洛鲁斯教席 (Florus Magister) 也撰文反对他,斥其关于罪与恶并非实在之物、因而不能成为上帝预知与预定之对象的教义为亵渎。瓦朗斯会议(855年)斥他的十九个三段论为荒谬之论,斥其全书“与其说是信仰的论证,不如说是魔鬼的杜撰 (commentum diaboli potius quam argumentum fidei)”。他那部阐述其整个体系的最重要著作,也受到桑斯一次教省会议的谴责,后来又于1225年受到教皇霍诺留三世 (Honorius III.) 的谴责;教皇称此书“充满异端败坏的蛆虫”,下令焚毁所有抄本。然而,幸而仍有少数抄本留存下来,供后世研究。
§ 124. 圣餐争论:文献
关于圣餐教义史的一般文献,见第I卷,§ 55,第472页,以及第II卷,第241页。
另补充下列论述这一总题目的罗马天主教著作:若·德·卢戈枢机 (Card. Jo. de Lugo,卒于1660年):《论可敬的圣餐圣礼》(Tractatus de venerabili Eucharistiae Sacramento),收入米涅的《神学全课程》(Cursus Theol. Completus),第XXIII卷。怀斯曼枢机 (Card. Wiseman):《真实临在讲论》(Lectures on the Real Presence)。伦敦 (Lond.),1836及1842年。奥斯瓦尔德 (Oswald):《天主教会神圣圣礼的教义论》(Die dogmat. Lehre von den heil. Sacramente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明斯特 (Münster),第3版,1870年,第I卷,第375–427页。
新教方面:T. K. 迈尔 (T. K. Meier):《化质说史论稿》(Versuch einer Gesch. der Transsubstantiationslehre)。海尔布隆 (Heilbronn),1832年。埃布拉德 (Ebrard):《圣餐教义及其历史》(Das Dogma v. heil. Abendmahl und seine Gesch)。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 a. M.),1845及1846年,2卷。施泰茨 (Steitz):赫尔措格 (Herzog) 百科全书中的《拉德贝特》(Radbert)、《拉特拉姆努斯》(Ratramnus) 及《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 各条。沙弗 (Schaff):《宗教百科全书》(Rel. Encycl.) 第III卷,第2385页,《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 条。
关于九世纪及十一世纪圣餐争论的专门文献。
I. 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 与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Paschasius Radbertus) 之间的争论。
- 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Paschasius Radbertus):《论主的身体与血》(Liber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831年献给新科尔比 (New Corbie) 修道院院长马里努斯 (Marinus);844年第2版呈献给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首个真正的版本由尼克·马梅拉努斯 (Nic. Mameranus) 刊行,科隆 (Colon.),1550年;最佳版本由马尔泰纳 (Martene) 与迪朗 (Durand) 编订,收入《古代著述与文献宏编》(Veter. Script. et Monum. amplissima Collectio),第IX卷,第367页。——《马太福音注释》(Comm. in Matth.)(26:26);《致弗里德加德书》(Epistola ad Fridegardum),以及《论童女生育》(De Partu Virginis) 一文。见米涅 (Migne)《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 第120卷所收《圣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全集》(S. Pasch. Radb.: Opera omnia),巴黎 (Par.),1852年。
海莫 (Haimo):《论主的身体与血》(Tract. de Corp. et Sang. Dom.)(《哥林多前书》注释的一段残篇),收入达舍里 (D’Achery) 的《辑遗》(Spicil.),第I卷,第42页,亦收入米涅《拉丁教父集》(P. L.),第118卷,第815–817栏。欣克马尔 (Hincmar):《致秃头查理论当戒之恶与当行之德书》(Ep. ad Carol. Calv. de cavendis vitiis et virtutibus exercendis),第9章。收入米涅,第125卷,第915栏及后。
- 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呈秃头查理王论主的身体与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liber ad Carolum Calvum Reg.)。科隆 (Colon.),1532年(以贝特拉姆〔Bertram〕之名刊行)。改革宗神学家屡次刊印其原文与译本(1532至1717年间,出版于苏黎世〔Zürich〕、日内瓦〔Geneva〕、伦敦〔London〕、牛津〔Oxford〕、阿姆斯特丹〔Amsterdam〕);雅克·布瓦洛 (Jac. Boileau) 亦于1712年在巴黎 (Par.) 出版此书,并为拉特拉姆努斯在大公信仰上的正统性作了辩护。见米涅《拉丁教父集》(P. L.),第121卷,第10–346栏所收《拉特拉姆努斯著作集》(Ratramni Opera)。
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补赎书》(Poenitentiale),第33章。米涅《拉丁教父集》(P. L.),第110卷,第492、493栏。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 (Walafrid Strabo):《论教会事务》(De Rebus Eccls.),第16、17章。摘录见吉泽勒 (Gieseler),第II卷,第80–82页。
- 历史学家的论述:纳塔利斯·亚历山大 (Natalis Alexander):《教会史》(H. Eccl.),第IX、X卷,专题论文第X、XIII篇。尼安德 (Neander),德文版第IV卷,第458–475页,或英译本波士顿版第III卷,第495–501页。吉泽勒,第II卷,第79–84页,纽约 (N. Y.) 版。鲍尔 (Baur):《教义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ogmengesch.),第II卷,第161–175页。
- 贝伦加尔 (Berengar) 与兰弗兰克 (Lanfranc) 之间的争论。
兰弗兰克 (LANFRANCUS):《驳贝伦加尔论圣餐圣礼》(De Eucharistiae Sacramento contra Berengarium lib.),巴塞尔 (Basil.),1528年,屡次刊印,亦收入《里昂教父文库》(Bibl. PP. Lugd.),第XVIII卷,第763页,以及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150卷(1854年),第407–442栏。
贝伦加尔 (Berengarius):《驳兰弗兰克论圣餐后编》(De Sacra Coena adv. Lanfrancum liber posterior),由A. F. 与F. Th. 费舍尔 (A. F. & F. Th. Vischer) 首次刊行。柏林 (Berol.),1834年(据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的抄本刊印,该抄本现藏哥廷根〔Göttingen〕。参较莱辛〔Lessing〕:《图尔的贝伦加尔,或其一部重要著作的预告》〔Berengarius Turon. oder Ankündigung eines wichtigen Werkes desselben〕。布伦瑞克〔Braunschweig〕,1770年)。H. 苏登多夫 (H. Sudendorf):《图尔的贝伦加尔,或有关他的书信集》(Berengarius Turonensis oder eine Sammlung ihn betreffender Briefe)。汉堡 (Hamburg) 与哥达 (Gotha),1850年。收录二十二份新文献,并有早期史料的完整目录。
尼安德:第III卷,第502–530页(英译本波士顿版;或德文版第IV卷,第476–534页)。吉泽勒:第II卷,第163–173页(英译本纽约〔N. York〕版)。鲍尔:第II卷,第175–198页。哈德威克 (Hardwick):《中世纪》(Middle Age),第169–173页(斯塔布斯〔Stubbs〕编订的第3版)。米尔曼 (Milman):第III卷,第258页及后。罗伯逊 (Robertson):第II卷,第609页及后(小开本版,第IV卷,第351–367页)。雅科比 (Jacobi):《贝伦加尔》(Berengar),载赫尔措格百科全书第2版 (Herzog2),第II卷,第305–311页。罗伊特 (Reuter):《中世纪宗教启蒙史》(Gesch. der relig.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1875年),第I卷,第91页及后。赫费勒 (Hefele):第IV卷,第740页及后(1879年版)。
§ 125. 关于圣餐的两种理论
圣餐教义在西方教会 (Western church),尤其在法国 (France),曾成为两次争论的主题。第一次发生于九世纪中叶,争论双方为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与拉特拉姆努斯;另一次发生于十一世纪中叶,争论双方为贝伦加尔与兰弗兰克。在第二次争论中,教皇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也卷入其中,担任贝伦加尔与正统派之间的调解人。
两次争论都是围绕圣礼及其功效的物质性理解与属灵性理解之间的冲突。一方按字面解释设立圣餐的话语以及《约翰福音》第六章那篇奥秘的讲论,另一方则作比喻性的解释。争论双方都相信,基督在圣餐中临在,作信徒生命的粮;但对于这种临在的方式,他们的理解大相径庭:一方认为基督按字面意义、以肉身临在,并经由口传给一切领餐者;另一方则认为他在属灵意义上临在,并借着信心,在属灵意义上传给信徒。化质说者(若容我们创造这个称谓)相信,基督在圣餐中的身体与他在历史中的身体乃是同一身体,并且在每次弥撒献祭中,都由祭司祝圣饼酒而神奇地产生;他们的反对者否认这种同一性,认为圣餐中的身体,是他那真实身体的象征性呈现;这真实身体曾一次献在十字架上,如今已在天上得了荣耀,却仍以其赐生命的功效和施行拯救的能力,临在于信徒。
这两种观点,我们在古代教父中都能找到。实在而奥秘的观点,更容易与中世纪过度的超自然主义和迷信的虔诚相契合,最终在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中都取得了胜利;因为两者在这一教义上并无实质差异。135 属灵的理论在西方有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 至高的权威作为后盾,又得到拉特拉姆努斯与贝伦加尔的有力倡导,但仍不得不向盛行的化质说信仰让步;直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者重新挑起这场争论,结果确立了三种理论:1)罗马天主教的化质说教义,由特伦托大公会议 (Council of Trent) 重申;2)路德宗的理论,认为基督真实临在于饼酒之中,而饼酒仍保留其本质;136 3)改革宗(加尔文派)的理论,认为基督对于信徒有一种属灵的真实临在,或具有功效的临在。在罗马教会中(希腊教会在这一点上与其完全一致),化质说教义与弥撒献祭的教义密切相连,而弥撒献祭构成了敬拜的中心。
想到纪念基督舍命之爱的筵席,本应成为信徒之间最紧密的合一纽带,却无辜地引起了最激烈的争论,实在令人惭愧。然而,更为重要的基督位格教义,情形也是如此。幸而,圣礼的属灵益处,并不取决于人对基督临在方式所持的某一种特定理论;他始终乐意赐福给一切爱他的人。
§ 126. 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的理论
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Paschasius Radbertus,800年至约865年) 是一位博学、虔诚而迷信的修士,后来成为法国科尔比 (Corbie),或称科尔韦 (Corvey) 修道院的院长。137 他是第一个明确教导化质说的人;当时已有许多人相信此说,后来罗马天主教会也采纳了它。他于831年为新科尔比的门徒普拉西杜斯 (Placidus) 撰写了一部《论主的身体与血》,后来又以较为通俗的形式重新编订,作为圣诞礼物献给皇帝秃头查理(844年)。他并未采用“化质说”一词,这个术语直到两个世纪后才开始使用;但他所教导的正是其实质,即“饼酒的本质,有效地改变 (efficaciter interius commutatur) 为基督的肉和血”,因此,在祭司祝圣之后,“圣餐中除了基督的肉和血,再没有别的”,尽管在视觉、触觉与味觉上,“饼酒的形状仍然存留”。这种改变由圣灵的神迹促成;圣灵曾不经交合,在童贞女腹中创造了基督的身体,如今也以同样全能的力量,日复一日地在各处举行弥撒之时,由饼酒的本质创造出同一身体和血。他强调,圣餐中的身体,与那由童贞女所生、在十字架上受苦、从死里复活并升天的身体,乃是同一身体;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把圣礼中的吃喝表述为借着信心而进行的属灵过程。138 因此,他把感官的理解与属灵的理解结合起来。139 他认为,信徒的灵魂与基督相交,其身体则领受一种不朽的生命本原,最终在复活时达到圆满。他与若干古代教父一样,如此理解我们救主的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54)。
他按设立圣餐话语的字面意义,并依据《约翰福音》第六章,为自己的教义辩护。他也援引一些奇异故事,讲述基督的身体和血如何以可见的形态显现,以消除疑惑,或满足圣徒虔诚的愿望。据他叙述,人们常看见祭坛上的饼呈现为羔羊或幼儿的形状;当祭司伸手擘饼时,便有一位天使持刀从天而降,宰杀那羔羊或幼儿,让其血流入杯中!140
民众很容易相信这类故事,它们也有助于巩固化质说教义;正如亡魂从炼狱显现的故事,巩固了人们对炼狱的信仰一样。
拉德贝特的书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西方尚未准备好不经激烈斗争就接受化质说教义。拉德贝特自己也承认,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只相信灵魂与基督的属灵相交,以他身体和血的功效取代真实的身体和血;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是以表象取代真实,以影子取代本质。141
他的反对者主要诉诸圣奥古斯丁的权威;奥古斯丁把基督在历史中的身体与圣餐中的身体加以区分,又把对其身体与血的虚假、物质性的享用,与真实、属灵的享用加以区分。修士弗鲁德加德 (Frudegard) 曾引用奥古斯丁的若干段话,拉德贝特在给他的信中,试图按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些话。因为拉丁教会没有一个神学家敢公开违抗这位伟大的非洲教师的权威。
§ 127. 拉特拉姆努斯的理论
化质说的主要反对者是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142 他是同时代科尔比 (Corbie) 的一位修士,在文坛颇负盛名。他是第一位以系统的学术形式阐述象征说的人。应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 王的请求,他写了一篇论圣餐的短论,反对他的上司拉德贝特,却没有指名道姓。143 他回答了两个问题:祝圣后的饼酒,是按圣礼的意义(in mysterio)称为基督的身体和血,还是按字面的意义?圣餐中的身体,是否就是历史上受死而复活的身体?他否认这两者的同一性,而拉德贝特却竭力主张两者相同;分歧的要点就在这里。他的结论是:饼酒不仅在感官所感知的层面,而且在实质上,仍旧是祝圣以前的饼酒;只有对信徒的信心而言,它们才在属灵意义上是基督的身体和血。144 他称祝圣后的饼酒为基督身体和血的表象与凭据。它们是主受死的可见标记,使我们因记念他的受难而有分于其功效。他和拉德贝特一样,也诉诸《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讲论;但他与自己所主要依据的权威奥古斯丁一样,在《约翰福音》6:63找到了理解全章的钥匙:这节经文引人从字面转向精意,从属肉体的理解转向属灵的理解。145 信徒的灵魂在圣餐中,藉着上帝的道,即逻各斯 (Logos),得到滋养;这道住在基督自然的身体里,也以不可见的方式住在圣礼中。不信者不能领受基督,因为他们缺少属灵的领受器官。他援引洗礼作类比;洗礼被称为生命之泉,是恰当的。从感官来看,它不过是一种液体;但藉着祭司的祝圣,圣灵使人重生的能力加在其上,因此,那原本是会败坏的水,就在表象上或在奥秘中成为医治的能力。146
与这一观点一致,拉特拉姆努斯认为,弥撒的献祭并不是基督献祭的实际重演(虽说是不流血的),而只是一种记念性的庆典,藉此使基督徒确信自己已经蒙赎。当我们与基督面对面相见时,就不再需要这样的记念工具了。
据传,约翰·司各脱·爱留根纳 (John Scotus Erigena) 也曾应秃头查理的请求,写过一本反对拉德贝特的书。兰斯的欣克马尔 (Hincmar of Rheims) 列举他的谬误时,提到这样一点:在祭坛的圣礼中,并没有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只有对它们的记念。147 这项传闻可能源于混淆,因为拉特拉姆努斯的短论在后世曾被归于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Scotus Erigena) 名下。148 不过,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曾附带表明自己的看法;由此可见,他赞同拉特拉姆努斯,只把圣餐看作与基督属灵相交的一种预表性呈现。149 在《论自然的区分》 (De Divisione Naturae) 一书中,他教导说,基督得荣耀的人性具有一种奥秘的遍在性,或者说,已经超越空间的限制。尼安德 (Neander) 由此推断,他认为圣餐的饼酒只是基督那已被神化、无所不在的人性的象征,而这人性以真实的方式将自身传给相信的灵魂。150 无论如何,遍在性的假说排除了饼酒发生神奇变化的可能,并赋予真实临在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泛神论色彩。路德宗神学家采用了这一假说的修订形式(多处临在,或随意多处临在,即 multipresence 或 multivolipresence,取决于基督的意志),作为其真实临在教义的教理依据。
加洛林时代的神学家中,持守奥古斯丁的观点、并将拉德贝特的观点斥为谬误的,有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 (Walafrid Strabo)、克里斯蒂安·德鲁特马尔 (Christian Druthmar) 和弗洛鲁斯教席 (Florus Magister)。他们只承认基督的身体在圣礼中以能力和属灵的方式临在,而不是以可见的、形体的方式临在。151
另一方面,拉德贝特的理论得到了兰斯的欣克马尔大主教、哈尔伯施塔特 (Halberstadt) 的海莫 (Haimo) 主教,以及其他教会领袖的接受。在加洛林王朝以后那段黑暗时期,这一理论日益流行。维罗纳 (Verona) 的拉瑟里乌斯 (Ratherius) 主教(约950年),以及博学而思想开明的热尔贝尔 (Gerbert,后来任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999—1003年在位),都为圣餐饼酒藉祭司祝圣而发生的神奇转变辩护;不过,拉瑟里乌斯拒斥一切关于这种变化之方式的好奇探问。十世纪神学粗鄙而偏重感官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上:祝圣后的饼酒,是否会按通常的自然途径从领餐者体内排出?这是个令人反感而不雅的问题。化质说的反对者予以肯定,其拥护者则愤然否认,并给前者加上一个新的异端名称——“粪秽派” (Stercorianists)。热尔贝尔把粪秽说斥为魔鬼般的亵渎,并创立了一种理论,认为圣餐中基督的身体和血不会化为“有害和多余的体液”(in noxios et superfluos humores),而是保存在肉身之中,直到最后的复活。152
拉德贝特被封为圣徒;自1073年以来,苏瓦松 (Soissons) 教区于每年4月26日举行他的纪念日。153 拉特拉姆努斯的书被误认为出自司各脱·埃里乌根纳之手,在贝伦加尔 (Berengar) 争论期间两次遭到谴责(1050年和1059年),并被列入特伦托《禁书目录》。154
附注
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还有一场次要的争论,涉及一个微妙的问题:既然承认基督是超自然地成孕,那么他是像其他婴孩一样按自然方式出生,还是以神迹的方式出生,即母腹仍然封闭(clauso utero)?韦索纳 (Vesona,?) 的一些修女出于虔诚的好奇心,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后来问题传到了科尔比修道院。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Paschasius Radbertus) 沿袭圣安布罗斯 (St. Ambrose) 和圣哲罗姆 (St. Jerome) 的主张,为圣童贞女在分娩时(virgo in partu)与分娩后(post partum)仍保持童贞的理论辩护,并引用《雅歌》4:12中关于“关锁的园”(hortus conclusus)和“封闭的泉源”(fons signatus),以及《以西结书》44:2中关于“主关闭的门”(porta clausa Domini)的若干诗意语句作为证明。整个道成肉身都是超自然的;基督的成孕既是神迹,他的降生也同样是神迹。他不受自然律的支配,进入世界时“没有疼痛,没有呻吟,也没有任何肉体的损伤”(sine dolore et sine gemitu et sine ulla corruptione carnis)。参见拉德贝特的短论《论童贞女的分娩》 (De Partu Virginis),载其《著作集》 (Opera),米涅 (Migne) 编,第1365—1386栏。
拉特拉姆努斯在《论基督由童贞女所生》 (De eo quod Christus ex Virgine natus est) 一书中(载达舍里〔D’Achery〕《拾遗集》〔Spicilegium〕第I卷,及米涅版第121卷,第82—102栏),同样教导马利亚终身童贞,却认为基督是按自然方式进入世界的(“自然地经过童贞女的宫室”,naturaliter per aulam virgineam;或“经过童贞女子宫的门户”,per virginalis januam vulvae)。在腹内(in utero)成孕,就意味着从腹中(ex utero)出生。不过,他没有反驳拉德贝特,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而且采用相同的经文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也援引基督在复活之日穿过关闭门户的事作类比。他引用奥古斯丁、哲罗姆、教皇格列高利和比德 (Bede) 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见解。他所反对的,只是那种怪诞的意见,即基督从母腹中经由某条不知名的通道冲出(“从腹内隐秘之处,经由一条不明的光线通道,怪异地出来进入外界;这不是出生,而是迸出”,monstruose de secreto ventris incerto tramite luminis in auras exisse, quod non est nasci, sed erumpi。第1章,第83栏)。他认为,这种意见会导致幻影说异端,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并未真正出生,马利亚也未真正生育”(nec vere natus Christus, nec vere genuit Maria)。
§ 128. 贝伦加尔争论
随着祭司阶层权势的兴起,基督在圣餐中以形体临在、并由人以形体领受的教义,也与之紧密相联,在西方教会所属的基督教世界舆论中稳步发展。作为反作用,基督属灵临在、由人凭信心领受的教义,在十一世纪中叶曾一度重新得到申述,却遭到教会权威的谴责。这一谴责决定了化质说的胜利。
我们先来回顾这场争论的外在历史;它一直延续到下一个时期(至1079年)。
贝伦加尔(约1000—1088年)是沙特尔的富尔贝尔 (Fulbert of Chartres,卒于1029年) 的学生,曾任故乡图尔 (Tours) 的颂诗组曲兼座堂学校校长,后来任昂热 (Angers) 的总执事。在他的圣餐观点为人所知以前,他因罕见的学识与敬虔而备受尊敬。155 他是一位能干的辩证学家,也是一位受人欢迎的教师。他可列于基督教理性主义的先驱之中:他们敢于批评教会权威,并力求调和理性与信仰的要求。156 但他没有殉道者的勇气,曾两次因惧怕死亡而撤回自己的主张。他也没有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除圣礼这一点外,他似乎完全赞同大公教会的正统信仰。他在生活习惯上实行禁欲,与时人一样尊重修道生活,却也清楚看见其中的危险。他曾向一些向他求教的隐修士发表劝勉,其中一段话既优美又真实:“隐修士独居斗室,罪却在门外徘徊,用诱人的言语求准进入。她说:我是你的爱人,你在世间时曾追求我。我与你同席吃饭,与你同榻而眠;没有我,你什么也不做。你怎敢起意离弃我?我曾步步跟随你;难道你指望躲进斗室,就能避开我吗?你在世间吃肉喝酒时,我与你同在;你在旷野只靠饼和水度日,我也必与你同在。地狱中所见,并不只有紫袍和丝绸的颜色,那里也找得到修士的兜帽。你这隐修士身上,有属于我的东西。你所披戴的肉体本性是我的姊妹,与我一同出生,与我一同长大。只要肉体仍是肉体,我就仍在你的肉体之中。你用节制制服肉体吗?你便生出骄傲;看哪,罪就在那里。你被肉体胜过,向情欲屈服吗?罪也在那里。也许你没有那些纯属人的罪,我指的是从感官而来的罪;那么,你要提防魔鬼的罪。骄傲是邪灵与隐修士所共有的罪。”157
藉着持续研究圣经与教父著作,贝伦加尔在1040至1045年间得出结论: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的圣餐教义是一种粗俗的迷信,违背圣经、教父与理性。他把自己的观点传给在法国 (France) 和德国 (Germany) 的众多学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所属教区的昂热主教尤西比乌斯·布鲁诺 (Eusebius Bruno),以及桑利斯 (Senlis) 主教弗罗朗 (Frollant),站在他这一边,但多数人反对他。他昔日的同窗阿德尔曼 (Adelmann),当时任列日 (Lüttich〔Liège〕) 的总执事,后来任布雷西亚 (Bresci) 主教,曾在两封劝诫信(1046年和1048年)中向他提出规劝。
这场争论由贝伦加尔本人致昔日同窗、贝克 (Bec) 的兰弗兰克 (Lanfranc) 的一封信正式揭开(1049年)。他的措辞虽恭敬,却带着智识上自居优越的口吻,或许还对贝克日益增长的声望怀有几分嫉妒。他说,据沙特尔的英格尔拉姆 (Ingelram of Chartres) 告知,兰弗兰克竟赞同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而将约翰·司各脱 (John Scotus,与拉特拉姆努斯混淆) 判为异端,这使他十分惊讶;这表明兰弗兰克不明白圣经,而且连安布罗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也一并定了罪,其他人更不必说了。这封信被送到罗马,兰弗兰克当时正在那里逗留;在他的协助下,此信促成了对贝伦加尔的第一次定罪:1050年4月,教皇利奥九世 (Leo IX.) 主持的罗马会议作出这一判决,与会者多为意大利主教。同时,贝伦加尔被传唤到同年9月在韦尔切利 (Vercelli) 举行的另一次会议受审;由于他没有出席,158 会议未听取他的申辩,便第二次将他定罪,并焚毁了拉特拉姆努斯论圣餐的著作。一位与会者(可能是彼得·达米安尼〔Peter Damiani〕)愤然问道:“如果我们仍处在表象之中,那么何时才能得到实物呢?”据说,1050年或1051年10月的巴黎会议确认了这一判决,并以最严厉的刑罚、甚至死刑威胁贝伦加尔及其朋友;但是否真有过这次会议,尚不确定。159
短暂的沉寂之后,1054年,在利奥九世任内,他又在图尔会议上受审,160 却因希尔德布兰德的帮助而免于定罪。希尔德布兰德以教皇代表的身份主持会议,平静地听取他的论证;对于他承认祝圣后的饼和酒(在属灵意义上)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希尔德布兰德完全满意。161 同时,希尔德布兰德邀请他一同前往罗马,以求最终解决此事。
贝伦加尔信赖这位有权势的辩护人,于1059年赴尼古拉二世 (Nicolas II.) 任内举行的拉特兰会议,却大失所望。与会的一百一十三位主教——他将他们比作“野兽”——不肯听取他关于属灵领受圣餐的见解,坚持认为人是以感官可感的方式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性情暴烈、心怀偏执的枢机主教洪贝特 (Humbert),以会议的名义强迫他接受一份撤回主张的认信公式;这份公式排除了一切属灵的解释,教导人按字面意义咀嚼基督的身体。162 贝伦加尔因惧怕死亡而软弱到如此地步:他跪着接受了这份认信,并将自己的书投入火中。163 他说:“人的邪恶迫使人的软弱作出了不同的认信,然而信念的改变,唯有全能的上帝才能成就。”他宁愿信靠上帝的怜悯,也不愿信靠敌人的仁爱,并从亚伦和圣彼得蒙赦免的事上得着安慰。
一回到法国,他便比以往更加大胆地维护自己的真实信念。他谈到教皇利奥九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措辞之严厉,不亚于五百年后的路德。164 兰弗兰克在论圣餐的书中攻击他,贝伦加尔则在自己论主的晚餐的主要著作中(写于1063至1069年间),作了极其尖锐的反驳。165 他的朋友渐渐退去,敌人的愤怒却愈发强烈,以致在普瓦捷 (Poitiers) 的一次会议上(1075年或1076年),他几乎被杀。
其间,希尔德布兰德已登上教皇宝座,称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1078年,他再次召贝伦加尔到罗马,希望像1054年在图尔时一样,使他获得平安。他曾几次设法保护贝伦加尔,使他免遭敌人的狂热迫害。但敌人要求他要么彻底撤回主张,要么死。1079年2月的拉特兰会议要求贝伦加尔签署一份认信公式,以杜绝一切诡辩余地的措辞,确认实体的转变。166 他不慎援引自己与格列高利的私下会谈,但教皇若要继续保护他,就会危及自身正统信仰的声誉,因此命令他承认错误。贝伦加尔屈服了。他说:“教皇突如其来的疯狂使我惊惶失措;而上帝为惩罚我的罪,也没有赐我坚定的心。我便俯伏在地,以不虔的声音承认自己错了,因为我害怕教皇立刻宣告将我绝罚,而随之必然发生的,就是民众赶着把我送往最惨烈的死亡。”不过,教皇仍在一定程度上忠于他,给了他两封推荐信,一封致图尔和昂热的主教,一封致所有信徒;信中威胁说,凡损害他的人身或财产,或称他为异端的人,都要受到咒诅。167
贝伦加尔灰心丧气地回到法国,放弃了这场毫无希望的争战。此时他已年老,在图尔附近的圣科姆岛 (St. Côme〔Cosmas〕) 上,过着严格禁欲、离群索居的生活,度过余年,并于1088年在那里安然去世。许多人相信他是在为自己的异端悔罪,他的朋友则每年在他的墓前举行纪念。但他真正懊悔的,是自己怯懦地背叛了他所认定的真理。他回国后撰写的罗马受审记述,清楚表明了这一点。168 这份记述最后向上帝祈求赦免,也请求基督徒读者以爱心相待:“请为我祷告,愿这些眼泪能为我求得全能者的怜悯。”
兰弗兰克和较早的历史学家歪曲了他的教义,说他否认真实临在。169 但自从有关史料发现以后,连罗马天主教徒也承认:他虽坚决拒绝化质说,却坚持基督在圣餐中属灵的真实临在,并坚持领餐者属灵地领受基督。
这也解释了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的行为;鉴于他在其他各方面都是罗马教会和教皇权力最坚决的捍卫者,这种行为就越发引人注目。这位伟大的教皇,与其说是神学家,不如说是教会事务家。对于圣餐中临在的奥秘方式,以及饼酒所发生变化的确切性质,他愿意容许一定的自由;当时,这种变化尚未被权威性地界定为实体的改变。因此,只要不危及他的伟大改革,也不使自己招致异端的嫌疑,他就以外交家的谨慎,尽可能长久、尽可能充分地保护贝伦加尔。170 贝伦加尔已知最晚的著述,是一封论格列高利之死(1085年)的信;他在信中恭敬地谈论这位教皇,表示确信他已得救,并为教皇对待自己的行为辩解。
贝伦加尔身上奇异地混合着道德上的勇气与肉身上的怯懦。他若殉道而死,他的教义本会更加壮大;但他一再撤回主张,损害了自己的事业,也促进了化质说的胜利。
附注:希尔德布兰德与贝伦加尔
除贝伦加尔的《论圣餐》(De Sacra Coena) 于1834年被发现并出版之外,祖登多夫 (Sudendorf) 的《图尔的贝伦加尔》(Berengarius Turonensis,1850年),是关于本节的研究文献中最重要的贡献。171 祖登多夫博士并未深入讨论圣餐争论,认为施托伊德林 (Stäudlin) 和尼安德的记述已足够;但他提供了:1)按年代排列的贝伦加尔文献完整目录,包括朋友和敌人对他的全部记载(第7–68页);2)对安茹家族 (Anjou) 伯爵戈弗里德·马特尔 (Gaufried Martell) 的记述,他是当时执政的德国皇后阿格尼斯 (Agnes) 的继父,也是贝伦加尔最热心、最有权势的保护者(第69–87页);3)二十二封涉及贝伦加尔的书信,并附注释(第88–233页)。这些书信在此首次根据汉诺威王家图书馆的手稿刊布,原稿收于一部题为《皇帝、国王、教皇及主教书信集》(Codex epistolaris Imperatorum, Regum, Pontificum, Episcoporum) 的对开本中。它们并未给贝伦加尔的圣餐教义带来新的阐明;但其中三封,就他与希尔德布兰德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饶有趣味的资料。
安茹伯爵戈弗里德 (Gaufried,卒于1060年) 致枢机主教希尔德布兰德的一封信,写于1059年3月,就在将贝伦加尔定罪的拉特兰会议(1059年4月)召开前不久(第128、215页)。伯爵以惊人的大胆和自信,呼吁这位权势显赫的枢机主教在即将召开的罗马会议上保护贝伦加尔;他以为希尔德布兰德完全赞同贝伦加尔,只是在图尔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意见。信的开头如下:“致罗马教会可敬之子希〔尔德布兰德〕。戈夫〔里德〕伯爵致意。愿你的举止不负如此伟大的母亲。贝〔伦加尔〕已遵照你的意愿和邀请信前往罗马。现在正是你当以基督徒的宽宏气度行事之时(nunc magnanimitate christiana tibi agendum est),免得贝伦加尔从你这里,再次经历在图尔〔1054年〕所经历的事;那时你作为使徒权威的代表来到我们中间。他期待你的到来,如同期待天使降临。你在那里,却是要使已死的灵魂活过来,杀死本当存活的灵魂……你的行为,就像经上所记的那个人〔约翰福音19:38〕:‘他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作门徒。’你像那说〔路加福音23:22〕‘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的人,却因惧怕凯撒而不肯释放他。你所做的,甚至不如彼拉多;他把耶稣叫来,并不以作这样的见证为耻: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福音中的判语正适用于你〔路加福音9:26〕:‘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我在天父面前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主的话也适用于你〔路加福音11:52〕:‘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如今,适当的时机已经来到。贝伦加尔就在你那里,与教皇同在。倘若你再次对那些愚人的错误保持沉默,那就显然表明,你从前并非出于正当理由等候适当时机,而是由于软弱和惧怕,不敢为无辜者辩护。如果事情竟到这一步——愿上帝不许——我们寄托在你身上的厚望,就会完全落空;而你也将对自己、甚至对上帝犯下骇人的不义。东方连同它的一切谬妄,将由你引入西方;你非但不照亮我们的黑暗,反倒要尽你所能,将我们的光明变为黑暗。凡学识卓越、依照圣经判断此事的人,都曾作证说,贝伦加尔的见解是合乎圣经的……那种流行的错觉〔化质说〕,会导致有害的异端。保罗论身体的复活,说这必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倘若我们坚持说,基督的身体在感官可感的意义上被祭司掰开、被牙齿撕碎(sensualiter sacerdotum manibus frangi, dentibus atteri),身体复活的教义就不能成立。你夸耀你的罗马,说她在信仰和军事荣耀上从未被征服。如今,上帝已在教皇座前将你高举于众人之上,倘若那虚假的教义、那必然滋生异端的温床,竟因你的掩饰和沉默而抬头,你就使那荣耀蒙羞了。不要退缩到可耻沉默的角落,把你的尊荣让给别人。”
贝伦加尔于1077年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一封信,称他为“至善的父”(pater optime),并向他表明自己深深的敬爱(第182、230页)。他感谢教皇写信给其使节、迪伊主教雨果 (Hugo of Die,后任里昂大主教),为自己提供保护;但他恳求教皇原谅自己不去出席那召他前往、由他的敌人组成的法国会议。他表示盼望能与教皇亲自交谈(opportunitatem vivendi praesentiam tuam et audiendi),并在信末请求教皇继续庇护他:“至善的父,愿你这位基督徒长享康健,长久地向渺小的我施予无愧于使徒教座的庇护。”(“Vel[即 Valeat]Christianitas tua, pater optime, longo parvitati meae tempore dignum sede apostolica patrocinium impensura. ”)这次通信的结果不得而知。1078年,贝伦加尔被召出席罗马会议,得以实现面见教皇、聆听其言的愿望;但如我们所见,结果却是会议在教皇同意之下将他定罪。
贝伦加尔致波尔多大主教若斯兰 (Joscelin of Bordeaux) 的一封信,写于格列高利七世去世的1085年5月25日之后,洋溢着基督徒仁爱的精神(第196、231页)。开头这样说:“我们的格〔列高利〕突然去世,使我深感不安。”(G. nostri me non parum mors inopinato [a] perturbat.)鉴于格列高利在1079年的行径,这个 nostri(“我们的”)听来未免过于亲昵;但应当从他此前所表现的个人同情,以及此后最后几封荐信中所流露的同情来理解。随后,贝伦加尔表示确信教皇已经得救,并饶恕他的背离,竟奇特地将此比作巴拿巴与保罗的分离。“然而,就我自以为对这人的了解而言,他的得救是确定无疑的,不论那些按主的话说,滤出蠓虫、吞下骆驼的人[太23:24]怎样预先论断他。使徒说[加6:15],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按我对他的了解,我仰赖上帝的怜悯,相信他正是这样的人。巴拿巴离开了保罗[徒15:39、40],以致按外面的人说,不再与他同住;然而按里面的人说,巴拿巴仍旧记在生命册上。”(Sed, quantum mihi videor novisse hominem, de salute hominis certum constat, quicquid illi prejudicent, qui, secundum dominicam sententiam, culicem culantes, camelum sorbent. In Christo lesu, inquit Apostolus, neque circumcisio est aliquid, neque preputium, sed nova creatura. Quod illum fuisse, quantum illum noveram, de misericordia presumo divina. Discessit a Paulo Barnabas, ut non cum illo secundum exteriorem commaneret hominem, nec minus tamen secundum interiorem hominem Barnabas in libro vitae permansit.)他忆及格列高利在1079年罗马会议上强迫他违背自己的确信,向一项信条起誓,因而断言,基督赐给彼得的钥匙权柄(太16:19)是有限的。捆绑不可任意而不公。主借先知向祭司说(per prophetam ad prelatos):“我必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玛2:2:maledicam benedictionibus vestris。)由此必然可知,他也会使这等人的咒诅变为祝福(Ex quo necessarium constat, quod etiam benedicat maledictionibus talium)。所以诗人说(诗109:28):“任凭他们咒骂,惟愿你赐福。”蒙福的奥古斯丁在其《论主的话语》中说:“公义解开不义的捆绑。”蒙福的格列高利[一世]也说[《讲道集》(Homil.) XXVI]:“凡不为属下的益处,而按自己任性的意愿行使捆绑与释放之权的人,就使自己丧失了这权柄。”(ipsa hac ligandi atque solvendi potestate se privat, qui hanc non pro subditorum moribus, sed pro suae voluntatis motibus exercet.)贝伦加尔就这样以第一位格列高利反驳第七位格列高利。
希尔德布兰德对于圣餐临在的真正见解,只能从他在争论期间的行动来推知。即便在贝伦加尔最终被定罪以后,他仍真诚地保护贝伦加尔,使其免受暴力与逼迫;但1059年以及其后的1079年,教会的舆论都如此强烈地赞成圣餐饼酒发生实体上或本质上的变化,以致他不得不让步。就个人而言,他赞成在变化的方式上容许一定的意见自由,只要承认变化本身即可,而贝伦加尔也明确承认这一点。就在1078年会议召开前几天,教皇还通过一位受人敬重的修士求问童贞女马利亚,所得的答复是:关于真实临在,除了圣经所载,即饼在祝圣之后是基督真实的身体以外,不应再持守或要求什么。贝伦加尔如此记述;见曼西,XIX. 766;吉泽勒,II. 172;尼安德,III. 519。(埃布拉德指控教皇对贝伦加尔虚伪而背信,这与事实不符。)
某位“希尔德布兰德老师”(Magister Hildebrand)所作《马太福音》注释的一段残篇,也表达了同一见解,即圣餐饼酒的变化,其方式无法解释,因而也无法界定。彼得·阿利克斯 (Peter Allix) 刊布了这段残篇(载于《传道者约翰论基督身体在祭坛圣礼中存在方式的裁定》,Determinatio Ioannis praedicatoris de, modo existendi Corp. Christi in sacramento altaris,伦敦,1686年)。尼安德说(III. 511):“这段残篇考察了饼转变(conversio)为基督身体的种种可能理解方式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不能作出任何确定的判断;因此,转变(conversio)才是这一教义唯一的实质部分,也就是饼和酒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至于这种转变以何种方式发生,人不应寻求探究。这与那位枢机主教行事背后显然所依据的见解相合。然而,作者究竟是否就是这位希尔德布兰德,始终必是一个极其可疑的问题;因为,一个其生平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人,倘若写过一部《马太福音》注释,这部著作竟会被遗忘得如此彻底,实在不大可能。”然而,祖登多夫(第186页)却将这段残篇归于教皇希尔德布兰德。
§ 129. 贝伦加尔的圣餐理论
主要史料是前已引述的贝伦加尔反驳兰弗兰克的第二部著作。他的第一部著作已经散佚,仅有少数片段保存在兰弗兰克的答辩中。
贝伦加尔攻击化质说,几乎运用了所有反对它的论据:它不仅超乎理性,而且违背理性,也违背感官的见证;它使主词与谓词之间,以及实体与其不可分离的属性之间,陷入矛盾;它与基督升天并居于天上的事实不相容;它实际上假定基督的身体或成为多个,或无所不在,而这与形体性所必然具有的限制相矛盾。172基督的身体只能有一个,基督的献祭也只能有一次。对于祭坛上出现血迹的故事,他嗤之以鼻,由此,他的一些敌人便推断他否认一切神迹。他称化质说为荒谬之论(ineptio),是民众疯狂的愚妄(vecordia vulgi)。
他以属灵的或能力上的临在与领受,反对这种在祭坛上有形体或物质临在的观念。他正面提出的见解,实质上与拉特拉姆努斯相同;但他又超越了拉特拉姆努斯,正如加尔文超越了茨温利 (Zwingli)。他力求保全属灵的真实,而摒除属肉体的形式。他与圣奥古斯丁及拉特拉姆努斯一样,区分基督历史中的身体与圣餐中的身体,也区分可见的象征,即圣礼(sacramentum),与所象征的事物,即圣礼的实质(res sacramenti)。他主张,我们不能按字面意义吃喝基督的身体和血,但仍能凭信心与他的肉身,即基督在天上得荣耀的人性,有真实而属灵的相交。他的理论实质上与加尔文相同。173其要点如下:
圣餐饼酒在祝圣之后,虽然获得了新的意义,其实体与外观却都仍然存留。因此,设立圣餐的话语中的谓词必须按比喻理解,正如许多别的经文称基督为狮子、羔羊、门、葡萄树、房角石、磐石等一样。174《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讲论同样是比喻性的,根本不是指圣礼,而是指凭信心领受基督的死。175
然而,饼和酒并非空洞的象征,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它们所代表的基督的身体和血。它们因祝圣而转变;因为凡被祝圣的,都被提升到更高的领域,并发生转变。它们在祝圣之后并不失去其实体,却失去了其空洞性,对信徒发生功效。同样,洗礼中的水仍然是水,却成为重生的媒介。凡有圣礼(sacramentum)之处,也有圣礼的实质(res sacramenti)。
基督在属灵意义上临在,也凭信心在属灵意义上被领受。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与他有真实的相交,也不能分享他的恩惠。他在致阿德尔曼的一封信中说:“基督真实的身体被置于祭坛之上,但这是在属灵意义上赐给里面的人,并且只赐给那些属于基督肢体的人,供他们作属灵的吃喝。教父们公开如此教导,并将基督的身体和血,与这身体和血的圣礼记号区分开来。敬虔者两者都领受:以可见的方式领受作为记号的圣礼(sacramentum),以不可见的方式领受圣礼的实质(rem sacramenti);不敬虔者却只领受圣礼记号,自招审判。”
圣餐中的相交,是与基督整个不可分割的位格相交,而不是与作为分离要素的肉和血相交。基督的整个身体怎样在死中被献上,我们也照样以属灵的方式领受他的整个身体;并且,既然基督的身体如今已在天上得了荣耀,我们就必须在属灵意义上升到天上。176
这里又有一点与加尔文紧密相通;加尔文同样教导,灵魂这样升到天上,乃是真正与基督人性中赐生命的能力相交的必要条件。当然,他所指的并非位置上的移动,而是每一次祷告所必需的“举心向上”(sursum corda)。是圣灵借信心的翅膀将我们举到基督那里,又将基督带到我们这里,从而使天与地联合。
若根据埃尔弗里克 (Aelfric) 那些极有权威、广受欢迎的《讲道集》来判断,当时在盎格鲁—撒克逊教会 (Anglo-Saxon Church) 中,似乎也流行着一种与贝伦加尔十分相近的见解。177
§ 130. 兰弗兰克与化质说的胜利
贝伦加尔的主要对手是他从前的朋友兰弗兰克,此人原籍帕维亚 (Pavia,生于1005年),1045年任诺曼底 (Normandy) 贝特修道院 (Convent of Bet) 副院长,后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1070–1089年);在这两个职位上,他都是那位更为杰出的安瑟伦 (Anselm) 的前任。178他是当时仅次于贝伦加尔的最伟大的辩证家,却只用辩证法来维护教会权威与传统,由此为正统经院哲学预备了道路。他在1063年以后以书信形式撰写了一篇二十三章的圣餐论著,攻击贝伦加尔,并拥护化质说(虽未使用这个名称)及其推论。179他将这种变化描述为一种奇迹般、不可理解的变化,即饼和酒的实体变为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180他还教导(这是拉德贝特未曾明确教导的),即使不配领受圣餐的人(indigne sumentes),所领受的圣礼实质也与信徒相同,只是所产生的效果相反。181
在论述圣餐的较不知名的作者中,必须提到阿德尔曼、杜兰杜斯 (Durandus) 和吉特蒙德 (Guitmund);他们维护大公教会的教义,反对贝伦加尔。吉特蒙德(兰弗兰克的学生,阿普利亚 (Apulia) 的阿韦尔萨 (Aversa) 大主教)记载,贝伦加尔派内部意见不一:有些人只承认象征性的临在,另一些人则(与贝伦加尔一样)主张一种真实却隐而不显的临在,或某种成饼说 (impanation),但他们全都否认实体的改变。他认为,这一改变正是滋养敬虔的要点。他问道:“有什么比这样的信仰更有益于救恩呢?它纯洁地将那纯洁、单纯的基督独自接纳于内,意识到自己拥有如此荣耀的恩赐,便更加警醒地防备罪恶;它更加热切地渴慕一切的义;它日日努力,要脱离世界……并在毫无遮蔽的异象中拥抱生命的泉源本身。”182
从此以后,化质说可以说已成为拉丁教会的一项信条。正统的经院学者为它辩护,1215年,它又在教皇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治下获得大公会议的认可。
与化质说的胜利密切相关的,是取消平信徒领受圣餐杯的做法;这一做法在十二世纪逐渐普及。183另一相关的做法,是敬拜临在于祝圣饼酒中的基督。这起于十一世纪,1217年由霍诺留三世 (Honorius III.) 下令施行,并促成了乌尔班四世 (Urban IV.) 于1264年设立的基督圣体节 (Corpus Christi festival)。取消圣餐杯,一部分出于权宜的考虑,但主要出于一种迷信的忧虑,唯恐基督的血洒落而受到亵渎。经院学者以完整的基督临在于饼、酒任何一项之中的教义,为这一做法辩护。184它以牺牲平信徒的权利为代价,加强了祭司阶层的权力,并公然违背基督的命令:“你们都喝这个”(太26:27)。
化质说是中世纪大公教会及其近代继承者罗马教会最具特色的教义。它反映出一种魔术式的超自然主义,使理智承受最严苛的负担,要求理智否认我们视觉、触觉和味觉一致作出的见证。它为每日的弥撒献祭和祭司阶层的权力提供了教义基础;祭司竟声称自己能够创造并献上世界救主本身的身体和血,这种主张令人悚然。因为,倘若那曾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身体确实临在于圣餐之中,并为人所吃,那么,弥撒中重复的也必定就是各各他 (Calvary) 上同一的祭;而真实的祭,需要一位真实的祭司在祭坛上将它献上。祭司、祭物与祭坛构成不可分割的三者;按字面理解其中一项,就必须按字面理解其余两项;按属灵意义理解其中一项,也必然导致按属灵意义理解全部三项。
附注
最后还须补充几点说明,以结束这一论题,免得我们在下一卷中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 经院术语 transsubstantiatio, transsubstantiare(希腊文为 μετουσίωσις*,英文为 transubstantiation,即化质说,德文为 Wesensverwand-lung),意指一种实体变为另一种实体,是在十一和十二世纪引入的。1079年的罗马宗教会议使用了 substantialiter converti(在实体上转变)这一措辞(见第559页)。Transsubstantiatio 最早见于彼得·达米安尼 (Peter Damiani,卒于1072年) 的《弥撒正典释义》(Expos. can. Missae),由安杰洛·迈 (Angelo Mai) 刊于《古代作家新集》(Script. Vet. Nova Coll.) VI. 215;其后又见于图尔大主教希尔德贝特 (Hildebert,卒于1134年) 的讲道中。动词 transsubstantiare 最早见于欧坦 (Autun) 主教斯特凡努斯 (Stephanus,1113–1129年) 的《论祭坛圣礼》(Tract. de Sacr. Altaris) 第14章(“panem, quem accepi, in corpus meum transsubstantiavi”,即“我将所拿的饼化质为我的身体”),随后于1215年正式见于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参见吉泽勒 (Gieseler),II. ii. 434及下页(德文第四版)。类似的术语,如 mutatio, transmutatio, transformatio, conversio, transitio(改变、变换、变形、转变、转移),此前已经使用。与之对应的希腊文名词 μετουσίωσις*,于1643年在彼得·莫吉拉斯 (Peter Mogilas) 的《正统信仰告白》(Orthodox Confession) 及后来的文献中,为东方教会正式接受;不过附带说明,此词不可理解为对饼酒如何变为基督身体和血的方式所作的界定。见沙弗《基督教世界的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II. 382, 427, 431, 495, 497及下页。希腊教父,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区利罗、金口约翰和大马士革的约翰,曾使用过类似的表达,如 μεταβολή*、μεταβάλλειν*、μεταποιεῖν*。最后这位是《俄罗斯教理问答》所引的主要权威(见沙弗,l.c.,II. 498)。
这一切术语都试图解释那不可解释的,使那不合理的变得合理——也就是实体与偶性、实在与表象之间的矛盾。化质说是虔敬变成了修辞,修辞又变成了不合理的逻辑。
- 化质说这一教义,最早在1059年和1079年两次罗马宗教会议的信仰告白中得到强烈表达;贝伦加尔被迫违背自己的良心接受了它们;见第557和559页。公元1215年,在教皇英诺森三世治下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以大公会议的权威认可此说,令整个拉丁教会遵行。会议的信经第1章说:“Corpus et sanguis [Christi] in sacramento altaris sub speciebus panis et vini veraciter continentur, TRANSSUBSTAN-TIATIS PANE IN CORPUS ET VINO IN SANGUINEM, POTESTATE DIVINA, ut ad perficiendum mysterium unitatis accipiamus ipsi de suo, quod accepit ipse de nostro. Et hoc utique sacramentum nemo potest conficere, nisi sacerdos, qui fuerit rite ordinatus secundum claves Ecclesiae, quas ipse concessit Apostolis et eorum successoribus lesus Christus.”(“〔基督的〕身体和血,在祭坛圣礼中,真实地包含于饼酒的外形之下;借着神的权能,饼的实体变为身体,酒的实体变为血,使我们领受属于他的,正如他取了属于我们的一样,从而成全合一的奥秘。而且,除按照教会钥匙权正式按立的祭司外,无人能够成就此圣礼;这钥匙权乃耶稣基督亲自授予使徒及其继承者的。”)
特伦托大公会议在1551年的第十三次会议上,针对新教徒,用以下措辞重申了这一教义:“借着饼和酒的祝圣,饼的全部实体转变为我们主基督身体的实体(conversionem fieri totius substantiae panis in substantiam corporis Christi Domini),酒的全部实体转变为他的血的实体;神圣的大公教会恰当而确切地称这种转变为化质。”同一会议还认可对圣礼的敬拜(i.e.,即敬拜在祭坛上、饼酒形象之下的基督),并咒诅那些否认这一教义和做法的人。见沙弗《基督教世界的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II. 130–139。
- 经院神学家中的翘楚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在他为基督圣体节所作的著名赞美诗《锡安,赞美救主》(Lauda Sion Salvatorem) 的以下各节中,以诗歌最清楚地表达了化质说的信条:
*“Dogma datur Christianis,
Quod in carnem transit panis,
Et vinum in sanguinem.
Quod non capis, quod non
Animosa firmat fides
Praeter rerum ordinem*.
“教义赐予基督徒:
饼转变为肉,
酒转变为血。
你所不能领会、所不能……
勇毅的信心坚信不疑,
超越万物的常理。
“且听神圣教会所持守的:
饼改变其实体,
成为肉,酒成为血。
这岂非超出你的理解?
信心超越眼见的法则,
跃向那不可理解之境。
*“Sub diversis speciebus,
Signis tantum et non rebus,
Latent res eximiae.
Caro cibus, sanguis potus,
Manet tamen Christus totus,
Sub utraque specie*.
“在不同的外形之下,
仅是表记而非实物之下,
隐藏着超卓的实在。
肉为食物,血为饮料,
然而完整的基督,
仍在两种外形的每一种之下。
这里,外在的表记中,隐藏着
感官无法触及的无价之宝;
我们所见的只是表记,并非实物:
饼成为肉,酒成为血;
然而在每一种表记中,基督
都被承认为完整无缺。
“*A sumente non concisus,
Non confractus, non divisus,
Integer accipitur.
Sumit unus, sumunt mille,
Quantum isti, tantum ille,
Nec sumitus consumitur*.
“领受他的人并不将他切开,
不将他擘碎,也不将他分割,
而是完整地领受他。
一人领受,千人领受,
此人所得与众人相同,
他虽被领受,却不被耗尽。
那些分享他的人,
既不切开,也不撕裂或擘碎,
而是完整地领受他们的主。
无论一人还是千万人吃,
众人都领受同一的食物,
留给别人的也丝毫不减。
“*Sumunt boni, sumunt mali,
Sorte tamen inaequali
Vitae vel interitus.
Mors est malis, vita bonis:
Vide, paris sumptionis
Quam sit dispar exitus*.”
“善人领受,恶人也领受,
然而所得的结局不同,
或是生命,或是灭亡。
恶人所得是死亡,善人所得是生命:
看哪,同样的领受,
结局竟如此不同。”
恶人与善人
都吃这属天的食物;
结局却何等相反!
在此是生命,在彼是死亡;
同样的食物,给各人带来的
却是无限的差异。”
见丹尼尔 (Daniel) 的《赞美诗宝库》(Thes. Hymnol.),II. 97–100;他称圣托马斯为“summus laudator venerabilis sacramenti”(“可敬圣礼最卓越的颂赞者”),并引述了默勒 (Möhler) 与路德那些有趣却相反的评语。译文出自爱德华·卡斯沃尔 (Edward Caswall)(《赞美诗与诗歌》〔Hymns and Poems〕,第2版,1873年;此前刊于《天主教诗琴》〔Lyra Catholica〕,伦敦〔Lond.〕,1849年,第238页)。后两节的译文不及前两节贴切。以下译本保留了原文的双韵:
“虽被吃,却不受切割,”
“在这里,无论善人恶人,
虽被擘开,却不遭分割,
无论地位高低贵贱,
人人都领受完整的基督:
同赴此筵,或得祸,或得福:
千万人领受各人所领受的,
奇哉!同样的吃喝,
各人擘开众人所擘开的,
善人与恶人在此遇见他们的福乐,
无人留下一个减损的身体。
或在此确定他们的厄运。”
- 新教徒一向视化质说为罗马天主教主义 (Romanism) 的根本谬误和最粗鄙的迷信之一。但我们不可忘记,那使谬误顽强存续的深层真理。一种教义,若数世纪以来不但为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共同相信,而且就其主要论点——即基督本身的身体和血的真实临在——而言,也为路德宗和圣公会 (Anglican) 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所相信,并且至今仍滋养着无数赴主筵席之人的敬虔,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全然虚假的。我们的救主行神迹使群众吃饱之后,在迦百农 (Capernaum) 会堂所作的奥秘讲论,表达了那在化质说中被物质化和肉体化的伟大真理。在最深的属灵意义上,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滋养信徒的生命之粮;在圣餐中,我们领受他身体擘开、宝血流出所带来的实际益处,这身体和血以其能力真实地临在;因为他的献祭虽只有一次,却对一切凭信心接受的人永远有效。使五千人吃饱这一实际发生的神迹,在基督与信徒富有生命的联合中,在属灵意义上继续进行,并在圣礼的筵席中达到顶点。我们的主如此用最强烈的措辞解释那神迹的象征意义;然而,他明确排除了那种属肉体的、迦百农式的理解,并在以下这句话中,给出了正确理解的钥匙:“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6:63)。
Original Text
CHAPTER XI. DOCTRINAL CONTROVERSIES.
§ 106. General Survey.
Our period is far behind the preceding patristic and the succeeding scholastic in doctrinal importance, but it mediates between them by carrying the ideas of the fathers over to the acute analysis of the schoolmen, and marks a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system. It was agitated by seven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of considerable interest.
The controversy about the single or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This belongs to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and was not settled, but divides to this day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The Monotheletic controversy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Eutychian and Monophysitic controversies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It ended with the condemnation of Monotheletism and an addition to the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 namely, the doctrine that Christ has two wills as well as two natures.
The Adoptionist controversy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Nestorian. Adoptionism was condemned 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ersonal union of the two natures in Christ.
4 and 5. Two Eucharistic controversies resulted in the general prevalence of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The Predestinarian controversy between Gottschalk and Hincmar tended to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the Augustinian system, and to promote semi-Pelagian views and practices.
The Image-controversy belongs to the history of worship rather than theology, and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1)
The first, second, and seventh controversies affected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Adoptionist, the two Eucharistic, and the Predestinarian controversies were exclusively carried on in the West, and ignored in the East.
§ 107. The Controversy 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See the Lit. in § 67 p. 304 sq. The arguments for both sides of the question were fully discussed in the Union Synod of Ferrara-Florence, 1438–’39; see Hefele: Conciliengesch. VII. P. II. p. 683 sqq.; 706 sqq.; 712 sqq.
The Filioque-controversy relates to the eternal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initarian controversies of the Nicene age. It marks the chief and almost the only important dogma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It belongs to metaphysical theology, and has far less practical value than the regenerating and sanctifying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hearts of men. But it figures very largely in history, and has occasioned, deepened, and perpetuated the greatest schism in Christendom. The single word Filioque keeps the oldest, largest, and most nearly related churches divided since the ninth century, and still forbids a reunion. The Eastern church regards the doctrine of the single procession as the corner-stone of orthodoxy,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 as the mother of all heresies. She has held most tenaciously to her view since the fourth century, and is not likely ever to give it up. Nor can the Roman church change her doctrine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principle of infallibility.
The Protestant Confessions agree with the Latin dogma, while on the much more vital question of the papacy they agree with the Eastern church, though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The church of England has introduced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even into her litany.(2)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however, that this dogma was not a controverted question in the time of the Reformation, and was received from the mediaeval church without investigation. Protestantism is at perfect liberty to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Nicene Creed if it should be found to be mo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ripture. But the main thing for Christians of all creeds is to produce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which is love, joy, peace, long-suffering,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meekness, self-control."
Let us first glance at the external history of the controversy.
- The New Testament. The exegetical starting-point and found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is the word of our Lord in the farewell address to his disciples: When the Paraclete (the Advocate) is come, whom I will send unto you from the Father, even the Spirit of truth, who proceedeth (or, goeth forth) from the Father, he shall bear witness of me."(3)
On this passage the Nicene fathers based their doctrine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4) as his personal property or characteristic individuality(5) while the unbegotten Fatherhood(6) belongs to the person of the Father, and the eternal generation(7) to the person of the Son.
Our Lord says neither that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lone, nor that he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But in several other passages of the same farewell addresses he speaks of the Spirit as being sent by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promises this as a future event which was to take place after his departure, and which actually did take place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and ever since.(8)
On these passages is based the doctrine of the mission of the Spirit.(9) This is regarded as a temporal or historical act, and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eternal procession in the Trinity itself. In other words, the procession belongs to the Trinity of essence, and is an intertrinitarian process (like the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 but the mission belongs to the Trinity of revelation in the historical execution of the scheme of redemption. In this exegesis the orthodox divines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are agreed. They differ on the source of the procession, but not on the mission.
Modern exegetes, who adhere closely to the grammatical sense, and are not governed by dogmatic systems, incline mostly to the view that no metaphysical distinction is intended in those passages, and that th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mission of the Spirit by the Father and the Son, refer alike to the same historic event and soteriological operation, namely,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on the day of Pentecost, and his continued work in the church and in the heart of believers. The Spirit "proceeds" when he "is sent" on his divine mission to glorify the Son and to apply the redemption to men. The Saviour speaks of the office and work of the Spirit rather than of his being and essence. Nevertheless there is a difference which must not be overlooked. In the procession, the Spirit is active: in the mission, he is passive; the procession is spoken of in the present tense (ejkporeuvetai) as a present act, the mission in the future tense (pevmyw) as a future act, so that the former seems to belong to the eternal Trinity of essence, the latter to the historical or economical Trinity of revelation. Now God indeed reveals himself as he actually is, and we may therefore reason back from the divine office of the Spirit to his divine nature, and from his temporal mission to his eternal relation. Yet 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such inference justifies the doctrine of a double proc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any express Scripture warrant.(10)
- The Nicene Creed, in its original form of 325, closes abruptly with the article: "And [we believe] into the Holy Spirit.(11) In the enlarged form (which is usually traced to the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381, and incorporated in its acts since 451, but is found earlier in Epiphanius, 373, and Cyril of Jerusalem, 362, we have the addition: "the Lord and Giver of Life,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etc.(12) This form was generally adopted in the Eastern churches since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451 (at which both forms were recited and confirmed), and prevails there to this day unaltered. It is simply the Scripture phrase without any addition, either of the Greek "alone," or of the Latin "and from the Son." The Greek church understood the clause in an exclusive sense, the Latin church, since Augustin and Leo I., in an incomplete sense.(13)
The Latin church had no right to alter an oecumenical creed without the knowledge and consent of the Greek church which had made it; for in the oecumenical Councils of Nicaea and Constantinople the Western church was scarcely represented, at Nicaea only by one bishop (Hosius of Spain), in the second not at all; and in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the delegates of Pope Leo I. fully agreed to the enlarged Greek form of the Nicene symbol, yet without the Filioque, which was then not thought of, although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 was already current in the West. A departure from this common symbolical standard of the most weighty oecumenical councils by a new addition, without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y, opened the door to endless disputes.
The Enlargement of the Nicene Creed.
The third national Synod of Toledo in Spain, a.d. 589, held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King Reccared to the Catholic faith, in its zeal for the deity of Christ against the Arian heresy which lingered longest in that country, and without intending the least disrespect to the Eastern church, first inserted the clause Filioque in the Latin version of the Nicene Creed.(14) Other Spanish synods of Toledo did the same.(15)
From Spain the clause passed into the Frankish church. It was discussed at the Synod of Gentilly near Paris in 767, but we do not know with what result.(16) The Latin view was advocated by Paulinus of Aquileja (796),(17) by Alcuin (before 804), and by Theodulf of Orleans.(18) It was expressed in the so-called Athanasian Creed, which made its appearance in France shortly before or during the age of Charlemagne.(19) The clause was sung in his chapel. He brought the matter before the Council of Aix-la-Chapelle in 809, which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20) He also sent messengers to Pope Leo III., with the request to sanction the insertion of the clause in the Nicene Creed. The pope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 but protested against the alteration of the creed, and caused the Nicene Creed, in its original Greek text and the Latin version, to be engraved on two tablets and suspended in the Basilica of St. Peter, as a perpetual testimony against the innovation.(21) His predecessor, Hadrian I., had a few years before (between 792 and 795) defended the Greek formula of John of Damascus and patriarch Tarasius, that the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22) But the violent assault of Photius upon the Latin doctrine, as heretical, drove the Latin church into the defensive. Hence, since the ninth century, the, Filioque was gradually introduced into the Nicene Creed all over the West, and the popes themselves, notwithstanding their infallibility, approved what their predecessors had condemned.(23)
The coincidence of the triumph of the Filioque in the West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Roman Empire is significant; for this empire emancipated the pope from the Byzantine rule.
The Greek church, however, took little or no notice of this innovation till about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later, when Photius, the learned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brought it out in its full bearing and force in his controversy with Nicolas I., the pope of old Rome.(24) He regarded the single procession as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 doctrine concerning the Holy Spirit on which the personality and deity of the Spirit depended, and denounced the denial of it as heresy and blasphemy. After this time no progress was made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fference, although much was written on both sides. The chief defenders of the Greek view, after the controversy with Photius, were Theophylactus, Euthymius Zigabenus, Nicolaus of Methone, Nicetus Choniates, Eustratius, and in modern times, the Russian divines, Prokovitch, Zoernicav, Mouravieff, and Philaret. The chief defenders of the Latin doctrine are Aeneas, bishop of Paris,(25) Ratramnus (or Bertram), a monk of Corbie, in the name of the French clergy in the ninth century,(26) Anselm of Canterbury (1098),(27) Peter Chrysolanus, archbishop of Milan (1112),(28) Anselm of Havelberg (1120),(29) and Thomas Aquinas (1274),(30) and in more recent times, Leo Alacci, Michael Le Quien, and Cardinal Hergenröther.(31)
§ 108.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the Filioque.
We proceed to the statement of the controverted doctrines and the chief arguments.
I.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agree in holding-
The personality and deity of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holy Trinity.
The eternal procession (ejkpovreusi", processio) of the Holy Spirit within the Trinity.
The temporal mission (pevmyi", missio) of the Holy Spirit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beginning with the day of Pentecost, and continued ever since in the church.
- They differ on the source of the eternal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whether it be the Father alone, or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e Greeks make the Son and the Spirit equally dependent on the Father, as the one and only source of the Godhead; the Latins teach an absolute 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as to essence, but after all admit a certain kind of subordination as to dignity and office, namely, a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 to the Father, and of the Spirit to both. The Greeks approach the Latins by the admission that the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this was the doctrine of Cyril of Alexandria and John of Damascus); the Latins approach the Greeks by the admission that the Spirit proceeds chiefly (principaliter) from the Father (Augustin). But little or nothing is gained by this compromise. The real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Father is the only source of the Deity, and whether the Son and the Spirit are co-ordinate or subordinate in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Father.
- The Greek doctrine in its present shape.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lone (ejk movnou tou' patrov"), as the beginning (ajrchv), cause or root (aijtiva, rjizh, causa, radix), and fountain (phghv) of the Godhead, and not from the Son.(32)
John of Damascus, who gave the doctrine of the Greek fathers its scholastic shape, about a.d. 750, on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Photius and Nicolas, maintained that the procession is from the Father alone, but through the Son, as mediator.(33) The same formula, Ex Patre per Filium, was used by Taras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who presided over the seventh oecumenical Council (787), approved by Pope Hadrian I., and was made the basis for the compromise at the Council of Ferrara (1439), and at the Old Catholic Conference at Bonn (1875). But Photius and the later Eastern controversialists dropped or rejected the per Filium, as being nearly equivalent to ex Filio or Filioque, or understood it as being applicable only to the mission of the Spirit, and emphasized the exclusiveness of the procession from the Father.(34)
The arguments for the Greek doctrine are as follows:
(a) The words of Christ, John 15:26, understood in an exclusive sense. As this is the only passage of the Bible in which th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is expressly taught, it is regarded by the Greeks as conclusive.
(b) The supremacy or monarchia of the Father. He is the source and root of the Godhead. The Son and the Spirit are subordinated to him, not indeed in essence or substance (oujsiva), which is one and the same, but in dignity and office. This is the Nicene subordinatianism. It is illustrated by the comparison of the Father with the root, the Son with the stem, the Spirit with the fruit, and such analogies as the sun, the ray, and the beam; the fire, the flame, and the light.
(c) The analogy of the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 which is likewise from the Father alone, without the agency of the Spirit.
(d) The authority of the Nicene Creed, and the Greek fathers, especially Athanasius, Gregory Nazianzen, Chrysostom, Theodore of Mopsuestia, Theodoret of Cyrus, and John of Damascus. The Antiochean school is clearly on the Greek side; but the Alexandrian school leaned to the formula through the Son (dia; tou' uiJou', per Filium). The Greeks claim all the Greek fathers, and regard Augustin as the inventor of the Latin dogma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
The Latin doctrine is charged with innovation, and with dividing the unity of the Godhead, or establishing two sources of the Deity. But the Latins replied that the procession was from one and the same source common to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 The Latin theory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 is defended by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a) The passages where Christ says that he will send the Spirit from the Father (John 15:26; 16:7); and that the Father will send the Spirit in Christ’s name (14:26); and where he breathes the Spirit on his disciples (20:22). The Greeks refer all these passages to the temporal mission of the Spirit, and understand the insufflation to be simply a symbolical act or sacramental sign of the pentecostal effusion which Christ had promised. The Latins reply that the procession and the mission are parallel processes, the one ad intra, the other ad extra.
(b) The equality of essence (oJmoousiva) of the Father and Son to the exclusion of every kind of subordinationism (since Augustin) requires the double procession. The Spirit of the Father is also the Spirit of the Son, and is termed the Spirit of Christ. But, as already remarked, Augustin admitted that the Spirit proceeds chiefly from the Father, and this after all is a kind of subordination of dignity. The Father has his being (oujsiva) from himself, the Son and the Spirit have it from the Father by way of derivation, the one by generation, the other by procession.
(c) The temporal mission of the Spirit is a reflection of his eternal procession. The Trinity of revelation is the basis of all our speculations on the Trinity of essence. We know the latter only from the former.
(d) The Nicene Creed and the Nicene father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procession from the Father in an exclusive sense, but rather in opposition to the Pneumatomachi who denied the divinity of the Holy Spirit. Some Greek fathers, as Epiphanius, Cyril of Alexandria, and John of Damascus, teach the Latin doctrine. This is not the case exactly. Th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Son,"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procession "from the Son," but implies a subordination.
(e) The Latin fathers are in favor of Filioque, especially Ambrose, Augustin, Jerome, Leo I., Gregory I.(35)
(f) The insertion of the Filioque is as justifiable as the other and larger additions to the Apostles’ Creed and to the original Nicene Creed of 325, and was silently accepted, or at least not objected to by the Greek church until the rivalry of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made it a polemical weapon against the Pope of Rome. To this the Greeks reply that the other additions are consistent and were made by common consent, but the Filioque was added without the knowledge and against the teaching of the East by churches (in Spain and France)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This controversy of the middle ages was raised from the tomb by the Old Catholic Conference held in Bonn, 1875, under the lead of the learned historian, Dr. Döllinger of Munich, and attended by a number of German Old Catholic, Greek and Russian, and high Anglican divines. An attempt was made to settle the dispute on the basis of the teaching of the fathers before the divis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especially the doctrine of John of Damascus, that is, the singl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from the Father mediated through the Son. The Filioque was surrendered as an unauthorized and unjustifiable interpolation.
But the Bonn Conference has not been sanctioned by any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and forms only an interesting moder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is controversy,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Old Catholic communion.(36)
§ 109. The Monotheletic Controversy.
Literature.
(I.) Sources: Documents and acts of the first Lateran Synod (649), and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or Concilium Trullanum I., held in Constantinople (680), in Mansi, X. 863 sqq. and XI. 187 sqq.
Anastasius (Vatican librarian, about 870): Collectanea de iis quae spectant ad controv. et histor. monothelit. haeret., first ed. by Sirmond, Par. 1620, in his Opera, III., also in Bibl. Max. PP. Lugd. XII. 833; and in Gallandi, XIII.; also scattered through vols. X. and XI. of Mansi. See Migne’s ed. of Anastas. in "Patrol. Lat." vols. 127–129.
Maximus Confessor: Opera, ed. Combefis, Par. 1675, Tom. II. 1–158, and his disputation with Pyrrhus, ib. 159 sqq. Also in Migne’s reprint, "Patrol. Gr." vol. 91.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ed. Bonn. (1839), p. 274 sqq.; ed. Migne, in vol. 108 of his "Patrol. Graeca" (1861).
(II.) Franc. Combefisius (Combefis, a learned French Dominican, d. 1679): Historia haeresis Monothelitarum ac vindiciae actorum Sexti Synodi, in his Novum Auctuarium Patrum, II. 3 sqq. Par. 1648, fol. 1–198.
Petavius: Dogm. Theol. Tom. V. l. IX. c. 6–10.
Jos. Sim. Assemani, in the fourth vol. of his Bibliotheca Juris Orientalis. Romae 1784.
CH. W. F. Walch: Ketzerhistorie, vol. IX. 1–666 (Leipzig 1780). Very dry, but very learned.
Gibbon (Ch. 47, N. Y. ed. IV. 682–686, superficial). Schröckh, vol. XX. 386 sqq. Neander, III. 175–197 (Boston ed.), or III. 353–398 (Germ. ed.). Gieseler, I. 537–544 (Am. ed.).
The respective sections in Baur: Gesch. der Lehre v. d. Dreieinigkeii und Menschwerdung (Tüb. 1841–’43, 3 vols.), vol. II. 96–128; Dorner: Entwicklungsgesch. der Lehre v. d. Person Christi (second ed. 1853), II. 193–305; Nitzsch: Dogmengesch. I. 325 sqq.; and Hefele: Conciliengeschichte (revised ed. 1877) III. 121–313. Also W. Möller. in Herzog2 X. 792–805.
The literature on the case of Honorius see in the next section.
§ 110. The Doctrine of Two Wills in Christ.
The Monotheletic or one-will controversy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Christological contests of the post-Nicene age, and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onophysitic controversy.(37)
This question had not been decided by the ancient fathers and councils, and passages from their writings were quoted by both parties. But in the inevitable logic of theological development it had to be agitated sooner or later, and brought to a conciliar termination.
The controversy had a metaphysical and a practical aspect.
The meta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 was the relation of will to nature and to person. Monotheletism regards the will as an attribute of person, Dyotheletism as an attribute of nature. It is 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n abstract nature without a will; it is difficult to conceive of a rational human nature without impulse and will; it i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a human person without a will. Reason and will go together, and 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personality. Two wills cannot coexist in an ordinary human being. But as the personality of Christ is complex or divine-human, it may be conceived of as including two consciousnesses and two wills. The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 at all events consistently requires two wills as the necessary complement of two rational natures; in other words, Dyotheletism is inseparable from Dyophysitism, while Monotheletism is equally inseparable from Monophysitism, although it acknowledged the Dyophysitism of Chalcedon. The orthodox doctrine saved the integrity and completeness of Christ’s humanity by asserting his human will.(38)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the controversy is connected with the nature of the Redeemer and of redemption, and was most prominent with the leaders. The advocates of Monotheletism were chiefly concerned to guard the unity of Christ’s person and work. They reasoned that, as Christ is but one person, he can only have one will; that two wills would necessarily conflict, as in man the will of the flesh rebels against the Spirit; and that the sinlessness of Christ is best secured by denying to him a purely human will, which is the root of sin. They made the pre-existing divine will of the Logos the efficient cause of the incarnation and redemption, and regarded the human nature of Christ merely as the instrument through which he works and suffers, as the rational soul works through the organ of the body. Some of them held also that in the perfect state the human will of the believer will be entirely absorbed in the divine will, which amounts almost to a pantheistic absorption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in the divine.
The advocates of Dyotheletism on the other hand contended that the incarnation must be complete in order to have a complete redemption; that a complete incarnation implies the assumption of the human will into union with the pre-existing divine will of the Logos; that the human will is the originating cause of sin and guilt, and must therefore be redeemed, purified, and sanctified; that Christ, without a human will, could not have been a full man, could not have been tempted, nor have chosen between good and evil, nor performed any moral and responsible act.
The Scripture passages quoted by Agatho and other advocates of the two-will doctrine, are Matt. 26:39 ("Not as I will, but as Thou wilt"); Luke 22:42 ("Not my will, but thine be done"); John 6:38 ("I am come down from heaven, not to do mine own will, but the will of him that sent me"). For the human will were quoted Luke 2:51 ("he was subject" to his parents); Phil. 2:8 ("obedient unto death"), also John 1:43; 17:24; 19:28; Matt. 27:34; for the divine will, Luke 13:34; John 5:21.
These Scripture passages, which must in the end decide the controversy, clearly teach the human will of Jesus, but the other will from which it is distinguished, is the will of his heavenly Father, to which he was obedient unto death. The orthodox dogma implies the identity of the divine will of Christ with the will of God the Father, and assumes that there is but one will in the divine tripersonality. It teaches two natures and one person in Christ, but three persons and one nature in God. Here we meet the meta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iculty of conceiving of a personality without a distinct will. But the term personality is applied to the Deity in a unique and not easily definable sense. The three Divine persons are not conceived as three individuals.
The weight of argument and the logical consistency on the basis of the Chalcedonian Dyophysitism, which was acknowledged by both parties,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two-will doctrine. The Catholic church East and West condemned Monotheletism as a heresy akin to Monophysitism.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in 680 gave the final decision by adopting the following addition to the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39)
"And we likewise preach two natural wills in him [Jesus Christ], and two natural operations undivided, inconvertible, inseparable, unmixed, according to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fathers; and the two natural wills [are] not contrary (as the impious heretics assert), far from it! but his human will follows the divine will, and is not resisting or reluctant, but rather subject to his divine and omnipotent will.(40) For it was proper that the will of the flesh should be moved, but be subjected to the divine will, according to the wise Athanasius. For as his flesh is called and is the flesh of the God Logos, so is also the natural will of his flesh the proper will of the Logos, as he says himself: ’I came from heaven not to do my own will but the will of the Father who sent me’ (John 6:38). … Therefore we confess two natural wills and operations, harmoniously united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human race."(41)
The theological contest was carried on chiefly in the Eastern church which had the necessary learning and speculative talent; but the final decision was brought about by the weight of Roman authority, and Pope Agatho exerted by his dogmatic epistle the same controlling influence over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as Pope Leo I. had exercised over the fourth. In this as well as the older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the Roman popes—with the significant exception of Honorius—stood firmly on the side of orthodoxy, while the patriarchal sees of the East were alternately occupied by heretics as well as orthodox.
The Dyotheletic decision completes the Christology of the Greek and Roman churches, and passed from them into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but while the former have made no further progress in this dogma, the latter allows a revis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opened new avenues of thought in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central fact and truth of the divine-human personality of Christ.
§ 111. History of Monotheletism and Dyotheletism.
The triumph of Dyotheletism was the outcome of a bitter conflict of nearly fifty years (633 to 680). The first act reaches to the issue of the Ekthesis (638), the second to the issue of the Type (648), the third and last to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680). The theological leaders of Monophysitism were Theodore, bishop of Pharan in Arabia (known to us only from a few fragments of his writings), Sergius and his successors Pyrrhus and Paul in the patriarchal see of Constantinople, and Cyrus,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the political leaders were the Emperors Heraclius and Constans II.
The champions of the Dyotheletic doctrine were Sophronius of Palestine, Maximu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popes Martin and Agatho of Rome; the political supporter,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Pogonatus (668–685).
- The strife began in a political motive, but soon assumed a theological and religious aspect. The safet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seriously threatened, first by the Persians, and then by the Arabs, and the danger was increased by the division among Christians. The Emperor Heraclius (610–640)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Persian campaign desired to conciliate the Monophysites, who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orthodox in Armenia, Syria, and Egypt.(42) He hoped, by a union of the parties, to protect these countries more effectually against the Mohammedan invaders. The Monophysites took offence at the catholic inference of two energies (ejnevrgeiai)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The emperor consulted Sergius,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since 610), who was of Syrian (perhaps Jacobite) descent. They agreed upon the compromise-formula of "one divine-human energy" (miva qeandrikh; ejnevrgeia).(43) Sergius secured the consent of Pope Honorius (625–638), who was afterwards condemned for heresy. Cyrus, the orthodox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published the formula (633), and converted thousands of Monophysites.(44)
But Sophronius, a learned and venerable monk in Palestine, who happened to be in Alexandria at that time, protested against the compromise-formula as a cunning device of the Monophysites. When he became patriarch of Jerusalem (in 633 or 634), he openly confessed, in a synodical letter to the patriarchs, the doctrine of Dyotheletism as a necessary part of the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is controversy.(45)
A few years afterwards, the Saracens besieged and conquered Jerusalem (637); Sophronius died and was succeeded by a Monotheletic bishop.
In the year 638 the Emperor issued, as an answer to the manifesto of Sophronius, an edict drawn up by Sergius, under the title Exposition of the Faith (e[kqesi" th'" pivstew"), which commanded silence on the subject in dispute, but pretty clearly decided in favor of Monotheletism. It first professes the orthodox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in the Chalcedonian sense, and then forbids the use of the terms "one" or "two energies" (miva or duvo ejnevrgeiai) since both are heretically interpreted, and asserts one will (qevlhma) in Christ.(46)
- Two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638 and 639) adopted the Ekthesis. But in the remote provinces it met with powerful resistance. Maximus Confessor became the champion of Dyotheletism in the Orient and North Africa, and Pope Martinus I. in the West. They thoroughly understood the controversy, and had the courage of martyrs for their conviction.
Maximus was born about 580 of a distinguished family in Constantinople, and was for some time private secretary of the Emperor Heraclius, but left this post of honor and influence in 630, and entered a convent in Chrysopolis (now Scutari). He was a profound thinker and able debater. When the Monotheletic heresy spread, he concluded to proceed to Rome, and passing through Africa be held ther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imperial governor and many bishops, a remarkable disputation with Pyrrhus, who had succeeded Sergius in the see of Constantinople, but was deposed and expell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is disputation took place in July, 645, but we do not know in what city of Africa. It sounded all the depths of the controversy and ended with the temporary conversion of Pyrrhus to Dyotheletism.(47)
About the same time, several North-African synods declared in favor of the Dyotheletic doctrine.
In the year 648 the Emperor Constans II. (642–668) tried in vain to restore peace by means of a new edict called Typos or Type, which commanded silence on the subject under dispute without giving the preference to either view.(48) It set aside the Ekthesis and declared in favor of neutrality. The aim of both edicts was to arrest the controversy and to prevent a christological development beyond the fourth and fifth oecumenical councils. But the Type was more consistent in forbidding all controversy not only about one energy (miva ejnevrgeia), but also about one will (e{n qevlhma). Transgressors of the Type were threatened with deposition; if clergymen, with excommunication; if monks, with the loss of dignity and place, of military or civil officers.
- An irrepressible conflict cannot be silenced by imperial decrees. Pope Martin I., formerly Apocrisiarios of the papal see at Constantinople, and distinguished for virtue, knowledge and personal beauty, soon after his election (July 5th, 649), assembled the first Lateran Council (Oct., 649), so called from being held in the Lateran basilica in Rome. It was attended by one hundred and five bishops, anathematized the one-will doctrine and the two imperial edicts, and solemnly sanctioned the two-will doctrine. It anticipated substantially the decision of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and comes next to it in authority on this article of faith.(49)
The acts of this Roman council, together with an encyclical of the pope warning against the Ekthesis and the Type, were sent to all part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pope sent a Greek translation of the acts to the Emperor Constans II., and politely informed him that the Synod had confirmed the true doctrine, and condemned the heresy. Theodore of Pharan, Sergius, Pyrrhus, and Paulus had violated the full humanity of Christ, and deceived the emperors by the Ekthesis and the Type.
But the emperor, through his representative, Theodore Calliopa, the exarch of Ravenna, deposed the pope as a rebel and heretic, and removed him from Rome (June, 653). He imprisoned him with common criminals in Constantinople, exposed him to cold, hunger, and all sorts of injuries, and at last sent him by ship to a cavern in Cherson on the Black Sea (March, 655). Martin bore this cruel treatment with dignity, and died Sept. 16, 655, in exile, a martyr to his faith in the doctrine of two wills.
Maximus was likewise transported to Constantinople (653), and treated with even greater cruelty. He was (with two of his disciples) confined in prison for several years, scourged, deprived of his tongue and right hand, and thus mutilated sent, in his old age, to Lazica in Colchis on the Pontus Euxinus, where he died of these injuries, Aug. 13, 662. His two companions likewise died in exile.
The persecution of these martyrs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 triumph of their doctrine. In the meantime province after province was conquered by the Saracens.
§ 112.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a.d. 680.
Constans II. was murdered in a bath at Syracuse (668). His son, Constantine IV. Pogonatus (Barbatus, 668–685), changed the policy of his father, and wished to restore harmon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He stood on good or neutral terms with Pope Vitalian (6 57–672), who maintained a prudent silence on the disputed question, and with his successors, Adeodatus (672–676), Donus or Domnus (676–678), and Agatho (678–681).
After sufficient preparations, he called, in concert with Agatho, a General Council. It convened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t Constantinople, and held eighteen sessions from Nov. 7, 680, to Sept. 16, 681. it is called the Sixth Oecumenical, and also the First Trullan Synod, from the name of the hall or chapel in the palace.(50) The highest number of members in attendance was one hundred and seventy-four, including three papal legates (two priests and one deacon). The emperor presided in person, surrounded by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dignitaries. The acts are preserved in the Greek original and in two old Latin versions.(51)
After a full discussion of the subject on both sides, the council, in the eighteenth and last session, defined and sanctioned the two-will doctrine, almost in the very language of the letter of Pope Agatho to the emperor.(52) Macarius, the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who adhered to Monotheletism, was deposed.
The epistle of Agatho is a worthy sequel of Leo’s Epistle to the Chalcedonian Council, and equally clear and precise in stating the orthodox view. It is also remarkable for the confidence with which it claims infallibility for the Roman church, in spite of the monotheletic heresy of Pope Honorius (who is prudently ignored). Agatho quotes the words of Christ to Peter, Luke 22:31, 32, in favor of papal infallibility, anticipating, as it were, the Vatican decision of 1870.(53)
But while the council fully endorsed the dyotheletic view of Agatho, and clothed it with oecumenical authority, it had no idea of endorsing his claim to papal infallibility; on the contrary, it expressly condemned Pope Honorius I. as a Monotheletic heretic, together with Sergius, Cyrus, Pyrrhus, Paulus, Petrus, and Theodore of Pharan.
Immediately after the close of the council, the emperor published the decision, with an edict enforcing it and anathematizing all heretics from Simon Magus down to Theodore of Pharan, Sergius, Pope Honorius, who in all was their follower and associate, and confirmed the heresy.(54) The edict forbids any one hereafter to teach the doctrine of one will and one energy under penalty of deposition, confiscation, and exile.
Pope Agatho died Jan. 10, 682; but his successor, Leo II., who was consecrated Aug. 17 of the same year, confirmed the sixth council, and anathematized all heretics, including his predecessor, Honorius, who, instead of adorning the apostolic see, dared to prostitute its immaculate faith by profane treason, and all who died in the same error.(55)
§ 113. The Heresy of Honorius.
J. von Döllinger (Old Cath.): Papstfabeln des Mittelalters. München, 1863. The same translated by A. Plummer: Fables respecting the Popes in the Middle Ages; Am ed. enlarged by Henry B. Smith, N. York, 1872. (The case of Honorius is discussed on pp. 223–248 Am. ed.; see German ed. p. 131 sqq.).
Schneemann (Jesuit): Studien über die Honoriusfrage. Freiburg i. B, 1864.
Paul Bottala (S. J.): Pope Honorius before the Tribunal of Reason and History. London, 1868.
P. Le Page Renouf: The Condemnation of Pope Honorius. Lond., 1868. The Case of Honorius reconsidered. Lond. 1870.
Maret (R.C.): Du Concil et de la paix relig. Par. 1869.
A. Gratry (R.C.): Four Letters to the Bishop of Orleans (Dupanloup) and the Archbishop of Malines (Dechamps), 1870. Several editions in French, German, English. He wrote against papal infallibility, but recanted on his death-bed.
A. de Margerie: Lettre au R. P. Gratry sur le Pape Honorius et le Bréviaire Romain. Nancy, 1870.
Jos. von Hefele (Bishop of Rottenburg and Member of the Vatican Council): Causa Honorii Papae. Neap., 1870. Honorius und das sechste allgemeine Concil. Tübingen, 1870. (The same translated by Henry B. Smith in the "Presbyt. Quarterly and Princeton Review, "N. York, April, 1872, p. 273 sqq.). Conciliengeschichte, Bd. III. (revised ed., 1877), pp. 145 sqq., 167 sqq., 290 sqq.
Job. Pennachi (Prof. of Church Hist. in the University of Rome): De Honorii I. Romani Pontificis causa in Concilio VI. ad Patres Concilii Vaticani. Romae, 1870. 287 pp. Hefele calls this the most important vindication of Honorius from the infallibilist standpoint. It was distributed among all the members of the Vatican Council; while books in opposition to papal infallibility by Bishop Hefele, Archbishop Kenrick, and others, had to be printed outside of Rome.
A. Ruckgaber: Die Irrlehre des Honorius und das Vatic. Concil. Stuttgart, 1871.
Comp. the literature in Hergenröther; Kirchengesch., III. 137 sqq.
The connection of Pope Honorius I. (Oct. 27, 625, to Oct. 12, 638) with the Monotheletic heresy has a special interest in its bearing upon the dogma of papal infallibility, which stands or falls with a single official error,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Si falsus in uno, falsus in omnibus. It was fully discussed by Catholic scholars on both sides before and during the Vatican Council of 1870, which proclaimed that dogma, but could not alter the facts of history. The following points are established by the best documentary evidence:
- Honorius taught and favored in several official letters (to Sergius, Cyrus, and Sophronius), therefore ex cathedra, the one-will heresy. He fully agreed with Sergius, the Monotheletic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answer to his first letter (634), he says: "Therefore we confess one will (qevlhma, volunta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56) He viewed the will as an attribute of person, not of nature, and reasoned: One willer, therefore only one will. In a second letter to Sergius, he rejects both the orthodox phrase: "two energies," and the heterodox phrase: "one energy" (ejnevrgeia, operatio), and affirms that the Bible clearly teaches two natures, but that it is quite vain to ascribe to th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one or two energies; for Christ by virtue of his one theandric will showed many modes of operation and activity.(57) The first letter was decidedly heretical, the second was certainly not orthodox, and both occasioned and favored the imperial Ekthesis (638) and Type (648), in their vain attempt to reconcile the Monophysites by suppressing the Dyotheletic doctrine.(58)
The only thing which may and must be said in his excuse is that the question was then new and not yet properly understood. He was, so to say, an innocent heretic before the church had pronounced a decision. As soon as it appeared that the orthodox dogma of two natures required the doctrine of two wills, and that Christ could not be a full man without a human will, the popes changed the position, and Honorius would probably have done the same had he lived a few years longer.
Various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by papal historians and controversialists to save the orthodoxy of Honorius in order to save the dogma of papal infallibility. Some pronounce his letters to be a later Greek forgery.(59) Others admit their genuineness, but distort them into an orthodox sense by a nonnatural exegesis.(60) Still others maintain, at the expense of his knowledge and logic, that Honorius was orthodox at heart, but heretical, or at least very unguarded in his expressions.(61) But we have no means to judge of his real sentiment except his own language, which is unmistakably Monotheletic. And this is the verdict not only of Protestants,(62) but also of Gallican and other liberal Catholic historians.(63)
- Honorius was condemned by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as "the former pope of Old Rome," who with the help of the old serpent had scattered deadly error.(64) This anathema was repeated by the seventh oecumenical Council, 787, and by the eighth, 869. The Greeks, who were used to heretical patriarchs of New Rome, Antioch, and Alexandria, felt no surprise, and perhaps some secret satisfaction at the heresy of a pope of Old Rome.
Here again ultramontane historians have resorted to the impossible denial either of the genuineness of the act of condemnation in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65) or of the true meaning of that act.(66) The only consistent way for papal infallibilists is to deny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oecumenical Council as regards the dogmatic fact.(67) In this case it would involve at the same time a charge of gross injustice to Honorius.
- But this last theory is refuted by the popes themselves, who condemned Honorius as a heretic, and thus bore testimony for papal fallibility. His first success or, Severinus, had a brief pontificate of only three months. His second successor, John IV., apologized for him by putting a forced construction on his language. Agatho prudently ignored him.(68) But his successor, Leo II., who translated the acts of the sixth Council from Greek into Latin, saw that he could not save the honor of Honorius without contradicting the verdict of the council in which the papal delegates had taken part; and therefore he expressly condemned him in the strongest language, both in a letter to the Greek emperor and in a letter to the bishops of Spain, as a traitor to the Roman church for trying to subvert her immaculate fate. Not only so, but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unfortunate Honorius was inserted in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which every newly-elected pope had to sign down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Liber Diurnus, i.e. the official book of formulas of the Roman church for the use of the papal curia.(69) In the editions of the Roman Breviary down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his name appears, yet without title and without explanation, along with the rest who had been condemned by the sixth Council. But the precise facts were gradually forgotten, and the mediaeval chroniclers and lists of popes ignore them.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case of Honorius again attracted attention, and was urged as an irrefutable argument against the ultramontane theory. At first the letter of Leo II. was boldly, rejected as a forgery as well as those of Honorius;(70) but this was made impossible when the Liber Diurnus came to light.
The verdict of history, after the most thorough investigation from all sides and by all parties remains unshaken. The whole church, East and West, as represented by the official acts of oecumenical Councils and Popes,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believed that a Roman bishop may err ex cathedra in a question of faith, and that one of them at least had so erred in fact. The Vatican Council of 1870 decreed papal infallibility in the face of this fact, thus overruling history by dogmatic authority. The Protestant historian can in conscience only follow the opposite principle: If dogma contradicts facts, all the worse for the dogma.
Notes.
Bishop Hefele, one of the most learned and impartial Roman Catholic historians, thus states, after a lengthy discussion, his present view on the case of Honorius (Conciliengesch., vol. III. 175, revised ed. 1877), which differs considerably from the one he had published before the Vatican decree of papal infallibility (in the first ed. of his Conciliengesch., vol. III. 1858, p. 145 sqq., and in big pamphlet on Honorius, 1870).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Bishop Hefele, like all his anti-infallibilist colleagues, submitted to the decree of the Vatican Council for the sake of unity and peace.
"Die beiden Briefe des Papstes Honorius, wie wir sie jetzt haben, sind unverfälscht und zeigen, dass Honorius von den beiden monotheletischen Terminis ejn qevlhma und miva ejnevrgeia den erstern (im ersten Brief) selbst gebrauchte, den anderen dagegen, ebenso auch den orthodoxen Ausdruck duvo ejnevrgeiai nicht angewendet wissen wollte. Hat er auch Letzteres (die, Missbilligung des Ausdruckes duvo ejnevrg.) im zweiten Brief wiederholt, so hat er doch in demselben selbst zwei natürliche Energien in Christus anerkannt und in beiden Briefen sich so ausgedrückt, dass man annehmen muss, er habe nicht den menschlichen Willen überhaupt, sondern nur den Verdorbenen menschlichen Willen in Chistus geläugnet, aber obgleich orthodoz denkend, die monotheletische Tendenz des Sergius nicht gehörig durchschaut und sich missverständlich ausgedrückt, so dass seine Briefe, besonders der erste, den Monotheletismus zu bestätigen schienen und damit der Häresie Factisch Vorschub leisteten. In dieser Weise erledigt sich uns die Frage nach der Orthodoxie des Papstes Honorius, und wir halten sonach den Mittelweg zwischen denen, welche ihn auf die gleiche Stufe mit Sergius von Constantinopel und Cyrus von Alexandrien stellen und den Monotheleten beizählen wollten, und denen, welche durchaus keine Makel an ihn duldend in das Schicksal der nimium probantes verfallen sind, so dass sie lieber die Aechtheit der Acten des sechsten allgemeinen Concils und mehrerer anderer Urkunden läugnen, oder auch dem sechsten Concil einen error in facto dogmatico zuschreiben wollten." Comp. his remarks on p. 152; "Diesen Hauptgedanken muss ich auch jetzt noch festhalten, dass Honorius im Herzen richtig dachte, sich aber unglücklich ausdrückte, wenn ich auch in Folge wiederholter neuer Beschäftigung mit diesem Gegenstand und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ssen, was Andere in neuer Zeit zur Vertheidigung des Honorius geschrieben haben, manches Einzelne meiner früheren Aufstellungen nunmehr modificire oder völlig aufgebe, und insbesondere über den ersten Brief des Honorius jetzt milder urtheile als früher."
Cardinal Hergenröther (Kirchengeschichte, vol. I. 358, second ed. Freiburg i. B. 1879) admits the ignorance rather than the heresy of the pope. "Honorius," he says, "zeigt wohl Unbekanntschaft mit dem Kern der Frage, aber keinerlei häretische oder irrige Auffassung. Er unterscheidet die zwei unvermischt qebliebenen Naturen sehr genau und verstösst gegen kein einziges Dogma der Kirche."
§ 114. Concilium Quinisextum. a.d. 692.
Mansi., XI. 930–1006. Hefele, III. 328–348. Gieseler,I. 541 sq.
Wm. Beveridge (Bishop of St. Asaph, 1704–1708): Synodicon, sive Pandectae canonum. Oxon. 1672–82. Tom. I. 152–283. Beveridge gives the comments of Theod. Balsamon, Joh. Zonaras, etc., on the Apostolical Canons.
Assemani (R.C.): Bibliotheca juris orientalis. Rom 1766, Tom. V. 55–348, and Tom. I. 120 and 408 sqq. An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this Synod and its canons.
The pope of Old Rome had achieved a great dogmatic triumph in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but the Greek church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branding at least one pope as a heretic, and soon found an opportunity to remind her rival of the limits of her authority.
The fifth and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s passed doctrinal decrees, but no disciplinary canons. This defect was supplied by a new council at Constantinople in 692, called the Concilium Quinisextum,(71) also the Second Trullan Council, from the banqueting hall with a domed roof in the imperial palace where it was held.(72)
It was convened by the Emperor Justinian II. surnamed Rinotmetos,(73) one of the most heartless tyrants that ever disgraced a Christian throne. He ruled from 685–695, was deposed by a revolution and sent to exile with a mutilated nose, but regained the throne in 705 and was assassinated in 711.(74)
The supplementary council was purely oriental in its composition and spirit. It adopted 102 canons, most of them old, but not yet legally or oecumenically sanctioned. They cover the whole range of clerical and ecclesiastical life and discipline, and are valid to this day in the Eastern church. They include eighty-five apostolic canons so called (thirty-five more than were acknowledged by the Roman church), the canons of the first four oecumenical councils, and of several minor councils, as Ancyra, Neo-Caesarea, Gangra, Antioch, Laodicea, etc.; also the canons of Dionysius the Great of Alexandria, Peter of Alexandria, Gregory Thaumaturgus, Athanasius, Basil, Gregory of Nyssa and Gregory of Nazianzum, Amphilochius of Iconium, Timothy of Alexandria, Cyril of Alexandria, Gennadius of Constantinople, and an anti-Roman canon of Cyprian of Carthage. The decretals of the Roman bishops are ignored.
The canons were signed first, by the emperor; the second place was left blank for the pope, but was never filled; then follow the names of Paul of Constantinople, Peter of Alexandria, Anastasius of Jerusalem, George of Antioch (strangely after that of the patriarch of Jerusalem), and others, in all 211 bishops and episcopal representatives, all Greeks and Orientals, of whom 43 had been present at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The emperor sent the acts of the Trullan Council to Sergius of Rome, and requested him to sign them. The pope refused because they contained some chapters contrary to ecclesiastical usage in Rome. The emperor dispatched the chief officer of his body guard with orders to bring the pope to Constantinople. But the armies of the exarch of Ravenna and of the Pentapolis rush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pope, who quieted the soldiers; the imperial officer had to hide himself in the pope’s bed, and then left Rome in disgrace.(75) Soon afterwards Justinian II. was dethroned and sent into exile. When he regained the crown with the aid of a barbarian army (705), he sent two metropolitans to Pope John VII. with the request to call a council of the Roman church, which should sanction as many of the canons as were acceptable. The pope, a timid man, simply returned the copy. Subsequent negotiations led to no decisive result.
The seventh oecumenical Council (787) readopted the 102 canons, and erroneously ascribed them to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The Roman church never committed herself to these canons except as far as they agreed with ancient Latin usage. Some of them were inspired by an anti-Roman tendency. The first canon repeats the anathema on Pope Honorius. The thirty-sixth can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cond and fourth oecumenical Councils, puts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on an equality of rights with the bishop of Rome, and concedes to the latter only a primacy of honor, not a supremacy of jurisdiction. Clerical marriage of the lower orders is sanctioned in canons 3 and 13, and it is clearly hinted that the Roman church, by her law of clerical celibacy, dishonors wedlock, which was instituted by God and sanctioned by the presence of Christ at Cana. But second marriage is forbidden to the clergy, also marriage with a widow (canon 3), and marriage after ordination (canon 6). Bishops are required to discontinue their marriage relation (canon 12). Justinian had previously forbidden the marriage of bishops by a civil law. Fasting on the Sabbath in Lent is forbidden (canon 55) in express opposition to the custom in Rome. The second canon fixes the number of valid apostolical canons at eighty-five against fifty of the Latin church. The decree of the Council of Jerusalem against eating blood and things strangled (Acts 15) is declared to be of perpetual force, while in the West it was considered merely as a temporary provision for the apostolic age, and for congregations composed of Jewish and Gentile converts. The symbolical representation of Christ under the figure of the lamb in allusion to the words of John the Baptist is forbidden as belong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in human form is commanded (canon 82).
These difference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schism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supplementary council of 692 anticipated the action of Photius, and clothed it with a quasi-oecumenical authority.
§ 115. Reaction of Monotheletism. The Maronites.
The great oecumenical councils, notably that of Chalcedon gave rise to schismatic sects which have perpetuated themselves for a long time, some of them to the present day.
For a brief period Monotheletism was restored by Bardanes or Philippicus, who wrested the throne from Justinian II. and ruled from 711 to 713. He annulled the creed of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caused the names of Sergius and Honorius to be reinserted in the diptycha among the orthodox patriarchs, and their images to be again set up in public places. He deposed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elected in his place a Monotheletic deacon, John. He convened a council at Constantinople, which set aside the decree of the sixth council and adopted a Monotheletic creed in its place. The clergy who refused to sign it, were deposed. But in Italy he had no force to introduce it, and an attempt to do so provoked an insurrection.
The Emperor Anastasius II. dethroned the usurper, and made an end to this Monotheletic episode. The patriarch John accommodated himself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wrote an abject letter to the Pope Constantine, in which he even addressed him as the head of the church, and begged his pardon for his former advocacy of heresy.
Since that time Dyotheletism was no more disturbed in the orthodox church.
But outsid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Byzantine rulers, Monotheletism propagated itself among the inhabitants of Mount Lebanon and Anti-Lebanon under the lead of abbot John Marun (Marwvn), their first patriarch (d. 701). The maronites,(76) as they were called after him, maint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of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Saracens, and adhered to the Monotheletic doctrine till the time of the crusades, when they united themselves with the Roman church (1182), retaining, howeve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communion under both kinds, the Syrian liturgy, the marriage of the lower clergy, their own fast-days, and their own saints.
§ 116. The Adoptionist Controversy. Literature.
I. Sources.
The sources are printed in Harduin, Vol. IV., Mansi, XIII., and in Alcuin’s Opera, ed. Frobenius (1777), reprinted by Migne (in his "Patrol. Lat.," vols. 100 and 101), with historical and dogmatical dissertations.
(1.) The writings of the Adoptionists: a letter of Elipandus Ad Fide lem, Abbatem, a.d. 785, and one to Alcuin. Two letters of the spanish bishops—one to Charlemagne, the other to the Gallican bishops. Felicis Libellus contra Alcuinum; the Confessio Fidei Felicis; fragments of a posthumous book of Felix addressed Ad Ludovicum Pium, Imperat.
(2.) The orthodox view is represented in Beatus et Etherius: Adv. Elipandum libri II. Alcuin: Seven Books against Felix, Four Books against Elipandus, and several letters, which are best edited by Jaffé in Biblioth. rer. Germ. VI. Paulinus (Bishop of Aquileja): Contra Felicem Urgellitanum libri tres. In Migne’s "Patrol. Lat.," vol. 99, col. 343–468. Agobard of Lyons: Adv. Dogma Felicis Episc. Urgellensis, addressed to Louis the Pious, in Migne’s "Patrol. Lat.," vol. 104, col. 29–70. A letter of Charlemagne (792) to Elipandus and the bishops of Spain. The acts of the Synods of Narbonne (788), Ratisbon (792), Francfort (794), and Aix-la-Chapelle (799).
II. Works.
(1.) By Rom. Cath. Madrisi (Congreg. Orat.): Dissertationes de Felicis et Elipandi haeresi, in his ed. of the Opera Paulini Aquil., reprinted in Migne’s "Patrol. Lat.," vol. 99( col. 545–598). Against Basnage. Enhueber (Prior in Regensburg): Dissert. dogm. Hist. contra Christ. Walchium, in Alcuin’s Opera, ed. Frobenius, reprinted by Migne (vol. 101, col. 337–438). Against Walch’s Hist. Adopt., to prove the Nestorianism of the Adoptionists. Frobenius: Diss. Hist. de haer. Elip. et Felicis, in Migne’s ed., vol. 101, col. 303–336. Werner: Gesch. der Apol. und polem. Lit. II. 433 sqq. Gams: Kirchengesch. Spaniens (Regensb., 1874), Bd. II. 2. (Very prolix.) Hefele: Conciliengesch., Bd. III. 642–693 (revised ed. of 1877). Hergenröther: Kirchengesch., 2nd ed., 1879, Bd. I. 558 sqq. Bach: Dogmengesch. des Mittelalters (Wien, 1873), I. 103–155.
(2.) By Protestants. Jac. Basnage: Observationes historicae circa Felicianam haeresin, in his Thesaurus monum. Tom. II. 284 sqq. Chr. G. F. Walch: Historia Adoptianorum, Göttingen, 1755; and his Ketzergeschichte, vol. IX. 667 sqq. (1780). A minute and accurate account. See also the Lit. quoted by Walch.
Neander, Kirchengeschichte, vol. III., pp. 313–339, Engl. transl. III. 156–168. Gieseler, vol. II., P. I., p. 111 sqq.; Eng. transl. II. 75–78. Baur: 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Dreieinigkeit und Menschwerdung Gottes, Tübingen, 1842, vol. II., pp. 129–159. Dor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ehre von der Person Christi, second ed., Berlin, 1853, vol. II., pp. 306–330. Helfferich: Der Westgothische Arianismus und die spanische Ketzergeschichte, Berlin, 1880. Niedner: Lehrbuch der christl. K. G., Berlin, 1866, pp. 424–427. J. C. Robertson: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from 590 to 1122 (Lond., 1856), p. 154 sqq. Milman: Lat. Christ. II. 498–500; Baudissin: Eulogius und Alvar, Leipz., 1872. Schaff, in Smith and Wace, I. (1877), pp. 44–47. W. Möller, in Herzog2 I. 151–159.
§ 117. History of Adoptionism.
The Adoptionist controversy is a revival of the Nestorian controversy in a modified form, and turns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Christ, as to his human nature, was the Son of God in essence, or only by adoption. Those who took the latter view were called Adoptionists.(77) They taught that Christ as to his divinity is the true Son(78) of God, the Only-Begotten of the Father; but as man he is his adopted Son,(79) the First-Born of Mary. They accepted the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 of one person and two natures, but by distinguishing a natural Son of God and an adopted Son of God, they seemed to teach two persons or a double Christ, and thus to run into the Nestorian heresy.
The orthodox opponents held that Christ was the one undivided and indivisible Son of God; that the Virgin Mary gave birth to the eternal Son of God, and is for this reason called "the mother of God;" that sonship is founded on the person, not on the nature; and that Adoptionism leads to two Christs and to four persons in the Trinity.
Both parties displayed a degree of patristic learning which one would hardly expect in this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The history of this movement is confined to the West (Spain and Gaul); while all the older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originated and were mainly carried on and settled in the East. It arose in the Saracen dominion of Spain, where the Catholics had to defend the eternal and essential Sonship of Christ against the objections both of the Arians and the Mohammedans.
The Council of Toledo, held in 675, declared in the preface to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that Christ is the Son of God by, nature, not by adoption.(80) But about a century afterwards Elipandus, the aged Archbishop of Toledo, and primate of that part of Spain which was under Mohammedan rule, endeavored to modify the orthodox doctrine by draw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a natural and an adopted sonship of Christ, and by ascribing the former to his divine, the latter to his human nature. He wished to save the full humanity of Christ, without, however, denying his eternal divinity. Some historians assert that he was influenced by a desire to avoid the Mohammedan objection to the divinity of Christ;(81) but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religions was too strong to admit of any compromise. He may have read Nestorian writings.(82) At all events, he came to similar conclusions.
Having little confidence in his own opinions, Elipandus consulted Felix, bishop of Urgel(83) in Catalonia, in that part of Spain which, since 778, was incorporated with the dominion of Charlemagne. Felix was more learned and clear-headed than Elipandus, and esteemed, even by his antagonist Alcuin, for his ability and piety. Neander regards him as the originator of Adoptionism; at all events, he reduced it to a formulated statement.
Confirmed by his friend, Elipandus taught the new doctrine with all the zeal of a young convert, although he was already eighty years of age;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his influential position, he attacked the orthodox opponents with overbearing violence. Etherius, Bishop of Osma or Othma (formerly his pupil), and Beatus, a presbyter, and after Alcuin abbot at Libana in Asturia,(84) took the lead in the defence of the old and the exposure of the new Christology. Elipandus charged them with confounding the natures of Christ, like wine and water, and with scandalous immorality, and pronounced the anathema on them.
Pope Hadrian, being informed of these troubles, issued a letter in 785 to the orthodox bishops of Spain, warning them against the new doctrine as rank Nestorianism.(85) But the letter had no effect; the papal authority plays a subordinate role in this whole controversy. The Saracen government, indifferent to the theological disputes of its Christian subjects, did not interfere.
But when the Adoptionist heresy,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Felix, spread in the French portion of Spain, and even beyond the Pyrenees into Septimania, creating a considerable commotion among the clergy, the Emperor Charlemagne called a synod to Regensburg (Ratisbon) in Bavaria, in 792, and invited the Bishop of Urgel to appear, that his case might be properly investigated. The Synod condemned Adoptionism as a renewal of the Nestorian heresy.
Felix publicly and solemnly recanted before the Synod, and also before Pope Hadrian, to whom he was sent. But on his return to Spain he was so much reproached for his weakness, that, regardless of his solemn oath, he yielded to the entreaties of his friends, and re-affirmed his former opinions.
Charlemagne, who did not wish to alienate the spanish portion of his kingdom, and to drive it in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neighboring Saracens, directed Alcuin, who in the mean time had come to France from England, to send a mild warning and refutation of Adoptionism to Felix. When this proved fruitless, and when the Spanish bishops, under the lead of Elipandus, appealed to the justice of the emperor, and demanded the restoration of Felix to his bishopric, he called a new council at Frankfort on the Main in 794, which was attended by about three hundred (?) bishops, and may be called "universal," as far as the West is concerned.(86) As neither Felix nor any of the Adoptionist bishops appeared in person, the council, under the lead of Alcuin, confirmed the decree of condemnation passed at Ratisbon.
Subsequently Felix wrote an apology, which was answered and refuted by Alcuin. Elipandus reproached Alcuin for having twenty thousand slaves (probably belonging to the convent of Tours), and for being proud of wealth. Charles sent Archbishop Leidrad of Lyons and other bishops to the Spanish portion of his kingdom, who succeeded, in two visits, in converting the heretics (according to Alcuin, twenty thousand).
About that time a council at Rome, under Leo III., pronounced, on very imperfect information, a fresh anathema, erroneously charging that the Adoptionists denied to the Saviour any other than a nuncupative Godhead.
Felix himself appeared, 799, at a Synod in Aix-la-Chapelle, and after a debate of six days with Alcuin, he recanted his Adoptionism a second time. He confessed to be convinced by some passages, not of the Scriptures, but of the fathers (especially Cyril of Alexandria, Leo I., and Gregory I.), which he had not known before, condemned Nestorius, and exhorted his clergy and people to follow the true faith.(87) He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Archbishop of Lyons, and died in 818. He left, however, a paper in which the doctrine of Adoptionism is clearly stated in the form of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Agobard, the successor of Leidrad, felt it his duty to refute it.
Elipandu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Moors, continued openly true to his heretical conviction. But Adoptionism lost its vitality with its champions, and passed away during the ninth century. Slight traces of it are found occasionally during the middle ages. Duns Scotus (1300) and Durandus a S. Porciano (1320) admit the term Filius adoptivus in a qualified sense.(88) The defeat of Adoptionism was a check upon the dyophysitic and dyotheletic feature in the Chalcedon Christology, and put off indefinite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ide in Christ’s Person. In more recent times the Jesuit Vasquez, and the Lutheran divines G. Calixtus and Walch, have defended the Adoptionists as essentially orthodox.
§ 118. Doctrine of Adoptionism.
The doctrine of Adoptionism is closely allied in spirit to the Nestorian Christology; but it concerns not so much the constitution of Christ’s person, as simply the relation of his humanity to the Fatherhood of God. The Adoptionists were no doubt sincere in admitting at the outset the unity of Christ’s person, the communication of properties between the two natures, and the term Theotokos (though in a qualified sense) as applied to the Virgin Mary. Yet their view implies an abstract separation of the eternal Son of God and the man Jesus of Nazareth, and results in the assertion of two distinct Sons of God. It emphasized the dyophysitism and dyotheletism of the orthodox Christology, and ran them out into a personal dualism, inasmuch as sonship is an attribute of personality, not of nature. The Adoptionists spoke of an adoptatus homo instead of an adoptata natura humana, and called the adopted manhood an adopted Son. They appealed to Ambrose, Hilary, Jerome, Augustin, and Isidore of Seville, and the Mozarabic Liturgy, which was used in Spain.(89) Sometimes the term adoptio is indeed applied to the Incarnation by earlier writers, and in the Spanish liturgy, but rather in the sense of assumptio or ajnavlhyi", i.e. the elevation of the human nature, through Christ, to union with the Godhead.(90) They might, with better reason, have quoted Theodore of Mopsuestia as their predecessor; for his doctrine of the uiJo;" qetov" is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their Filius Dei adoptivus.(91)
The fundamental point in Adoptionism is the distinction of a double Sonship in Christ—one by nature and one by grace, one by generation and one by adoption, one by essence and one by title, one which is metaphysical and another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an act of the divine will and choice. The idea of sonship is made to depend on the nature, not on the person; and as Christ has two natures, there must be in him two corresponding Sonships. According to his divine nature, Christ is really and essentially (secundum naturam or genere) the Son of God, begotten from eternity; but according to his human nature, he is the Son of God only nominally (nuncupative) by adoption, or by divine grace. By nature he is the Only-Begotten Son of God;(92) by adoption and grace he is the First-Begotten Son of God.(93)
The Adoptionists quoted in their favor mainly John 14:28 Luke 1:80; 18:19; Mark 13:32; John 1:14; 10:35; Rom. 8:29; 1 Cor. 11:3; 1 John 3:2; Deut. 18:15; Ps. 2: 8; 22:23, and other passage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which they referred to the Filius primogenitus et adoptivus; while Ps. 60:4 (ex utero ante Luciferum genui te); 44:2; Is. 45:23; Prov. 8:25, were understood to apply to the Filius unigenitus. None of these passages, which might as well be quoted in favor of Arianism, bear them out in the point of dispute. Christ is nowhere called the "adopted" Son of God. Felix inferred from the adoption of the children of God, that they must have an adoptive head. He made use of the illustration, that as a son cannot have literally two fathers, but may have one by birth and the other by adoption, so Christ, according to his humanity, cannot be the Son of David and the Son of God in one and the same sense; but he may be the one by nature and the other by adoption.(94)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he dated the adopted Sonship of Christ from his exaltation(95) or from his baptism,(96) or already from his birth.(97) He speaks of a double birth of Christ, compares the baptism of Christ with the baptism or regeneration of believers, and connects both with the spiritualis generatio per adoptionem;(98)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seems to trace the union of the human nature with the divine to the womb of the Virgin.(99)
The Adoptionists, as already remarked, thought themselves in harmony with the Christology of Chalcedon, and professed faith in one divine person in two full and perfect natures;(100) they only wished to bring out their views of a double Sonship, as a legitimate consequence of the doctrine of two natures.
The champions of orthodoxy, among whom Alcuin, the teacher and friend of Charlemagne, was the most learned and able, next to him Paulinus of Aquileja, and Agobard of Lyons, unanimously viewed Adoptionism as a revival or modification of the Nestorian heresy, which was condemned by the third Oecumenical Council (431).(101)
Starting from the fact of a real incarnation, the orthodox party insisted that it was the eternal,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who assumed human nature from the womb of the Virgin, and united it with his divine person, remaining the proper Son of God, notwithstanding this change.(102) They quoted in their favor such passages as John 3:16; Rom. 8:32; Eph. 5:2; Acts 3:13–15.
The radical fault of this heresy is, that it shifts the whole idea of Sonship from the person to the nature. Christ is the Son of God as to his person, not as to nature. The two natures do not form two Sons, since they are inseparably united in the one Christ. The eternal Son of God did not in the act of incarnation assume a human personality, but human nature. There is therefore no room at all for an adoptive Sonship. The Bible nowhere calls Christ the adopted Son of God. Christ is, in his person, from eternity or by nature what Christians become by grace and regeneration.
In condemning Monotheletism, the Church emphasized the duality of natures in Christ; in condemning Adoptionism, she emphasized the unity of person. Thus she guarded the catholic Christology both against Eutychian and Nestorian departures, but left the problem of the full and genuine humanity of Christ unsolved. While he is the eternal Son of God, he is at the same time truly and fully the Son of man. The mediaeval Church dwelt chiefly on the divine majesty of Christ, and removed him at an infinite distance from man, so that he could only be reached through intervening mediators; but, on the other hand, she kept a lively, though grossly realistic, remembrance of his passion in the daily sacrifice of the mass, and found in the worship of the tender Virgin-Mother with the Infant-Saviour on her protecting arm a substitute for the contemplation and comfort of his perfect manhood. The triumph of the theory of transubstantiation soon followed the defeat of Adoptionism, and strengthened the tendency towards an excessive and magical supernaturalism which annihilates the natural, instead of transforming it.
Note.
The learned Walch defends the orthodoxy of the Adoptionists, since they did not say that Christ, in his two-fold Sonship, was alius et alius, a[llo" kai; a[llo" (which is the Nestorian view), but that he was Son aliter et aliter, a[llw" kai; a[llw". Ketzerhistorie, vol. IX., pp. 881, 904. Baur (II., p. 152) likewise justifies Adoptionism, as a legitimate inference from the Chalcedonian dogma, but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is dogma itself includes a contradiction. Neander, Dorner, Niedner, Hefele, and Möller concede the affinity of Adoptionism with Nestorianism, but affirm,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ce and the new features in Adoptionism (see especially Dorner II., p. 309 sq.).
§ 119. The Predestinarian Controversy.
Comp. vol. III., §§ 158–160, pp. 851 sqq.
Literature.
I. The sources are: (1) The remains of the writings of Gottschalk, viz., three Confessions (one before the Synod of Mainz, two composed in prison), a poetic Epistle to Ratramnus, and fragment of a book against Rabanus Maurus. Collected in the first volume of Mauguin (see below), and in Migne’s "Patrol. Lat.," Tom. 121, col. 348–372.
The writings of Gottschalk’s friends: Prudentius: Epist. ad Hincmarum, and Contra Jo. Scotum; Ratramnus: De Praedest., 850; Servatus Lupus: De tribus Questionibus (i.e., free will, predestination, and the extent of the atonement), 850; Florus Magister: De Praed. contra J. Scot.; Remigius: Lib. de tribus Epistolis, and Libellus de tenenda immobiliter Scripturae veritate. Collected in the first vol. of Mauguin, and in Migne’s "Patrol. Lat.," vols. 115, 119 and 121. A poem of Walafrid Strabo on Gottschalk, in Migne, Tom. 114, col. 1115 sqq.
The writings of Gottschalk’s opponents: Rabanus Maurus (in Migne, Tom. 112); Hincmar of Rheims: De Praedestinatione et Libero Arbitrio, etc. (in Migne, Tom. 125 and 126); Scotus Erigena: De Praedest. Dei contra Gottescalcum, 851 (first ed. by Mauguin, 1650, and in 1853 by Floss in Migne, Tom. 122). See also the Acts of Councils in Mansi, Tom. XIV. and XV.
- Works of historians: Jac. Ussher (Anglican and Calvinist): Gotteschalci et Praedestinatianae controversiae ab eo motto Historia. Dublin, 1631; Hanover, 1662; and in the Dublin ed. of his works.
Gilb. Mauguin (Jansenist, d. 1674): Vet. Auctorum, qui IX. saec. de Praedest. et Grat. scripserunt, Opera et Fragm. plurima nunc primum in lucem edita, etc. Paris, 1650, 2 Tom. In the second volume he gives the history and defends the orthodoxy of Gottschalk.
L. Cellot (Jesuit): Hist. Gotteschalci praedestinatiani. Paris, 1655, fol. Against Gottschalk and Mauguin.
J. J. Hottinger (Reformed): Fata doctrinae de Praedestinatione et Gratia Dei. Tiguri, 1727. Also his Dissertation on Gottschalk, 1710.
Card. Noris: Historia Gottesc., in his Opera. Venice, 1759, Tom. III.
F. Monnier: De Gotteschalci et Joan. Erigenae Controversia. Paris, 1853.
Jul. Weizsäcker (Luth.): Das Dogma von der göttl. Vorherbestimmung im 9ten Jahrh., in Dorner’s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Theol." Gotha, 1859, p. 527–576.
Hefele (R. Cath.): Conciliengesch. IV. 130–223 (second ed., 1879).
V. Borrasch: Der Mönch Gottschalk v. Orbais, sein Leben u. seine Lehre. Thorn, 1868.
Kunstmann: Hrabanus Maurus (Mainz, 1841); Spingler: Rabanus Maurus (Ratisbon, 1856); and C. v. Noorden: Hinkmar v. Rheims (Bonn, 1863); H. Schrörs: Hincmar Erzbisch v. R. (Freil. B. 1884).
See also Schröckh, vol. XXIV. 1–126; Neander, Gieseler, Baur, in their Kirchengeschichte and their Dogmengeschichte; Bach (Rom. Cath.), in his Dogmengesch. des Mittelalters, I. 219–263; Guizot: Civilization in France, Lect. V.; Hardwick: Middle Age, 161–165; Robertson, II. 288–299; Reuter, Rel.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 I. 43–48; and Möller in Herzog2, V. 324–328.
Gottschalk or Godescalcus,(103) an involuntary monk and irregularly ordained priest, of noble Saxon parentage, strong convictions, and heroic courage, revived the Augustinian theory, on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of speculative theology, but had to suffer bitter persecution for re-asserting what the great African divine had elaborated and vindicated four centuries before with more depth, wisdom and moderation.
The Greek church ignored Augustin, and still more Gottschalk, and adheres to this day to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Nicene and ante-Nicene fathers, who laid as great stress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as on divine grace. John of Damascus teaches an absolute foreknowledge, but not an absolute foreordination of God, because God cannot foreordain sin, which he wills not, and which, on the contrary, he condemns and punishes; and he does not force virtue upon the reluctant will.
The Latin church retained a traditional reverence for Augustin, as her greatest divine, but never committed herself to his scheme of predestination.(104) It always found individual advocates, as Fulgentius of Ruspe, and Isidore of Seville, who taught a two-fold predestination, one of the elect unto life eternal, and one of the reprobate unto death eternal. Beda and Alcuin were Augustinians of a milder type. But the prevailing sentiment cautiously steered midway between Augustinianism and Semi-Pelagianism, giving the chief weight to the preceding and enabling grace of God, yet claiming some merit for man’s consenting and cooperating will.(105) This compromise may be called Semi-Augustinianism, as distinct from Semi-Pelagianism. It was adopted by the Synod of Orange (Arausio) in 529, which condemned the Semi-Pelagian error (without naming its adherents) and approved Augustin’s views of sin and grace, but not his view of predestination, which was left open. It was transmitted to the middle ages through Pope Gregory the Great, who, next to Augustin, exerted most influence on the theology of our period; and this moderated and weakened Augustinianism triumphed in the Gottschalk controversy.
The relation of the Roman church to Augustin in regard to predestination is similar to that which the Lutheran church holds to Luther. The Reformer held the most extreme view on divine predestination, and in his book on the Slavery of the Human Will, against Erasmus, he went further than Augustin before him and Calvin after him;(106) yet notwithstanding his commanding genius and authority, his view was virtually disowned, and gave way to the compromise of the Formula of Concord, which teaches both an absolute election of believers and a sincere call of all sinners to repentance. The Calvinistic Confessions, with more logical consistency, teach an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as a necessary sequence of Divine omnipotence and omniscience, but confine it, like Augustin, to the limits of the infralapsarian scheme, with an express exclusion of God from the authorship of sin. Supralapsarianism, however, also had its advocates as a theological opinion. In the Roman church, the Augustinian system was revived by the Jansenists, but only to be condemned.
§ 120. Gottschalk and Babanus Maurus.
Gottschalk, the son of Count Berno (or Bern), was sent in his childhood by his parents to the famous Hessian convent of Fulda as a pious offering (oblatus). When he had attained mature age, he denied the validity of his involuntary tonsure, wished to leave the convent, and brought his case before a Synod of Mainz in 829. The synod decided in his favor, but the new abbot, Rabanus Maurus, appealed to the emperor, and wrote a book, De Oblatione Puerorum, in defence of the obligatory character of the parental consecration of a child to monastic life. He succeeded, but allowed Gottschalk to exchange Fulda for Orbais in the diocese of Soissons in the province of Rheims. From this time dates his ill feeling towards the reluctant monk, whom he called a vagabond, and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Rabanus appears unfavorably in the whole controversy.
At Orbais Gottschalk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Augustin and Fulgentius of Ruspe (d. 533), with such ardent enthusiasm that he was called Fulgentius.(107) He selected especially the passages in favor of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and recited them to his fellow-monks for hours, gaining many to his views. But his friend, Servatus Lupus, warned him against unprofitable speculations on abstruse topics, instead of searching the Scriptures for more practical things. He corresponded with several scholars’ and made a pilgrimage to Rome. On his return in 847 or 848, he spent some time with the hospitable Count Eberhard of Friuli, a son-in-law of the Emperor Louis the Pious, met there Bishop Noting of Verona, and communicated to him his views on predestination. Noting informed Rabanus Maurus, who had in the mean time become archbishop of Mainz, and urged him to refute this new heresy.
Rabanus Maurus wrote a letter to Noting on predestination, intended against Gottschalk, though without naming him.(108) He put the worst construction upon his view of a double predestination, and rejected it for seven reasons, chiefly, because it involves a charge of injustice against God; it contradicts the Scriptures, which promise eternal reward to virtue; it declares that Christ shed his blood in vain for those that are lost; and it leads some to carnal security, others to despair. His own doctrine is moderately Augustinian. He maintains that the whole race, including unbaptized children, lies under just condemnation in consequence of Adam’s sin; that out of this mass of corruption God from pure mercy elects some to eternal life, and leaves others, in view of their moral conduct, to their just punishment. God would have all men to be saved, yet he actually saves only a part; why he makes such a difference, we do not know and must refer to his hidden counsel. Foreknowledge and foreordination are distinct, and the latter is conditioned by the former. Here is the point where Rabanus departs from Augustin and agrees with the Semi-Pelagians. He also distinguishes between praesciti and praedestinati. The impenitent sinners were only foreknown, not foreordained. He admitted that "the punishment is foreordained for the sinner," but denied that "the sinner is foreordained for punishment."(109) He supported his view with passages from Jerome, Prosper, Gennadius, and Augustin.(110)
Gottschalk saw in this tract the doctrine of the Semi-Pelagian Gennadius and Cassianus rather than of "the most catholic doctor" Augustin. He appeared before a Synod at Mainz, which was opened Oct. 1, 848, in the presence of the German king, and boldly professed his belief in a two-fold predestination, to life and to death, God having from eternity predestinated his elect by free grace to eternal life, and quite similarly all reprobates, by a just judgment for their evil deserts, to eternal death.(111) The offensive part in this confession lies in the words two-fold (gemina) and quite similarly (similiter omnino), by which he seemed to put the two foreordinations, i.e. election and reprobation, on the same footing; but he qualified it by a reference to the guilt and future judgment of the reprobate. He also maintained against Rabanus that the Son of God became man and died only for the elect. He measured the extent of the purpose by the extent of the effect. God is absolutely unchangeable, and his will must be fulfilled. What does not happen, cannot have been intended by him.
The details of the synodical transaction are unknown, but Rabanus, who presided over the Synod, gives as the result, in a letter to Hincmar, that Gottschalk was condemned, together with his pernicious doctrine (which he misrepresents), and handed over to his metropolitan, Hincmar, for punishment and safe-keeping.
§ 121. Gottschalk and Hincmar.
Hincmar, archbishop of Rheims, a most influential, proud and intolerant prelate, was ill-disposed towards Gottschalk, because he had been somewhat irregularly (though not invalidly) ordained to the priesthood by a rural bishop (chorepiscopus), Rigbold of Rheims,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his own bishop of Soissons, and gone on travels without permission of his abbot.(112) He treated the poor monk without mercy. Gottschalk was summoned before a synod of Chiersy (in palatio Carisiaco)(113) in the spring of 849. He refused to recant, and was condemned as an incorrigible heretic, deposed from the priesthood, publicly scourged for obstinacy,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compelled to burn his books, and shut up in the prison of a convent in the province of Rheims.(114)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eye-witnessses, he was scourged "most atrociously" and "nearly to death," until half dead he threw his book, which contained the proofs of his doctrine from the Scriptures and the fathers, into the fire. It is a relief to learn that St. Remigius, archbishop of Lyons, expressed his horror at the "unheard of impiety and cruelty" of this treatment of the miserabilis monachus, as Gottschalk is often called by his friends.
In his lonely prison at Hautvilliers, the condemned monk composed two confessions, a shorter and a longer one, in which he strongly re-asserted his doctrine of a double predestination. He appealed to Pope Nicolas, who seems to have had some sympathy with him, and demanded a reinvestigation, which, however, never took place. He also offered, in reliance on the grace of God, to undergo the fiery ordeal before the king, the bishops and monks, to step successively into four cauldrons of boiling water, oil, fat and pitch, and then to walk through a blazing pile; but nobody could be found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Hincmar refused to grant him in his last sickness the communion and Christian burial) except on condition of full recantation.(115) Gottschalk scorned the condition, died in his unshaken faith, and was buried in unconsecrated soil after an imprisonment of twenty years (868 or 869).
He had the courage of his convictions. His ruling idea of the unchangeableness of God reflected itself in his inflexible conduct. His enemies charged him with vanity, obstinacy, and strange delusions. Jesuits (Sirmond, Peteau, Cellot) condemn him and his doctrine; while Calvinists and Jansenists (Ussher, Hottinger, Mauguin) vindicate him as a martyr to the truth.
§ 122. The Contending Theories on Predestination, and the Victory of Semi-Augustinianism.
During the imprisonment of Gottschalk a lively controversy, was carried on concerning the point in dispute, which is very creditable to the learning of that age, but after all did not lead to a clear and satisfactory settlement. The main question was whether divine predestination or foreordination which all admitted as a necessary element of the Divine perfection, was absolute or relative; in other words, whether it embraced all men and all acts, good and bad, or only those who are saved, and such acts as God approves and rewards. This question necessarily involved also the problem of the freedom of the human will, and the extent of the plan of redemption. The absolute predestinarians denied, the relative predestinarians affirmed, the freedom of will and the universal import of Christ’s atoning death.
The doctrine of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was defended, in substantial agreement with Gottschalk, though with more moderation and caution, by Prudentius, Bishop of Troyes, Ratramnus, monk of Corbie, Servatus Lupus, Abbot of Ferrières, and Remigius, Archbishop of Lyons, and confirmed by the Synod of Valence, 855, and also at Langres in 859.
The doctrine of free will and a conditional predestination was advocated, in opposition to Gottschalk, by Archbishop Rabanus Maurus of Mainz, Archbishop Hincmar of Rheims, and Bishop Pardulus of Laon, and confirmed at a synod of Chiersy, 853, and in part again at Savonnières, near Toul, in 859.
A third theory was set forth by John Scotus Erigena, intended against Gottschalk, but was in fact still more against the orthodox view, and disowned by both parties.
I. The doctrine of an Absolute and Two-Fold Predestination.
Gottschalk professed to follow simply the great Augustin. This is true; but he gave undue disproportion to the tenet of predestination, and made it a fundamental theological principle, inseparable from the immutability of God; while with Augustin it was only a logical inference from his anthropological premises. He began where Augustin ended. To employ a later (Calvinistic) terminology, he was a supralapsarian rather than an infralapsarian. He held a two-fold predestination of the elect to salvation, and of the reprobate to perdition; not in the sense of two separate predestinations, but one predestination with two sides (gemina, i.e. bipartita), a positive side (election) and a negative side (reprobation). He could not conceive of the one without the other; but he did not teach a predestination of the sinner to sin, which would make God the author of sin. In this respect he was misrepresented by Rabanus Maurus.(116) In his shorter Confession from his prison, he says: "I believe and confess that God foreknew and foreordained the holy angels and elect men to unmerited eternal life, but that he equally (pariter) foreordained the devil with his host and with all reprobate men, on account of their foreseen future evil deeds, by a just judgment, to merited eternal death." He appeals to passages of the Scriptures, to Augustin, Fulgentius, and Isidor, who taught the very same thing except the pariter. In the larger Confession, which is in the form of a prayer, he substitutes for equally the milder term almost or nearly (propemodum), and denies that God predestinated the reprobates to sin. "Those, O God," he says, "of whom thou didst foreknow that they would persist by their own misery in their damnable sins, thou didst, as a righteous judge, predestinate to perdition." He spoke of two redemptions, one common to the elect and the reprobate, another proper and special for the elect only. In similar manner the Calvinists, in their controversy, with the Arminians, maintained that Christ died efficiently only for the elect, although sufficiently for all men.
His predestinarian friends brought out the difference in God’s relation to the good and the evil more clearly. Thus Ratramnus says that God was the author (auctor) as well as the ruler (ordinator) of good thoughts and deeds, but only the ruler, not the author, of the bad. He foreordained the punishment of sin, not sin itself (poenam, not peccatum). He directs the course of sin, and overrules it for good. He used the evil counsel of Judas as a means to bring about the crucifixion and through it the redemption. Lupus says that God foreknew and permitted Adam’s fall, and foreordained its consequences, but not the fall itself. Magister Florus also speaks of a praedestinatio gemina, yet with the emphatic distinction, that God predestinated the elect both to good works and to salvation, but the reprobate only to punishment, not to sin. He was at first ill-informed of the teaching of Gottschalk, as if he had denied the meritum damnationis. Remigius censured the "temerity" and "untimely loquacity" of Gottschalk, but defended him against the inhuman treatment, and approved of all his propositions except the unqualified denial of freedom to do good after the fall, unless he meant by it that no one could use his freedom without the grace of God. He subjected the four chapters of Hincmar to a severe criticism.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God will have all men to be saved without or with restriction, and whether Christ died for all men or only for the elect, he himself held the particularistic view, but was willing to allow freedom of opinion, since the church had not decided that question, and the Bible admitted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117)
The Synod of Valence, which met at the request of the Emperor Lothaire in 855, endorsed, in opposition to Hincmar and the four chapters of the Synod of Chiersy, the main positions of the Augustinian system as understood by Remigius, who presided.(118) It affirms a two-fold predestination ("praedestinationem electorum ad vitam et praedestinationem impiorum ad mortem"), but with such qualifications and distinctions as seemed to be necessary to save the holiness of God and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of man. The Synod of Langres in the province of Lyons, convened by Charles the Bald in 859, repeated the doctrinal canons of Valence, but omitted the censure of the four chapters of Chiersy, which Charles the Bald had subscribed, and thus prepared the way for a compromise.
We may briefly state the system of the Augustinian school in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All men are sinners, and justly condemned in consequence of Adam’s fall.
Man in the natural state has no freedom of choice, but is a slave of sin. (This, however, was qualified by Remigius and the Synod of Valence in the direction of Semi-Pelagianism.)
God out of free grace elected from eternity and unalterably a part of mankind to holiness and salvation, and is the author of all their good deeds; while he leaves the rest in his inscrutable counsel to their merited damnation.
God has unalterably predestinated the impenitent and persistent sinner to everlasting punishment, but not to sin, which is the guilt of man and condemned by God.
Christ died only for the elect.
Gottschalk is also charged by his opponents with slighting the church and the sacraments, and confining the effect of baptism and the eucharist to the elect. This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his theory. He is said to have agreed with his friend Ratramnus in rejecting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Augustin certainly did not teach transubstantiation, but he checked the logical tendency of Predestinarianism by the Catholic doctrine of baptismal regeneration, and of the visible historical church as the mediatrix of salvation.(119)
- The doctrine of a Conditional and Single Predestination.
Rabanus and Hincmar, who agreed in theology as well as in unchristian conduct towards Gottschalk, claimed to be Augustinians, but were at heart Semi-Pelagians, and struck a middle course, retaining the Augustinian premises, but avoiding the logical consequences. Foreknowledge (praescientia) is a necessary attribute of the omniscient mind of God, and differs from foreordination or predestination (praedestinatio), which is an attribute of his omnipotent will. The former may exist without the latter, but not the latter without the former. Foreknowledge is absolute, and embraces all things and all men, good and bad; foreordination is conditioned by foreknowledge, and refers only to what is good. God foreknew sin from eternity, but did not predestinate it; and so he foreknew the sinners, but did not predestinate them to sin or death; they are simply praesciti, not praedestinati. There is therefore no double predestination, but only one predestination which coincides with election to eternal life. The fall of Adam with its consequences falls under the idea of divine permission. God sincerely intends to save all men without distinction, and Christ shed his blood for all; if any are lost, they have to blame themselves.
Hincmar secured the confirmation of his views by the Synod of Chiersy, held in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Bald, 853, It adopted four propositions:(120)
God Almighty made man free from sin, endowed him with reason and the liberty of choice, and placed him in Paradise. Man, by the abuse of this liberty, sinned, and the whole race became a mass of perdition. Out of this massa perditionis God elected those whom he by grace predestinated unto life eternal; others he left by a just judgment in the mass of perdition, foreknowing that they would perish, but not foreordaining them to perdition, though he foreordained eternal punishment for them.(121) This is Augustinian, but weakened in the last clause.
We lost the freedom of will through the fall of the first man, and regained it again through Christ. This chapter, however, is so vaguely worded that it may be understood in a Semi-Pelagian as well as in an Augustinian sense.(122)
God Almighty would have all men without exception to be saved, although not all are actually saved. Salvation is a free gift of grace; perdition is the desert of those who persist in sin.
Jesus Christ died for all m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ough not all are redeemed by the mystery of his passion, owing to their unbelief.
The last two propositions are not Augustinian, but catholic, and are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catholic orthodoxy and the Semi-Pelagian heresy.
Hincmar defended these propositions against the objections of Remigius and the Synod of Valence, in two books on Predestination and Free Will (between 856 and 863). The first is lost, the second is preserved. It is very prolix and repetitious, and marks no real progress. He made several historical blunders, and quoted freely from the pseudo-Augustinian Hypomnesticon, which he thought presented Augustin’s later and better views.
The two parties came to a sort of agreement at the National Synod of France held at Toucy, near Toul, in October, 860, in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Bald, King Lothaire II., and Charles of Provence, and the bishops of fourteen ecclesiastical provinces.(123) Hincmar was the leading man, and composed the synodical letter. He still maintained his four propositions, but cleared himself of the suspicion of Semi-Pelagianism. The first part of the synodical letter, addressed to all the faithful, gives a summary of Christian doctrine, and asserts that nothing can happen in heaven and earth without the will or permission of God; that he would have all men to be saved and none lost; that he did not deprive man after the fall of free will, but heals and supports it by grace; that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for all men; that in the end all the predestinated who are now scattered in the massa perditionis, will be gathered into the fulness of the eternal church in heaven.
Here ended the controversy. It was a defeat of predestinarianism in its rigorous form and a substantial victory of Semi-Augustinianism, which is almost identical with Semi-Pelagianism except that it gives greater prominence to divine grace.
Practically, even this difference disappeared. The mediaeval church needed the doctrine of free will and of universal call, as a basis for maintaining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guilt and merit of man, and as a support to the sacerdotal and sacramental mediation of salvation; while the strict predestinarian system, which unalterably determines the eternal fate of every soul by a pre-temporal or ante-mundane decree, seemed in its logical consequences to neutralize the appeal to the conscience of the sinner, to cut off the powerful inducement of merit and reward, to limit the efficacy of the sacraments to the elect, and to weaken the hierarch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But while churchly and sacerdotal Semi-Augustinianism or covert Semi-Pelagianism triumphed in France, where Hincmar had the last word in the controversy, it was not oecumenically sanctioned. Pope Nicolas, who was dissatisfied with Hincmar on hierarchical grounds, had some sympathy with Gottschalk, and is reported to have approved the Augustinian canons of the Synods of Valence and Langres in regard to a "two-fold predestinat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atonement.(124)
Thus the door was left open within the Catholic church itself for a revival of strict Augustinianism, and this took place on a grand sca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otes.
The Gottschalk controversy was first made the subject of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al discuss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ut was disturbed by the doctrinal antagonism between Jansenists (Jansen, Mauguin) and Jesuits (Sirmond, Cellot). The Calvinistic historians (Ussher, Hottinger) sided with Gottschalk and the Jansenists. The controversy has been more calmly and impartially considered by the Protestant historia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with a slight difference as to the limits and the result of the controversy; some representing it merely as a conflict between a stricter and a milder type of Augustinianism (Neander, Kurtz), others as a conflict between Augustinianism and a revived and triumphant Semi-Pelagianism (Baur, Weizsäcker). The former view is more correct. Semi-Pelagianism was condemned by the Synod of Orange (Arausio), 529; again by the Synod of Valence in the same year, and by Pope Boniface II., 530, and has ever since figured in the Roman catalogue of heresies. The Catholic Church cannot sanction what she has once condemned.
Both parties in the contest of the ninth century (leaving the isolated Scotus Erigena out of view) appealed to Augustin as the highest patristic authority in the Latin church. Both agreed in the Augustinian anthropology and soteriology, i.e. in the doctrine of a universal fall in Adam, and a partial redemption through Christ; both maintained that some men are saved by free grace, that others are lost by their own guilt; and both confined the possibility of salvation to the present life and to the limits of the visible church (which leads logically to the horrible and incredible conclusion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human race, including all unbaptized infants, are eternally lost). But the Augustinian party went back to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as the ultima ratio of God’s difference of dealing with the saved and the lost, or the elect and the reprobate; while the Semi-Augustinian party sought the difference rather in the merits or demerits of men, and maintained along-side with a conditional predestination the universal benevolence of God and the universal offer of saving grace (which, however, is merely assumed, and not at all apparent in this present life). The Augustinian scheme is more theological and logical, the Semi-Augustinian more churchly and practical. Absolute predestinarianism starts from the almighty power of God, but is checked by the moral sense and kept within the limits of infralapsarianism, which exempts the holy God from any agency in the fall of the race, and fastens the guilt of sin upon man. Relative predestinarianism emphasize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salvability of all men, but recognizes also their perfect dependence upon divine grace for actual salvation.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must be found in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holy love of God, which is the key-note of all his attributes and works.
The prac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tholic Semi-Augustinianism and the heterodox Semi-Pelagianism is, as already remarked, very small. They are twin-sisters; they virtually ignore predestination, and lay the main stress on the efficacy of the sacramental system of the historical church, as the necessary agency for regeneration and salvation.
The Lutheran system, as developed in the Formula of Concord, is the evangelical counterpart of the Catholic Semi-Augustinianism. It retains also its sacramental feature (baptismal regeneration and the eucharistic presence), but cuts the root of human merit by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Calvinism is a revival of Augustinianism, but without its sacramental and sacerdotal checks.
Arminianism, as developed in the Reformed church of Holland and among the Wesleyan Methodists, and held extensively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is an evangelical counterpart of Semi-Pelagianism, and differs from Lutheranism by teaching a conditional election and freedom of the will sufficient to accept as well as to reject the universal offer of saving grace.
§ 123. The Doctrine of Scotus Erigena.
A complete ed. of the works of Scotus Erigena by H. J. Floss, 1853, in Migne’s "P. L.," Tom. 122. The book De Praedestinatione in col. 355–440. Comp. the monographs on S. E. by Hjort (1823), Staudenmaier (1834), Taillandier (1843), Christlieb (1860, and his art. in Herzog2 XIII. 788 sqq.), Hermens (1861), Huber (1861); the respective sections in Schröckh, Neander, Baur (on the Trinity), Dorner (on Christology); and in the Histories of Philosophy by Ritter, Erdmann, and Ueberweg. Also Reuter: Gesch. der relig.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 (1875), I. 51–64 (a discussion of Erigena’s views on the relation of authority and reason).
At the request of Hincmar, who was very anxious to secure learned aid, but mistook his man, John Scotus Erigena wrote a book on Predestination (in 850), and dedicated it to Hincmar and his friend Pardulus, Bishop of Laon. This most remarkable of Scotch-Irishmen was a profound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but so far ahead of his age as to be a wonder and an enigma. He shone and disappeared like a brilliant meteor. We do not know whether he was murdered by his pupils in Malmsbury (if he ever was called to England), or died a natural death in France (which is more likely). He escaped the usual fate of heretics by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 of his speculations and by the protection of Charles the Bald, with whom he was on such familiar terms that he could answer his saucy question at the dinner-tabl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cot and a sot?" with the quick-witted reply: "The table, your Majesty." His system of thought was an anachronism, and too remote from the spirit of his times to be properly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He was a Christian Neo-Platonist, a forerunner of Scholasticism and Mysticism and in some respects of Spinoza, Schleiermacher, and Hegel. With him church authority resolves itself into reason, theology into philosophy, and true philosophy is identical with true religion. Philosophy is, so to say, religion unveiled and raised from the cloudy region of popular belief to the clear ether of pure thought.(125)
From this alpine region of speculation he viewed the problem of predestination and free will. He paid due attention to the Scriptures and the fathers. He often quotes St. Augustin, and calls him, notwithstanding his dissent, "the most acute inquirer and asserter of truth."(126) But where church authority contradicts reason, its language must be understood figuratively, and, if necessary, in the opposite sense.(127) He charges Gottschalk with the heresy of denying both divine grace and human freedom, since he derived alike the crimes which lead to damnation, and the virtues which lead to eternal life, from a necessary and compulsory predestination. Strictly speaking, there is in God neither before nor after, neither past nor future;(128) and hence neither fore-knowledge nor fore-ordination, except in an anthropopathic sense. He rejects a double predestination, because it would carry a contradiction into God. There is only one predestination, the predestination of the righteous, and this is identical with foreknowledge.(129) For in God knowledge and will are inseparable, and constitute his very being. The distinction arises from the limitation of the human mind and from ignorance of Greek; for prooravw means both praevideo and praedestin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redestination to sin and punishment; for sin is nothing real at all, but simply a negation, an abuse of free will;(130) and punishment is simply the inner displeasure of the sinner at the failure of his bad aims. If several fathers call sinners praedestinati, they mean the reverse, as Christ called Judas amice instead of inimice, and as lucus is called a non lucendo. Sin lies outside of God, and does not exist for him at all; he does not even foreknow it, much less foreordain it; for knowing and being are identical with him.(131) But God has ordered that sin punishes itself; he has established immutable laws, which the sinner cannot escape. Free will is the very essence of man, and was not lost by the fall; only the power and energy of will are impaired. But Erigena vindicates to man freedom in the same sense in which he vindicates it to God, and identifies it with moral necessity. His pantheistic principles lead him logically to universal restoration.(132)
This appears more clearly from his remarkable work, De Divisione Naturae, where he develops his system. The leading idea is the initial and final harmony of God and the universe, as unfolding itself under four aspects: 1) Natura creatrix non creata, i.e. God as the creative and uncreated beginning of all that exists; 2) Natura creatrix creata, i.e. the ideal world or the divine prototypes of all things; 3) Natura creata non creans, i.e. the created, but uncreative world of time and sense, as the reflex and actualization of the ideal world; 4) Natura nec creata nec creans, i.e. God as the end of all creation, which, after the defeat of all opposition, must return to him in an ajpokatavstasi" tw'n pavntw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form," he says, "are one, and can be understood only of God, who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all things."
The tendency of this speculative and mystical pantheism of Erigena was checked by the practical influence of the Christian theism which entered into his educat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so that we may say with a historian who is always just and charitable: "We are unwilling to doubt, that he poured out many a devout and earnest prayer to a redeeming God for his inward illumination, and that he diligently sought for it in the sacred Scripture, though his conceptual apprehension of the divine Being seems to exclude such a relation of man to God, as prayer presupposes."(133)
Hincmar had reason to disown such a dangerous champion, and complained of the Scotch "porridge."(134) John Scotus was violently assailed by Archbishop Wenilo of Sens, who denounced nineteen propositions of his book (which consists of nineteen chapters) as heretical, and by Bishop Prudentius, who increased the number to seventy-seven. He was charged with Pelagianism and Origenism, and censured for substituting philosophy for theology, and sophistical subtleties for sound arguments from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Remigius thought him insane. Florus Magister likewise wrote against him, and rejected as blasphemous the doctrine that sin and evil were nonentities,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be the subjects of divine foreknowledge and foreordination. The Synod of Valence (855) rejected his nineteen syllogisms as absurdities, and his whole book as a "commentum diaboli potius quam argumentum fidei."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which gives his whole system, was also condemned by a provincial Synod of Sens, and afterwards by Pope Honorius III. in 1225, who characterized it as a book "teeming with the vermin of heretical depravity," and ordered all copies to be burned. But, fortunately, a few copies survived for the study of later ages.
§ 124.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ies. Literature.
The general Lit. on the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Eucharist, see in vol. I., § 55, p. 472, and II. 241.
Add the following Roman Catholic works on the general Subject: Card. Jo. de Lugo (d. 1660): Tractatus de venerabili Eucharistiae Sacramento, in Migne’s "Cursus Theol. Completus," XXIII. Card. Wiseman: Lectures on the Real Presence. Lond., 1836 and l842. Oswald: Die dogmat. Lehre von den heil. Sacramenten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Münster, 3rd ed., 1870, vol. I. 375–427.
On the Protestant side: T. K. Meier: Versuch einer Gesch. der Transsubstantiationslehre. Heilbronn, 1832. Ebrard: Das Dogma v. heil. Abendmahl und seine Gesch. Frankf. a. M., 1845 and ’46, 2 vols. Steitz: Arts. on Radbert, Ratramnus, and Transubstantiation in Herzog. Schaff: Transubstantiation in "Rel. Encycl." III. 2385.
Special Lit. on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ies in the ni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I. Controversy between Ratramnus and Paschasius Radbertus.
- Paschasius Radbertus: Liber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dedicated to Marinus, abbot of New Corbie, 831, second ed., 844, presented to Charles the Bald; first genuine ed. by Nic. Mameranus, Colon. 1550; best ed. by Martene and Durand in "Veter. Script. et Monum. amplissima Collectio," IX. 367.—Comm. in Matth. (26:26); Epistola ad Fridegardum, and treatise De Partu Virginis. See S. Pasch. Radb.: Opera omnia in Tom. 120 of Migne’s "Patrol. Lat.," Par. 1852.
Haimo: Tract. de Corp. et Sang. Dom. (a fragment of a Com. on 1 Cor.), in D’Achery, "Spicil." I. 42, and in Migne, "P. L.," Tom. 118, col. 815–817. Hincmar: Ep. ad Carol. Calv. de cavendis vitiis et virtutibus exercendis, c. 9. In Migne, T. 125, col. 915 sqq.
- Ratramnus: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liber ad Carolum Calvum Reg. Colon., 1532 (under the name of Bertram), often publ. by Reformed divines in the original and in translations (from 1532 to 1717 at Zürich, Geneva, London, Oxford, Amsterdam), and by Jac. Boileau, Par., 1712, with a vindication of the catholic orthodoxy of Ratramnus. See Ratramni Opera in Migne," P. L.," Tom. 121, col. 10–346.
Rabanus Maurus: Poenitentiale, cap. 33. Migne," P. L." Tom. 110, col. 492, 493. Walafrid Strabo: De Rebus Eccls., c. 16, 17. See extracts in Gieseler, II. 80–82.
- Discussions of historians: Natalis Alexander, H. Eccl. IX. and X., Dissert. X. and XIII. Neander, IV. 458–475, Germ. ed., or III. 495–501, Engl. transl., Bost. ed. Gieseler, II. 79–84, N. Y. ed. Baur: Vorlesungen über Dogmengesch. II. 161–175.
- Controversy between Berengar and Lanfranc.
LANFRANCUS: De Eucharistiae Sacramento contra Berengarium lib., Basil,. 1528, often publ., also in "Bibl. PP. Lugd.," XVIII. 763, and in Migne," Patrol. Lat.," Tom. 150 (1854), col. 407–442.
Berengarius: De Sacra Coena adv. Lanfrancum liber posterior, first publ. by A. F. & F. Th. Vischer. Berol., 1834 (from the MS. in Wolfenbüttel, now in Göttingen. Comp. Lessing: Berengarius Turon. oder Ankündigung eines wichtigen Werkes desselben. Braunschweig, 1770). H. Sudendorf: Berengarius Turonensis oder eine Sammlung ihn betreffender Briefe. Hamburg and Gotha, 1850. Contains twenty-two new documents, and a full list of the older sources.
Neander: III. 502–530 (E. Tr. Bost. ed.; or IV. 476–534 Germ. ed.). Gieseler: II. 163–173 (E. Tr. N. York ed.). Baur: II. 175–198. Hardwick: Middle Age, 169–173 (third ed. by Stubbs). Milman: III. 258 sqq. Robertson: II. 609 sqq. (small ed., IV. 351–367). Jacobi: Berengar, in Herzog2 II. 305–311. Reuter: Gesch. der relig.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 (1875), I. 91 sqq. Hefele: IV. 740 sqq. (ed. 1879).
§ 125. The Two Theories of the Lord’s Supper.
The doctrine of the Lord’s Supper became the subject of two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church, especially in France. The first took plac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between Paschasius Radbertus and Ratramnus, the other in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between Berengar and Lanfranc. In the second, Pope Hildebrand was implicated, as mediator between Berengar and the orthodox party.
In both cases the conflict was between a materialistic and a spiritualistic conception of the sacrament and its effect. The one was based on a literal, the other on a figu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s of institution, and of the mysterious discourse in the sixth chapter of St. John. The contending parties agreed in the belief that Christ is present in the eucharist as the bread of life to believers; but they differed widely in their conception of the mode of that presence: the one held that Christ was literally and corporeally present and communicated to all communicants through the mouth; the other, that he was spiritually present and spiritually communicated to believers through faith. The transubstantiationists (if we may coin this term) believed that the eucharistic body of Christ was identical with his historical body, and was miraculously created by the priestly consecration of the elements in every sacrifice of the mass; their opponents denied this identity, and regarded the eucharistic body as a symbolical exhibition of his real body once sacrificed on the cross and now glorified in heaven, yet present to the believer with its life-giving virtue and saving power.
We find both these views among the ancient fathers. The realistic and mystical view fell in more easily with the excessive supernaturalism and superstitious piety of the middle age, and triumphed at last both i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for there is no mater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on this dogma.(135) The spiritual theory was backed by the all-powerful authority of St. Augustin in the West, and ably advocated by Ratramnus and Berengar, but had to give way to the prevailing belief in transubstantiation until,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controversy was revived by the Reformers, and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theories: 1) the Roman Catholic dogma of transubstantiation, re-asserted by the Council of Trent; 2) the Lutheran theory of 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elements, retaining their substance;(136) and 3) the Reformed (Calvinistic) theory of a spiritual real or dynamic presence for believers. In the Roman church (and herein the Greek church fully agrees with her),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sacrifice of the mass, which forms the centre of worship.
It is humiliating to reflect that the, commemorative feast of Christ’s dying love, which should be the closest bond of union between believers, innocently gave rise to the most violent controversies. But the same was the case with the still more important doctrine of Christ’s Person. Fortunately, the spiritual benefit of the sacrament does not depend upon any particular human theory of the mode of Christ’s presence, who is ever ready to bless all who love him.
§ 126. The Theory of Paschasius Radbertus.
Paschasius Radbertus (from 800 to about 865), a learned, devout and superstitious monk, and afterwards abbot of Corbie or Corvey in France(137) is the first who clearly taught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as then believed by many, and afterwards adopt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e wrote a book "on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 composed for his disciple Placidus of New Corbie in the year 831, and afterwards reedited it in a more popular form, and dedicated it to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Bald, as a Christmas gift (844). He did not employ the term transubstantiation, which came not into use till two centuries later; but he taught the thing, namely, that "the substance of bread and wine is effectually changed (efficaciter interius commutatur) into the flesh and blood of Christ," so that after the priestly consecration there is "nothing else in the eucharist but the flesh and blood of Christ," although "the figure of bread and wine remain" to the senses of sight, touch, and taste. The change is brought about by a miracle of the Holy Spirit, who created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e womb of the Virgin without cohabitation, and who by the same almighty power creates from day to day, wherever the mass is celebrated, the same body and blood out of the substance of bread and wine. He emphasizes the identity of the eucharistic body with the body which was born of the Virgin, suffered on the cross, rose from the dead, and ascended to heaven; yet on the other hand he represents the sacramental eating and drinking as a spiritual process by faith.(138) He therefore combines the sensuous and spiritual conceptions.(139) He assumes that the soul of the believer communes with Christ, and that his body receives an imperishable principle of life which culminates at last in the resurrection. He thus understood, like several of the ancient fathers, the words of our Saviour: "He that eateth my flesh and drinketh my blood hath eternal life;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at the last day" (John 6:54).
He supports his doctrine by the words of institution in their literal sense, and by the sixth chapter of John. He appealed also to marvellous stories of the visible appearances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for the removal of doubts or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ious desire of saints. The bread on the altar, he reports, was often seen in the shape of a lamb or a little child, and when the priest stretched out his hand to break the bread, an angel descended from heaven with a knife, slaughtered the lamb or the child, and let his blood run into a cup!(140)
Such stories were readily believed by the people, and helped to strengthen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as the stories of the appearances of departed souls from purgatory confirmed the belief in purgatory.
The book of Radbert created a great sensation in the West, which was not yet prepared to accept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without a vigorous struggle. Radbert himself admits that some of his contemporaries believed only in a spiritual communion of the soul with Christ, and substituted the mere virtue of his body and blood for the real body and blood, i.e., as he thinks, the figure for the verity, the shadow for the substance.(141)
His opponents appealed chiefly to St. Augustin, who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historical and the eucharistic body of Christ, and between a false material and a true spiritual fruition of his body and blood. In a letter to the monk Frudegard, who quoted several passages of Augustin, Radbert tried to explain them in his sense. For no divine of the Latin church dared openly to contradict the authority of the great African teacher.
§ 127. The Theory of Ratramnus.
The chief opponent of transubstantiation was Ratramnus,(142) a contemporary monk at Corbie, and a man of considerable literary reputation. He was the first to give the symbolical theory a scientific expression. At the request of King Charles the Bald he wrote a eucharistic tract against Radbert, his superior, but did not name him.(143) He answered two questions, whether the consecrated elements are called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after a sacramental manner (in mysterio), or in the literal sense; and whether the eucharistic body is identical with the historical body which died and rose again. He denied this identity which Radbert had strongly asserted; and herein lies the gist of the difference. He concluded that the elements remain in reality as well as for the sensual perception what they were before the consecration, and that they are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only in a spiritual sense to the faith of believers.(144) He calls the consecrated bread and wine figures and pledges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They are visible tokens of the Lord’s death, that, remembering his passion, we may become partakers of its effect. He appealed to the discourse in the sixth chapter of John, as well as Radbert; but, like Augustin, his chief authority, he found the key to the whole chapter in John 6:63, which points from the letter to the spirit and from the carnal to the spiritual understanding.(145) The souls of believers are nourished in the communion by the Word of God (the Logos), which dwells in the natural body of Christ, and which dwells after an invisible manner in the sacrament. Unbelievers cannot receive Christ, as they lack the spiritual organ. He refers to the analogy of baptism, which is justly called a fount of life. Viewed by the senses, it is simply a fluid element; but by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priest the regenerating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is added to it, so that what properly is corruptible water becomes figuratively or in mystery a healing virtue.(146)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is view that Ratramnus regarded the sacrifice of the mass not as an actual (though unbloody) repetition, but only as a commemorative celebration of Christ’s sacrifice whereby Christians are assured of their redemption. When we shall behold Christ face to face, we shall no longer need such instruments of remembrance.
John Scotus Erigena is also reported to have written a book against Radbert at the request of Charles the Bald. Hincmar of Rheims mentions among his errors this, that in the sacrament of the altar the tru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were not present, but only a memorial of them.(147) The report may have arisen from a confusion, since the tract of Ratramnus was at a later period ascribed to Scotus Erigena.(148) But he expresses his view incidentally in other writings from which it appears that he agreed with Ratramnus and regarded the eucharist only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a spiritual communion with Christ.(149) In his book De Divisione Naturae, he teaches a mystic ubiquity of Christ’s glorified humanity or its elevation above the limitations of space. Neander infers from this that he held the eucharistic bread and wine to be simply symbols of the deified, omnipresent humanity of Christ which communicates itself, in a real manner, to believing soul.(150) At all events the hypothesis of ubiquity excludes a miraculous change of the elements, and gives the real presence a christo-pantheistic aspect. The Lutheran divines used this hypothesis in a modified form (multipresence, or multivolipresence, dependent on the will of Christ) as a dogmatic support for their doctrine of the real presence.
Among the divines of the Carolingian age who held the Augustinian view and rejected that of Radbert, as an error, were Rabanus Maurus, Walafrid Strabo, Christian Druthmar, and Florus Magister. They recognized only a dynamic and spiritual, not a visible and corporeal prese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e sacrament.(151)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eory of Radbert was accepted by Archbishop Hincmar of Rheims, Bishop Haimo of Halberstadt, and other leading ecclesiastics.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during the dark post-Carolingian period. Bishop Ratherius of Verona (about 950), who, however, repelled all curious questions about the mode of the change, and even the learned and liberal-minded Gerbert (afterwards Pope Sylvester II., from 999 to 1003), defended the miraculous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charistic elements by the priestly consecration.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grossly sensuous character of the theology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the chief point of dispute was the revolting and indecent question whether the consecrated elements pass from the communicant in the ordinary way of nature. The opponents of transubstantiation affirmed this, the advocates indignantly denied it, and fastened upon the former the new heretical name of "Stercorianists." Gerbert called stercorianism a diabolical blasphemy, and invented the theory that the eucharistic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do not pass in noxios et superfluos humores, but are preserved in the flesh for the final resurrection.(152)
Radbertus was canonized, and his memory, is celebrated since 1073, on the 26th of April in the diocese of Soissons.(153) The book of Ratramnus, under the supposed authorship of Scotus Erigena, was twice condemned in the Berengar controversy (1050 and 1059), and put in the Tridentine 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 .(154)
Note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subject is the subordinate controversy on the delicate question whether Christ, admitting his supernatural conception, was born in the natural way like other children, or miraculously (clauso utero). This question troubled the pious curiosity of some nuns of Vesona (?), and reached the convent of Corbie. Paschasius Radbertus, following the lead of St. Ambrose and St. Jerome, defended the theory that the holy Virgin remained virgo in partu and post partum, and used in proof some poetic passages on the hortus conclusus and fons signatus in Cant. 4:12, and the porta clausa Domini in Ezek. 44:2. The whole incarnation is supernatural, and as the conception so the birth of Christ was miraculous. He was not subject to the laws of nature, and entered the world "sine dolore et sine gemitu et sine ulla corruptione carnis." See Radbert’s tract De Partu Virginis in his Opera, ed. Migne, col. 1365–1386.
Ratramnus, in his book De eo quod Christus ex Virgine natus est (in D’Achery, "Spicilegium," I., and in Migne, Tom. 121, col. 82–102), likewise taught the perpetual virginity of Mary, but assumed that Christ came into the world in the natural way ("naturaliter per aulam virgineam" or "per virginalis januam vulvae"). The conception in utero implies the birth ex utero. But he does not controvert or name Radbert, and uses the same Scripture passages for his view. He refers also to the analogy of Christ’s passing through the closed doors on the day of the resurrection. He quotes from Augustin, Jerome, Pope Gregory, and Bede in support of his view. He opposes only the monstrous opinion that Christ broke from the womb through some unknown channel ("monstruose de secreto ventris incerto tramite luminis in auras exisse, quod non est nasci, sed erumpi." Cap. 1, col. 83). Such an opinion, he thinks, leads to the docetic heresy, an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nec vere natus Christus, nec vere genuit Maria."
§ 128. The Berengar Controversy.
While the doctrine of a corporeal presence and participation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 made steady progress in the public opinion of Western Christendom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rising power of the priesthood, the doctrine of a spiritual presence and participation by faith was re-asserted by way of reac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for a short period, but condemned by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This condemnation decided the victory of transubstantiation.
Let us first review the external history of the controversy, which runs into the next period (till 1079).
Berengar (c. 1000–1088), a pupil of Fulbert of Chartres (d. 1029), was canon and director of the cathedral school in Tours, his native city, afterwards archdeacon of Angers, and highly esteemed as a man of rare learning and piety before his eucharistic views became known.(155) He was an able dialectician and a popular teacher. He may be ranked among the forerunners of a Christian rationalism, who dared to criticize church authority and aimed to reconcile the claims of reason and faith.(156) But he had not the courage of a martyr, and twice recanted from fear of death. Nor did he carry out his principle. He seems to have been in full accord with catholic orthodoxy except on the point of the sacrament. He was ascetic in his habits and shared the prevailing respect for monastic life, but saw clearly its danger. "The hermit," he says with as much beauty as truth, in an Exhortatory Discourse to hermits who had asked his advice, "is alone in his cell, but sin loiters about the door with enticing words and seeks admittance. I am thy beloved—says she—whom thou didst court in the world. I was with thee at the table, slept with thee on thy couch; without me, thou didst nothing. How darest thou think of forsaking me? I have followed thy every step; and dost thou expect to hide away from me in thy cell? I was with thee in the world, when thou didst eat flesh and drink wine; and shall be with thee in the wilderness, where thou livest only on bread and water. Purple and silk are not the only colors seen in hell,—the monk’s cowl is also to be found there. Thou hermit hast something of mine. The nature of the flesh, which thou wearest about thee, is my sister, begotten with me, brought up with me. So long as the flesh is flesh, so long shall I be in thy flesh. Dost thou subdue thy flesh by abstinence?—thou becomest proud; and lo! sin is there. Art thou overcome by the flesh, and dost thou yield to lust? sin is there. Perhaps thou hast none of the mere human sins, I mean such as proceed from sense; beware then of devilish sins. Pride is a sin which belongs in common to evil spirits and to hermits."(157)
By continued biblical and patristic studies Berengar came between the years 1040 and 1045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ucharistic doctrine of Paschasius Radbertus was a vulgar superstition contrary to the Scriptures, to the fathers, and to reason. He divulged his view among his many pupils in France and Germany, and created a great sensation. Eusebius Bruno, bishop of Angers, to whose diocese he belonged, and Frollant, bishop of Senlis, took his part, but the majority was against him. Adelmann, his former fellow-student, then arch-deacon at Lüttich (Liège), afterwards bishop of Bresci, remonstrated with him in two letters of warning (1046 and 1048).
The controversy was fairly opened by Berengar himself in a letter to Lanfranc of Bec, his former fellow-student (1049). He respectfully, yet in a tone of intellectual superiority, perhaps with some feeling of jealousy of the rising fame of Bec, expressed his surprise that Lanfranc, as he had been informed by Ingelram of Chartres, should agree with Paschasius Radbertus and condemn John Scotus (confounded with Ratramnus) as heretical; this showed an ignorance of Scripture and involved a condemnation of Ambrose (?), Jerome, and Augustin, not to speak of others. The letter was sent to Rome, where Lanfranc then sojourned, and caused, with his co-operation, the first condemnation of Berengar by a Roman Synod held under Pope Leo IX. in April, 1050, and attended mostly by Italian bishops.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summoned before another Synod which was held at Vercelli in September of the same year; and as he did not appear,(158) he was condemned a second time without a hearing, and the book of Ratramnus on the eucharist was burned. "If we are still in the figure," asked one member indignantly (probably Peter Damiani), "when shall we have the thing?" A Synod of Paris in October, 1050 or 1051, is said to have confirmed this judgment and threatened Berengar and his friends with the severest punishment, even death; but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such a Synod was held.(159)
After a short interval of silence, he was tried before a Synod of Tours in 1054 under Leo IX.,(160) but escaped condemnation through the aid of Hildebrand who presided as papal representative, listened calmly to his arguments and was perfectly satisfied with his admission that the consecrated bread and wine are (in a spiritual sense)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161)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invited by Hildebrand to accompany him to Rome for a final settlement.
Confiding in this powerful advocate, Berengar appeared before a Lateran council held in 1059, under Nicolas II., but was bitterly disappointed. The assembled one hundred and thirteen bishops, whom he compares to "wild beasts," would not listen to his notion of a spiritual communion, and insisted on a sensuous participation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The violent and bigoted Cardinal Humbert, in the name of the Synod, forced on him a formula of recantation which cuts off all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and teaches a literal mastication of Christ’s body.(162) Berengar was weak enough from fear of death to accept this confession on his knees, and to throw his books into the fire.(163) "Human wickedness," he says, "extorted from human weakness a different confession, but a change of conviction can be effected only by the agency of Almighty God." He would rather trust to the mercy of God than the charity of his enemies, and found comfort in the pardon granted to Aaron and to St. Peter.
As soon as he returned to France, he defended his real conviction more boldly than ever. He spoke of Pope Leo IX. and Nicolas II. in language as severe as Luther used five centuries later.(164) Lanfranc attacked him in his book on the eucharist, and Berengar replied very sharply in his chief work on the Lord’s Supper (between 1063 and 1069.)(165) His friends gradually withdrew, and the wrath of his enemies grew so intense that he was nearly killed at a synod in Poitiers (1075 or 1076).
Hildebrand who in the mean time had ascended the papal throne as Gregory VlI., summoned Berengar once more to Rome in 1078, hoping to give him peace, as he had done at Tours in 1054. He made several attempts to protect him against the fanaticism of his enemies. But they demanded absolute recantation or death. A Lateran Council in February, 1079, required Berengar to sign a formula which affirmed the conversion of substance in terms that cut off all sophistical escape.(166) He imprudently appealed to his private interviews with Gregory, but the pope could no longer protect him without risking his own reputation for orthodoxy, and ordered him to confess his error. Berengar submitted. "Confounded by the sudden madness of the pope," he says, "and because God in punishment for my sins did not give me a steadfast heart, I threw myself on the ground and confessed with impious voice that I had erred, fearing the pope would instantly pronounce against me the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and that, as a necessary consequence, the populace would hurry me to the worst of deaths." The pope, however, remained so far true to him that he gave him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one to the bishops of Tours and Angers, and one to all the faithful, in which he threatened all with the anathema who should do him any harm in person or estate, or call him a heretic.(167)
Berengar returned to France with a desponding heart and gave up the hopeless contest. He was now an old man and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in strict ascetic seclusion on the island of St. Côme (Cosmas) near Tours, where he died in peace 1088. Many believed that he did penance for his heresy, and his friends held an annual celebration of his memory on his grave. But what he really regretted was his cowardly treason to the truth as he held it. This is evident from the report of his trial at Rome which he drew up after his return.(168) It concludes with a prayer to God for forgiveness, and to the Christian reader for the exercise of charity. "Pray for me that these tears may procure me the compassion of the Almighty."
His doctrine was misrepresented by Lanfranc and the older historians, as denying the real presence.(169) But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s it is admitted also by Roman Catholics that, while he emphatically rejected transubstantiation, he held to a spiritual real presence and participation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
This explains also the conduct of Gregory VII., which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as he was in every other respect the most strenuous champion of the Roman church and the papal power. This great pope was more an ecclesiastic than a theologian. He was willing to allow a certain freedom on the mysterious mode of the eucharistic presence and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 change in the elements, which at that time had not yet been authoritatively defined as a change of substance. He therefore protected Berengar, with diplomatic caution, as long and as far as he could without endangering his great reforms and incurring himself the suspicion of heresy.(170) The latest known writing of Berengar is a letter on the death of Gregory (1085), in which he speaks of the pope with regard, expresses a conviction of his salvation, and excuses his conduct towards himself.
Berengar was a strange compound of moral courage and physical cowardice. Had he died a martyr, his doctrine would have gained strength; but by his repeated recantations he injured his own cause and promoted the victory of transubstantiation.
Notes. Hildebrand and Berengar.
Sudendorf’s Berengarius Turonensis (1850) is, next to the discovery and publication of Berengar’s De Sacra Coena (1834),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on this chapter.(171) Dr. Sudendorf does not enter into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y, and refers to the account of Stäudlin and Neander as sufficient; but he gives 1) a complete chronological list of the Berengar literature, including all the notices by friends and foes (p. 7–68); 2) an account of Gaufried Martell, Count of Anjou, stepfather of the then-ruling Empress Agnes of Germany, and the most zealous and powerful protector of Berengar (p. 69–87); and 3) twenty-two letters bearing on Berengar, with notes (p. 88–233). These letters were here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manuscripts of the royal library at Hanover, contained in a folio volume entitled: "Codex epistolaris Imperatorum, Regum, Pontificum, Episcoporum." They throw no new light on the eucharistic doctrine of Berengar; but three of them give us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on his relation to Hildebrand.
A letter of Count Gaufried of Anjou (d. 1060) to Cardinal Hildebrand, written in March, 1059, shortly before the Lateran Synod (April, 1059), which condemned Berengar (p. 128 and 215). The Count calls here, with surprising boldness and confidence, on the mighty Cardinal to protect Berengar at the approaching Synod of Rom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he thoroughly agreed with him, and had concealed his real opinion at Tours. He begins thus: "To the venerable son of the church of the Romans, H.[ildebrand]. Count Gauf. Bear thyself not unworthy of so great a mother. B.[erengar] has gone to Rome according to thy wishes and letters of invitation. Now is the time for thee to act with Christian magnanimity (nunc magnanimitate christiana tibi agendum est), lest Berengar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with thee as at Tours [1054], when thou camest to us as delegate of apostolic authority. He expected thy advent as that of an angel. Thou wast there to give life to souls that were dead, and to kill souls that should live .... Thou didst behave thyself like that person of whom it is written [John 19:38]: ’He was himself a disciple of Jesus, but secretly from fear of the Jews.’ Thou resemblest him who said [Luke 23:22]: ’I find no cause of death in him,’ but did not set him free because he feared Caesar. Thou hast even done less than Pilate, who called Jesus to him and was not ashamed to bear witness: I find no guilt in him .. . To thee applies the sentence of the gospel [Luke 9:26]: ’Whosoever shall be ashamed of me and of my words, of him shall I be ashamed before my heavenly Father.’ To thee applies the word of the Lord [Luke 11:52]: ’Woe unto you, for ye took away the key of knowledge; ye entered not in yourselves, and hindered those that were entering.’... Now the opportune time has come. Thou hast Berengar present with the pope. If thou again keepest silence on the error of those fools, it is clear that thou formerly didst not from good reasons wait for the proper time, but from weakness and fear didst not dare to defend the cause of the innocent. Should it come to this, which God forbid, we would be wholly disappointed in our great hope placed on thee; but thou wouldst commit a monstrous injustice to thyself, yea even to God. By thee the Orient with all its perverseness w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Occident; instead of illuminating our darkness, thou wouldest turn our light into darkness according to the best of thy ability. All those who excel in erudition and judge the case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bore testimony that Berengar has the right view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 That popular delusion [of transubstantiation] leads to pernicious heresy.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of which Paul says that the corruptible must put on the incorruptible, cannot stand, if we contend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is in a sensuous manner broken by the priest and torn with the teeth (sensualiter sacerdotum manibus frangi, dentibus atteri). Thou boastest of thy Rome that she was never conquered in faith and military glory. Thou wilt put to shame that glory, if, at this time when God has elevated thee above all others at the papal see, that false doctrine, that nursery of the most certain heresy, by thy dissimulation and silence should raise its head. Leave not thine honor to others, by retiring to the corner of disgraceful silence."
A letter of Berengar to Pope Gregory VII. from the year 1077, in which he addresses him as "pater optime," and assures him of his profound reverence and love (p. 182 and 230). He thanks him for a letter of protection he had written to his legate, Bishop Hugo of Die (afterwards Archbishop of Lyons), but begs him to excuse him for not attending a French council of his enemies, to which he had been summoned. He expresses the hope of a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pope (opportunitatem vivendi praesentiam tuam et audiendi), and concludes with the request to continue his patronage. "Vel [i.e. Valeat] Christianitas tua, pater optime, longo parvitati meae tempore dignum sede apostolica patrocinium impensura." The result of this correspondence is unknown. Berengar’s hope of seeing and hearing the pope was fulfilled in 1078, when he was summoned to the Council in Rome; but the result, as we have seen, was his condemnation by the Council with the pope’s consent.
A letter of Berengar to Archbishop Joscelin of Bordeaux, written in a charitable Christian spirit after May 25, 1085, when Gregory VII. died (p. 196 and 231). It begins thus: "The unexpected death of our G. [regory] causes me no little disturbance (G. nostri me non parum mors inopinato [a] perturbat)." The nostri sounds rather too familiar in view of Gregory’s conduct in 1079, but must be understood of the personal sympathy shown him before and after in the last commendatory letters. B. then goes on to express confidence in the pope’s salvation, and forgives him his defection, which he strangely compares with the separation of Barnabas from Paul. "Sed, quantum mihi videor novisse hominem, de salute hominis certum constat, quicquid illi prejudicent, qui, secundum dominicam sententiam [Matt. 23:24], culicem culantes, camelum sorbent. In Christo lesu, inquit Apostolus [Gal. 6:15], neque circumcisio est aliquid, neque preputium, sed nova creatura. Quod illum fuisse, quantum illum noveram, de misericordia presumo divina. Discessit a Paulo Barnabas [Acts 15:39, 40], ut non cum illo secundum exteriorem commaneret hominem, nec minus tamen secundum interiorem hominem Barnabas in libro vitae permansit." In remembrance of Gregory’s conduct in forcing him at the Roman Council in 1079 to swear to a formula against his conviction, he asserts that the power of the keys which Christ gave to Peter (Matt. 16:19) is limited. The binding must not be arbitrary and unjust. The Lord speaks through the prophet to the priests (per prophetam ad prelatos): "I will curse your blessings (Mal. 2:2: maledicam benedictionibus vestris)." From this it follows necessarily that He also blesses their curses (Ex quo necessarium constat, quod etiam benedicat maledictionibus talium). Hence the Psalmist says (Ps. 109:28): "Let them curse, but bless thou." The blessed Augustin, in his book on the Words of the Lord, says: "Justice solves the bonds of injustice;" and the blessed Gregory [I.] says [Homil. XXVI.]: "He forfeits the power to bind and to loose, who uses it not for the benefit of his subjects, but according to his arbitrary will (ipsa hac ligandi atque solvendi potestate se privat, qui hanc non pro subditorum moribus, sed pro suae voluntatis motibus exercet)." Berengar thus turns the first Gregory against the seventh Gregory.
Hildebrand’s real opinion on the eucharistic presence can only be inferred from his conduct during the controversy. He sincerely protected Berengar against violence and persecution even after his final condemnation; but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church in 1059 and again in 1079 expressed itself so strongly in favor of a substantial or essential change of the eucharistic elements, that he was forced to yield. Personally, he favored a certain freedom of opinion on the mode of the change, provided only the change itself was admitted, as was expressly done by Berengar. Only a few days before the Council of 1078 the pope sought the opinion of the Virgin Mary through an esteemed monk, and received as an answer that nothing more should be held or required on the reaI presence than what was found in the Holy Scriptures, namely, that the bread after consecration was the true body of Christ. So Berengar reports; see Mansi, XIX. 766; Gieseler, II. 172; Neander, III. 519. (The charge of Ebrard that the pope acted hypocritically and treacherously towards B., is contradicted by facts).
The same view of a change of the elements in a manner inexplicable and therefore indefinable, is expressed in a fragment of a commentary on Matthew by a certain "Magister Hildebrand," published by Peter Allix (in Determinatio Ioannis praedicatoris de, modo existendi Corp. Christi in sacramento altaris. Lond., 1686)." In this fragment," says Neander, III. 511, "afte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the conversio of the bread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conceived, the conclusion is arrived at, that nothing can be decided with certainty on this point; that the conversio therefore is the only essential part of the doctrine, namely, that bread and wine becom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and that with regard to the way in which that conversion takes place, men should not seek to inquire. This coincides with the view which evidently lies at the basis of the cardinal’s proceedings. But whether the author was this Hildebrand, must ever remain a very doubtful question, since it is not probable, that if a man whose life constitutes an epoch in history wrote a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Matthew, it should have been so entirely forgotten." Sudendorf, however (p. 186), ascribes the fragment to Pope Hildebrand.
§ 129. Berengar’s Theory of the Lord’s Supper.
The chief source is Berengar’s second book against Lanfranc, already quoted. His first book is los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fragments in Lanfranc’s reply.
Berengar attacke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and used against it nearly every argument: it is not only above reason, but against reason and against the testimony of the senses; it involve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predicate, and between substance and its qualities, which are inseparable;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 of Christ’s ascension and presence in heaven; it virtually assumes either a multiplication or an omnipresence of his body, which contradicts the necessary limitations of corporeality.(172) There can be only one body of Christ, and only one sacrifice of Christ. The stories of the appearances of blood on the altar, be treated with scorn, from which some of his enemies inferred that he denied all miracles. He calle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an absurdity (ineptio) and an insane folly of the populace (vecordia vulgi).
To this notion of a corporeal or material presence on the altar, he opposed the idea of a spiritual or dynamic presence and participation. His positive view agrees essentially with that of Ratramnus; but he went beyond him, as Calvin went beyond Zwingli. He endeavors to save the spiritual reality without the carnal form. He distinguishes, with St. Augustin and Ratramnus, between the historical and the eucharistic body of Christ, and between the visible symbol or sacramentum and the thing symbolized or the res sacramenti. He maintains that we cannot literally eat and drink Christ’s body and blood, but that nevertheless we may have real spiritual Communion by faith with the flesh, that is, with the glorified humanity of Christ in heaven. His theory i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Calvin.(173) The salient points are these:
The elements remain in substance as well as in appearance, after the consecration, although they acquire a new significance. Hence the predicate in the words of institution must be taken figuratively, as in many other passages, where Christ is called the lion, the lamb, the door, the vine, the corner-stone, the rock, etc.(174) The discourse in the sixth chapter of John is likewise figurative, and does not refer to the sacrament at all, but to the believing reception of Christ’s death.(175)
Nevertheless bread and wine are not empty, symbols, but in some sense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which they represent. They are converted by being consecrated; for whatever is consecrated is lifted to a higher sphere and transformed. They do not lose their substance after consecration; but they lose their emptiness, and become efficacious to the believer. So water in baptism remains water, but becomes the vehicle of regeneration. Wherever the sacramentum is, there is also the res sacramenti.
Christ is spiritually present and is spiritually received by faith. Without faith we can have no real communion with him, nor share in his benefits. "The true body of Christ," he says in a letter to Adelmann," is placed on the altar, but spiritually to the inner man and to those only who are members of Christ, for spiritual manducation. This the fathers teach openly,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and the sacramental signs of the body and blood. The pious receive both, the sacramental sign (sacramentum) visibly, the sacramental substance (rem sacramenti) invisibly; while the ungodly receive only the sacramental sign to their own judgment."
The communion in the Lord’s Supper is a communion with the whole undivided person of Christ, and not with flesh and blood as separate elements. As the whole body of Christ was sacrificed in death, so we receive the whole body in a spiritual manner; and as Christ’s body is now glorified in heaven, we must spiritually ascend to heaven."(176)
Here again is a strong point of contact with Calvin, who likewise taught such an elevation of the soul to heaven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rue communion with the life-giving power of Christ’s humanity. He meant, of course, no locomotion, but the sursum corda, which is necessary in every act of prayer. It is the Holy, Spirit who lifts us up to Christ on the wings of faith, and brings him down to us, and thus unites heaven and earth.
A view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Berengar seems to have obtained about that time in the Anglo-Saxon Church, if we are to judge from the Homilies of Aelfric, which enjoyed great authority and popularity.(177)
§ 130. Lanfranc and the Triumph of Transubstantiation.
The chief opponent of Berengar was his former friend, Lanfranc, a native of Pavia (b. 1005), prior of the Convent of Bet in Normandy (1045), afterward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070–1089), and in both position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more distinguished Anselm.(178) He was, next to Berengar, the greatest dialectician of his age, but used dialectics only in support of church authority and tradition, and thus prepared the way for orthodox scholasticism. He assailed Berengar in a treatise of twenty-three chapters on the eucharist, written after 1063, in epistolary form, and advocate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without using the term) with its consequences.(179) He describes the change as a miraculous and incomprehensible change of the substance of bread and wine into the very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180) He also teaches (what Radbert had not done expressly) that even unworthy communicants (indigne sumentes) receive the same sacramental substance as believers, though with opposite effect.(181)
Among the less distinguished writers on the Eucharist must be mentioned Adelmann, Durandus, and Guitmund, who defended the catholic doctrine against Berengar. Guitmund (a pupil of Lanfranc, and archbishop of Aversa in Apulia) reports that the Berengarians differed, some holding only a symbolical presence, others (with Berengar) a real, but latent presence, or a sort of impanation, but all denied a change of substance. This change he regards as the main thing which nourishes piety. "What can be more salutary," he asks," than such a faith? Purely receiving into itself the pure and simple Christ alone,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possessing so glorious a gift, it guards with the greater vigilance against sin; it glows with a more earnest longing after all righteousness; it strives every day to escape from the world ... and to embrace in unclouded vision the fountain of life itself."(182)
From this time on, transubstantiation may be regarded as a dogma of the Latin church. It was defended by the orthodox schoolmen, and oecumenically sanctioned under Pope Innocent III. in 1215.
With the triumph of transubstanti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the withdrawal of the communion cup from the laity, which gradually spread in the twelfth century,(183) and the adoration of the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consecrated elements, which dates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was enjoined by Honorius III. in 1217, and gave rise to the Corpus Christi festival appointed by Urban IV., in 1264. The withdrawal of the cup had its origin partly in considerations of expediency, but chiefly in the superstitious solicitude to guard against profanation by spilling the blood of Christ. The schoolmen defended the practice by the doctrine that the whole Christ is present in either kind.(184) It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the priesthood at the expense of the rights of the laity and in plain violation of the command of Christ: "Drink ye all of it" (Matt. 26:27).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i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tene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f the middle age, and its modern successor, the Roman Church. It reflects a magical supernaturalism which puts the severest tax upon the intellect, and requires it to contradict the unanimous testimony of our senses of sight, touch and taste. It furnishes the doctrinal basis for the daily sacrifice of the mass and the power of the priesthood with its awful claim to create and to offer the very body and blood of the Saviour of the world. For if the self-same body of Christ which suffered on the cross, is truly present and eaten in the eucharist, it must also be the self-same sacrifice of Calvary which is repeated in the mass; and a true sacrifice requires a true priest, who offers it on the altar. Priest, sacrifice, and altar form an inseparable trio; a literal conception of one requires a literal conception of the other two, and a spiritual conception of one necessarily leads to a spiritual conception of all.
Notes.
A few additional remarks must conclude this subject, so that we need not return to it in the next volume.
- The scholastic terms transsubstantiatio, transsubstantiare (in Greek metousivwsi", Engl. transubstantiation, Germ. Wesensverwand-lung), signify a change of one substance into another, and were introduced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The phrase substantialiter converti was used by the Roman Synod of 1079 (see p. 559). Transsubstantiatio occurs first in Peter Damiani (d. 1072) in his Expos. can. Missae (published by Angelo Mai in "Script. Vet. Nova Coll." VI. 215), and then in the sermons of Hildebert, archbishop of Tours (d. 1134); the verb transsubstantiare first in Stephanus, Bishop of Autun (1113–1129), Tract. de Sacr. Altaris, c. 14 ("panem, quem accepi, in corpus meum transsubstantiavi"), and then officially in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 See Gieseler, II. ii. 434 sq. (fourth Germ. ed.). Similar terms, as mutatio, transmutatio, transformatio, conversio, transitio, had been in use before. The corresponding Greek noun metousivwsi" was formally accepted by the Oriental Church in the Orthodox Confession of Peter Mogilas, 1643, and later documents, yet with the remark that the word is not to be taken as a definition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bread and wine are changed into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See Schaff’s Creeds of Christendom, II. 382, 427, 431, 495, 497 sq. Similar expressions, such as metabolhv, metabavllein, metapoiei'n, had been employed by the Greek fathers, especially by Cyril of Jerusalem, Chrysostom, and John of Damascus. The last is the chief authority quoted in the Russian Catechism (see Schaff, l.c. II. 498).
All these terms attempt to explain the inexplicable and to rationalize the irrational—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bstance and accidents, between reality and appearance. Transubstantiation is devotion turned into rhetoric, and rhetoric turned into irrational logic.
-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was first strongly expressed in the confessions of two Roman Synods of 1059 and 1079, which Berengar was forced to accept against his conscience; see p. 557 and 559. It was oecumenically sanctioned for the whole Latin church by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under Pope Innocent III., a.d. 1215, in the creed of the Synod, cap. 1: "Corpus et sanguis [Christi] in sacramento altaris sub speciebus panis et vini veraciter continentur, TRANSSUBSTAN-TIATIS PANE IN CORPUS ET VINO IN SANGUINEM, POTESTATE DIVINA, ut ad perficiendum mysterium unitatis accipiamus ipsi de suo, quod accepit ipse de nostro. Et hoc utique sacramentum nemo potest conficere, nisi sacerdos, qui fuerit rite ordinatus secundum claves Ecclesiae, quas ipse concessit Apostolis et eorum successoribus lesus Christus."
The Council of Trent, in the thirteenth session, 1551, reaffirmed the doctrine against the Protestants in these words: "that, by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bread and of the wine, a conversion is made of the whole substance of the bread into the substa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 our Lord (conversionem fieri totius substantiae panis in substantiam corporis Christi Domini), and of the whole substance of the wine into the substance of his blood; which conversion is by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suitably and properly called Transubstantiation." The same synod sanctioned the adoration of the sacrament (i.e. Christ on the altar under the figure of the elements), and anathematizes those who deny this doctrine and practice. See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II. 130–139.
- Thomas Aquinas, the prince of scholastic divines, has given the clearest poetic expression to the dogma of transubstantiation in the following stanzas of his famous hymn, "Lauda Sion Salvatorem," for the Corpus Christi Festival:
*"Dogma datur Christianis,
Quod in carnem transit panis,
Et vinum in sanguinem.
Quod non capis, quod non
Animosa firmat fides
Praeter rerum ordinem*.
"Hear what holy Church maintaineth,
That the bread its substance changeth
Into Flesh, the wine to Blood.
Doth it pass thy comprehending?
Faith, the law of sight transcending,
Leaps to things not understood.
*"Sub diversis speciebus,
Signis tantum et non rebus,
Latent res eximiae.
Caro cibus, sanguis potus,
Manet tamen Christus totus,
Sub utraque specie*.
Here, in outward signs, are hidden
Priceless things, to sense forbidden;
Signs, not things, are all we see:
Flesh from bread, and Blood from wine:
Yet is Christ, in either sign,
All entire, confess’d to be.
"*A sumente non concisus,
Non confractus, non divisus,
Integer accipitur.
Sumit unus, sumunt mille,
Quantum isti, tantum ille,
Nec sumitus consumitur*.
They, too, who of Him partake,
Sever not, nor rend, nor break,
But entire, their Lord receive.
Whether one or thousands eat,
All receive the self-same meat,
Nor the less for others leave.
"*Sumunt boni, sumunt mali,
Sorte tamen inaequali
Vitae vel interitus.
Mors est malis, vita bonis:
Vide, paris sumptionis
Quam sit dispar exitus*."
Both the wicked and the good
Eat of this celestial Food;
But with ends how opposite!
Here ’tis life, and there tis death;
The same yet issuing to each
In a difference infinite."
See the Thes. Hymnol. of Daniel, II. 97–100, who calls St. Thomas "summus laudator venerabilis sacramenti," and quotes the interesting, but opposite judgments of Möhler and Luther. The translation is by Edward Caswall (Hymns and Poems, 2nd ed., 1873, and previously in Lyra Catholica, Lond., 1849, p. 238). The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two stanzas is not as felicitous as that of the other two. The following version preserves the double rhyme of the original:
"Eaten, but without incision,"
"Here alike the good and evil,
Broken, but without division,
High and low in social level,
Each the whole of Christ receives:
Take the Feast for woe or weal:
Thousands take what each is taking,
Wonder! from the self-same eating,
Each one breaks what all are breaking,
Good and bad their bliss are meeting
None a lessened body leaves.
Or their doom herein they seal."
-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by Protestants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errors and grossest superstitions of Romanism. But we must not forget the underlying truth which gives tenacity to error. A doctrine cannot be wholly false, which has been believed for centuries not only by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alike, but as regards the chief point, namely, the real presence of the very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also by the Lutheran and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s, and which still nourishes the piety of innumerable guests at the Lord’s table. The mysterious discourse of our Saviour in the synagogue of Capernaum after the miraculous feeding of the multitude, expresses the great truth which is materialized and carnalized in transubstantiation. Christ is in the deepest spiritual sense the bread of life from heaven which gives nourishment to believers, and in the holy communion we receive the actual benefit of his broken body and shed blood, which are truly present in their power; for his sacrifice, though offered but once, is of perpetual force to all who accept it in faith. The literal miracle of the feeding of the five thousand is spiritually carried on in the vital union of Christ and the believer, and culminates in the sacramental feast. Our Lord thus explains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at miracle in the strongest language; but he expressly excludes the carnal, Capernaitic conception, and furnishes the key for the true understanding, in the sentence: "It is the spirit that quickeneth; the flesh profiteth nothing: the words that I have spoken unto you are spirit, and are life" (John 6:63).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569): See ch. X. §§ 100-104.
(2; original 570): "O God the Holy Ghost, who proceedeth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have mercy upon us miserable sinners." No orthodox Greek or Russian Christian could join an Anglican in this prayer without treason to his church. It is to be understood, however, that some of the leading divine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condemn the insertion of the Filioque in the Creed. Dr. Neal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Holy Eastern Church, vol. II. p. 1168) concludes that this insertion "in the inviolable Creed was an act utterly unjustifiable, and throws on the Roman church the chief guilt in the horrible schism of 1054. It was done in the teeth of the veto passed in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Council of Ephesus, in the fifth of Chalcedon, in the sixth collation of the second of Constantinople, and in the seventh of the third of Constantinople. It was done against the express command of a most holy Pope, himself a believer in the double Procession, who is now with God. No true union—experience has shown it—can take place—between the churches till the Filioque be omitted from the Creed, even if a truly oecumenical Synod should afterwards proclaim the truth of the doctrine." Bishop Pearson was of the same opinion as to the insertion, but approved of the Latin doctrine. He says (in his Exposition of the Creed, Art. VIII): "Now although the addition of the words to the formal Creed without the consent, and against the protestation of the Oriental Church, be not justifiable; yet that which was added, is nevertheless certainly a truth, and may be so used in that Creed by them who believe the same to be a truth; so long as they pretend it not to be a definition of that Council, but an addition or explication inserted, and condemn not those who, out of a greater respect to such synodical determinations, will admit of no such insertion, nor speak any other language than the Scriptures and their fathers spake."
(3; original 571): John 15:26: o} Paravklhto" … to; pneu'ma th'" ajlhqeiva", o} para tou' Patro;" ejkporeuvetai(Vulg.: procedit). The verb ejkporeuvomai(med. ), procedo, may in itself describe either proceeding from a source, or proceeding on a mission; but in the former case ejk, out of, would be a more suitable preposition than parav, from the side of. Hence the Nicene Creed and the Greek fathers substitute ejkfor paravin stating their dogma. The parav, however, does not exclude the ejkand the Father is in any case the source of the Spirit. The question is only, whether he is the sole source, or jointly with the Son.
(4; original 572): ejkpovreusi", a patristic noun, derived from the biblical and classical verb ejkporeuvomai, the Latin processio is from procedere.
(5; original 573): Called by the Greeks ijdionor ijdiovth" by the Latins proprietas personalis or character hypostaticus. See vol. III. § 130.
(6; original 574): ajgennhsiva, paternitas.
(7; original 575): gennhsiva, gevnnhsi", generation filiatio.
(8; original 576): John 15:26, Christ says of the Spirit: o}nejgw;pevmyw. Comp. 16:7; pevmywaujtovn, and 14:26: o}pevmyeioJPath;rejntw'/ ojnovmativmou.
(9; original 577): ejkpemyi", missio
(10; original 578): On the exegetical question, see the commentaries on John 15:26 and the parallel passages by Lange (Am. ed., p. 469), Luthardt, Meyer, Weiss (6th ed. of Meyer), Alford, Westcott, Godet. Lange says: "To the Father doubtless belongs the honor of being the first ajrchvfrom which the Son himself proceeds; but since the Holy Spirit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Spirit of the Son, unto whom it is also given to have life in himself, the dia;tou'uiJou'(ejktou'patrov") of the Greek theology is not sufficient." Godet in loc.: " It is difficult (with Luthardt, Meyer, and most modems) to refer the words: who proceedeth from the Father, to the same fact as the former: whom I will send to you from the Father, as this would be mere tautology. Besides, the future pevmyw. I will send, refers to an historical fact to take place at an undefined period, while the present ejkporeuvetai, proceedeth, seems to refer to a permanent, divine, and therefore eternal relation. As the historic fact of the incarn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eternal generation of the Son, so the pentecostal effusion of the Holy Spirit to the eternal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from God. The divine facts of revelation are based upon the Trinitarian relations, and are, so to speak, their reflections. (Les faits de la révélation reposent sur les relations trinitaires. Ils en sont comme les reflets.) A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Son is related to His eternal generation, so is the mi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to His procession with the divine essence.—The Latin Church, starting from the words,I will send, is not wrong in affirming the Filioque, nor the Greek church, starting from the words: from the Father, in maintaining per Filium, and the subordination. To harmonize these two views, we must place ourselves at the christological stand-point of St. John’s Gospel, according to which the homoousia and the subordination are both at the same time true (sont vrais simultanément)." Milligan and Moulton in loc. (in Schaff’s Revision Com. ): " The words ’which goeth forth from the Father,’ are not intended to express any metaphys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ird Persons of the Trinity, but to lead our thoughts back to the fact that, as it i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 of Jesus that He comes from the Father, so One of like Divine power and glory is now to take His place. The same words ’from the Father’ are again added to ’I will send,’ because the Father is the ultimate source from which the Spirit as well as the Son ’goes forth,’ and really the Giver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Son who asks for Him (comp. 14:16). In the power of this Spirit, therefore, the connection of the disciples with the Father will, in the time to come, be not less close, and their strength from the Father not less efficacious, than it had been while Jesus was Himself beside them."
(11; original 579): Kai; [pisteuvomen] eij" to; a{gion pneu'ma.
(12; original 580): to; kuvrion [kai;] to; zwopoio;n, to; ejk tou' patro;": ejkporeuovmenon, k.t.l. See my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II, 57, 60.
(13; original 581): The chief passages of Augustin on the double procession are quoted in vol. III. § 131. See on his whol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Theod. Gangauf, Des heil. Augustinus’ speculative Lehre von Gott dem dreieinigen (Augsb. 1866), and Langen, Die trinitarische Lehrdifferenz, etc. (Bonn, 1876). On the teaching of Leo. I. comp. Perthel, Leo der Grosse, p. 138 sqq.
(14; original 582): Mansi, IX. 981: "Credimus et in Spiritum S., dominum et vivificatorem, ex Patre et Filio procedentem," etc. On the third Synodus Toletana see Hefele, III. 48 sqq.
(15; original 583): The fourth Council of Toledo (633) likewise repeated the Creed with the Filioque, see Hefele III. 79. All the other Councils of Toledo (a.d. 638, 646, 655, 675, 681, 683, 684, 688, 694) begin with a confession of faith, several with the unaltered Nicene creed, others with enlarged forms.
(16; original 584): Hefele, III. 432.
(17; original 585): At a synod in Forumjulii (Friaul), at that time the seat of the bishops of Aquileja. Hefele, III. 718 sq.
(18; original 586): Alcuin wrote a book De Processione S. Spiritus (Opera, ed. Migne, II. 63), and Theodulf another, at the request of Charlemagne (Migne, Tom. 105).
(19; original 587): Ver. 23: "Spiritus Sanctus a Patre EtFilio: non factus, nec creatus, nec genitus: sed procedens." For this reason the Greek church never adopted the Athanasian Creed. Most Greek copies read only ajpotou'patrov", and omit et Filio."
(20; original 588):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the Synod also sanctioned the insertion of the Filioque in the creed. Pagi denies, Burterim, Hefele (III. 751), and Hergenröther (I. 698) affirm it. The Synod of Arles (813) likewise professed the double procession, Hefele, III. 757.
(21; original 589): Mansi, XIV. 18; Baronius, ad arm. 809; Gieseler, II. 75 (Am. ed.); Hefele, III. 754; Hergenröther, Photius, I. 699 sqq. The fact of the silver tablets weighing nearly one hundred pounds, is related by Anastasius (in Vita Leonis III.), and by Photius (Epist. ad Patriarch. Aquilej.), and often appealed to by the Greek controversialists. The imperial commissioners urged that the belief i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from the Son was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but the pope replied that other things were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and yet not mentioned in the creed. He also advised to omit the signing of the clause in the imperial chapel; all other churches in France w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omission, and thus the offence given would be most easily removed.
(22; original 590): In his defence of the second council of Nicaea against the Libri Carolini, which had charged Tarasius with error. See Migne’s Opera Caroli M., II. 1249.
(23; original 591): Pope John VIII., in a letter to Photius, condemned the Filioque; but this letter is disputed, and declared by Roman Catholic historians to be a Greek fabrication. See above, p. 315, and Hefele, IV. 482. It is not quite certain when the Roman church adopted the Filioque in her editions of the Nicene Creed. Some date it from Pope Nicolas, others from Pope Christophorus (903), still others from Sergius III. (904-911), but most writers from Benedict VIII. (1014-1015). See Hergenröther, Photius, I. 706.
(24; original 592): In his Encyclical letter, 867, and in his Liber de Spiritus Sancti Mystagogia, written after 885, first edited by Hergenröther, Ratisbon, 1857. Also in Photii Opera, ed. Migne (Par., 1861), Tom. II. 722-742 and 279-391. Comp. Hergenröther’s Phoitius, vol. III., p. 154 sqq. The title mustagwgiva(=iJerologiva, qeologiva, sacra doctrina) promises a treatise on the whole doctrine of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but it confines itself to the controverted doctrine of the procession. The book, says Hergenröther (III. 157), shows "great dialectical dexterity, rare acumen, and a multitude of various sophisms, and has been extensively copied by later champions of the schism."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Photius and Nicolas, see § 70 this vol.
(25; original 593): Liber adv. Graecos, in Acheri Spileg., and in Migne, "Patrol. Lat.," vol. 121, fol. 685-762. Insignificant.
(26; original 594): Ratamni contra Graecorum opposita, Romanam ecclesiam infamantia, libri IV., in Acherii Spicil. , and in Migne, l.c., fol. 225-346. This book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Aeneas of Paris. See an extract in Hergenröther’s Photius, I. 675 sqq.
(27; original 595): 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
(28; original 596): He went in the name of Pope Paschalis II. to Constantinople, to defend the Latin doctrine before the court.
(29; original 597): In his Dialogues with the Greeks when he was ambassador of Emperor Lothaire II. at the court of Constantinople.
(30; original 598): Contra errores Graecorum, and in his Summa Theologiae.
(31; original 599): Photius, I. p. 684-711.
(32; original 600): Confessio Orth., Qu. 71 (Schaff’s Creeds of Christendom, II. 349 sq.): Didavskei [hJ ajnatolikh; ejkklhsiva] pw'" to; pneu'ma to; a}gion ejkporeuvetai ejk movnou tou' Patro;" , wJ" phgh'" kai; ajrch'" th'" quovthto". Then follow the proofs from John 15:26, and the Greek fathers. In the same question, the formula kaiJ ;ejkJ tou'J uiJou'J (Filioque) is rejected as a later adulteration. In the heat of the controversy, it was even stigmatized as a sin against the Holy Ghost. The Longer Russian Catechism, on the Eighth Article of the Nicene Creed (in Schaff’s Creeds, etc., II. 481), denies that the doctrine of the single procession admits of any change or supplement,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 First, because the Orthodox Church repeats the ver y words of Christ, and his words are doubtless the exact and perfect expression of the truth. Secondly, because the Second Ecumenical Council, whose chief object was to establish the true doctrine respecting the Holy Spirit, has without doubt sufficiently set forth the same in the Creed;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acknowledged this so decidedly that the third Oecumenical Council in its seventh canon forbade the composition of any new creed." Then the Catechism quotes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John of Damascus: " Of the Holy Ghost, we both say that He is from the Father, and call Him the Spirit of the Father; while we nowise say that He is from the Son, but only call Him the Spirit of the Son." (Theol., lib. l.c. 11, v. 4.)
(33; original 601): See the doctrine of John of Damascus, with extracts from his writings, stated by Hergenröther, Photius, I. 691 sq.; an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Döllinger Conference (Schaff’s Creeds of Christendom, II. 553 sq. ). Dr. Langen (Old Cath. Prof. in Bonn), in his monograph on John of Damascus (Gotha, 1879, p. 283 sq. ), thus sums up the views of this great divine on the procession: 1)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rests in the Son. 2) He does not proceed from the Son, but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3) He is the image of the Son, as the Son is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4) He forms the mediation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is through the Son connected with the Father.
(34; original 602): Langen, l.c. p. 286: "So hat demnach die grosse Trennung zwischen Orient und Occident in diesem Lehrstücke die Folge gehabt, dass die, Auffassung des Damasceners, gleichsam in der Mitte stehend, von dem Patriarchen Tarasius amtlich approbirt und vom Papste Hadrian I. vertheidigt, weder im Orient noch im Occident zur Geltung kam. Dort galt sie als zu zweideutig und hier ward sie als unzureichend befunden."
(35; original 603): Hilary of Poitiers is also quoted, as he uses the formula a Patre et Filio (Trinit. II. 29) as well as the other ex Patre per Filium. Tertullian, however, is rather on the Greek side: "Spiritum S. non aliunde puto quam a Patre per Filium." Adv. Prax. c. 4. So also Novatian, De Trinit.
(36; original 604): See the theses of the Conference in the Proceedings published by Dr. Reusch, Bonn, 1875, p. 80 sqq., and in Schaff’s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II. 552 sqq. Formerly Dr. Döllinger, when he was still in communion with Rome, gave the usual one-sided Latin view of the Filioque-controversy, and characterized Photius as a man "of unbounded ambition, not untouched by the corruption of the court, and well versed in all its arts of intrigue." Hist. of the Church, trans. by E. Cox, vol. III. 86. Comp. his remarks on the Council of Photius (879), quoted in § 70, p. 317.
(37; original 605): The name Monotheletism is derived from movnonand qevlhma, will. The heresy, whether expressive of the teacher or the doctrine, always gives name to the controversy and the sect which adopts it. The champions of the heretical one-will doctrine are called (first by John of Damascus). Monoqelhtaiv, or Monoqelh'tai, Monotheletes, or Monothelites; the orthodox two-will doctrine is called Dyotheletism (from duvoqelhvmata), and its advocates Duoqelh'tai, Dyothelites. The corresponding doctrines as to one nature or two natures of the Redeemer are termed Monophysitism and Dyophysitism.
(38; original 606): This benefit, however, was lost by the idea of the impersonality (anhypostasia) of the human nature of Christ, taught by John of Damascus in his standard exposition of the orthodox Christology. His object was to exclude the idea of a double personality.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separate reason and will from personality, or to assert the impersonality of Christ’s humanity without running into docetism. The most which can be admitted is the Enhypostasia, i.e. the incorporation or inclusion of the human nature of Jesus in the one divine personality of the Logos. The church has never officially committed itself to the doctrine of the impersonality.
(39; original 607): Actio XVIII., in Mansi, XI. 637; Gieseler, I. 540 note 15; Hefele, III. 284 sq.
(40; original 608): duvoJ fusika;"J qelhvsei"J h]toi qelhvmataJ ejnJ aujtw/ , kaiJ duvoJ fusika;"J ejnergeiva"J ajdiairevtw", ajtrevptw", ajmerivstw", ajsugcuvtw"… khruvttomen(duas naturales voluntates et duas naturales operationes indivise, inconvertibiliter, inseparabiliter, inconfuse … praedicamus).
(41; original 609): Comp.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the letter of Pope Agatho to the emperor who called the Council, which evidently suggested the framing of the decision (Mansi, XI. 239; Gieseler, I. 540; Hefele, III. 255): "Cum duas autem naturas duasque, naturales voluntates, et duas naturales operationes confitemur in uno Domino nostro J. Ch., non contrarias eas, nec adversas ad alterutrum dicimus (sicut a via veritatis errantes apostolicam traditionem accusant, absit haec impietas a fidelium cordibus), nec tanquam separatas in duabus personis vel subsistentiis, sed duas dicimus unum eundemque Dominum nostrum J. Ch., sicut naturas, ita et naturales in se voluntates et operationes habere, divinam scilicet a humanam: divinam quidem voluntatem et operationem habere ex aeterno cum coëssentiali Patre, communem; humanam temporaliter ex nobis cum nostra natura susceptam." Agatho quotes Scripture passages and testimonies of the fathers, but does not define the mode in which the two wills cooperate.
(42; original 610): In Egypt the Monophysitic or national Coptic church numbered between five and six millions, the orthodox and imperial party only three hundred thousand heads. Renaudot, Hist. Patriarch. Alexandr. Jacob. (Par., 1713), p 163 sq., as quoted by Hefele, III. 130.
(43; original 611): The phrase was borrowed from the mystic writings of Dionysius Areopagita (Epist. IV. ad Cajum). Maximus, who was an admirer of Pseudo-Dionysius, gave this passage and a similar one from Cyril Of Alexandria a different meaning. See Hefele, III. 129.
(44; original 612): See the nine chapters of Cyrus in Mansi, XI. 563, and Hefele, III. 138.
(45; original 613): It is preserved in the acts of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See Mansi, XV. 461-508; and Hefele, III. 159-166.
(46; original 614): Mansi, X. 991 sq.; Hefele, III. 179 sq.
(47; original 615): The disputation is printed in the Opera of Maximus, ed. Combefis, II. 159 sqq., and Migne, I. 287 sqq. Compare Walch, IX. 203 sqq., and Hefele, III. 190-204. The report in Mansi, X. 709-760, is full of typographical errors (as Hefele says). Maximus dealt in nice metaphysical distinctions, as qevlhsi", bouvlhsi", ejnevrgeia, bouleutiko;nqevlhma, uJpostatikovn, ejxousiastikovn, proairetikovn, gnwmikovn, oijkonomikovn. Pyrrhus returned afterwards to the see of Constantinople and adopted the absurd theory of three wills in Christ, one personal anti two natural.
(48; original 616): Also called tuvpo"peri;pivstew". In Mansi, X. 1029; Walch, IX. 167; Hefele, III. 210; also Gieseler, 1. 539, note 9. The Typos was composed by Paul, the second successor of Sergius, who had written the Ekthesis.
(49; original 617): See the acts in Mansi, X., and Hefele, III. 212-230.
(50; original 618): Trouvllonor Trouvllion, Trullum, Trulla, Trullus, a technical term for buildings with a cupola. The Acts say that the sessions were held ejntw'/ sekrevtw/ tou'qeivoupalativou, tw'/ ou{twlegomevnw/ Trouvllw/ , and Anastasius: "in basilica, quae Trullus appellatur, intra palatium."
(51; original 619): Mansi, XI. 195-922. See a full account in Hefele, III. 252-313.
(52; original 620): See above, § 110.
(53; original 621): Comp. Creeds of Christendom, I. 163 and 187.
(54; original 622): to;nJ kata; pavnta touvtoi" sunairevthn kai; suvndromon kai;bebaiwth;n th'" aiJrevsew".
(55; original 623): "Honorium [anathematizamus] qui hanc apostolicam sedem non apostolicae traditionis doctrina lustraVit. sed profana proditione immaculatam fidem subvertere conatus est, et omnes qui in suo errore defuncti sunt." Mansi, XI. 731; Hefele, III. 289. See § 113.
(56; original 624): o{qen kai; e}n qevlhma oJmologou'men tou' Kurivou jIh". Cr. —-unde et unam voluntatatem fatemur Domini nostri lesu Christi. Mansi, XI. 538 sqq.; Hefele, III. 146 sq.
(57; original 625): Mansi, p. 579; Hefele, p. 166 sq.
(58; original 626): The same view is taken by Neander, the fairest among Protestant, and by Döllinger, the most learned of modern Catholic, historians. Neander (III. 179, E. ed.; 1II. 360, Germ. ed.) says: "Honorius, in two letters, declared his entire concurrence (erklärte, sich ganz übereinstimmend) with the views of Sergius, and wrote also in the same terms to Cyrus and Sophronius. He too was afraid of logical determinations on such matters. It seemed to him altogether necessary to suppose but one will in Christ, as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ceive, in him, any strife between the human and divine will such as by, reason, of sin exists in men." ["It seemed to him, as well as to Sergius, that a duplicity of will in one and the same subject could not subsist without opposition." From the foot-note.] "He approved, indeed, of the accommodation (oijkonomiva), whereby the patriarch Cyrus had brought about the re-union of the Monophysites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But as hitherto no public decision of the church had spoken of ’one mode of working,’ or of ’two modes of working’ of Christ, it seemed to him the safest course, that in future such expressions should be avoided, as the one might lead to Eutychianism, the other to Nestorianism. He reckoned this whole question among the unprofitable subtilties which endanger the interests of piety. Men should be content to hold fast to th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therto established doctrine of the church, that the self-same Christ works that which is divine and human in both his natures. Those other questions should be left to the grammarians in the schools. If the Holy Spirit operates in the faithful, as St. Paul says, in manifold ways how much more must this hold good of the Head himself!" Neander adds in a note: "Although the theory, of two modes of working" [which is the orthodox doctrine]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the very thing he here asserts, yet he carefully avoided expressing this." In the same sense, Dr. Döllinger, when still in communion with Rome, stated the doctrine of Honorius, and said (Fables of the Popes, p. 226, Am. ed.): "This doctrine of Honorius, so welcome to Sergius and the other favorers and supporters of Monotheletism, led to the two imperial edicts, the Ekthesis and the Typus."
(59; original 627): Bellarmin, and Bishop Bartholus (Bartoli) of Feltre, who questioned also the integrity of the letters of Sergius to Honorius (in his Apol. pro Honorio I., 1750, as quoted by, Döllinger, p. 253, and Hefele, III. 142). Döllinger declares this to be "a lamentable expedient!’
(60; original 628): So Perrone, Pennachi, Manning. These divines presume to know better than the infallible Pope Leo II., who ex cathedra denounced Honorius as a heretic.
(61; original 629): So Pope John IV. (640-642), who apologized for his predecessor that he merely meant to reject the notion of two mutually opposing wills, as if Christ had a will tainted with sin (Mansi, X. 683). But nobody dreamed of ascribing a sinful will to Christ. Bishop Hefele and Cardinal Hergenröther resort substantially to the same apology; see notes at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62; original 630): Walch, Neander, Gieseler, Baur, Dorner, Kurtz, etc. See note on p. 502.
(63; original 631): Richer, Dupin, Bossuet, Döllinger.
(64; original 632): Mansi, XI. 622, 635, 655, 666
(65; original 633): Baronius (Ad ann. 633 and 681), and Pighius (Diatribe de Actis VI. et VII. concil.).
(66; original 634): As a condemnation, not of the heresy of Honorius, but of his negligence in suppressing heresy by his counsel of silence (ob imprudentem silentii oeconomiam). So the Jesuit Garnier De Honorii et concilii VI. causa, in an appendix to his edition of the Liber diurnus Romanorum pontificum, quoted by Hefele (III. 175), who takes the trouble of refuting this view by, three arguments.
(67; original 635): An error not in the dogmatic definition, but in facto dogmatico. It is argued that an oecumenical council as well as a pope may err in matter, de facto, though not de fide and de jure. This view was taken by Anastasius, the papal librarian, Cardinal Turrecremata, Bellarmin, Pallavicino, Melchior Canus, Jos. Sim. Assemani, and recently by Professor Pennachi. See Hefele, III. 174, note 4.
(68; original 636): Or rather he told an untruth when be declared that all popes had done their duty with regard to false doctrine.
(69; original 637): In this Confession the popes are required to anathematize "Sergium … una cum Honorio, qui pravis eorum assertionibus fomentum impendit." Lib. Diurn. cap. II. tit. 9, professio 2. The oath was probably prescribed by Gregory I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
(70; original 638): Baronius rejects the letter of Leo II. as spurious, Bellarmin as corrupted. Bower (History of the Popes) remarks: "Nothing but the utmost despair could have suggested to the annalist (Baronius) so desperate a shift."
(71; original 639): Suvnodo" penqevkth. The Greeks consider it simply 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ixth oecumenical council, and call its canons kanovne" th'" e]kth" sunovdou. For this reason it was held in the same locality. The Latins opposed it from the start as a "Synodus erratica," or "Conciliabulum pseudosextum." But they sometimes erroneously ascribed its canons to the sixth council.
(72; original 640): Concilium Trullanum in an emphatic sense. The sixth council was held in the same locality.
(73; original 641): @Rinovtmhto" from rJi", nose, in allusion to his mutilation.
(74; original 642): Gibbon (ch. 48) gives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of his character: "After the decease of his father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oman world devolved to Justinian II.; and the name of a triumphant law-giver was dishonored by the vices of a boy, who imitated his namesake only in the expensive luxury of building. His passions were strong; his understanding was feeble; and he was intoxicated with a foolish pride that his birth had given him the command of millions, of whom the smallest community would not have chosen him for their local magistrate. His favorite ministers were two beings the least susceptible of human sympathy, a eunuch and a monk: to the one he abandoned the palace, to the other the finances; the former corrected the emperor’s mother with a scourge, the latter suspended the insolvent tributaries, with their heads downward, over a slow and smoky fire. Since the days of Commodus and Caracalla the cruelty of the Roman princes had most commonly been the effect of their fear; but Justinian, who possessed some vigor of character, enjoyed the sufferings, and braved the revenge of his subjects about ten years, till the measure was full of his crimes and of their patience."
(75; original 643): This is related by Anastasius, Bede, and Paulus Diaconus. See Mansi, XII. 3, Baronius ad a. 692, and Hefele, III. 346.
(76; original 644): Marwnei'tai.
(77; original 645): Adoptiani, Adoptivi; in English Adoptianists or Adoptionists (from adoptio)
(78; original 646): Filius proprius or verus.
(79; original 647): Filius adoptivus or nuncupativus.
(80; original 648): "Hic etiam Filius Dei natura est Filius, non adoptione."
(81; original 649): So Baronius, Gfrörer, Baudissin; but Hefele (III. 649) objects to this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Adoptionists very strongly asserted the Trinity and the divinity of Christ, which were so offensive to the Mohammedans.
(82; original 650): So Neander and Jacobi; see his ed. of Neander’s Dogmengesch. II. 26 sqq. Jacobi tries to show a connection of Adoptionism with the writings of Theodor of Mopsueste. Gams (Kirchengesch. Spaniens, II. 2, p. 261 sqq.) conjectures that some Eastern Nestorians settled in Spain under Moslem rule, and suggested the Adoptionist theory. Hefele (III. 646) and Möller (Herzog2 I. 159) are inclined to the same view. Enhueber, Walch, and Bach hold that Elipandus was led to his view by opposition to Migetius, who mad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ogos and Christ, as if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had not existed before the incarnation.—The reports on Migetius are vague. Elipandus charged him with teaching three corporeal persons in the Trinity who became incarnate in David (the Father), in Jesus (the Son), and in Paul (the Holy Spirit). He probably fell into the error of the Priscillianists, which was confounded with Sabellianism (hence his name magister Salibanorum, which is a corruption for Sabellianorum). See on this mysterious phenomenon Henrique Florez, España sagrada, T. V. 543 sq., and Hefele, l.c. III. 629-635 and 657.
(83; original 651): Urgelis, Urgela, Orgellis, in the Marca Hispanica. It formerly belonged to the metropolis of Tarracona, bu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province of Narbonne.
(84; original 652): He is still honored in Spain as San Biego, but Elipandus called him a disciple of Antichrist,"heretical, schismatical, ignorant, and devoted to carnal lusts, and the very opposite of what his name Beatus (Blessed) would suggest.
(85; original 653): Hadrian is also reported to have written to Charlemagne, and called the Synod of Narbonne, 788; but the acts of this Synod (first published by Cattell, 1633) are rejected as spurious by Pagi, Walch, and Hefele (III. 662 sq. ).
(86; original 654): See a full account in Hefele III. 678 sqq. He calls it the most splendid of all the synods of Charlemagne. It was held apostolica auctoritate, two delegates of Pope Hadrian being present. But Charlemagne himself presided. The number of members is not given in the sources, but Baronius and many others after him say 300.
(87; original 655): Hard. IV. 929-934; Alcuin, Epp. 92, 176; and the Confessio Fidei Felicis in Mansi, XIII. 1035 sq.
(88; original 656): See Walch, Hist. Adopt., p. 253; Gieseler, Church History, 4th Germ. ed vol. II., part I., p. 117, note 13 (E. tr. II. 78).
(89; original 657): A strong passage was quoted in the letter of the Spanish bishops to Charlemagne from Isidore of Seville, who says (Etymolog., lib. II., c. 2; see Mignes ed. of Alcuin II. 1324): "Unigenitus vocatur secundum Divinitatis excellentiam, quia sine fratribus: Primogenitus secundum susceptionem hominis, in qua per adoptionem gratiae fratres habere dignatus est, de quibus esset primogenitus." From the Mozarabic liturgy they quoted seven passages. See Hefele III. 650 sqq.
(90; original 658): In a passage of Hilary (De Trinit. II. 29), there is a dispute between two readings—"carnis humilitas Adoptatur," and "adoratur" (Alcuin)—although the former alon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ext, and "adoptatur" is used in a more general sense for assumitur (so Agobard). See Walch, Hist. Adopt. , p. 22 sqq., and Gieseler, II. 76, note 2.
(91; original 659): See Neander, Kirchengeschichte, III. p. 318 sqq.; E. ed. III. 159 sqq.
(92; original 660): Unigenitus, monogenhv", John 1: 14, 18.
(93; original 661): Primogenitus, prwtovtoko" ejn polloi'" ajdelfoi'",, Rom. 8:29; Comp. Col. 1:15.
(94; original 662): Alcuin, Contra Felicem, I. 12, and III. 1.
(95; original 663): Dorner, II. 319.
(96; original 664): Walch.
(97; original 665): Neander.
(98; original 666): l.c. II. 15.
(99; original 667): l.c. V. 1.
(100; original 668): "In una persona, duabus quoque naturis plenis atque perfectis." Alcuin, Opp. II. 567.
(101; original 669): Alcuin, contra Felicem, lib. l.c. 11: "Sicut Nestoriana impietas in duas Christum dividit personas propter duas naturas; ita et vestra indocta temeritas in duos eum dividit filios, unum proprium, alterum adoptivum. Si vero Christus est proprius Filius Dei Patris et adoptivus, ergo est alter et alter," etc. Lib. IV. c. 5: "Nonne duo sunt, qui verus est Deus, et qui nuncupativus Deus? Nonne etiam et duo sunt, qui adoptivus est Filius, et ille, qui verus est Filius?"
(102; original 670): Ibid. II. 12: "Nec in illa assumptione alius est Deus, alius homo, vel alius Filius Dei, et alius Filius Virginis; sed idem est Filius Dei, qui et Filius Virginis; ut sit unus Filius etiam proprius et perfectus in duabus naturis Dei et hominis." In the Confession which Felix had to sign in 799 when he abjured his error, it is said that the Son of God and the Son of man are one and the same true and proper Son of the Father, "non adoptione, non appellatione seu nuncupased in utraque natura unus Dei Patrus verus et proprius Dei Dei Filius."
(103; original 671): There axe several persons of that name; the three best known are, 1) the subject of this chapter; 2) the writer of sequences mentioned in this volume, p. 433; 3) the prince of the Slavonic and Wendish tribes on the borders of Northern Germany, who died a martyr June 7, 1066. The meaning of Gottschalk is God’s servant. The German word Schalk, Knecht, has undergone the same change as the English word knave. Milman (IV. 184) calls our Gottschalk a "premature Luther" (who was also a Saxon), but gives no account of the controversy on "the dark subject of predestination." Schrörs (l.c. 96) likewise compares Gottschalk with Luther, but the difference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resemblance.
(104; original 672): See vol. III. 866 sqq. Neander says (Church Hist. III. 472): "The Augustinian doctrine of grace had finally gained a complete victory even over Semi-Pelagianism; but on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nothing had as yet been publicly determined." Gieseler (II. 84): "Strict Augustinianism had never been generally adopted even in the West. "
(105; original 673): In the language of Gregory I.: "Bonum, quod agimus, et Dei est, et nostrum: Dei per praevenientem gratiam, nostrum per obsequentem liberam voluntatem. Si enim Dei non est, unde ei gratias in eteruum agimus? Rursum si nostrum non est, unde. nobis retribui praemia speramus?" Moral., Lib. XXXI. in Cap. 41 Job, in Migne’s ed. of Gregory’s Opera, II. 699.
(106; original 674): Melanchthon, too, at first was so strongly impressed with the divine sovereignty that he traced the adultery of David and the treason of Judas to 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 but be afterwards changed his view in favor of synergism, which Luther never did.
(107; original 675): By Walafrid Strabo his fellow-student at Fulda, who had a high opinion of his learning and piety, and wrote a poem entitled "Gotescalcho monacho qui et Fulgentius;" in Opera ed. Migne, Tom. II. ("Patr. Lat.," Tom. 114, col. 1115-1117). Neander (III. 474, note) supposes that Gottschalk probably borrowed from Fulgentius the term praedestinatio duplex.
(108; original 676): Epist, V. ad Notingum, De Praedestinatione, first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a letter Ad Eberhardum comitem, by Sirmond, Paris, 1647; also in Rabani Mauri Opera, Tom. VI., ed. Migne ("Patr. Lat.," Tom. 112, col. 1530-1553). Hefele (IV. 134) complains that this edition has many inaccuracies and typographical errors.
(109; original 677): Hefele (IV. 136) declares this to be inconsistent, because both sentences amount to the same thing and give a good orthodox sense. "In Wahrheit ist ja auch der Sünder praedestinirt ad mortem oder poenam, aber seine Praedestination ist keine absolute, wie die des electus, sondern sie ist bedingt durch die praevisa demerita."
(110; original 678): Chiefly from the Hypomnesticon (Commonitorium, Memorandum), usually called Augustinian work against the called Hypognosticon (Subnotationes), a pseudo-Pelagians, which was freely quoted at that time as Augustinian by Scotus Erigena and Hincmar; while Remigius proved the spuriousness. It is printed in the tenth vol. of the Benedict. ed. of Augustin, and in Migne’s reprint, X. 1611-1664. See Feuerlein: Disquis. Hist. de libris Hypognosticon, an ab Hincmaro, in Augustana Confessione et alibi recte tribuantur divo Augustino. Altdorf, 1735.
(111; original 679): The fragment of this confession is preserved by Hincmar, De Praedest., c.5 (Migne, 125, col. 89 sq. ): "Ego Gothescalcus credo et confiteor, profiteor et testificor ex Deo Patre, per Deum Filium, in Deo Spiritu Sancto, et affirmo atque approbo coram Deo et sanctis . ejus, quod gemina est praedestinatio, sive electorum ad requiem, sive reproborum ad mortem [so far quoted verbatim from Isidore of Seville, Sent. II. 6]: quia sicut Deus incommutabilis ante mundi constitutionem omnes electos suos incommutabiliter per gratuitam gratiam suam praedestinavit ad vitam aeternam, similter omnino omnes reprobos, quia in die judicii damnabuntur propter ipsorum mala merita, idem ipse incommutabilis Deus per justum judicium suum incommutabiliter praedestinavit ad mortem merito sempiternam."
(112; original 680): Mauguin vindicates Gottschalk in both respects.
(113; original 681): Carisiacum, Cressy or Crécy in Northern France, in the department of Somme, celebrated by the battle of 1346 between the English Edward III. and the French Philip VI.
(114; original 682): Mansi, XIV. 921; Pertz, Monum. I. 443 sq.; Migne, Tom. 115, col. 1402; Hefele, IV. 142 sqq. Hefele doubts, with plausible reason, the concluding sentence of the synod, in which Gottschalk is condemned to everlasting silence.
(115; original 683): Gottschalk had provoked him by his disregard of episcopal authority, and by the charge of Sabellianism for altering "trina Deitas," in a church hymn, into "summa Deitas." Hincmar charged him in turn with Arianism, but the word to which he had objected, retained its place in the Gallican service.
(116; original 684): Rabanus makes Gottschalk teach a "praedestinatio Dei, sicut in bono, sic ita et in malo … quasi Deus eos [reprobos] fecisset ab initio incorrigibiles." But even Hincmar concedes (De Praed., c. 15, in Migne 125, col. 126) that the predestinarians of his day (moderni Praedestinatiani) taught only a predestination of the reprobates ad interitum, not ad peccatum. Cardinal Noris and Hefele (IV. 140) admit the perversion of Gottschalk’s words in malam partem by Rabanus. The same charge of making God the author of sin by predestinating and creating men for sin and damnation, has again and again been raised against supralapsarians and Calvinists generally, in spite of their express denial.
(117; original 685): The particularists appealed to the passage Matt. 26:26, pro multis (peri;pollw'n, without the article), and understood it in the restricted sense as distinct from pro omnibus; while they arbitrarily restricted the omnes (panvte") in 1 Tim. 2:3 and similar passages.
(118; original 686): See the canons of this Synod in Mansi, XV. I sqq., and Hefele, IV. 193-195.
(119; original 687): Dr. Bach, a learned Roman Catholic historian, states this point thus (l.c., I. 230): "Der historische Christus und die Kirche, der sichtbare Leib Christi verflüchtigt sich schon bei Gottschalk zu einem leeren Abstraktum, sobald der concrete Boden der Erwählung nicht mehr die Kirche und ihre Sakramente, sondern ein lediglich fingirtes vorzeitliches Decret Gottes ist. Es taucht dann immer ein Surrogat der Phantasie, die s. g. unsichtbare Kirche auf, und diejenigen, welche die grossartige realistische Lehre des hl. Augustin von der Kirche und den Sakramenten zerstören, nennen sich vorzüglich Augustinianer, indem sie nicht wissen, dass die Lehre Augustins von der Praedestination auf dem concreten Boden der Christ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steht und ohne diese zur gefährlichsten Häresie wird."
(120; original 688): Capitula IV. Carisiacensia, in Hincmar, De Praed., c. 2; in Mansi, XIV. 920; Gieseler, II. 88; and Hefele, IV. 187.
(121; original 689): "perituros praescivit, sed non ut perirent praedestinavit, poenam autem illis, quia justus est, praedestinavit aeternam."
(122; original 690): "Libertatem arbitrii in primo homine perdidimus, quam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recepimus: et habemus liberum arbitrium ad bonum, praeventum et adjutum gratia: et habemus liberum arbitrium ad malum, desertum gratia. Liberum autem habemus arbitrium, quia gratia liberatum, et gratia de corrupto sonatum."
(123; original 691): Mansi, XV. 563; Hefele, IV. 215 sqq.
(124; original 692): The decree of the pope is lost; but the fact rest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well-informed Prudentius of Troyes in the Annales Bertiniani ad ann. 859 (Pertz, Mon. Germ., I. 453 sq.): "Nicolas, pontifex Romanus, de qratia Dei et libero arbitrio, de veritate Geminae praedestinationis et sanguine Christi, ut pro credentibus omnibus fusus sit, fideliter confirmat et catholice decernit." Hincmar doubted such a decision, and charged Prudentius with partiality (Ep. 24 addressed to Egilo, Bishop of Sens). The Jesuits labored hard to set it aside against the Jansenists and Calvinists, but without good reason. Weizsäcker (p. 574), Hardwick (p. 165), and Möller (in Herzog2 V. 327) accept the statement of Prudentius, and Weizsäcker says: "Hatte in Gallien die Hoftheologie des Königs den Semipeligianimus (?) durchgebracht, so hat doch der Papst für Augustin entschieden … Die Kirchengeschichte darf ganz unbedenklich in ihre Blätter diese Entscheidung des römischen Stuhls gegen den Semipelagianismus des neunten Jahrhunderts aufnehmen, die man seit Mauguin niemals hätte bezweifeln sollen." Neander and Gieseler are silent on this point.
(125; original 693): So it was with Hegel. His pious widow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 often politely declined her request to accompany her to church, with the remark: "Mein liebes Kind, dos Denken ist auch Gottesdienst."
(126; original 694): "De Praed., cap. 15, col. 413: "acutissimus veritatis et inquisitor et assertor."
(127; original 695): katjajntivfrasin, e contrario.
(128; original 696): De Praed., cap. 9 (in Migne, col. 392): "In Deo sicut nulla locorum sunt, ita nulla temporum intervalla." A profound thought, not fully considered by either party in the strife.
(129; original 697): He thus sums up his discussion at the close (Migne, col. 438) "Cum omnibus orthodoxis fidelibus anathematizo eos, qui dicunt, duas praedestinationes esse, aut unum geminam, bipartitam, aut duplam. Si enim duae sunt, non est una divina substantia. Si gemina, non est individua. Si bipartita, non est simplex, sed partibus composita. Si dupla est, complicata est. Quod si prohibemur divinam unitatem dicere triplam, qua dementia audet haereticus eam asserere duplam? Tali igitur monstroso, venenoso, mortifero dogmate a cordibus nostris radicitus exploso, credamus, unam aeternam praedestinationem Dei Domini esse, et non nisi in his, quae sunt, ad ea vero, quae non sunt, nullo modo pertinere."
(130; original 698): Negatio, privatio, defectus justitiae, absentia boni, corruptio boni. On the other hand, Scotus seems to regard sin as a necessary limitation of the creature. But this idea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reedom of will, and runs into necessitarianism and pantheism. As sin is the defect of justice, so death is simply the defect of life, and pain the defect of bliss. See cap. 15 (col. 416).
(131; original 699): God knows only what is, and sin has no real existence. "Sicut Dem mali auctor non est ita nec praescius mali, nec praedestinans est." Cap. 10 (col. 395). "Ratio pronunciare non dubitat, peccata eorumque supplicia nihil esse, ac per hoc nec praesciri nec praedestinari posse; quomodo enim vel praesciuntur, vel praedestinantur, quae non sunt?" Cap. 15. The same thought occurs in his work, De Divis. Nat. He refers to such passages of the Scriptures where it is said of God that he does not know the wicked.
(132; original 700): The predestination theory of Scotus has some points of resemblance with that of Schleiermacher, who defended the Calvinistic particularism, but only as a preparatory stage to universal election and restoration.
(133; original 701): Neander, III. 462. The same may be said still more confidently of Schleiermacher, who leaned with his head to pantheism, but lovingly clung with his heart to Christ as his Lord and Saviour. He keenly felt the speculative difficulty of confining the absolute being to the limitations of personality ("omnis definitio est negatio"), and yet sincerely prayed to a personal God. We cannot pray to an abstraction, but only to a personal being that is able to hear and to answer. Nor is personality necessarily a limitation. There may be an absolute personality as well as an absolute intelligence and an absolute will.
(134; original 702): "Pultes Scotorum."
(135; original 703): The Greek fathers do not, indeed, define the real presence as transubstantiatio or metousivwsi", but Cyril of Jerusalem, Chrysostom, and John of Damascus use similar terms which imply a miraculous change of the elements.
(136; original 704): The Lutheran theory, as formulated by the Formula of Concord, is usually and conveniently styled consubstantiation, in distinction from transubstantiation; but Lutheran divines disown the term, because they confine the real presence to the time and act of the sacramental fruition, and hence reject the adoration of the consecrated elements.
(137; original 705): Corbie, Corvey, Corbeia (also called Corbeia aurea or vetus), was a famous Benedictine Convent in the diocese of Amiens, founded by King Clotar and his mother Rathilde in 664, in honor of Peter and Paul and the Protomartyr Stephen. It boasted of many distinguished men, as St. Ansgarius (the Apostle of the Danes), Radbert, Ratramnus, Druthmar. New Corbie (Nova Corbeia) was a colony of the former, founded in 822, near Höxter on the Weser in Germany, and became the centre for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the Saxons. Gallia Christiana, X., Wiegand, Gesch. v. Corvey, Höxter, 1819; Klippel, Corvey, in Herzog2 III. 365-370.
(138; original 706): He denies the grossly Capernaitic conception ("Christum vorari fas dentibus non est")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into our flesh and blood. He confines the spiritual fruition to believers ("iste eucharistiae cibus non nisi filiorum Dei est"). The unworthy communicants, whom he compares to Judas, receive the sacramental "mystery" to their judgment, but not the "virtue of the mystery" to their benefit. He seems not to have clearly seen that his premises lead to the inevitable conclusion that all communicants alike receive the same substance of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though with opposite effects. But Dr. Ebrard is certainly wrong when he claims Radbert rather for the Augustinian view, and denies that he was the author of the theory of transubstantiation. See his Dogma v. heil. Abendmahl I. 406, and his Christl. Kirchen- und Dogmengesch. II. 27 and 33.
(139; original 707): See Steitz on Radbert, and also Reuter (I. 43), who says: "Die Radbertische Doctrin war das synkretistische Gebilde, in welchem die spiritualistische Lehre Augustin’s mit der uralten Anschauung von der realen Gegenwart des Leibes und dei Blutes Christi, aber in Analogie mit dem religiösen Materialismus der Periode combinirt wurde; die gegnerische Theorie der Protest gegen das Becht dieser Combination."
(140; original 708): See several such examples in ch. 14 (Opera, ed. Migne, col. 1316 sqq. ).
(141; original 709): He clearly contrasts the two theories, probably with reference to Ratramnus, in his comments on the words of institution, Matt. 26:26 (Expos. in Matt., ed. Migne, col. 890 sq.): "Neque itaque dixit cum fregit et dedit eis panem, ’hoc est, vel in hoc mysterio est virtus vel figura corporis mei,’ sed ait non ficte, ’Hoc est corpus meum.’ Ubi Lucas addidit, ’Quod pro vobis tradetur,’ vel sicut alii codices habent, ’datur.’ Sed et Joannes ex persona Domini, ’Panis,’ inquit, ’quem ego dabo caro mea est, non alia quam, pro mundi vita’ (Joan. VI. 52). Ac deinde, ’Qui manducat meam carnem, et bibit sanguinem meum, in me manet et ego in illo’ (ver. 57). Unde miror quid velint uno quidam dicere, non in re esse veritatem carnis Christi vel sanguinis; sed in sacramento virtutem carnis et non carnem, virtutem sanguinis et non sanquinem; figuram et non veritatem, umbram et non corpus, cum hic species accipit veritatem et figuram, veterum hostiarum corpus. Unde veritas cum porrigeret discipulis panem, ’Hoc est corpus meum,’ et non aliud quam, ’quod pro vobis tradetur;’ et cum calicem, ’Hic est calix Novi Testamenti, qui pro multis effundetur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Necdum itaque erat fusus, et tamen ipse porrigetur in calice sanguis, qui fundendus erat. Erat quidem jam in calice, qui adhuc tamen fundendus erat in pretium; et ideo ipse idemque sanguis jam erat in calice. qui et in corpore sicut et corpus vel caro in pane. Erat autem integer Christus et corpus Christi coram oculis omnium positum; necnon et sanguis in corpore, sicut et adhuc hodie integerrimum est et manet, qui vere dabatur eis ad comedendum, et ad bidendum,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quam in Christo."
(142; original 710): In the middle ages and during the Reformation he was known by a writing error under the name of Bertram.
(143; original 711):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in Migne 121, col. 103-170, to which is added the Dissertation of Boileau, 171-222. The tract of Ratramnus, together with Bullinger’s tract on the same subject and the personal influence of Ridley, Peter Martyr, and Bucer, produced a change in Archbishop Cranmer, who was successively a believer in transubstantiation, consubstantiation, and a symbolic presence. See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I. 601.
(144; original 712): Cap. 88 (col. 164): "Quapropter corpus et sanguis, quod in ecclesia geritur, differt ab illo corpore et sanquine, quod in Christi corpore per resurrectionem jam glorificatum cognoscitur. Et hoc corpus pignus est et species, illud vero ipsa veritas."—"Videmus itaque multa differentia separari mysterium sanguinis et corporis Christi, quod nunc a fidelibus sumitur in ecclesia, et illud, quod natum est de Maria Virgine, quod passum, quod sepultum, quod resurrexit, quod ad caelos ascendit, quod ad dexteram Patris sedet." Cap. 89, col. 165.
(145; original 713): Cap. 78-83 (col. 160-162).
(146; original 714): Cap. 17 and 18 (col. 135 sq. ): "Consideremus sacri fontem baptismatis, qui fons vitae non immerito nuncupatur. … Si consideretur solummodo, quod corporeus aspicit sensus, elementum fluidum conspicitur … Sed accessit Sancti Spiritus per sacerdotis consecrationem virtus et efficax facta est non solum corpora, verum etiam animas diluere. … Igitur in proprietate humor corruptibilis, in mysterio vero virtus sanabilis.
(147; original 715): De Praed., c. 31.
(148; original 716): See Laufs, Ueber die für verloren gehaltene Schrift des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von der Eucharistic, in the ’Studien und Kritiken" of Ullmann and Umbreit, 1828, p. 755 sqq. Laufs denies that Erigena wrote on the Eucharist.
(149; original 717): In his newly discovered Expositions on the Celestial, and on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of St. Dionysius, and the fragments of a Com. on St. John. See Op. ed. Floss in Migne, 122 (col. 126-356); Christlieb, Scotus Er., p. 68-81, and in Herzog2 XIII. 790 sq., and Huber, Sc. Erig., p. 98 sqq.
(150; original 718): Dr. Baur is of the same opinion (Dogmengesch. II. 173): "Scotus Erigena dachte sich (De Div. Nat. V. 38) eine Ubiquität der vergeistigten und vergöttlichten Natur, die die Annahme einer speciellen Gegenwart in den Elementen des Abendmahls nicht zuliess, sondern dieselben nur als Symbole zu nehmen gestattete. Brod und Wein konnten ihm daher nur als Symbolejener Ubiquität der verherrlichten menschlichen Natur gelten; er hat sich aber hierüber nicht näher erklärt."
(151; original 719): "Corpus Christi esse non in specie visibili, sed in virtute spirituali," etc. See Baur, II. 166, 172, and the notes in Gieseler, II. 80 and 82.
(152; original 720): De Corpore et Sanguini Domini, edited by Pez, in "Thes. nov. Anecd." I., Pars II. 133 sqq.
(153; original 721): See the Acta Sanct Bolland. ad 26 Apr., with the Vita of Pasch. Radb. by Sirmond, and the Martyrol. Bened. with the Vita by Ménard.
(154; original 722): Notwithstanding this prohibition, Mabillon, Natalis Alexander, and Boileau have defended the catholic orthodoxy of Ratramnus, with the apologetic aim to wrest from the Protestants a weighty authority of the ninth century. See Gieseler II. 82, and J. G. Müller in Wetzer and Welte (first ed. ) VIII. 170 sq.
(155; original 723): During and after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y he was charged with vanity, ambition, and using improper means, such as money and patronage, for the spread of his opinions. See Hefele, IV. 742. Card. Hergenröther (I. 707) calls Berengar oberflächlich, eitel, ehrgeizig, verwegen and neuerungsüchtig. Archbishop Trench (Lectures on Medieval Church History, p. 189 sq. ), dissenting from Coleridge’s charitable judgment, finds fault with Berengar’s "insolent tone of superiority" in addressing Lanfranc, and with a "passionate feebleness" and "want of personal dignity" in his whole conduct. He thinks his success would have been a calamity, since it would have involved the loss of the truth which was concealed under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Superstition sometimes guards the truth which it distorts, caricatures, and in part conceals." Coleridge wrote a touching poem on Berengar’s recantation.
(156; original 724): As an "Aufklärer," Berengar is one-sidedly represented by Reuter, l.c. Comp. also Baur, in his Kirchengesch. des Mittelalters, p. 66 sqq.
(157; original 725): Neander III. 504. The Discourse is published in Martène and Durand, Thes. nov. Anecdotorum, Tom. I.
(158; original 726): He was prevented by a violent act of King Henry I. of France, who committed him to prison and seized his property.
(159; original 727): Berengar makes no mention of this Synod. Lessing, Gieseler and Baur (II. 178) doubt whether it was held. Neander, Sudendorf, Robertson and Hefele (IV. 753 sqq.) credit the report of Durandus, but correct his dates.
(160; original 728): This seems to be the correct date, instead of 1055 under Victor II., according to Lanfranc’s account. The difference involves the veracity of Berengar, who assigns the Synod to the pontificate of Leo IX.; but it is safer to assume, with Leasing, Sudendorf (p. 45), and Hefele (IV. 778), that Lanfranc, after a lapse of ten or more years had forgotten the correct date.
(161; original 729): "Panis atque vinum altaris post consecrationem sunt corpus Christi et sanguis." De S. Coena, p. 52. Berengar meant a real, though uncorporeal presence. He admitted a conversion of the elements in the sense of consecration, but without change of substance. Hildebrand was willing to leave this an open question. See below.
(162; original 730): "Ego Berengarius, indignus diaconus ... anathematizo omnem haeresim, praecipue eam de qua hactenus infamatus sum, quae astruere conatur, panem et vinum, quae in altari ponuntur, post consecrationem solummodo sacramentum, et non verum et sanguinem Domini nostri I. Ch. esse nec posse sensualiter in solo sacramento [non solum sacramento, sed, in veritate] manibus sacerdotum tractari, vel frangi, aut fidelium dentibus atteri," etc. So Lanfranc reports the creed in De Corp. et Sang. Dom., c.2 (Migne, vol. 150, p. 410); comp. Berengar, De S. Coena, p. 68. Gieseler calls this creed "truly Capernaitic." Hergenröther (I. 703) admits that it sounds very hard, but may be defended by similar language of Chrysostom. Luther expressed his faith in the real presence almost as strongly when be instructed Melanchthon to insist, in his conference with Bucer, 1534, that Christ’s body was literally eaten and torn with the teeth ("gegessen und mit den Zähnen zerbissen"). See his letters to Jonas and Melanchthon in Briefe, ed. De Wette, Bd. IV. 569 and 572. But I doubt whether any Lutheran divine would endorse such language now.
(163; original 731): Lanfranc charges him with downright perjury. But according to his own report, Berengar did not sign the formula, nor was he required to do so. De S. Coena, p. 25 sq.; comp. p. 59 sq.
(164; original 732): Leo is "minime leo de tribu Iuda;" the pope is not a pontifex, but a pompifex and pulpifex, and the see of Rome not a sedes apostolica, but a sedes Satanae. De S. Coena, p. 34, 40, 42, 71. Lanfranc, c. 16. See Neander, III. 513, who refers to other testimony in Bibl. P. Lugd. XVIII. 836.
(165; original 733): De Sacra Coena adversus Lanfrancum Liber posterior (290 pages). This book, after having been long lost, was discovered by Lessing in the Library of Wolfenbüttel (1770), who gave large extracts from it, and was published in full by A. F. and F. Th. Vischer, Berlin, 1834, with a short preface by Neander. Berengar gives here a very different version of the previous history, and charges Lanfranc with falsehood. He fortifies his view by quotations from Ambrose and Augustin, and abounds in passion, vituperation and repetition. The style is obscure and barbarous. The MS. is defective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 close. Lessing traced it to the eleventh or twelfth century, Stäudlin to Berengar himself, the editors (p. 23), more correctly to a negligent copyist who had the original before him. Comp. Sudendorf, p. 47.
(166; original 734): "Corde credo et ore confiteor, panem et vinum, quae ponuntur in altari, per mysterium sacrae orationis et verba nostri Remptoris substantialiter converti in veram et propriam et vivifratricem carnem et sanguinem Jesu Christi Domini nostri, et post consecrationem esse verum Christi corpus, quod natum est de Virgine, et quod pro salute mundi oblatum in cruce pependit, et quod sedet ad dexteram Patris, et verum sanguinem Christi, qui de latere ejus effusus est, non tantum per signum et virtutem sacramenti, sed in proprietate naturae et veritate substantiae." Berengar was willing to admit a conversio panis, but salva sua substantia,i.e. non amittens quod erat, sed assumens quod non erat; in other words, conversion without annihilation. A mere sophistry. Substantialiter can mean nothing else but secundum substantiam. See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in Mansi, XIX. 762.
(167; original 735): D’Achery, Spicileg. III. 413. Mansi, XX. 621. Neander, III. 520. Sudendorf, 57.
(168; original 736): See the Acta Concilii Romani sub Gregorio papa VII. in causa Berengarii ab ipso Berengario conscripta cum ipsius recantatione (after Febr., 1079), printed in Mansi, XIX. 761. Comp. Neander, III. 521, and Sudendorf, p. 58 sqq. Berengar is reported to have repeated his creed before one of the two Synods which were held at Bordeaux in 1079 and 1080, but of these we have only fragmentary accounts. See Mansi, XX. 527; Hefele, V. 142 sq.; Sudendorf, p. 196.
(169; original 737): He was treated as a heretic not only by Roman Catholics, but also by Luther and several Lutheran historians, including Guericke.
(170; original 738): His enemies of the party of Henry IV. charged him with skepticism or infidelity on account of his sympathy with Berengar. See the quotations in Gieseler, II. 172.
(171; original 739): I obtained a copy by the kindness of Professor Thayer from the library of Harvard College, after hunting for one in vain in the libraries of New York, and the Niedner library in Andover (which has B.’s D. S. Coena, but not Sudendorf’s B. T.).
(172; original 740): "Quod diversis in locis eodem momento sensualiter adsit corpus, corpus non esse constabit." De S. Coena, p. 199.
(173; original 741): Baur very clearly puts the case (II. 190): "Die Lehre Berengar’s schliesst sich ganz an die des Ratramnus an, ist aber zugleich eine Fortbildung derselben. Wie Ratramnus sich eigentlich nur in der Sphäre des Verhältnisses von Bild und Sache bewegt, so sucht dagegen Berengar zu zeigen, dass ungeachtet keine andere Ansicht vom Abendmahl möglich sei, als die symbolische, dem Abendmahldoch seine volle Realität bleibe, dass, wenn man auch im Abendmahl den Leib und das Blut Christi nicht wirklich geniesse, doch auch so eine reelle Verbindung mit den Fleisch oder der in den Himmel erhöchten Menschheit Christi stattfinde. Es ist im Allgemeinen zwischen Ratramnus und Berengar ein analoges Verhältniss wie später zwischen Zwingli und Calvin." Comp. also the exposition of Neander, III. 521-526, and of Herzog, in his Kirchengesch. II. 112-114.
(174; original 742): De S. Coena, p. 83. B. lays down the hermeneutic principle: "Ubicunque praedicatur non praedicabile, quia tropica locutio est, de non susceptibili, alter propositionis terminus tropice, alter proprie accipiatur." Zwingli used the same and other examples of figurative speech in his controversy with Luther. He found the figure in the verb (esti=significat), OEcolampadius in the predicate (corpus=figura corporis).
(175; original 743): L.c., p. 165 and 236. He quotes Augustin in his favor, and refers to John 4:14 where Christ speaks of drinking the water of life and eating meat (4:32-34), in a spiritual sense.
(176; original 744): P. 157. The believer receives "totam et integram Domini Dei sui carnem, non autem coelo devocatam, sed in coelo manentem," and he ascends to heaven "cordis ad videndum Deum mundati devotione spatiosissima."
(177; original 745): Thus he says in the Homily on Easter day: "Gre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visible might of the holy housel [sacrament] and the visible appearance of its own nature. By nature it is corruptible bread and corruptible wine, and is, by the power of the Divine word, truly Christ’s body and blood: not, however, bodily, but spiritually. Gre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dy in which Christ suffered and the body which is hallowed for housel. ... In his ghostly body, which we call housel, there is nothing to be understood bodily, but all is to be understood spiritually." The passage is quoted by J. C. Robertson from Thorpe’s edition of Aelfric, II. 271. Thorpe identifies the author of these Anglo-Saxon Homilies with Aelfric, Archbishop of York, who lived till the beginning of the Berengar controversy (d. 1051), but the identity is disputed. See Hardwick, p. 174, and L. Stephen’s "Dict. of Nat. Biogr." I. 164 sqq.
(178; original 746): He was the first of the Norman line of English archbishops, and the chief advis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in the conquest of England. See Freeman,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vols. III. and IV.; and R.C. Jenkins, Diocesan History of Canterbury (London, 1880), p. 78 sqq.
(179; original 747): On the different editions and the date of the book (between 1063 and 1069), see Sudendorf p. 39 sqq.
(180; original 748): De Corp. et Sang. Dom., c. 18 (in Migne, T. 150, col. 430): "Credimus terrenas substantias, quae in mensa Dominica per sacerdale mysterium divinitus sanctificantur, ineffabiliter, incomprehensibiliter, mirabiliter, operante superna potentia, converti in essentiam Dominici corporis, reservatis ipsarum rerum speciebus, et quibusdam aliis qualitatibus, ne percipientes cruda et cruenta horrerent, et ut credentes fidei praemia ampliora perciperent, ipso tamen Dominico corpore existente in coelestibus ad dexteram Patris, immortali, inviolato, integro, incontaminato, illaeso: ut vere dici posset, et ipsum corpus, quod de Virgine sumptum est, nos sumere, et tamen non ipsum.’’
(181; original 749): Cap 20 (col. 436): "Est quidem et peccatori bus et indigne sumentibus vera Christi caro, verusque sanguis, sed essentia, non salubri efficentia."
(182; original 750): Neander, III. 529 sq., from Guitmund’s De Corp. et Sang. Christi veritate in eucharistia. It was written about 1076, according to Sudendorf, p. 52 sqq.
(183; original 751): In place of the older custom of administering the bread dipped in wine, especially to infants and sick persons. In the Greek church, where infant communion still prevails, both elements are delivered in a golden spoon; but the priest receives each element separately as in the Roman church.
(184; original 752): Anselm was the first to teach "in utraque, specie totum Christum sumi." See J. J. de Lith, De Adoratione Panis consecrati, et Interdictione sacri Calicis in Eucharistia, 1753; Spittler, Gesch. des Kelchs im Abendmahl, 1780; Gieseler, I. 480 sqq., notes.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 原字串 | Best guess | 语言 | 出现位置 | 说明 |
|---|---|---|---|---|
| ejkporeuvetai |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 Greek | 正文第 20 段 | 按旧字体编码及现在时语境推复。 |
| pevmyw | πέμψω | Greek | 正文第 20 段 | 编码对应将来时第一人称单数。 |
| ejkpovreusi" | ἐκπόρευσις | Greek | 正文第 32 段 | 按编码推复,末尾引号代表终形西格玛。 |
| pevmyi" | πέμψις | Greek | 正文第 33 段 | 与拉丁文 missio 对应,按编码推复。 |
| ejk movnou tou' patrov" | ἐκ μόνου τοῦ πατρός | Greek | 正文第 35 段 | 按编码恢复词形及重音。 |
| ajrchv | ἀρχή | Greek | 正文第 35 段 | 编码对应本原一词。 |
| aijtiva, rjizh | αἰτία, ῥίζη | Greek | 正文第 35 段 | 前词可直接还原;后词依 radix 语境补推重音。 |
| phghv | πηγή | Greek | 正文第 35 段 | 按编码推复。 |
| oujsiva | οὐσία | Greek | 正文第 39 段 | 按编码恢复本质一词。 |
| dia; tou' uiJou' | διὰ τοῦ υἱοῦ | Greek | 正文第 41 段 | 按编码恢复,与 per Filium 相应。 |
| oJmoousiva | ὁμοουσία | Greek | 正文第 45 段 | 依原编码保留此名词形式。 |
| oujsiva | οὐσία | Greek | 正文第 45 段 | 按编码推复。 |
| ejnevrgeiai | ἐνέργειαι | Greek | 正文第 81 段 | 编码对应复数主格。 |
| miva qeandrikh; ejnevrgeia | μία θεανδρικὴ ἐνέργεια | Greek | 正文第 81 段 | 按编码恢复神人运作信式。 |
| e[kqesi" th'" pivstew" | ἔκθεσις τῆς πίστεως | Greek | 正文第 84 段 | 按编码推复敕令标题。 |
| miva | μία | Greek | 正文第 84 段 | 按编码恢复阴性数词。 |
| duvo ejnevrgeiai | δύο ἐνέργειαι | Greek | 正文第 84 段 | 按编码推复,不改原格形式。 |
| qevlhma | θέλημα | Greek | 正文第 84 段 | 按编码推复。 |
| miva ejnevrgeia | μία ἐνέργεια | Greek | 正文第 88 段 | 按编码恢复。 |
| e{n qevlhma | ἓν θέλημα | Greek | 正文第 88 段 | 编码对应带粗气与重音的中性数词。 |
| qevlhma | θέλημα | Greek | 正文第 115 段 | 按编码推复,与 voluntas 相应。 |
| ejnevrgeia | ἐνέργεια | Greek | 正文第 115 段 | 按编码推复,与 operatio 相应。 |
| ejn qevlhma | ἓν θέλημα | Greek | 正文第 124 段 | 语境指一个意志,ejn 疑为气息重音编码讹误。 |
| miva ejnevrgeia | μία ἐνέργεια | Greek | 正文第 124 段 | 按编码恢复。 |
| duvo ejnevrgeiai | δύο ἐνέργειαι | Greek | 正文第 124 段 | 按编码恢复。 |
| duvo ejnevrg. | δύο ἐνέργ. | Greek | 正文第 124 段 | 恢复字形并保留原有缩写。 |
| Marwvn | Μαρών | Greek | 正文第 144 段 | 按编码保留此人名的原重音位置。 |
| ajnavlhyi" | ἀνάληψις | Greek | 正文第 171 段 | 按编码推复,与 assumptio 相应。 |
| uiJo;" qetov" | υἱὸς θετός | Greek | 正文第 171 段 | 按编码恢复嗣子称谓。 |
| a[llo" kai; a[llo" | ἄλλος καὶ ἄλλος | Greek | 正文第 181 段 | 按编码恢复,与 alius et alius 对应。 |
| a[llw" kai; a[llw" | ἄλλως καὶ ἄλλως | Greek | 正文第 181 段 | 按编码恢复副词形式。 |
| prooravw | προοράω | Greek | 正文第 253 段 | 按原编码恢复,不据释义改换动词。 |
| ajpokatavstasi" tw'n pavntwn | ἀποκατάστασις τῶν πάντων | Greek | 正文第 254 段 | 按编码恢复普遍复归术语。 |
| metousivwsi" | μετουσίωσις | Greek | 正文第 332 段 | 按编码恢复化质术语。 |
| metousivwsi" | μετουσίωσις | Greek | 正文第 332 段 | 与同段前例编码相同。 |
| metabolhv | μεταβολή | Greek | 正文第 332 段 | 按编码恢复名词。 |
| metabavllein | μεταβάλλειν | Greek | 正文第 332 段 | 按编码恢复不定式。 |
| metapoiei'n | μεταποιεῖν | Greek | 正文第 332 段 | 按编码恢复不定式及扬抑重音。 |
| pneu'ma | πνεῦμα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扬抑重音。 |
| o} Paravklhto" | ὁ Παράκλητος | Greek | 脚注 3 | 依约15:26及名词搭配推复冠词,原气息符疑讹。 |
| to; | τὸ | Greek | 脚注 3 | 分号编码对应重音符。 |
| th'" ajlhqeiva", o} para tou' Patro;" ejkporeuvetai | τῆς ἀληθείας, ὃ παρὰ τοῦ Πατρὸς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与约15:26推复,para 补重音。 |
| ejkporeuvomai | ἐκπορεύομαι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动词词典形。 |
| ejk | ἐκ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介词。 |
| parav | παρά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介词。 |
| ejk | ἐκ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介词。 |
| parav | παρά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介词。 |
| parav | παρά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介词。 |
| ejk | ἐκ | Greek | 脚注 3 | 按编码恢复介词。 |
| ejkpovreusi" | ἐκπόρευσις | Greek | 脚注 4 | 按编码恢复教父术语。 |
| ejkporeuvomai | ἐκπορεύομαι | Greek | 脚注 4 | 按编码恢复动词。 |
| ijdion | ἴδιον | Greek | 脚注 5 | 原码缺重音,依位格特性语境推补。 |
| ijdiovth" | ἰδιότης | Greek | 脚注 5 | 按编码恢复名词。 |
| ajgennhsiva | ἀγεννησία | Greek | 脚注 6 | 按原编码保留双ν及原有术语形式。 |
| gennhsiva | γεννησία | Greek | 脚注 7 | 直接恢复原编码,不另改术语拼写。 |
| gevnnhsi" | γέννησις | Greek | 脚注 7 | 按编码恢复。 |
| o}nejgw;pevmyw | ὃν ἐγὼ πέμψω | Greek | 脚注 8 | 拆开连写编码,符合约15:26引文。 |
| pevmywaujtovn | πέμψω αὐτόν | Greek | 脚注 8 | 拆开连写编码。 |
| o}pevmyeioJPath;rejntw'/ ojnovmativmou | ὃ πέμψει ὁ Πατὴρ ἐν τῷ ὀνόματί μου | Greek | 脚注 8 | 拆开连写编码,保留附加重音。 |
| ejkpemyi" | ἔκπεμψις | Greek | 脚注 9 | 依 missio 推复名词,原码疑漏重音。 |
| ajrchv | ἀρχή | Greek | 脚注 10 | 按编码恢复。 |
| dia;tou'uiJou'(ejktou'patrov") | διὰ τοῦ υἱοῦ (ἐκ τοῦ πατρός) | Greek | 脚注 10 | 拆开连写并恢复气息重音。 |
| pevmyw | πέμψω | Greek | 脚注 10 | 按编码恢复将来时。 |
| ejkporeuvetai |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 Greek | 脚注 10 | 按编码恢复现在时。 |
| pneu'ma | πνεῦμα | Greek | 脚注 11 | 按编码恢复。 |
| Kai; [pisteuvomen] eij" to; a{gion | Καὶ [πιστεύομεν] εἰς τὸ ἅγιον | Greek | 脚注 11 | 按编码恢复并保留方括号。 |
| to; kuvrion [kai;] to; zwopoio;n, to; ejk tou' patro;": ejkporeuovmenon, k.t.l. | τὸ κύριον [καὶ] τὸ ζωοποιὸν, τὸ ἐκ τοῦ πατρὸς ἐκπορευόμενον, κ.τ.λ. | Greek | 脚注 12 | 按信经语境恢复,πατρὸς后冒号疑为杂入符号。 |
| ajpotou'patrov" | ἀπὸ τοῦ πατρός | Greek | 脚注 19 | 拆开连写,介词重音依语境补推。 |
| mustagwgiva | μυσταγωγία | Greek | 脚注 24 | 按编码恢复书名术语。 |
| iJerologiva | ἱερολογία | Greek | 脚注 24 | 按编码恢复粗气及重音。 |
| qeologiva | θεολογία | Greek | 脚注 24 | 按编码恢复。 |
| ejkklhsiva | ἐκκλησία | Greek | 脚注 32 | 按编码恢复。 |
| pneu'ma | πνεῦμα | Greek | 脚注 32 | 按编码恢复。 |
| Didavskei | Διδάσκει | Greek | 脚注 32 | 按编码保留首字母大写。 |
| hJ ajnatolikh; | ἡ ἀνατολικὴ | Greek | 脚注 32 | 按编码恢复。 |
| pw'" to; | πῶς τὸ | Greek | 脚注 32 | 按原编码保留πῶς形式。 |
| to; a}gion ejkporeuvetai ejk movnou tou' Patro;" , wJ" phgh'" kai; ajrch'" th'" quovthto" | τὸ ἅγιον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ἐκ μόνου τοῦ Πατρὸς, ὡς πηγῆς καὶ ἀρχῆς τῆς θεότητος | Greek | 脚注 32 | 恢复编码;末词依神性语境推为θεότητος,原串疑有讹字。 |
| kaiJ ;ejkJ tou'J uiJou'J | καὶ ἐκ τοῦ υἱοῦ | Greek | 脚注 32 | 依Filioque及字母序列剔除杂入的J符号。 |
| movnon | μόνον | Greek | 脚注 37 | 按原码恢复,不改为其他词典形式。 |
| qevlhma | θέλημα | Greek | 脚注 37 | 按编码恢复。 |
| Monoqelhtaiv | Μονοθεληταί | Greek | 脚注 37 | 按原码保留末音节重音异形。 |
| Monoqelh'tai | Μονοθελῆται | Greek | 脚注 37 | 按原码保留扬抑重音异形。 |
| duvoqelhvmata | δύο θελήματα | Greek | 脚注 37 | 原为两个词连写,按编码拆分。 |
| Duoqelh'tai | Δυοθελῆται | Greek | 脚注 37 | 按原编码保留拼写及重音。 |
| duvoJ fusika;"J qelhvsei"J h]toi qelhvmataJ ejnJ aujtw/\ , kaiJ duvoJ fusika;"J ejnergeiva"J ajdiairevtw", ajtrevptw", ajmerivstw", ajsugcuvtw"… khruvttomen | δύο φυσικὰς θελήσεις ἤτοι θελήματα ἐν αὐτῷ, καὶ δύο φυσικὰς ἐνεργείας ἀδιαιρέτως, ἀτρέπτως, ἀμερίστως, ἀσυγχύτως… κηρύττομεν | Greek | 脚注 40 | 恢复会议定义编码,剔除杂入J并补回缺失重音。 |
| qevlhsi", bouvlhsi", ejnevrgeia, bouleutiko;nqevlhma, uJpostatikovn, ejxousiastikovn, proairetikovn, gnwmikovn, oijkonomikovn | θέλησις, βούλησις, ἐνέργεια, βουλευτικὸν θέλημα, ὑποστατικόν, ἐξουσιαστικόν, προαιρετικόν, γνωμικόν, οἰκονομικόν | Greek | 脚注 47 | 按编码恢复术语列表,拆开连写词。 |
| tuvpo"peri;pivstew" | τύπος περὶ πίστεως | Greek | 脚注 48 | 按编码恢复标题并分词。 |
| Trouvllon | Τρούλλον | Greek | 脚注 50 | 按原编码恢复,不规范化重音。 |
| Trouvllion | Τρούλλιον | Greek | 脚注 50 | 按原编码恢复异形。 |
| ejntw'/ sekrevtw/ tou'qeivoupalativou, tw'/ ou{twlegomevnw/ Trouvllw/ | ἐν τῷ σεκρέτῳ τοῦ θείου παλατίου, τῷ οὕτω λεγομένῳ Τρούλλῳ | Greek | 脚注 50 | 拆开连写并恢复下标ι等符号。 |
| to;nJ kata; pavnta touvtoi" sunairevthn kai; suvndromon kai;bebaiwth;n th'" aiJrevsew" | τὸν κατὰ πάντα τούτοις συναιρέτην καὶ σύνδρομον καὶ βεβαιωτὴν τῆς αἱρέσεως | Greek | 脚注 54 | 按编码恢复,剔除杂入J。 |
| o{qen kai; e}n qevlhma oJmologou'men tou' Kurivou jIh". Cr. | ὅθεν καὶ ἓν θέλημα ὁμολογοῦμεν τοῦ Κυρίου Ἰησ. Χρ. | Greek | 脚注 56 | 按语境修复数词气息符,并保留耶稣基督的缩写。 |
| oijkonomiva | οἰκονομία | Greek | 脚注 58 | 按编码恢复。 |
| Suvnodo" penqevkth | Σύνοδος πενθέκτη | Greek | 脚注 71 | 按编码恢复会议名称。 |
| kanovne" th'" e]kth" sunovdou | κανόνες τῆς ἕκτης συνόδου | Greek | 脚注 71 | 依第六次会议语境推复ἕκτης,原气息符疑讹。 |
| @Rinovtmhto" | Ῥινότμητος | Greek | 脚注 73 | @R为大写Ρ带粗气的旧字体编码。 |
| rJi" | ῥίς | Greek | 脚注 73 | 依鼻子的词形补推原码缺失重音。 |
| Marwnei'tai | Μαρωνεῖται | Greek | 脚注 76 | 按编码保留原拼写及重音。 |
| monogenhv" | μονογενής | Greek | 脚注 92 | 按编码恢复。 |
| prwtovtoko" ejn polloi'" ajdelfoi'" | πρωτότοκος ἐν πολλοῖς ἀδελφοῖς | Greek | 脚注 93 | 按编码恢复经文词组。 |
| non adoptione, non appellatione seu nuncupased in utraque natura unus Dei Patrus verus et proprius Dei Dei Filius. | non adoptione, non appellatione seu nuncupatione, sed in utraque natura unus Dei Patris verus et proprius Dei Filius. | Latin | 脚注 102 | 推补nuncupatione与sed的粘连脱文,Patrus改Patris,并删重复Dei;未核实引文。 |
| peri;pollw'n | περὶ πολλῶν | Greek | 脚注 117 | 拆开连写并恢复重音。 |
| panvte" | πάντες | Greek | 脚注 117 | 原码重音标记位置错移,依omnes推复。 |
| katjajntivfrasin | κατ’ ἀντίφρασιν | Greek | 脚注 127 | 首个j依省音语境作撇号,后者作平气符。 |
| metousivwsi" | μετουσίωσις | Greek | 脚注 135 | 按编码恢复化质术语。 |
见第X章,§§ 100–104。↩︎
“上帝圣灵啊,你从父和子发出,求你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任何正统的希腊或俄罗斯基督徒,若与圣公会信徒一同作此祷告,便是背叛自己的教会。不过,应当知道,英格兰教会的一些主要神学家也谴责在信经中插入和子说(Filioque)。尼尔博士 (Dr. Neale) 在《神圣东方教会史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Holy Eastern Church) 第II卷,第1168页,作出结论说,在“不可侵犯的信经中”插入此句,“是全然无法辩护的行为,并使罗马教会对1054年那场可怕的分裂负有主要罪责。此举公然违背了以弗所会议第六次会议、迦克墩会议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第六次议事,以及第三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第七次议事所通过的禁令。此举违背了一位极其圣洁的教皇的明令;他本人相信双重发出,如今已与上帝同在。经验已经表明,在从信经中删去和子说以前,各教会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即使后来有一届真正的大公会议宣告这一教义为真理,也仍是如此。”皮尔逊主教 (Bishop Pearson) 对插入此句持同样的看法,却赞同拉丁教义。他在《信经释义》 (Exposition of the Creed) 第VIII条中说:“诚然,未经东方教会同意,并且违背其抗议,在正式信经中增添这些词句,是无法辩护的;然而,所增添的内容仍确实是真理,相信它是真理的人,也可以在信经中如此使用;只要他们不声称这是该会议所作的界定,而承认这是后来插入的增补或解释,也不谴责那些出于对这类会议决议更大的尊重,而不容许这种增补、只肯使用圣经和他们的教父所用语言的人。”↩︎
约15:26:ὁ Παράκλητος* … τὸ* πνεῦμα* τῆς ἀληθείας, ὃ παρὰ τοῦ Πατρὸς ἐκπορεύεται*(武加大译本:procedit,发出)。动词ἐκπορεύομαι*(中间语态),即procedo,本身既可以表示从一个源头发出,也可以表示奉差遣而出;但若是前一种情形,介词ἐκ*(从……里面出来)会比παρά*(从……身旁出来)更为恰当。因此,尼西亚信经和希腊教父在陈述他们的教义时,以ἐκ*代替παρά*。然而,παρά*并不排除ἐκ*,无论如何,父都是圣灵的源头。问题只在于,他是唯一的源头,还是与子共同为源头。↩︎
ἐκπόρευσις*是教父所用的名词,源自圣经及古典文献中的动词ἐκπορεύομαι*;拉丁文processio(发出)则源自procedere。↩︎
希腊人称之为ἴδιον*或ἰδιότης*,拉丁人称之为proprietas personalis(位格特性)或character hypostaticus(位格标志)。见第III卷,§ 130。↩︎
ἀγεννησία*,paternitas(父性)。↩︎
γεννησία*,γέννησις*,generation filiatio(生、子性)。↩︎
约15:26,基督论到圣灵说:ὃν ἐγὼ πέμψω*。比较16:7:πέμψω αὐτόν*,以及14:26:ὃ πέμψει ὁ Πατὴρ ἐν τῷ ὀνόματί μου*。↩︎
ἔκπεμψις*,missio(差遣)。↩︎
关于释经问题,见兰格 (Lange,美版,第469页)、卢塔特 (Luthardt)、迈耶 (Meyer)、魏斯 (Weiss,迈耶注释第6版)、阿尔福德 (Alford)、韦斯科特 (Westcott)、戈代 (Godet) 对约15:26及平行经文的注释。兰格说:“父无疑享有作为第一ἀρχή*的尊荣,子本身也从他发出;但圣灵同时也是子的灵,而子也蒙赐在自己有生命,因此,希腊神学的διὰ τοῦ υἱοῦ (ἐκ τοῦ πατρός)*就不够充分。”戈代在该处说:“很难像卢塔特、迈耶和大多数现代学者那样,将‘从父发出’这句话,解释为与前一句‘我要从父那里差给你们’所指的是同一件事,因为这样便纯属同义反复。此外,将来时πέμψω*,即‘我将差遣’,指向一件将在某个未定时期发生的历史事实;而现在时ἐκπορεύεται*,即‘发出’,似乎指向一种恒常的、神圣的,因而也是永恒的关系。正如道成肉身这一历史事实对应于子的永恒受生,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也对应于圣灵永恒地从上帝发出。启示中的神圣事实以三位一体的关系为基础,可以说是这些关系的映照。(Les faits de la révélation reposent sur les relations trinitaires. Ils en sont comme les reflets。)正如子的道成肉身与他的永恒受生相联系,圣灵的差遣也与他在神圣本质中的发出相联系。——拉丁教会从‘我将差遣’这句话出发,肯定和子说(Filioque),并没有错;希腊教会从‘从父’这句话出发,坚持per Filium(藉着子)及从属关系,也没有错。要调和这两种观点,我们必须采取《约翰福音》的基督论立场;按照这一立场,同质性 (homoousia) 与从属关系二者同时为真(sont vrais simultanément)。”米利根 (Milligan) 与莫尔顿 (Moulton) 在该处(沙弗的《修订版注释》)说:“‘从父出来’这句话,并非意在表达三位一体的第一位与第三位之间的某种形而上关系,而是要使我们的思想回到这一事实:正如耶稣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父而来,如今也将有一位具有同样神圣能力和荣耀的,来接替他的位置。‘从父’这几个字又附加在‘我将差遣’之后,是因为父是圣灵与子‘出来’的终极源头,也确实是那位藉着祈求圣灵的子而赐下圣灵的(比较14:16)。因此,在这圣灵的能力中,门徒将来与父的联系,不会比耶稣亲自在他们身旁时稍有疏远;他们从父所得的力量,其效能也不会稍有逊色。”↩︎
Καὶ [πιστεύομεν] εἰς τὸ ἅγιον* πνεῦμα*.↩︎
τὸ κύριον [καὶ] τὸ ζωοποιὸν, τὸ ἐκ τοῦ πατρὸς ἐκπορευόμενον, κ.τ.λ.*。见我的《基督教世界的信经》 (Creeds of Christendom),第II卷,第57、60页。↩︎
奥古斯丁论双重发出的主要段落已引于第III卷,§ 131。关于他的整个三位一体教义,见特奥德·甘高夫 (Theod. Gangauf) 的《圣奥古斯丁论三一上帝的思辨教义》 (Des heil. Augustinus’ speculative Lehre von Gott dem dreieinigen,奥格斯堡〔Augsb.〕,1866年),以及朗根 (Langen) 的《三位一体教义的分歧》 (Die trinitarische Lehrdifferenz) 等(波恩,1876年)。关于利奥一世 (Leo. I.) 的教导,比较佩特尔 (Perthel) 的《伟大者利奥》 (Leo der Grosse),第138页及后。↩︎
曼西 (Mansi),IX,第981页:“Credimus et in Spiritum S., dominum et vivificatorem, ex Patre et Filio procedentem”(我们也信圣灵,他是主,是赐生命者,从父和子发出),等等。关于第三次托莱多会议 (Synodus Toletana),见赫费勒 (Hefele),III,第48页及后。↩︎
第四次托莱多会议(633年)同样复述了带有和子说(Filioque)的信经,见赫费勒,III,第79页。其余各次托莱多会议(公元638、646、655、675、681、683、684、688、694年)都以信仰告白开篇;其中若干次采用未经改动的尼西亚信经,另一些则采用增扩的形式。↩︎
赫费勒 (Hefele),III,第432页。↩︎
在福鲁姆尤利 (Forumjulii,即弗留利〔Friaul〕) 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时那里是阿奎莱亚 (Aquileja) 主教的驻地。赫费勒,III,第718页及下页。↩︎
阿尔昆 (Alcuin) 写了一部《论圣灵的发出》 (De Processione S. Spiritus,见米涅编《著作集》〔Opera〕,II,第63页),狄奥杜尔夫 (Theodulf) 应查理曼 (Charlemagne) 的请求,也写了一部同题著作(米涅,第105卷)。↩︎
第23节:“Spiritus Sanctus a Patre EtFilio: non factus, nec creatus, nec genitus: sed procedens”(圣灵出于父和子:不是作成的,不是受造的,也不是受生的,而是发出的)。因此,希腊教会从未采用亚他那修信经。大多数希腊文抄本只作ἀπὸ τοῦ πατρός*,省去et Filio(和子)。↩︎
此次会议是否也批准将和子说(Filioque)插入信经,尚不确定。帕吉 (Pagi) 否认,布尔特里姆 (Burterim)、赫费勒(III,第751页)和赫尔根勒特(I,第698页)则予以肯定。阿尔勒会议 (Synod of Arles,813年) 同样宣认双重发出,见赫费勒,III,第757页。↩︎
曼西,XIV,第18页;巴罗尼乌斯 (Baronius),809年条(ad arm. 809);吉泽勒,II,第75页(美版);赫费勒,III,第754页;赫尔根勒特,《佛提乌斯》 (Photius),I,第699页及后。关于银牌重近一百磅这一事实,阿纳斯塔修斯在《利奥三世传》 (Vita Leonis III.) 中,以及佛提乌斯在《致阿奎莱亚牧首书》 (Epist. ad Patriarch. Aquilej.) 中,都有记载;希腊论战者也常以此为据。皇帝的使节坚称,相信圣灵从子发出乃是得救所必需的;但教皇回答说,还有别的事也是得救所必需的,却没有在信经中提及。他还建议,在皇帝的礼拜堂中不再唱诵这一子句;法国所有其他教会都会效法这一省略的榜样,如此便最容易消除所造成的冒犯。↩︎
在他为第二次尼西亚会议辩护、反驳《查理书》 (Libri Carolini) 的著作中;该书曾指控塔拉修 (Tarasius) 犯有错误。见米涅 (Migne) 的《查理大帝著作集》 (Opera Caroli M.),II,第1249页。↩︎
教皇约翰八世 (Pope John VIII.) 在致佛提乌斯的一封信中谴责了和子说(Filioque);但此信真伪有争议,罗马天主教史家宣称它是希腊人的伪作。见上文第315页,以及赫费勒,IV,第482页。罗马教会究竟何时在其尼西亚信经的版本中采用和子说,并不完全确定。有些人将此事定于教皇尼古拉时期,另一些人定于教皇克里斯托福鲁斯 (Pope Christophorus,903年) 时期,还有些人定于塞尔吉乌斯三世 (Sergius III.,904–911年) 时期,但大多数作者则定于本笃八世 (Benedict VIII.,1014–1015年) 时期。见赫尔根勒特,《佛提乌斯》,I,第706页。↩︎
见他867年的通谕,以及885年以后所写的《圣灵奥义论》 (Liber de Spiritus Sancti Mystagogia);后者由赫尔根勒特于1857年在雷根斯堡首次刊行。亦见米涅编《佛提乌斯著作集》 (Photii Opera,巴黎〔Par.〕,1861年),第II卷,第722–742、279–391页。比较赫尔根勒特的《佛提乌斯》 (Phoitius),第III卷,第154页及后。书名μυσταγωγία*(=ἱερολογία*、θεολογία*、sacra doctrina,神圣教义),本应是一部全面论述三位一体第三位教义的著作,实际上却仅限于那有争议的发出教义。赫尔根勒特说(III,第157页),该书表现出“高超的辩证技巧、罕见的敏锐,以及多种多样、为数众多的诡辩;后世为分裂辩护的人曾广泛抄用此书”。关于佛提乌斯与尼古拉之间的争论,见本卷§ 70。↩︎
《驳希腊人》 (Liber adv. Graecos),载阿舍里 (Acheri) 的《拾遗集》 (Spileg.),亦载米涅《拉丁教父集》 (Patrol. Lat.),第121卷,第685–762叶。无甚价值。↩︎
《拉塔姆努斯驳希腊人诋毁罗马教会的反对意见四卷》 (Ratamni contra Graecorum opposita, Romanam ecclesiam infamantia, libri IV.),载阿舍里 (Acherii) 的《拾遗集》 (Spicil.),亦载米涅,l.c.(前引书),第225–346叶。此书远比巴黎的埃涅阿斯 (Aeneas of Paris) 所写的那部重要。节录见赫尔根勒特的《佛提乌斯》 (Photius),I,第675页及后。↩︎
《论圣灵的发出》 (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
他奉教皇帕斯卡尔二世 (Pope Paschalis II.) 之名,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宫廷中为拉丁教义辩护。↩︎
见他担任皇帝洛泰尔二世 (Emperor Lothaire II.) 驻君士坦丁堡宫廷使节期间,与希腊人所作的《对话录》。↩︎
《驳希腊人的谬误》 (Contra errores Graecorum),以及他的《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ae)。↩︎
《佛提乌斯》 (Photius),I,第684–711页。↩︎
《正统信仰告白》(Confessio Orth.),问71(沙弗《基督教世界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II,第349页及下页):Διδάσκει* [ ἡ ἀνατολικὴ* ἐκκλησία*] πῶς τὸ* πνεῦμα* τὸ ἅγιον ἐκπορεύεται ἐκ μόνου τοῦ Πατρὸς, ὡς πηγῆς καὶ ἀρχῆς τῆς θεότητος*。意即:东方教会教导,圣灵惟独从父发出,父是神性的泉源和本原。随后列出《约翰福音》15:26及希腊教父的证明。同一问又将καὶ ἐκ τοῦ υἱοῦ*(Filioque,和子说)这一措辞斥为后世的搀改。在争论激烈之时,它甚至被污称为亵渎圣灵的罪。《俄国大教理问答》(The Longer Russian Catechism) 在论及《尼西亚信经》第八条时(见沙弗《信经》等,II,第481页),否认单一发出的教义容许任何变更或补充,理由如下:“第一,因为正教会重复的是基督本人的话,而他的话无疑是真理准确而完备的表达。第二,因为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立有关圣灵的真实教义,无疑已在信经中将这一教义充分阐明;大公教会对此的承认如此明确,以至第三次大公会议在其第七条教规中禁止编写任何新的信经。”随后,《教理问答》引用大马士革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 的以下一段话:“论到圣灵,我们既说他出于父,也称他为父的灵;但我们绝不说他出于子,只称他为子的灵。”(《神学》[Theol.],lib. l.c. 11,v. 4。)↩︎
关于大马士革的约翰的教义及其著作摘录,见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佛提乌斯》(Photius),I,第691页及下页;又见德林格会议 (Döllinger Conference) 的议事录(沙弗《基督教世界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II,第553页及下页)。朗根 (Langen) 博士(波恩的旧天主教徒教授)在其论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专著中(哥达,1879年,第283页及下页),将这位伟大神学家关于发出的见解概括如下:1)圣灵从父发出,安息于子。2)他并非从子发出,而是从父藉着子发出。3)他是子的形像,正如子是父的形像。4)他构成父与子之间的中介,并藉着子与父相联。↩︎
朗根,前引书(l.c.),第286页:“So hat demnach die grosse Trennung zwischen Orient und Occident in diesem Lehrstücke die Folge gehabt, dass die, Auffassung des Damasceners, gleichsam in der Mitte stehend, von dem Patriarchen Tarasius amtlich approbirt und vom Papste Hadrian I. vertheidigt, weder im Orient noch im Occident zur Geltung kam. Dort galt sie als zu zweideutig und hier ward sie als unzureichend befunden.”(因此,东西方的大分裂在这一教义问题上所造成的结果是:大马士革人那种仿佛居于中间的见解,虽经牧首塔拉修正式认可,又得到教皇哈德良一世的辩护,却既未在东方,也未在西方获得承认。在东方,人们认为它过于含混;在西方,人们又认为它有所不足。)↩︎
普瓦捷的希拉里 (Hilary of Poitiers) 也被援引,因为他既使用 a Patre et Filio(从父和子)这一措辞(《论三位一体》[Trinit.],II. 29),也使用另一措辞 ex Patre per Filium(从父藉着子)。然而,德尔图良 (Tertullian) 倒更接近希腊一方:“Spiritum S. non aliunde puto quam a Patre per Filium.”(我认为圣灵并无别的来源,只从父藉着子而出。)《驳普拉克西亚》(Adv. Prax.),第4章。诺瓦atian (Novatian) 的《论三位一体》(De Trinit.) 也是如此。↩︎
会议的论纲,见罗伊施 (Reusch) 博士出版的《议事录》,波恩,1875年,第80页及后;又见沙弗《基督教世界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第II卷,第552页及后。早先,德林格博士仍与罗马共融之时,曾就“和子”争论提出通常那种片面的拉丁观点,并将佛提乌斯描绘为一个“野心无边、并非不受宫廷腐败沾染,而且精通宫廷一切阴谋伎俩”的人。《教会史》(Hist. of the Church),E. 考克斯 (E. Cox) 译,第III卷,第86页。参较他对佛提乌斯会议(879年)的评论,引于§70,第317页。↩︎
基督一志论 (Monotheletism) 一名源于μόνον*和θέλημα*(意志)。异端的名称,无论表示其教师还是其教义,总是用来命名争论及采纳它的宗派。异端的一志教义的拥护者被称为(最早由大马士革的约翰如此称呼)Μονοθεληταί*,或Μονοθελῆται*,即 Monotheletes 或 Monothelites(一志论者);正统的二志教义称为基督二志论 (Dyotheletism)(源于δύο θελήματα*),其拥护者称为Δυοθελῆται*,即 Dyothelites(二志论者)。相应地,关于救赎主具有一性或二性的教义,称为基督一性论 (Monophysitism) 和基督二性论 (Dyophysitism)。↩︎
然而,这一益处却因基督人性无位格 (anhypostasia) 的观念而丧失了;大马士革的约翰在其对正统基督论的权威性阐述中教导了这一观念。他的目的是排除双重位格的观念。但将理性与意志同位格分开是不可能的;主张基督的人性没有位格,也不可能不陷入幻影说 (docetism)。至多只能承认位格内存 (Enhypostasia),即耶稣的人性被结合或包含于逻各斯那唯一的神圣位格之中。教会从未正式承诺接受无位格的教义。↩︎
第XVIII次会议(Actio XVIII.),载曼西 (Mansi),XI,第637页;吉泽勒 (Gieseler),I,第540页,注15;赫费勒 (Hefele),III,第284页及下页。↩︎
δύο φυσικὰς θελήσεις ἤτοι θελήματα ἐν αὐτῷ, καὶ δύο φυσικὰς ἐνεργείας ἀδιαιρέτως, ἀτρέπτως, ἀμερίστως, ἀσυγχύτως… κηρύττομεν*(duas naturales voluntates et duas naturales operationes indivise, inconvertibiliter, inseparabiliter, inconfuse … praedicamus,即:我们宣告,他里面有两个本性的意志,亦即意愿,以及两个本性的运作,不分割、不改变、不分离、不混淆……)。↩︎
参较教皇阿加托 (Agatho) 致召集这次会议的皇帝之书信中的以下一段;决议的拟定显然受到这段话的启发(曼西,XI,第239页;吉泽勒,I,第540页;赫费勒,III,第255页):“Cum duas autem naturas duasque, naturales voluntates, et duas naturales operationes confitemur in uno Domino nostro J. Ch., non contrarias eas, nec adversas ad alterutrum dicimus (sicut a via veritatis errantes apostolicam traditionem accusant, absit haec impietas a fidelium cordibus), nec tanquam separatas in duabus personis vel subsistentiis, sed duas dicimus unum eundemque Dominum nostrum J. Ch., sicut naturas, ita et naturales in se voluntates et operationes habere, divinam scilicet a humanam: divinam quidem voluntatem et operationem habere ex aeterno cum coëssentiali Patre, communem; humanam temporaliter ex nobis cum nostra natura susceptam. ”(我们承认,在我们独一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两个本性、两个本性的意志和两个本性的运作,但我们并不说它们彼此相反或互相敌对〔那些偏离真理之道的人竟以此指控使徒传统;愿这种不敬虔的思想远离信徒的心〕,也不是说它们分别存在于两个位格或实体之中;我们乃是说,同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如具有两个本性,也在自身具有两个本性的意志和运作,即神性的与人性的:神性的意志和运作,自永恒就与同质的父共有;人性的意志和运作,则在时间之中,从我们而来,连同我们的人性一并取受。)阿加托引证了经文和教父的见证,却未界定这两个意志如何共同运作。↩︎
在埃及,一性论教会,亦即本民族的科普特教会 (Coptic church),人数在五百万至六百万之间,而正统的帝国教会一派仅有三十万人。勒诺多 (Renaudot),《亚历山大雅各派牧首史》(Hist. Patriarch. Alexandr. Jacob.),巴黎,1713年,第163页及下页,转引自赫费勒,III,第130页。↩︎
这一措辞借自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Areopagita) 的神秘主义著作(《致该犹书第四封》[Epist. IV. ad Cajum])。马克西穆斯 (Maximus) 推崇伪狄奥尼修斯 (Pseudo-Dionysius),却给这段话以及亚历山大的区利罗的一段类似言论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见赫费勒,III,第129页。↩︎
居鲁士 (Cyrus) 的九章,见曼西,XI,第563页;又见赫费勒,III,第138页。↩︎
此文保存在第六次大公会议的会议记录中。见曼西,XV,第461–508页;又见赫费勒,III,第159–166页。↩︎
曼西,X,第991页及下页;赫费勒,III,第179页及下页。↩︎
这场辩论刊于马克西穆斯的《著作集》(Opera),孔贝菲 (Combefis) 编,II,第159页及后;又见米涅 (Migne),I,第287页及后。参较瓦尔希 (Walch),IX,第203页及后;赫费勒,III,第190–204页。曼西,X,第709–760页所载的记录,充斥着排印错误(据赫费勒所说)。马克西穆斯运用了精细的形而上学区分,如θέλησις, βούλησις, ἐνέργεια, βουλευτικὸν θέλημα, ὑποστατικόν, ἐξουσιαστικόν, προαιρετικόν, γνωμικόν, οἰκονομικόν*。皮鲁斯 (Pyrrhus) 后来重返君士坦丁堡主教座,并采纳了基督具有三个意志的荒谬理论,即一个位格的意志和两个本性的意志。↩︎
亦称τύπος περὶ πίστεως*。见曼西,X,第1029页;瓦尔希,IX,第167页;赫费勒,III,第210页;又见吉泽勒,1,第539页,注9。《信仰敕令》(Typos) 由保罗撰写;他是塞尔吉乌斯 (Sergius) 之后的第二位继任者,而《信仰阐释》(Ekthesis) 则是塞尔吉乌斯所撰。↩︎
会议记录见曼西,X;又见赫费勒,III,第212–230页。↩︎
Τρούλλον*或Τρούλλιον*,Trullum, Trulla, Trullus,是指带穹顶建筑的专门术语。会议记录说,会议在ἐν τῷ σεκρέτῳ τοῦ θείου παλατίου, τῷ οὕτω λεγομένῳ Τρούλλῳ*举行,即“在神圣宫殿的内厅,所谓穹顶厅内”;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则说:“in basilica, quae Trullus appellatur, intra palatium. ”(在宫内称为穹顶厅的大厅中。)↩︎
曼西,XI,第195–922页。详细记述见赫费勒,III,第252–313页。↩︎
见上文§110。↩︎
参较《基督教世界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I,第163、187页。↩︎
τὸν κατὰ πάντα τούτοις συναιρέτην καὶ σύνδρομον καὶ βεβαιωτὴν τῆς αἱρέσεως*。↩︎
“Honorium [anathematizamus] qui hanc apostolicam sedem non apostolicae traditionis doctrina lustraVit. sed profana proditione immaculatam fidem subvertere conatus est, et omnes qui in suo errore defuncti sunt. ”(我们将霍诺留及一切死于其谬误中的人逐出教会;他没有以使徒传统的教义使这使徒教座增光,反倒以亵渎的背叛,企图颠覆纯洁无玷的信仰。)曼西,XI,第731页;赫费勒,III,第289页。见§113。↩︎
ὅθεν καὶ ἓν θέλημα ὁμολογοῦμεν τοῦ Κυρίου Ἰησ. Χρ.*——unde et unam voluntatatem fatemur Domini nostri lesu Christi(因此,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意志)。曼西,XI,第538页及后;赫费勒,III,第146页及下页。↩︎
曼西,第579页;赫费勒,第166页及下页。↩︎
新教历史家中最为公允的尼安德 (Neander),以及近代天主教历史家中学问最渊博的德林格 (Döllinger),也持同样的看法。尼安德(III,第179页,英译本;1II,第360页,德文本)说:“霍诺留在两封信中宣称,他完全赞同(erklärte, sich ganz übereinstimmend)塞尔吉乌斯的见解,并以同样的措辞致信居鲁士和索弗罗尼乌斯。他也惧怕在这类事情上作出逻辑上的界定。在他看来,必须认定基督只有一个意志,因为不可能设想在他里面,人性的意志与神性的意志会发生冲突,如同在人里面因罪而有的那种冲突。”[“他与塞尔吉乌斯都认为,在同一主体内,两个意志不可能并存而不相对立。”引自脚注。]“他确实赞成牧首居鲁士所采取的调适办法(οἰκονομία*),藉此使基督一性论者重新与大公教会联合。但由于此前教会从未在任何公开决议中谈到基督的‘一种运作方式’或‘两种运作方式’,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今后避免这类表述,因为前者可能引向欧提奇派 (Eutychianism),后者可能引向聂斯托利派。他将整个问题归入那些无益的、危及敬虔的精微辩论之列。人们应当满足于按照教会迄今所确立的教义,持守这一点:同一位基督在其两个本性中行神性的事,也行人性的事。其余那些问题,应留给学校里的文法教师。如果圣灵如圣保罗所说,以多种方式在信徒里面运行,那么这对于元首本身岂不更是如此!”尼安德在一条注释中补充说:“虽然两种运作方式的理论”[即正统教义]“正是他在这里所断言之事的基础,他却谨慎地避免将其说出。”同样,德林格博士在仍与罗马共融之时,也如此陈述霍诺留的教义,并说(《教皇传说》[Fables of the Popes],第226页,美国版):“霍诺留的这一教义如此受到塞尔吉乌斯以及其他赞助和支持基督一志论之人的欢迎,终于导致两道帝国敕令的颁布,即《信仰阐释》(Ekthesis) 和《信仰敕令》(Typus)。”↩︎
贝拉明 (Bellarmin),以及费尔特雷 (Feltre) 的主教巴尔托卢斯 (Bartholus,又作 Bartoli),都持此说;后者还质疑塞尔吉乌斯致霍诺留书信的完整性(见其《为霍诺留一世辩护》[Apol. pro Honorio I.],1750年,转引自德林格,第253页及赫费勒,III,第142页)。德林格宣称,这是“一种可悲的权宜之计!”↩︎
佩罗内 (Perrone)、彭纳基 (Pennachi)、曼宁 (Manning) 都持此说。这些神学家竟自以为比那位无误的教皇利奥二世知道得更清楚;后者曾以教座权威(ex cathedra)谴责霍诺留为异端。↩︎
教皇约翰四世 (John IV.,640–642年) 即持此说;他为前任辩护,说前任不过是要排斥两个彼此敌对的意志这一观念,仿佛基督有一个被罪玷污的意志(曼西,X,第683页)。但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将一个有罪的意志归于基督。赫费勒主教和赫尔根勒特枢机所采用的辩护,实质上也相同;见本节末尾的注释。↩︎
瓦尔希、尼安德、吉泽勒、鲍尔 (Baur)、多尔纳 (Dorner)、库尔茨 (Kurtz) 等。见第502页注释。↩︎
里歇 (Richer)、杜潘 (Dupin)、波舒哀 (Bossuet)、德林格 (Döllinger)。↩︎
曼西,XI,第622、635、655、666页。↩︎
巴罗尼乌斯 (Baronius)(Ad ann.,633及681年条),以及皮吉乌斯 (Pighius)(《论第六及第七次会议记录》[Diatribe de Actis VI. et VII. concil.])。↩︎
将其理解为一种谴责,所谴责的不是霍诺留的异端,而是他劝人保持沉默、因而疏于遏制异端的失职(ob imprudentem silentii oeconomiam,由于对沉默作了不审慎的安排)。耶稣会士加尼耶 (Garnier) 在其所编《罗马教宗日用文书集》(Liber diurnus Romanorum pontificum) 的附录《论霍诺留与第六次会议之事》(De Honorii et concilii VI. causa) 中持此说,赫费勒引述于第三卷第175页,并不厌其烦地提出三项论据加以驳斥。↩︎
错误不在教义的界定,而在教义事实上(in facto dogmatico)。这一论点认为,大公会议与教皇一样,在事实问题上(de facto)可能犯错,尽管在信仰(de fide)和法理(de jure)上不会犯错。教皇图书馆馆长阿纳斯塔修斯、枢机图雷克雷马塔 (Turrecremata)、贝拉明、帕拉维奇诺 (Pallavicino)、梅尔基奥尔·卡努斯 (Melchior Canus)、约斯·西姆·阿塞马尼,以及近来的彭纳基教授,都持此说。见赫费勒,第三卷第174页,注4。↩︎
更确切地说,当他宣称历任教皇对于错误教义都已尽到本分时,他所说的并非实话。↩︎
这份信仰告白要求教皇咒诅“Sergium … una cum Honorio, qui pravis eorum assertionibus fomentum impendit.”(塞尔吉乌斯……以及助长他们邪谬主张的霍诺留)。《日用文书集》(Lib. Diurn.),第II章,第9题,第2份信仰告白。这项誓言可能是格列高利二世于八世纪初规定的。↩︎
巴罗尼乌斯认为利奥二世的这封信是伪作,贝拉明则认为它遭到了篡改。鲍尔 (Bower) 在《教皇史》(History of the Popes) 中评论说:“只有彻底绝望,才会使这位编年史家(巴罗尼乌斯)想出如此孤注一掷的遁辞。”↩︎
Σύνοδος πενθέκτη*。希腊人只把它看作第六次大公会议的延续,称其教规为 κανόνες τῆς ἕκτης συνόδου*。因此,它在同一地点举行。拉丁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它,称之为“Synodus erratica”(谬误的会议),或“Conciliabulum pseudosextum”(伪第六次会议)。但他们有时也误将它的教规归于第六次会议。↩︎
在特指的意义上称为特鲁洛会议(Concilium Trullanum)。第六次会议也在同一地点举行。↩︎
Ῥινότμητος*,源于 ῥίς*,意为“鼻子”,暗指他所受的残刑。↩︎
吉本(第48章)对他的性格作了如下描述:“他的父亲死后,罗马世界的遗产传给了查士丁尼二世;一个功业显赫的立法者的名字,却被一个少年的种种恶行所玷污,这少年只在耗费巨资、奢侈营造一事上效法了那位与他同名的先人。他的情欲强烈,见识却很浅薄;出身使他得以统治千百万人,他便陶醉于愚妄的骄傲之中,而这些人中哪怕最小的社群,也不会选他作地方长官。他宠信的两名大臣,是最缺乏人类同情心的两种人:一个宦官,一个修士。他把宫廷交给前者,把财政交给后者;前者用鞭子惩戒皇帝的母亲,后者则把无力纳税的人头朝下悬在烟熏的文火之上。自康茂德 (Commodus) 和卡拉卡拉 (Caracalla) 以来,罗马君主的残酷,通常多半出于恐惧;但查士丁尼却有几分强悍,以臣民的痛苦为乐,无惧他们的报复,如此约有十年,直到他的罪恶与他们的忍耐都达到了极限。”↩︎
阿纳斯塔修斯、比德和执事保罗 (Paulus Diaconus) 都记载了此事。见曼西,第XII卷第3页;巴罗尼乌斯,692年条(ad a. 692);以及赫费勒,第三卷第346页。↩︎
Μαρωνεῖται*.↩︎
Adoptiani, Adoptivi;英语作 Adoptianists 或 Adoptionists,即嗣子派(源自 adoptio,意为收养)。↩︎
Filius proprius(本有之子),或 verus(真子)。↩︎
Filius adoptivus(嗣子),或 nuncupativus(名义上的儿子)。↩︎
“Hic etiam Filius Dei natura est Filius, non adoptione.”(这位上帝之子也是按本性为子,而不是因收养为子。)↩︎
巴罗尼乌斯、格弗勒 (Gfrörer)、鲍迪辛持此说;但赫费勒(第三卷第649页)对此提出异议,理由是嗣子派极力主张三位一体与基督的神性,而这两项教义恰恰极为穆罕默德教徒所反感。↩︎
尼安德与雅科比持此说;见雅科比所编尼安德《教义史》(Dogmengesch.),第二卷第26页及后。雅科比试图证明嗣子论与摩普绥斯提亚的狄奥多 (Theodor of Mopsueste) 的著作有关。加姆斯(《西班牙教会史》[Kirchengesch. Spaniens],II. 2,第261页及后)推测,有些东方聂斯托利派信徒定居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并提出了嗣子论的理论。赫费勒(第三卷第646页)与默勒(赫尔措格,第2版,第一卷第159页)也倾向于同一看法。恩胡贝尔 (Enhueber)、瓦尔希与巴赫认为,埃利潘杜斯是由于反对米格提乌斯 (Migetius) 而形成这一观点的;米格提乌斯不区分逻各斯与基督,仿佛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道成肉身以前并不存在。——有关米格提乌斯的记载含混不清。埃利潘杜斯指控他教导说,三位一体中有三位有形体的位格,分别在大卫(父)、耶稣(子)和保罗(圣灵)里面成为肉身。他可能陷入了普利西利安派 (Priscillianists) 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又被混同于撒伯流主义 (Sabellianism)(因此他被称为 magister Salibanorum,即撒伯流派的教师;其中 Salibanorum 是 Sabellianorum 的讹写)。关于这一神秘的现象,见恩里克·弗洛雷斯 (Henrique Florez),《神圣的西班牙》(España sagrada),第V卷第543页及下页;以及赫费勒,前引书(l.c.),第三卷第629—635、657页。↩︎
乌尔赫尔(Urgelis、Urgela、Orgellis),位于西班牙边区 (Marca Hispanica)。它从前隶属塔拉科纳 (Tarracona) 都主教区,但自八世纪中叶起,归属纳博讷教省。↩︎
他在西班牙至今仍被尊为圣别戈 (San Biego),但埃利潘杜斯却称他为敌基督的门徒,说他“异端、分裂、无知,且沉溺于肉体的情欲”,与他的名字贝阿图斯(Beatus,意为“蒙福者”)所暗示的完全相反。↩︎
据传哈德良也曾写信给查理曼,并于788年召集纳博讷会议;但这次会议的记录(1633年由卡特尔 [Cattell] 首次刊行)被帕吉、瓦尔希和赫费勒(第三卷第662页及下页)判为伪作。↩︎
详见赫费勒,第三卷第678页及后。他称此次会议为查理曼所召集的所有会议中最盛大的一次。会议是“奉使徒权威”(apostolica auctoritate)举行的,教皇哈德良的两位代表在场。但主持会议的是查理曼本人。史料没有记载与会人数,不过巴罗尼乌斯及其后的许多人都说有300人。↩︎
哈杜因 (Hard.),第IV卷第929—934页;阿尔昆,《书信集》(Epp.),第92、176封;以及曼西,第XIII卷第1035页及下页所载《费利克斯信仰告白》(Confessio Fidei Felicis)。↩︎
见瓦尔希,《嗣子论史》(Hist. Adopt.),第253页;吉泽勒,《教会史》(Church History),德文第4版,第二卷第一部第117页,注13(英译本,第二卷第78页)。↩︎
西班牙主教致查理曼的信中,引述了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一段有力的话。他说(《词源》[Etymolog.],第II卷第2章;见米涅版阿尔昆著作,第二卷第1324页):“Unigenitus vocatur secundum Divinitatis excellentiam, quia sine fratribus: Primogenitus secundum susceptionem hominis, in qua per adoptionem gratiae fratres habere dignatus est, de quibus esset primogenitus.”(按其神性的卓越,他称为独生子,因为他没有弟兄;按其取了人性,他称为长子,因为他在这人性中,屈尊借恩典的收养而有了弟兄,使他在他们中间作长子。)他们还从莫扎拉布礼仪中引述了七段文字。见赫费勒,第三卷第650页及后。↩︎
希拉里的一段话(《论三位一体》[De Trinit.],II. 29)存在两种异读之争——“carnis humilitas Adoptatur”(肉身的卑微被收纳)和“adoratur”(受敬拜,阿尔昆所用的读法);然而,只有前一种读法符合上下文,而且“adoptatur”在这里是以较宽泛的意义代替 assumitur(被取用),阿戈巴尔德 (Agobard) 即作此解。见瓦尔希,《嗣子论史》(Hist. Adopt.),第22页及后;以及吉泽勒,第二卷第76页,注2。↩︎
见尼安德,《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第三卷第318页及后;英文版,第三卷第159页及后。↩︎
Unigenitus(独生子),μονογενής*,《约翰福音》1:14、18。↩︎
Primogenitus(长子),πρωτότοκος ἐν πολλοῖς ἀδελφοῖς*(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罗马书》8:29;比较《歌罗西书》1:15。↩︎
阿尔昆,《驳费利克斯》(Contra Felicem),I. 12及III. 1。↩︎
多尔纳,第二卷第319页。↩︎
瓦尔希。↩︎
尼安德。↩︎
前引书(l.c.),II. 15。↩︎
前引书(l.c.),V. 1。↩︎
“In una persona, duabus quoque naturis plenis atque perfectis.”(在一个位格中,也有完整而完全的两性。)阿尔昆,《全集》(Opp.),第二卷第567页。↩︎
阿尔昆,《驳费利克斯》(contra Felicem),前引卷(lib. l.c.),第11章:“Sicut Nestoriana impietas in duas Christum dividit personas propter duas naturas; ita et vestra indocta temeritas in duos eum dividit filios, unum proprium, alterum adoptivum. Si vero Christus est proprius Filius Dei Patris et adoptivus, ergo est alter et alter,”等等。(正如聂斯托利派的不敬虔因两性而把基督分成两个位格,你们无知的妄为也把他分成两个儿子,一个是本有的,一个是收养的。倘若基督既是父上帝本有的儿子,又是嗣子,那么他就是两个不同者。)第IV卷第5章:“Nonne duo sunt, qui verus est Deus, et qui nuncupativus Deus? Nonne etiam et duo sunt, qui adoptivus est Filius, et ille, qui verus est Filius?”(那是真上帝的,与那是名义上的上帝的,岂不是两个吗?同样,那是嗣子的,与那是真子的,岂不也是两个吗?)↩︎
同上,II. 12:“Nec in illa assumptione alius est Deus, alius homo, vel alius Filius Dei, et alius Filius Virginis; sed idem est Filius Dei, qui et Filius Virginis; ut sit unus Filius etiam proprius et perfectus in duabus naturis Dei et hominis.”(在那取了人性的行动中,也不是一个为上帝,另一个为人,或一个为上帝之子,另一个为童贞女之子;乃是同一位既为上帝之子,也为童贞女之子,使他在神与人的两性中,是同一位本有而完全的子。)费利克斯在799年弃绝其错误时必须签署的信仰告白说,上帝之子与人子乃是父同一位真实而本有的儿子:“non adoptione, non appellatione seu nuncupatione, sed in utraque natura unus Dei Patris verus et proprius Dei Filius.*”(不是因收养,也不是因称谓,而是在两性中为父上帝同一位真实而本有的儿子。)↩︎
有好几个人同名;最著名的有三位:1)本章所论的人物;2)本卷第433页提到的继抒咏作者;3)德国北部边境斯拉夫与文德部族的君主,他于1066年6月7日殉道。Gottschalk(戈特沙尔克)的意思是上帝的仆人。德语 Schalk、Knecht 与英语 knave 一词经历了同样的词义变化。米尔曼(第四卷第184页)称我们这里所论的戈特沙尔克为“早出的路德”(路德也是撒克逊人),却没有叙述有关“预定论这一幽深问题”的争论。施勒尔斯 (Schrörs)(前引书,96)也将戈特沙尔克与路德相比,但二者的差异远大于相似之处。↩︎
见第三卷第866页及后。尼安德说(《教会史》[Church Hist.],第三卷第472页):“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连对半伯拉纠主义也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在预定论上,尚未公开作出任何决定。”吉泽勒(第二卷第84页)说:“严格的奥古斯丁主义,即使在西方也从未被普遍接受。”↩︎
用格列高利一世的话来说:“Bonum, quod agimus, et Dei est, et nostrum: Dei per praevenientem gratiam, nostrum per obsequentem liberam voluntatem. Si enim Dei non est, unde ei gratias in eteruum agimus? Rursum si nostrum non est, unde. nobis retribui praemia speramus?”(我们所行的善,既属于上帝,也属于我们:因先行的恩典而属于上帝,因顺从的自由意志而属于我们。若它不属于上帝,我们为何永远感谢他?反之,若它不属于我们,我们又凭什么盼望得到赏赐呢?)《道德论》(Moral.),第XXXI卷,论《约伯记》第41章,载米涅版格列高利《全集》(Opera),第二卷第699页。↩︎
梅兰希通 (Melanchthon) 起初也深受上帝主权的观念所感,以至于把大卫的奸淫与犹大的背叛都归于上帝永恒的预旨;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转而赞同神人协同论 (synergism),路德却从未如此。↩︎
如此称呼他的是他在富尔达的同学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此人对他的学识与敬虔评价甚高,并写过一首题为“Gotescalcho monacho qui et Fulgentius”(致亦名富尔根提乌斯的修士戈特沙尔克)的诗,见米涅编《全集》(Opera),第II卷(《拉丁教父集》[Patr. Lat.],第114卷,第1115—1117栏)。尼安德(第三卷第474页注)推想,戈特沙尔克可能从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 借用了“双重预定”(praedestinatio duplex)一词。↩︎
《致诺廷的第五封信:论预定》(Epist, V. ad Notingum, De Praedestinatione),由西尔蒙与《致埃伯哈德伯爵书》(Ad Eberhardum comitem) 一同首次刊行,巴黎,1647年;亦载米涅编拉巴努斯·毛鲁斯《全集》(Rabani Mauri Opera),第VI卷(《拉丁教父集》[Patr. Lat.],第112卷,第1530—1553栏)。赫费勒(第四卷第134页)抱怨此版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与排印错误。↩︎
赫费勒(第四卷第136页)宣称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两个句子的意思相同,而且都可作正统的理解。“In Wahrheit ist ja auch der Sünder praedestinirt ad mortem oder poenam, aber seine Praedestination ist keine absolute, wie die des electus, sondern sie ist bedingt durch die praevisa demerita.”(事实上,罪人也被预定归于死亡或刑罚〔ad mortem 或 poenam〕,但他的预定不像选民〔electus〕的预定那样是绝对的,而是以预见的罪责〔praevisa demerita〕为条件的。)↩︎
主要取自《备忘录》[Hypomnesticon(Commonitorium, Memorandum)],通常称为《提示录》[Hypognosticon(Subnotationes)],是一部伪托奥古斯丁之名、反对伯拉纠派的著作;当时司各脱·埃里乌根纳与欣克马尔都把它当作奥古斯丁的作品而大量引述,雷米吉乌斯则证明它是伪作。此书刊于本笃会版奥古斯丁著作第十卷,以及米涅重印本第X卷第1611—1664页。见费尔莱因 (Feuerlein):《关于〈提示录〉诸书是否被欣克马尔、〈奥格斯堡信条〉及其他文献正确归于圣奥古斯丁的历史考察》(Disquis. Hist. de libris Hypognosticon, an ab Hincmaro, in Augustana Confessione et alibi recte tribuantur divo Augustino)。阿尔特多夫 (Altdorf),1735年。↩︎
这份信仰告白的残篇由欣克马尔保存在《论预定》(De Praedest.),第5章(米涅,第125卷,第89栏及下栏)中:“Ego Gothescalcus credo et confiteor, profiteor et testificor ex Deo Patre, per Deum Filium, in Deo Spiritu Sancto, et affirmo atque approbo coram Deo et sanctis . ejus, quod gemina est praedestinatio, sive electorum ad requiem, sive reproborum ad mortem〔至此逐字引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箴言集》(Sent.),II. 6〕:quia sicut Deus incommutabilis ante mundi constitutionem omnes electos suos incommutabiliter per gratuitam gratiam suam praedestinavit ad vitam aeternam, similter omnino omnes reprobos, quia in die judicii damnabuntur propter ipsorum mala merita, idem ipse incommutabilis Deus per justum judicium suum incommutabiliter praedestinavit ad mortem merito sempiternam.”(我戈特沙尔克,出于父上帝、藉着子上帝、在圣灵上帝里面,相信并承认、宣告并见证,且在上帝及其众圣徒面前断言并确认:预定是双重的,即选民被预定得享安息,弃民被预定归于死亡。因为正如不变的上帝在创世以前,藉着他白白的恩典,不变地预定他所有的选民得永生;同样,这位不变的上帝也藉着他公义的审判,不变地预定所有弃民归于他们理当承受的永死,因为他们在审判之日将因自己的恶行而被定罪。)↩︎
莫甘在这两方面都为戈特沙尔克辩护。↩︎
卡里西亚库姆 (Carisiacum),即克雷西 (Cressy 或 Crécy),位于法国北部索姆省 (Somme),因1346年英国爱德华三世 (Edward III.) 与法国腓力六世 (Philip VI.) 之间的战役而闻名。↩︎
曼西,第XIV卷,第921页;佩尔茨 (Pertz),《文献集》(Monum.),第I卷,第443页及下页;米涅,第115卷,第1402栏;赫费勒,第IV卷,第142页及后。赫费勒对会议判决的末句提出了颇有理由的怀疑;该句判处戈特沙尔克永远缄默。↩︎
戈特沙尔克无视主教权威,又因他将一首教会圣诗中的“trina Deitas”(三重的神性)改为“summa Deitas”(至高的神性),指控他持撒伯流主义,因而激怒了他。欣克马尔反过来指控戈特沙尔克持阿里乌主义;但他所反对的那个词,在高卢派的礼仪中仍予保留。↩︎
拉巴努斯 (Rabanus) 把戈特沙尔克的教导说成是“praedestinatio Dei, sicut in bono, sic ita et in malo … quasi Deus eos [reprobos] fecisset ab initio incorrigibiles”(上帝既预定善,也同样预定恶……仿佛上帝从起初就把他们〔弃民〕造成不可挽救的人)。但连欣克马尔也承认(《论预定》[De Praed.],第15章,载米涅,第125卷,第126栏),他那时代的预定派(moderni Praedestinatiani)只教导弃民被预定“归于灭亡”(ad interitum),而不是“归于犯罪”(ad peccatum)。诺里斯枢机与赫费勒(第IV卷,第140页)承认,拉巴努斯把戈特沙尔克的话作了恶意的曲解(in malam partem)。同样的指控,即预定并创造人去犯罪、受定罪,便使上帝成为罪的创始者,也一再被用来攻击堕落前预定论者 (supralapsarians) 以及一般的加尔文派,尽管他们明确否认这种说法。↩︎
特殊救赎论者 (particularists) 援引《马太福音》26:26的“pro multis”(περὶ πολλῶν*,不带冠词),将它理解为有限范围的“为许多人”,以区别于“pro omnibus”(为所有人);同时,他们又任意限制《提摩太前书》2:3及类似经文中“omnes”(πάντες*,所有人)的范围。↩︎
此次会议的教规,见曼西,第XV卷,第I页及后;赫费勒,第IV卷,第193—195页。↩︎
博学的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巴赫博士如此陈述这一点(l.c.,第I卷,第230页):“Der historische Christus und die Kirche, der sichtbare Leib Christi verflüchtigt sich schon bei Gottschalk zu einem leeren Abstraktum, sobald der concrete Boden der Erwählung nicht mehr die Kirche und ihre Sakramente, sondern ein lediglich fingirtes vorzeitliches Decret Gottes ist. Es taucht dann immer ein Surrogat der Phantasie, die s. g. unsichtbare Kirche auf, und diejenigen, welche die grossartige realistische Lehre des hl. Augustin von der Kirche und den Sakramenten zerstören, nennen sich vorzüglich Augustinianer, indem sie nicht wissen, dass die Lehre Augustins von der Praedestination auf dem concreten Boden der Christ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steht und ohne diese zur gefährlichsten Häresie wird.”(一旦拣选的具体基础不再是教会及其圣礼,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时间以前上帝的谕旨,那么,历史中的基督与教会——基督有形的身体——在戈特沙尔克那里就已经消散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了。于是,一个想象的替代物,即所谓无形的教会,总会出现;那些摧毁圣奥古斯丁关于教会与圣礼的宏伟实在论教导的人,偏偏自称奥古斯丁派,却不知道奥古斯丁的预定论立足于基督论与人论的具体基础之上,离开这些,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异端。)↩︎
《卡里西亚库姆四条》(Capitula IV. Carisiacensia),载欣克马尔《论预定》(De Praed.),第2章;曼西,第XIV卷,第920页;吉泽勒,第II卷,第88页;赫费勒,第IV卷,第187页。↩︎
“perituros praescivit, sed non ut perirent praedestinavit, poenam autem illis, quia justus est, praedestinavit aeternam.”(他预知他们将要灭亡,却没有预定他们灭亡;但因为他是公义的,就为他们预定了永远的刑罚。)↩︎
“Libertatem arbitrii in primo homine perdidimus, quam per Christum Dominum nostrum recepimus: et habemus liberum arbitrium ad bonum, praeventum et adjutum gratia: et habemus liberum arbitrium ad malum, desertum gratia. Liberum autem habemus arbitrium, quia gratia liberatum, et gratia de corrupto sonatum.”(我们在第一个人里面丧失了意志的自由,又藉着我们的主基督重新获得了它;我们有向善的自由意志,由恩典先行引导并加以扶助;我们也有向恶的自由意志,为恩典所离弃。我们之所以有自由意志,是因为它被恩典释放,又由恩典从败坏中得到医治。)↩︎
曼西,第XV卷,第563页;赫费勒,第IV卷,第215页及后。↩︎
教皇的谕令已经失传;但此事有消息灵通的特鲁瓦的普鲁登提乌斯为据,见其《圣贝尔坦编年史》(Annales Bertiniani),859年条(佩尔茨,《日耳曼史料集》[Mon. Germ.],第I卷,第453页及下页):“Nicolas, pontifex Romanus, de qratia Dei et libero arbitrio, de veritate Geminae praedestinationis et sanguine Christi, ut pro credentibus omnibus fusus sit, fideliter confirmat et catholice decernit.”(罗马教皇尼古拉就上帝的恩典与自由意志、双重预定的真实性,以及基督的血为一切信者流出,忠实地予以确认,并按大公信仰作出裁定。)欣克马尔怀疑有过这样的裁决,并指责普鲁登提乌斯偏袒一方(《书信》[Ep.]第24封,致桑斯主教埃吉洛 [Egilo])。耶稣会士为反对詹森派与加尔文派,竭力否定此事,却没有充分理由。魏茨泽克(第574页)、哈德威克(第165页)以及默勒(载赫尔措格第二版,第V卷,第327页)都接受普鲁登提乌斯的记载。魏茨泽克说:“Hatte in Gallien die Hoftheologie des Königs den Semipeligianimus (?) durchgebracht, so hat doch der Papst für Augustin entschieden … Die Kirchengeschichte darf ganz unbedenklich in ihre Blätter diese Entscheidung des römischen Stuhls gegen den Semipelagianismus des neunten Jahrhunderts aufnehmen, die man seit Mauguin niemals hätte bezweifeln sollen.”(即使在高卢,国王的宫廷神学使半伯拉纠主义〔?〕获得了胜利,教皇却仍作出了支持奥古斯丁的裁决……教会史尽可毫无疑虑地将罗马教座反对九世纪半伯拉纠主义的这一裁决载入史册;自莫甘以来,人们原就不该再怀疑它。)尼安德与吉泽勒对此事未置一词。↩︎
黑格尔 (Hegel) 就是如此。他虔诚的遗孀曾告诉我,她请丈夫陪她去教会时,他往往彬彬有礼地婉拒,说:“Mein liebes Kind, dos Denken ist auch Gottesdienst.”(我亲爱的孩子,思考也是敬拜上帝。)↩︎
《论预定》(De Praed.),第15章,第413栏:“acutissimus veritatis et inquisitor et assertor.”(真理最敏锐的探究者与捍卫者。)↩︎
κατ’ ἀντίφρασιν*,e contrario(从相反方面而言)。↩︎
《论预定》(De Praed.),第9章(载米涅,第392栏):“In Deo sicut nulla locorum sunt, ita nulla temporum intervalla.”(在上帝里面,既无空间的间隔,也无时间的间隔。)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争论双方都未曾充分加以考虑。↩︎
他在结尾如此概括自己的论述(米涅,第438栏):“Cum omnibus orthodoxis fidelibus anathematizo eos, qui dicunt, duas praedestinationes esse, aut unum geminam, bipartitam, aut duplam. Si enim duae sunt, non est una divina substantia. Si gemina, non est individua. Si bipartita, non est simplex, sed partibus composita. Si dupla est, complicata est. Quod si prohibemur divinam unitatem dicere triplam, qua dementia audet haereticus eam asserere duplam? Tali igitur monstroso, venenoso, mortifero dogmate a cordibus nostris radicitus exploso, credamus, unam aeternam praedestinationem Dei Domini esse, et non nisi in his, quae sunt, ad ea vero, quae non sunt, nullo modo pertinere.”(我与所有正统信徒一同咒诅那些声称有两种预定,或一种双重的、分为两部分的、或两倍的预定之人。因为若有两种,神的本体就不是一;若是双重的,就不是不可分的;若分为两部分,就不是单纯的,而是由部分组成的;若是两倍的,就是复合的。既然我们不可说神的一体性是三倍的,异端者又是何等疯狂,竟敢断言它是两倍的呢?因此,让我们从心中彻底根除这种怪诞、有毒、致命的教义,相信主上帝只有一个永恒的预定,而且只关乎那些存在的事物,与不存在的事物绝无关系。)↩︎
Negatio, privatio, defectus justitiae, absentia boni, corruptio boni(否定、缺失、义的欠缺、善的缺席、善的败坏)。另一方面,司各脱似乎认为罪是受造物必有的限制。但这种观念与意志自由不相容,并且会走向必然论 (necessitarianism) 与泛神论 (pantheism)。正如罪是义的欠缺,死亡也只是生命的欠缺,痛苦则是福乐的欠缺。见第15章(第416栏)。↩︎
上帝只认识存在的事物,而罪并没有真实的存在。“Sicut Dem mali auctor non est ita nec praescius mali, nec praedestinans est.”(正如上帝不是恶的创始者,他也不预知恶,不预定恶。)第10章(第395栏)。“Ratio pronunciare non dubitat, peccata eorumque supplicia nihil esse, ac per hoc nec praesciri nec praedestinari posse; quomodo enim vel praesciuntur, vel praedestinantur, quae non sunt?”(理性毫不犹豫地宣告:罪及其刑罚都是虚无,因此既不能被预知,也不能被预定;因为那些不存在的事物,怎能被预知或被预定呢?)第15章。同样的思想也见于他的《论自然的区分》(De Divis. Nat.)。他援引了圣经中那些说上帝不认识恶人的经文。↩︎
司各脱的预定论与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的理论有若干相似之处;后者为加尔文主义的特殊救赎论辩护,但仅将它视为普遍拣选与万有复归的预备阶段。↩︎
尼安德,第III卷,第462页。这话用在施莱尔马赫身上更可断然说出:他的头脑倾向泛神论,心却满怀爱意,紧紧依附基督,以他为自己的主和救主。他深切感受到,将绝对存在局限于位格的限度之内,在思辨上何等困难(“omnis definitio est negatio”,一切界定都是否定),却又诚挚地向一位有位格的上帝祷告。我们不能向一个抽象概念祷告,只能向一位能够垂听、能够回应的有位格者祷告。位格也未必就是一种限制。正如可以有绝对的理智与绝对的意志,也可以有绝对的位格。↩︎
“Pultes Scotorum.”(苏格兰人的糊粥。)↩︎
希腊教父确实没有将真实临在界定为“transubstantiatio”(化质)或 μετουσίωσις*;但耶路撒冷的区利罗 (Cyril of Jerusalem)、金口约翰 (Chrysostom) 以及大马士革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都使用了类似的术语,意指圣餐饼酒发生神迹性的变化。↩︎
《协同式》(Formula of Concord) 所表述的路德宗理论,通常为方便起见,被称为同质说(consubstantiation),以区别于化质说(transubstantiation);但路德宗神学家不承认这个名称,因为他们把真实临在限定于领受圣餐的时间与行动之中,因而拒绝崇拜祝圣后的饼酒。↩︎
科尔比 (Corbie)、科尔韦 (Corvey)、科尔贝亚 (Corbeia,又称 Corbeia aurea〔黄金科尔贝亚〕或 vetus〔旧科尔贝亚〕),是亚眠 (Amiens) 教区一所著名的本笃会修道院,由国王克洛塔尔 (Clotar) 及其母拉蒂尔德 (Rathilde) 于664年创建,以尊崇彼得、保罗及首位殉道者司提反。它以拥有许多杰出人物而自豪,如圣安斯加尔 (St. Ansgarius,丹麦人的使徒)、拉德贝特、拉特拉姆努斯、德鲁特马尔。新科尔比(Nova Corbeia)是前者的分院,822年建于德国韦泽尔 (Weser) 河畔赫克斯特 (Höxter) 附近,后来成为使撒克逊人 (Saxons) 归信基督教的中心。《基督教高卢》(Gallia Christiana),第X卷;维甘德 (Wiegand),《科尔韦史》(Gesch. v. Corvey),赫克斯特,1819年;克利佩尔 (Klippel),《科尔韦》(Corvey),载赫尔措格第二版,第III卷,第365—370页。↩︎
他否认那种粗俗的迦百农式观念(“Christum vorari fas dentibus non est”,不可用牙齿吞食基督),也否认基督的身体与血转化为我们的肉与血。他将属灵的领受限于信徒(“iste eucharistiae cibus non nisi filiorum Dei est”,这圣餐的食物只属于上帝的儿女)。他把不配领餐的人比作犹大;这些人领受圣礼的“奥秘”,是给自己招致审判,却没有领受“奥秘的功效”而得益处。他似乎未曾清楚看出,自己的前提必然导向这样的结论:所有领餐者都同样领受基督身体与血的同一本质,尽管产生的效果截然相反。但埃布拉德博士若断言拉德贝特反倒属于奥古斯丁的立场,并否认他是化质说的创立者,那就无疑是错了。见其《圣餐教义》(Dogma v. heil. Abendmahl),第I卷,第406页;及其《基督教教会史与教义史》(Christl. Kirchen- und Dogmengesch.),第II卷,第27、33页。↩︎
见施泰茨论《拉德贝特》(Radbert),以及罗伊特(第I卷,第43页)。后者说:“Die Radbertische Doctrin war das synkretistische Gebilde, in welchem die spiritualistische Lehre Augustin’s mit der uralten Anschauung von der realen Gegenwart des Leibes und dei Blutes Christi, aber in Analogie mit dem religiösen Materialismus der Periode combinirt wurde; die gegnerische Theorie der Protest gegen das Becht dieser Combination.”(拉德贝特的教义是一个混合主义的产物:其中,奥古斯丁的属灵主义教导与基督身体和血真实临在的古老观念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又与该时代的宗教唯物主义相呼应;反对者的理论,则是对这种结合的正当性所提出的抗议。)↩︎
此类事例,见第14章所举数例(米涅编《全集》[Opera],第1316栏及后)。↩︎
他在解释《马太福音》26:26设立圣餐的话语时,明确对照了这两种理论,所针对的很可能是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马太福音释义》[Expos. in Matt.],米涅编,第890栏及下栏):“Neque itaque dixit cum fregit et dedit eis panem, ’hoc est, vel in hoc mysterio est virtus vel figura corporis mei,’ sed ait non ficte, ’Hoc est corpus meum.’ Ubi Lucas addidit, ’Quod pro vobis tradetur,’ vel sicut alii codices habent, ’datur.’ Sed et Joannes ex persona Domini, ’Panis,’ inquit, ’quem ego dabo caro mea est, non alia quam, pro mundi vita’(Joan. VI. 52)。Ac deinde, ’Qui manducat meam carnem, et bibit sanguinem meum, in me manet et ego in illo’(第57节)。Unde miror quid velint uno quidam dicere, non in re esse veritatem carnis Christi vel sanguinis; sed in sacramento virtutem carnis et non carnem, virtutem sanguinis et non sanquinem; figuram et non veritatem, umbram et non corpus, cum hic species accipit veritatem et figuram, veterum hostiarum corpus. Unde veritas cum porrigeret discipulis panem, ’Hoc est corpus meum,’ et non aliud quam, ’quod pro vobis tradetur;’ et cum calicem, ’Hic est calix Novi Testamenti, qui pro multis effundetur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Necdum itaque erat fusus, et tamen ipse porrigetur in calice sanguis, qui fundendus erat. Erat quidem jam in calice, qui adhuc tamen fundendus erat in pretium; et ideo ipse idemque sanguis jam erat in calice. qui et in corpore sicut et corpus vel caro in pane. Erat autem integer Christus et corpus Christi coram oculis omnium positum; necnon et sanguis in corpore, sicut et adhuc hodie integerrimum est et manet, qui vere dabatur eis ad comedendum, et ad bidendum,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quam in Christo。”(因此,他擘饼递给他们时,并没有说:“这是我身体的能力或形象”,或“在这奥秘中有我身体的能力或形象”;他却毫不虚假地说:“这是我的身体。”路加又加上:“为你们舍的”,另有抄本作“给你们的”。约翰也以主的口吻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正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肉,并非别的。”〔《约翰福音》VI. 52。〕随后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第57节。〕所以,有些人声称,在实物中并没有基督肉或血的真实,圣礼中只有肉的能力而没有肉,只有血的能力而没有血;只有形象而没有真实,只有影儿而没有实体,我不明白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在这里,外形获得了真实,古时祭牲的预表获得了实体。因此,那真理将饼递给门徒时说:“这是我的身体”,而且不是别的,正是“为你们舍的”身体;递杯时说:“这杯是新约的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血当时还没有流出,然而杯中所递上的,正是那将要流出的血。那将要流出作赎价的血,已经在杯中;所以,杯中已有那同一的血,也就是在身体中的血,正如身体或肉在饼中一样。完整的基督和基督的身体摆在众人眼前;血也在身体中,正如他直到今日仍是完整无缺,并且长存一样;他确实被赐给他们吃喝,使他们在基督里得蒙赦罪。)↩︎
在中世纪及宗教改革时期,由于抄写错误,他以贝特拉姆 (Bertram) 之名为人所知。↩︎
《论主的身体与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载米涅,第121卷,第103—170栏,后附布瓦洛 (Boileau) 的专论,第171—222栏。拉特拉姆努斯的这篇论著,加上布林格 (Bullinger) 关于同一题目的论著,以及里德利 (Ridley)、彼得·马特尔 (Peter Martyr) 和布策尔 (Bucer) 的个人影响,使克兰麦 (Cranmer) 大主教发生了转变;他先后信奉过化质说、同质说和象征性临在说。见沙弗,《基督教世界的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第I卷,第601页。↩︎
第88章(第164栏):“Quapropter corpus et sanguis, quod in ecclesia geritur, differt ab illo corpore et sanquine, quod in Christi corpore per resurrectionem jam glorificatum cognoscitur. Et hoc corpus pignus est et species, illud vero ipsa veritas.”(因此,教会礼仪中的身体与血,有别于我们所知道的那在基督身体中已因复活而得荣耀的身体与血。这身体是凭据和形象,那身体却是真实本身。)——“Videmus itaque multa differentia separari mysterium sanguinis et corporis Christi, quod nunc a fidelibus sumitur in ecclesia, et illud, quod natum est de Maria Virgine, quod passum, quod sepultum, quod resurrexit, quod ad caelos ascendit, quod ad dexteram Patris sedet。”(所以,我们看出,如今信徒在教会中领受的基督血与身体的奥秘,与那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受苦、被埋葬、复活、升天、坐在父右边的身体,有许多区别。)第89章,第165栏。↩︎
第78—83章(第160—162栏)。↩︎
第17、18章(第135栏及下栏):“Consideremus sacri fontem baptismatis, qui fons vitae non immerito nuncupatur. … Si consideretur solummodo, quod corporeus aspicit sensus, elementum fluidum conspicitur … Sed accessit Sancti Spiritus per sacerdotis consecrationem virtus et efficax facta est non solum corpora, verum etiam animas diluere. … Igitur in proprietate humor corruptibilis, in mysterio vero virtus sanabilis。”(让我们考察圣洗的泉源;它被称为生命之泉,并非没有道理。……若只看肉体感官所见的,所见的不过是流动的物质……但借着祭司的祝圣,圣灵的能力临到,使它不仅能洗净身体,也能洗净灵魂。……所以,按其本性,它是会朽坏的水;在奥秘中,它却是医治的能力。)↩︎
《论预定》(De Praed.),第31章。↩︎
见劳夫斯 (Laufs),《论被认为已经散佚的约翰内斯·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圣餐论著》(Ueber die für verloren gehaltene Schrift des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von der Eucharistic),载乌尔曼 (Ullmann) 与翁布赖特 (Umbreit) 的《研究与评论》(Studien und Kritiken),1828年,第755页及后。劳夫斯否认埃里乌根纳曾撰文论圣餐。↩︎
见他新近发现的《圣狄奥尼修斯〈天上教阶论〉与〈教会教阶论〉释义》(Expositions on the Celestial, and on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of St. Dionysius),以及《约翰福音注释》(Com. on St. John) 残篇。参见弗洛斯 (Floss) 编《著作集》(Op.),载米涅,第122卷(第126—356栏);克里斯特利布 (Christlieb),《司各脱·埃里乌根纳》(Scotus Er.),第68—81页,以及赫尔措格第二版,第XIII卷,第790页及下页;胡贝尔 (Huber),《司各脱·埃里乌根纳》(Sc. Erig.),第98页及后。↩︎
鲍尔博士持同样的看法(《教义史》[Dogmengesch.],第II卷,第173页):“Scotus Erigena dachte sich(De Div. Nat. V. 38)eine Ubiquität der vergeistigten und vergöttlichten Natur, die die Annahme einer speciellen Gegenwart in den Elementen des Abendmahls nicht zuliess, sondern dieselben nur als Symbole zu nehmen gestattete. Brod und Wein konnten ihm daher nur als Symbolejener Ubiquität der verherrlichten menschlichen Natur gelten; er hat sich aber hierüber nicht näher erklärt。”(司各脱·埃里乌根纳设想,那属灵化、神化的本性是无所不在的〔《论自然的区分》V. 38〕;这不容许假定圣餐的饼酒中有一种特殊的临在,只容许将其视为象征。因此,对他而言,饼酒只能是那得荣耀的人性无所不在的象征;不过,他并未对此作进一步说明。)↩︎
“Corpus Christi esse non in specie visibili, sed in virtute spirituali”(基督的身体并不在可见的外形中,而在属灵的能力中),等等。见鲍尔,第II卷,第166、172页,以及吉泽勒,第II卷,第80、82页的注释。↩︎
《论主的身体与血》(De Corpore et Sanguini Domini),佩茨 (Pez) 编,载《新佚文宝库》(Thes. nov. Anecd.),第I卷,第II部,第133页及后。↩︎
见波兰德派《圣徒行传》(Acta Sanct Bolland.) 4月26日条,附西尔蒙所撰帕斯卡修斯·拉德贝特传(Vita of Pasch. Radb.);另见《本笃会殉道者录》(Martyrol. Bened.),附梅纳尔 (Ménard) 所撰传记(Vita)。↩︎
尽管有这项禁令,马比永 (Mabillon)、纳塔利斯·亚历山大 (Natalis Alexander) 和布瓦洛仍为拉特拉姆努斯的天主教正统性辩护,其护教目的,是要从新教徒手中夺回一位九世纪的重要权威。见吉泽勒,第II卷,第82页;以及J. G. 米勒 (J. G. Müller) 载于韦策尔 (Wetzer) 与韦尔特 (Welte) 所编著作(第一版)第VIII卷,第170页及下页的文章。↩︎
在圣餐争论期间及其后,他被指责虚荣、野心勃勃,并使用金钱和权势庇护等不正当手段传播自己的观点。见赫费勒,第IV卷,第742页。赫尔根勒特枢机(第I卷,第707页)称贝伦加尔为 oberflächlich, eitel, ehrgeizig, verwegen and neuerungsüchtig(浅薄、虚荣、野心勃勃、鲁莽而好求新异)。特伦奇 (Trench) 大主教(《中世纪教会史讲演》[Lectures on Medieval Church History],第189页及下页)不赞同柯勒律治 (Coleridge) 那宽厚的评价,指责贝伦加尔对兰弗兰克说话时所用的“自命高人一等的傲慢语气”,以及他整个行事为人所表现出的“激愤中的软弱”和“缺乏人格尊严”。他认为,贝伦加尔若获胜,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会使隐藏在化质说之下的真理丧失。“迷信有时也守护着它所歪曲、丑化并部分遮蔽的真理。”柯勒律治曾就贝伦加尔撤回己说一事写过一首感人的诗。↩︎
罗伊特在前引书中,片面地把贝伦加尔描绘为一位“启蒙者”(Aufklärer)。亦参鲍尔,《中世纪教会史》(Kirchengesch. des Mittelalters),第66页及后。↩︎
尼安德,第III卷,第504页。这篇讲论刊于马尔泰纳 (Martène) 与迪朗所编《新佚文宝库》(Thes. nov. Anecdotorum),第I卷。↩︎
法国国王亨利一世 (Henry I.) 采取暴力行动,将他投入监狱并没收他的财产,使他未能成行。↩︎
贝伦加尔没有提及这次会议。莱辛、吉泽勒和鲍尔(第II卷,第178页)怀疑它是否举行过。尼安德、祖登多夫、罗伯逊和赫费勒(第IV卷,第753页及后)相信杜兰杜斯的记载,但修正了他所记的日期。↩︎
这似乎是正确的日期,而不是兰弗兰克所述维克托二世 (Victor II.) 任内的1055年。这一分歧涉及贝伦加尔是否诚实,因为他将该会议定在利奥九世任内;不过,与莱辛 (Leasing)、祖登多夫(第45页)及赫费勒(第IV卷,第778页)一同假定兰弗兰克在十年或更久之后忘记了正确日期,是更稳妥的。↩︎
“Panis atque vinum altaris post consecrationem sunt corpus Christi et sanguis.”(祭坛上的饼和酒在祝圣之后,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论圣餐》(De S. Coena),第52页。贝伦加尔所指的是真实却非有形体的临在。他承认饼酒在祝圣意义上的转变,却不承认本质发生变化。希尔德布兰德愿意将此保留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见下文。↩︎
“Ego Berengarius, indignus diaconus ... anathematizo omnem haeresim, praecipue eam de qua hactenus infamatus sum, quae astruere conatur, panem et vinum, quae in altari ponuntur, post consecrationem solummodo sacramentum, et non verum et sanguinem Domini nostri I. Ch. esse nec posse sensualiter in solo sacramento [non solum sacramento, sed, in veritate] manibus sacerdotum tractari, vel frangi, aut fidelium dentibus atteri”(我,不配的执事贝伦加尔……咒诅一切异端,尤其是迄今使我声名受损的那种异端;它企图主张,置于祭坛上的饼酒在祝圣后只是圣礼,并非我们主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与血,也不能在感官可及的意义上,仅在圣礼中〔不只在圣礼中,而且在真实中〕,由祭司的手触摸、擘开,或由信徒的牙齿嚼碎),等等。兰弗兰克在《论主的身体与血》(De Corp. et Sang. Dom.),第2章(米涅,第150卷,第410页)中如此记载这份信仰告白;参贝伦加尔,《论圣餐》(De S. Coena),第68页。吉泽勒称这份信仰告白“实属迦百农式”。赫尔根勒特(第I卷,第703页)承认,这些话听起来十分生硬,但认为可以用金口约翰的类似措辞来为之辩护。路德对真实临在的信仰,也曾表达得几乎同样强烈:1534年,他指示梅兰希通在与布策尔 (Bucer) 会谈时,坚持基督的身体确实被吃下,并被牙齿咬碎(“gegessen und mit den Zähnen zerbissen”)。见他致约纳斯 (Jonas) 和梅兰希通的信,载德·韦特 (De Wette) 编《书信集》(Briefe),第IV卷,第569、572页。但我怀疑,如今是否还有任何路德宗神学家会赞同这样的措辞。↩︎
兰弗兰克指控他公然背誓。但据贝伦加尔自己的记载,他并未在那信仰公式上签字,也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论圣餐》(De S. Coena),第25页及下页;参第59页及下页。↩︎
利奥“minime leo de tribu Iuda”(绝不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教皇不是 pontifex(教宗),而是 pompifex(排场的制造者)和 pulpifex(肉体的制造者);罗马教座也不是 sedes apostolica(使徒的座位),而是 sedes Satanae(撒但的座位)。《论圣餐》(De S. Coena),第34、40、42、71页。兰弗兰克,第16章。见尼安德,第III卷,第513页;他还引证了《里昂教父文库》(Bibl. P. Lugd.),第XVIII卷,第836页的其他证言。↩︎
《论圣餐驳兰弗兰克后篇》(De Sacra Coena adversus Lanfrancum Liber posterior)(290页)。此书长期散佚之后,于1770年由莱辛在沃尔芬比特尔 (Wolfenbüttel) 图书馆发现;他摘录了其中大段文字。1834年,A. F. 与F. Th. 维舍尔 (A. F. and F. Th. Vischer) 在柏林出版其全文,附有尼安德所写的短序。贝伦加尔在此对先前的经过作了迥然不同的叙述,并指控兰弗兰克说谎。他引用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来巩固自己的观点,书中充满激愤、谩骂和重复。文风晦涩而粗陋。抄本的开头和结尾均有残缺。莱辛将其年代定为十一或十二世纪,施托伊德林认为出自贝伦加尔本人之手;编者(第23页)则更为正确地认为,它出自一位面前放着原稿、却粗心大意的抄写者。参祖登多夫,第47页。↩︎
“Corde credo et ore confiteor, panem et vinum, quae ponuntur in altari, per mysterium sacrae orationis et verba nostri Remptoris substantialiter converti in veram et propriam et vivifratricem carnem et sanguinem Jesu Christi Domini nostri, et post consecrationem esse verum Christi corpus, quod natum est de Virgine, et quod pro salute mundi oblatum in cruce pependit, et quod sedet ad dexteram Patris, et verum sanguinem Christi, qui de latere ejus effusus est, non tantum per signum et virtutem sacramenti, sed in proprietate naturae et veritate substantiae.”(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置于祭坛上的饼酒,借着神圣祷告的奥秘和我们救赎主的话语,在本质上转变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真实、固有、赐生命的肉和血;祝圣之后,它们就是基督真实的身体,即那由童贞女所生、为拯救世人而献上、悬于十字架上、如今坐在父右边的身体;也就是基督真实的血,即从他肋旁流出的血。这不仅是借着圣礼的表记和能力,而且是在本性的固有属性和本质的真实之中。)贝伦加尔愿意承认 conversio panis(饼的转变),却坚持 salva sua substantia(保留其本质),即 non amittens quod erat, sed assumens quod non erat(不失去原有的,却取得原先没有的);换言之,是没有消灭原物的转变。这纯属诡辩。Substantialiter 只能意为 secundum substantiam(按本质而言)。见曼西所载会议记录,第XIX卷,第762页。↩︎
达舍里,《拾遗集》(Spicileg.),第III卷,第413页。曼西,第XX卷,第621页。尼安德,第III卷,第520页。祖登多夫,第57页。↩︎
见《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内罗马会议审理贝伦加尔案记录,由贝伦加尔本人撰写,附其撤回声明》(Acta Concilii Romani sub Gregorio papa VII. in causa Berengarii ab ipso Berengario conscripta cum ipsius recantatione)(1079年2月以后),刊于曼西,第XIX卷,第761页。参尼安德,第III卷,第521页,以及祖登多夫,第58页及后。据说,贝伦加尔曾在1079年和1080年于波尔多举行的两次会议之一上,重申自己的信仰告白;但关于这两次会议,我们只有零星记载。见曼西,第XX卷,第527页;赫费勒,第V卷,第142页及下页;祖登多夫,第196页。↩︎
不仅罗马天主教徒,就连路德以及包括盖里克 (Guericke) 在内的几位路德宗历史学家,也都将他视为异端。↩︎
亨利四世 (Henry IV.) 一党的敌对者,因他同情贝伦加尔,便指控他持怀疑主义或不信宗教。见吉泽勒,第II卷,第172页的引文。↩︎
我曾在纽约 (New York) 各图书馆及安多弗 (Andover) 的尼德纳藏书中寻找此书,却未能找到(后者藏有贝伦加尔的《论圣餐》[D. S. Coena],却没有祖登多夫的 B. T.);后来承蒙塞耶 (Thayer) 教授相助,才从哈佛学院 (Harvard College) 图书馆得到一本。↩︎
“Quod diversis in locis eodem momento sensualiter adsit corpus, corpus non esse constabit。”(若一个身体在同一时刻,以感官可及的方式临在于不同地点,那就显然不是身体了。)《论圣餐》(De S. Coena),第199页。↩︎
鲍尔 (Baur) 把问题说明得十分清楚(第II卷,第190页):“Die Lehre Berengar’s schliesst sich ganz an die des Ratramnus an, ist aber zugleich eine Fortbildung derselben. Wie Ratramnus sich eigentlich nur in der Sphäre des Verhältnisses von Bild und Sache bewegt, so sucht dagegen Berengar zu zeigen, dass ungeachtet keine andere Ansicht vom Abendmahl möglich sei, als die symbolische, dem Abendmahldoch seine volle Realität bleibe, dass, wenn man auch im Abendmahl den Leib und das Blut Christi nicht wirklich geniesse, doch auch so eine reelle Verbindung mit den Fleisch oder der in den Himmel erhöchten Menschheit Christi stattfinde. Es ist im Allgemeinen zwischen Ratramnus und Berengar ein analoges Verhältniss wie später zwischen Zwingli und Calvin.”(贝伦加尔的教义完全承袭拉特拉姆努斯的教义,同时又有所发展。拉特拉姆努斯实际上只在表象与实体的关系范围内讨论;贝伦加尔则力求表明,虽然对于圣餐,除了象征性的理解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理解,但圣餐仍保有其全部实在性;即使人在圣餐中并不实际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却仍与基督的肉身,即那被高举到天上的人性,有真实的联合。总的说来,拉特拉姆努斯与贝伦加尔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后来茨温利与加尔文之间的关系。)另参尼安德 (Neander),第III卷,第521—526页;以及赫尔措格 (Herzog)《教会史》(Kirchengesch.),第II卷,第112—114页的论述。↩︎
《论圣餐》(De S. Coena),第83页。贝伦加尔提出了这条释经原则:“Ubicunque praedicatur non praedicabile, quia tropica locutio est, de non susceptibili, alter propositionis terminus tropice, alter proprie accipiatur。”(凡把某种不能归属于某对象的属性述说于该对象,既然这是比喻的说法,命题的两个词项中,一个就应按比喻义理解,另一个按本义理解。)茨温利 (Zwingli) 在与路德 (Luther) 的争论中,也使用了同样的以及其他的比喻说法作为例证。他认为比喻在动词中(esti=significat,即“是=表示”);厄科兰帕迪乌斯 (OEcolampadius) 则认为比喻在谓语中(corpus=figura corporis,即“身体=身体的表象”)。↩︎
同上(L.c.),第165、236页。他引奥古斯丁 (Augustin) 的话来支持自己,并提到《约翰福音》4:14;在那里,基督以属灵的意义谈到喝生命的水,以及吃食物(4:32—34)。↩︎
第157页。信徒领受“totam et integram Domini Dei sui carnem, non autem coelo devocatam, sed in coelo manentem”(他的主、他的上帝那完全而完整的肉身;这肉身并非从天上被召下来,而是仍在天上);他又借着“cordis ad videndum Deum mundati devotione spatiosissima”(那为见上帝而得洁净之心极其宽广的虔诚)升到天上。↩︎
因此,他在《复活节讲道》中说:“圣餐[圣礼]那不可见的能力,与其本身性质所呈现的可见外观,二者之间大有分别。按其本性,它是会朽坏的饼和会朽坏的酒;但借着神圣话语的能力,它确实是基督的身体和血;然而,这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属灵的。基督受苦时的身体,与那分别为圣、用作圣餐的身体,二者之间大有分别。……在我们称为圣餐的他那属灵的身体中,没有什么应当按肉体理解,一切都应当按属灵的意义理解。”这段话由 J. C. 罗伯逊 (J. C. Robertson) 引自索普 (Thorpe) 编的埃尔弗里克 (Aelfric) 著作,第II卷,第271页。索普认为,这些盎格鲁—撒克逊讲道的作者,就是活到贝伦加尔争论初起之时的约克大主教埃尔弗里克(卒于1051年),但这一身份认定尚有争议。见哈德威克 (Hardwick),第174页;以及 L. 斯蒂芬 (L. Stephen)《英国人物传记辞典》(Dict. of Nat. Biogr.),第I卷,第164页及后。↩︎
他是英格兰诺曼 (Norman) 系大主教中的第一位,也是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征服英格兰时的首席顾问。见弗里曼 (Freeman)《诺曼征服史》(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第III、IV卷;以及 R. C. 詹金斯 (R.C. Jenkins)《坎特伯雷教区史》(Diocesan History of Canterbury)(伦敦,1880年),第78页及后。↩︎
关于此书的不同版本及成书年代(1063年至1069年之间),见祖登多夫 (Sudendorf),第39页及后。↩︎
《论主的身体和血》(De Corp. et Sang. Dom.),第18章(载于米涅 [Migne],第150卷,第430栏):“Credimus terrenas substantias, quae in mensa Dominica per sacerdale mysterium divinitus sanctificantur, ineffabiliter, incomprehensibiliter, mirabiliter, operante superna potentia, converti in essentiam Dominici corporis, reservatis ipsarum rerum speciebus, et quibusdam aliis qualitatibus, ne percipientes cruda et cruenta horrerent, et ut credentes fidei praemia ampliora perciperent, ipso tamen Dominico corpore existente in coelestibus ad dexteram Patris, immortali, inviolato, integro, incontaminato, illaeso: ut vere dici posset, et ipsum corpus, quod de Virgine sumptum est, nos sumere, et tamen non ipsum。”(我们相信,在主的桌上借着祭司的奥秘仪式而由神圣化的属地实体,因天上能力的运行,以不可言说、不可理解而奇妙的方式,转变为主身体的本质;这些事物本身的外观以及某些其他性质仍然保留,免得领受者因面对生肉和鲜血而惊骇,也使信的人得到更丰厚的信心赏赐。然而,主的身体本身仍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不死、不受侵犯、完整、无玷污、不受损伤;因此,可以确实说,我们所领受的正是那从童贞女取得的身体,然而又不是那同一个身体。)↩︎
第20章(第436栏):“Est quidem et peccatori bus et indigne sumentibus vera Christi caro, verusque sanguis, sed essentia, non salubri efficentia。”(即使对于罪人和不配领受的人,也确实是基督真实的肉和真实的血;但这是就本质而言,并非就其救恩功效而言。)↩︎
尼安德 (Neander),第III卷,第529页及下页,引自吉特蒙德 (Guitmund) 的《论圣餐中基督身体和血的真实性》(De Corp. et Sang. Christi veritate in eucharistia)。据祖登多夫,第52页及后,此书约写于1076年。↩︎
这取代了先前把蘸酒的饼分给领受者、尤其分给婴孩和病人的习惯。在至今仍实行婴孩领圣餐的希腊教会中,饼酒两样都用金匙分给领受者;但祭司则与罗马教会一样,分别领受饼和酒。↩︎
安瑟伦 (Anselm) 最先教导说:“in utraque, specie totum Christum sumi.”(无论领受哪一种形态,所领受的都是完整的基督。)见 J. J. 德利特 (J. J. de Lith)《论祝圣之饼的敬拜及圣餐中圣杯的禁用》(De Adoratione Panis consecrati, et Interdictione sacri Calicis in Eucharistia),1753年;施皮特勒 (Spittler)《圣餐中圣杯的历史》(Gesch. des Kelchs im Abendmahl),1780年;吉泽勒 (Gieseler),第I卷,第480页及后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