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tas, Vita, Dulcedo订阅 RSS
The Meditationsof A. V. Caleb
哲学 · 神学 · 文学
首页/文章/随笔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五章 东西方教会的冲突及其分裂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五章 东西方教会的冲突及其分裂》文章头图

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五章 东西方教会的冲突及其分裂

目录

§ 67. 史料与文献

§ 68. 希腊与拉丁教会的一致与分歧

§ 69. 分裂的原因

§ 70. 牧首与教皇:佛提乌与尼古拉

§ 71. 分裂的发展与完成:凯鲁拉里乌

§ 72. 谋求重新联合的徒劳尝试

§ 67. 史料与文献

关于佛提乌 (Photius) 与尼古拉 (Nicolas) 争端开端的主要史料,见曼西 (Mansi):《会议录》(Conc.),第XV、XVI卷;阿尔杜安 (Harduin):《会议录》(Conc.),第V卷。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有关佛提乌及其历史的希腊文献》(Monumenta Graeca ad Photium ejusque historiam pertinentia)。雷根斯堡 (Regensb.),1869年。

一、希腊方面

佛提乌 (Photius):Ἐγκύκλιος ἐπιστολή*等,尤其是他的Λόγος περὶ τῆς τοῦ ἁ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 μυσταγωγίας*等。见《佛提乌全集》(Photii Opera omnia),米涅 (Migne) 编。巴黎,1860—1861年,4卷(《希腊教父集》Patr. Gr.,第CI—CIV卷)。通函见第II卷,第722—742页;论μυσταγωγία τοῦ ἁ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的著作见第II卷,第279—391页。

后来的辩护者:

凯鲁拉里乌 (Caerularius)、尼基塔斯·佩克托拉图斯 (Nicetas Pectoratus)、狄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12世纪),欧提米乌斯·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富尔努斯 (Phurnus)、欧斯特拉提乌斯 (Eustratius),以及其他许多人。近代有普罗科波维奇 (Prokopovitch,1772年)、策尔尼卡夫 (Zoernicav,1774年,2卷)。

J. G. 皮齐皮奥斯 (J. G. Pitzipios):《东方教会:它与罗马教会的分离及重合》(L’Egl. orientale, sa séparation et sa réunion avec celle de Rome)。罗马,1855年。《东方:拜占庭帝国的改革》(L’Orient. Les réformes de lempire byzantin)。巴黎,1858年。

A. N. 穆拉维约夫 (A. N. Mouravieff,俄国人):《东西方宗教问题》(Question religieuse d’Orient et d’Occident)。莫斯科,1856年。

盖泰尔 (Guettère):《造成分裂的教皇制》(La papauté schismatique)。巴黎 (Par.),1863年。

A. 皮赫勒 (A. Picheler):《东西方教会分裂史:从最初的开端直到最近的当代》(Gesch. d. kirchlichen Trennung zwischen dem Orient und Occident von den ersten Anfängen his zur jüngsten Gegenwart)。慕尼黑,1865年,2卷。作者写作此书时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慕尼黑神学编外讲师,Privatdocent der Theol. in München),但他认为西方对分裂所负的责任,丝毫不亚于东方;后来他加入了俄国的希腊教会。

安德罗尼科斯·迪米特拉科普洛斯 (Andronicos Dimitracopulos):《Ἱστορία τοῦ σχίσματος*》。莱比锡 (Lips.),1867年。另见他的《Βίβλιοθήκη εκκλησ.*》。莱比锡,1866年。

小狄奥多鲁斯·拉斯卡里斯 (Theodorus Lascaris Junior):《论圣灵发出的辩护辞》(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 Oratio Apologetica)。伦敦、耶拿,1875年。

二、拉丁(罗马天主教)方面

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驳希腊人的异议》,Contra Graecorum Opposita);坎特伯雷的安瑟伦 (Anselm of Canterbury)(《论圣灵的发出》,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1098年);彼得鲁斯·克里索拉努斯 (Petrus Chrysolanus,1112年);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卒于1274年),等等。

利奥·阿拉提乌斯 (Leo Allatius,又名 Allacci,希俄斯岛的希腊人,后归信罗马教会,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卒于1669年):《论东西方教会永久的一致》(De ecclesiae occident. atque orient. perpetua consensione)。科隆,1648年,四开本;新版,1665年及1694年。另有《正统的希腊教会》(Graecia orthodoxa),1659年,2卷;莱默尔 (Lämmer) 编新版,布赖斯高的弗赖堡 (Freib. i. B.),1864年及后;以及论炼狱(罗马,1655年)和论圣灵发出(罗马,1658年)的专题论文。

曼堡 (Maimburg):《希腊教会分裂史》(Hist. du schisme des Grecs)。巴黎,1677年,四开本。

斯特夫·德·阿尔蒂穆拉 (Steph. de Altimura,即 Mich. le Quien):《反对希腊教会分裂的全副武装》(Panoplia contra schisma Graecorum)。巴黎 (Par.),1718年,四开本。

米歇尔·勒基安 (Michael le Quien,卒于1733年):《基督教东方》(Oriens Christianus)。巴黎 (Par.),1740年,3卷,对开本。

雅热神父 (Abbé Jager):《依据原始文献撰写的佛提乌史》(Histoire de Photius d’après les monuments originaux)。第2版,巴黎 (Par.),1845年。

路易吉·托斯蒂 (Luigi Tosti):《希腊教会分裂起源史》(Storia dell’ origine dello scisma greco)。佛罗伦萨,1856年,2卷。

H. 莱默尔 (H. Lämmer):《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时代的拜占庭国教会》(Papst. Nikolaus I. und die byzantinische Staatskirche seiner Zeit)。柏林,1857年。

阿德·达夫里尔 (Ad. d’Avril):《关于东方诸教会及其与罗马圣座关系的文献》(Documents relatifs aux églises de l’Orient, considerée dans leur rapports avec le saint-siége de Rome)。巴黎,1862年。

卡尔·维尔纳 (Karl Werner):《护教与论战文献史》(Geschichte der Apol. und polemischen Literatur)。沙夫豪森,1864年,第III卷,第3页及下。

J. 赫尔根勒特 (J. Hergenröther,维尔茨堡教会史教授,现为罗马的枢机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他的生平、著作与希腊教会的分裂》(Photius, Patriarch von Constantinopel. Sein Leben, seine Schriften und das griechische Schisma)。雷根斯堡,1867—1869年,3卷。

C. 约斯·冯·赫费勒 (C. Jos. von Hefele,罗滕堡主教):《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布赖斯高的弗赖堡,第IV、V、VI、VII卷(修订版,1879年及后)。

三、新教作者

J. G. 瓦尔希 (J. G. Walch,路德宗):《希腊人与拉丁人关于圣灵发出的争论史》(Historia controversiae Graecorum Latinorumque de Processione Sp. S.)。耶拿,1751年。

吉本 (Gibbon):《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等,第LX章。他认为,这场分裂疏远了东罗马帝国最有用的盟友,壮大了它最危险的敌人,因而成为加速其衰亡的原因之一。

约翰·梅森·尼尔 (John Mason Neale,圣公会):《神圣东方教会史》(A History of the Holy Eastern Church)。伦敦 (Lond.),1850年。导论,第II卷,第1093—1169页。

埃德蒙·S. 福尔克斯 (Edmund S. Foulkes,圣公会):《西方信经增添“和子”一词的历史记述》(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ddition of the word Filioque to the Creed of the West)。伦敦 (Lond.),1867年。

W. 加斯 (W. Gass):《希腊教会的信条学》(Symbolik der griechischen Kirche)。柏林,1872年。

H. B. 斯威特 (H. B. Swete,圣公会):《圣灵教义早期史》(Early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剑桥 (Cambr.),1873年;以及《从使徒时期到查理大帝去世的圣灵发出教义史》(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from the Apost. Age to the Death of Charlemagne)。剑桥,1876年。

四、旧天主教作者(主张和解者):

约瑟夫·兰根 (Joseph Langen):《东西方教会在三位一体教义上的分歧》(Die Trinitarische Lehrdifferenz zwischen der abendländischen und der morgenländischen Kirche)。波恩,1876年。

《1875年波恩第二届旧天主教联合会议记录》,德文版由海因里希·罗伊施 (Heinrich Reusch) 编辑;英文版附利登法政牧师 (Canon Liddon) 所作导言(伦敦,1876年);美国版由塞缪尔·比尤尔博士 (Dr. Samuel Buel) 翻译,附 R. 内文博士 (Dr. R. Nevin) 所作导言(纽约,1876年)。波恩的联合论纲载于沙弗 (Schaff):《基督教世界的信经》(Creeds of Christendom),第II卷,第545—550页。

§ 68. 希腊与拉丁教会的一致与分歧

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两个教会像东方或希腊教会与西方或罗马教会这样,既如此相似,又如此彼此厌恶。它们继承自教父时期的,基本上是同一套教义、同样的纪律法规和同样的崇拜形式;然而,它们的对立似乎无法调和。恰恰是这种亲近关系滋生了嫉妒与摩擦。两者同样排他:东方教会声称唯有自己是正统的,视西方基督教世界为异端;罗马教会声称唯有自己具有大公性,视其他所有教会为异端或分裂的宗派。一个以其信经自豪,另一个以其统治权自豪。在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一切争议点上,希腊教会都更接近罗马教会,然而,两者联合的前景,并不比罗马与日内瓦、或莫斯科与牛津联合的前景更大。教皇与沙皇是基督教世界中彼此竞争的两个最强大的专制君主。在两教会相距最近的地方,即伯利恒与耶路撒冷那些相传为我们救主降生和安葬的地点,它们彼此仇恨最深;它们那些无知而偏执的修士,竟须靠穆罕默德教的士兵来防止发生暴力冲突。

一、我们先简略看看双方的一致之处

两个教会都承认尼西亚信经(“和子”〔Filioque〕一语除外),以及公元325年至787年七次大公会议的一切教义决议,包括对圣像的崇拜。

此外,对于大公会议时期以后或中世纪的大多数教义,即福音派宗教改革所抗议的那些教义,两者也意见一致,亦即:教会传统的权威,与圣经共同作为信仰的准则;对童贞女马利亚、众圣徒、他们的画像(不是雕像)及遗物的崇拜;以信心与善行为共同条件的称义;善行的功德,尤其是自愿独身与贫穷的功德;七项圣礼或奥秘(在坚振礼及临终傅油礼或涂油礼上略有不同);洗礼重生,以及水洗对于得救的必要性;变质说及随之而来的对圣礼饼酒的崇拜;为生者和死者献上的弥撒祭,以及为死者祈祷;祭司凭神所授权柄赦罪;教职的三个品级,以及直至牧首尊位的主教圣统制之必要性;还有大量宗教礼仪与仪式。

在炼狱教义上,希腊教会的表述不那么明确,但它与罗马教会同样认定存在一个炼净的中间状态,并承认为亡者祈祷和举行弥撒的功效。变质说这一信条,在希腊教会信经中的表述也不如罗马教会清晰,但差别极小。至于圣经,希腊教会从未禁止民众使用,俄国教会甚至赞成自由流通其核准的本国语译本。然而,希腊教会的传统,与罗马的传统一样,都是个人判断的运用及释经进步的坚固屏障。

二、两教会的分歧涉及以下各点

  1. 圣灵的发出:东方教导圣灵单单从父发出的单一发出说,西方(自奥古斯丁以来)则教导圣灵从父和子(Filioque)发出的双重发出说。

  2. 教皇的普世权威与无谬性,罗马教会予以肯定,希腊教会则予以否认。前者是教皇君主制,后者是牧首寡头制。依希腊教会的理论,有五位权利平等的牧首,即罗马教皇,以及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牧首。他们有时被比作身体的五官。后来又加上俄国教会的莫斯科牧首(该教会现由“神圣会议”治理)。从前曾承认罗马主教享有荣誉上的首位,但这一首位随帝国都城的迁移而转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因此他署名为“新罗马大主教暨普世牧首”。1

  3. 童贞女马利亚无原罪始胎说,教皇于1854年将其宣布为信条,东方则不予承认;不过在崇拜马利亚的实践上,东方与西方完全不相上下。

  4. 低级教士的婚姻,东方教会允许,罗马教会禁止(但教皇对与罗马联合的希腊教会予以通融)。

  5. 不让平信徒领受圣餐的杯。在希腊教会,平信徒领受的是蘸过酒的祝圣饼,由金匙分给他们。

  6. 东方教会特有的一些次要仪式,如洗礼中的三次浸水、圣餐使用有酵饼、婴儿领圣餐,以及患病时重复施行圣傅油礼(τὸ εὐχέλιον*)。

尽管有这些差异,罗马教会始终不得不承认,希腊教会虽属分裂,在本质上仍是正统的。而且,与双方的一致相比,这些差异的确微不足道。因此,对于这种分裂与对立,至少同样需要、甚至更需要从精神上的疏离和处境的变迁来解释。

关于东方正教会的附注

为求简洁,本章采用通常的称谓,但希腊教会的正式名称是神圣东方正统使徒教会。该教会最常使用的称谓是正统与东方。在土耳其,希腊一词仅指希腊本族人(赫楞人,Hellens);但土耳其和俄国的东方基督徒,绝大多数属于斯拉夫民族。希腊语是东方教会最初的经典语言,其最重要的著作都用这种语言写成;但实际上,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它已为阿拉伯语所取代,在俄国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则为斯拉夫语所取代。

东方教会或正教会现包括三个不同的部分:

  1. 土耳其境内的正教会(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及希腊诸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牧首管辖。

  2. 俄国的国教会,起初归君士坦丁堡牧首管辖,后来归莫斯科牧首管辖,自1725年起由圣彼得堡的神圣会议治理,并以沙皇为元首。这是远远最大、也最重要的分支。

  3. 希腊王国的教会,自1833年起由希腊的神圣会议管辖。

此外,埃及、西奈半岛(圣凯瑟琳修道院的修士)、爱琴海诸岛、马耳他、塞尔维亚、奥地利等地,也有希腊教会的基督徒。

与正教会有别的是东方分裂派,即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s)、亚美尼亚派 (Armenians)、雅各派 (Jacobites)、科普特派 (Copts)及阿比西尼亚派 (Abyssinians);他们因基督论争议而与前者分离。黎巴嫩山的马龙派 (Maronites) 原来也属分裂派,但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归顺了教皇。

合一希腊派 (United Greeks) 承认教皇的至上权,却保留东方教会的某些特色,如低级教士可以结婚、礼拜使用本地语言。他们分布于意大利南部、奥地利、俄国和波兰。

保加利亚人 (Bulgarians) 同样自称正教徒;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他们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公国,在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保持独立地位。

§ 69. 分裂的原因

教会史如同世界史一样,随着太阳由东向西运行。在最初六个世纪,东方教会或希腊教会代表着生命与进步的主流。中世纪时,主要由拉丁教会承担使新登上历史舞台的各民族归信基督教、进入文明的任务。希腊教会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中世纪,因此也没有宗教改革。她在斯拉夫各民族 (Slavonic races) 中栽植了基督教,但这些民族与欧洲历史的进程隔绝,对教会的教义、体制和礼仪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归信是外部的扩张,而非内部的发展。

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从未在同一治理之下结成有机的统一体,而是从一开始就在民族、语言和各种礼仪上有相当大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并未妨碍信仰与基督徒生活的总体和谐,也未阻止双方合作抵御共同的敌人。只要她们仍受基督教真正精神的引导,并在这种引导所及的范围内,多样性就是共同事业的一种力量。

东方各主要主教座——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除外——都是使徒直接设立的,甚至比罗马更有明确的资格主张使徒统绪与传承。直到第六或第七世纪,希腊教会在神学上一直居于领导地位,拉丁教会则怀着感激向她学习。所有大公会议都在拜占庭帝国 (Byzantine empire) 境内、君士坦丁堡城内或附近举行,并以希腊语进行。有关神圣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的重大教义争论,都是在东方进行并解决的,但也并非没有较为稳健而务实的西方的有力协助。亚他那修 (Athanasius) 被逐出亚历山大时,曾在罗马主教那里得到庇护和支持。哲罗姆 (Jerome) 是拉丁教父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位,也是教皇达马苏 (Damasus) 的朋友;他成为东西方之间的纽带,并在伯利恒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教皇利奥一世 (Leo I.) 是支配迦克墩会议 (Council of Chalcedon) 的神学领袖,塑造了关于基督一个位格中两种本性的正统信仰表述。然而,正是这位教皇,曾强烈抗议该会议依照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一条教规,将新设的君士坦丁堡主教置于与他平等的地位。

在这里,我们便接近了两教会最终分裂、彼此对立而无法弥合的隐秘根源。这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以拜占庭帝国为后盾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与同新兴德意志帝国相联系的罗马主教,在政治和教会事务上的竞争。第二个原因,是拉丁教会在教皇制度之内并借着这一制度日益集权,且行事专横。第三个原因,是中世纪希腊教会停滞不前,而拉丁教会不断进取。希腊教会夸耀她的信经已臻完美,其实这不过是想象。她仍产生了一些杰出的学者和神学家,如马克西穆 (Maximus)、大马士革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佛提乌 (Photius)、厄库梅尼乌斯 (Oecumenius) 和狄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但他们大多仅限于把希腊教父的传统神学加以摘要和系统整理,没有提出新思想,仿佛一切智慧都始于、也终于古代的大公会议。对于圣奥古斯丁 (Augustin) 时代震动拉丁教会的那些关乎人论与救恩论的重要争论,她毫无兴趣;在罪与恩典的教义上,她继续停留在最初几个世纪那种不明确的立场上。另一方面,围绕神学和基督论中最深奥的问题所展开的空洞形而上学争论,又使她大为分心、力量削弱;这些争吵便利了伊斯兰教 (Islâm) 的迅速扩张,后者征服了圣经中的各地,并紧逼君士坦丁堡。当希腊教会陷于停滞时,拉丁教会却开始发挥她最大的活力;她成为欧洲北部和西部那些新兴而强健的民族多产的母亲,产生了经院神学、神秘主义神学和新的文明秩序,建造了宏伟的大教堂,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发明了印刷术,并随着学术的复兴,为世界历史的新纪元预备了道路。这样,拉丁这位女儿的成长超越了希腊这位母亲;即使不计已经分离出去的新教,她在人数上也有后者的两倍。与此同时,东方教会在她所引导归信基督教的斯拉夫各民族中,仍可盼望一个新的未来。她所需要的,是原始基督教精神与能力的复兴。

一旦两个教会在精神上彼此疏离,并投入违背基督教精神的霸权争夺,早已存在的一切细小的教义和礼仪差异,便被赋予不应有的分量,被斥为异端和罪行。罗马主教视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教会中的暴发户,认为他的权力来自政治影响,而非使徒渊源。东方牧首们则把教皇看作敌对基督的篡权者和第一个抗议者。他们谴责教皇至上权是“末后日子的首要异端,如今正盛行一时,正如其前身阿里乌派 (Arianism) 昔日曾盛行一样;它也必同阿里乌派一样,被倾覆而归于消灭”。2

§ 70. 牧首与教皇:佛提乌与尼古拉

参看§ 61及§ 67所列文献,尤其是佛提乌与尼古拉 (Nicolas) 的书信。

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佛提乌》(Photius),雷根斯堡 (Regensb.),1867–69年,第I卷,第373页及后、第505页及后,以及第II卷;另有其《有关佛提乌及其历史的希腊文献》(Monumenta Graeca ad Photium ejusque historiam pertinentia),雷根斯堡 (Ratisb.),1869年,181页。米尔曼 (Milman):《拉丁基督教史》(Hist. of Latin Christianity),第V编,第IV章。赫费勒 (Hefele),第IV卷,第224页及后、第384页及后、第436页及后。主要文献亦见吉泽勒 (Gieseler),第II卷,第213页及后(美国版)。

关于圣灵发出的教义分歧,将在论述神学争论的一章中讨论。虽然这一分歧在分裂以前就已存在,但只有当它与牧首和教皇之间、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更广泛的教会及政治冲突联系起来时,才取得实际的重要性。

这场冲突第一次严重爆发,是在九世纪中叶以后,当时两个彼此竞争的教会各自最有才干的代表人物之一——佛提乌和尼古拉——发生了冲突。佛提乌是最伟大的牧首之一,正如尼古拉是最伟大的教皇之一。前者长于学问,后者长于政治才干;至于道德操守、身居高位的傲气与顽固,两人则颇为相当,只是教皇的野心远远凌驾于牧首的尊严之上。佛提乌不能容忍有人高于自己,尼古拉不能容忍有人与自己平等;一方以迦克墩会议为依据,另一方则以伪伊西多尔 (Pseudo-Isidor) 为依据。

他们之间的争斗起初是个人性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伊格纳提乌 (Ignatius) 因谴责凯撒巴尔达斯 (Caesar Bardas) 的不道德行为而遭罢黜,继而选立当时尚为平信徒的佛提乌取而代之(858年);这些武断而违反教规的举措,造成了东方内部一时的分裂,也为东西方永久的分裂预备了道路。双方都请求尼古拉出面调解(首先提出请求的是佛提乌),于是他根据《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摆出最高裁判者的傲慢姿态,但起初却受了自己使节的蒙蔽。保加利亚的争端又使这场争论复杂化。国王博戈里斯 (Bogoris) 曾在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传教士引导下归信基督教(861年),但不久后又向罗马请求派遣教师;教皇便急切地抓住这个机会,扩张自己的管辖权(866年)。

尼古拉在罗马的一次教会会议上(863年),作出了有利于无辜的伊格纳提乌的裁决,宣判罢黜佛提乌,并威胁说,若不服从,就将他革除教籍。3 佛提乌因这一举动及对保加利亚的干涉而震怒,于是召开了一次对抗性的教会会议,反过来罢黜了圣彼得的继承人(867年)。在他邀请东方各牧首与会的著名通函中,他指控整个西方教会犯有异端和分裂之罪,理由是:干涉对保加利亚人的管辖权;在星期六禁食;将大斋期缩短一周;在四十日斋期食用乳制品(奶、乳酪和黄油);强制教士独身,鄙视那些过着贞洁婚姻生活的司祭;而最严重的,是插入“和子”(Filioque) 一词,篡改尼西亚信经 (Nicene Creed),从而在神圣三位一体中引入两个本原。4

这封信清楚表明了导致分裂、并使其延续至今的一切教义和礼仪差异。此后的历史不过是相同指控的重演,而希腊教会所遭遇的不幸,以及古老罗马的傲慢与不宽容,又使这些指控愈加尖锐。

佛提乌随着他的皇室庇护者米海尔三世 (Michael III.) 遇刺而倒台(867年9月23日)。他被囚禁在一所修道院中,不得与人往来,甚至没有书可读。他以极大的尊严承受不幸,几乎所有希腊主教仍然效忠于他。伊格纳提乌流亡十年后,由马其顿人巴西尔皇帝 (Basil,867–886年) 恢复原职,并与教皇哈德良二世 (Hadrian II.) 建立了联系(867年12月)。他在圣索菲亚教堂 (St. Sophia) 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869年10月),拉丁教会将其列为第八次大公会议。教皇使节主持会议,并提出一份联合信式,规定每位主教在参与议事之前必须签署;其中包含对一切异端以及佛提乌和其追随者的咒诅。但与会者寥寥无几(主教人数起初只有十八位)。佛提乌被迫出席第五次会议(10月20日),但受询问时,他不是保持沉默,就是用基督在该亚法和彼拉多面前所说的话作答。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有皇帝及其诸子与一百零二位主教出席;会议确认了教皇反对佛提乌、支持伊格纳提乌的教令,并重申对基督一志论派 (Monothelites) 和反圣像派 (Iconoclasts) 的咒诅。教皇代表签署时,注明“保留教皇修订之权”。

但这种和平是人为的;会议刚结束,便因保加利亚问题再次破裂,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君士坦丁堡的教会权力,也关系到它的政治权力。伊格纳提乌本人也不愿在这一点上让步;当专横的教皇约翰八世 (John VIII.) 命令他从保加利亚召回所有希腊主教和司祭,否则便予以停职并革除教籍时,他拒绝服从。但死亡使他免于进一步卷入争论(877年10月23日)。

佛提乌 (Photius) 在伊格纳提乌 (Ignatius) 死后三天恢复了牧首之位;此前两人已经和解。他于879年11月召开了一次会议,延续至880年3月;东方教会承认这是第八次大公会议,5 拉丁教会却斥之为佛提乌伪会议 (Pseudo-Synodus Photiana)。与会人数是伊格纳提乌所召会议的三倍,由佛提乌主持,在圣索菲亚教堂隆重举行。会议宣布869年的会议是一场骗局,予以废除;重新采纳尼西亚信经,并咒诅“和子”(Filioque) 及其他一切增删改动;最后以颂扬佛提乌无与伦比的德行与学识作结。后来,希腊文会议记录中又增添了一封(伪托的)教皇约翰八世 (John VIII.) 致佛提乌的信,宣称“和子”(Filioque) 是罗马教会所拒绝的一项增文,是一种亵渎,必须平静而逐步地加以废除。6 教皇使节对这一切都表示赞同,并以保加利亚管辖权已经交还的虚假报告欺骗了他们的主人,以致教皇还感谢皇帝借这次会议为教会所作的贡献。

然而,教皇一旦明白真相,便派马里努斯主教 (Marinus) 前往君士坦丁堡,宣布使节违背其指示所作的一切无效。马里努斯因此被监禁了三十天。他返回之后,教皇约翰八世庄严地宣布咒诅佛提乌,因为他竟敢欺骗并贬损圣座,在旧有的欺诈之上又添新诈。马里努斯当选教皇后(882年),重申了这项咒诅。佛提乌否认他的当选有效,并展开了极为活跃的著述活动。

但巴西尔皇帝 (Basilius) 死后(886年),佛提乌又被利奥六世 (Leo VI.) 罢黜,让位给皇帝最小的弟弟、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司提反 (Stephen);利奥被称为“智者”或“哲学家”,实在名不副实。佛提乌在修道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五年,于891年去世。就学识、精力、地位和影响而言,他是东方基督教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为分裂制定了教义基础,遏制了教皇的专制,并确保了希腊教会的独立。他在866年的一封通函中宣告:“愿上帝永远受赞美!俄罗斯人已经领受了一位主教,并对基督教崇拜表现出热切的心。”罗马教会的作家宣称这是一句谎言,但历史证明,这话预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一个新民族的归信;这个民族后来将成为东方教会的主要支柱,以及教皇制度最强劲的对手。

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分裂的罪责完全归于一方,并指责对方怀有不圣洁的野心、玩弄阴谋;但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尼古拉 (Nicolas) 为受屈的伊格纳提乌伸张正义,确有公义的热忱;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佛提乌在患难中经受考验的许多美德,以及他在神学、语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卓越学识;同时,我们也为这场分裂深感悲痛,并谴责它是两个教会共同的罪与耻辱。

附注

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的记述,即使最优秀者也染有宗派色彩,必须审慎接受。赫尔根勒特枢机 (Hergenröther,《教会史》〔Kirchengesch.〕I. 684) 称879年的会议为“Photianische Pseudo-Synode”(佛提乌伪会议),并称其会议记录是“ein aecht byzantinisches Machwerk ganz vom Geiste des verschmitzten Photius durchdrungen”(一部十足的拜占庭式伪作,完全浸透了狡诈的佛提乌的精神)。赫费勒主教 (Hefele) 在其《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 修订版(IV. 464及后)中,对这次他所谓的 Aftersynode(伪会议)的评价也同样恶劣。两人都追随他们的老教师德林格博士 (Döllinger) 的路数;四十多年前,他在《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urch,爱德华·考克斯博士〔Edward Cox〕译,伦敦,1841年,第III卷,第100页) 中,把这次会议描述为:“在各方面都不愧是449年强盗会议的姊妹;区别只在于,前一次会议中,恶人用暴力和专横来实现其邪恶图谋,后一次则用诡计、欺诈和谎言。”然而,1870年梵蒂冈会议认可了教皇无误论这一历史谬说时,曾是德国罗马教最有力辩护者的德林格却抗议罗马,并被革除教籍。无论拉丁教会的人怎样攻击佛提乌的会议,869年的拉丁会议也丝毫不比它高明,罗马对阴谋手段的精通绝不亚于君士坦丁堡。希腊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的整个争端,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令人羞愧的篇章之一;双方必须谦卑地承认各自应负的罪责,才有可能达成和解。

§ 71. 分裂的发展与完成:凯鲁拉里乌

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佛提乌》(Photius),第III卷,653–887页;比较其《教会史》(Kirchengesch.),第I卷,688及下页;690–694页。赫费勒 (Hefele):《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IV. 587;765及后;771,775及后。吉泽勒 (Gieseler):II. 221及后。

我们将简略叙述这场分裂如何发展并趋于巩固。

关于第四次婚姻的分歧

哲学家利奥皇帝 (Leo,886–912年在位) 的第四次婚姻,违背了希腊教会的法规,在东方引起了一场严重的分裂(905年)。7 牧首尼古拉·米斯提库斯 (Nicolas Mysticus) 郑重提出抗议,因而被罢黜(906年);教皇塞尔吉乌斯三世 (Sergius III.,904–911年在位) 却没有像教皇尼古拉那样站在受苦的正直者一边,反而批准了这第四次婚姻(西方并不禁止这种婚姻),也批准罢黜这位恪守良心的牧首。

利奥临终时恢复了这位被罢黜牧首的职位(912年)。920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有教皇约翰十世 (John X.) 的代表出席,宣布第四次婚姻为非法,并未向罗马作出任何让步。利奥之子君士坦丁皇帝 (Constantine) 颁诏禁止第四次婚姻,从而也含蓄地非议了他自己的出身。希腊教会视婚姻为圣礼,也是繁衍人类的必要手段;但禁止教士再婚,容忍平信徒的第三次婚姻,视之为一种合法的姘居,而将第四次婚姻谴责为罪恶和丑事。教皇默然接受,于是分裂在黑暗的十世纪暂时沉寂。贪财的教皇约翰十九世 (John XIX.,1024年) 准备收取一笔巨款,放弃对东方诸牧首的一切至上权要求;但他这一背叛性的计划被发现后,只得中断谈判。

凯鲁拉里乌与利奥九世

米海尔·凯鲁拉里乌 (Michael Cerularius,或 Caerularius),8 于1043至1059年任牧首,他重新挑起并最终完成了这场分裂。此前,双方的咒诅只针对争执中的领袖及其党羽;如今,两个教会彼此革除了对方的教籍。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皇帝 (Constantinus Monachus) 出于政治考虑谋求与教皇友好,他的牧首却挫败了他的计划。1053年,凯鲁拉里乌联同博学的保加利亚都主教、阿赫里达的利奥 (Leo of Achrida),致信阿普利亚 (Apulia,当时受东方统治) 的特拉尼主教约翰 (John of Trani),并通过他向法国全体主教及教皇本人发言,指控西方各教会效法犹太人的做法,违背基督的惯例,在圣餐中使用无酵饼;在大斋期的星期六禁食;违反耶路撒冷会议的决议(《使徒行传》第15章),吃血和勒死的牲畜;并在禁食期间不唱哈利路亚。他为使用无酵饼 (azyma) 而不用普通饼的异端,创出了无酵饼派 (Azymites) 这一新名称。9 信中并未提及圣灵发出的问题。这封信现今仅存洪伯特枢机 (Humbert) 的拉丁文译本。10

教皇利奥九世 (Leo IX.) 派遣三位使节,由专横的洪伯特率领,前往君士坦丁堡,提出反控,其大意是:凯鲁拉里乌僭取“大公”牧首的称号;企图使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牧首臣服于己;希腊人为拉丁人重新施洗;像尼哥拉党 (Nicolaitans) 一样,容许司祭过婚姻生活;11 不在婴儿出生后第八日之前为他们施洗;并像敌圣灵派 (Pneumatomachi) 或敌上帝派 (Theomachi) 一样,从信经中删去圣灵由子发出的教义。12 使节住在皇宫中,凯鲁拉里乌却避免与他们有任何交往。最后,1054年7月16日,他们宣布将这位牧首,以及一切执意谴责罗马教会的信仰或其奉献神圣祭祀方式的人革除教籍。他们把文书放在圣索菲亚教堂 (Hagia Sophia) 的祭坛上,说:“Videat Deus et judicet”(愿上帝鉴察并施行审判)。

凯鲁拉里乌得到教士和民众的支持,立即以教会会议的名义对教皇使节发出反咒诅,作为回应,并指控他们欺诈。他在致安提阿牧首彼得 (Peter,起初曾充当调解人) 的一封信中,又指控罗马存在其他丑事,即:容许兄弟二人娶姊妹二人;主教佩戴戒指并参与战争;施洗时只浸水一次;将盐放入受洗者口中;不尊崇圣徒的圣像和遗物;不将神学家贵格利 (Gregory the Theologian)、巴西尔 (Basil) 和金口约翰 (Chrysostom) 列入圣徒之中。信中也提到了“和子”(Filioque)。13

在那个半野蛮的时代,关于主教好战精神的指控确有根据。凯鲁拉里乌曾有数年权倾一时;他废黜了一位皇帝,又为另一位皇帝加冕,却终于死在流放中(1059年)。

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的牧首都依附君士坦丁堡教座。至此,基督教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分裂完全形成。当时双方的主教座数目几乎相等,但随着岁月推移,拉丁教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东方教会。

东方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

十字军东征期间,法国和威尼斯士兵洗劫君士坦丁堡时的残暴行径(1204年)、拉丁帝国的建立,以及教皇在希腊主教座上任命拉丁主教,都使分裂进一步加深。14 这个人为建立的帝国虽然只维持了半个世纪(1204–1261年),却留下了炽烈仇恨的遗产;东方被迫忍受西方野蛮人可怕的亵渎,以及无数的侮辱和暴行,这些记忆久久不散。教堂和修道院被抢掠、亵渎,希腊礼拜仪式遭到嘲弄,教士受到逼迫,一切体统规范都被公然践踏。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妓女被安置在牧首的宝座上;这个被称为彼列之女的人,在教堂里唱歌跳舞,嘲弄东方人的圣诗和巡行。”甚至教皇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也指控这些朝圣者纵欲时,不顾年龄、性别,甚至不顾修道身份,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 (in oculis omnium) 行淫乱、奸淫和乱伦之事,“把已婚妇女和献身上帝的童贞女交给马夫蹂躏”。然而,这位伟大的教皇却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拉丁教阶制度,借此侮辱了东方教会。15

§ 72. 谋求重新联合的徒劳尝试

希腊诸帝受到可怕的土耳其人的猛烈进逼,皇位面临倾覆的威胁,因而不时通过与教皇谈判,寻求西方的强大援助。但一切重新联合的计划,都在教皇专制与希腊人顽固这块礁石上触礁破裂。

里昂会议 (Council of Lyons),公元1274年3216

米海尔·巴列奥略 (Michael Palaeologus,1260–1282年) 于1261年7月25日将拉丁人逐出君士坦丁堡,恢复了希腊牧首制;但为避免一场旨在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新十字军东征,他又与教皇乌尔班四世 (Urban IV.) 展开谈判。1273年和1274年,一次大公会议(拉丁教会的第14次)在里昂隆重而盛大地举行,旨在促成重新联合。出席者有五百名拉丁主教、七十名修道院院长、约一千名其他教士,以及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使节。巴列奥略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但只有三人从海难中获救:君士坦丁堡前牧首日耳曼努斯 (Germanus)、尼西亚都主教狄奥法尼斯 (Theophanes),以及帝国宰相。教皇于1274年5月7日举行大弥撒,宣布会议开幕,并宣告会议有三项目的:援助耶路撒冷、与希腊人联合,以及改革教会。波拿文都拉 (Bonaventura) 负责讲道。经院学者之首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曾为拉丁教会关于圣灵双重发出的教义辩护,17 原拟出席,却于前往里昂途中逝世(1274年3月7日),时年49岁。皇帝的使节受到格外优礼的款待;他们宣布弃绝分裂,服从教皇,并接受了罗马教会特有的信条。

然而,东方各牧首并无代表出席,君士坦丁堡的民众憎恶与罗马联合;专横的米海尔·巴列奥略于1282年去世,也意味着拉丁派的灭亡,以及服从教皇的法令被正式撤销。

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公元1438–1439年3218

约翰七世·巴列奥略 (John VII. Palaeologus) 在费拉拉会议 (Council of Ferrara) 上再次尝试谋求联合。这次会议由教皇尤金四世 (Eugenius IV.) 召集,旨在对抗主张改革的巴塞尔会议 (Council of Basle);后来因瘟疫而移至佛罗伦萨。出席者有皇帝、君士坦丁堡牧首,以及二十一位东方高级教士,其中包括博学的尼西亚的贝萨里翁 (Bessarion)、以弗所的马可 (Mark)、撒狄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和基辅的伊西多尔 (Isidor)。会议讨论了争议的主要问题:圣灵的发出、炼狱、使用无酵饼,以及教皇的至上权。19 贝萨里翁转而接受西方教义,并获授枢机之职作为奖赏。他曾两度几乎当选教皇(卒于1472年)。会议于1439年7月6日公布的谕令体现了他的观点,完全向教皇屈服,几乎没有为东方各牧首的教会法权利和特权留下任何保留条款。关于圣灵发出的希腊公式 ex Patre per Filium(由父借子),被宣布与拉丁公式 Filioque(及由子)相同;教皇不仅被承认为彼得的继承人和基督的代理者,也被承认为“全教会之首、所有基督徒之父与导师”,但希腊文本在措辞上有所不同。20 教皇、皇帝、许多大主教和主教,以及东方各牧首的代表,都在重新联合的文件上签了名;惟独君士坦丁堡牧首除外,因为他此前已在佛罗伦萨去世,不过他留下的临终声明表示服从古罗马的大公使徒教会,这一声明的真伪尚有争议。为了使自己的事业取得胜利,教皇大可轻易向东方盟友许诺物质援助:支付使团费用,供养三百名士兵保卫君士坦丁堡,并在必要时派遣陆海军,帮助皇帝抵御敌人。

然而,当重新联合的屈辱条件公布后,东方和俄国群起反抗那些拉丁化派,视他们为正统信仰的叛徒;原先顺从的牧首们公开撤回了自己的承诺,而君士坦丁堡新任牧首梅特罗法尼斯 (Metrophanes) 则被迫辞职;此时人们讥称他为梅特罗福努斯 (Metrophonus),即“弑母者”。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

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1453年),拜占庭帝国随之覆亡,终结了一切谋求重新联合的政治计划,却为教皇势力在东方的宣传扩张开辟了道路。教会的分裂促成了这场灾难,使最美好的土地落入伊斯兰教 (Islâm) 摧残性的影响之下,并使它的统治延续至今,尽管这种势力正在缓慢衰退。土耳其人并不反对他们所鄙视的基督徒彼此争斗,只要他们仅仅伤害自己,而不触犯《古兰经》。他们的宽容出于不宽容。希腊人恨教皇和 Filioque(及由子),正如他们恨麦加的假先知一样;而教皇爱自己的权势,胜过爱基督教共同的事业,宁愿看见苏丹统治君士坦丁之城,也不愿见到一个与自己抗衡的牧首,或属于分裂派俄国的沙皇在那里掌权。

十九世纪期间,两项新教义的创立——马利亚无原罪始胎(1854年)和教皇无误论(1870年)——使分裂更加严重。庇护九世 (Pius IX.) 邀请东方各牧首参加梵蒂冈会议时,他们愤然拒绝,并再次提出由来已久的抗议,谴责教皇制敌基督的僭权,以及异端的 Filioque。他们若服从梵蒂冈的谕令,就等于使自己的全部历史显得荒谬,并在道德上自杀。教皇专制主义21与东方的停滞,是分裂的各教会重新联合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唯有重大的事件,以及上帝之灵施行奇事的大能,才能促成这种联合。

Original Text

CHAPTER V. THE CONFLICT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AND THEIR SEPARATION.

§ 67. Sources and Literature.

The chief sources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Photius and Nicolas are in Mansi: Conc. Tom. XV. and XVI.; in Harduin: Conc. Tom. V. Hergenröther: Monumenta Graeca ad Photium ejusque historiam pertinentia. Regensb. 1869.

I. On the Greek Side:

Photius: jEgkuvklio" ejpistolhv etc . and especially his Lovgo" peri; th'" tou' aJgivou Pneuvmato" mustagwgiva", etc. See Photii Opera omnia, ed. Migne. Paris, 1860–’61, 4 vols. (Patr. Gr. Tom. CI.-CIV.) The Encycl. Letter is in Tom. II. 722–742; and his treatise on the mustagwgiva tou' aJgivou Pneuvmato" in Tom. II. 279–391.

Later champions:

Caerularius, Nicetas Pectoratus, Theophylact (12th century). Euthymius Zigabenus, Phurnus, Eustratius, and many others. In recent times Prokopovitch (1772), Zoernicav (1774, 2 vols.).

J. G. Pitzipios: L’Egl. orientale, sa séparation et sa réunion avec celle de Rome. Rome, 1855. L’Orient. Les réformes de lempire byzantin. Paris, 1858.

A. N. Mouravieff (Russ.): Question religieuse d’Orient et d’Occident. Moscow, 1856.

Guettère: La papauté schismatique. Par. 1863.

A. Picheler: Gesch. d. kirchlichen Trennung zwischen dem Orient und Occident von den ersten Anfängen his zur jüngsten Gegenwart. München, 1865, 2 Bde. The author was a Roman Catholic (Privatdocent der Theol. in München) when he wrote this work, but blamed the West fully as much as the East for the schism, and afterwards joined the Greek church in Russia.

Andronicos Dimitracopulos: !Istoriva tou' scivmato". Lips. 1867. Also his Bivblioqhvkh ekklhs. Lips. 1866.

Theodorus Lascaris Junior: 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 Oratio Apologetica. London and Jena, 1875.

II. On the Latin (Roman Catholic) Side:

Ratramnus (Contra Graecorum Opposita); Anselm of Canterbury (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 1098); Petrus Chrysolanus (1112); Thomas Aquinas (d. 1274), etc.

Leo Allatius (Allacci, a Greek of Chios, but converted to the Roman Church and guardian of the Vatican library, d. 1669): De ecclesiae occident. atque orient. perpetua consensione. Cologne, 1648, 4to.; new ed. 1665 and 1694. Also his Graecia orthodoxa, 1659, 2 vols., new ed. by Lämmer, Freib. i. B. 1864 sq.; and his special tracts on Purgatory (Rom. 1655), and 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Rom. 1658).

Maimburg: Hist. du schisme des Grecs. Paris, 1677, 4to.

Steph. de Altimura (Mich. le Quien): Panoplia contra schisma Graecorum. Par. 1718, 4to.

Michael le Quien (d. 1733): Oriens Christianus. Par. 1740, 3 vols. fol.

Abbé Jager: Histoire de Photius d’après les monuments originaux. 2nd ed. Par. 1845.

Luigi Tosti: Storia dell’ origine dello scisma greco. Firenze 1856. 2 vols.

H. Lämmer: Papst. Nikolaus I. und die byzantinische Staatskirche seiner Zeit. Berlin, 1857.

Ad. d’Avril: Documents relatifs aux églises de l’Orient, considerée dans leur rapports avec le saint-siége de Rome. Paris, 1862.

Karl Werner: Geschichte der Apol. und polemischen Literatur. Schaffhausen, 1864, vol. III. 3 ff.

J. Hergenröther: (Prof. of Church History in Würzburg, now Cardinal in Rome): Photius, Patriarch von Constantinopel. Sein Leben, seine Schriften und das griechische Schisma. Regensburg, 1867–1869, 3 vols.

C. Jos. von Hefele (Bishop of Rottenburg): Conciliengeschichte. Freiburg i. B., vols. IV., V., VI., VII. (revised ed. 1879 sqq.)

III. Protestant writers:

J. G. Walch (Luth.): Historia controversiae Graecorum Latinorumque de Processione Sp. S. Jena, 1751.

Gibbon: Decline and Fall, etc., Ch. LX. He views the schism as one of the causes which precipitate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by alienating its most useful allies and strengthening its most dangerous enemies.

John Mason Neale (Anglican): A History of the Holy Eastern Church. Lond. 1850. Introd. vol. II. 1093–1169.

Edmund S. Foulkes (Anglic.):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ddition of the word Filioque to the Creed of the West. Lond. 1867.

W. Gass: Symbolik der griechischen Kirche. Berlin, 1872.

H. B. Swete (Anglic.): Early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Cambr. 1873; and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from the Apost. Age to the Death of Charlemagne. Cambr. 1876.

  1. Old Catholic Writers (irenical):

Joseph Langen: Die Trinitarische Lehrdifferenz zwischen der abendländischen und der morgenländischen Kirche. Bonn, 1876.

Th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Old Catholic Union-Conference in Bonn, 1875, ed. in German by Heinrich Reusch; English ed. with introduction by Canon Liddon (Lond. 1876); Amer. ed. transl. by Dr. Samuel Buel, with introduction by Dr. R. Nevin (N. Y. 1876). The union-theses of Bonn are given in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II., 545–550.

§ 68. The Consensus and Dissensus betwee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No two churches in the world are at this day so much alike, and yet so averse to each other as the Oriental or Greek, and the Occidental or Roman. They hold, as an inheritance from the patristic age, essentially the same body of doctrine, the same canons of discipline, the same form of worship; and yet their antagonism seems irreconcilable. The very affinity breeds jealousy and friction. They are equally exclusive: the Oriental Church claims exclusive orthodoxy, and looks upon Western Christendom as heretical; the Roman Church claims exclusive catholicity, and considers all other churches as heretical or schismatical sects. The one is proud of her creed, the other of her dominion. In all the points of controversy between Romanism and Protestantism the Greek Church is much nearer the Roman, and yet there is no more prospect of a union between them than of a union between Rome and Geneva, or Moscow and Oxford. The Pope and the Czar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rival-despots in Christendom. Where the two churches meet in closest proximity, over the traditional spots of the birth and tomb of our Saviour, at Bethlehem and Jerusalem, they hate each other most bitterly, and their ignorant and bigoted monks have to be kept from violent collision by Mohammedan soldiers.

I. Let us first briefly glance at the consensus.

Both churches own the Nicene cre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Filioque), and all the doctrinal decrees of the seven oecumenical Synods from a.d. 325 to 787, including the worship of images.

They agree moreover in most of the post-oecumenical or mediaeval doctrines against which the evangelical Reformation protested, namely: the authority of ecclesiastical tradition as a joint rule of faith with the holy Scriptures; the worship of the Virgin Mary, of the saints, their pictures (not statues), and relics;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good works, as joint conditions; the merit of good works, especially voluntary celibacy and poverty; the seven sacraments or mysteries (with minor differences as to confirmation, and extreme unction or chrisma); baptismal regeneration and the necessity of water-baptism for salvation; transubstantiation and the consequent adoration of the sacramental elements; the sacrifice of the mass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with prayers for the dead; priestly absolution by divine authority; three orders of the ministry, and the necessity of an episcopal hierarchy up to the patriarchal dignity; and a vast number of religious rites and ceremonies.

In the doctrine of purgatory, the Greek Church is less explicit, yet agrees with the Roman in assuming a middle state of purification, and the efficacy of prayers and masses for the departed. The dogma of transubstantiation, too, is not so clearly formulated in the Greek creed as in the Roman, but the difference is very small. As to the Holy Scriptures, the Greek Church has never prohibited the popular use, and the Russian Church even favors the free circulation of her authorized vernacular version. But the traditions of the Greek Church are as strong a barrier against the exercise of private judgment and exegetical progress as those of Rome.

II. The dissensus of the two churches covers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the East teaching the single procession from the Father only, the West (since Augustin), the double procession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Filioque).

  2. The universal authorit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 which is asserted by the Roman, denied by the Greek Church. The former is a papal monarchy, the latter a patriarchal oligarchy. There are, according to the Greek theory, five patriarchs of equal rights, the pope of Rome,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They were sometimes compared to the five senses in the body. To them was afterwards added the patriarch of Moscow for the Russian church (which is now governed by the "Holy Synod"). To the bishop of Rome was formerly conceded a primacy of honor, but this primacy passed with the seat of empire to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who therefore signed himself "Archbishop of New Rome and Oecumenical Patriarch.(1)

  3.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 Mary, proclaimed as a dogma by the pope in 1854, disowned by the East, which, however, in the practice of Mariolatry fully equals the West.

  4. The marriage of the lower clergy, allowed by the Eastern, forbidden by the Roman Church (yet conceded by the pope to the United Greeks).

  5. The withdrawal of the cup from the laity. In the Greek Church the laymen receive the consecrated bread dipped in the wine and administered with a golden spoon.

  6. A number of minor ceremonies peculiar to the Eastern Church, such as trine immersion in baptism, the use of leavened bread in the eucharist, infant-communion, the repetition of the holy unction (to; eujcevlion) in sickness.

Notwithstanding these differences the Roman Church has always been obliged to recognize the Greek Church as essentially orthodox, though schismatic. And, certainly, the differences are insignificant as compared with the agreement. The separation and antagonism must therefore be explained fully as much and more from an alienation of spirit and change of condition.

Note on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For the sake of brevity the usual terminology is employed in this chapter, but the proper name of the Greek Church is the Holy Oriental Orthodox Apostolic Church. The terms mostly in use in that church are Orthodox and Oriental (Eastern). The term Greek is used in Turkey only of the Greeks proper (the Hellens); but the great majority of Oriental Christians in Turkey and Russia belong to the Slavonic race. The Greek is the original and classical language of the Oriental Church, in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are written; but it has been practically superseded in Asiatic Turkey by the Arabic, in Russia and European Turkey by the Slavonic.

The Oriental or Orthodox Church now embraces three distinct divisions:

  1.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urkey (European Turkey and the Greek islands, Asia Minor, Syria and Palestine) under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2. The state church of Russia, formerly under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hen under the patriarch of Moscow, since 1725 under the Holy Synod of St. Petersburg and the headship of the Czar. This is by far the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branch.

  3. The church of the kingdom of Greece under the Holy Synod of Greece (since 1833).

There are also Greek Christians in Egypt, the Sinaitic Peninsula (the monks of the Convent of St. Catharine), the islands of the AEgean Sea, in Malta, Servia, Austria, etc.

Distinct from the Orthodox Church are the Oriental Schismatics, the Nestorians, Armenians, Jacobites, Copts, and Abyssinians, who separated from the former on the ground of the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ies. The Maronites of Mount Lebanon were originally also schismatics, but submitted to the pope during the Crusades.

The United Greeks acknowledge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but retain certain peculiarities of the Oriental Church, as the marriage of the lower clergy, the native language in worship. They are found in lower Italy, Austria, Russia, and Poland.

The Bulgarians, who likewise call themselves orthodox, and who by the treaty of Berlin in 1878 have been formed into a distinct principality, occupy an independent position between the Greek and the Roman Churches.

§ 69. The Causes of Separation.

Church history, like the world’s history, moves with the sun from East to West. In the first six centuries the Eastern or Greek church represented the main current of life and progres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Latin church chiefly assumed the task of christianizing and civilizing the new races which came upon the stage. The Greek church has had no Middle Ages in the usual sense, and therefore no Reformation. She planted Christianity among the Slavonic races, but they were isolated from the progress of European history, and have not materially affected either the doctrine or polity or cultus of the church. Their conversion was an external expansion, not an internal development.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were never organically united under one government, but differed considerably from the beginning in nationality, language, and various ceremonies. These differences, however, di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general harmony of faith and Christian life, nor prevent cooperation against common foes. As long and as far as the genuin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directed them, the diversity was an element of strength to the common cause.

The principal sees of the East were directly founded by the apostles—with the exception of Constantinople—and had even a clearer title to apostolic succession and inheritance than Rome. The Greek church took the lead in theology down to the sixth or seventh century, and the Latin gratefully learned from her. All the oecumenical Councils were held on the soi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or near Constantinople, and carried on in the Greek language. The great doctrinal controversies on the holy Trinity and Christology were fought out in the East, yet not without the powerful aid of the more steady and practical West. Athanasius, when an exile from Alexandria, found refuge and support in the bishop of Rome. Jerome, the most learned of the Latin fathers and a friend of Pope Damasus, wa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concluded his labors in Bethlehem. Pope Leo I. was the theological master-spirit who controlled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and shaped the Orthodox formula concerning the two natures in the one person of Christ. Yet this very pope strongly protested against the action of the Council which, in conformity with a canon of the second oecumenical Council, put him on a par with the new bishop of Constantinople.

And here we approach the secret of the ultimate separation and incurable antagonism of the churches. It is due chiefly to three causes. The first cause is the politico- ecclesiastical rivalry of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backed by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the bishop of Rom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new German empire. The second cause is the growing centralization and overbearing conduct of the Latin church in and through the papacy. The third cause is the stationary character of the Greek and the progressive character of the Latin church during the middle ages. The Greek church boasts of the imaginary perfection of her creed. She still produced considerable scholars and divines, as Maximus, John of Damascus, Photius, Oecumenius, and Theophylact, but they mostly confined themselves to the work of epitomizing and systematizing the traditional theology of the Greek fathers, and produced no new ideas, as if all wisdom began and ended with the old oecumenical Councils. She took no interest in the important anthropological and soteriological controversies which agitated the Latin church in the age of St. Augustin, and she continued to occupy the indefinite position of the first centuries on the doctrines of sin and grace. On the other hand she was much distracted and weakened by barren metaphysical controversies on the abstrusest questions of theology and christology; and these quarrels facilitated the rapid progress of Islâm, which conquered the lands of the Bible and pressed hard on Constantinople. When the Greek church became stationary, the Latin church began to develop her greatest energy; she became the fruitful mother of new and vigorous nations of the North and West of Europe, produced scholastic and mystic theology and a new order of civilization, built magnificent cathedrals, discovered a new Continent, invented the art of printing, and with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prepared the way for a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us the Latin daughter outgrew the Greek mother, and is numerically twice as strong, without counting the Protestant sec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Eastern church still may look forward to a new future among the Slavonic races which she has christianized. What she needs is a revival of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When once the two churches were alienated in spirit and engaged in an unchristian race for supremacy, all the little doctrinal and ritualistic differences which had existed long before, assumed an undue weight, and were branded as heresies and crimes. The bishop of Rome sees in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 ecclesiastical upstart who owed his power to political influence, not to apostolic origin. The Eastern patriarchs look upon the Pope as an anti-christian usurper and as the first Protestant. They stigmatize the papal supremacy as "the chief heresy of the latter days, which flourishes now as its predecessor, Arianism, flourished in former days, and which like it, will in like manner be cast down and vanish away."(2)

§ 70. The Patriarch and the Pope. Photius and Nicolas.

Comp. § 61, the Lit. in § 67, especially the letters of Photius and Nicolas.

Hergenröther: Photius (Regensb. 1867–69, vol. I. 373 sqq.; 505 sqq.; and the second vol.), and his Monumenta Graeca ad Photium ejusque historiam pertinentia (Ratisb. 1869, 181 pages). Milman: Hist. of Latin Christianity, bk. V. Ch. IV. Hefele IV. 224 sqq.; 384 sqq.; 436sqq. The chief documents are also given by Gieseler II. 213 sqq. (Am. ed.)

The doctrinal difference 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will be considered in the chapter on the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Although it existed before the schism, it assumed a practical importance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roader ecclesiastic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patriarch and the pope, between Constantinople and Rome.

The first serious outbreak of this conflict took place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when Photius and Nicolas, two of the ables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ival churches, came into collision. Photiu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patriarchs, as Nicola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popes. The former was superior in learning, the latter in statesmanship; while in moral integrity, official pride and obstinacy both were fairly matched, except that the papal ambition towered above the patriarchal dignity. Photius would tolerate no superior, Nicolas no equal; the one stood on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the other on Pseudo-Isidor.

The contest between them was at first personal. The deposition of Ignatius a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for rebuking the immorality of Caesar Bardas, and the election of Photius, then a mere layman, in his place (858), were arbitrary and uncanonical acts which created a temporary schism in the East, and prepared the way for a permanent schism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Nicolas, being appealed to as mediator by both parties (first by Photius), assumed the haughty air of supreme judge on the basis of the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but was at first deceived by his own legates. The controversy was complicated by the Bulgarian quarrel. King Bogoris had been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by missionaries from Constantinople (861), but soon after applied to Rome for teachers, and the pope eagerly seized this opportunity to extend his jurisdiction (866).

Nicolas, in a Roman Synod (863),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innocent Ignatius, and pronounced sentence of deposition against Photius with a threat of excommunication in case of disobedience.(3) Photius, enraged by this conduct and the Bulgarian interference, held a counter-synod, and deposed in tur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867). In his famous Encyclical Letter of invitation to the Eastern patriarchs, he charged the whole Western church with heresy and schism for interfering with the jurisdiction over the Bulgarians, for fasting on Saturday, for abridging the time of Lent by a week, for taking milk-food (milk, cheese, and butter) during the quadragesimal fast, for enforcing clerical celibacy, and despising priests who lived in virtuous matrimony, and, most of all, for corrupting the Nicene Creed by the insertion of the Filioque, and thereby introducing two principles into the Holy Trinity.(4)

This letter clearly indicates all the doctrinal and ritual differences which caused and perpetuated the schism to this day. The subsequent history is only a renewal of the same charges aggravated by the misfortunes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the arrogance and intolerance of old Rome.

Photius fell with the murder of his imperial patron, Michael III. (Sept. 23, 867). He was imprisoned in a convent, and deprived of society, even of books. He bore his misfortune with great dignity, and nearly all the Greek bishops remained faithful to him. Ignatius was restored after ten years of exile by the emperor Basil, the Macedonian (867–886), and entered into communication with Pope Hadrian II. (Dec. 867). He convened a general council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October, 869), which is numbered by the Latins as the Eighth Oecumenical Council. The pontifical legates presided and presented a formula of union which every bishop was required to sign before taking part in the proceedings, and which contained an anathema against all heresies, and against Photius and his adherents. But the council was poorly attended (the number of bishops being at first only eighteen). Photius was forced to appear in the fifth session (Oct. 20), but on being questioned he either kept silence, or answered in the words of Christ before Caiaphas and Pilate. In the tenth and last session, attended by the emperor and his sons, and one hundred and two bishops, the decrees of the pope against Photius and in favor of Ignatius were confirmed, and the anathemas against the Monothelites and Iconoclasts renewed. The papal delegates signed "with reservation of the revision of the pope."

But the peace was artificial, and broken up again immediately, after the Synod by the Bulgarian question, which involved the political as well as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 of Constantinople. Ignatius himself was unwilling to surrender that point, and refused to obey when the imperious Pope John VIII. commanded, on pain of suspension and excommunication, that he should recall all the Greek bishops and priests from Bulgaria. But death freed him from further controversy (Oct. 23, 877).

Photius was restored to the patriarchal see three days after the death of Ignatius, with whom he had been reconciled. He convened a council in November, 879, which lasted till March, 880, and is acknowledged by the Orientals as the Eighth Oecumenical Council,(5) but denounced by the Latins as the Pseudo-Synodus Photiana. It was three times as large as the Council of Ignatius, and held with great pomp in St. Sophia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Photius. It annulled the Council of 869 as a fraud; it readopted the Nicene Creed with an anathema against the Filioque, and all other changes by addition or omission, and it closed with a eulogy on the unrivalled virtues and learning of Photius. To the Greek acts was afterwards added a (pretended) letter of Pope John VIII. to Photius, declaring the Filioque to be an addition which is rejected by the church of Rome, and a blasphemy which must be abolished calmly and by, degrees.(6) The papal legates assented to all, and so deceived their master by false accounts of the surrender of Bulgaria that he thanked the emperor for the service he had done to the Church by this synod.

But when the pope’s eyes were opened, he sent the bishop Marinus to Constantinople to declare invalid what the legates had done contrary to his instructions. For this Marinus was shut up in prison for thirty days. After his return Pope John VIII. solemnly pronounced the anathema on Photius, who had dared to deceive and degrade the holy see, and had added new frauds to the old. Marinus renewed the anathema after he was elected pope (882). Photius denied the validity of his election, and developed an extraordinary, literary activity.

Bu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Basilius (886), he was again deposed by Leo VI., miscalled the Wise or the Philosopher, to make room for his youngest brother Stephen, at that time only sixteen years of age. Photius spent the last five years of his life in a cloister, and died 891. For learning, energy, position, and influence, he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men in the history of Eastern Christianity. He formulated the doctrinal basis of the schism, checked the papal despotism, and secur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Greek church. He announced in an Encyclical of 866: "God be praised for all time to come! The Russians have received a bishop, and show a lively zeal for Christian worship." Roman writers have declared this to be a lie, but history has proved it to be an anticipation of an important fact, the conversion of a new nation which was to become the chief support of the Eastern church, and the most formidable rival of the papacy.

Greek and Roman historians are apt to trace the guilt of the schism exclusively to one party, and to charge the other with unholy ambition and intrigue; but we must acknowledge on the one hand the righteous zeal of Nicolas for the cause of the injured Ignatius, and on the other the many virtues of Photius tried in misfortune, as well as his brilliant learning in theology, philology, philosophy, and history; while we deplore and denounce the schism as a sin and disgrace of both churches.

Notes.

The accounts of the Roman Catholic historians, even the best, are colored by sectarianism, and must be accepted with caution. Cardinal Hergenröther (Kirchengesch. I. 684) calls the Council of 879 a "Photianische Pseudo-Synode," and its acts "ein aecht byzantinisches Machwerk ganz vom Geiste des verschmitzten Photius durchdrungen." Bishop Hefele, in the revised edition of his Conciliengesch. (IV. 464 sqq.), treats this Aftersynode, as he calls it, no better. Both follow in the track of their old teacher, Dr. Döllinger who, in his History of the Church (translated by Dr. Edward Cox, London 1841, vol. III. p. 100), more than forty years ago, described this Synod "in all its parts as a worthy sister of the Council of Robbers of the year 449; with this difference, that in the earlier Synod violence and tyranny, in the later artifice, fraud, and falsehood were employed by wicked men to work out their wicked designs." But when in 1870 the Vatican Council sanctioned the historical falsehood of papal infallibility, Döllinger, once the ablest advocate of Romanism in Germany, protested against Rome and was excommunicated. Whatever the Latins may say against the Synod of Photius, the Latin Synod of 869 was not a whit better, and Rome understood the arts of intrigue fully as well as Constantinople. The whol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Greek and the Roman churches is one of the most humiliating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both must humbly confess their share of sin and guilt before a reconciliation can take place.

§ 71. Progress and Completion of the Schism. Cerularius.

Hergenröther: Photius, Vol. III. 653–887; Comp. his Kirchengesch. vol. I. 688 sq.; 690–694. Hefele: Conciliengesch. IV. 587; 765 sqq.; 771, 775 sqq. Gieseler: II. 221 sqq.

We shall briefly sketch the progress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schism.

The Difference About Tetragamy.

The fourth marriage of the emperor Leo the Philosopher (886–912), which was forbidden by the laws of the Greek church, caused a great schism in the East (905).(7) The Patriarch Nicolas Mysticus solemnly protested and was deposed (906), but Pope Sergius III. (904–911), instead of siding with suffering virtue as Pope Nicolas had done, sanctioned the fourth marriage (which was not forbidden in the West) and the deposition of the conscientious patriarch.

Leo on his death-bed restored the deposed patriarch (912). A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in 920, at which Pope John X. was represented, declared a fourth marriage illegal, and made no concessions to Rome.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Leo’s son, prohibited a fourth marriage by an edict; thereby casting a tacit imputation on his own birth. The Greek church regards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and a necessary means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race, but a second marriage is prohibited to the clergy, a third marriage is tolerated in laymen as a sort of legal concubinage, and a fourth is condemned as a sin and a scandal. The pope acquiesced, and the schism slumbered during the dark tenth century. The venal Pope John XIX. (1024) was ready for an enormous sum to renounce all the claim of superiority over the Eastern patriarchs, but was forced to break off the negotiations when his treasonable plan was discovered.

Cerularius and Leo IX.

Michael Cerularius (or Caerularius),(8) who was patriarch from 1043 to 1059, renewed and completed the schism. Heretofore the mutual anathemas were hurled only against the contending heads and their party; now the churches excommunicated each other. The Emperor Constantinus Monachus cour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pope for political reasons, but his patriarch checkmated him. Cerulariu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earned Bulgarian metropolitan Leo of Achrida, addressed in 1053 a letter to John, bishop of Trani, in Apulia (then subject to the Eastern rule), and through him to all the bishops of France and to the pope himself, charging the churches of the West that, following the practice of the Jews, and contrary to the usage of Christ, they employ in the eucharist unleavened bread; that they fast on Saturday in Lent; that they eat blood and things strangled in violation of the decree of the Council of Jerusalem (Acts, ch. 15); and that during the fast they do not sing the hallelujah. He invented the new name Azymites for the heresy of using unleavened bread (azyma) instead of common bread.(9) Nothing was said about th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This letter is only extant in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Cardinal Humbert.(10)

Pope Leo IX. sent three legates under the lead of the imperious Humbert to Constantinople, with counter-charges to the effect that Cerularius arrogated to himself the title of "oecumenical" patriarch; that he wished to subject th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d of Antioch; that the Greeks rebaptized the Latins; that, like the Nicolaitans, they permitted their priests to live in wedlock;(11) that they neglected to baptize their children before the eighth day after birth; that, like the Pneumatomachi or Theomachi, they cut out of the symbol th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from the Son.(12) The legates were lodged in the imperial palace, but Cerularius avoided all intercourse with them. Finally, on the 16th of July, 1054, they excommunicated the patriarch and all those who should persistently censure the faith of the church of Rome or its mode of offering the holy sacrifice. They placed the writ on the altar of the church of Hagia Sophia with the words: "Videat Deus et judicet."

Cerularius, supported by his clergy and the people, immediately answered by a synodical counter-anathema on the papal legates, and accused them of fraud. In a letter to Peter, the patriarch of Antioch (who at first acted the part of a mediator), he charged Rome with other scandals, namely, that two brothers were allowed to espouse two sisters; that bishops wore rings and engaged in warfare; that baptism was administered by a single immersion; that salt was put in the mouth of the baptized; that the images and relics of saints were not honored; and that Gregory the Theologian, Basil, and Chrysostom were not numbered among the saints. The Filioque was also mentioned.(13)

The charge of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bishops was well founded in that semi-barbarous age. Cerularius was all-powerful for several years; he dethroned one emperor and crowned another, but died in exile (1059).

Th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dhered to the see of Constantinople. Thus the schism between the Christian East and West was completed. The number of episcopal sees at that time was nearly equal on both sides, but in the course of years the Latin church far outgrew the East.

The Latin Empire in the East. 1204–1261.

During the Crusades the schism was deepened by the brutal atrocities of the French and Venetian soldiers in the pillage of Constantinople (1204),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tin empire, and the appointment by the pope of Latin bishops in Greek sees.(14) Although this artificial empire lasted only half a century (1204–1261), it left a legacy of burning hatred in the memories of horrible desecrations and innumerable insults and outrages, which the East had to endure from the Western barbarians.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ere robbed and desecrated, the Greek service mocked, the clergy persecuted, and every law of decency set at defiance. In Constantinople "a prostitute was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the patriarch; and that daughter of Belial, as she is styled, sung and danced in the church to ridicule the hymns and processions of the Orientals." Even Pope Innocent III. accuses the pilgrims that they spared in their lust neither age nor sex, nor religious profession, and that they committed fornication, adultery, and incest in open day (in oculis omnium), "abandoning matrons and virgins dedicated to God to the lewdness of grooms." And yet this great pope insulted the Eastern church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tin hierarchy on the ruin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15)

§ 72. Fruitless Attempts at Reunion.

The Greek emperors, hard pressed by the terrible Turks, who threatened to overthrow their throne, sought from time to time by negotiations with the pope to secure the powerful aid of the West. But all the projects of reunion split on the rock of papal absolutism and Greek obstinacy.

The Council of Lyons. a.d. 1274.32(16)

Michael Palaeologus (1260–1282), who expelled the Latins from Constantinople (July 25, 1261), restored the Greek patriarchate, but entered into negotiations with Pope Urban IV. to avert the danger of a new crusade for the re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 general council (the 14th of the Latins) was held at Lyons in 1273 and 1274 with great solemnity and splendor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ng a reunion. Five hundred Latin bishops, seventy abbots, and about a thousand other ecclesiastics were present, together with ambassadors from England,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Palaeologus sent a large embassy, but only three were saved from shipwreck, Germanus, ex-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heophanes, metropolitan of Nicaea, and the chancellor of the empire. The pope opened the Synod (May 7, 1274) by the celebration of high mass, and declared the threefold object of the Synod to be: help for Jerusalem, union with the Greeks, and reform of the church. Bonaventura preached the sermon. Thomas Aquinas, the prince of schoolmen, who had defended the Latin doctrine of the double procession(17) was to attend, but had died on the journey to Lyons (March 7, 1274), in his 49th year. The imperial delegates were treated with marked courtesy abjured the schism, submitted to the pope and accepted the distinctive tenets of the Roman church.

But the Eastern patriarchs were not represented,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abhorred the union with Rome, and the death of the despotic Michael Palaeologus (1282) was also the death of the Latin party, and the formal revocation of the act of submission to the pope.

The Council at Ferrara—Florence. a.d. 1438–1439.32(18)

Another attempt at reunion was made by John VII. Palaeologus in the Council of Ferrara, which was convened by Pope Eugenius IV. in opposition to the reformatory Council of Basle. It was afterwards transferred to Florence on account of the plague. It was attended by the emperor,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wenty-one Eastern prelates, among them the learned Bessarion of Nicaea, Mark of Ephesus, Dionysius of Sardis, Isidor of Kieff. The chief points of controversy were discussed: the procession of the Spirit, purgatory, the use of unleavened bread, and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19) Bessarion became a convert to the Western doctrine, and was rewarded by a cardinal’s hat. He was twice near being elected pope (d. 1472). The decree of the council, published July 6, 1439, embodies his views, and was a complete surrender to the pope with scarcely a saving clause for the canonic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Eastern patriarchs. The Greek formula on the procession, ex Patre per Filium, was declared to be identical with the Latin Filioque; the pope was acknowledged not only as the successor of Peter and Vicar of Christ, but also as "the head of the whole church and father and teacher of all Christians," but with variations in the Greek texts.(20) The document of reunion was signed by the pope, the emperor, many archbishops and bishop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Eastern patriarchs except that of Constantinople, who had previously died at Florence, but had left as his last sentence a disputed submission to the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of old Rome. For the triumph of his cause the pope could easily promise material aid to his Eastern ally, to pay the expenses of the deputation, to support three hundred soldier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send, if necessary, an army and navy for the defense of the emperor against his enemies.

But when the humiliating terms of the reunion were divulged, the East and Russia rose in rebellion against the Latinizers as traitors to the orthodox faith; the compliant patriarchs openly recanted, and the new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Metrophanes, now called in derision Metrophonus or Matricide, was forced to resign.

After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Mohammedan Turks (1453) and the overthrow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ut an end to all political schemes of reunion, but opened the way for papal propagandism in the East. The division of the church facilitated that catastrophe which delivered the fairest lands to the blasting influence of Islâm, and keeps it in power to this day, although it is slowly waning. The Turk has no objection to fights among the despised Christians, provided they only injure themselves and do not touch the Koran. He is tolerant from intolerance. The Greeks hate the pope and the Filioque as much as they hate the false prophet of Mecca; while the pope loves his own power more than the common cause of Christianity, and would rather see the Sultan rule in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than a rival patriarch or the Czar of schismatic Russia.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chism has been intensified by the creation of two new dogmas,—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Mary (1854) and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pope (1870). When Pius IX. invited the Eastern patriarchs to attend the Vatican Council, they indignantly refused, and renewed their old protest against the antichristian usurpation of the papacy and the heretical Filioque. They could not submit to the Vatican decrees without stultifying their whole history and committing moral suicide. Papal absolutism(21) and Eastern stagnation are insuperable barriers to the reunion of the divided churches, which can only be brought about by great events and by the wonder-working power of the Spirit of God.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305): See the passages in Gieseler II. 227 sq.

(2; original 306): Encycl. Epistle of the Eastern Patriarchs, 1844, § 5.

(3; original 307): The Synod, claiming to be the infallible organ of the Holy Spirit, compared Photius with a robber and adulterer for obtruding himself into the see of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lifetime of Ignatius, deprived him of all priestly honors and functions "by authority of Almighty God, St. Peter and St. Paul, the princes of the apostles, of all saints, of the six [why not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as also by the judgment of the Holy Ghost," and threatened him and all his adherents with the anathema and ex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charist till the moment of death, "that no one may dare hereafter from the state of the laity to break into the camp of the Lord, as has often been the case in the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See on this Synod Hergenröther, Phot. I. 519 sqq., and Hefele IV. 269 sqq.

(4; original 308): See the Encyclica ad Patriarchas Orientales in the original Greek in Photius, Opera II. 722-742 (ed. Migne), also in Gieseler II. 216 sq. Baronius (ad ann. 863 no. 34 sq.) gives it in Latin.

(5; original 309): Strictly speaking, however, the Orthodox Eastern Church counts only seven Œcumenical Councils.

(6; original 310): The Roman Catholic historians regard this letter as a Greek fraud. "Ich kann nicht glauben," says Hefele (IV. 482), "dass je ein Papst seine Stellung so sehr vergessen habe, wie es Johann VIII. gethan haben müsste, wenn dieser Brief ächt wäre. Es ist in demselben auch keine Spur des Papalbewusstseins, vielmehr ist die Superiorität des Photius fast ausdrücklich anerkannt."

(7; original 311): Leo himself had forbidden not only tetragamy, but even trigamy. His four wives were Theophano, Zoë (his former mistress), Eudokia, and Zoë Karbonopsyne, who in 905 bore him a son,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or Porphyrogennetos, d. 959). See Hergenröther, Phot. III. 656 sq.

(8; original 312): Khroulavrio", probably from the Latin cerula (khrivolo"), ceriolarium, a candelabrum for wax-tapers.

(9; original 313): Azyma is from a[zumo", unleavened (zuvmh, leaven); hence hJ eJorth; tw'n ajzuvmwn (a[rtwn),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the passover), during which the Jews were to eat unleavened bread. The Greeks insist that our Lord in instituting the eucharist after the passover-meal used true, nourishing bread (a[rto" from ai[rw), as the sign of the new dispensation of joy and gladness; while the lifeless, unleavened bread (a[zumon) belongs to the Jewish dispensation. The Latins argued that a[rto" means unleavened as well as leavened bread, and that Christ during the feast of the passover could not get any other but unleavened bread. They called the Greeks in turn Fermentarei in opposition to Azmitae. See Nicetas Stethatus (a cotemporary of Cerularius): De Fermentato et Azymis, publ. in Greek by Dimitracopulos, Lips. 1866 (Biblioq. ejkkl.I. 18-36), and in Greek and Latin by Hergenröther, in Monumenta Graeca, etc., p. 139-154. Comp. also the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Azymes in Neale’s Eastern Church, Introd. II. 1051 sqq.; J. G. Hermann, Hist. concertationis de pane azymo et fermentato in caena Domini, Lips. 1737; and Hergenröther, Photius III. 739 sqq.

(10; original 314): Baronius Annal. ad ann. 1053 no. 22; and Gieseler II. 222 sq.

(11; original 315): "Sicut Nicolaitae carnales nuptias concedunt et defendunt sacri altaris ministris." On the other hand, Photius and the Greeks traced to the clerical celibacy the fact that the West had "so many children who knew not their fathers."

(12; original 316): See a full résumé of Humbert’s arguments in Hergenröther, III. 741-756.

(13; original 317): See the documents in Gieseler II. 225 sqq.

(14; original 318): Cardinal Hergenröther (Kirchengesch. I. 903) admits that it was largely (he ought to say, chiefly) through the guilt of the Latin conquerors ("grossentheils durch Schuld der lateinischen Eroberer") that "the hatred of the Greeks at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1204, assumed gigantic dimensions."

(15; original 319): See Gibbon’s graphic description (in ch. LX.) of the horrors of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gathered from the concurrent accounts of the French marshall Villehardouin (who does not betray a symptom of pity or remorse) and the Byzantine senator Nicetas (one of the sufferers). On the barbarities previously committed at Thessalonica by the Normans in 1186, see Eustathius De capta Thessalonica (ed. Bonnae 1842, quoted by Gieseler II. 609); on the barbarities in the island of Cyprus after its delivery by Richard to Guy, king of Jerusalem, in 1192, see the anonymous account in Allatius, De eccles. occident. et orient. perpet. consens. 1. II. c. XIII. 693 sq. Leo Allatius was a Greek convert to the Roman church, and found no fault with these cruelties against the church of his fathers; on the contrary he says: "Opus erat, effraenes propriaeque fidei rebelles et veritatis oppugnatores non exilio, sed ferro et igne in saniorem mentem reducere. Haeretici proscribendi sunt, exterminandi sunt, puniendi sunt et pertinaces occidendi, cremandi. Ita leges sanciunt, ita observavit antiquitas, nec alius mos est recentioris ecclesiae tum Graecae tum Latinae."

(16; original 320): See a full account of it in the sixth volume of Hefele’s Conciliengeschichte, p. 103-147.

(17; original 321): In his book Contra errores Graecorum.

(18; original 322): See Cecconi (R.C.), Studi storici sul Concilio di Firenze (Florence 1869); Hefele (R.C.), Conciliengesch. vol. VII. Pt. II. (1874), p. 659-761; B. Popoff (Gr.),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ed. by J. M. Neale (Lond. 1861); Frommann (Prot.), Krit. Beiträge zur Gesch. florentin. Kirchenvereinigung (Halle, 1872).

(19; original 323): On the subject of purgatory the Greeks disagreed among themselves.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was conceded, and therefore not brought under discussion.

(20; original 324): Hefele (l.c. p. 741-761) gives the Latin and Greek texts with a critical discussion. Frommann and Döllinger charge the decree with falsification.

(21; original 325): Or, as the modern Greeks call it, the papolatria of the Latins.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原字串 Best guess 语言 出现位置 说明
jEgkuvklio" ejpistolhv Ἐγκύκλιος ἐπιστολή Greek 正文第 5 段 据旧字体编码还原,符合通函标题;保留原串γκ拼写。
Lovgo" peri; th'" tou' aJgivou Pneuvmato" mustagwgiva" Λόγος περὶ τῆς τοῦ ἁ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 μυσταγωγίας Greek 正文第 5 段 据旧字体字母及重音编码推定,与论圣灵奥秘的著作标题相符。
mustagwgiva tou' aJgivou Pneuvmato" μυσταγωγία τοῦ ἁγίου Πνεύματος Greek 正文第 5 段 据编码还原,保留原串μυσταγωγία的主格形式。
!Istoriva tou' scivmato" Ἱστορία τοῦ σχίσματος Greek 正文第 12 段 感叹号推定为大写字母的粗气符,其余依编码还原。
Bivblioqhvkh ekklhs. Βίβλιοθήκη εκκλησ. Greek 正文第 12 段 按编码保留原串两处重音及缩写;εκκλησ.原串未标气符,不另补。
to; eujcevlion τὸ εὐχέλιον Greek 正文第 49 段 依编码还原;虽常见名称为εὐχέλαιον,原串无αι,暂保留其拼写。
Khroulavrio" Κηρουλάριος Greek 脚注 8 据旧字体编码还原人名,保留η及ου拼写。
khrivolo" κηρίολος Greek 脚注 8 逐字还原编码;词源说法及拼写虽可疑,不据此改写。
a[zumo" ἄζυμος Greek 脚注 9 方括号对应带锐音的柔气符,末尾引号对应词尾ς。
zuvmh ζύμη Greek 脚注 9 依编码还原,符合上下文所释的酵。
hJ eJorth; tw'n ajzuvmwn (a[rtwn) ἡ ἑορτὴ τῶν ἀζύμων (ἄρτων) Greek 脚注 9 依编码恢复气符、重音及括号,符合除酵节短语。
a[rto" ἄρτος Greek 脚注 9 据编码还原,与上下文讨论饼的词义相符。
ai[rw αἴρω Greek 脚注 9 ai[对应双元音第二字母上的柔气符和锐音。
a[zumon ἄζυμον Greek 脚注 9 依编码还原,保留原串中性单数词尾。
a[rto" ἄρτος Greek 脚注 9 与同注前一处相同,依编码还原。
Biblioq. ejkkl. Βιβλιοθ. ἐκκλ. Greek 脚注 9 按编码恢复书名缩写及柔气符,不展开缩写。

  1. 参见吉泽勒 (Gieseler),II. 227及下页所引各段。↩︎

  2. 《东方各牧首通谕》 (Encycl. Epistle of the Eastern Patriarchs),1844年,§ 5。↩︎

  3. 这次会议自称是圣灵无误的代言者,因佛提乌 (Photius) 在伊格纳提乌 (Ignatius) 尚在世时强占君士坦丁堡主教座,便将他比作强盗和奸夫,“凭全能的上帝、使徒之首圣彼得与圣保罗、众圣徒、六次[为何不是七次?]大公会议的权威,并凭圣灵的裁决”,剥夺他一切祭司的尊荣与职分,并威胁要咒诅他及其所有追随者,禁止他们领受圣餐,直到死亡之时,“使今后无人胆敢从平信徒的身份闯入主的营中,如君士坦丁堡教会屡次发生的那样”。关于这次会议,参见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佛提乌》 (Phot.),I. 519及后;赫费勒 (Hefele),IV. 269及后。↩︎

  4. 参见《致东方各牧首通谕》 (Encyclica ad Patriarchas Orientales) 的希腊文原文,载佛提乌《全集》 (Opera),II. 722–742(米涅版,ed. Migne);亦见吉泽勒,II. 216及下页。巴罗尼乌斯 (Baronius,ad ann. 863 no. 34及下) 载有拉丁文译本。↩︎

  5. 然而,严格说来,东方正教会只承认七次大公会议。↩︎

  6. 罗马天主教史家认为这封信是希腊人的伪造。赫费勒(IV. 482)说:“Ich kann nicht glauben, dass je ein Papst seine Stellung so sehr vergessen habe, wie es Johann VIII. gethan haben müsste, wenn dieser Brief ächt wäre. Es ist in demselben auch keine Spur des Papalbewusstseins, vielmehr ist die Superiorität des Photius fast ausdrücklich anerkannt.”(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一位教皇如此忘却自己的地位;但若此信属实,约翰八世就必定是这样做了。信中也丝毫没有教皇权位的意识,反倒几乎明确承认了佛提乌的优越地位。)↩︎

  7. 利奥 (Leo) 自己不仅禁止第四次婚姻,甚至也禁止第三次婚姻。他的四位妻子是狄奥法诺 (Theophano)、佐伊 (Zoë,他先前的情妇)、欧多基娅 (Eudokia),以及佐伊·卡尔博诺普西娜 (Zoë Karbonopsyne);最后这位于905年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君士坦丁·波菲罗根尼图斯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或 Porphyrogennetos,卒于959年)。参见赫尔根勒特,《佛提乌》 (Phot.),III. 656及下页。↩︎

  8. Κηρουλάριος*,可能来自拉丁文 cerula(κηρίολος*)、ceriolarium,即蜡烛台。↩︎

  9. Azyma 源于 ἄζυμος*,意为无酵的(ζύμη*,酵);由此有 ἡ ἑορτὴ τῶν ἀζύμων (ἄρτων)*,即除酵节(逾越节),犹太人在此期间须吃无酵饼。希腊人坚持认为,我们的主在逾越节筵席之后设立圣餐时,用的是真正有营养的饼(ἄρτος* 源于 αἴρω*),作为喜乐欢欣的新约时代的记号;而毫无生气的无酵饼(ἄζυμον*)则属于犹太教的时代。拉丁人则辩称,ἄρτος* 既可指无酵饼,也可指有酵饼,而且基督在逾越节期间不可能取得无酵饼以外的饼。他们反过来称希腊人为 Fermentarei(有酵饼派),以与 Azmitae(无酵饼派)相对。参见尼基塔斯·斯泰塔图斯 (Nicetas Stethatus,与凯鲁拉里乌同时代):《论有酵饼与无酵饼》 (De Fermentato et Azymis),迪米特拉科普洛斯 (Dimitracopulos) 刊行希腊文本,莱比锡 (Lips.),1866年(Βιβλιοθ. ἐκκλ.* I. 18–36);赫尔根勒特亦在《希腊文献》 (Monumenta Graeca) 等书中刊行希腊文与拉丁文文本,第139–154页。另比较尼尔 (Neale)《东方教会》 (Eastern Church) 导论,II. 1051及后所载《论无酵饼》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Azymes);J. G. 赫尔曼 (J. G. Hermann),《圣餐中无酵饼与有酵饼之争的历史》 (Hist. concertationis de pane azymo et fermentato in caena Domini),莱比锡,1737年;以及赫尔根勒特,《佛提乌》 (Photius),III. 739及后。↩︎

  10. 巴罗尼乌斯,《编年史》 (Annal.),ad ann. 1053 no. 22;以及吉泽勒,II. 222及下页。↩︎

  11. “Sicut Nicolaitae carnales nuptias concedunt et defendunt sacri altaris ministris.”(他们如尼哥拉一党一样,容许圣坛的事奉者缔结肉体的婚姻,并为此辩护。)另一方面,佛提乌和希腊人认为,西方之所以有“如此多不知自己父亲是谁的孩子”,正是教士独身制所致。↩︎

  12. 洪伯特 (Humbert) 各项论据的完整综述,见赫尔根勒特,III. 741–756。↩︎

  13. 参见吉泽勒,II. 225及后所载文献。↩︎

  14. 赫尔根勒特枢机(《教会史》,Kirchengesch.,I. 903)承认,“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征服时,希腊人的仇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他应当说,主要)是由于拉丁征服者的罪责(“grossentheils durch Schuld der lateinischen Eroberer”)。↩︎

  15. 参见吉本 (Gibbon) 对君士坦丁堡遭洗劫时种种惨状的生动描述(第LX章);他的叙述取材于法国元帅维尔阿杜安 (Villehardouin,丝毫不流露怜悯或悔恨之情) 与拜占庭元老尼基塔斯 (Nicetas,受难者之一) 相互印证的记载。关于诺曼人此前于1186年在帖撒罗尼迦所犯的暴行,参见欧斯塔修斯 (Eustathius),《帖撒罗尼迦陷落记》 (De capta Thessalonica),波恩版,1842年(ed. Bonnae 1842,吉泽勒,II. 609引);关于理查 (Richard) 于1192年将塞浦路斯岛交给耶路撒冷王居伊 (Guy) 之后岛上发生的暴行,参见阿拉提乌斯 (Allatius)《东西方教会永久一致论》 (De eccles. occident. et orient. perpet. consens.),l. II. c. XIII. 693及下页所载的匿名记述。利奥·阿拉提乌斯 (Leo Allatius) 是一位归信罗马教会的希腊人,他对这些加诸其祖辈教会的残酷行径毫无责难;相反,他说:“Opus erat, effraenes propriaeque fidei rebelles et veritatis oppugnatores non exilio, sed ferro et igne in saniorem mentem reducere. Haeretici proscribendi sunt, exterminandi sunt, puniendi sunt et pertinaces occidendi, cremandi. Ita leges sanciunt, ita observavit antiquitas, nec alius mos est recentioris ecclesiae tum Graecae tum Latinae.”(对于那些放纵无度、背叛自己信仰、攻击真理的人,必须用刀剑与火,而非流放,使他们恢复健全的心智。异端必须被剥夺法律保护,必须被根除,必须受惩罚;顽固不化者必须被杀死、被焚烧。法律如此规定,古代如此遵行,近世的教会,无论希腊教会还是拉丁教会,其惯例也并无不同。)↩︎

  16. 关于此次会议的详尽记述,参见赫费勒《大公会议史》 (Conciliengeschichte),第六卷,第103–147页。↩︎

  17. 见其《驳希腊人的谬误》 (Contra errores Graecorum) 一书。↩︎

  18. 参见切科尼 (Cecconi,罗马天主教),《佛罗伦萨会议史研究》 (Studi storici sul Concilio di Firenze),佛罗伦萨,1869年;赫费勒(罗马天主教),《大公会议史》 (Conciliengesch.),第VII卷,第II部(1874年),第659–761页;B. 波波夫 (B. Popoff,希腊正教),《佛罗伦萨会议史》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f Florence),译自俄文,J. M. 尼尔 (J. M. Neale) 编(伦敦,1861年);弗罗曼 (Frommann,新教),《佛罗伦萨教会联合史批判论集》 (Krit. Beiträge zur Gesch. florentin. Kirchenvereinigung),哈雷,1872年。↩︎

  19. 在炼狱问题上,希腊人内部意见不一。变质说已经得到认可,因此未列入讨论。↩︎

  20. 赫费勒(l.c.,前引书,第741–761页)载有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本,并作考辨。弗罗曼和德林格 (Döllinger) 指控该谕令存在篡改。↩︎

  21. 或者用现代希腊人的说法,即拉丁人的 papolatria(教皇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