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tas, Vita, Dulcedo订阅 RSS
The Meditationsof A. V. Caleb
哲学 · 神学 · 文学
首页/文章/随笔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六章 道德与宗教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六章 道德与宗教》文章头图

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六章 道德与宗教

目录

§ 73. 参考文献

§ 74. 中世纪道德的一般特征

§ 75. 教士的道德

§ 76. 家庭生活

§ 77. 奴隶制

§ 78. 世仇与私战:上帝的休战

§ 79. 神判

§ 80. 刑讯

§ 81. 基督教的慈善

§ 73. 参考文献

I. 本章主要且几乎唯一的史料,是各次教会会议的议决录、圣徒与传教士的传记,以及修道院的编年史。《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将事实与传说混杂在一起,令人无法厘清。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尔兰、苏格兰及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的传记,以及卜尼法斯 (Boniface) 的书信。关于六、七世纪的法国历史,我们有被誉为法国希罗多德 (Herodotus) 的图尔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Tours,卒于594年) 所著的《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1511年初刊于巴黎,吕伊纳尔 (Ruinart) 1699年的版本较佳,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 的德译本最佳,1851年刊于柏林,第9版刊于1873年,2卷。另有他的续作者、勃艮第教士弗雷德加 (Fredegar,约卒于660年) 所著《格列高利史摘要》(Gregorii Historiae Epitomata),吕伊纳尔编,巴黎,1699年;另有阿贝尔 (Abel) 编的德译本,柏林,1849年。关于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的时代,我们有这位皇帝的《敕令集》(Capitularies),以及艾因哈德 (Einhard,又作 Eginard,卒于840年) 的历史著作。参见《艾因哈德全集,首次汇编并译为法文,A. 特莱编译》(Ouvres complètes d’ Eginard, réuni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traduites en français, par A. Teulet),巴黎,1840–1843年,2卷。关于这些作者及本时期其他作家的评价,参较 Ad. 埃伯特 (Ad. Ebert) 的《西方中世纪文学通史》(Allgem. Gesch. der Lit. des Mittelalters im Abendlande) 第1卷的部分内容及第2卷,莱比锡,1874年及1880年。

  1. 赫费勒 (Hefele):《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第III、IV卷(公元560–1073年),修订版,1877年及1879年。

尼安德 (Neander):《基督徒生活史纪事》(Denkwördigkeit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christl. Lebens),第3版,汉堡,1845、1846年,2卷。

奥古斯坦·蒂埃里 (Aug. Thierry):《墨洛温时代叙事》(Recits des temps merovingiens),巴黎,1855年(以图尔的格列高利的著作为依据)。

勒贝尔 (Loebell):《图尔的格列高利及其时代》(Gregor von Tours und seine Zeit),莱比锡,1839年,第2版,1868年。

莫诺 (Monod):《墨洛温史史料批判研究》(Études critiques sur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rovingienne),巴黎,1872年。

莱基 (Lecky):《从奥古斯都到查理大帝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第5版,伦敦,1882年,2卷(第2卷的部分内容)。

布雷斯 (Brace):《基督的作为》(Gesta Christi),纽约,第3版,1883年,第107页及后。

参较基佐 (Guizot,新教徒,卒于1874年):《自罗马帝国覆亡至法国革命的欧洲及法国文明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et en Pranc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830年;第7版,1860年,5卷(其中1卷概论欧洲)。

巴尔梅斯 (Balmez,西班牙哲学家及罗马教会护教家,卒于1848年):《新教与天主教在其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上的比较》(El Protatantismo comparado con el Catolicismo en sus relaciones con la civilisacion europea),巴塞罗那,1842–1844年,4卷。另有法、德、英译本。这是从罗马天主教立场与基佐相抗衡的著作。

§ 74. 中世纪道德的一般特征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与以色列历史上的士师时期相仿:那时“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并且“各人任意而行”。1 那是一个社会、政治动荡剧变、内战与外患交织的时代。社会处于混沌状态,濒临无政府的深渊。强权就是公理。那是边境暴徒、武装劫掠者、海盗及大胆冒险家的黄金时代,却也产生了英勇的骑士、真正的英雄和士师,如古时的基甸、耶弗他、参孙和撒母耳。这个时代呈现出鲜明的对照:基督徒的美德与异教的恶习,禁欲式的自我克制与粗鄙的纵情声色。同时也不乏田园诗般的片段,展现家庭的美德与幸福,使人想起士师时期路得那动人的故事。

总的说来,人民的宗教热忱胜过其道德操守。虔敬往往被用来代替美德,或补偿美德的不足。人们普遍相信超自然之事与神迹;怀疑和不信几乎不为人知。人们惧怕炼狱与地狱,不惜作出重大的牺牲,兴建教堂、修道院和慈善机构,以求进入天堂。然而,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之中,不道德的事仍多得令人惊骇。在东方,教会必须对抗衰朽文明与腐败宫廷的恶习。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古罗马的恶习依旧存在,甚至因新鲜而野蛮的血液注入而变本加厉。我们从图尔的格列高利主教那里得知,墨洛温 (Merovingian) 诸王的历史是一场充满谋杀、通奸与乱伦的悲剧,最终以毁灭告终。2

教会受到周围社会状况的不良影响,往往被卷入普遍败坏的潮流。然而,总的说来,在黑暗时代,教会是抵御罪恶的一道有力屏障;即使不是教育、美德与虔敬的唯一促进者,也至少是其主要促进者。她必须用野蛮和半野蛮的材料,建造基督教文明的殿宇。她教导新归信者《使徒信经》、主祷文和十诫——这些是对信仰、虔敬和本分最好的通俗纲要。她也教导他们从事和平生活中的各项职业。她抑制罪恶,鼓励美德。教会会议的立法几乎总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祷告、禁食、接待客旅、施舍、行善和前往圣地朝圣,都受到极大的重视。天上的赏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过道德圣洁生活的动机;但人出于惧怕地狱、爱慕天堂而行善,总比因不道德与恶习而自取灭亡好得多。

大量个人的美德与虔敬从未载入史册,而是在谦卑隐退的生活中度过。正如林间山上的野花,悄然开放,又悄然凋谢,不为人眼所见。偶尔,史料中也会顺带提到一些默默无闻的圣徒。教皇格列高利 (Gregory) 提到,罗马有一个名叫塞尔武卢斯 (Servulus) 的人,自幼贫困残疾,却从圣经中得着丰盛的安慰与平安;他自己虽然不能阅读,却在躺卧榻上时,请虔敬的朋友读给他听。他从不抱怨,反而满怀感恩与赞美。临终之际,他请求朋友与他同唱诗篇;忽然,他止住歌唱,说:“安静,你们没有听见从天上传来赞美上帝的声音吗?”随即便断了气。这人一生忍耐受苦,并非徒然,而是使许多与他接触的人蒙福。“那些只是站立等候的人,也同样是在服事。”

中世纪的道德状况有相当大的变化。民族大迁徙极不利于教会和平的工作。随后,查理大帝的光辉统治来临,他为教育与宗教作出了高尚的努力;但不久,在他软弱的继承者统治下,另一个黑暗时期接踵而至,情势每况愈下,直到克吕尼 (Cluny) 修道院兴起道德改革,并在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的领导下,推及教皇宝座。

然而,若按罗马圣人历中圣徒的人数来判断,那么,名列最黑暗时代之一的七世纪,比前后各世纪都更为虔敬,只有第三、第四世纪例外(这两个世纪因殉道者而使圣徒人数大增)。

附注

下表列出罗马圣人历中的圣徒人数(据阿尔班·巴特勒 (Alban Butler) 的《圣徒传》(Lives of the Saints)):圣徒人数。

第一世纪

53

第二世纪

43

第三世纪

139

第四世纪

213

第五世纪

130

第六世纪

123

第七世纪

174

第八世纪

78

第九世纪

49

第十世纪

28

第十一世纪

45

第十二世纪

54

第十三世纪

49

第十四世纪

27

第十五世纪

17

第十六世纪

24

第十七世纪

15

第十八世纪

20

在最初几个世纪中,尼禄及其他逼迫之下众多无名的殉道者,并未逐一计数。无辜婴孩殉道者、七睡者 (Seven Sleepers,第三世纪)、塞巴斯特四十殉道者 (Forty Martyrs of Sebaste,第四世纪),以及其他殉道者群体,都各只计作一名。莱基断言,七世纪产生的圣徒最多,却也最不道德;这话未免过于自信。奇怪的是,自七世纪起,教会不断增长,圣徒人数却反而减少;而不信盛行的十八世纪,竟比十七世纪多产生了五位圣徒。因此,把这张表作为依据来

§ 75. 教士的道德

  1. 社会地位。在中世纪,教士居于社会之首,与君王和贵族共同统治人民。他们监护人的灵魂与良心,掌管天国的钥匙。他们几乎拥有全部的学问,不过这种学问通常极为有限,只限于一点拉丁文,完全不懂希腊文。有些司祭出身贵族,甚至具有王室血统,另一些则出身于隶属修道院的奴隶。他们享有许多免除公共负担的特权,如免服兵役和免税。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将自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以来东方诸帝赐予教士的一切特权,也都授予了他们。他们不受世俗法庭的起诉,并设有自己的主教法庭。未经其主教许可,任何世俗法官都不得拘捕或惩罚教士。

他们的生活由地产收入、主教座堂基金,以及仿照摩西律法先例而制定的年度什一奉献来维持。丕平 (Pepin) 于764年颁布敕令,规定所有王室领地均须缴纳什一奉献。查理大帝将此规定推广至所有土地,并于779年以一道敕令使之成为普遍的义务。什一奉献被视为维持宗教和赡养穷人的最低捐献,通常交给主教,因为他是所有教会财产的管理者。许多贵族有自己的家牧,他们依附于领主,常被差遣从事卑下的工作,如侍候用餐、照料马匹和猎犬。

  1. 道德。司祭不仅应当在学识上出众,也应当在美德上超群,以模范的生活彰显其圣职的可敬。总的说来,他们优于自己的羊群,但也常因可耻的不道德行为而使圣职蒙羞。按照古代的教规,除前往异教地区的传教士外,每位司祭在受按立时,都须隶属于某一特定教会。但许多司祭蔑视这些法规,过着放荡无羁、四处漂泊的生活,成为教士中的流浪汉。他们虽被禁止佩剑,但仍有许多主教死于战场,甚至有些教皇也参与战争。醉酒和淫乱是常见的恶习。图尔的格列高利提到,一位名叫考提努斯 (Cautinus) 的主教,醉酒之后必须由四个人将他抬离餐桌。卜尼法斯对那些独立于罗马而行事的法国与德国教士,作了极为不利、却带有党派偏见的描述。各次教会会议的议决录中,满是对教士罪行和恶习的谴责与惩罚。会议立法禁止淫乱、酗酒、贪婪,以及狩猎、观看赛马和戏剧的习惯,甚至规定施以体罚。3

教士的道德败坏在十、十一世纪达到最低点;那时罗马成了罪恶的渊薮,教皇自己也树立了最坏的榜样。但随着希尔德布兰德一派的教皇兴起,一场新的改革开始了。

  1. 教规团体生活。梅斯主教克罗德冈 (Chrodegang, bishop of Metz,公元760年) 效法圣奥古斯丁,引进或恢复“教规式”的、亦即半修道式的生活,以改革教士。主教与下级教士住在主教座堂附近的同一所房屋里,同桌进餐,一同祷告和学习,宛如一个修士家庭;与修士的区别,仅在于服饰,以及拥有财产或因履行圣职而收取费用的权利。这种组织称为座堂参议会 (Chapter),4 其成员称为座堂教士 (Canons)。5

其他地方也效法这一榜样。查理大帝尽可能要求所有主教实行这种教规团体生活。许多座堂参议会获得了丰厚的捐赠。但在加洛林王朝 (Carolingians) 的内乱期间,这种教规团体生活逐渐衰败,或遭到瓦解。

  1. 独身制。在东方,下级教士一向获准结婚,只禁止再婚。在西方,独身是规定的准则,但大多数教士不是与合法妻子同居,就是与妾同居。十一世纪中叶,米兰 (Milan) 所有的司祭和执事都已婚,这却令当时严峻的道德家深恶痛绝。6 哈德良二世 (Hadrian II.) 在成为教皇以前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女儿;她与教皇的妻子斯特法尼娅 (Stephania) 一同被自己的丈夫杀害(868年)。7 邪恶的教皇本笃九世 (Benedict IX.) 曾求娶堂兄弟的女儿,对方同意的条件是他辞去教皇之职(1033年)。8 希尔德布兰德一派的教皇利奥九世 (Leo IX.) 和尼古拉二世 (Nicolas II.),曾试图在整个西方强制推行教士独身制。他们把教士的道德与影响力的利益同教士独身制等同起来,力图借强制推行违反自然的道德,来消灭出于自然欲望的不道德行为。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在这部分改革中究竟取得多大成功,将在下一时期看到。

§ 76.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的纯洁与幸福,取决于妇女的地位,因为妇女是家庭中跳动的心脏。妇女地位低下,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教会在抵制这一普遍弊害时,却走向另一极端,以过度的禁欲主义作为根治之方。她没有集中力量使家庭纯洁、提升家庭,反而提倡孤独的独身生活,视之为更高程度的圣洁和更稳妥的升天之路。

在西方和北方的蛮族中,教会找到了更有利于培育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土壤。异教历史学家塔西佗 (Tacitus) 和基督徒修士萨尔维安 (Salvian),将条顿蛮族的贞洁与拉丁各族的淫荡加以对照,虽为加强效果而有所夸张,却并非毫无根据。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n) 各部族本能地敬重女性,认为她们受神灵感动,具有预言的恩赐,并赋有神秘的魅力。他们的妇女与男子共同承担劳苦和危险,在激烈的战斗中鼓舞他们,宁愿自杀也不肯受辱。然而,妻子完全处于丈夫的权力之下,可以被买卖、殴打和杀害。

基督教保存并加强了这些高尚的特质,使之发展为骑士精神的美德;同时减少或废除了邪恶的习俗和做法。各次教会会议常常处理婚姻和离婚问题。多妻、纳妾、秘密婚姻、近亲婚姻,以及与异教徒、犹太人或异端者通婚,都受到禁止;婚姻关系被宣告为神圣而不可解除的(惟有奸淫的情形例外);房事的放纵受到约束,在主日和大斋期则被禁止;妇女的人身独立与财产权利也得到增进。童贞女马利亚不断被呈现在人们的想象中,作为女性纯洁与虔诚的化身。然而,出于错误的禁欲主义虔诚,夫妻双方同意解除婚姻的事也并不少见。一个已婚的平信徒领受司祭职分或进入修道院时,通常会离弃妻子。827年的罗马教会会议规定,这种分离须经主教批准。1072年的鲁昂 (Rouen) 教会会议禁止妻子已经出家为修女的丈夫另娶。同一次会议也禁止丈夫失踪的妻子再嫁,直到丈夫死亡的事实得到确认为止。9

总的说来,教会会议关于婚姻的立法是明智而适时的,其作用在于约束、洁净和提升。教皇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 生平中最纯洁、最光辉的一章,就是他保护了洛林国王洛泰尔 (Lothair of Lorraine) 被休弃的妻子,为这个蒙受伤害的无辜者伸张正义。10

§ 77. 奴隶制

参见第I卷§ 48(第444页)及第II卷§ 97(第347页)的文献。另参巴尔梅斯 (Balmes,罗马天主教徒):《新教与天主教对欧洲文明影响之比较》(Protestantism and Catholicism compared in their effects on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译自西班牙文。巴尔的摩,1851年,第xv–xix章。布雷斯 (Brace):《基督的作为》(Gesta Christi),第xxi章。

历史是一个缓慢却稳步前进的过程,使人从罪所锻造的锁链中获得解放。中世纪,奴隶制度在欧洲普遍存在,蛮族与文明民族皆然。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战争和奴隶贸易使这一制度得以维持;奴隶贸易在欧洲或多或少延续到十五世纪,在美洲则延续到十八世纪。不少自由人因负债或贫穷而卖身为奴。奴隶完全处于主人的权力之下,除了身体需要得到满足以外,没有任何可以主张的权利。他们不能在法庭上作证。他们可以连同子女像其他财产一样被买卖。他们的婚姻关系不受尊重,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婚姻也被视为无效。随着时间推移,奴隶制缓和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制。小农往往宁愿处于这种地位而不愿自由,因为这能使他们得到强大贵族的保护,免遭强盗和入侵者的侵害。然而,中世纪农奴的处境比奴隶好不了多少,因而不时爆发农民战争;这些战争大多与自由宣讲福音有关(如英国的威克里夫及罗拉德派,以及德国的路德),但都遭到武力镇压,其直接后果是加重了依附阶层的负担。资本与劳动之间同样的斗争,至今仍以不同形式继续着。

中世纪教会承袭了教父们对奴隶制的看法。她将其视为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建立在道德之恶上的合法权利,是罪的后果,也是对罪的公正惩罚。她把奴隶制与战争、暴力、瘟疫、饥荒及其他灾祸归为一类。拉丁教会最伟大的神学权威圣奥古斯丁 (Augustin),视奴隶制为对正常状态和关系的破坏。他说,上帝并未设立人对人的统治,而只设立了人对禽兽的统治。他循通常的说法,将 servus(奴隶)一词溯源于 servare(保全被判处死刑的战俘的性命);但他在圣经中,直到义人挪亚的时代才找到奴役之事,挪亚以此惩罚他犯罪的儿子含;由此可见,这个词源于“罪,而非自然”。他也认为,当一切不义都消失、上帝成为万有之中的万有时,这一制度最终必被废除。11

教会运用其强大的道德力量,与其说是为了废除奴隶制,不如说是为了减轻和消除与之相伴的弊害。许多地方教会会议至少也曾附带讨论这一问题。拥有奴隶的合法权利从未受到质疑,奴隶主在教会中仍享有良好而正常的地位。甚至修道院也拥有奴隶,尽管这与它们所宣称的平等和弟兄情谊原则显然矛盾。教皇中最富人道精神者之一的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曾将自己庄园中的奴仆赠给修道院,并竭尽影响力,为自己的兄弟追回一名逃奴。12 希尔德布兰德的先驱之一、教皇本笃八世 (Benedict VIII.) 主持的帕维亚 (Pavia) 改革会议(公元1018年)规定:教士所生的儿女,无论母亲是自由妇女还是奴隶,是合法妻子还是妾,都属于教会的财产,永远不得释放。13 从来没有一位教皇宣告奴隶制与基督教不相容。教会十分保守,从未鼓励以普遍解放奴隶为目标的革命或激进运动。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精神正默默地、坚定而不可抗拒地朝着解放的方向发挥作用。教会作为这一精神的工具,宣扬了一些思想和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若循其正当途径发挥作用,最终必将根除奴隶制和暴政,带来自由、仁爱与和平的统治。她使主人谦卑,使奴隶的地位提高,并提醒双方,他们有共同的起源和归宿。她在一切教导中,都嘱咐人温和而仁慈地对待奴隶,并以源于基督之爱、共同的救赎和人类道德上的弟兄关系的强大动机,促使人实行。她开放礼拜场所,作为逃奴的庇护所,只有在主人承诺赦免之后,才将他们交还。14 她保护获释者享有自由。她经奴隶主许可,培养奴隶的儿子担任司祭,却要求他们在按立以前获得释放。15 自由人与奴隶的婚姻,若是在知晓后者身份的情况下缔结的,就被宣告有效。16 不得强迫奴隶在主日劳动。这是对休息和敬拜权利的一项极其重要而仁慈的保护。17 教会法律不准任何基督徒将奴隶卖到外国,或卖给犹太人或异教徒。格列高利一世禁止教皇管辖范围内的犹太人拥有基督徒奴隶,认为这是对基督徒名号的侮辱。然而,甚至教士有时也把基督徒奴隶卖给犹太人。第十次托莱多 (Toledo) 会议(656或657年)谴责这种做法,引用圣经经文加以抗议,并提醒基督徒:“奴隶是基督用宝血赎回的,基督徒应当买赎他们,而不是出卖他们。”18 释放个别奴隶,不断受到鼓励,被视为蒙上帝悦纳、有功德的慈善之举,并成为一种庄严的仪式。主人拿着火炬,领奴隶绕行祭坛,然后双手放在祭坛上,用诸如此类的话宣告释放:“因敬畏全能的上帝,并为顾念我的灵魂,我释放你”;或说:“奉上帝之名,因爱上帝,我使这奴隶脱离奴役的捆绑,成为自由之人。”

偶尔也有人发出微弱的声音,反对奴隶制度本身;尤其是那些反对一切世俗财产的修士,他们深感修道院拥有奴隶财产是极大的自相矛盾。斯图迪乌修道院的狄奥多尔 (Theodore of the Studium) 禁止自己的修道院这样做,但其理由是,世俗财产和婚姻只适合平信徒。19 644至650年间举行的一次沙隆 (Chalons) 会议,有三十八位主教和六位主教代表出席;会议禁止将基督徒奴隶卖到克洛维 (Clovis) 王国以外,唯恐他们落入异教徒或犹太人的权下,并以下列意味深长的话引出这项法令:“最高的虔诚与宗教信仰要求,基督徒应当完全从奴役的束缚中被赎出来。”20 通过限制出卖的权力,奴隶财产被置于普通财产之上;这是朝着以合法手段废除这种财产本身迈出的一步。

在基督教、文明以及经济与政治考量的共同影响下,奴隶贸易受到禁止,奴隶制逐渐转变为农奴制,最后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洲被废除。基督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附注

在欧洲,农奴制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在俄国甚至延续到1861年,才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废除。说来奇怪,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美国,黑人奴隶制却在联邦宪法、逃奴法、南方各州法律以及“棉花大王”的强力保护下兴旺滋长,直到在流血中覆灭(1861—1865年);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国会为和平解放奴隶所能、也理当作出的最优厚补偿。然而,激情压倒了理性,私利压倒了正义,政治压倒了道德与宗教。奴隶制至今仍残存于南美洲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并在非洲穆斯林统治下,与那可诅咒的奴隶贸易一道维持着;但它注定要从文明的疆域中消失。

§ 78. 世仇与私战:上帝的休战

A. 克卢克霍恩 (A. Kluckhohn):《上帝和平的历史》(Geschichte des Gottesfriedens)。莱比锡 (Leipzig),1857年。

亨利·C. 利 (Henry C. Lea):《迷信与强力:论誓证、决斗、神判与酷刑》(Superstition and Force. Essays on the Wager of Law—the Wager of Battle—the Ordeal—Torture)。费城 (Phila.),1866年(407页)。

在一切蛮族中,个人受了伤害,便立即向仇敌本人报复;双方所属的家族或部落也都投身这场争斗,直到嗜血的欲望得到满足。由此便产生了世仇21与私战,也就是家族和氏族之间不死不休的争斗。这种自行报复、任凭激情横行的习俗,直到今日仍盛行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中间。

基督教的影响,在于将罪行的责任限于犯罪者本人,并以有秩序的法律程序代替径行实施的私人复仇。第十六次托莱多 (Toledo) 会议(693年)禁止决斗与私人仇杀。22 公元1000年的普瓦捷 (Poitiers) 会议决议,今后一切争端都应依法解决,不得诉诸武力。23 教会劝勉交战的个人或部落以盖印的协议达成和解,破坏和平的一方则被逐出教会。1031年的利摩日 (Limoges) 会议甚至采用更为可怕的禁罚 (interdict),以制止血腥的仇杀。

这些零星的努力,为中世纪最仁慈的制度之一,即所谓“上帝的和平”或“上帝的休战”,预备了道路。24 这项制度兴起于法国的阿基坦 (Aquitania),时在1033年一次可怕的饥荒期间,或其后不久;这场饥荒使杀人案件增多(甚至有人杀人以果腹),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当时,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仿佛受到上帝的感动(“上帝的和平”由此得名),共同决议:从星期三晚间到星期一清晨(a feriae quartae vespera usque ad secundam feriam, incipiente luce),一切仇杀都必须停止,违者处以逐出教会之罚。25 1041年,阿尔勒 (Arles) 的大主教兰博尔德 (Raimbald)、阿维尼翁 (Avignon) 的主教本笃 (Benedict)、尼斯 (Nice) 的主教尼塔尔德 (Nitard),以及克吕尼 (Clugny) 的修道院院长奥迪洛 (Odilo),以他们自己及法国全体主教的名义,向意大利的主教和教士发出通函,郑重恳求他们遵守这从天而赐、已在高卢施行的 Treuga Dei,即“上帝的休战”:每周四天,邻人之间,无论朋友或仇敌,都须保持和平;星期四是因基督升天,星期五是因他被钉十字架,星期六是纪念他的安葬,星期日是纪念他的复活。他们又说:“凡爱这 Treuga Dei 的人,我们都赐福并赦免;凡反对它的人,我们都咒诅,并将他们逐出教会。惩治破坏上帝和平之人的,必获免罪,且必蒙所有基督徒祝福,视他为上帝事业的捍卫者。”

这一和平运动传遍勃艮第 (Burgundy) 和整个法国,并得到纳博讷 (Narbonne,1054年)、西班牙的赫罗纳 (Gerundum,1068年)、图卢兹 (Toulouse,1068年)、特鲁瓦 (Troyes,1093年)、鲁昂 (Rouen,1096年)、兰斯 (Rheims,1136年)、拉特兰 (Lateran,1139及1179年) 等会议的认可。1095年的克莱蒙 (Clermont) 会议在教皇乌尔班二世 (Urban II.) 的领导下,将上帝的休战定为教会的普遍法律。休战的时限扩展到从将临期第一主日至主显节、从圣灰星期三至复活节周结束,以及从升天节至五旬节周结束的整个期间;各节日及其前夕也包括在内。休战以鸣钟宣告。26

§ 79. 神判

格林 (Grimm):《德意志古代法律遗存》(Deutsche Rechtsalterthömer),哥廷根 (Göttingen),1828年,第908页及下页。希尔登布兰德 (Hildenbrand):《教会法与民间的涤罪法》(Die Purgatio canonica et vulgaris),慕尼黑 (Mönchen),1841年。翁格尔 (Unger):《司法决斗》(Der gerichtliche Zweikampf),哥廷根,1847年。菲利普斯 (Philipps):《论神判》(Ueber die Ordalien),慕尼黑,1847年。达恩 (Dahn):《日耳曼神判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 der Germ. Gottesurtheile),慕尼黑,1867年。普法尔茨 (Pfalz):《日耳曼人的神判》(Die german. Ordalien),莱比锡 (Leipz.),1865年。亨利·C. 利 (Henry C. Lea):《迷信与强力》(Superstition and Force),费城 (Philad.),1866年,第175—280页。(我尤其采用了利的著作;他为自己的论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关于各教会会议对神判的立法,见赫费勒 (Hefele),第III、IV卷。

教会必须应对的另一种异教习俗,是所谓“上帝的审判”,或称神判 (Ordeal),即借助自然之物,直接求告上帝,以判定有罪或无罪。27 这种习俗盛行于中国、日本、印度、埃及(在希腊和罗马则较少),以及遍及欧洲的各蛮族中间。28

神判颠倒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在被证明有罪以前,人必须被视为无罪;它将举证的责任加在被告、而非原告身上。它所依据的是一种迷信而妄自尊大的信念,以为当人因软弱而无法裁决,又想藉求助于上天来卸除自己的责任时,宇宙的神圣主宰随时都会施行神迹,以伸张正义。加洛林王朝 (Carlovingian) 的敕令集中有这样一段话:“疑难案件应交由上帝的审判裁定。法官可以裁决他们明白知晓的事;至于他们无法知晓的事,则应留给神圣的审判。凡上帝留待自己审判的人,不可用人的手段定罪。”

中世纪惯行的神判是水验和火验;前者被视为平民的方式,后者(连同决斗)则被视为贵族的方式。一种使人想起洪水的惩罚,以及法老在红海所受的惩罚;另一种则使人想起将来地狱的刑罚。水验或用热水,29或用冷水;30火验或用烧红的铁,31或直接用火。32 被控犯罪或有犯罪嫌疑的人,要借这些自然之物中的一种,置身于死亡或重伤的危险之中:如果他安然无恙——如果他把手臂伸入沸水直到肘部,或赤脚走过烧热的犁铧,或手握烧红的铁球,而未受损伤,人们就认为上帝以神迹干预,宣告他无罪,并将他释放;否则他就要受罚。

司法决斗,或称决斗神判,也属于神判。它基于一种古老的迷信,认为上帝总使无辜者获胜。33 通常只有自由人获准采用这种方式。老人、病人、妇女、儿童及教士可以请人代斗,但并非总能如此。中世纪的颂扬者将司法决斗追溯到该隐和亚伯。它盛行于古代的丹麦人、爱尔兰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中间;但在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以前,盎格鲁-撒克逊人 (Anglo-Saxons) 并不知道这种习俗,是威廉将其引入英国的。国际争讼也采用这种方式。这一习俗在十六世纪消亡。34

中世纪教会坚信神迹,因而不能、也通常不曾反对神判;她反而给它施了洗,使它成为一种有力的手段,借此在她所面对的无知而迷信的民众身上确立自己的权威。美因茨 (Mainz,880年)、莱茵河畔的特里布尔 (Tribur,895年)、图尔 (Tours,925年)、美因茨(1065年)、欧什 (Auch,1068年)、格劳 (Grau,1099年) 的几次会议,都承认并推荐神判;教士、主教和大主教,如兰斯的欣克马尔 (Hincmar) 和沃尔姆斯 (Worms) 的布尔克哈特 (Burckhardt),甚至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和加里斯都二世 (Calixtus II.) 这样的教皇,都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支持它。圣伯尔纳 (St. Bernard) 赞成为判定异端者有罪而采用冷水验;沙特尔 (Chartres) 的圣伊沃 (St. Ivo) 也承认,人类的不信有时需要求诸上天的裁决,尽管上帝的律法并未命令人作这样的求告。迟至1215年,凶暴的宗教裁判官马尔堡的康拉德 (Conrad of Marburg),仅在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一地,就对八十名涉嫌信奉阿尔比派 (Albigensian) 异端的人肆意施用热铁验。教士以禁食、祷告和特殊的礼仪程式,预备应试者;他们主持试验,并宣告判决。有时也有人弄虚作假,行贿受贿,以歪曲公断。图尔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Tours) 提到一位执事的事:他与一位阿里乌派 (Arian) 司祭相争,在将手臂伸入沸腾的大锅以前,先在臂上涂油;阿里乌派司祭识破了诡计,指控他使用魔法,并宣布试验无效。但一位来自拉文纳 (Ravenna) 的大公教会司祭雅辛图斯 (Jacintus) 挺身而出,从沸腾的锅中取出指环,在惊叹的群众面前,得胜地证明了正统信仰,并声称锅底的水感觉是冷的,上层的水则温暖宜人。当那阿里乌派司祭大胆地重复这项试验时,他的肉直到肘部都被煮得脱离了骨头。35

教会甚至创设了新的神判,来替代旧的异教形式;这些新形式虽较少痛苦和残酷,按我们的观念,却亵渎得令人震惊。亵渎与迷信是紧密相连的。这些新方法就是十字架验和圣餐验,尤其为教士所采用。

十字架验36不过是一种体力的较量。原告与被告在举行适当的宗教仪式之后,便在礼拜进行时举臂站在十字架前,胜负取决于坚持时间的长短。丕平 (Pepin) 首先在752年的一项敕令中,规定妻子申请离婚的案件须采用这种试验。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则规定,他的儿子们之间若发生领土争端,也须采用此法(806年)。但在查理大帝死后不久,虔诚者路易 (Louis-le-Débonnaire) 于816年的亚琛 (Aix-la-Chapelle) 会议上禁止继续采用此法,因为这样滥用十字架,会使基督教的象征受到轻蔑。他的儿子、皇帝洛泰尔 (Lothair) 重申了这项禁令。在成为惯用语的 experimentum crucis(十字架试验,即决定性的试验)这一说法中,仍留有这种神判的一点痕迹。

更为严重的亵渎,是以圣餐中祝圣的饼施行神判,并伴以可怕的诅誓:“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身体和血,今日成为对你的审判。”37 868年的沃尔姆斯会议规定,凡被控犯有谋杀、奸淫、盗窃、巫术等死罪的主教和司祭,都须接受这种试验。六世纪末,奥弗涅 (Auvergne) 主教考提努斯 (Cautinus) 曾采用此法,给被控弑父的欧拉利乌斯伯爵 (Count Eulalius) 施行圣餐;见他领受后安然无恙,便宣告他无罪。洛泰尔王及其贵族领受圣餐,以证明他已与情妇瓦尔德拉达 (Walrada) 断绝关系;但不久以后,他们便在皮亚琴察 (Piacenza) 因突发的疫病而死,教皇哈德良二世 (Hadrian II.) 将此视为上帝的惩罚。鲁道夫斯·格拉贝尔 (Rudolfus Glaber) 记载,有一名修士大胆地领受了祝圣的圣饼,但圣饼随即从他的肚脐滑出,仍像从前一样洁白纯净,他便立刻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施派尔 (Speier) 主教西比科 (Sibicho) 曾接受这种试验,以洗清通奸的指控(1049年)。甚至教皇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也在1077年的卡诺莎 (Canossa),采用此法为自己辩护,以对抗皇帝亨利四世 (Henry IV.)。他说:“免得我看起来倚靠人的见证过于上帝的见证,也为要当场给出确证,消除众人心中的一切疑虑,看哪,这是我即将领受的我们主的身体。愿它今日成为我无罪的试验;我若无罪,愿全能的上帝今日以他的审判,宣告我免受这些指控;我若有罪,就让我猝然死去。”随后,教皇镇定地领受了圣饼,并要求战栗的皇帝照样行;但亨利以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都不在场为由推辞,转而答应接受帝国议会的审判。

借助能行神迹的圣物所作的涤罪誓言,也是一种起源于教会的神判。阿宾顿 (Abington) 修道院的黑十字架,是用钉十字架的钉子制成的,传自皇帝君士坦丁 (Constantine);作恶者若对它起假誓,就会丧命。在许多案件中,这些圣物成了取得供认的手段,而这些供认原是法律手段所无法取得的。

然而,基督教真正的精神所推动的,是废除而非改良这一切神判。这样的抗议之声偶尔也会响起,只是长期未见成效。六世纪初,维埃纳 (Vienne) 主教阿维图斯 (Avitus) 曾向贡多巴尔德 (Gundobald) 进谏,反对他在勃艮第法典中突出决斗神判。九世纪中叶以前,里昂 (Lyons) 大主教圣阿戈巴尔德 (St. Agobard,约卒于840年) 在两篇专论中抨击决斗和神判,文中洋溢着仁爱、友爱与和平的福音精神,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38 他说,神判被妄称为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从未规定、从未赞许,也从未意欲这些事;相反,他在律法与福音中命令我们爱人如己,并设立审判官,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争讼。他警告人不可妄解上帝的护理,其旨意是隐秘的,不能借水与火揭示出来。几位教皇——利奥四世 (Leo IV.,847–855年)、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858–867年)、司提反六世 (Stephen VI.,885–891年)、西尔维斯特二世 (Sylvester II.,999–1003年)、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1061–1073年)、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1159–1181年)、塞莱斯廷三世 (Coelestin III.,1191–1198年)、何诺留三世 (Honorius III.,1222年),以及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Lateran Council,1215年),都曾或多或少明确地谴责这种迷信而轻率的求神迹之举。39 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加上世俗立法的协助,这些试探上帝的神判才在十二、十三世纪逐渐消失;但其背后的观念,却继续存在于长期取代神判的刑讯之中。

§ 80. 刑讯

亨利·C. 利 (Henry C. Lea):《迷信与强力》(Superstition and Force),费城 (Philad.),1866年,第281–391页。保罗·拉克鲁瓦 (Paul Lacroix):《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习惯与服饰》(Manners, Customs, and Dres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during the Renaissance Period),译自法文,纽约 (N. York),1874年,第407–434页。布雷斯 (Brace):《基督的作为》(Gesta Christi),第XV章。

刑讯与神判所依据的是同一种观念。40 它试图通过施加肉体痛苦来证明无罪或有罪,而这种痛苦若无上帝特别的帮助,是无人能够忍受的。当神判完成其使命之后,刑讯便取而代之,成为一种更方便的方式,也更适合一个迷信较少、怀疑较多,却同样专横而不宽容的时代。它构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几个世纪以来,这种残暴的制度,既违背摩西律法,又使一切基督徒情感和人道情感深感厌恶,却一直用于文明的基督教国家,使成千上万的人,无辜者与有罪者一同,遭受比死亡更可怕的折磨。

印度人 (Hindoos) 和闪米特各民族 (Semitic nations) 原不知道刑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却承认它是正规的法律程序。它最初只限于奴隶,因为人们认为奴隶不配自愿作证,必须用强力才能使他们说出实情。41 专制的皇帝将其扩大到自由人,起初用于 crimen laesae majestatis(大逆罪)案件。本丢·彼拉多 (Pontius Pilate) 在审判我们的救主时,曾使用鞭打和荆棘冠冕。提比略 (Tiberius) 绞尽脑汁,为涉嫌谋反的人发明酷刑,并以他们的痛苦为乐。近乎疯狂的卡利古拉 (Caligula) 喜欢在餐桌旁欣赏这种残酷的场面。尼禄诉诸这种暴行,强迫基督徒承认纵火罪,作为逼迫他们的借口;他又以魔鬼般的创意,加剧了逼迫的残酷:将无辜的受害者涂满沥青,在自己的花园里当作火炬焚烧。小普林尼 (the younger Pliny) 任比提尼亚 (Bithynia) 帝国总督时,也曾对基督徒施以刑讯。戴克里先 (Diocletian) 则以正式敕令,命令所有信奉这受憎恨的宗教之人,都须接受这种屈辱的试验。刑讯逐渐发展为正规的制度,并被收入《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其中订有若干规则,并给予学术性职业者,尤其是教士,以及贵族、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孕妇等以豁免。这样,这一制度便得到了最高法律权威的认可。但对于它的效用,人们意见不一。奥古斯都 (Augustus) 宣称刑讯是最好的取证方式。西塞罗 (Cicero) 时而赞扬,时而贬斥。乌尔比安 (Ulpian) 更为明智,认为它不可靠、危险而且具有欺骗性。

北方蛮族起初除对奴隶使用刑讯外,并不知道这种做法。英国普通法不承认刑讯。犯罪只被看作对个人而非对社会的侵害,惩罚主要依靠受害者私下复仇。但奴隶仅被视为一件财产,若涉嫌偷窃,主人便会鞭打他,直到他供认为止。自由人之间一切疑难争端,都以宣誓涤罪及各种形式的神判裁决。然而,在南欧,罗马居民为征服他们的蛮族制定法律,旧有的做法便延续下来,或随着对罗马法的研究而复兴。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刑讯是从未中断的祖传习俗。十三世纪,智者阿方索 (Alfonso the Wise) 修订西班牙法律,编成《七编法典》(Las Siete Partidas),其中保留了刑讯,却宣称人的身体是世上最高贵的事物,42 并规定强迫取得的供认必须经自愿承认方为有效。因此,囚犯受刑后被带到法官面前,再次接受审问;若他翻供,就再受一次刑讯,案情重大者则受第三次;若他坚持原来的供认,就被定罪。十三、十四世纪期间,刑讯制度在欧洲普遍推行,取代了神判。

教会起初忠于其仁爱本性,反对整套强取证供的制度。欧塞尔 (Auxerre) 的一次会议(585或578年)禁止教士在场观看刑讯。43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斥责以监禁和饥饿逼取的供认为毫无价值。44 尼古拉一世禁止保加利亚 (Bulgaria) 新归信的人以鞭打和尖铁刺身来逼取供认,认为这违反了人间与上帝的一切法律(866年)。45 格拉提安 (Gratian) 订立了一条通则:“confessio cruciatibus extorquenda non est”(不可用酷刑逼取供认)。

但到了后来,罗马教会在对付异端时,不幸以其最高权威批准使用刑讯,从而背叛了自己最高尚的本性和最神圣的使命。第四次拉特兰会议(1215年)激起了针对阿尔比派 (Albigenses) 和瓦勒度派 (Waldenses) 的可怕十字军征伐,并促成了臭名昭著的政教合一的宗教裁判所。这些法庭发现,刑讯是惩罚和根除异端最有效的手段,于是发明了种种精巧的新式酷刑,比异教罗马逼迫者的手段更为残忍。教皇英诺森四世 (Innocent IV.) 在指导托斯卡纳 (Tuscany) 和伦巴第 (Lombardy) 宗教裁判所的训令中,命令世俗官员对所有异端者施以刑讯,逼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并出卖一切同伙(1252年)。46 这是一个不祥的先例;它对教皇制声誉造成的损害,远超过根除无论多少异端者可能带来的好处。在意大利,由于皇帝限制教会权力,宗教裁判所未能充分显露其杀人本性。在德国,民众和主教抵制它的引入,受命担任宗教裁判官的马尔堡的康拉德 (Conrad of Marburg) 遭人杀害(1233年)。但在西班牙,它却得到了王室和民众的全力协助,而那里的民众直到今日仍以斗牛的血腥场面为乐。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斐迪南 (Ferdinand) 和伊莎贝拉 (Isabella) 统治期间,经教皇批准设立(1478年);在可怕的宗教裁判长托尔克马达 (Torquemada,自1483年起任职) 手中,达到了骇人的顶峰。它热衷于根除摩尔人 (Moors)、犹太人和异端者,暴行之惨烈,甚至使教皇们也对其滥用权力提出抗议,尽管收效甚微。宗教裁判所将刑讯制度推到了极限。宗教改革以后,刑讯仍用于巫术和妖术案件的审判,直到十八世纪的思想革命,才将它连同各种残酷的刑罚形式一并扫除。这一胜利应归功于正义、人道与宽容的共同影响。

注释

I. 利 (Lea,第331页) 说:“宗教裁判所的整个制度,使诉诸刑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它的审讯秘密进行;囚犯被刻意蒙在鼓里,不知道对自己的确切指控,也不知道这些指控所依据的证据。他被预先认定有罪,审判他的人则竭尽全力迫使他招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任何手段,无论多么卑鄙、多么残酷,都在所不惜。他们让假装同情囚犯的人进入地牢,以虚情假意的友谊诱使他在不提防时吐露实情;又指使备有伪造证据的官员,用虚构证人所提供的不利证词来恐吓他;为了克服这个可怜人的谨慎与决心,一切欺诈诡计都可使用,而他的心智早已被孤独、痛苦、饥饿和恐惧有意摧残得十分衰弱。从这里到使用拉肢刑架和吊刑,不过一步之遥,这一步轻易就迈了出去,而且并未耽搁多久。”详情参见论宗教裁判所的著作。略伦特 (Llorente) 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批判史》(Hist. crit. de l’Inquisition d’Espagne,IV. 252;转引自吉泽勒 [Gieseler],III. 409,注11) 中说,从1478年到托尔克马达 (Torquemada) 于1498年辞职、结束其任期为止,“有8800人被活活烧死,6500人的模拟像被焚烧,90,004人受到各种补赎处罚。在第二任宗教裁判总长、多明我会士迭戈·德萨 (Diego Deza) 任内,即1499至1506年,有1664人被活活烧死,832人的模拟像被焚烧,32,456人受到处罚。在第三任宗教裁判总长、枢机主教兼托莱多大主教弗朗西斯·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 (Francis Ximenes de Cisneros) 任内,即1507至1517年,有2536人被活活烧死,1368人的模拟像被焚烧,47,263人获准与教会和好。”略伦特是西班牙神甫,曾任马德里宗教裁判所秘书长(1789–1791年),可以查阅全部档案;然而,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的数字是依据可能情形推算出来的,有些已经证实有误。例如,他说托尔克马达任职的第一年就有2000人被烧死,并引耶稣会士马里亚纳 (Mariana) 的《西班牙史》为据;但马里亚纳的意思是,在托尔克马达整个任期中,“duo millia crematos igne”(有两千人被火烧死)。参见赫费勒 (Hefele),《枢机主教希梅内斯》(Cardinal Ximenes),第346页。据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其存在的330年间判处死刑的总人数是30,000人。赫费勒(《教会词典》[Kirchenlexikon],V. 656)认为这个总数有所夸大,但与仅在德国就被烧死的女巫人数相比,也并不令人惊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于1781年作出最后一次死刑判决;1808年12月4日,在法国人约瑟夫·拿破仑 (Joseph Napoleon) 统治下被废除;1814年由斐迪南七世 (Ferdinand VII.) 恢复;1820年再次被废除;其后又有人企图恢复,最终于1834年废除。天主教作家,如巴尔梅斯 (Balmez,上引书,I.c.,第xxxvi、xxxvii章) 和赫费勒(《枢机主教希梅内斯》,第257–389页;又见韦策尔与韦尔特 [Wetzer and Welte] 的《教会词典》[Kirchen-Lexicon],第V卷,第648–659页),指责略伦特的数字不准确,并为天主教会辩护,认为教会不应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暴行负责,因为它与其说是教会机构,不如说是政治机构,而且至少起到了防止宗教战争的良好作用。然而,宗教裁判所的设立得到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 (Sixtus IV.) 的明确批准(1478年11月1日),又由多明我会和枢机主教们掌管;至于所谓益处,坟场的和平比战争更糟。不过,赫费勒又补充说(V. 657):“Nach all’ diesen Bemerkungen sind wir öbrigens weit entfernt, der Spanichen Inquisition an sich das Wort reden zu wollen, vielmehr bestreiten wir der weltlichen Gewalt durchaus die Befugniss, das Gewissen zu knebeln, und sind von Herzensgrund aus jedem staatlichen Religionszwang abhold, mag er von einem Torquemada in der Dominikanerkutte, oder von einem Bureaucraten in der Staatsuniform ansgehen. Aber das wollten wir zeigen, dass die Inquisition das schaendliche Ungeheuer nicht war, wozu es Parteileidenschaft und Unwissenheit häufig stempeln wollten.”(“尽管作了以上这些说明,我们却远非有意为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本身辩护;相反,我们断然否认世俗权力有权束缚良心,并且从心底反对国家施加的任何宗教强制,无论它出自穿着多明我会修士袍的托尔克马达,还是出自穿着国家制服的官僚。但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宗教裁判所并不是党派激情与无知常常想要描绘的那种可耻怪物。”)

  1. 英国在1640年以后废除了刑讯,普鲁士 (Prussia) 在1740年、托斯卡纳 (Tuscany) 在1786年、法国在1789年、俄国在1801年、日本在1873年废除;德意志各邦则有早有晚,先后在1740至1831年间废除。托马修斯 (Thomasius)、霍梅尔 (Hommel)、伏尔泰 (Voltaire) 和霍华德 (Howard) 都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反对刑讯。十九世纪,在那不勒斯 (Naples)、巴勒莫 (Palermo)、罗马尼亚 (Roumania,1868年) 和楚格 (Zug,1869年),仍有司法刑讯的个别事例。参见利,第389页及后;又参见莱基 (Lecky)《理性主义史》(History of Rationalism) 中论巫术的一章(第I卷,第27–154页)。巫术案件取证极其困难,似乎使诉诸刑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英国的巫术风潮在十七世纪达到顶峰,不仅得到国王詹姆斯一世 (James I.) 的支持,甚至马修·黑尔爵士 (Sir Matthew Hale)、托马斯·布朗爵士 (Sir Thomas Browne) 和理查德·巴克斯特 (Richard Baxter) 这样的智者,也为它辩护。当这股风潮在英国衰落时,却又在清教徒的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重新爆发,造成极大的恐慌,导致二十七人被处死。它在苏格兰延续得更久,迟至1727年,那里仍有一名妇女因巫术被烧死。在格拉鲁斯州 (Canton Glarus),1782年有一名女巫被处死;1836年,在普鲁士的但泽 (Danzig) 附近,又有一名女巫被处死。莱基在这一章末尾,以动人的文字向那些可怜的妇女致以敬意:她们孤独地死去,被人憎恨,无人怜悯,眼前的前景不过是以地狱中永远的折磨,来替换人世间的苦刑。

我再引布雷斯 (Brace)《基督的作为》(Gesta Christi) 第274页及下页中一段论刑讯的高尚文字:“假若‘人子’在中世纪曾以肉身住在世上,恐怕没有什么罪恶与不义,会像刑讯制度那样刺痛他纯洁的心灵。人们明知自己无辜,或承认并相信最纯正的真理,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判受最惨烈的酷刑;他们在痛苦中的每一声呻吟、每一句供词,都被用来作为不利于他们的证据;他们的供认被歪曲,神经饱受折磨,以致为了结束酷刑而求告认罪;在临终的时刻,冒充正义或宗教仆役的人仍来折磨他们,以今世和永世的刑罚威吓他们。这一切竟延续了许多世代,以致在这种对正义和宗教的嘲弄之下,几乎没有无辜者能感到自身安全。在基督教创始者看来,这一切无疑是对他的信仰最恶劣的歪曲,是对人性最残酷的伤害。无须再说,他的精神在每一个世纪都与这巨大的罪恶争战,激励那些为反对它而劳苦的人类伟大友人。中世纪社会的主要力量,即使是那些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也未触及这一弊害。罗马法支持它;斯多葛主义对它漠然置之;希腊文学未能影响它;封建制度与专制权力则鼓励这种可以为其目的效劳的做法;甚至教阶制度与国教会也把自己所宣认的真理忘得如此彻底,竟用刑讯来维护‘爱的宗教’。然而,与这一切势力相抗衡的,是耶稣吩咐人‘爱你们的仇敌’、‘善待那恶待你们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语。这些命令处处感动着个人的心灵,从讲坛上和修道院里传入人耳,由卑微的信徒反复诵读,缓慢地冲破野蛮的激情与教阶制度的残酷。渐渐地,在十六、十七世纪,载有耶稣信息的书卷流传到各个阶层,造就了一种思想与心灵的状态,使人不能再对同胞施用刑讯,并使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暴行与大恶被掀翻在地。”

§ 81. 基督教的慈善

参见第II卷,§ 88,第311页及下页所列文献。沙斯特尔 (Chastel):《慈善影响的历史研究》(Études historiques sur l’influence de la charité)(巴黎,1853年;英译本,费城,1857年——论最初三个世纪)。黑泽尔 (Häser):《基督教护理及护理团体史》(Geschichte der christl. Krankenpflege und Pflegerschaften)(柏林,1857年)。拉青格 (Ratzinger):《基督教济贫史》(Gesch. der christl. Armenpflege)(弗赖堡,1869年;1884年预告将出新版)。莫兰 (Morin):《贫困批判史》(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auvreté)(载《铭文学院论文集》[Mémoirs de 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V)。莱基 (Lecky):《欧洲道德史》(Hist. of Europ. Morals),第4章(II. 62及后)。乌尔霍恩 (Uhlhorn):《古代教会的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 in the Ancient Church)(斯图加特,1881年;英译本,伦敦及纽约,1883年),第III编;又《中世纪的基督教慈善活动》(Die Christliche Liebesthätigkeit im Mittelalter),斯图加特,1884年。(又参见他在布里格尔 [Brieger] 主编的《教会史杂志》[Zeitschrift för K. G.],IV. 1中的文章。)B. 里根巴赫 (B. Riggenbach):《宗教改革的济贫事业》(Das Armenwesen der Reformation)(巴塞尔,1883年)。又参见赫尔措格 (Herzog)《百科全书》(Encycl.)2,第I卷,第648–663页,以及韦策尔与韦尔特 (Wetzer and Welte)《教会词典》(Kirchenlex.)2,第I卷,第1354–1375页中的“济贫”(Armenpflege) 条;利希滕贝格尔 (Lichtenberger),X. 305–312中的“贫困问题”(Paupérisme) 条;史密斯与奇瑟姆 (Smith and Cheetham),I. 785–789中的“医院”(Hospitals) 条。

我们欣然从迷信与偏执的残酷,转向基督徒诸美德之冠,那“最卓越的仁爱恩赐”:凡述说基督爱罪人的故事、重申他那金律的地方,仁爱的实践就从未止息。它是“联络全德的”,将基督教世界各个时代、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它在罗马帝国衰老、临终挣扎之际给予慰藉,也驯服了蛮族入侵者的凶悍。基督的教训与榜样,以及圣保罗以炽爱天使般的热情对仁爱所作的颂赞,对于这一首要美德在各时代、各国的发展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我们怀着敬意,俯首于那些真正承续使徒传统的人面前:传教士、主教、修士、修女、国王、贵族,以及平凡的男女,无论贫富,无论知名与无名,他们出于对基督的感恩和对同胞纯洁的爱,牺牲家庭、健康、财富,乃至生命本身,为要使野蛮人变得文明并归信基督教,使饥饿的得食,干渴的得饮,作客旅的得接待,赤身露体的得衣穿,患病的得探望,被囚的得看顾,临终的得安慰。我们也钦佩并尊敬那些非凡的圣徒,他们按字面实行或误解了救主对那富有少年的劝告,效法耶路撒冷最初的门徒,变卖自己所有的,分给穷人,为要成为完全人。诚然,若在许多事例中,舍己之中掺杂了大量精致的利己之心,若天上的财富成为选择在地上自愿贫穷的唯一或主要动机,我们的钦佩便会减弱,却不会消失。

从起初,所有忠心的牧者和福音教师,都谆谆教导基督教仁爱这一至高的本分。在使徒时期和尼西亚会议以前的时代,这仁爱借着主日的定期捐献,尤其在圣餐及与之相连的爱筵中得到实践。每个会众都是一个慈善团体,照顾自己中间的寡妇、孤儿、客旅和被囚的人,也向远方有需要的会众送去援助。47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以后,大批民众涌入教会,慈善便采取了机构化的形式,兴建医院和收容所,照料客旅、穷人、病人、老人和孤儿。48 这些机构最先出现在东方,不久也出现在西方。法比奥拉 (Fabiola) 在罗马创办了一所医院,帕马基乌斯 (Pammachius) 在罗马港 (Portus Romanus) 创办一所,保利努斯 (Paulinus) 在诺拉 (Nola) 创办一所。格列高利一世 (Gregory I.) 时,罗马已有数所医院;他还提到那不勒斯 (Naples)、西西里 (Sicily) 和撒丁 (Sardinia) 的医院。教会的活动范围大为扩展,而贫困、苦难和灾祸日益增多,最终淹没了罗马帝国,因此这些机构实属必要。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或许成了炫耀的工具,取代了私人慈善,或成为免除私人慈善责任的借口,助长懒惰,因而非但未能减少,反倒增加了贫困。但即使人类最好的制度,也难免出现这些流弊。

私人慈善仍然得到实行,其兴盛程度与教会的生命力成正比。第四、第五世纪伟大的教父和主教们,为生活俭朴、思想高尚、克己慷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在讲道和著述中不厌其烦地劝勉人尽慈善的本分。圣巴西尔 (Basil) 亲自管理他在凯撒利亚 (Caesarea) 的大型医院,毫不畏惧与麻风病人接触;拿先斯的圣贵格利 (Gregory Nazianzen) 劝勉弟兄们“效法上帝的怜悯,向不幸的人作上帝”,因为“没有什么比施惠更具有神性”;圣金口约翰 (Chrysostom) 在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创办了数所医院,不断为穷人向富人呼吁,并指导高贵的寡妇奥林皮亚斯 (Olympias) 那无穷无尽的慈善事业。圣安布罗斯 (Ambrose) 既是骄傲的罗马人,又是谦卑的基督徒;他安慰米兰 (Milan) 的贫民,同时斥责一位皇帝的残暴;诺拉的保利努斯 (Paulinus of Nola) 与妻子特蕾西亚 (Theresiâ) 住在一所小屋里,将王侯般的财富用来建造修道院、救济穷人、赎回俘虏,等到资财用尽,便以自身换回一个寡妇的儿子,让人把自己掳往非洲;伟大的奥古斯丁 (Augustin) 不肯接受比自己所能转赠给贫困弟兄的外衣更好的外衣;圣哲罗姆 (Jerome) 用变卖产业所得,在伯利恒创办了一所收容所,又劝说出身显赫的罗马贵妇,为穷人变卖珠宝、丝衣和宫邸,以禁欲克己的生活取代奢华安逸的生活。这些榜样如璀璨的群星,照耀着中世纪的黑暗。

但必须补充说,这些教父也将一种令人不安的教义传给了中世纪,即慈善具有功德性质和赎罪效力,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甚至能影响在炼狱中的死人。这些谬误极大地激励了这一美德,也在很大程度上败坏了它,直到今日仍然如此。49

拉丁词 caritas 原指珍贵或昂贵(源于 carus,即“亲爱的、珍贵的”〔dear〕),继而表示尊重、爱慕;在教会中,它获得了更深刻的含义,指仁爱和善行,或付诸行动的爱,尤其是对我们同胞中贫穷受苦者的爱。情感与行为不可分开,手中的馈赠,其价值来自心中的爱。礼物虽有多寡,仁爱之心却应相同;寡妇的小钱与富人的巨额捐赠,同样蒙上帝赐福。安布罗斯把人与人交往中的仁爱,比作太阳与大地的关系。另一位教父说:“富人的馈赠尽可更多,但穷人在爱心上不可落在他后面。”然而,慈善往往被局限为单纯的施舍。祷告、禁食和施舍被视为敬虔的主要行为(犹太人和穆罕默德教徒也是如此),其中又以施舍为最高。为了行善,打破禁食或中断敬拜,都是正当的。

教皇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最能代表中世纪的慈善,其中既有禁欲式的克己,也有虔诚的迷信和功利的成分。他生活在一个悲惨的过渡时期,古老的罗马文明正在土崩瓦解,而新的文明尚未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他说:“我们所见的无非悲哀,所听的无非怨叹。啊,罗马!昔日世界的女主人,元老院在哪里?人民在哪里?建筑化为废墟,城墙正在倒塌。到处是刀剑!到处是死亡!我已厌倦生命!”但慈善仍如一位安慰的天使。它虽不能阻止全面的崩溃,却擦干了个人的眼泪,抚慰了个人的悲伤。格列高利是穷人的父亲。他每月将一车车的谷物、油、酒和肉分给穷人。罗马皇帝出于政治考虑、为压制叛乱而做的事,这位教皇却出于对基督和穷人的爱而做。罗马若有人饿死,他便觉得自己有罪责。他委派谨慎而有良心的人管理罗马的医院,要求他们定期呈报经费管理的账目。他出资在耶路撒冷创办了一所客旅收容所 (Xenodochium)。他大力提倡将教会收入均分为四份的惯例:一份给主教,一份给其余教牧人员,一份用于教会建筑,一份给穷人。同时,他坚信施舍对生者和死者都具有积累功德的效力。他使奥古斯丁关于炼狱的观念广为流传,用修士们的寓言加以支持,又引入了为亡者举行的弥撒(不包括所谓“三十日弥撒”,即死后三十日举行的弥撒)。他认为,上帝赦免罪责和永刑,却不免除罪的暂罚;这暂罚必须在今生或炼狱中补赎。他便如此解释那段论到火的经文(林前3:11):这火烧尽草木禾秸,即无益的言谈、无节制的嬉笑、财产管理不善等轻微而琐细的罪。因此,无论为我们自己的得救,还是为减轻已故亲友的痛苦,施舍总是越多越好。施舍是悔改的翅膀,为人铺平通往天堂的道路。这一观念在整个中世纪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西方蛮族中,传教士把慈善机构与修道院一同引入;修道院须接待客旅,救助穷人。爱尔兰 (Irish) 传教士不仅关怀他们所传福音的异教徒的灵魂,也关怀他们的身体,并创办了“爱尔兰人收容所”(Hospitalia Scotorum)。549年的奥尔良会议 (Council of Orleans) 表明,当时已熟悉城镇中的客旅收容所 (Xenodochia)。里昂 (Lyons) 就有一所规模很大的收容所。梅斯的克罗德冈 (Chrodegang of Metz) 和阿尔昆 (Alcuin) 劝勉主教们创办慈善机构,或至少保留一间客房,用以照顾病人和客旅。815年在亚琛 (Aix) 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命令在教堂附近及每所修道院内修建病舍。查理曼 (Charlemagne) 的敕令集赋予慈善机构与教堂和修道院相同的特权,并命令按照教规妥善接待“客旅、朝圣者和贫民”。

医院由主教或其任命的主管直接监督。这些医院通常奉献给圣灵,建筑物的某个显眼之处以鸽子的形象代表圣灵。它们接受捐赠和遗赠,并受托管理地产。中世纪的教会是最大的产业所有者,但她的财富和繁荣本身却成了试探与腐败的根源,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弊端大声疾呼,要求改革。

许多自私的慈善只顾捐赠者而不顾受惠者,不明智的滥施则助长贫困,而不是使穷人能够借诚实劳动自助;即使我们对这些作了一切合理的扣除,所剩下的仍是道德史上最高尚的篇章之一,其他任何宗教都不能提供可与之匹敌的事例。因为,向罗马贫穷的异教徒定期免费发放谷物——这些人在奥古斯都 (Augustus) 时增至200,000人,在安敦尼诸帝 (Antonines) 时增至500,000人——所用的是国库的钱,所受驱使的是国家政策的自私动机;这种做法未能唤起感恩之心,也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与奴隶制度和供民众娱乐的角斗表演一道,成了败坏帝国道德的主要因素之一。50

最后,我们不可忘记,真正的基督教慈善史,大部分仍未见诸文字。它的力量固然处处、日日都能感受到,但它喜爱默默行事,不存任何求取功德或报偿的念头。它追随着人类的苦难,进入一切孤独的悲伤之中,既给予切身的同情,也给予物质的援助,并在增进他人的幸福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单为行善而行善,其中自有无上的乐趣。主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51

附注

乌尔霍恩 (Uhlhorn) 在其第一部著作的结尾,对中世纪的慈善作了如下评断(英译本第396页及下页):“没有任何时期为穷人做过像中世纪那样多的事。何等大规模的施舍,何等众多、种类繁多的机构,何等众多收容各种受苦者的医院,何等一系列从事救护的修会,有男有女,有骑士团体,也有平民团体,又有何等的自我牺牲和献身!我们在古代教会中所见一切萌芽的事物,到了中世纪才首次成熟。然而,中世纪也承袭了当时一切趋向片面而不健全发展的倾向。教会对穷人的照顾完全消失了,一切慈善都变成了机构性的事业;修士、修女或救护修会的成员取代了执事——执事职分消亡了。慈善片面地机构化,也片面地教会化。教会成了一切慈善活动的中介;事实上,她成了唯一的接受者和唯一的施予者;因为每一项怜悯的工作、每一次施舍、每一笔捐助,以及一切为服事贫困者而作的自我牺牲,其主要目的都是施予者自身的得救。这一转变已经完成。人们捐赠、服事,不再是为了在基督里帮助、服事穷人,而是要为自己及亲属取得功德、脱离炼狱,获得更高程度的永恒幸福。其结果是,贫困非但未被克服,反而受到助长,乞讨也发展到了极致;所以,尽管捐赠丰厚,基金众多,机构财力充裕,困苦终究没有被克服。”直到如今也未被克服。“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约12:8)。里根巴赫 (Riggenbach,同前引书,l.c.) 主张,中世纪的医院不过是供养所 (Versorgungshäuser),直到宗教改革才首次提出原则,认为医院也应成为道德改造的场所(救助所〔Rettungshäuser〕和疗养机构〔Heilanstalten〕)。

莱基 (Lecky) 在其公允而具人道主义精神的《欧洲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第四章中,以一部分篇幅论述这一题目,并得出如下结论(II. 79, 85):“基督教首次使慈善成为一种基本美德,在道德典范和教师的劝勉中赋予它首要地位。除了在激发情感方面的一般影响之外,它还把穷人视为基督教创立者的特殊代表,因而使对基督的爱,而非对人的爱,成为慈善的原则,从而在这一领域引发了一场彻底的革命……最伟大的事物,往往也是最未能充分实现的事物;而基督教会所取得的成就中,确实没有什么比它在慈善领域的成就更为伟大。在人类历史上,它首次激励成千上万的男女,牺牲一切世俗利益,而且往往在极其艰苦或危险的处境中,将毕生奉献于减轻人类痛苦这一个目标。它使无数慈善机构遍布全球,而这在整个异教世界中是绝对不为人知的。它在人们心中,将至善的观念与积极而持久的仁爱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结起来。它在每一个堂区都设立一位教牧人员,无论他还有什么其他职务,至少在职分上受托监督一个慈善组织,并在这一职分中找到其权力最重要、也最正当的来源之一。”

Original Text

CHAPTER VI. MORALS AND RELIGION.

§ 73. Literature.

I. The chief and almost only sources for this chapter are the acts of Synods, the lives of saints and missionaries, and the chronicles of monasteries. The Acta Sanctorum mix facts and legends in inextricable confusion. The most important are the biographies of the Irish, Scotch, and Anglo-Saxon missionaries, and the letters of Boniface. For the history, of France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we have the Historia Francorum by Gregory of Tours, the Herodotus of France (d. 594), first printed in Paris, 1511, better by Ruinart, 1699; best by Giesebrecht (in German), Berlin 1851, 9th ed. 1873, 2 vols.; and Gregorii Historiae Epitomata by his continuator, Fredegar, a clergyman of Burgundy (d. about 660), ed. by Ruinart, Paris 1699, and by Abel (in German), Berlin 1849. For the age of Charlemagne we have the Capitularie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historical works of Einhard or Eginard (d. 840). See Ouvres complètes d’ Eginard, réuni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traduites en français, par A. Teulet, Paris 1840–’43, 2 vols. For an estimate of these and other writers of our period comp. part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vol. of Ad. Ebert’s Allgem. Gesch. der Lit. des Mittelalters im Abendlande, Leipz. 1874 and 1880.

  1. Hefele: Conciliengesch. vols. III. and IV. (from a.d. 560–1073), revised ed. 1877 and 1879.

Neander: Denkwördigkeiten aus der Geschichte des christl. Lebens. 3d ed. Hamburg, 1845, ’46, 2 vols.

Aug. Thierry: Recits des temps merovingiens. Paris 1855 (based on Gregory of Tours).

Loebell: Gregor von Tours und seine Zeit. Leipz. 1839, second ed. 1868.

Monod: Études critiques sur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érovingienne. Paris 1872.

Lecky: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fifth ed. Lond. 1882, 2 vols. (part of the second vol.).

Brace: Gesta Christi, N. York, third ed. 1883, p. 107 sqq.

Comp. Guizot (Protest., d. 1874):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et en Prance depuis la chute de l’empire romain jusqu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830; seventh ed. 1860, 5 vols. (one vol. on Europe in general).

Balmez, (a Spanish philosopher and apologist of the Roman church, d. 1848): El Protatantismo comparado con el Catolicismo en sus relaciones con la civilisacion europea. Barcelona, 1842–44, 4 vols. The same in French, Germa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A Roman Catholic counterpart to Guizot.

§ 74. General Character of Mediaeval Morals.

The middle ag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resembles the period of the Judges in the history of Israel when "the highways were unoccupied, and the travelers walked through by-ways," and when "every man did that which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1) It was a time of civil and political commotions and upheavings, of domestic wars and foreign invasions. Society was in a chaotic state and bordering on the brink of anarchy. Might was right. It was the golden age of border-ruffians, filibusters, pirates and bold adventurers, but also of gallant knights, genuine heroes and judges, like Gideon, Jephthah, Samson, and Samuel of old. It presents, in striking contrasts, Christian virtues and heathen vices, ascetic self-denial and gross sensuality. Nor were there wanting idyllic episodes of domestic virtue and happiness which call to mind the charming story of Ruth from the period of the Judges.

Upon the whole the people were more religious than moral. Piety was often made a substitute or atonement for virtue. Belief in the supernatural and miraculous was universal; scepticism and unbelief were almost unknown. Men feared purgatory and hell, and made great sacrifices to gain heaven by founding churches, convents, and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And yet there was a frightful amount of immorality among the rulers and the people. In the East the church had to contend with the vices of an effete civilization and a corrupt court. In Italy, France and Spain the old Roman vices continued and were even invigorated by the infusion of fresh and barbaric blood. The history of the Merovingian rulers, as we learn from Bishop Gregory of Tours, is a tragedy of murder, adultery, and incest, and ends in destruction.(2)

The church was unfavorably affected by the state of surrounding society, and often drawn into the current of prevailing immorality. Yet, upon the whole, she was a powerful barrier against vice, and the chief, if not the only promoter of education, virtue and piety in the dark ages. From barbaric and semi-barbaric material she had to build up the temple of a Christian civilization. She taught the new converts the Apostles’ Creed, the Lord’s Prayer, and the Ten Commandments the best popular summaries of faith, piety, and duty. She taught them also the occupations of peaceful life. She restrained vice and encouraged virtue. The synodical legislation was nearly alway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Great stress was laid on prayer and fasting, on acts of hospitality, charity, and benevolence, and on pilgrimages to sacred places. The rewards of heaven entered largely as an inducement for leading a virtuous and holy life; but it is far better that people should be good from fear of hell and love of heaven than ruin themselves by immorality and vice.

A vast amount of private virtue and piety is never recorded on the pages of histor y, and is spent in modest retirement. So the wild flowers in the woods and on the mountains bloom and fade away unseen by human eyes. Every now and then incidental allusion is made to unknown saints. Pope Gregory mentions a certain Servulus in Rome who was a poor cripple from childhood, but found rich comfort and peace in the Bible, although he could not read himself, and had to ask pious friends to read it to him while he was lying on his couch; he never complained, but was full of gratitude and praise; when death drew near he requested his friends to sing psalms with him; then stopped suddenly and expired with the words: "Peace, hear ye not the praises of God sounding from heaven?" This man’s life of patient suffering was not in vain, but a benediction to many who came in contact with it. "Those also serve who only stand and wait."

The moral condition of the middle age varied considerably. The migration of nations was most unfavorable to the peaceful work of the church. Then came the bright reign of Charlemagne with his noble efforts for education and religion, but it was soon followed, under his weak successors, by another period of darkness which grew worse and worse till a moral reformation began in the convent of Cluny, and reached the papal chair under the lead of Hildebrand.

Yet if we judge by the number of saints in the Roman Calendar, the seventh century, which is among the, darkest, was more pious than any of the preceding and succeeding centuries, except the third and fourth (which are enriched by the martyrs).

Notes.

The following is the table of saints in the Roman Calendar (according to Alban Butler’s Lives of the Saints): Saints.

First Century

53

Second Century

43

Third Century

139

Fourth Century

213

Fifth Century

130

Sixth Century

123

Seventh Century

174

Eighth Century

78

Ninth Century

49

Tenth Century

28

Eleventh Century

45

Twelfth Century

54

Thirteenth Century

49

Fourteenth Century

27

Fifteenth Century

17

Sixteenth Century

24

Seventeenth Century

15

Eighteenth Century

20

In the first centuries the numerous but nameless martyrs of the Neronian and other persecutions are not separately counted. The Holy Innocents, the Seven Sleepers (in the third century), the Forty Martyrs of Sebaste (fourth century,) and other groups of martyrs are counted only one each. Lecky asserts too confidently that the seventh century was the most prolific in saints, and yet the most immoral. It is strange that the number of saints should have declined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while the church increased, and tha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f infidelity should have produced five more saints tha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t would therefore be very unsafe to make this table the basis for

§ 75. Clerical Morals.

  1. Social Position. The clergy stoo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t the head of society, and shared with kings and nobles the rule of the people. They had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souls and consciences of men, and handled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They possessed nearly all the learning, but it was generally very limited, and confined to a little Latin without any Greek. Some priests descended from noble and even royal blood, others from slaves who belonged to monasteries. They enjoyed many immunities from public burdens, as military duty and taxation. Charlemagne and his successors granted to them all the privileges which the Eastern emperors from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had bestowed upon them. They could not be sued before a civil court, and had their own episcopal tribunals. No lay judge could apprehend or punish an ecclesiastic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his bishop.

They were supported by the income from landed estates, cathedral funds, and the annual tithes which were enacted after the precedent of the Mosaic law. Pepin, by a decree of 764, imposed the payment of tithes upon all the royal possessions. Charlemagne extended it to all lands, and made the obligation general by a capitulary in 779. The tithes were regarded as the minimum contribut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religion and the support of the poor. They were generally paid to the bishop, as the administrator of all ecclesiastical goods. Many nobles had their own domestic chaplains who depended on their lords, and were often employed in degrading offices, as waiting at table and attending to horses and hounds.

  1. Morals. The priests were expected to excel in virtue as well as in education, and to commend their profession by an exemplary life. Upon the whole they were superior to their flock, but not unfrequently they disgraced their profession by scandalous immorality. According to ancient discipline every priest at his ordination was connected with a particular church except missionaries to heathen lands. But many priests defied the laws, and led an irregular wandering life as clerical tramps. They were forbidden to wear the sword, but many a bishop lost his life on the battle field and even some popes engaged in warfare. Drunkenness and licentiousness were common vices. Gregory of Tours mentions a bishop named Cautinus who, when intoxicated, had to be carried by four men from the table. Boniface gives a very unfavorable but partizan account of the French and German clergymen who acted independently of Rome. The acts of Synods are full of censures and punishments of clerical sins and vices. They legislated against fornication, intemperance, avarice, the habits of hunting, of visiting horse-races and theatres, and enjoined even corporal punishments.(3)

Clerical immorality reached the lowest depth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when Rome was a sink of iniquity, and the popes themselves set the worst example. But a new reform began with the Hildebrandian popes.

  1. Canonical Life. Chrodegang, bishop of Metz (a.d. 760), reformed the clergy by introducing, or reviving, after the example of St. Augustin, the "canonical" or semi-monastic life. The bishop and lower clergymen lived in the same house, near the cathedral, ate at the same table, prayed and studied together, like a family of monks, only differing from them in dress and the right of holding property or receiving fees for official services. Such an establishment was called Chapter,(4) and the members of it were called Canons.(5)

The example was imitated in other places. Charlemagne made the canonical life obligatory on all bishops as far as possible. Many chapters were liberally endowed. But during the civil commotions of the Carolingians the canonical life degenerated or was broken up.

  1. Celibacy. In the East the lower clergy were always allowed to marry, and only a second marriage is forbidden. In the West celibacy was the prescribed rule, but most clergymen lived either with lawful wives or with concubines. In Milan all the priests and deacons were married in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but to the disgust of the severe moralists of the time.(6) Hadrian II. was married before he became pope, and had a daughter, who was murdered by her husband, together with the pope’s wife, Stephania (868).(7) The wicked pope Benedict IX. sued for the daughter of his cousin, who consented on condition that he resign the papacy (1033).(8) The Hildebrandian popes, Leo IX. and Nicolas II., made attempts to enforce clerical celibacy all over the West. They identified the interests of clerical morality and influence with clerical celibacy, and endeavored to destroy natural immorality by enforcing unnatural morality. How far Gregory VII. succeeded in this part of his reform, will be seen in the next period.

§ 76. Domestic Life.

The purity and happiness of home-life depend on the position of woman, who is the beating heart of the household. Female degradation was one of the weakest spots in the old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The church, in counteracting the prevailing evil, ran into the opposite extreme of ascetic excess as a radical cure. Instead of concentrating her strength on the purification and elevation of the family, she recommended lonely celibacy as a higher degree of holiness and a safer way to heaven.

Among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barbarians she found a more favorable soi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hristian family life. The contrast which the heathen historian Tacitus and the Christian monk Salvian draw between the chastity of the Teutonic barbarians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Latin races is overdrawn for effect, but not without foundation. The German and Scandinavian tribes had an instinctive reverence for the female sex, as being inspired by a divinity, possessed of the prophetic gift, and endowed with secret charms. Their women shared the labors and dangers of men, emboldened them in their fierce battles, and would rather commit suicide than submit to dishonor. Yet the wife was entirely in the power of her husband, and could be bought, sold, beaten, and kille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preserved and strengthened the noble traits, and developed them into the virtues of chivalry; while it diminished or abolished evil customs and practices. The Synods often deal with marriage and divorce. Polygamy, concubinage, secret marriages, marriages with near relatives, mixed marriages with heathens or Jews or heretics were forbidden; the marriage tie was declared sacred and indissoluble (except by adultery); sexual intemperance restrained and forbidden on Sundays and during Lent; the personal independence of woman and her rights of property were advanced. The Virgin Mary was constantly held up to the imagination as the incarnation of female parity and devotion. Not unfrequently, however, marriages were dissolved by mutual consent from mistaken ascetic piety. When a married layman entered the priesthood or a convent, he usually forsook his wife. In a Roman Synod of 827 such separation was mad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bishop. A Synod of Rouen, 1072, forbade husbands whose wives had taken the veil, to marry another. Wives whose husbands had disappeared were forbidden by the same Synod to marry until the fact of death was made certain.(9)

Upon the whole, the synodical legislation on the subject of marriage was wise, timely, restraining, purifying, and ennobling in its effect. The purest and brightes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ope Nicolas I. is his protection of injured innocence in the person of the divorced wife of King Lothair of Lorraine.(10)

§ 77. Slavery.

See the Lit. in vol. I. § 48 (p. 444), and in vol. II. § 97 (p. 347). Comp. also Balmes (R.C.): Protestantism and Catholicism compared in their effects on 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Transl. from the spanish. Baltimore 1851, Chs. xv.-xix. Brace: Gesta Christi, Ch. xxi.

History is a slow but steady progress of emancipation from the chains which sin has forged.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was universal in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mong barbarians as well as among civilized nations. It was kept up by natural increase, by war, and by the slave-trade which was carried on in Europe more or less till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in America till the eighteenth. Not a few freemen sold themselves into slavery for debt, or from poverty. The slaves were completely under the power of their masters, and had no claim beyo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ir physical wants. They could not bear witness in courts of justice. They could be bought and sold with their children like other property. The marriage tie was disregarded, and marriages between freemen and slaves were null and void. In the course of time slavery was moderated into serfdom, which was attached to the soil. Small farmers often preferred that condition to freedom, as it secured them the protection of a powerful nobleman against robbers and invaders. The condition of the serfs, however, during the middle ages was little better than that of slaves, and gave rise to occasional outbursts in the Peasant Wars, which occurred most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re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as by Wiclif and the Lollards in England, and by Luther in Germany), but which were suppressed by force, and in their immediate effects increased the burdens of the dependent classes. The same struggle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is still going on in different forms.

The mediaeval church inherited the patristic views of slavery. She regarded it as a necessary evil, as a legal right based on moral wrong, as a consequence of sin and a just punishment for it. She put it in the same category with war, violence, pestilence, famine, and other evils. St. Augustin, the greatest theological authority of the Latin church, treats slavery as disturbance of the normal condition and relation. God did not, he says, establish the dominion of man over man, but only over the brute. He derives the word servus, as usual, from servare (to save the life of captives of war doomed to death), but cannot find it in the Bible till the time of the righteous Noah, who gave it as a punishment to his guilty son Ham; whence it follows that the word came "from sin, not from nature." He also holds that the institution will finally be abolished when all iniquity shall disappear, and God shall be all in all.(11)

The church exerted her great moral power not so much towards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s the amelioration and removal of the evils connected with it. Many provincial Synods dealt with the subject, at least incidentally. The legal right of holding slaves was never called in question, and slaveholders were in good and regular standing. Even convents held slaves, though in glaring inconsistency with their professed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brotherhood. Pope Gregory the Great, one of the most humane of the popes, presented bondservants from his own estates to convents, and exerted all his influence to recover a fugitive slave of his brother.(12) A reform Synod of Pavia, over which Pope Benedict VIII., one of the forerunners of Hildebrand, presided (a.d. 1018), enacted that sons and daughters of clergymen, whether from free-women or slaves, whether from legal wives or concubine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 church, and should never be emancipated.(13) No pope has ever declared slavery in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ity. The church was strongly conservative, and never encouraged a revolutionary or radical movement looking towards universal emancip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ristian spirit worked silently, steadily and irresistibly in the direction of emancipation. The church, as the organ of that spirit, proclaimed ideas and principles which, in their legitimate working, must root out ultimately both slavery and tyranny, and bring in a reign of freedom, love, and peace. She humbled the master and elevated the slave, and reminded both of their common origin and destiny. She enjoined in all her teaching the gentle and humane treatment of slaves, and enforced it by the all-powerful motives derived from the love of Christ, the common redemption and moral brotherhood of men. She opened her houses of worship as asylums to fugitive slaves, and surrendered them to their masters only on promise of pardon.(14) She protected the freedmen in the enjoyment of their liberty. She educated sons of slaves for the priesthoo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ir masters, but required emancipation before ordination.(15) Marriages of freemen with slaves were declared valid if conclud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tter.(16) Slaves could not be forced to labor on Sundays. This was a most important and human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rest and worship.(17) No Christian was permitted by the laws of the church to sell a slave to foreign lands, or to a Jew or heathen. Gregory I. prohibited the Jews within the papal jurisdiction to keep Christian slaves, which he considered an outrage upon the Christian name. Nevertheless even clergymen sometimes sold Christian slaves to Jews. The tenth Council of Toledo (656 or 657) complains of this practice, protests against it with Bible passages, and reminds the Christians that "the slaves were redeemed by the blood of Christ, and that Christians should rather buy than sell them."(18) Individual emancipation was constantly encouraged as a meritorious work of charity well pleasing to God, and was made a solemn act. The master led the slave with a torch around the altar, and with his hands on the altar pronounced the act of liberation in such words as these: "For fear of Almighty God, and for the care of my soul I liberate thee;" or: "In the name and for the love of God I do free this slave from the bonds of slavery."

Occasionally a feeble voice was raised against the institution itself, especially from monks who were opposed to all worldly possession, and felt the great inconsistency of convents holding slave-property. Theodore of the Studium forbade his convent to do this, but on the ground that secular possessions and marriage were proper only for laymen.(19) A Synod of Chalons, held between 644 and 650, at which thirty-eight bishops and six episcopal representatives were present, prohibited the selling of Christian slaves outside of the kingdom of Clovis, from fear that they might fall into the power of pagans or Jews, and he introduces this decree with the significant words: "The highest piety and religion demand that Christians should be redeemed entirely from the bond of servitude."(20) By limiting the power of sale, slave-property was raised above ordinary property, and this was a step towards abolishing this property itself by legitimate means.

Under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of Christianity, civilization, and o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slave trade was forbidden, and slavery gradually changed into serfdom, and finally abolished all over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Where the spirit of Christ is there is liberty.

Notes.

In Europe serfdom continued til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Russia even till 1861, when it was abolished by the Czar Alexander II.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re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strange to say, negro slavery flourished and waxed fat under the powerful protec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e fugitive slave-law, the Southern state-laws, and "King Cotton," until it went out in blood (1861–65) at a cost far exceeding the most liberal compensation which Congress might and ought to have made for a peaceful emancipation. But passion ruled over reason, self-interest over justice, and politics over morals and religion. Slavery still lingers in nominally Christian countries of South America, and is kept up with the accursed slave-trade under Mohammedan rule in Africa, but is doomed to disappear from the bounds of civilization.

§ 78. Feuds and Private Wars. The Truce of God.

A. Kluckhohn: Geschichte des Gottesfriedens. Leipzig 1857.

Henry C. Lea: Superstition and Force. Essays on the Wager of Law—the Wager of Battle—the Ordeal—Torture. Phila. 1866 (407 pages).

Among all barbarians, individual injury is at once revenged on the person of the enemy; and the family or tribe to which the parties belong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quarrel till the thirst for blood is satiated. Hence the feuds(21) and private wars, or deadly quarrels between families and clans. The same custom of self-help and unbridled passion prevails among the Mohammedan Arabs to this day.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was to confin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a crime to its author, and to substitute orderly legal process for summary private vengeance. The sixteenth Synod of Toledo (693) forbade duels and private feuds.(22) The Synod of Poitiers, a.d. 1000, resolved that all controversies should hereafter be adjusted by law and not by force.(23) The belligerent individuals or tribes were exhorted to reconciliation by a sealed agreement, and the party which broke the peace was excommunicated. A Synod of Limoges in 1031 used even the more terrible punishment of the interdict against the bloody feuds.

These sporadic efforts prepared the way for one of the most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so-called "Peace" or "Truce of God."(24) It arose in Aquitania in France during or soon after a terrible famine in 1033, which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murders (even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hunger) and inflicted untold misery upon the people. Then the bishops and abbots, as if moved by divine inspiration (hence "the Peace of God"), united in the resolution that all feuds should cease from Wednesday evening till Monday morning (a feriae quartae vespera usque ad secundam feriam, incipiente luce) on pain of excommunication.(25) In 1041 the archbishop Raimbald of Arles, the bishops Benedict of Avignon and Nitard of Nice, and the abbot Odilo of Clugny issued in their name and in the name of the French episcopate an encyclical letter to the Italian bishops and clergy, in which they solemnly implore them to keep the heaven-sent Treuga Dei, already introduced in Gaul, namely, to observe peace between neighbors, friends or foes on four days of the week, namely, on Thursday, on account of Christ’s ascension, on Friday on account of his crucifixion, on Saturday in memory of his burial, on Sunday in memory of his resurrection. They add: "All who love this Treuga Dei we bless and absolve; but those who oppose it we anathematize and exclude from the church. He who punishes a disturber of the Peace of God shall be acquitted of guilt and blessed by all Christians as a champion of the cause of God."

The peace-movement spread through all Burgundy and France, and was sanctioned by the Synods of Narbonne (1054), Gerundum in Spain (1068), Toulouse (1068), Troyes (1093), Rouen (1096), Rheims (1136), the Lateran (1139 and 1179), etc. The Synod of Clermont (1095), under the lead of Pope Urban II., made the Truce of God the general law of the church. The time of the Truce was extended to the whole period from the first of Advent to Epiphany, from Ashwednesday to the close of the Easter week, and from Ascension to the close of the week of Pentecost; also to the various festivals and their vigils. The Truce was announced by the ringing of bells.(26)

§ 79. The Ordeal.

Grimm: Deutsche Rechtsalterthömer, Göttingen 1828, p. 908 sqq. Hildenbrand: Die Purgatio canonica et vulgaris, Mönchen 1841. Unger: Der gerichtliche Zweikampf, Göttingen 1847. Philipps: Ueber die Ordalien, Mönchen 1847. Dahn: Studien zur Gesch. der Germ. Gottesurtheile, Mönchen 1867. Pfalz: Die german. Ordalien, Leipz. 1865. Henry C. Lea: Superstition and Force, Philad. 1866, p. 175–280. (I have especially used Lea, who gives ample authorities for his statements.) For synodical legislation on ordeals see Hefele, Vols. III. and IV.

Another heathen custom with which the church had to deal, is the so-called Judgment of God or Ordeal, that is, a trial of guilt or innocence by a direct appeal to God through nature.(27) It prevailed in China, Japan, India, Egypt (to a less extent in Greece and Rome), and among the barbaric races throughout Europe.(28)

The ordeal reverses the correct principle that a man must be held to be innocent until he is proved to be guilty, and throws the burden of proof upon the accused instead of the accuser. It is based on the superstitious and presumptuous belief that the divine Ruler of the universe will at any time work a miracle for the vindication of justice when man in his weakness cannot decide, and chooses to relieve himself of responsibility by calling heaven to his aid. In the Carlovingian Capitularies the following passage occurs: "Let doubtful cases be determined by the judgment of God. The judges may decide that which they clearly know, but that which they cannot know shall be reserved for the divine judgment. He whom God has reserved for his own judgment may not be condemned by human means."

The customary ordeals in the middle ages were water-ordeals and fire-ordeals; the former were deemed plebeian, the latter (as well as the duel), patrician. The one called to mind the punishment of the deluge and of Pharaoh in the Red Sea; the other, the future punishment of hell. The water-ordeals were either by hot water,(29) or by cold water;(30) the fire-ordeals were either by hot iron,(31) or by pure fire.(32) The person accused or suspected of a crime was exposed to the danger of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by one of these elements: if he escaped unhurt—if he plunged his arm to the elbow into boiling water, or walked barefoot upon heated plough-shares, or held a burning ball of iron in his hand, without injury, he was supposed to be declared innocent by a miraculous interposition of God, and discharged; otherwise he was punished.

To the ordeals belongs also the judicial duel or battle ordeal. It was based on the old superstition that God always gives victory to the innocent.(33) It was usually allowed only to freemen. Aged and sick persons, women, children, and ecclesiastics could furnish substitutes, but not always. Mediaeval panegyrists trace the judicial duel back to Cain and Abel. It prevailed among the ancient Danes, Irish, Burgundians, Franks, and Lombards, but was unknown among the Anglo-Saxons before William the Conqueror, who introduced it into England. It was used also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The custom died ou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34)

The mediaeval church, with her strong belief in the miraculous, could not and did not generally oppose the ordeal, but she baptized it and made it a powerful means to enforce her authority over the ignorant and superstitious people she had to deal with. Several councils at Mainz in 880, at Tribur on the Rhine in 895, at Tours in 925, at Mainz in 1065, at Auch in 1068, at Grau in 1099, recognized and recommended it; the clergy, bishops, and archbishops, as Hincmar of Rheims, and Burckhardt of Worms, and even popes like Gregory VII. and Calixtus II. lent it their influence. St. Bernard approved of the cold-water process for the conviction of heretics, and St. Ivo of Chartres admitted that the incredulity of mankind sometimes required an appeal to the verdict of Heaven, though such appeals were not commanded by, the law of God. As late as 1215 the ferocious inquisitor Conrad of Marburg freely used the hot iron against eighty persons in Strassburg alone who were suspected of the Albigensian heresy. The clergy prepared the combatants by fasting and prayer, and special liturgical formula; they presided over the trial and pronounced the sentence. Sometimes fraud was practiced, and bribes offered and taken to divert the course of justice. Gregory of Tours mentions the case of a deacon who, in a conflict with an Arian priest, anointed his arm before he stretched it into the boiling caldron; the Arian discovered the trick, charged him with using magic arts, and declared the trial null and void; but a Catholic priest, Jacintus from Ravenna, stepped forward, and by catching the ring from the bubbling caldron, triumphantly vindicated the orthodox faith to the admiring multitude, declaring that the water felt cold at the bottom and agreeably warm at the top. When the Arian boldly repeated the experiment, his flesh was boiled off the bones up to the elbow.(35)

The Church even invented and substituted new ordeals, which were less painful and cruel than the old heathen forms, but shockingly profane according to our notions. Profanity and superstition are closely allied. These new methods are the ordeal of the cross, and the ordeal of the eucharist. They were especially used by ecclesiastics.

The ordeal of the cross(36) is simply a trial of physical strength. The plaintiff and the defendant, after appropriate religious ceremonies, stood with uplifted arm before a cross while divine service was performed, and victory depended on the length of endurance. Pepin first prescribed this trial, by a Capitulary of 752, in cases of application by a wife for divorce. Charlemagne prescribed it in cases of territorial disputes which might arise between his sons (806). But Louis-le-Débonnaire, soon after the death of Charlemagne, forbade its continuance at a Council of Aix-la-Chapelle in 816, because this abuse of the cross tended to bring the Christian symbol into contempt. His son, the Emperor Lothair, renewed the prohibition. A trace of this ordeal is left in the proverbial allusion to an experimentum crucis.

A still worse profanation was the ordeal of consecrated bread in the eucharist with the awful adjuration: "May this body and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be a judgment to thee this day."(37) It was enjoined by a Synod of Worms, in 868, upon bishops and priests who were accused of a capital crime, such as murder, adultery, theft, sorcery. It was employed by Cautinus, bishop of Auvergne, at the close of the sixth century, who administered the sacrament to a Count Eulalius, accused of patricide, and acquitted him after he had partaken of it without harm. King Lothair and his nobles took the sacrament in proof of his separation from Walrada, his mistress, but died soon afterwards at Piacenza of a sudden epidemic, and this was regarded by Pope Hadrian II. as a divine punishment. Rudolfus Glaber records the case of a monk who boldly received the consecrated host, but forthwith confessed his crime when the host slipped out of his navel, white and pure as before. Sibicho, bishop of Speier, underwent the trial to clear himself of the charge of adultery (1049). Even Pope Hildebrand made use of it in self-defense against Emperor Henry IV. at Canossa, in 1077. "Lest I should seem," he said "to rely rather on human than divine testimony, and that I may remove from the minds of all, by immediate satisfaction, every scruple, behold this body of our Lord which I am about to take. Let it be to me this day a test of my innocence, and may the Omnipotent God this day by his judgment absolve me of the accusations if I am innocent, or let me perish by sudden death, if guilty." Then the pope calmly took the wafer, and called upon the trembling emperor to do the same, but Henry evaded it on the ground of the absence of both his friends and his enemies, and promised instead to submit to a trial by the imperial diet.

The purgatorial oath, when administered by wonder-working relics, was also a kind of ordeal of ecclesiastical origin. A false oath on the black cross in the convent of Abington, made from the nails of the crucifixion, and derived from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was fatal to the malefactor. In many cases these relics were the means of eliciting confessions which could not have been obtained by legal devices.

The genuin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however, urged towards an abolition rather than improvement of all these ordeals. Occasionally such voices of protest were raised, though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effect. Avitus, bishop of Vienn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h century, remonstrated with Gundobald for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 battle-ordeal in the Burgundian code. St. Agobard, archbishop of Lyons,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he died about 840) attacked the duel and the ordeal in two special treatises, which breathe the gospel spirit of humanity, fraternity and peace in advance of his age.(38) He says that the ordeals are falsely called judgments of God; for God never prescribed them, never approved them, never willed them; but on the contrary, he commands us, in the law and the gospel, to love our neighbor as ourselves, and has appointed judges for the settlement of controversies among men. He warns against a presumptuous interpretation of providence whose counsels are secret and not to be revealed by water and fire. Several popes, Leo IV. (847–855), Nicolas I. (858–867), Stephen VI. (885–891), Sylvester II. (999–1003), Alexander II. (1061–1073), Alexander III. (1159–1181), Coelestin III. (1191–1198), Honorius III. (1222), and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 condemned more or less clearly the superstitious and frivolous provocation of miracles.(39) It was by their influence, aided by secular legislation, that these God-tempting ordeals gradually disappeared during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but the underlying idea survived in the torture which for a long time took the place of the ordeal.

§ 80. The Torture.

Henry C. Lea: Superstition and Force (Philad. 1866), p. 281–391. Paul Lacroix: Manners, Customs, and Dress of the Middle Ages and during the Renaissance Period (transl. from the French, N. York 1874), p. 407–434. Brace. Gesta Christi, ch. XV.

The torture rests on the same idea as the ordeal.(40) It is an attempt to prove innocence or guilt by imposing a physical pain which no man can bear without special aid from God. When the ordeal had fulfilled its mission, the torture was substituted as a more convenient mode and better fitted for an age less superstitious and more sceptical, but quite as despotic and intolerant. It forms one of the darkest chapters in history. For centuries this atrocious system, opposed to the Mosaic legislation and utterly revolting to every Christian and humane feeling, was employed in civilized Christian countries, and sacrificed thousands of human beings, innocent as well as guilty, to torments worse than death.

The torture was unknown among the Hindoos and the Semitic nations, but recognized by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as a regular legal proceeding. It was originally confined to slaves who were deemed unfit to bear voluntary testimony, and to require force to tell the truth.(41) Despotic emperors extended it to freemen, first in cases of crimen laesae majestatis. Pontius Pilate employed the scourge and the crown of thorns in the trial of our Saviour. Tiberius exhausted his ingenuity in inventing tortures for persons suspected of conspiracy, and took delight in their agony. The half-insane Caligula enjoyed the cruel spectacle at his dinner-table. Nero resorted to this cruelty to extort from the Christians the confession of the crime of incendiarism, as a pretext of his persecution, which he intensified by the diabolical invention of covering the innocent victims with pitch and burning them as torches in his gardens. The younger Pliny employed the torture against the Christians in Bithynia as imperial governor. Diocletian, in a formal edict, submitted all professors of the hated religion to this degrading test. The torture w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regular system and embodied in the Justinian Code. Certain rules were prescribed, and exemptions made in favor of the learned professions, especially the clergy, nobles, children below fourteen, women during pregnancy, etc. The system was thus sanctioned by the highest legal authorities. But opinions as to its efficiency differed. Augustus pronounced the torture the best form of proof. Cicero alternately praises and discredits it. Ulpian, with more wisdom, thought it unsafe, dangerous, and deceitful.

Among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the torture was at first unknown except for slaves.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does not recognize it. Crimes were regarded only as injuries to individuals, not to society, and the chief resource for punishment was the private vengeance of the injured party. But if a slave, who was a mere piece of property, was suspected of a theft, his master would flog him till he confessed. All doubtful questions among freemen were decided by sacramental purgation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ordeal. But in Southern Europe, where the Roman population gave laws to the conquering barbarians, the old practice continued, or reviv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Roman law. In Southern France and in Spain the torture was an unbroken ancestral custom. Alfonso the Wis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his revision of Spanish jurisprudence, known as Las Siete Partidas, retained the torture, but declared the person of man to be the noblest thing on earth,(42) and required a voluntary confession to make the forced confession valid. Consequently the prisoner after torture was brought before the judge and again interrogated; if be recanted, he was tortured a second, in grave cases, a third time; if he persisted in his confession, he was condemned.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he system of torture, was generally introduced in Europe, and took the place of the ordeal.

The church, true to her humanizing instincts, was at first hostile to the whole system of forcing evidence. A Synod of Auxerre (585 or 578) prohibited the clergy to witness a torture.(43) Pope Gregory I. denounced as worthless a confession extorted by incarceration and hunger.(44) Nicolas I. forbade the new converts in Bulgaria to extort confession by stripes and by pricking with a pointed iron, as contrary to all law, human and divine (866)(45) Gratian lays down the general rule that "confessio cruciatibus extorquenda non est."

But at a later period, in dealing with heretics, the Roman church unfortunately gave the sanction of her highest authority to the use of the torture, and thus betrayed her noblest instincts and holiest mission.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1215) inspired the horrible crusades against the Albigenses and Waldens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famous ecclesiastico-political courts of Inquisition. These courts found the torture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punishing and exterminating heresy, and invented new forms of refined cruelty worse than those of the persecutors of heathen Rome. Pope Innocent IV., in his instruction for the guidance of the Inquisition in Tuscany and Lombardy, ordered the civil magistrates to extort from all heretics by torture a confession of their own guilt and a betrayal of all their accomplices (1252).(46) This was an ominous precedent, which did more harm to the reputation of the papacy than the extermination of any number of heretics could possibly do it good. In Italy, owing to the restric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 by the emperor, the inquisition could not fully display its murderous character. In Germany its introduction was resisted by the people and the bishops, and Conrad of Marburg, the appointed Inquisitor, was murdered (1233). But in Spain it had every assistance from the crown and the people, which to this day take delight in the bloody spectacles of bullfights.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by papal sanction (1478), reached its fearful height under the terrible General Inquisitor Torquemada (since 1483), and in its zeal to exterminate Moors, Jews, and heretics, committed such fearful excesses that even popes protested against the abuse of power, although with little effect. The Inquisition carried the system of torture to its utmost limits. After the Reformation it was still employed in trials of sorcery and witchcraft until the revolution of opin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wept it out of existence, together with cruel forms of punishment. This victory is due to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justice, humanity, and tolerance.

Notes.

I. "The whole system of the Inquisition," says Lea (p. 331), "was such as to render the resort to torture inevitable. Its proceedings were secret; the prisoner was carefully kept in ignorance of the exact charges against him, and of the evidence upon which they were based. He was presumed to be guilty, and his judges bent all their energies to force him to confess. To accomplish this, no means were too base or too cruel. Pretended sympathizers were to be let into his dungeon, whose affected friendship might entrap him into an unwary admission; officials armed with fictitious evidence were directed to frighten him with assertions of the testimony obtained against him from supposititious witnesses; and no resources of fraud or guile were to be spared in overcoming the caution and resolution of the poor wretch whose mind had been carefully weakened by solitude, suffering, hunger, and terror. From this to the rack and estrapade the step was easily taken, and was not long delayed." For details see the works on the Inquisition. Llorente (Hist. crit. de l’Inquisition d’Espagne IV. 252, quoted by Gieseler III. 409 note 11) states that from 1478 to the end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orquemada in 1498, when he resigned, "8800 persons were burned alive, 6500 in effigy, and 90,004 punish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enance. Under the second general-inquisitor, the Dominican, Diego Deza, from 1499 to 1506, 1664 persons were burned alive, 832 in effigy, 32,456 punished. Under the third general-inquisitor, the Cardinal and Archbishop of Toledo, Francis Ximenes de Cisneros, from 1507 to 1517, 2536 were burned alive, 1368 in effigy, 47,263 reconciled." Llorente was a Spanish priest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Inquisition at Madrid (from 1789–1791), and had access to all the archives, but his figures, as he himself admits, are based upon probable calculations, and have in some instances been disproved. He states, e.g. that in the first year of Torquemada’s administration 2000 persons were burned, and refers to the Jesuit Mariana (History of Spain), but Mariana means that during the whole administration of Torquemada "duo millia crematos igne." See Hefele, Cardinal Ximenes, p. 346. The sum total of persons condemned to death by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during the 330 years of its existence, is stated to be 30,000. Hefele (Kirchenlexikon, v. 656) thinks this sum exaggerated, yet not surprising when compared with the number of witches that were burnt in Germany alone.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pronounced its last sentence of death in the year 1781, was abolished under the French rule of Joseph Napoleon, Dec. 4, 1808, restored by Ferdinand VII. 1814, again abolished 1820, and (after another attempt to restore it) in 1834. Catholic writers, like Balmez (I.c. chs. xxxvi. and xxxvii.) and Hefele (Cardinal Ximenes, p. 257–389, and in Wetzer and Welte’s Kirchen-Lexicon, vol. V. 648–659), charge Llorente with inaccuracy in his figures, and defend the Catholic church against the excesses of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s this was a political rather than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 and had at least the good effect of preventing religious wars. But the Inquisition was instituted with the express sanction of Pope Sixtus IV. (Nov. 1, 1478), was controlled by the Dominican order and by Cardinals, and as to the benefit, the peace of the grave-yard is worse than war. Hefele adds, however (V. 657): "Nach all’ diesen Bemerkungen sind wir öbrigens weit entfernt, der Spanichen Inquisition an sich das Wort reden zu wollen, vielmehr bestreiten wir der weltlichen Gewalt durchaus die Befugniss, das Gewissen zu knebeln, und sind von Herzensgrund aus jedem staatlichen Religionszwang abhold, mag er von einem Torquemada in der Dominikanerkutte, oder von einem Bureaucraten in der Staatsuniform ansgehen. Aber das wollten wir zeigen, dass die Inquisition das schaendliche Ungeheuer nicht war, wozu es Parteileidenschaft und Unwissenheit häufig stempeln wollten."

  1. The torture was abolished in England after 1640, in Prussia 1740, in Tuscany 1786, in France 1789, in Russia 1801, in various German states partly earlier, partly later (between 1740 and 1831), in Japan 1873. Thomasius, Hommel, Voltaire, Howard, used their influence against it. Exceptional cases of judicial torture occurr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Naples, Palermo, Roumania (1868), and Zug (1869). See Lea, p. 389 sqq., and the chapter on Witchcraft in Lecky’s History of Rationalism (vol. I. 27–154). The extreme difficulty of proof in trials of witchcraft seemed to make a resort to the torture inevitable. English witchcraft reached its climax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was defended by King James I., and even such wise men as Sir Matthew Hale, Sir Thomas Browne, and Richard Baxter. When it was on the decline in England it broke out afresh in Puritan New England, created a perfect panic, and led to the execution of twenty-seven persons. In Scotland it lingered still longer, and as late as 1727 a woman was burnt there for witchcraft. In the Canton Glarus a witch was executed in 1782, and another near Danzig in Prussia in 1836. Lecky concludes his chapter with an eloquent tribute to those poor women, who died alone, hated, and unpitied, with the prospect of exchanging their torments on earth with eternal torments in hell.

I add a noble passage on torture from Brace’s Gesta Christi, p. 274 sq. "Had the ’Son of Man’ been in body upon the earth during the Middle Ages, hardly one wrong and injustice would have wounded his pure soul like the system of torture. To see human beings,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innocence, or professing and believing the purest truths, condemned without proof to the most harrowing agonies, every groan or admission under pain used against them, their confessions distorted, their nerves so racked that they pleaded their guilt in order to end their tortures, their last hours tormented by false ministers of justice or religion, who threaten eternal as well as temporal damnation, and all this going on for ages, until scarce any innocent felt themselves safe under this mockery of justice and religion—all this would have seemed to the Founder of Christianity as the worst travesty of his faith and the most cruel wound to humanity. It need not be repeated that his spirit in each century struggled with this tremendous evil, and inspired the great friends of humanity who labored against it. The main forces in mediaeval society, even those which tended towards its improvement, did not touch this abuse. Roman law supported it. Stoicism was indifferent to it; Greek literature did not affect it; feudalism and arbitrary power encouraged a practice which they could use for their own ends; and even the hierarchy and a State Church so far forgot the truths they professed as to employ torture to support the ’Religion of Love.’ But against all these powers were the words of Jesus, bidding men ’Love your enemies’ ’Do good to them that despitefully use you!’ and the like commands. working everywhere on individual souls, heard from pulpits and in monasteries, read over by humble believers, and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against barbaric passion and hierarchic cruelty. Graduall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books containing the message of Jesus circulated among all classes, and produced that state of mind and heart in which torture could not be used on a fellow-being, and in which such an abuse and enormity as the Inquisition was hurled to the earth."

§ 81. Christian Charity.

See the Lit. in vol. II. § 88, p. 311 sq. Chastel: Études historiques sur l’influence de la charité (Paris 1853, English transl., Philad. 1857—for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Häser: Geschichte der christl. Krankenpflege und Pflegerschaften (Berlin 1857). Ratzinger: Gesch. der christl. Armenpflege (Freib. 1869, a new ed. announced 1884). Morin: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auvreté (in the "Mémoirs de l’ Académie des inscript." IV). Lecky: Hist. of Europ. Morals, ch. 4th (II. 62 sqq.). Uhlhorn: Christian Charity in the Ancient Church (Stuttgart, 1881; Engl. transl. Lond. and N. York 1883), Book III., and his Die Christliche Liebesthätigkeit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884. (See also his art. in Brieger’s "Zeitschrift för K. G." IV. 1). B. Riggenbach: Das Armenwesen der Reformation (Basel 1883). Also the articles Armenpflege in Herzog’s "Encycl."2 vol. I. 648–663; in Wetzer and Welte’s "Kirchenlex."2 vol. I. 1354–1375; Paupérisme in Lichtenberger X. 305–312; and Hospitals in Smith and Cheetham I. 785–789.

From the cruelties of superstition and bigotry we gladly turn to the queen of Christian graces, that "most excellent gift of charity," which never ceased to be exercised wherever the story of Christ’s love for sinners was told and his golden rule repeated. It is a "bond of’ perfectness" that binds together all ages and sections of Christendom. It comforted the Roman empire in its hoary age and agonies of death; and it tamed the ferocity of the barbarian invaders. It is impossible to overestimate the moral effect of the teaching and example of Christ, and of St. Paul’s seraphic praise of charity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ardinal virtue in all ages and countries. We bow with reverence before the truly apostolic succession of those missionaries, bishops, monks, nuns, kings, nobles, and plain men and women, rich or poor, known and unknown, who, from gratitude to Christ and pure love to their fellow-men, sacrificed home, health, wealth, life itself, to humanize and Christianize savages, to feed the hungry, to give drink to the thirsty, to entertain the stranger, to clothe the naked, to visit the sick, to call on the prisoner, to comfort the dying. We admire and honor also those exceptional saints who, in literal fulfillment or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aviour’s advice to the rich youth, and in imitation of the first disciples at Jerusalem, sold all their possessions and gave them to the poor that they might become perfect. The admiration is indeed diminished, but not destroyed, if in many cases a large measure of refined selfishness was mixed with self-denial, and when the riches of heaven were the sole or chief inducement for choosing voluntary poverty on earth.

The supreme duty of Christian charity was inculcated by all faithful pastors and teachers of the gospel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apostolic and ante-Nicene ages it was exercised by regular contributions on the Lord’s day, and especially at the communion and the agape connected with it. Every congregation was a charitable society, and took care of its widows and orphans, of strangers and prisoners, and sent help to distant congregations in need.(47)

After Constantine, when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flocked into the church, charity assumed an institutional form, and built hospitals and houses of refuge for the strangers, the poor, the sick, the aged, the orphans.(48) They appear first in the East, but soon afterwards also in the West. Fabiola founded a hospital in Rome, Pammachius one in the Portus Romanus, Paulinus one in Nola. At the time of Gregory I. there were several hospitals in Rome; he mentions also hospitals in Naples, Sicily, and Sardinia. These institutions were necessary in the greatly enlarged sphere of the church, and the increase of poverty, distress, and disaster which at last overwhelmed the Roman empire. They may in many cases have served purposes of ostentation, superseded or excused private charity, encouraged idleness, and thus increased rather than diminished pauperism. But these were abuses to which the best human institutions are subject.

Private charity continued to be exercised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of vitality in the church. The great fathers and bishops of the fourth and fifth centuries set an illustrious example of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 of self-denial and liberality, and were never weary in their sermons and writings in enjoining the duty of charity. St. Basil himself superintended his extensive hospital at Caesarea, and did not shrink from contact with lepers; St. Gregory Nazianzen exhorted the brethren to be "a god to the unfortunate by imitating the mercy of God," for there is "nothing so divine as beneficence;" St. Chrysostom founded several hospitals in Constantinople, incessantly appealed to the rich in behalf of the poor, and directed the boundless charities of the noble widow Olympias. St. Ambrose, at once a proud Roman and an humble Christian, comforted the paupers in Milan, while he rebuked an emperor for his cruelty; Paulinus of Nola lived in a small house with his wife, Theresiâ and used his princely wealth for the building of a monastery, the relief of the needy, the ransoming of prisoners, and when his means were exhausted, he exchanged himself with the son of a widow to be carried away into Africa; the great Augustin declined to accept as a present a better coat than he might give in turn to a brother in need; St. Jerome founded a hospice in Bethlehem from the proceeds of his property, and induced Roman ladies of proud ancestry to sell their jewels, silk dresses, and palaces, for the poor, and to exchange a life of luxurious ease for a life of ascetic self-denial. Those examples shone like brilliant stars through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But the same fathers, it must be added, handed to the middle ages also the disturbing doctrine of the meritorious nature and atoning efficacy of charity, as "covering a multitude of sins," and its influence even upon the dead in purgatory. These errors greatly stimulated and largely vitiated that virtue, and do it to this day.(49)

The Latin word caritas, which originally denotes dearness or costliness (from carus, dear), then esteem, affection, assumed in the church the mor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benevolence and beneficence, or love in active exercise, especially to the poor and suffering among our fellow-men. The sentiment and the deed must not be separated, and the gift of the hand derives its value from the love of the heart. Though the gifts are unequal, the benevolent love should be the same, and the widow’s mite is as much blessed by God as the princely donation of the rich. Ambrose compares benevolence in the intercourse of men with men to the sun in its relation to the earth. "Let the gifts of the wealthy," says another father, "be more abundant, but let not the poor be behind him in love." Very often, however, charity was contracted into mere almsgiving. Praying, fasting, and almsgiving were regarded (as also among the Jews and Mohammedans) as the chief works of piety; the last was put highest. For the sake of charity it is right to break the fast or to interrupt devotion.

Pope Gregory the Great best represents the mediaeval charity with its ascetic self-denial, its pious superstitions and utilitarian ingredients. He lived in that miserable transition period when the old Roman civilization was crumbling to pieces and the new civilization was not yet built up on its ruins. "We see nothing but sorrow," he says, "we hear nothing but complaints. Ah, Rome! once the mistress of the world, where is the senate? where the people? The buildings are in ruins, the walls are falling. Everywhere the sword! Everywhere death! I am weary of life! "But charity remained as an angel of comfort. It could not prevent the general collapse, but it dried the tears and soothed the sorrows of individuals. Gregory was a father to the poor. He distributed every month cart-loads of corn, oil, wine, and meat among them. What the Roman emperors did from policy to keep down insurrection, this pope did from love to Christ and the poor. He felt personally guilty when a man died of starvation in Rome. He set careful and conscientious men over the Roman hospitals, and required them to submit regular accounts of the management of funds. He furnished the means for the founding of a Xenodochium in Jerusalem. He was the chief promoter of the custom of dividing the income of the church into four equal parts, one for the bishop, one for the rest of the clergy, one for the church buildings, one for the poor.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 strong believer in the meritorious efficacy of almsgiving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He popularized Augustin’s notion of purgatory, supported it by monkish fables, and introduced masses for the departed (without the so-called thirties, i.e. thirty days after death). He held that God remits the guilt and eternal punishment, but not the temporal punishment of sin, which must be atoned for in this life, or in purgatory. Thus be explained the passage about the fire (1 Cor. 3:11) which consumes wood, hay, and stubble, i.e. light and trifling sins such as useless talk, immoderate laughter, mismanagement of property. Hence, the more alms the better, both for our own salvation and for the relief of our departed relatives and friends. Almsgiving is the wing of repentance, and paves the way to heaven. This idea ruled suprem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mong the barbarians in the West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were introduced by missionaries in connection with convents, which were expected to exercise hospitality to strangers and give help to the poor. The Irish missionaries cared for the bodies as well as for the souls of the heathen to whom they preached the gospel, and founded "Hospitalia Scotorum." The Council of Orleans, 549, shows acquaintance with Xenodochia in the towns. There was a large one at Lyons. Chrodegang of Metz and Alcuin exhort the bishops to found institutions of charity, or at least to keep a guest-room for the care of the sick and the stranger. A Synod at Aix in 815 ordered that an infirmary should be built near the church and in every convent. The Capitularies of Charlemagne extend to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the same privileges as to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and order that "strangers, pilgrims, and paupers" be duly entertained according to the canons.

The hospitals were under the immediate supervision of the bishop or a superintendent appointed by him. They were usually dedicated to the Holy Spirit, who was re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a dove in some conspicuous place of the building. They received donations and legacies, and were made the trustees of landed estates. The church of the middle ages was the largest property-holder, but her very wealth and prosperity became a source of temptation and corruption,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ime loudly called for a reformation.

After we have made all reasonable deduction for a large amount of selfish charity which looked to the donor rather than the recipient, and for an injudicious profusion of alms which encouraged pauperism instead of enabling the poor to help themselves by honest work, we still have left one of the nobles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morals to which no other religion can furnish a parallel. For the regular gratuitous distribution of grain to the poor heathen of Rome, who under Augustus rose to 200,000, and under the Antonines to 500,000, was made from the public treasury and dictated by selfish motives of state policy; it called forth no gratitude; it failed of its object, and proved, together with slavery and the gladiatorial shows for the amusement of the people, one of the chief demoralizing influences of the empire.(50)

Finally,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 history of true Christian charity remains to a large part unwritten. Its power is indeed felt everywhere and every day; but it loves to do its work silently without a thought of the merit of reward. It follows human misery into all its lonely griefs with personal sympathy as well as material aid, and finds its own happiness in promoting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There is luxury in doing good for its own sake. "When thou doest alms," says the Lord, "let not thy left hand know what thy right hand doeth, that thine alms may be in secret: and thy Father who seeth in secret shall reward thee."(51)

Notes.

Uhlhorn closes his first work with this judgment of mediaeval charity (p. 396 sq.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o period has done so much for the poor as the middle ages. What wholesale distribution of alms, what an abundance of institutions of the most various kinds, what numbers of hospitals for all manner of sufferers, what a series of ministrant orders, male and female, knightly and civil, what self-sacrifice and devotedness! In the mediaeval period all that we have observed germinating in the ancient Church, first attains its maturity. The middle ages, however, also appropriated whatever tendencies existed toward a one-sided and unsound development. Church care of the poor entirely perished, and all charity became institutional; monks and nuns, or members of the ministrant orders, took the place of the deacons—the diaconate died out. Charity became one-sidedly institutional and one-sidedly ecclesiastical. The church was the mediatrix of every exercise of charity, she became in fact the sole recipient, the sole bestower; for the main object of every work of mercy, of every distribution of alms, of every endowment, of all self-sacrifice in the service of the needy, was the giver’s own salv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was complete. Men gave and ministered no longer for the sake of helping and serving the poor in Christ, but to obtain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s, merit, release from purgatory, a high degree of eternal happiness. The consequence was, that poverty was not contended with, but fostered, and beggary brought to maturity; so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abundant donations, the various foundations, the well-endowed institutions, distress was after all not mastered. Nor is it mastered yet. "The poor ye have always with you" (John 12:8). Riggenbach (l.c.) maintains that in the middle ages hospitals were mere provision-houses (Versorgungshäuser), and that the Reformation first asserted the principle that they should be also houses of moral reform (Rettungshäuser and Heilanstalten).

Lecky, who devotes a part of the fourth chapter of his impartial humanitarian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to this subject,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II. 79, 85): "Christianity for the first time made charity a rudimentary virtue, giving it a leading place in the moral type, and in the exhortations of its teachers. Besides its general influence in stimulating the affections, it effected a complete revolution in this sphere, by regarding the poor as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ristian Founder, and thus making the love of Christ, rather than the love of man, the principle of charity .... The greatest things are often those which are most imperfectly realized; and surely no achievement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re more truly great than those which it has effected in the sphere of charity.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t has inspired many thousands of men and women, at the sacrifice of all worldly interests, and often under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discomfort or danger, to devote their entire lives to the single object of assuaging the sufferings of humanity. It has covered the globe with countless institutions of mercy, absolutely unknown to the whole Pagan world. It has indissolubly united, in the minds of men, the idea of supreme goodness with that of active and constant benevolence. It has placed in every parish a religious minister who, whatever may be his other functions, has at least been officially charged with the superintendence of an organization of charity, and who finds in this offic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 well as one of the most legitimate sources of his power."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326): Comp, Judges 5:6; 17:6.

(2; original 327): "It would be difficult," says Gibbon of this period, "to find anywhere more vice or less virtue." The judgments of Hallam, Milman, and Lecky are to the same effect. Compare also the description of Montalembert, quoted above, p. 82 sq.

(3; original 328): It seems incredible that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n occasion for legislation against clergymen keeping houses of prostitution; and yet the Quinisexta or Trullan Synod of 692 enacted the canon: "He who keeps a brothel, if a clergyman, shall be deposed and excommunicated; if a layman, excommunicated." Hefele III. 341.

(4; original 329): Capitulum, from the chapter of the Bible or of the monastic rules which were read in common every day. The name was applied both to the clerical brotherhood and to their habitation (chapter-house). The plural, Capitula or Capitularia designates codes of law ecclesiastical or civil, digested under chapters. See Martene, De Antiqu. Eccl. Ritibus, 1, IV. c. VI. § 4, and Haddan In Smith and Cheetham, I. 347.

(5; original 330): Canonici, either because they were bound by canons, or enrolled on the lists of ecclesiastical officers. They occupied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between the secular clergy and the monks. See Du Cange, and Smith and Cheetham, sub Canonici.

(6; original 331): Hefele IV. 794.

(7; original 332): Ibid. p. 373.

(8; original 333): Ibid. p. 707.

(9; original 334): For all these details see the scattered notices in vols, III. and IV. of Hefele.

(10; original 335): See § 61, p. 275 sq.

(11; original 336): De Civit. Dei, 1. XIX. c. 15. "Nomen [servus] culpa meruit, non natura … Prima servitutis causa peccatum est, ut homo homini conditionis vinculo subderetur quod non fuit nisi Deo judicante, apud quem non est iniquitas." He thinks it will continue with the duties prescribed by the apostles, donec transeat iniquitas, et evacuetur omnis principatus, et potestas humana, et sit Deus omnia in omnibus.." Chrysostom taught substantially the same views, and derived from the sin of Adam a threefold servitude and a threefold tyranny, that of the husband over the wife, the master over the slave, and the state over the subjects. Thomas Aquinas, the greatest of the schoolmen, " did not see in slavery either difference of race or imaginary inferiority or means of government, but only a scourge inflicted on humanity by the sins of the first man" (Balmes, p. 112). But none of these great men seems to have had an idea that slavery would ever disappear from the earth except with sin itself. Cessante causa, cessat effectus. See vol. III. 115-121.

(12; original 337): Epist. X. 66; IX. 102. See these and other passages in Overbeck, Verhältniss der alten Kirche zur Sklaverei, in his "Studien zur Gesch. der alten Kirche" (1875) p. 211 sq. Overbeck, however, dwells too much on the proslavery sentiments of the fathers, and underrates the merits of the church for the final abolition of slavery.

(13; original 338): Hefele IV. 670.

(14; original 339): Synod of Clermont, a.d. 549. Hefele III. 5; comp. II. 662.

(15; original 340): Fifth Synod of Orleans, 549; Synod of Aachen, 789; Synod of Francfurt, 794. See Hefele III. 3, 666, 691. If ordination took place without the master’s consent, he could reclaim the slave from the ranks of the clergy. Hefele IV. 26.

(16; original 341): Hefele III. 574, 575, 611. The first example was set by Pope Callistus (218-223), who was himself formerly a slave, and gave the sanction of the Roman church to marriages between free Christian ladies and slaves or lowborn men. Hippolytus, Philosoph. IX. 12 (p. 460 ed. Duncker and Schneidewin). This was contrary to Roman law, and disapproved even by Hippolytus.

(17; original 342): The 16th Synod of Toledo, 693, passed the following canon: "If a slave works on Sunday by command of his master, the slave becomes free, and the master is punished to pay 30 solidi. If the slave works on Sunday without command of his master, he is whipped or must pay fine for his skin. If a freeman works on Sunday, he loses his liberty or must pay 60 solidi; a priest has to pay double the amount." Hefele II. 349; comp. p. 355.

(18; original 343): Hefele III. 103; comp. IV. 70. Balmes, p. 108.

(19; original 344): Overbeck, l.c., p. 219.

(20; original 345): Conc. Cabilonense, can. 9: "Pietatis est maximae et religionis intuitus, ut captivitatis vinculum omnino a Christianis redimatur." The date of the Council is uncertain, see Mansi, Conc. X. 1198; Hefele, III. 92.

(21; original 346): Saxon Faehth, or Faeght, Danish feide, Dutch veede, German Fehde, low Latin faida or faidia. Compare the German Feind, the English fiend. Du Cange defines faida: "Gravis et aperta inimicitia ob caedem aliquam suscepta, and refers to his dissertation De Privatis Bellis.

(22; original 347): Hefele III. 349.

(23; original 348): IV. 655, 689.

(24; original 349): Treuga Dei, Gottesfriede. See Du Cange sub. "Treva, Treuga, seu Trevia Dei." The word occurs in several languages (treuga, tregoa, trauva, treva, trêve). It comes from the same root as the German treu, Treue, and the English true troth, truce, and signifies a pledge of faith, given for a time to an enemy for keeping peace.

(25; original 350): Rodull Glaber, a monk of Cluny, gives a graphic account of this famine and the origin of the Peace movement, in his Historia sui Temporis, lib. IV. c.4 and 5 (in Migne’s Patrol. Tom. 142, fol. 675-679). Hefele, IV. 698, traces the movement to Provence and to the year 1040 with a "perhaps," but Rodulf Glaber makes it begin "in Aquitaniae partibus anno incarnati Christi millesimo tricesimo tertio," from whence it spread rapidly "per Arelatensem provinciam, atque Lugdunensem, sicque per universam Burgundiam, atque in ultimas Franciae partes " (Migne, l. c. fol. 678). Comp. lib. V. 1 (fol. 693): "primitus inpartibus Aquitanicis, deinde paulatim per universum Galliarum territorium," etc. He also report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eace was blessed by innumerable cures and a bountiful harvest. "Erat instar illius antiqui Mosaici magni Jubilaei." Balderich, in his Chronicle of the Bishops of Cambray, reports that in one of the French synods a bishop showed a letter which fell from heaven and exhorted to peace. The bishop of Cambray, however, dissented because he thought the resolution could not be carried out.

(26; original 351): See further details in Mansi XIX. 549 sq.; Kluckhohn; Hefele (IV. 696-702, 780); and Mejer in Herzog2 V. 319 sqq.

(27; original 352): From the Anglo-Saxon ordael or ordela (from or=ur, and dael=theil): German: Urtheil or Gottesurtheil; Dutch: oordeel; French: ordéal; L. Lat.; ordalium, ordale, ordela. See Du Cange sub. ordela, aquae frigidae judicium, Duellum, Ferrum candens; Skeat (Etymol. Dict. of the Engl. Lang.) sub. Deal.

(28; original 353): See the proof in Lea, who finds in the wide prevalence of this custom a confirmation of the common origin of the Aryan or Indo-germanic races.

(29; original 354): Judicium aquae ferventis, aeneum, cacabus, caldaria. This is probably the oldest form in Europe. See Lea, p. 196. It is usually referred to in the most ancient texts of law, and especially recommended by Hincmar of Rheims, as combining the elements of water—the judgment of the deluge—and of fire—the judgment of the last day. The accused was obliged, with his naked arm, to find a small stone or ring in a boiling caldron of water (this was called in German the Kesselfang), or simply to throw the hand to the wrist or to the elbow into boiling water. See Lea, p. 196 sqq.

(30; original 355): Judicium aquae frigidae. It was not known in Europe before Pope Eugenius II. (824-827), who seems to have introduced it. The accused was bound with cords, and lowered with a rope into a reservoir or pond, with the prayer (St., Dunstan’s formula): "Let not the water receive the body of him who, released from the weight of goodness, is upborne by the wind of iniquity." It was supposed that the pure element would not receive a criminal into its bosom. It required therefore in this case a miracle to convict the accused, as in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he would escape. Lea (p. 221) relates this instance from a MS. in the British Museum In 1083, during the deadly struggle between the Empire and the Papacy, as personified in Henry IV. and Hildebrand, the imperialists related with great delight that some of the leading prelates of the papal court submitted the cause of their chief to this ordeal. After a three days’ fast, and proper benediction of the water, they placed in it a boy to represent the Emperor, when to their horror he sank like a stone. On referring the result to Hildebrand, he ordered a repetition of the experiment, which was attended with the same result. Then, throwing him i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e, he obstinately floated during two trials, in spite of all efforts to force him under the surface, and an oath was exacted from them to maintain inviolable secrecy as to the unexpected result." James I. of England was a strict believer in this ordeal, and thought that the pure element would never receive those who had desecrated the privileges of holy baptism. Even as late as 1836, an old woman, reputed to be a witch, was twice plunged into the sea at Hela, near Danzig, and as she persisted in rising to the surface, she was pronounced guilty and beaten to death. See Lea, p. 228 and 229.

(31; original 356): Judicium ferri or ferri candentis. A favorite mode, administered in two different forms, the one by six or twelve red-hot plough-shares (vomeres igniti), over which the person had to walk bare-footed; the other by a piece of red-hot iron, which he had to carry for a distance of nine feet or more. See Lea, p. 201 sq.

(32; original 357): The accused had to stretch his hand into a fire; hence the French proverbial expression: "J’en mettrais la main au feu," as an affirmation of positive belief. Sometimes he had to walk bare-legged and bare-footed through the flames of huge pyres. Petrus Igneus gained his reputation and surname by an exploit of this kind. See examples in Lea, p. 209 sqq. Savonarola proposed this ordeal in 1498 to his enemies in proof of his assertion that the church needed a thorough reformation, and that his excommunication by Pope Alexander VI. was null and void, but he shrunk from the trial, lost his cause, and was hanged and burned after undergoing frightful tortures. He had not the courage of Hus at Constance, or Luther at Worms, and his attempted reformation left nothing but a tragic memory.

(33; original 358): Tacitus (German, cap. 7) reports of the heathen Germans: "[Deum] adesse, bellantibus credunt."

(34; original 359): See Lea, p. 75-174. The wager of battle, as a judicial institution, must not be confounded with the private duel which has been more or less customary among all races and in all ages, and still survives as a relic of barbarism, though misnamed "the satisfaction of a gentleman." The judicial duel aims at the discovery of truth and the impartia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hile the object of the private duel is personal vengeance and reparation of honor.

(35; original 360): De Gloria Martyrum I. 81. Lea, p. 198.

(36; original 361): Judicium crucis, orstare ad crucem, Kreuzesprobe. A modification of it was the trial of standing with the arms extended in the form of a cross. In this way St. Lioba, abbess of Bischoffsheim, vindicated the honor of her convent against the charge of impurity when a new-born child was drowned in the neighborhood. Lea, p. 231.

(37; original 362): Judicium offae, panis conjuratio, corsnaed, Abendmahlsprobe. Comp. Hefele IV. 370, 552, 735.

(38; original 363): Liber adversus Legem Gundobadi (i.e. Leg. Burgundionum) et impia certarmina quae per eam geruntur; and Liber Contra Judicium Dei. See his Opera ed. Baluzius, Paris 1666, T. I. 107 sqq., 300 sqq., and in Migne’s Patrologia, Tom. CIV. f 113-126, and f. 250-258 (with the notes of Baluzius).

(39; original 364): "At length, when the Papal authority reached its culminating point, a vigorous and sustained effort to abolish the whole system was made by the Popes who occupied the pontifical throne from 1159-1227. Nothing can be more peremptory than the prohibition uttered by Alexander III. In 1181, Lucius III. pronounced null and void the acquittal of a priest charged with homicide, who had undergone the water-ordeal, and ordered him to prove his innocence with compurgators, and the blow was followed up by his successors. Under Innocent III., the Fourth Council of Lateran, in 1215, formally forbade the employment of any ecclesiastical ceremonies in such trials; and as the moral influence of the ordeal depended entirely upon its religious associations, a strict observance of this canon must speedily have swept the whole system into oblivion. Yet at this very time the inquisitor Conrad of Marburg was employing in Germany the red-hot iron as a means of condemning his unfortunate victims by wholesale, and the chronicler relates that, whether innocent or guilty, few escaped the test. The canon of Lateran, however, was actively followed up by the Papal legates, and the effect was soon discernible." Lea, p. 272.

(40; original 365): Tortura from torqueo, to twist, to torment. Ital. and Spanish: tortura; French: torture; Germ.: Folter.

(41; original 366): "Their evidence was inadmissible, except when given under torture, and then by a singular confusion of logic, it was estimated as the most convincing kind of testimony." Lea, 283. "The modes of torture sanctioned by the Greeks were the wheel (trovco"), the ladder or rack (klivmax), the comb with sharp teeth (kuavfo"), the low vault (kuvfwn) in which the unfortunate witness was thrust and bent double, the burning tiles (plivnqoi) the heavy hog-skin whip (uJstriciv"),nd the injection of vinegar into the nostrils." Lea, p. 284. The Romans used chiefly the scourge. The instruments of torture employe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were the rack, the thumbscrew, the Spanish boot, iron gauntlets, heated iron stools, fire, the wheel, the strappado, enforced sleeplessness, and various mutilations. Brace says (p. 182) that " nine hundred(?) different instruments for inflicting pain were invented and used." One tenth of the number would be bad enough. Collections of these devilish instruments may be seen in the London Tower, and in antiquarian museums on the Continent.

(42; original 367): "La persona del home es la mas noble cosa del mundo."

(43; original 368): Can. 33: "Non licet presbytero nec diacono ad trepalium ubi rei torquentur, stare." See Hefele III. 46.

(44; original 369): Epist. VIII. 30.

(45; original 370): Responsa ad Consulta Bulgarorum, c. 86. Hefele IV. 350. Lea, p. 305.

(46; original 371): In the bull Ad extirpanda: "Teneatur potestas seu rector, omnes haereticos … cogere citra membri diminutionem et mortis periculum, tamquam vere latrones et homicidas animarum … errores suos expresse fateri et accusare alios haereticos quos sciunt, et bona eorum." … Innoc. IV. Leg. et Const. contra Haeret. § 26. (Bullar. Magn. in Innoc. IV. No. 9). Comp. Gieseler II. 564-569.

(47; original 372): See vol. II. § 100.

(48; original 373): They are called Xenodochium and Xenodochia (xenodocei'on) for strangers; ptochium or ptochotrophium (ptwcei'on, ptwcotrofei'on) for the poor; orphanotrophium (ojrfanoqrofei'on) for orphans; brephotrophium (brefotrofei'on) for foundlings house for the sick (nosokomei'a, valetudinaria); for the aged (gerontokomei'a); and for widows (chrotrofei'a); in Latin hospitium, hospitals, hospitalium (corresponding to the Greek xenodocei'on). See Du Cange. Such institutions were unknown among the heathen; for the houses near the temples of Aeculapius were only intended for temporary shelter, not for care and attendance. The Emperor Julian’s involuntary eulogy of the charity of the "Galilaeans " as he contemptuously called the Christians, and his abortive attempt to force the heathen to imitate it, are well known. See vol. III. 50.

(49; original 374): See the numerous quotations from the fathers in Uhlhorn, p. 278 sqq. "Countless times is the thought expressed that almsgiving is a safe investment of money at good interest with God in heaven." He thinks that "the doctrine of purgatory, and of the influence which almsgiving exercises even upon souls in purgatory, determine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 charity of the entire mediaeval period" (p. 287). The notion that alms have an atoning efficacy is expressed again and again in every variety of form as the motive of almsgiving which is predominant above all others. Even Augustin, the most evangelical among the fathers, teaches "that alms have power to extinguish and expiate sin," although he qualifies the maxim and confines the benefit to those who amend their lives. No one had greater influence upon the Latin church than the author of the City of God, in which, as Uhlhorn says, "he unconsciously wrote the programme of the middle ages."

(50; original 375): "There can be," says Lecky, (II. 78), "no question that either in practice nor in theory, neither in the institution, that were founded nor in the place that was assigned to it in the scale of duties, did charity in antiquity occupy a position at all comparable to that which it has obtained by Christianity. Nearly all the relief was a State measure, dictated much more by policy than by benevolence; and the habit of selling young children, the innumerable expositions, the readiness of the poor to enroll themselves as gladiators, and the frequent famines, show how large was the measure of unrelieved distress. A very few pagan examples of charity have, indeed, descended to us."

(51; original 376): Matt. 6:3, 4. The word "openly" (ejn tw'/ fanerw'/) is omitted in the best MSS. and critical editions, and in the E. Revision.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原字串 Best guess 语言 出现位置 说明
trovco" τρόχος Greek 脚注 41 按旧字体映射恢复,保留原串所示首音节重音,不改作通常的 τροχός。
klivmax κλίμαξ Greek 脚注 41 klivmax 对应 κλίμαξ,与梯架语境相符。
kuavfo" κυάφος Greek 脚注 41 按 kuavfo 的字母与重音直接恢复;通常铁梳词形为 κνάφος,此处是否讹字不确定。
kuvfwn κύφων Greek 脚注 41 按旧字体恢复为 κύφων,与使身体弯曲的刑具语境相符。
plivnqoi πλίνθοι Greek 脚注 41 按旧字体恢复,为砖瓦一词的复数。
uJstriciv" ὑστριχίς Greek 脚注 41 uJ 表示带粗气符的 υ,末尾双引号表示终形 sigma;与皮鞭语境相符。
xenodocei'on ξενοδοχεῖον Greek 脚注 48 ei' 表示 εῖ,恢复为接待外客机构的希腊文名称。
ptwcei'on πτωχεῖον Greek 脚注 48 按旧字体恢复,与贫民收容机构名称相符。
ptwcotrofei'on πτωχοτροφεῖον Greek 脚注 48 按旧字体恢复,与赈养贫民机构名称相符。
ojrfanoqrofei'on ὀρφανοθροφεῖον Greek 脚注 48 按原串 q 恢复为 θ,保留其不同于通常 ὀρφανοτροφεῖον 的拼写;可能有原始讹字。
brefotrofei'on βρεφοτροφεῖον Greek 脚注 48 按旧字体恢复,与弃婴收容机构名称相符。
nosokomei'a νοσοκομεῖα Greek 脚注 48 按旧字体恢复,保留原串的中性复数形式。
gerontokomei'a γεροντοκομεῖα Greek 脚注 48 按旧字体恢复,为老人收容机构的复数名称。
chrotrofei'a χηροτροφεῖα Greek 脚注 48 c、h 分别对应 χ、η,恢复为寡妇赈养机构的复数名称。
xenodocei'on ξενοδοχεῖον Greek 脚注 48 与本脚注前一同形字串一致,ei' 恢复为 εῖ。
ejn tw'/ fanerw'/ ἐν τῷ φανερῷ Greek 脚注 51 j 表示柔气符,w'/ 表示带曲折重音和下标 iota 的 ω,与所引经文短语相符。

  1. 参《士师记》5:6;17:6。↩︎

  2. 吉本 (Gibbon) 论到这一时期说:“恐怕很难在别处找到更多的罪恶,或更少的美德。”哈勒姆 (Hallam)、米尔曼 (Milman) 和莱基 (Lecky) 的判断也大致相同。另参上文第82页及下页所引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的描述。↩︎

  3. 竟然需要立法禁止教士开设妓院,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692年的第五、第六次大公会议补充会议 (Quinisexta),亦即特鲁洛会议 (Trullan Synod),确实制定了这样的教规:“开设妓院者,若为教士,应予革职并逐出教会;若为平信徒,则逐出教会。”赫费勒 (Hefele),III. 341。↩︎

  4. Capitulum(参议会),得名于每日共同诵读的《圣经》或修道院规章的章节。这个名称既指教士兄弟团体,也指他们的居所(参议会会所)。其复数形式 Capitula 或 Capitularia,指按章节编排的教会或民事法典。见马尔泰纳 (Martene),《古代教会礼仪》(De Antiqu. Eccl. Ritibus),第IV卷,第VI章,§ 4;以及哈丹 (Haddan) 载于史密斯 (Smith) 与奇瑟姆 (Cheetham) 合编著作中的条目,I. 347。↩︎

  5. Canonici(座堂教士),或因他们受教规约束,或因他们被列入教会职员名册,故有此称。他们的地位介于在俗教士与修士之间。见杜康热 (Du Cange),以及史密斯 (Smith) 与奇瑟姆 (Cheetham) 合编著作中的 Canonici 条。↩︎

  6. 赫费勒 (Hefele),IV. 794。↩︎

  7. 同上(Ibid.),第373页。↩︎

  8. 同上(Ibid.),第707页。↩︎

  9. 以上各项细节,见赫费勒 (Hefele) 第III、IV卷中散见的记载。↩︎

  10. 见§ 61,第275页及下页。↩︎

  11. 《上帝之城》(De Civit. Dei),第XIX卷,第15章:“Nomen [servus] culpa meruit, non natura … Prima servitutis causa peccatum est, ut homo homini conditionis vinculo subderetur quod non fuit nisi Deo judicante, apud quem non est iniquitas.”(“[奴隶]这一名称是罪过所招致的,并非出于本性……奴役的首要原因是罪,以致人受身份的束缚而隶属于人;这唯有出于上帝的审判才会发生,而在他里面并无不义。”)他认为,奴隶制连同使徒所规定的义务,将继续存在,“donec transeat iniquitas, et evacuetur omnis principatus, et potestas humana, et sit Deus omnia in omnibus”(“直到不义过去,人的一切执政者和权势都被废去,上帝在万有之中为万有之主”)。金口约翰 (Chrysostom) 所教导的观点实质上相同;他从亚当的罪引申出三重奴役和三重专制,即丈夫对妻子、主人对奴隶、国家对臣民的统治。经院学者中最伟大的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在奴隶制中所见的,既不是种族的差异,也不是假想的低劣地位,或治理的手段,而只是因始祖的罪而加于人类的一种鞭笞”(巴尔梅斯〔Balmes〕,第112页)。然而,这些伟人似乎都不曾想到,除非罪本身消失,奴隶制才会从地上消失。Cessante causa, cessat effectus(原因止息,结果也随之止息)。见第III卷,第115—121页。↩︎

  12. 《书信》(Epist.),X. 66;IX. 102。这些及其他段落,见奥弗贝克 (Overbeck) 的《古代教会与奴隶制的关系》(Verhältniss der alten Kirche zur Sklaverei),载其《古代教会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 der alten Kirche)(1875年),第211页及下页。然而,奥弗贝克过分着重教父们赞同奴隶制的言论,低估了教会对于奴隶制最终废除的功绩。↩︎

  13. 赫费勒 (Hefele),IV. 670。↩︎

  14. 公元549年的克莱蒙会议 (Synod of Clermont)。赫费勒 (Hefele),III. 5;参II. 662。↩︎

  15. 549年的第五次奥尔良会议 (Synod of Orleans);789年的亚琛会议 (Synod of Aachen);794年的法兰克福会议 (Synod of Francfurt)。见赫费勒 (Hefele),III. 3, 666, 691。若未经主人同意而授予奴隶圣职,主人可以要求将该奴隶从教士行列中归还给他。赫费勒,IV. 26。↩︎

  16. 赫费勒 (Hefele),III. 574, 575, 611。最先树立这一先例的是教皇卡利斯图斯 (Callistus,218—223年);他本人从前也是奴隶,曾代表罗马教会认可自由身份的基督徒女子与奴隶或出身卑微的男子之间的婚姻。希波吕托斯 (Hippolytus),《哲学论》(Philosoph.),IX. 12(邓克尔〔Duncker〕与施奈德温〔Schneidewin〕编本,第460页)。这违背罗马法律,甚至希波吕托斯也不赞同。↩︎

  17. 693年的第十六次托莱多会议 (Synod of Toledo) 通过了下列教规:“若奴隶奉主人之命在星期日工作,该奴隶即获得自由,主人则须缴纳30索利都斯 (solidi) 的罚金。若奴隶未经主人吩咐而在星期日工作,他须受鞭打,或缴纳罚金以免皮肉之苦。若自由人在星期日工作,他便丧失自由,或须缴纳60索利都斯;祭司则须缴纳双倍的数额。”赫费勒 (Hefele),II. 349;参第355页。↩︎

  18. 赫费勒 (Hefele),III. 103;参IV. 70。巴尔梅斯 (Balmes),第108页。↩︎

  19. 奥弗贝克 (Overbeck),前引书(l.c.),第219页。↩︎

  20. 沙隆会议 (Conc. Cabilonense),教规第9条:“Pietatis est maximae et religionis intuitus, ut captivitatis vinculum omnino a Christianis redimatur.”(“为基督徒赎身,使他们完全脱离被掳的枷锁,是极大的虔敬和宗教关怀之举。”)这次会议的日期未定,见曼西 (Mansi),《会议集》(Conc.),X. 1198;赫费勒 (Hefele),III. 92。↩︎

  21. 撒克逊语 Faehth 或 Faeght,丹麦语 feide,荷兰语 veede,德语 Fehde,晚期拉丁语 faida 或 faidia。参德语 Feind(敌人)、英语 fiend(恶魔)。杜康热 (Du Cange) 将 faida 定义为:“Gravis et aperta inimicitia ob caedem aliquam suscepta”(“因某桩杀人事件而结下的深重、公开的仇恨”),并指引读者参阅他的论文《论私战》(De Privatis Bellis.)。↩︎

  22. 赫费勒 (Hefele),III. 349。↩︎

    1. 655, 689。
    ↩︎
  23. Treuga Dei, Gottesfriede(上帝的休战)。见杜康热 (Du Cange) 的“Treva, Treuga, seu Trevia Dei”条。这个词见于多种语言(treuga, tregoa, trauva, treva, trêve)。它与德语 treu, Treue 以及英语 true troth, truce 同源,意指向敌人作出的、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和平的守信承诺。↩︎

  24. 克吕尼 (Cluny) 修士鲁道夫斯·格拉贝尔 (Rodull Glaber) 在其《当代史》(Historia sui Temporis) 第IV卷,第4、5章中,生动地叙述了这场饥荒及和平运动的起源(载米涅〔Migne〕《教父集》〔Patrol.〕,第142卷,第675—679栏)。赫费勒 (Hefele),IV. 698,以“或许”的措辞,将这一运动追溯至1040年的普罗旺斯 (Provence);但鲁道夫斯·格拉贝尔 (Rodulf Glaber) 却将其起点定于“in Aquitaniae partibus anno incarnati Christi millesimo tricesimo tertio”(“基督道成肉身后第一千零三十三年,在阿基坦地区”),此后迅速传播,“per Arelatensem provinciam, atque Lugdunensem, sicque per universam Burgundiam, atque in ultimas Franciae partes”(“遍及阿尔勒和里昂两省,继而传遍整个勃艮第,直至法兰西最边远的地区”)(米涅,前引书〔l. c.〕,第678栏)。参第V卷,第1章(第693栏):“primitus inpartibus Aquitanicis, deinde paulatim per universum Galliarum territorium”(“起初在阿基坦地区,随后渐渐遍及整个高卢境内”),等等。他还记载,实行和平之后,蒙福出现了无数的疾病痊愈,以及一次丰盛的收成。“Erat instar illius antiqui Mosaici magni Jubilaei.”(“这仿佛古时摩西所定的大禧年。”)巴尔德里希 (Balderich) 在其《康布雷主教编年史》中记载,在法国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主教出示了一封从天而降、劝人和平的书信。然而,康布雷主教却表示异议,因为他认为这项决议无法实行。↩︎

  25. 更多细节见曼西 (Mansi),XIX. 549及下页;克卢克霍恩 (Kluckhohn);赫费勒 (Hefele)(IV. 696—702, 780);以及迈耶尔 (Mejer) 载于赫尔措格 (Herzog) 第2版2的条目,V. 319及后。↩︎

  26. 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 ordael 或 ordela(由 or=ur 和 dael=theil 构成):德语为 Urtheil 或 Gottesurtheil;荷兰语为 oordeel;法语为 ordéal;晚期拉丁语为 ordalium, ordale, ordela。见杜康热 (Du Cange) 的 ordela, aquae frigidae judicium, Duellum, Ferrum candens 各条;斯基特 (Skeat)《英语词源词典》(Etymol. Dict. of the Engl. Lang.) 的 Deal 条。↩︎

  27. 证据见利 (Lea);他认为,这一习俗的广泛流行,证实了雅利安 (Aryan) 或印度—日耳曼 (Indo-germanic) 各族具有共同的起源。↩︎

  28. Judicium aquae ferventis, aeneum, cacabus, caldaria(沸水神判,或称铜锅、釜、鼎神判)。这可能是欧洲最古老的形式。见利 (Lea),第196页。最古老的法律文本中通常都提到这种神判,兰斯的欣克马尔 (Hincmar of Rheims) 尤其推崇它,因为它兼具水与火两种要素——水代表洪水的审判,火代表末日的审判。被告必须赤裸手臂,从一锅沸水中找出一块小石头或一枚戒指(德语称为 Kesselfang,即“釜中取物”),或仅将手浸入沸水,深至手腕或手肘。见利,第196页及后。↩︎

  29. Judicium aquae frigidae(冷水神判)。在教皇尤金二世 (Eugenius II,824—827年) 以前,欧洲尚不知此法,似乎正是他引入的。被告以绳索捆绑,再用一根绳子放入蓄水池或池塘,同时祈祷说(圣邓斯坦〔St. Dunstan〕的祷文):“愿这水不接纳那脱去良善之重、被不义之风托起之人的身体。”人们认为,纯洁的水不会将罪犯接纳于怀中。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必须有神迹才能判定被告有罪,因为按照自然的常理,他本会逃过定罪。利 (Lea,第221页) 根据大英博物馆的一份手稿,叙述了这样一件事:“1083年,在分别以亨利四世 (Henry IV) 和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为代表的帝国与教皇权之间的殊死斗争中,拥护皇帝的人津津乐道地说,教皇宫廷中的几位高级教长,曾将他们领袖的是非交付这种神判。他们禁食三日,并按规定为水祝福之后,将一个代表皇帝的男孩放入水中;令他们惊骇的是,他像石头一样沉了下去。他们将结果报告希尔德布兰德后,他命令重试,结果仍然一样。随后,他们又将这个男孩作为教皇的代表投入水中;然而,两次试验中,无论他们如何竭力将他压入水面以下,他总是顽强地浮着。他们被迫起誓,对这出乎意料的结果严守秘密。”英国的詹姆斯一世 (James I) 坚信这种神判,认为纯洁的水绝不会接纳那些亵渎了神圣洗礼之特权的人。甚至迟至1836年,在但泽 (Danzig) 附近的赫拉 (Hela),一位被认为是女巫的老妇,仍被两次投入海中;由于她总是浮上水面,便被判为有罪,遭殴打致死。见利,第228、229页。↩︎

  30. Judicium ferri 或 ferri candentis(铁神判或炽铁神判)。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使用六片或十二片烧红的犁铧(vomeres igniti),受审者必须赤足走过;另一种使用一块烧红的铁,受审者须将其携行九英尺或更远。见利 (Lea),第201页及下页。↩︎

  31. 被告必须将手伸入火中;由此产生了法语的惯用语:“J’en mettrais la main au feu”(“我愿为此把手伸进火里”),用以表示确信不疑。有时,他必须赤腿赤足,穿过巨大柴堆的火焰。彼得鲁斯·伊格纽斯 (Petrus Igneus) 正是凭借这样一次壮举,获得了名声及其别号。事例见利 (Lea),第209页及后。1498年,萨沃纳罗拉 (Savonarola) 向敌手提出采用这种神判,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教会需要彻底改革,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对他的绝罚无效。然而,他临阵退缩,败了自己的事业,在遭受可怕的酷刑之后,被绞死并焚尸。他没有胡斯 (Hus) 在康斯坦茨 (Constance)、或路德 (Luther) 在沃尔姆斯 (Worms) 所表现的勇气;他所尝试的改革,除了一段悲剧性的回忆,什么也没有留下。↩︎

  32. 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German) 第7章中,论到异教的日耳曼人说:“[Deum] adesse, bellantibus credunt.”(“他们相信,[神]临在于交战者中间。”)↩︎

  33. 见利 (Lea),第75—174页。作为司法制度的比武裁判,不可与私人决斗混为一谈;后者在各族、各时代都或多或少地成为习俗,至今仍作为野蛮时代的遗迹而存在,却被冠以“绅士的雪耻”这一不当的名称。司法决斗旨在发现真相并公正执法,私人决斗的目的则是个人复仇与挽回名誉。↩︎

  34. 《殉道者的荣耀》(De Gloria Martyrum),I. 81。利 (Lea),第198页。↩︎

  35. Judicium crucis,或 stare ad crucem, Kreuzesprobe(十字架神判,或立于十字架前的试验)。它的一种变式,是双臂伸展成十字形站立受试。比绍夫斯海姆 (Bischoffsheim) 女修道院院长圣莉奥芭 (St. Lioba),曾以这种方式为她的修道院洗雪不贞的指控;当时,附近有一名新生婴儿被溺死。利 (Lea),第231页。↩︎

  36. Judicium offae, panis conjuratio, corsnaed, Abendmahlsprobe(食块神判、饼的誓咒、试罪饼、圣餐试验)。参赫费勒 (Hefele),IV. 370, 552, 735。↩︎

  37. 《驳贡多巴德法及依此法进行的不敬决斗》(Liber adversus Legem Gundobadi (i.e. Leg. Burgundionum) et impia certarmina quae per eam geruntur;其中 Leg. Burgundionum 即《勃艮第人法》);以及《反对神判之书》(Liber Contra Judicium Dei)。见巴卢齐乌斯 (Baluzius) 所编其《著作集》(Opera),巴黎,1666年,第I卷,第107页及后、第300页及后;亦见米涅 (Migne)《教父集》(Patrologia),第CIV卷,第113—126栏、第250—258栏(附巴卢齐乌斯注释)。↩︎

  38. “最后,当教皇权威达到顶峰时,1159—1227年间在位的教皇开始作出有力而持久的努力,要废除整个制度。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III) 所颁布的禁令,措辞之严厉,无以复加。1181年,卢修斯三世 (Lucius III) 宣布,一名被控杀人的神父虽经水试神判而获判无罪,其判决仍属无效,并命令他借助助誓人证明自己的清白;他的继任者也接连打击这一制度。在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任内,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会议 (Fourth Council of Lateran) 正式禁止在这类审判中采用任何教会仪式;而神判的道德影响既完全依赖于它与宗教的联系,若严格遵守这一教规,整个制度必会迅速消失,被人遗忘。然而,恰在此时,宗教裁判官马尔堡的康拉德 (Conrad of Marburg) 却正在德国使用烧红的铁,成批地给他那些不幸的受害者定罪;编年史作者记载,无论无辜还是有罪,很少有人能通过这项试验。不过,教皇使节积极贯彻拉特兰会议的教规,其成效很快便显明出来。”利 (Lea),第272页。↩︎

  39. Tortura(酷刑)源自 torqueo,意为扭曲、折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tortura;法语:torture;德语:Folter。↩︎

  40. “他们的证词不予采纳,除非是在酷刑之下作出的;而后,由于一种奇特的逻辑混乱,这种证词反被看作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利 (Lea),第283页。“希腊人认可的酷刑方式有轮刑(τρόχος*)、梯架或拉肢架(κλίμαξ*)、尖齿铁梳(κυάφος*)、低矮的拱形牢室(κύφων*)——不幸的证人被塞入其中,身子折作两截——以及烧热的瓦片(πλίνθοι*)、沉重的猪皮鞭(ὑστριχίς*),还有向鼻孔灌醋。”利,第284页。罗马人主要使用鞭刑。中世纪使用的刑具有拉肢架、拇指夹、铁靴、西班牙式铁靴刑具、铁手套、烧热的铁凳、火、刑轮、吊臂刑具,以及强迫不眠和各种残害肢体的刑罚。布雷斯 (Brace) 说(第182页):“人们发明并使用了九百种(?)不同的致痛刑具。”即使只有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也已够可怕了。伦敦塔 (London Tower) 和欧洲大陆的古物博物馆中,都可见到这些魔鬼般刑具的收藏。↩︎

  41. “La persona del home es la mas noble cosa del mundo.”(人的身体是世上最高贵之物。)↩︎

  42. 第33条教规(Can. 33):“Non licet presbytero nec diacono ad trepalium ubi rei torquentur, stare.”(长老或执事不得站在被告受刑的刑架旁。)见赫费勒 (Hefele),III. 46。↩︎

  43. 《书信集》(Epist.),VIII. 30。↩︎

  44. 《答保加利亚人咨询》(Responsa ad Consulta Bulgarorum),第86章。赫费勒 (Hefele),IV. 350。利 (Lea),第305页。↩︎

  45. 在《为铲除》(Ad extirpanda) 诏书中:“Teneatur potestas seu rector, omnes haereticos … cogere citra membri diminutionem et mortis periculum, tamquam vere latrones et homicidas animarum … errores suos expresse fateri et accusare alios haereticos quos sciunt, et bona eorum.”(掌权者或统治者有义务强迫所有异端者……但不得损伤肢体或危及性命,视他们为真正的强盗和杀害灵魂的凶手……明确承认自己的谬误,并指控他们所认识的其他异端者,揭报其财产。)……英诺森四世 (Innoc. IV),《反异端法令与宪章》(Leg. et Const. contra Haeret.),§ 26。(《诏书大全》[Bullar. Magn.],英诺森四世项下,第9号。)参吉泽勒 (Gieseler),II. 564—569。↩︎

  46. 见第II卷,§ 100。↩︎

  47. 这些机构,为接待外客而设的,称为 Xenodochium 和 Xenodochia(ξενοδοχεῖον*);为穷人而设的,称为 ptochium 或 ptochotrophium(πτωχεῖον*、πτωχοτροφεῖον*);为孤儿而设的,称为 orphanotrophium(ὀρφανοθροφεῖον*);为弃婴而设的,称为 brephotrophium(βρεφοτροφεῖον*);另有收容病人的院舍(νοσοκομεῖα*、valetudinaria)、收容老人的院舍(γεροντοκομεῖα*),以及收容寡妇的院舍(χηροτροφεῖα*);拉丁文称 hospitium, hospitals, hospitalium(相当于希腊文的 ξενοδοχεῖον*)。见杜康热 (Du Cange)。异教徒中并无这样的机构;因为埃斯库拉庇乌斯 (Aeculapius) 神庙附近的房舍,仅供暂时栖身,并非为照顾和护理而设。皇帝尤利安 (Julian) 对“加利利人”——他对基督徒的蔑称——的慈善事业所作的不由自主的赞颂,以及他强迫异教徒仿效而终于失败的尝试,都是人所共知的。见第III卷,第50页。↩︎

  48. 见乌尔霍恩 (Uhlhorn),第278页及后所引教父的大量言论。“施舍是把钱安全地存放在天上的上帝那里,并可获得丰厚利息——这样的思想被表述了无数次。”他认为,“炼狱的教义,以及施舍甚至能影响炼狱中灵魂的教义,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深刻地决定了整个中世纪的慈善事业”(第287页)。施舍具有赎罪功效的观念,一再以各种形式得到表达,成为压倒其他一切动机的施舍动机。甚至教父中最合乎福音精神的奥古斯丁 (Augustin) 也教导说,“施舍有消除和赎去罪的能力”,不过他对这条原则加了限定,只让改正生活的人得享这种益处。没有人对拉丁教会的影响大于《上帝之城》(City of God) 的作者;正如乌尔霍恩所说,在这部书中,“他不自觉地写下了中世纪的纲领”。↩︎

  49. 莱基 (Lecky) 说(II. 78):“毫无疑问,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无论从所创设的机构来看,还是从慈善在各项义务中所占的地位来看,古代慈善的地位,都完全不能与它在基督教影响下所取得的地位相比。几乎一切救济都是国家措施,其动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远多于仁慈;而出售幼童的习惯、无数的弃婴、穷人甘愿报名充当角斗士,以及频繁发生的饥荒,都表明未获救济的苦难何其深重。确实,流传到我们这里的异教慈善事例,寥寥无几。”↩︎

  50. 《马太福音》6:3、4。“在明处”(ἐν τῷ φανερῷ*)一语,在最好的抄本、校勘版本及英语修订本中均予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