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tas, Vita, Dulcedo订阅 RSS
The Meditationsof A. V. Caleb
哲学 · 神学 · 文学
首页/文章/随笔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十四章 教会的著述家传略

《《基督教会史》·第四卷·第十四章 教会的著述家传略》文章头图

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十四章 教会的著述家传略

目录

§ 142. 第六至第十二世纪教会的主要作家年表

§ 143. 圣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 144. 大马士革的约翰

§ 145. 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斯

§ 146. 西缅·梅塔弗拉斯特斯 (Simeon Metaphrastes)

§ 147. 厄库梅尼乌斯 (Oecumenius)

§ 148. 狄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

§ 149. 米迦勒·普塞洛斯 (Michael Psellus)

§ 150. 欧提米乌斯·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

§ 151. 帖撒罗尼迦的欧斯塔修斯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 152. 尼基塔斯·阿科米纳托斯 (Nicetas Acominatos)

§ 153. 卡西奥多鲁斯 (Cassiodorus)

§ 154. 图尔的圣格列高利 (St. Gregory of Tours)

§ 155. 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 (St. Isidore of Seville)

§ 156. 尊者比德 (Bede,亦作 Baeda)

§ 157. 执事保罗 (Paul the Deacon)

§ 158. 阿奎莱亚的圣保利努斯 (St. Paulinus of Aquileia)

§ 159. 阿尔昆 (Alcuin)

§ 160. 圣柳德格尔 (St. Liudger)

§ 161. 奥尔良的狄奥杜尔夫 (Theodulph of Orleans)

§ 162. 圣艾吉尔 (St. Eigil)

§ 163. 阿马拉里乌斯 (Amalarius)

§ 164. 艾因哈德

§ 165. 斯马拉格杜斯

§ 166. 奥尔良的约纳斯

§ 167. 拉巴努斯·毛鲁斯

§ 168. 海莫 (Haymo)

§ 169. 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 (Walahfrid Strabo)

§ 170. 里昂的弗洛鲁斯教席 (Florus Magister)

§ 171. 塞尔瓦图斯·卢普斯 (Servatus Lupus)

§ 172. 德鲁特马尔 (Druthmar)

§ 173. 圣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St. Paschasius Radbertus)

§ 174. 帕特拉姆努斯 (Patramnus)

§ 175. 兰斯的欣克马尔

§ 176. 约翰内斯·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 177. 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 178. 维罗纳的拉特里乌斯 (Ratherius of Verona)

§ 179. 热尔贝尔 (Gerbert)(西尔维斯特二世 (Sylvester II.))

§ 180. 沙特尔的富尔贝尔 (Fulbert of Chartres)

§ 181. 罗杜尔夫斯·格拉贝尔 (Rodulfus Glaber);不来梅的亚当 (Adam of Bremen)

§ 182. 圣彼得·达米安尼 (St. Peter Damiani)

[本章除最后四节外,均由文学硕士塞缪尔·M. 杰克逊牧师 (Rev. Samuel M. Jackson, M. A.) 在我的指导下,根据原始史料,并参考最佳现代权威著作编写;其后又经修订、补充,使之符合本书的体例。——P. S.

§ 142. 第六至第十二世纪教会的主要作家年表

I. 希腊作家。

圣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St. Maximus Confessor)

约580–662年1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 (St. John of Damascus)

约676–754年2

佛提乌斯 (Photius)

约805–891年3

西缅·梅塔弗拉斯特斯 (Simeon Metaphrastes)

十世纪。

厄库梅尼乌斯 (Oecumenius)

十世纪。

狄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

十一世纪。

米迦勒·普塞洛斯 (Michael Psellus)

约1020–约1106年

欧提米乌斯·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

十二世纪。

帖撒罗尼迦的欧斯塔修斯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十二世纪

尼基塔斯·阿科米纳托斯 (Nicetas Acominatos)

卒于约1126年

I. 拉丁作家。

卡西奥多鲁斯 (Cassiodorus)

约477–约580年

图尔的圣格列高利 (St. Gregory of Tours)

538–594年

圣大格列高利 (St. Gregory the Great)

约540–604年4

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 (St. Isidore of Seville)

约560–636年

尊者比德 (The Venerable Bede;Baeda)

674–735年5

执事保罗 (Paulus Diaconus;保罗·瓦尔内弗里德,Paul Warnefrid)

约725–800年

阿奎莱亚的圣保利努斯 (St. Paulinus of Aquileia)

约726–804年

阿尔昆 (Alcuin)

735–804年6

柳德格尔 (Liudger)

约744–809年

奥尔良的狄奥杜尔夫 (Theodulph of Orleans)

卒于821年

艾吉尔 (Eigil)

卒于822年

阿马拉里乌斯 (Amalarius)

卒于837年

都灵的克劳狄乌斯 (Claudius of Turin)

卒于839年7

里昂的阿戈巴尔德 (Agobard of Lyons)

779–840年8

艾因哈德 (Einhard;Eginhard)

约770–840年

斯马拉格杜斯 (Smaragdus)

卒于约840年

奥尔良的约纳斯 (Jonas of Orleans)

卒于844年

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

约776–856年9

海莫 (Haymo)

约778–853年

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 (Walafrid Strabo)

约809–849年

里昂的弗洛鲁斯 (Florus of Lyons)

卒于约860年

塞尔瓦图斯·卢普斯 (Servatus Lupus)

805–862年

德鲁特马尔 (Druthmar)

约860年

圣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St. Paschasius Radbertus)

约790–865年10

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

卒于约868年11

兰斯的欣克马尔 (Hincmar of Rheims)

约806–882年12

约翰内斯·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约815–877年13

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卒于886年

维罗纳的拉特里乌斯 (Ratherius of Verona)

约890–974年

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 (Pope Sylvester II.;热尔贝尔,Gerbert)

卒于1003年14

沙特尔的富尔贝尔 (Fulbert of Chartres)

约950–1029年

彼得·达米安尼 (Peter Damiani)

1007–1072年

贝雷 (Bere)

§ 143. 圣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I. 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Maximus Confessor):《著作集》(Oper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XC、XCI卷;重印Fr. 孔贝菲斯 (Fr. Combefis) 的版本,巴黎,1673年(仅有前两卷问世),并从其他来源增补少数论著。仍有必要出版一部完整的校勘本。

  1. 关于他的生平与著作,参见米涅第XC卷第109–205栏所载的《行传》(Acta);《马克西穆斯传》(Vita Maximi,作者不详),第67–110栏;《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8月13日条;杜潘 (Du Pin,英译本,伦敦,1693年及后),第VI卷,第24–58页;塞利耶 (Ceillier,第二版,巴黎,1857年及后),第XI卷,第760–772页。

  2. 关于他与基督一志论争的关系,参见C. W. 弗兰茨·瓦尔希 (C. W. Franz Walch):《异端史》(Historie der Kezerien) 等,第IX卷,第60–499页及后;尼安德 (Neander):第III卷,第171页及后;本《教会史》,第IV卷,第409、496–498页。其他方面参见J. N. 胡贝尔 (J. N. Huber):《教父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Kirchenväter),慕尼黑 (München),1859年。约瑟夫·巴赫 (Josef Bach):《中世纪教义史》(Die Dogm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维也纳 (Wien),1873–75年,分两部,第I部,第15–49页。另参韦泽尔 (Weser):《宣信者马克西穆斯论道成肉身与神化的教义》(Maximi Confesoris de incarnatione et deificatione doctrina),柏林 (Berlin),1869年。

圣宣信者马克西穆斯(约580年–662年8月13日)的生平梗概既已在别处叙述,15此处只需考察他的著述活动,并简述其神学立场。

马克西穆斯虽屡次迁居,却仍是希腊教会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就其才干而论,也位居第一流。他的论著已有四十八篇刊印,另有一些存于抄本,还有一些已经散佚。他的思想含蕴丰富,富有属灵意味,因而始终受到读者欢迎,尽管他的文字冗长,而且时常晦涩,连佛提乌斯和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Scotus Erigena) 也对此有所抱怨。

他的著作可分为五类。

I. 释经类。他是亚历山大学派 (Alexandrian school) 的追随者,与其说他分析、阐释经文,不如说他作寓意解,并以经文为起点,引出神学上的旁论。他写有:(1)《圣经难解经文问[答]》(Questions [and Answers] upon difficult Scripture passages),16共六十五问,写给友人塔拉修斯 (Thalassius),这些问题原是此人向他提出的。回答有时极短,有时则是内容丰富的思辨性论说。例如,他开篇便讨论恶的问题。若不熟悉寓意和神秘主义著作,读马克西穆斯的回答便会十分吃力。他自己似乎也有此感,因而在各处增添了解释性注释。17(2)《问答》(Questions),共七十五问,与前书相似,但更为简短,也较少晦涩之处。(3)《诗篇第五十九篇释义》(Exposition of Psalm LIX)。18(4)《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19后二者都极富神秘主义色彩。

  1. 对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Areopagita) 和拿先斯的贵格利 (Gregory Nazianzen) 著作所作的疏解,司各脱·埃里乌根纳曾于864年将其译出。20

  2. 教义与论战类。(1) 论著。21前二十五篇针对塞维鲁派 (Severians),为正统的基督二志论 (dyotheletic doctrine) 辩护(即基督有两个完全的本性、两个意志和两种运作)。一篇论圣三一;另一篇论圣灵的发出;其余讨论相关题目。(2) 与皮鲁斯 (Pyrrhus) 关于基督位格的辩论(举行于645年7月),主张两个意志。22这场辩论使皮鲁斯撤回了他的一志论谬误。此书比其他大多数著作更易阅读。(3)《论三一的五篇对话》(Five Dialogues on the Trinity)。23(4)《论灵魂》(On the Soul)。24

  3. 伦理与禁欲类。(1)《论禁欲》(On asceticism),25是一位修道院长与一位年轻修士之间关于修道生活职责的对话。这是一篇著名论著,文字十分浅显明白,能造就所有基督徒。它强调爱上帝、爱邻舍、爱仇敌,并弃绝世界。(2)《论爱诸章》(Chapters upon Charity),26共四章,每章一百条格言,涉及禁欲、教义和神秘主义,附于前书之后,但并非全都论爱。此书有希腊文疏解。(3)《神学与经纶二章》(Two Chapters, theological and oeconomical),27每章一百条格言,论神学原理。(4)《串珠集》(Catena),28共五章,每章一百条格言,论神学。

V. 杂著。(1)《奥秘入门》(Initiation into the mysteries),29是对教会及其崇拜的寓意性阐释。此书也附带证明,希腊教会的礼仪自七世纪以来未曾改变。(2)《分类摘录》(Commonplaces),30共七十一节,将经文和教父引语按题分类编排。(3)《书信》(Letters),31共四十五封,讨论神学与道德问题;其中几封论塞维鲁派异端,另一些提供了生平细节。他的许多书信仅存于抄本。(4)《圣诗》(Hymns),32共三首。

马克西穆斯是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的学生,也是大马士革的约翰和约翰·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John Scotus Erigena) 的老师,意思是说,他阐明并发展了狄奥尼修斯的思想,又转而成为后两人的启发者与引导者。大马士革的约翰使他的影响在希腊教会中一直延续至今。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将他的一些著作介绍到了西欧。马克西穆斯神学的要点如下:33罪不是一种实有的性质,而是受造物与生俱来的缺陷。在基督里,这缺陷得到补足,新的生命得以赐下,人也获得顺服上帝旨意的能力。因此,道成肉身乃是上帝对罪之可怕后果的补救:这些后果就是丧失自由向善的倾向,以及丧失不朽。恩典因基督的工作而临到人。赎罪与施救恩典的本原,不是神性本身,而是与人性联合的神性。上帝是一切存在与生命的泉源,是受造界的阿拉法与俄梅戛。他藉着道成肉身,成为恩典国度的元首。基督是完全的人,而不仅是完全的神。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马克西穆斯反对基督一性论者 (Monophysites) 和基督一志论者 (Monothelites),竭尽才智,要证明基督里本性的区别要求有两个意志,即人的意志与神的意志,二者不分离,也不混合,而是和谐一致。基督在永恒中由父所生,在时间中由童贞女所生;她确实是上帝之母。基督的意志是自然的、人的意志,是其人性的能力之一。圣灵在人灵魂中的工作,与基督里神人二性的联合相对应。神圣的生命始于信,在爱中掌权,并在默观生活中达到最高的发展。基督徒以真实的敬虔和诚挚的渴慕,不断将心思转向上帝,便履行了不住祷告的命令。一切有理性的本体最终都将与上帝重新联合;一切恶的彻底毁灭,将使上帝最终得着荣耀。

他有一项宣言饶富人道意味,值得注意:奴隶制度是罪所引入的,它破坏了人性原初的统一,并否认了照上帝形象受造之人原有的尊严。

§ 144. 大马士革的约翰

参见§§ 89、103。

I. 大马士革的约翰 (Joannes Damascen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XCIV–XCVI卷(重印勒基安〔Lequien〕的版本,并有增补;巴黎,1712年,2卷,对开本;第二版,威尼斯〔Venice〕,1748年)。

  1. 耶路撒冷的约翰 (John of Jerusalem):《大马士革的约翰传》(Vita Damasceni,米涅,第XCIV卷,第429–489栏);利奥·阿拉提乌斯 (Leo Allatius) 的《绪论》(Prolegomena,同上,第118–192栏)。佩里耶 (Perrier):《大马士革的约翰:生平与著作》(Jean Damascène, sa vie et ses écrits),巴黎,1862年。F. H. J. 格伦德莱纳 (F. H. J. Grundlehner):《大马士革的约翰》(Johannes Damascenus),乌得勒支 (Utrecht),1876年(荷兰文)。约瑟夫·朗根 (Joseph Langen,波恩的旧天主教会教授):《大马士革的约翰》(Johannes von Damaskus),哥达 (Gotha),1879年。J. H. 拉普顿 (J. H. Lupton):《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t. John of Damascus),伦敦,1882年。另参杜潘,第V卷,第103–106页;塞利耶,第XII卷,第67–99页;施勒克 (Schroeckh),第XX卷,第222–230页;尼安德,第iii卷,散见各处;费利克斯·内夫 (Felix Nève):《大马士革的约翰及其在最初几任哈里发统治下对东方的影响》(Jean de D. et son influence en Orient sous les premiers khalifs),载《比利时与外国评论》(Revue Belge et etrangère),1861年7月、8月。

I. 生平。大马士革的约翰是东方教会的圣徒与圣师,也是最后一位希腊教父,34生于七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出生地为大马士革 (Damascus) 城。35他通常被称为克律索罗阿斯 (Chrysorrhoas,流金者),这是因其雄辩而得的称号,但可能也暗指那条流经其故乡的同名河流,即圣经中的亚巴拿河 (Abana),今日的巴拉达河 (Barada);这条河使该城成为沙漠中繁花盛开的园圃。我们对他生平的认识,主要来自耶路撒冷的约翰所写的半传奇性记述;后者曾采用一部较早的阿拉伯文传记,其作者与年代均不详。36

事实似乎如下。他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基督徒家庭,其阿拉伯姓氏为曼苏尔 (Mansur,被赎者)。他的父亲塞尔吉乌斯 (Sergius) 是撒拉森人哈里发阿卜杜勒梅莱德 (Abdulmeled,685–705年) 的司库;在哈里发统治之下,这一职务常由基督徒担任。他受教于科斯马斯 (Cosmas),这是一位博学的意大利修士,塞尔吉乌斯曾将他从奴役中赎出。他进步迅速,很早就显露出日后光辉事业的前景。父亲去世后,哈里发将他召入麾下,授予他比其父生前更高的职位。37伊苏里亚人皇帝利奥 (Leo the Isaurian) 颁布第一道反对圣像的敕令时(726年)38,他就此写了一封通函,显出卓越的论战才能,立即使自己成为圣像崇拜者的领袖。这封信和随后两封信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们堪称经典,无人能把这一方的理由陈述得更好。39约翰完全不必担心皇帝的震怒,可以安然听闻这些书信如何在各地激起修士和教士对利奥敕令的狂热反抗。然而,鉴于皇帝对他的态度以及设法惩罚他的举动,他在宫廷中的处境很可能已不舒适。不论实情如何,730年后不久,约翰已成为圣萨巴修道院 (Convent of St. Sabas) 的修士;该院临近死海 (Dead Sea) 岸,在耶路撒冷 (Jerusalem) 东南十英里处。几年之后,他受按立为司祭。40他晚年潜心研究与著述。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曾游历巴勒斯坦 (Palestine)、叙利亚 (Syria),甚至远至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目的是激起人们反对皇帝科普罗尼穆斯 (Copronymus) 的毁像活动。他死于圣萨巴;确切日期不详,可能是754年。41希腊教会于12月4日纪念他(某些月录则定于11月29日);拉丁教会则在5月6日。

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最著名的一则说,伊苏里亚人皇帝利奥 (Leo the Isaurian) 因他反对毁像敕令而大怒,便将一封致皇帝本人的信送给哈里发;此信冒称出自约翰之手,模仿他的笔迹和文风,信中约翰建议皇帝攻取大马士革——写信者说,由于城中守备不足,此举轻而易举。此外,皇帝在此事上还可指望得到他的支持。这封信当然是伪造的,但伪造得十分巧妙,以致哈里发将信拿给约翰看时,他虽否认是自己所写,却也承认笔迹相似。然而,哈里发为惩罚他那(被认定的)叛逆行为,下令砍去他的右手,并照惯例悬挂在公共场所。不过,应约翰请求,当晚便将断手交还给他,名义上是让他埋葬。他于是将断手接在臂上的残端,俯伏在私人礼拜堂的一幅童贞女马利亚圣像前,祈求童贞女使断处重新接合。他睡着了;在异象中,童贞女告诉他,他的祷告已蒙应允;醒来一看,果然如此。只有一道伤痕留下,述说他曾遭残害的往事。这神迹自然使哈里发确信臣仆无辜;他很想将约翰留任,但约翰请求彻底解除他的职务。42这故事显然是编造出来的,为要表明,这位圣像崇拜的伟大捍卫者配得殉道者的冠冕。43

另一些较有事实根据的传说,涉及他在圣萨巴修道院的生活。据说,他在这里受到热烈欢迎,但起初无人肯承担教导这位著名学者的责任。最后,一位老修士承担了这事,给他种种极其屈辱的考验和令人苦恼的限制,而他都以极其圣洁的态度忍受下来。例如,老修士有一次派他到大马士革,将修道院制作的一担篮子以实际价值的两倍出售,好让暴民的嘲弄和暴力挫败他的骄傲。起初,他受到辱骂;但最后,一个从前做过他仆人的人出于怜悯,以那高昂的价格买下篮子,这位圣徒便胜过虚荣与骄傲,回到修道院。他也被派去做最卑下的杂役。而且,他还被禁止撰写散文或诗歌,这必定是同样难以忍受的事。不过,这些考验因童贞女马利亚的一番示意而告结束;一天夜里,她向老修士显现,告诉他,约翰注定要在教会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他获准顺从自己才智的倾向,将渊博学识用于宗教事业。

  1. 著作。他的众多著作44究竟按何种次序写成,只能凭推测。先谈那些最早使作者受到注意、也是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享有盛名之所据的作品,似乎是自然的。这就是他论圣像崇拜的三篇《演说》(Orations)45,确切说来是通函;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从圣像崇拜者立场出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最有力的阐述。第一篇46可能发表于727年,即伊苏里亚人皇帝利奥颁布禁止崇拜“圣像”的敕令后不久;这里的“圣像”不是指雕像,而是专指希腊教会中的画像。第二篇47发表于利奥730年下令毁坏圣像的敕令之后;第三篇48则发表于更晚的时候。

在这三封信的第一封中,约翰提出了如下论据:摩西律法禁止偶像崇拜,所针对的是神的形像,而非人的形像;所禁止的是事奉圣像,而非对它们表示尊敬。施恩座上有出于人手的基路伯。自道成肉身以来,描绘神自己也已成为可以允许的事。图画之于无知者,犹如书籍之于有学识者。旧约中有唤起记忆、促进虔敬的记号(约柜、亚伦的杖、铜蛇)。为什么不能为了同样的目的描绘基督的受苦和神迹呢?如果基督和童贞女都有自己的像,为什么圣徒不能有自己的像呢?既然旧约的圣殿中有基路伯和其他形像,教堂也可以用圣徒的像来装饰。如果不可敬拜形像,那么也不可敬拜基督,因为他是父的像。如果使徒的影子和手巾都有医治的能力,为什么不能尊敬圣徒的画像呢?诚然,圣经中没有论及这种崇拜,但教会规例的权威所依据的传统,并不亚于圣经。反对形像的经文所指的是偶像。“异教徒把他们的像献给鬼魔,称它们为神;我们则把自己的像献给道成肉身的神和他的朋友,借着他们,我们得以驱逐鬼魔。”他以一系列教父引文结束此信;这些引文与主题的关联程度各不相同,他在每段之后都附有评论。第二封信实质上是第一封的重复,其特色在于猛烈抨击皇帝,因为皇帝罢黜并放逐了君士坦丁堡牧首革尔马努斯 (Germanus)。此信以同样的教父引文作结,又增添了几段新的引文。第三封信既然讨论同样的问题,几乎必然要重复前两封的内容。它同样将毁像派视为魔鬼的仆役。不过,它显出准备更为周密的迹象,论据的编排更有系统,引文也更多。49

由于他撰文支持圣像,第二次尼西亚会议 (second Nicene Council,787年) 对他给予了热烈赞扬。50

然而,大马士革的约翰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其声誉主要建立在题为《知识之泉》(Fount of Knowledge) 的著作上。51此书由三部各自独立完整的书组成,但原本就是计划相互配合,在纲要上构成一部涵盖基督教神学及其他一切知识的百科全书。52此书献给马尤马 (Maiuma) 主教科斯马斯;他是约翰一同养育的兄弟,也曾与他同受教于那位老修士。成书年代在743年科斯马斯受祝圣为主教之后。作者在书中声明,凡前人未曾说过的,他一概没有引入;而此书的价值也正在这里:它概括了希腊神学。

这部三部曲的第一部《哲学要义》("Heads of Philosophy")53,通常以拉丁文书名 Dialectica(《辩证法》)称之,由一系列短章组成,论述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范畴和波菲利 (Porphyry) 的共相,并将它们应用于基督教教义。《辩证法》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六十八章,另一种仅十五章。其原因可能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作者在去世前曾仔细修订自己的著作。54因此,较长的版本可能是较晚的版本。它的主要价值,在于阐明那个时期的教会术语,并证明基督徒研究亚里士多德比阿拉伯人早了一百年。三部曲的第二部《异端纲要》("Compendium of Heresies")55,记述一百零三种异端,大部分编自伊皮法纽的著作,但论穆罕默德信徒和毁像派的两节,可能是作者自己的作品。全书以一篇信仰告白结束。三部曲的第三部篇幅最长,也远比其余两部重要,题为《正统信仰精义》("An accurate Summary of the Orthodox Faith")。56其所依据的作者几乎全是希腊人,其中拿先斯的贵格利是主要来源。约翰似乎将这一部分分为一百章;但当它借比萨的约翰·布尔贡迪奥 (John Burgundio of Pisa) 奉教皇尤金三世 (Eugenius III.) 之命所作的拉丁文译本(1150年)57传到西欧时,却被分为四卷,使其外在形式与彼得·伦巴德 (Peter Lombard) 的《箴言集》(Sentences) 相合。若采用四卷的划分,其内容可概述如下:第I卷,狭义神论。在这一卷中,他维护希腊教会关于圣灵单一发出的教义。第II卷,创造论(分别论天使、鬼魔、外在自然界、乐园、人及其一切属性与能力),以及上帝的护理、预知与预定之教义。他在这一部分显示出对自然科学的广博知识。第III卷,道成肉身的教义。第IV卷,杂论。包括基督的受难、死亡、埋葬、复活、升天、坐在神右边;基督的二性;信仰;洗礼;面向东方祷告;圣餐;圣像;圣经;摩尼教 (Manichaeism);犹太教;童贞;割礼;敌基督;复活。

全书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应用于基督教神学,颇为引人注目。在基督论方面,他既反对聂斯托利派 (Nestorianism),也反对基督一性论 (Monophysitism),教导说,基督的每一性都具有自身特有的属性,不与另一性混合。不过,基督的神性远远凌驾于人性之上。逻各斯 (Logos) 借着灵与肉身联合;这灵居于纯粹的神性与肉身的物质性之间。耶稣的人性被纳入逻各斯唯一的神圣位格之中(位格内存,Enhypostasia)。约翰只承认两种严格意义上的圣礼,即基督所设立的奥秘——洗礼和主餐。在后者中,当人呼求圣灵的那一刻,饼酒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但如何发生则无人知晓。因此,他所教导的还不能确切地称为化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但他的教义已与之十分接近。对于其余五种所谓的圣礼,他或保持缄默,或语焉不详。他坚持我们主的母亲马利亚终身为童贞女,并认为她是经由耳朵怀了基督。他承认希伯来文正典有二十二卷,与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相应;更确切地说,是二十七卷,因为其中五个字母各有两种形式。至于次经 (Apocrypha),他只提到《便西拉智训》(Ecclesiasticus) 和《所罗门智训》(Wisdom),并认为两者均不属正典。他在新约正典中增入了革利免的《使徒法规》(Apostolical Canons)。安息日是为属肉体的犹太人设立的——基督徒则将全部时间奉献给神。真正的安息日是止息罪恶。他推崇童贞,认为天使比人高多少,童贞也就比婚姻高多少。然而,婚姻也有其益处,可以防止淫乱,并且为了繁衍后代。世界末了,敌基督要来;他是一个魔鬼住在其中的人。他逼迫教会,杀害以诺和以利亚;据认为,这二人将再次出现在地上,但敌基督要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被他消灭。58复活的身体与基督的身体相似,是不改变的、不受情欲扰动的、属灵的,不受物质限制,也不依赖食物。在其他方面,它与先前的身体相同。地狱之火并非物质之火,至于它究竟由什么构成,惟有神知道。

其余著作包括一些较短的神学论著,其中有一篇关于圣三一的简明教理问答;反对穆罕默德教 (Mohammedanism) 的论战著作(由于作者所处时代接近这一宗教的开端,故特别值得注意),以及反对雅各派 (Jacobites)、摩尼派 (Manichaeans)、聂斯托利派和毁像派的论著;讲道集59,其中有一篇颂扬金口约翰的讲辞;一部保罗书信的注释,几乎完全取自金口约翰的讲道;还有《神圣平行集》(sacred Parallels),汇集有关教义和道德主题的圣经语句,辅以教父著作中的阐释,按字母顺序排列,各句中的一个主要词语作为编排的依据。他还写了若干赞美诗,前面一节已经述及。60

此外,还有一部归于他名下的著作,即《巴兰与约阿萨弗传》(The Life of Barlaam and Joasaph)61,讲述一位印度国王的独子因一位修士巴兰 (Barlaam) 而归信的故事。这是一部修道生活传奇,颇有趣味,也不乏优美之处。它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多次重印,广泛流传。62是否出自大马士革的约翰之手,仍是一个问题。书中的许多情形似乎要求作出肯定的回答。63他所用的材料极为古老,实际上早于基督教;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方广大庄严经》(Lalita Vistara),即佛陀 (Buddha) 传奇生平的重述。64

另一部作者归属存疑的著作是《圣芭芭拉颂》(Panegyric on St. Barbara)65,这是一位受苦圣徒的神奇故事。有判断能力的学者将其归于他名下。66这两部作品都是修道院传说的典型范例;如此之多的虔敬迷信,正是借着这些传说代代相传。

  1. 地位。无论将大马士革的约翰视为在信奉穆罕默德教的撒拉森人 (Saracenic) 哈里发手下任职的基督徒,还是圣像崇拜的伟大捍卫者,或是博学却轻信的修士,或是温婉圣洁的诗人,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引人关注而重要的人物。但他最值得仔细研究的身份,乃是希腊教父神学的集大成者;因为他虽然很少敢于提出独创的见解,却并非盲目、卑屈的抄录者。他的巨著《知识之泉》(Fount of Knowledge) 不仅总结了古代东方教会的神学讨论,在当时乃至今日都被该教会奉为权威,而且借着拉丁文译本,有力地推动了西方的神学研究。彼得·伦巴德 (Peter Lombard)、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及其他经院学者,都深受其惠。其作者曾获“经院哲学之父”和“希腊人的伦巴第”等称号。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院学者,只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用于阐述传统神学。然而,正因如此,他确实成为经院哲学的先驱。

这位伟大教父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却属附带性质的贡献,就是保存希腊学术。“他的大量引文,不仅出自拿先斯的贵格利,也出自众多其他希腊作者,足以提供一片希腊文学的园地,满足那一代人的需要。他既提供了这样的园地,又由此引领一个好战而少受教化的民族,进入早期文明的奥秘之中,因此,大马士革的约翰配得老勒诺尔芒 (Lenormant) 给予他的赞誉:在那些使阿拉伯人的才智获得灵感的卓越心灵中,他居于最前列。”67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实值得一提。旧天主教徒 (Old Catholics)、东方教会信徒和英国国教大公派 (Anglo-Catholics),为寻求一个能为联合提供坚实基础的、关于圣灵与父及子之关系的定义,所求助的正是大马士革的约翰。68“他遵循希腊教会的古老理论,将父神表述为 ἀρχή*,并据此认为,圣灵的存在与子的存在一样,都是以父为根基,并由父而来,从而恢复了三一的合一。圣灵出于父,是父的灵;并不出于子,却仍是子的灵。他从父——一切存在唯一的 ἀρχή*——发出,并借着子传递;借着子,整个受造界都有分于圣灵的工作;他亲自创造、塑造、使一切成圣,并将一切联结起来。”69

§ 145. 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斯

I. 佛提乌斯:《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I–CIV卷(1860年)。另有《有关佛提乌斯及其历史的希腊文献》(Monumenta Graeca ad Photium ejusgue historiam pertinentia),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 编。雷根斯堡 (Regensburg),1869年。

  1. 大卫·尼基塔斯 (David Nicetas):《伊格纳修传》(Vita Ignatii),载米涅 (Migne),第CV卷,488–573栏。涉及佛提乌斯 (Photius) 的部分始于509栏;部分引于第CI卷,iii。P. De H. E.(匿名):《佛提乌斯史》(Histoire de Photius)。巴黎,1772年。雅格尔 (Jager):《佛提乌斯史》(Histoire de Photius)。巴黎,1845年;第2版,1854年。L. 托斯蒂 (L. Tosti):《希腊教会分裂起源史》(Storia dell’ origine dello scisma greco)。佛罗伦萨 (Florence),1856年,2卷。A. 皮希勒 (A. Pichler):《东西方教会分裂史》(Geschichte der kirchlichen Trennung zwischen Orient und Occident)。慕尼黑 (Munich),1864–65年,2卷。J. 赫根勒特 (J. Hergenröther):《君士坦丁堡牧首佛提乌斯:其生平、著作与希腊教会分裂》(Photius, Patriarch von Constantinopel. Sein Leben, seine Schriften und das griechische Schisma)。雷根斯堡 (Regensburg),1867–69年,3卷。(上文所提的《文献集》〔Monumenta〕构成第3卷的一部分。)参见杜潘,第VII卷,105–110页;塞利耶,第XII卷,719–734页。

佛提乌斯于九世纪最初十年间生于君士坦丁堡。他出身富裕显赫的家庭。他对学问有着永不满足的渴求,所学也包括神学,但他起初并非神学家,而是宫廷官员和外交家。巴尔达斯 (Bardas) 选他接替伊格纳修 (Ignatius),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时,他正担任皇帝的禁卫军统领。伊格纳修的死敌、叙拉古的贵格利 (Gregory of Syracuse),在五天内匆匆使他依次经历修士、读经员、副执事、执事和长老五个品级,第六天便将他祝圣为牧首。891年,他在流放中死于一所亚美尼亚修道院。

佛提乌斯升任牧首以后的历史,前文已经论述,70因此本节仅简要叙述他对宗教及世俗文献的贡献。71

其中最大的贡献,是他所谓的《文库》(Library)72。这是一部独一无二的著作,竟收有他所读过的二百八十部种类极为繁多的作品的介绍、评论和摘录。所引作者中,约有八十位,我们仅通过此书才得以知晓。《文库》是应他兄弟塔拉修斯 (Tarasius) 的愿望而作,写于佛提乌斯尚为平信徒之时。所述著作大多属于神学,其余涉及语法、词汇、修辞、想象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及医学。除三四位将部分经文改写为韵文的作者外,没有提及或引用任何诗人。这些作品全是希腊文,或原本即用希腊文写成,或如少数作品那样,是希腊文译本。在拉丁教会作家中,佛提乌斯表现出深入了解的,只有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 和卡西安 (Cassian)。就世俗文献而言,《文库》在历史方面表现最佳,在语法方面最弱。书中也提到了传奇小说和杂录。在宗教部分,金口约翰和亚他那修最为突出。佛提乌斯所提及、如今已失传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七世纪上半叶一位君士坦丁堡匿名作者的作品;他在十五卷中列举了各种希腊、波斯、色雷斯、埃及、巴比伦、迦勒底及犹太学者支持基督教的见证。

《文库》虽独一无二、价值无可估量,却也受到批评:它给予某些次要作品的关注,多于其他重要作品;评论并不总是公允或得当;所论作品实在不多,本来可以编成一部规模大得多的选集;此外,选材也没有次序或章法。然而应当记住,此书的目的,只是记述他与兄弟所属的读书圈子,在后者外出期间读过的那些书;全书是仓促编成的,原拟随后再编一部。73考虑到这些事实,对于这位伟大学者,我们便只有赞扬:他将自己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所接触到的较重要作品,或随手记下评论,或加以摘录,完全在无意之间,使后世深受其惠。

在希腊教父中,他最推崇亚他那修、金口约翰、巴西尔、拿先斯的贵格利、伊皮法纽、以法莲 (Ephraem)、亚历山大的区利罗 (Cyril of Alexandria)、托名的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以及马克西穆斯 (Maximus);在拉丁教父中,则是利奥一世和格列高利一世。他也承认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哲罗姆是教父,却常常反驳他们的观点。他对尼西亚会议以前的作家评价颇低,因为他们达不到他的正统标准;他指责奥利金犯有亵渎的谬误,指责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信奉阿里乌主义 (Arianism)。

佛提乌斯早期的著作之一,也许是最早的一部,是他的希腊文《词典》(Lexicon)74。他青年时便开始编纂,在《文库》之前完成,但此后仍不时修订。他利用了前人的词汇表和词典,并在《文库》中保存了这些作者的名字;后来的词典编纂者,如苏伊达斯 (Suidas,九世纪),又转而利用他的作品。佛提乌斯的用意,是消除阅读早期及古典希腊世俗与宗教文献时遇到的困难。为此,他特别注重解释古老的阿提卡 (Attic) 表达方式和修辞格。

佛提乌斯神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安菲罗基乌斯问答》(Amphilochian Questions)75——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这些问题出自他的朋友、吕齐库斯 (Lyzikus) 都主教安菲罗基乌斯 (Amphilochius)。此书包含三百二十四篇讨论,大多属于圣经释义,也涉及教义、哲学、神话、语法、历史、医学及科学。它与佛提乌斯的其他作品一样,显示出罕有的学识和才干。此书写于他第一次流放期间,其中屡次抱怨缺少书籍和摘录。全书没有计划,十分零散,详略不一,显然写于不同时期。许多答案逐字取自别人的著作。有时,同一个问题又以不同方式反复讨论。76

佛提乌斯是否曾为旧约任何一卷书写过完整的注释,虽有疑问,但他很可能曾注释福音书、《罗马书》《哥林多书信》和《希伯来书》,因为在这些书卷已刊及未刊的连锁注释 (catenae) 中,都能找到许多对佛提乌斯的引用。77然而,如今已无任何此类注释以完整的一部流传下来。

有两部教会法规著作归于佛提乌斯名下,即《教规集》和《教会及民事法律汇编》。78有些人还在这两部之外加上第三部。其中第二部,即《教会与民事法汇编》(Nomocanon),在希腊教会的教会法上具有权威性。79“Nomocanon”一词本身就是希腊文名称,指教会法律(κανόνες*)与世俗法律、尤其是帝国法律(νόμοι*)的汇编。佛提乌斯于883年以前人的汇编为基础,编成了这样一部著作。它收有:(1)七次普遍公认的大公会议(325–787年)、692年的特鲁洛会议 (Trullan council,Quinisexta),以及861年和879年会议的教规;(2)查士丁尼 (Justinian) 关于希腊教会的法律。佛提乌斯不仅是教会法规的编纂者,也是立法者和诠释者。他于861年及879年主持的会议所颁教规,以及他的教规书信或敕令,对希腊教会法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十二世纪,巴尔萨蒙 (Balsamon) 扩充并注释了《教会与民事法汇编》,通常此书便与这些注释一同刊行。在俄罗斯正教会中,此书以 Kormczia Kniga,即《舵手之书》的名称使用。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他是在前人的根基上建造。

佛提乌斯的历史著作和教义论战著作,可分为两类:一类反对保罗派 (Paulicians),或称摩尼派;另一类反对罗马教会。第一类有四卷,在各版本中共用《驳新摩尼派》这一总题。80第一卷是新旧摩尼派的历史,写于佛提乌斯第一次担任牧首期间,显然大部分借自一位同时代作者;其余三卷则是反对新摩尼派的论战著作,主要依据圣经而非哲学来论证,而且大多采用从前反对摩尼派时已用过的论据。

反对拉丁教会的著作包括:(1)《圣灵奥义》(Mystagogia),即论圣灵的教义;这是他反对拉丁人最重要的著作。81此书只讨论圣灵的发出,并不讨论圣灵的位格和神性,因为在后两点上,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之间并无分歧。此书似乎完全出于佛提乌斯 (Photius) 的独创。82其特色在于思想敏锐,辩证技巧高超。此书尚存一种节本,83但是否出自佛提乌斯本人之手,则有疑问。(2)一部由十个问题及其解答组成的汇集,84所讨论的有:“罗马人在哪些方面行事不义?”“有多少位、又有哪些真正的牧首,罗马人除非作出妥协便不予承认?”“哪一位皇帝为教会的和平而争战?”这部汇集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因为它保存了若非如此便会完全散失的材料。(3)一篇反对罗马首席权的论著。(4)一篇反对法兰克人 (Franks) 的论文,东方斯拉夫人 (Oriental Slavs) 的《舵手之书》(Kormczaia Kniga) 收有其中的摘录;这部书在十三世纪流传甚广,在俄罗斯人中享有教会法典的高度权威。此论文曾被归于佛提乌斯名下,但以现存的形态而言,并非他的作品。85(5)他著名的《致东方牧首通函》(Encyclical Letter to the Eastern Patriarchs),写于867年。86

佛提乌斯的真作,除已提及的以外,还有三卷内容各异的公私书信,87文风通常颇为冗长;若干篇讲道,88其中两篇已全文刊行,两篇仅刊片段,另有二十篇尚未刊行;数首诗歌89及一部道德箴言集,后者大概是编纂之作。另有几部归于佛提乌斯名下的作品,真伪尚属可疑。

§ 146. 西缅·梅塔弗拉斯特斯 (Simeon Metaphrastes)

I. 西缅·梅塔弗拉斯特斯 (Simeon Metaphraste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xiv–cxvi卷。

  1. 普塞洛斯 (Psellus) 所作《颂辞》(Panegyric),载米涅,第CXIV卷,第200–208栏;利奥·阿拉提乌斯 (Leo Allatius):《论诸西缅的著作》(De Symeonum scriptis),载米涅,第CXIV卷,第19–148栏;另见米涅版序言。参见杜潘 (Du Pin),第VIII卷,第3页;塞利耶 (Ceillier),第XII卷,第814–819页。

这位著述甚丰的作者,大概生活于哲学家利奥 (Leo the Philosopher,886–911年) 和君士坦丁·波菲罗根尼图斯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911–959年) 在位时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90他曾任帝国秘书、大宰相和宫廷总管。年事稍长时,利奥皇帝差遣他出使克里特的阿拉伯人 (Cretan Arabs),劝阻他们原拟对帖撒罗尼迦人 (Thessalonians) 发动的征战,此行达到了目的。正是在这次旅途中,他在法罗斯岛 (Pharos) 遇见一位隐修士,后者建议他撰写圣徒和殉道者的传记。

西缅的声名正是得自这部传记集。91他原拟涵盖全年,但显然从未完成这一计划,因为他现存的真实《传记》(Lives),几乎全属九月(希腊教会年历的第一个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其余月份的传记寥寥无几。不过,他究竟写了多少篇,已无法确定。阿拉提乌斯只认定其中一百二十二篇为其所作。慕尼黑 (Munich)、威尼斯 (Venice)、佛罗伦萨 (Florence)、马德里 (Madrid)、巴黎 (Paris)、伦敦 (London) 等地的图书馆,都藏有归于他名下的抄本。他的别号“改写者西缅”已经充分表明了其著作的性质;他之所以得此称号,是因为他把“古代圣徒传记原先的文体改成了另一种文体”。92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旧材料,有时仅加编辑,有时则重新改写,以求更加准确或更有吸引力。不过,有些传记确是原创作品。他的作品价值极不均衡,而他的轻信又使他收入了十分可疑的材料,因此使用时必须谨慎。然而,他勤勉地使许多如今享有盛名的人物免于湮没,仍值得感谢。

除《传记》(Lives) 外,还有九封书信、若干讲道、演说、赞美诗和一部教规纲要署有他的名字。93《西缅编年史》(Simeonis Chronicon) 大概是十二世纪一位名叫西缅的人的作品。

§ 147. 厄库梅尼乌斯 (Oecumenius)

I. 厄库梅尼乌斯 (Oecumeni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XVIII、CXIX卷,至第726栏;重印亨特尼乌斯 (Hentenius) 版,巴黎,1630–31年,2卷,对开本。塞利耶 (Ceillier),第XII卷,第913、914页。

厄库梅尼乌斯于十世纪末任帖撒利亚 (Thessaly) 的特里卡 (Tricca) 主教,曾为《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和大公书信撰写注释;这部著作实质上只是一部连锁注释,取材于希腊教会二十三位教父和作者,94偶尔附上他自己的评注。此书显示出良好的鉴赏力和判断力。

§ 148. 狄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

I. 狄奥菲拉克特 (Theophylact):《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XXIII–CXXVI卷;重印德·鲁贝伊斯 (de Rubeis) 版,威尼斯,1754–63年,4卷,对开本。杜潘 (Du Pin),第IX卷,第108、109页;尼安德 (Neander),第III卷,第584–586页;塞利耶 (Ceillier),第XIII卷,第554–558页。

狄奥菲拉克特是当时希腊教会最博学的释经家,大概出生于爱琴海 (Aegean Sea) 优卑亚岛 (Euboea) 的欧里普斯 (Euripus)。95关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他生活于希腊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第欧根尼 (Romanus IV. Diogenes,1067–1071年)、米迦勒七世·杜卡斯·帕拉皮纳克斯 (Michael VII. Ducas Parapinaces,1071–1078年)、尼基弗鲁斯三世·博托尼亚特斯 (Nicephorus III. Botoniates,1078–1081年) 和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 (Alexius I. Comnenus,1081–1118年) 在位时期。他早年住在君士坦丁堡,因学识和德行而被选为米迦勒·杜卡斯之子君士坦丁·波菲罗根尼图斯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皇子的教师。从1078年起直到1107年以后,他一直担任阿赫里达 (Achrida) 大主教及保加利亚 (Bulgaria) 都主教。他独立自主地治理教区,但他的书信表明了他所必须应付的困难。他的卒年不详。

他的声名来自他为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大公书信,以及《何西阿书》《约拿书》《那鸿书》和《哈巴谷书》所作的注释;96这些注释近来得到德·韦特 (De Wette) 和迈耶 (Meyer) 等释经家的特别赞许。它取材于较早的作者,尤其是金口约翰 (Chrysostom),但狄奥菲拉克特表现出真正的释经洞察力,清晰地解释经文,并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独到见解。

除注释外,他的著作还有论《敬拜十字架》(Adoration of the Cross)、97《童贞女献殿》(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98及《阿历克修斯·科穆宁皇帝》(Emperor Alexius Comnenus)99的演说;一部论《君王的教育》(Education Of Princes) 的著作;100一部《十五次殉道史》(History of Fifteen Martyrdoms)101以及《论拉丁教会谬误的演说》(Address on the Errors of the Latin Church)。102其中两部值得进一步说明。《君王的教育》是写给君士坦丁·波菲罗根尼图斯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的。全书分两卷,第一卷属历史性质,叙述皇子的父母;第二卷讨论他的职责与考验。这部作品从前极受欢迎。将它与保利努斯 (Paulinus)、阿尔昆 (Alcuin) 和斯马拉格杜斯 (Smaragdus) 的同类著作相比较,颇有启发。103那篇《演说》是狄奥菲拉克特最有意思的作品。尽管讨论的是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间两大争议——圣灵的发出和圣餐用饼——其笔调却异乎寻常地保守而温和。在这两件事上,狄奥菲拉克特只认为第一件重要,并在这一点上毫不犹豫地完全采取希腊方面敌对拉丁人的立场。然而,他的公允也表现在这样的评论中:拉丁人的错误,可能由于其语言贫乏,迫使他们“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圣灵之传授的因由和圣灵之存在的因由。他又指出,只要拉丁人在讲道中仔细解释自己的意思,以防误解,他们也可以保留那些不够准确的表达方式。只有在信经的信仰告白中,才必须完全清楚明确。”104关于圣餐用饼,拉丁人主张应当用无酵饼,希腊人则主张应当用有酵饼。双方教会都声称遵循基督的惯例。狄奥菲拉克特承认基督用的是无酵饼,却坚持认为他在这一点上的榜样并无约束力;因为若在这一点上有约束力,那么与圣餐有关的一切也都如此,于是就必须用大麦饼和巴勒斯坦 (Palestine) 的葡萄酒,斜倚席间,并在厅堂或楼上房间举行圣餐。然而,基督徒确有自由,用何种饼正是这自由所容许选择的事情之一。对于这两个引起激烈而长期争论的问题,他劝人常常记念共同的基督教信仰和共同的基督徒团契。

§ 149. 米迦勒·普塞洛斯 (Michael Psellus)

I. 米迦勒·普塞洛斯 (Michael Psellus):《著作集》(Oper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XXII卷,第477–1358栏。其《拜占庭史及其他小品》(Hist. Byzant. et alia opuscula),由君士坦丁·萨塔斯 (Constantin Sathas) 编辑,巴黎,1874年。

  1. 利奥·阿拉提乌斯 (Leo Allatius):《论诸普塞洛斯》(Diatriba de Psellis),载米涅,前引书 (l.c.),第477–536栏。塞利耶 (Ceillier),第XIII卷,第335–337页。

米迦勒·普塞洛斯是阿拉提乌斯所提到的五位同名人物中的第三位,约于1020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一个具有执政官身份的贵族家庭。他生性爱好学习,为求进步更快,舍弃了青年人的娱乐消遣。在雅典 (Athens) 完成学业后,他返回君士坦丁堡,被任命为哲学首席教授。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 (Constantine Monomachus) 邀他入宫,委以世俗事务。随后,他将注意力从哲学和修辞学转向神学、物理学、医学、数学、天文学和军事学。简言之,他探索了知识的整个领域;由于记忆力强,他能记住所学的一切。“有人说,在他身上,人性倾尽了最深处的力量,使他能够阻挡希腊学术的衰落。”105他被任命为未来的皇帝米迦勒·杜卡斯 (Michael Ducas) 的教师;后者登基后,仍将他留在身边参与议政。当然,普塞洛斯在和子说 (Filioque) 问题上采取希腊方面的立场,并阻挠阿纳尼 (Anagni) 主教彼得 (Peter) 为促成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和解而采取的行动。米迦勒·杜卡斯被废黜时(1078年),他的教授职位也被剥夺,于是退居一所修道院,最后死在那里。关于他的最后一条记载见于1105年。

普塞洛斯是一位多产的作者,但他的许多著作尚未刊行,也有许多已经散失。106在已刊行的神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有:

(1)《雅歌释义》(Exposition of the Song of Songs),107以诗体意译,附有注释,以及摘自尼撒的贵格利 (Gregory of Nyssa)、尼卢斯 (Nilus) 和马克西穆斯 (Maximus) 的文字。

(2)《博学杂纂》(A Learned Miscellany),108共157段,几乎无所不论,从三位一体各位格之间的关系,直到尼罗河 (Nile) 的涨水和天气的变化。这类令人惊叹的博学之作,其实反映了昔日相对的无知,如今不过是供人猎奇的东西。

(3)《邪灵的活动》(The Operations of Demons),109以对话形式攻击祈祷派 (Euchites),指控他们在邪灵驱使下犯下令人愤慨而厌恶的罪行。不过,他继而更广泛地讨论这个题目,并根据某位确曾见过邪灵的修士的证言,教导说邪灵不断干预人间事务;它们能够繁衍同类,也能任意采取男性或女性的形体,随处往来。疾病和无数灾祸都由它们而来。这本书十分奇特,作为研究中世纪邪灵论的材料,具有持久的价值。

普塞洛斯已有十二封书信刊行。110他为西缅·梅塔弗拉斯特斯所作的颂辞,前文已经提及。111他曾撰文评论神学家贵格利 (Gregory the Theologian)、巴西尔 (Basil) 和金口约翰 (Chrysostom) 的雄辩术,112也曾以诗歌颂扬这些教父。113

除若干法律和哲学论著外,他还写了一首论《教义》(Doctrine) 的诗,114以及一部韵文体的《法律纲要》(Synopsis of Law)。115

§ 150. 欧提米乌斯·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

I. 欧提米乌斯·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XXVIII–CXXXI卷。

  1. 见米涅版的《导论》(Prolegomena)。塞利耶 (Ceillier),第XIV卷,第150–155页。

欧提米乌斯·齐加贝努斯 (Euthymius Zigabenus,或 Zigadenus) 是一位博学而有才干的希腊修士,属于君士坦丁堡附近圣母马利亚修道院的圣巴西尔修会,深受皇帝阿历克修斯·科穆宁 (Alexius Comnenus,1081–1118年) 及其妻安娜 (Anna) 的宠爱。116 阿历克修斯请他驳斥人数已多得令人震惊的波格米勒派 (Bogomiles),他因而着手编写一部论异端的巨著,题为《全副军装》(The Panoply)。117 他把泛神论者、犹太人、教皇和拉丁人都列入异端之中。他的材料来自历次会议的决议、希腊教父及其他作家的著作,其中有些作家除此之外便不为人知。118 在这部重要著作及若干单独的论著中,119 他提供了许多关于波格米勒派、玛萨利派 (Massalians)、亚美尼亚人 (Armenians)、保罗派,甚至犹太人和穆罕默德教徒的宝贵史料;不过,显然他对最后这一群体所知不多,而且怀有很深的偏见。他像其他希腊人一样,认为后者在圣灵的发出和圣餐用饼的问题上持有异端见解。除《全副军装》外,欧提米乌斯还撰写了《诗篇》注释,120 多依赖金口约翰;又撰写了福音书注释,121 较为独立,并表现出解经的敏锐,据有些人判断,这使他仅次于狄奥菲拉克特。

§ 151. 帖撒罗尼迦的欧斯塔修斯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I. 欧斯塔修斯 (Eustathi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XXXV卷,第517栏;第CXXXVI卷,第764栏(重印自L. F. 塔费尔 (L. F. Tafel) 所编《小品集》(Opuscula),法兰克福 (Frankfort),1832年,以及《论帖撒罗尼迦》(De Thessalonica) 的附录,柏林,1839年。塔费尔出版了欧斯塔修斯的 Ἐπίσκεψις βίου μοναχικοῦ* 的译本:《论修道生活》(Betrachtungen über den Mönchstand),柏林,1847年。珍贵的《帖撒罗尼迦陷落记》(De capta Thessalonica narratio) 据塔费尔版重印于《拜占庭史家集》(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的一卷中,波恩,1842年,第365–512页,并附拉丁文译本。

  1. 新帕特拉的欧提米乌斯 (Euthymius of Neopatria) 和米迦勒·霍尼亚特斯 (Michael Choniates) 所作的悼词,载米涅《希腊教父集》(Patrol. Gr.),第CXXXVI卷,第756–764栏,以及第CXL卷,第337–361栏。法布里修斯 (Fabricius):《希腊文献志》(Bibliotheca Graeca),哈勒斯 (Harless) 编,第XI卷,第282–284页。尼安德 (Neander),第IV卷,第530–533页;以及他的论文《帖撒罗尼迦的欧斯塔修斯之改革倾向述评》(Characteristik des Bustathius von Thessalonich in seiner reformatorischen Richtung),1841年,重印于其《学术论文集》(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柏林,1851年,第6–21页;译文载基托 (Kitto) 的《圣经文献杂志》(Journal of Sacred Literature),第IV卷,第101页及后。

欧斯塔修斯是帖撒罗尼迦的大主教兼都主教,也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他生于君士坦丁堡,生活在从约翰·科穆宁 (John Comnenus) 到伊萨克二世·安格鲁斯 (Isaac II. Angelus) 诸希腊皇帝统治期间,即1118至1195年之间。他的本名不详,欧斯塔修斯这个名字是他立修道誓愿时采用的。他在圣欧斐米娅 (St. Euphemia) 修道院受教育,却在圣弗洛鲁斯 (St. Florus) 修道院成为修士。他很早便以学问、虔诚和口才出众,因而引起皇帝曼努埃尔 (Manuel) 的注意;皇帝先后任命他为其子约翰的教师、圣索菲亚教堂 (St. Sophia) 的执事,以及宫廷中的呈请官。他在最后这一职位上,至少曾向皇帝呈递一份请愿书,即君士坦丁堡居民在严重旱灾期间的请愿书。122

那些著名的古典作家注释,123 很可能就写于他生涯的这一时期;在塔费尔出版他的神学和历史著作以前,人们仅凭这些注释认识他。但上帝的护理预定欧斯塔修斯在实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皇帝曼努埃尔任命他为小亚细亚吕基亚 (Lycia) 首府每拉 (Myra) 的主教,124 他尚未就任,又被调任为帖撒罗尼迦的大主教(1175年)。他是一位模范主教,虔诚、忠实、无私,责备时毫不姑息,劝导时满有智慧;“他是希腊人中罕见的纯洁人物之一——他深知本民族和本时代的缺点[迷信、假冒圣洁和有失体统的轻浮],而他自己比任何同代人都更少沾染这些缺点。”125 他的勇气在几次事件中表现得格外鲜明。1180年,皇帝曼努埃尔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教会会议上,试图废除所有从穆罕默德教归信基督教的人都必须宣读的誓词:“愿穆罕默德的神受咒诅,他说这神既不生,也不受生。”曼努埃尔认为,这一措辞既是亵渎,又有碍基督教在伊斯兰教中的传播。但欧斯塔修斯敢于冒犯皇帝的盛怒,否认这一论点的正确性。结果,这一誓词作了修改。126 曼努埃尔虽然威胁要弹劾欧斯塔修斯,却并未真正收回对他的恩宠;皇帝葬礼上的讲道,仍由这位大主教奉召担任。127 1185年,奥尔杜因伯爵 (Count Alduin) 奉西西里的威廉二世 (William II. of Sicily) 之命洗劫帖撒罗尼迦时,欧斯塔修斯留在城内,亲自奔走,使民众的痛苦得到一些缓解,并保护他们的礼拜,抵御狂热的拉丁人。128 他也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帖撒罗尼迦人免受帝国税吏的掠夺。然而,尽管他品格高尚,为帖撒罗尼迦竭尽心力,当地仍有足够多的人因他的直言而恼怒,终于使他遭到放逐。这很可能发生在声名狼藉、对欧斯塔修斯怀有敌意的安德罗尼库斯 (Andronicus,1180–1183年) 统治期间。人们短暂体验了他离去后的后果,便将他召回;他在比以往更受尊重的境况中度过余生。欧斯塔修斯和加尔文 (Calvin) 都曾被他们竭力拯救的城市驱逐,而后又被召回;发现两人在这方面如此相似,实在令人惊异。

他论宗教实践问题的著作极富趣味与价值。除了一篇论《诗篇》第xlviii篇的讲道、129 一篇论祥瑞之年的讲道、130 四篇大斋期讲道——其中特别抨击了松弛的婚姻习俗——131 以及五篇论不同殉道者的讲道之外,132 他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论著,赞扬运用得当的修道制度;133 同时,他也忠实地斥责修士普遍具有的缺点:懒惰、虚伪和无知,这些缺点使修士之名本身成了耻辱。他向柱上修士 (Stylites) 陈明其职责时,措辞尤其直率。134 由于人们认定他们圣洁,各阶层都向他们求问,把他们当作神谕。因此,他力求使他们深知自己的责任,告诫他们总要不看情面,无所畏惧地说话;既不可谄媚强者,也不可欺压弱者。他也向平信徒发言,不仅在上述讲道中如此,而且另有专论;135 他以极大的恳切与温柔,劝勉他们顺服合法的统治者,斥责他们的虚伪——这是当时昭然若揭的大罪——以及他们的报复之心。他阐明了真正的福音原则:爱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他的书信136 已出版75封,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也在无意中见证了他的德行。对于他的《大马士革的约翰之五旬节赞美诗释义》(Interpretation of the Pentecostal hymn of John of Damascus),枢机主教迈 (Mai) 给予了最高的赞誉。137

§ 152. 尼基塔斯·阿科米纳托斯 (Nicetas Acominatos)

I. 尼基塔斯·霍尼亚特斯 (Nicetas Choniates):《著作集》(Opera),载米涅,第CXXXIX卷,第287栏至第CXL卷,第292栏。他的《历史》(History) 由伊曼努埃尔·贝克尔 (Immanuel Bekker) 编辑,收入《拜占庭作家集》(Scriptores Byzantinae),波恩,1835年。

  1. 见阿拉提乌斯 (Allatius),载米涅,第CXXXIX卷,第287–302栏。塞利耶,第XIV卷,第1176、1177页。卡尔·乌尔曼 (Karl Ullmann):《十二世纪希腊教会的教义学》(Die Dogmatik der griechischen Kirche im 12. Jahrhundert),从1833年《研究与评论》(Studien und Kritiken) 重印。

尼基塔斯·阿科米纳托斯也称为霍尼亚特斯 (Choniates),以表明他生于弗吕家 (Phrygia) 的霍奈 (Chonae),即古时的歌罗西 (Colossae)。他是十二和十三世纪的大学者、大作家之一。他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研习法律,很早便在宫廷中崭露头角。他娶了贝利撒留 (Belisarius) 的一位后裔;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时(1204年),他正在任腓立波波利斯 (Philippopolis) 的总督。他逃往尼西亚 (Nicaea),约于1216年在那里去世。正是在生命的最后这一时期,他写了《正统信仰宝库》(Treasury of Orthodoxy),138 为要安慰并教导受苦的同道。这部著作共二十七卷,但仅有五卷完整出版,而且只有彼得·莫雷尔 (Peter Morel) 根据从阿索斯山 (Mt. Athos) 带到巴黎的原始抄本所作的拉丁文译本。139 不过,枢机主教迈刊布了第vi、viii、ix、x、xii、xv、xvii、xx、xxiii、xxiv、xxv卷的片段,米涅又将它们连同拉丁文译本重印。这部著作与欧提米乌斯的《全副军装》一样,既是一部博学的神学教科书,也是一部驳斥异端的著作;但它包含更多原创材料,又因出自一位平信徒兼政治家之手,所以更为通俗。

第一卷陈述外邦哲学及犹太人的谬误。第二卷论圣三位一体,以及天使和人。第三卷论道成肉身的圣言。从第四卷直到全书结束,逐一描述并驳斥各种异端。尼基塔斯从行邪术的西门 (Simon Magus) 开始,一直论到他自己的时代。

然而,他的声誉实际上建立在《历史》(History) 一书之上。140 该书叙述1117至1205年间的拜占庭史事,是一部笔力出众、内容可靠的著作。末尾几部分饶有趣味地描述了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古迹的毁坏或损伤。

§ 153. 卡西奥多鲁斯 (Cassiodorus)

I. 马格努斯·奥勒利乌斯·卡西奥多鲁斯·塞纳托尔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LXIX卷,第421栏至第LXX卷。重印本笃会士让·加雷 (Jean Garet) 所编版本,鲁昂 (Rouen),1679年,2卷;第2版,威尼斯,1729年。《编年史》(Chronicon) 由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 据抄本编辑,莱比锡 (Leipzig),1861年,为《萨克森王家科学院论文集·历史类》(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Historische Klasse) 第III卷的单行本。《论修辞》(Liber de rhetorica) 是其《纲要》(Institutiones) 的一部分,由C. 哈尔姆 (C. Halm) 编辑,莱比锡,1863年。

  1. 让·加雷所著《生平》(Vita),载米涅,第LXIX卷,第437–484栏;同一作者的《论修道生活》(De vita monastica dissertatio),第483–498栏。德尼·德·圣马尔特 (Denis de Sainte-Marthe):《卡西奥多鲁斯传》(Vie de Cassiodore),巴黎,1694年。奥勒里斯 (Olleris):《拉丁古代书籍的保存者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e conservateur des livres de l’antiquité latine),巴黎,1841年。A. 托尔贝克 (A. Thorbecke):《卡西奥多鲁斯·塞纳托尔》(Cassiodorus Senator),海德堡 (Heidelberg),1867年。A. 弗朗茨 (A. Franz):《马格努斯·奥勒利乌斯·卡西奥多鲁斯·塞纳托尔》(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ius Senator),布雷斯劳 (Breslau),1872年。伊尼亚齐奥·钱皮 (Ignazio Ciampi):《第五和第六世纪的卡西奥多鲁斯家族》(I. Cassiodori nel V. e nel VI. secolo),伊莫拉 (Imola),1876年。参杜潘,第V卷,第43–44页。塞利耶,第XI卷,第207–254页。托伊费尔 (Teuffel),第1098–1104页。A. 埃伯特 (A. Ebert),第I卷,第473–490页。

马格努斯·奥勒利乌斯·卡西奥多鲁斯·塞纳托尔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141 对古典文献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他出身于一个以处理国政干练著称的罗马古老家族。约477年,他生于布鲁提乌姆 (Bruttium) 的斯基拉基乌姆 (Scyllacium),即今日卡拉布里亚 (Calabria) 的斯奎拉切 (Squillace),位于意大利最西南部。他的父亲也名叫卡西奥多鲁斯,是狄奥多里克 (Theodoric) 的近卫总长和元老。儿子因才干卓越,约二十岁便获任财务官,继而作为私人秘书,实际上也是首相,继续为狄奥多里克效力,并与他保持友谊,直到后者于526年8月30日去世。狄奥多里克之女阿玛拉松塔 (Amalasontha) 在其子阿塔拉里克 (Athalaric) 年幼期间摄政,卡西奥多鲁斯主持她的行政事务,并目睹她的败亡(535年);但在狄奥达图斯 (Theodatus) 和维提吉斯 (Vitiges) 统治下,他仍保有朝廷重臣的地位。他还曾任执政官,并三任近卫总长。他竭力使罗马人与征服他们的人和睦相处。

但约在540年,他摆脱了官场的忧患与危险,在布鲁提乌姆那片风景宜人的祖传领地上隐居,在求知与保存学术的事业中,为自己的才干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他自愿结束了一段充满荣誉与声名的人生,开启了另一段人生;他自己虽始料未及,这后一段却注定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政治家卡西奥多鲁斯成了修士卡西奥多鲁斯,无意间从为哥特人 (Goths) 服务转而为全人类服务。他隐居之处,是意大利西南部莫塞乌斯山 (Mt. Moseius)142 山麓的维维耶 (Viviers) 修道院 (Monasterium Vivariense),由他亲自创建,并捐赠了丰厚的资财。他又在山上建了一所卡斯特伦塞修道院 (Castellense),学识较浅的修士似乎住在那里,而维维耶的修士团体则富有教养,专心于文献之学。有能力的修士受命抄写、校订古典与基督教著作的抄本,其余的人则装订书籍、配制药物、耕种园地。143 他把自己庞大的藏书迁入修道院,又不惜重金扩充。因此,在那个混乱衰颓、令人痛心的时代,维维耶成了文化的庇护所和学术的泉源。幸而其他修道院,尤其是本笃会修道院,也效法他的榜样,把抄写抄本列入修士的职责。古典世界的文献便藉此流传至今。既然这场运动由卡西奥多鲁斯发起,他就当受尊崇,被视为新旧思想之间的纽带。他如此有益地度过一生,而且享有罕见的高寿。他去世的年份不能确定,但在570至580年之间。

卡西奥多鲁斯的著作相当丰富,以博学、巧思和勤勉见长,却因文体不够规范而又矫揉造作,损害了其价值。其中一些写于从政时期,更多则写于修道时期。144

  1. 最重要的是《杂集》(Miscellany),145 共十二卷,汇集了约四百件敕答与敕令:有些是卡西奥多鲁斯担任财务官 (Quaestor) 和宫廷事务总管 (Magister officiorum) 时以国王名义颁布的,有些则是他担任近卫总长时以自己名义颁布的。在第六、第七卷中,他还收录了各种官职所用的公文程式;这一构想在中世纪也有人仿效。从《杂集》中,可以真切了解当时意大利的状况。这些敕答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卡西奥多鲁斯设法使其本来刻板而程式化的内容,获得了相当的生气与变化。他巧妙地随事变换文体,又常穿插一些有关题目的论述,藉此达到这一效果。此书是应朋友之请编成的,也为给继任者提供指南,于534至538年间出版。

  2. 他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又称《三部史》(Tripartita),146 是一部编纂之作。学者伊皮法纽 (Epiphanius Scholasticus) 将索佐门 (Sozomen)、苏格拉底 (Socrates) 和狄奥多勒的著作编成拉丁文节本,卡西奥多鲁斯本人所做的仅限于修订这部节本。他编此书,旨在补充鲁菲努斯 (Rufinus) 所译尤西比乌斯著作中的缺漏;事实上,它也与鲁菲努斯的译作一道,成了中世纪修道院的教会史教科书。然而,这部著作绝非典范之作,因为它晦涩、不确而又混乱。

  3. 《编年史》(Chronicle),147 是他最早的作品,写于519年,是根据不同史料编成的执政官名录,间或附记历史事件。名录正篇从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Junius Brutus) 起,至狄奥多里克止;其前另列有一份缺漏甚多的亚述(!)、拉丁和罗马诸王名录。

  4. 《复活节日期的推算》(The Computation of Easter),写于562年。148

  5. 《哥特人的起源与历史》(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Goths),原有十二卷,现仅存约尔达尼斯 (Jordanis) 所作的节本。149 卡西奥多鲁斯在书中流露出促进哥特人与罗马人友好相处的强烈愿望。此书约写于534年。

  6. 《诗篇释义》(Exposition of the Psalter)。150 在他的著作中,这部的篇幅远远超过其余各部,在中世纪的影响也最大。此书写于维维耶,动笔早于《纲要》,完稿则在其后151(见下文)。其主要依据是奥古斯丁的著作。就其所采用的方法而言,这部释义十分详尽。它的特色在于以神秘的方式运用数字,并援引世俗学科,尤其是修辞学。152

  7. 《圣俗文献纲要》(Institutions of Sacred and Secular Letters),153 写于644年,共两卷,154 通常被视为两部独立的著作。第一卷是一种神学百科全书,卡西奥多鲁斯主要是为自己修道院的修士编写的,因此提及的各位作者,其著作都能在院中图书馆找到。全卷共三十三章——这一划分指向我主在世的三十三年——依次论及圣经各卷、研读各卷时应读哪些作者的著作、各书卷的编排、教会史及其主要作者,以及他所拟定的计划:使修士从事抄写抄本的有益工作,学识不足者则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第二卷以浅近的方式论述七艺 (seven liberal arts),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

  8. 《论正字法》(On Orthography),155 是他九十三岁时的作品,156 只是从自己藏书中有关文献摘录而成的汇编。

  9. 《论灵魂》(The Soul),157 在《杂集》出版后不久,应朋友之请写成。与其说它是思想的产物,不如说是学问的产物。此书论述灵魂及其本性、能力和最终归宿。

  10. 《书信、使徒行传及启示录若干经节注释》。158 这是他修道时期的作品,奇怪的是,中世纪竟将其遗忘。加雷 (Garet) 不知有此书,后来它在维罗纳 (Verona) 被发现,由马费伊 (Maffei) 于1702年出版。除此之外,《论言语及言语的八个部分》(Commentarium de oratione et de octo partibus orationis) 也被归于他名下,并以他的名义出版。159 但其作者身份仍有疑问。

§ 154. 图尔的圣格列高利 (St. Gregory of Tours)

I. 圣格奥尔吉乌斯·弗洛伦提乌斯·格列高利 (St. Georgius Florentius Gregori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LXXI卷(重印吕伊纳尔〔Ruinart〕编本,巴黎,1699年)。格列高利的巨著《法兰克人史十卷》(Historiae Francorum libri decem),最佳校勘本由W. 阿恩特 (W. Arndt) 和Br. 克鲁施 (Br. Krusch) 编辑,汉诺威 (Hannover),1884年(《图尔的格列高利著作集》〔Gregorii Turonensis opera〕第I部分,收入大型丛书《日耳曼历史文献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中的《墨洛温王朝史家集》〔Scriptorum rerum Merovingicarum〕第I卷第I部分)。其余著作的最佳版本由H. L. 博尔迪耶 (H. L. Bordier) 编辑,题为《神迹诸书及其他小品》(Libri miraculorum aliaque opera minora),法文书名为《图尔主教乔治·弗洛朗·格列高利的神迹诸书及其他小品》(Les livres des miracles et autres opuscules de Georges Florent Grégoire, evêque de Tours),巴黎,1857–64年,4卷;前三卷拉丁原文与法文译文对页排印,末卷收《论星辰的运行》(De cursu stellarum) 及真伪存疑的作品,只有拉丁文。《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 有数种法译本(例如基佐〔Guizot〕译本,巴黎,1823年,新版1861年,2卷;H. L. 博尔迪耶译本,1859–61年,2卷)和德译本(例如吉泽布雷希特〔Giesebrecht〕译本,柏林,1851年,2卷,第2版1878年,为佩尔茨〔Pertz〕《德意志古代史家》〔Geschichts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丛书的一部分)。《论星辰的运行》由F. 哈塞 (F. Hasse) 发现并首次编辑出版,布雷斯劳,1853年。

  1. 克吕尼的奥多 (Odo of Cluny,卒于943年,所作颇有价值) 所撰格列高利传,见米涅,前引处;约安内斯·埃吉迪乌斯 (Joannes Egidius,即图尔的让·吉勒〔Jean Gilles of Tours〕,16世纪,所作价值不大) 所撰传记,与前者一并收入博尔迪耶前引书第IV卷,第212–237页。近代关于格列高利的传记及传略有:C. J. 克里斯 (C. J. Kries):《论图尔主教格列高利的生平与著作》(De Gregorii Turonensis Episcopi vita et scriptis),布雷斯劳,1839年。J. W. 勒贝尔 (J. W. Löbell):《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 von Tours),莱比锡,1839年,第2版1869年。加布里埃尔·莫诺 (Gabriel Monod):《图尔的格列高利》(Grégorie de Tours),载《高等研究学院丛刊》(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第III卷,巴黎,1872年(第21–146页)。参杜潘,第V卷,第63页;塞利耶,第XI卷,第365–399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III卷,第372–397页;托伊费尔,第1109–10页;瓦滕巴赫 (Wattenbach),第I卷,第70页及后;埃伯特,第I卷,第539–51页。L. 冯·兰克 (L. von Ranke):《世界史》(Weltgeschichte),第4部第2分册(莱比锡,1883年),第328–368页,主要讨论格列高利的《历史》(Historia) 与弗雷德加尔 (Fredegar) 的《历史节要》(Historia Epitomata) 及《法兰克诸王事迹》(Gesta regum Francorum) 的关系。他认为这些著作彼此独立。参W. 阿恩特为上述版本所写的序言(30页)。

格奥尔吉乌斯·弗洛伦提乌斯 (Georgius Florentius) 于538年11月30日生于奥弗涅 (Auvergne) 的首府阿尔韦尔纳 (Arverna,今克莱蒙〔Clermont〕)。160 他在祝圣时,取其母的祖父、受尊为圣徒的朗格勒 (Langres) 主教之名,自称格列高利。他父母两家均属元老阶层,家族中出过许多主教,足以证明其地位与影响。他的父亲弗洛伦提乌斯 (Florentius) 显然早逝,母亲阿尔门塔里娅 (Armentaria) 则迁回故乡勃艮第 (Burgundy);不过,他的叔父、奥弗涅主教加卢斯 (Gallus,卒于554年),以及加卢斯的继任者阿维图斯 (Avitus),都照料他的教育。他曾患重病,自以为必死,在阿尔韦尔纳的主保圣徒圣伊利迪乌斯 (St. Illidius) 的圣龛前许愿,后来为还愿而投身教会。563年,他由阿维图斯按立为执事,并在奥斯特拉西亚 (Austrasia) 国王西格贝尔特 (Sigebert) 的宫廷中担任某种教会职务。直到573年,应图尔 (Tours) 城教士和民众的一致请求,国王任命他为该城主教。他虽不愿承担如此显赫而责任重大的职务,最终还是同意了,由兰斯 (Rheims) 大主教埃吉迪乌斯 (Egidius) 祝圣;福图纳图斯 (Fortunatus) 也以一篇正式颂辞欢迎他。这篇作品比同类应酬之作有更多真情实感,也确实预示了格列高利日后的事业。

图尔是高卢 (Gaul) 的宗教中心。圣马丁 (St. Martin) 的圣龛是全境最著名的圣所,朝圣者络绎不绝,带来了巨额收入。在阿尔昆的时代(八世纪),图尔修道院拥有20,000名农奴,是王国最富有的修道院。图尔作为奥斯特拉西亚的边境城市,也十分重要,尤其容易受到攻击。格列高利之所以获任此职,大概是出于他个人的关系与声望。促成此事的因素有好几项。首先,图尔历任主教,除了五人,其余都是他的家族成员(他的前任欧弗罗尼乌斯〔Euphronius〕是他母亲的表兄弟);其次,欧弗罗尼乌斯去世前后,他恰好正在图尔,朝拜圣马丁的圣龛,求恢复健康,并以他在那里的生活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再加上他的游历、苦修和高于一切的宗教热忱,他的当选便不难理解。161 格列高利发现,这个职位绝非闲职。西格贝尔特与凶暴的希尔佩里克 (Chilperic) 之间爆发战争,575年图尔被后者攻占。混乱与无政府状态笼罩全城,教堂被毁,教士被杀。强权成了公理,弱者走投无路。然而,在那个黑暗而风暴肆虐的时代,图尔的格列高利却如灯塔一般闪耀。受迫害者在他那里找到庇护,困惑者找到向导,邪恶的国王则遇到了一位坚定的对手。他警醒不寐,不知疲倦地照料图尔,挫败了向该城不公征税的企图;他维护圣马丁圣所的庇护权 (sanctuary rights),抵挡一切寻仇者;又平息了党派争斗。他的影响也及于邻近地区。他无数的善举为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圣洁声誉,以致580年在布赖讷会议 (council of Braine) 上,勒乌达斯特斯 (Leudastes) 对他的诬告激起了民众的愤慨,而他庄严宣告自己无罪,便驳倒了这项指控。162

584年,希尔佩里克去世。图尔随后归奥尔良 (Orleans) 国王贡特拉姆 (Guntram) 统治,直到587年才交还给西格贝尔特之子希尔德贝尔特 (Childebert)。格列高利一生的最后九年比较平静。他深得贡特拉姆和希尔德贝尔特的眷顾,为美化图尔城做了许多工作,建造了许多教堂,尤其是圣马丁教堂(590年)。但他得蒙释放的时候终于来到;594年11月17日,他离世领受赏赐。他所服事的民众立即承认他的圣徒身份,拉丁教会也正式将他宣福并封圣。他在圣徒历上的纪念日是11月17日。

格列高利的著作全是在任主教期间写成的。作品的数量证明他勤奋,而其文体则证明他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写不出优美的拉丁文。其中只有一部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但其价值简直无法估量,因为它是研究五、六世纪法国历史唯一内容丰富的史料。这就是十卷本的《法兰克人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Franks),163 始写于576年,直到592年才完成。格列高利因此被誉为法国的希罗多德 (Herodotus)。他的目的是为了后世的益处,叙述自己时代的历史,尽管他也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但与当时的编年史家一样,他非得从亚当写起不可,直到第一卷末尾,高卢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后五卷叙述格列高利在世时的事件,因此最有价值。格列高利并非模范史家,但在讲述自己亲历的事实时,他的陈述可信,叙事公允,尽管他的判断不免有所偏袒。

格列高利在《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末尾列出自己的著作目录,其中除《诗篇注释》如今仅存序言和各章标题以外,其余全部保存下来。164 完整目录如下:165《圣马丁神迹录》(The Miracles of St. Martin),共四卷,始写于574年,完成于594年;这些神迹是奉格列高利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的母亲之命记录的;《殉道者圣尤利安受难记》(The Passion of St. Julian the Martyr),写于582至586年间;《殉道者的荣耀》(The Martyr’s Glory),约写于586年;《宣信者的荣耀》(The Confessor’s Glory),约写于588年;《教父传》(The Lives of the Fathers),各部分写于不同时期,至594年完成。最后一部是这些圣徒传记作品中最有趣、最重要的一部,其余不必再作论述。166《星辰的运行》(The Course of the Stars),或按格列高利自己的称呼,《教会的周期》(The Ecclsiastical Circuit),是一部礼仪著作,说明最重要的星辰出现时应举行的日课。

§ 155. 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 (St. Isidore of Seville)

I. 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尔 (St. Isidorus Hispalensi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LXXXI–LXXXIV卷(重印F. 阿雷瓦洛〔F. Arevalo〕编本,罗马,1797–1803年,7卷,并增收归于伊西多尔名下的《教规集》〔Collectio canonum〕)。米涅第LXXXV及LXXXVI卷收有《依照真福伊西多尔规程的莫扎拉布礼仪》(Liturgia Mozarabica secundum regulam beati Isidori)。单行本:《论〈箴言三卷〉》(De libris iii. sententiarum),柯尼斯堡 (Königsburg),1826、1827年,2部分。《论主的降生、受难与复活、国度与审判》(De nativitate Domini, passione et resurrectione, regno atque judicio),A. 霍尔茨曼 (A. Holtzmann) 编,卡尔斯鲁厄 (Carlsruhe),1836年。《论自然》(De natura rerum liber),G. 贝克尔 (G. Becker) 编,柏林,1857年。

  1. 除阿雷瓦洛占据第LXXXI卷全卷的《导论》(Prolegomena) 外,参《圣伊西多尔传》(Vita S. Isidori),第LXXXII卷,第19–56栏。P. B. 加姆斯 (P. B. Gams):《西班牙教会史》(Kirchengeschichte von spanien),雷根斯堡,1862–1879年,5部分(II. 2,第102页及后)。J.C.E. 布雷 (J.C.E. Bourret):《西哥特王朝统治下的塞维利亚基督教学校》(L’école chrétienne de Seville sous la monarchie des Visigoths),巴黎,1855年。C. F. 蒙塔朗贝尔 (C. F. Montalembert):《西方修士》(Les moines d’ occident),巴黎,1860–67年,5卷(II. 200–218);英译本《西方修士》(Monks of the West),波士顿 (Boston),1872年,2卷(I. 421–424)。胡戈·赫茨贝格 (Hugo Hertzberg):《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历史与编年史》(Die Historien und die Chroniken des Isidorus von Sevilla),第1部分《历史》(Die Historien),哥廷根 (Göttingen),1874年。《编年史》("Die Chroniken") 刊于《德国史研究》(Forschungen zur deutchen Geschichte),1875年,第XIV卷,第289–362页。舍瓦利耶 (Chevalier):《中世纪史料汇目》(Répertoire des sources historiques du moyen âge),巴黎,1877年及后,II. 第112页及后。杜潘,VI. 1–5;塞利耶,XI. 710–728;克拉克 (CLARKE),II. 364–372;贝尔 (Bähr),IV. I. 第270–286页;托伊费尔,第1131–1134页;埃伯特,I. 555–568。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 是拉丁教会的圣徒和圣师,约于560年生于卡塔赫纳 (Carthagena) 或塞维利亚 (Seville)。他出身于一个信奉正统基督教、受人尊敬的罗马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父亲名叫塞韦里亚努斯 (Severianus)。他的长兄莱安德尔 (Leander),是大格列高利那位著名的朋友,曾成功维护大公信仰,抵挡阿里乌主义,约于579至600年担任西班牙最显要的主教座——塞维利亚的大主教;另一位兄长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 是该教区内阿斯提吉 (Astigi,即埃西哈〔Ecija〕) 的主教,他的姐姐弗洛伦蒂娜 (Florentina) 也在那里作修女。167 伊西多尔被称为“年长者”(Senior),以区别于帕克斯尤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Pax Julia,Isidorus Pacensis),帕克斯尤利亚 (Pax Julia) 即今贝雅 (Beja);又被称为“年少者”(Junior),以区别于科尔多瓦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Cordova)。他的父母显然在他年幼时便去世了。无论如何,他是由兄长莱安德尔教养的。600年,他接替兄长担任塞维利亚大主教。在这个职位上,他成为西班牙教会的伟大领袖;已知他曾主持两次会议,即619年11月13日开幕的第二次塞维利亚会议,以及633年12月5日开幕的第四次托莱多 (Toledo) 会议。168 前者具有地方性的意义,后者则重要得多。这是西班牙历来规模最大的会议,六位都主教悉数出席,另有五十六位主教和七位主教代表。它也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召集会议的西塞南德 (Sisenand) 国王刚刚废黜了前王苏因提拉 (Suintila)。会议以极大的敬意接待西塞南德。他俯伏在主教们面前,流泪请求他们为他祈祷,随后又劝勉他们尽职纠正弊端。会议通过的七十五条教规中,有几条颇为奇特。譬如,禁止将受洗者浸入水中一次以上,因为阿里乌派施行三次浸水,以表示三位一体是分开的(第6条)。不应将希拉里 (Hilary) 和安布罗斯所作的圣诗全部弃绝,而在公共崇拜中只使用圣经的言辞(第13条)。教士若被国王任命为法官,必须要求国王起誓,不得在他的法庭上流人血(第31条)。奉西塞南德国王之命,教士获免一切国家税赋和徭役(第47条)。一旦作了修士,就永远是修士,即使是父母使他作修士的,也是如此(第49条)。169 虽然禁止强迫犹太人归信,但凡受迫归信的犹太人,却不许重返犹太教(第57条)。会议还针对已受洗及未受洗的犹太人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律(第58–66条)。国王的统治获得支持,而被废黜的国王及其家族则永远不得掌权。考虑到伊西多尔的地位,推想这些教规表达了他对各项事务的意见和信念,是很有可能的。

疾病使伊西多尔意识到死亡将近,他便开始分施自己的财产。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他从早到晚赒济穷人。他的临终情景极能造就人。他让人将自己抬到殉道者圣文森特 (St. Vincent the Martyr) 教堂,聚集而来的众主教陪伴着他;他在那里公开认罪,祈求上帝赦免。随后,他请求在场的人宽恕他,并为他祈祷,将自己最后的一点财物也分送出去,领受圣餐后,被抬回自己的小室;四天之后,即636年4月4日星期四,他在那里去世。170 他立即被列入民众尊奉的圣徒之中;第十五次托莱多会议(688年)称他为“卓越的圣师”,本笃十四世 (Benedict XIV.) 又于1722年4月25日正式授予他教会圣师的称号。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他广泛阅读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著作,无论世俗文献、圣经文献或教父文献,都十分熟悉。他也是一位刚健而庄重的高级教士,以惊人的雄辩受人钦佩,又因个人的美德为人爱戴。他为教育,尤其是教士的教育,做了许多工作,并在塞维利亚创办了一所极为成功的学校,亲自在其中授课。然而,他举世闻名所凭借的是他的著作;这些作品涵盖当时所研究的每一门知识,虽几乎全是编纂之作,但其才力与实用价值,无论怎样称赞也不为过。他使宗教和世俗学问得以传承,其功不可估量。一些与他毫无关系的作品也被归于他的名下,例如莫扎拉布礼仪的修订、西班牙教会法与世俗法律的修订,尤其是著名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这有力地证明了他的伟大。

他的著作大致可分为六类。我们有两份作品目录,一份出自他的朋友兼同僚、萨拉戈萨 (Saragossa) 主教布劳利奥 (Braulio),另一份出自他的学生、托莱多的伊尔德丰苏斯 (Ildefonsus of Toledo)。这些著作无法作严格的分类,因为下文将会看到,其中好几部的不同部分分属不同类别。

I. 圣经类。这一类包括:1.《圣经寓意释义》(Scripture Allegorics),171 对旧约中的129个人名和经段,以及新约中的211个人名和经段,各用一句话作寓意解释;这是一部奇特的论著,就其本身而言颇有价值,系从较早的注释汇编而成。2.《圣经圣徒生死录》(Lives and Deaths of Biblical Saints)。172 这是旧约六十四位、新约二十一位贤人的极简略传记。3.《新旧约导论》(Introductions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173 先对整部圣经作极概括的介绍,随后简述各卷,包括《以斯拉续篇》和《马加比书》。四福音书,以及保罗、彼得和约翰的书信,分别合在各自的章节中论述。《使徒行传》置于《犹大书》与《启示录》之间。本书系从不同作者的著作汇编而成。4.《圣经数字》(Scripture Numbers),174 对数字(1–16、18–20、24、30、40、46、50、60)作神秘的解释。例如,在“一”之下,教会是一个,中保是一位;在“二”之下,有两约、两个撒拉弗、两个基路伯。5.《新旧约问答》(Questions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175 是一部包括四十一个问答的圣经教理问答。其中有些问题十分琐碎。6.《神圣奥秘释义,或旧约问题》(Expositions of Holy Mysteries, or Questions on the Old Testament),176 是对《创世记》的意译,以及对《约书亚记》《士师记》、四卷《列王纪》、《以斯拉记》和《马加比书》的注释。这部作品是从奥利金、维克托里努斯 (Victorinus)、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卡西安努斯 (Cassianus) 和大格列高利的著作汇编而成的。上述各书每一章均有概要。其释经方法是寓意式的。

  1. 教义类。1.《驳犹太人,为大公信仰辩护》(The Catholic Faith defended against the Jews)。177 全书两卷,献给他的姊妹、修女弗洛伦蒂娜 (Florentina)。第一卷中,他汇集圣经中有关基督的预言和陈述,说明这些话如何得到应验。第二卷则以同样的方法,论述外邦人蒙召、犹太人的不信及其因此被弃绝、耶路撒冷的毁灭、礼仪律法的废除,最后以基督教教义的简要陈述作结。这部著作无疑是为争取犹太人归信基督教而作的诚恳尝试,而7世纪的西班牙到处都有犹太人。无论它作为护教著作成效如何,在中世纪的基督徒中却极受欢迎,并被译成数种语言。178 2.《箴言集》(Sentences)三卷,179 从奥古斯丁和大格列高利的《道德论》(Moralia)编纂而成。这是一部神学纲要,也是伊西多尔在这一类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的影响不可估量。中世纪抄本不计其数,并促成了同类著作的编写,例如彼得·伦巴德的《箴言集》。180 3.《同义词》(Synonyms),共两卷;181 第一卷是有罪而绝望的“人”与“理性”(或逻各斯)的对话;后者安慰他,将他从绝望中救拔出来,向他指出罪是他痛苦的根源,并引导他走上通天之路。第二卷是“理性”论述诸般恶习及其相反美德的讲论。182

4.《创造的秩序》(The Order of Creation)。183 本书论述三位一体、创造、魔鬼与群魔、乐园、堕落的人、炼狱和来世。

  1. 教会与修道类。1.《教会礼仪》(The Ecclesiastical Offices),即古西班牙礼仪。184 本书献给他的兄弟富尔根提乌斯 (Fulgentius),分为两卷,大部分为原创。第一卷称为“礼仪的起源”,论述诗班、诗篇、圣诗及教会考古学的其他题目。在“献祭”一题下,185 伊西多尔阐明了他对圣餐的看法,大意是:“身体与血”指祝圣后的饼酒,但并不表示这些饼酒与我们主的身体和血是同一的。第二卷题为“圣职的起源”,论述教士的不同等级;也论及修士、悔罪者、守贞女、寡妇、已婚者、慕道者、信仰准则、洗礼、圣膏、按手和坚振礼。2.《修道规则》(A Monastic Rule)。186 本书为西班牙修道院而作,取材于古老文献,与本笃会的规则相似,却并不相同。它论述修道院的选址、院长的选任、修士及其职责、膳食、节期、禁食、衣着、惩戒、疾病和死亡,因此大大有助于了解当时西班牙的修道生活。它使人想起前面提过的卡西奥多鲁斯那部有些相似的《纲要》(Institutes)。187

  2. 教育与哲学类。1.《词源学》(Etymologies)二十卷。188 这是他最伟大的作品,考虑到它成书的年代,实在令人惊叹。卡斯帕·巴尔特 (Caspar Barth) 列出了书中引用的一百五十四位作者,足见伊西多尔阅读之广。除许多基督教作家外,还有下列古典作家:伊索 (Aesop)、阿那克里翁 (Anacreon)、阿普列乌斯 (Apuleius)、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波爱修斯 (Boëthius)、凯撒 (Caesar)、加图 (Cato)、卡图卢斯 (Catullus)、塞尔苏斯 (Celsus)、西塞罗 (Cicero)、德摩斯梯尼 (Demosthenes)、恩尼乌斯 (Ennius)、希罗多德 (Herodotus)、赫西俄德 (Hesiod)、荷马 (Homer)、贺拉斯 (Horace)、尤维纳利斯 (Juvenal)、李维 (Livy)、卢坎 (Lucan)、卢克莱修 (Lucretius)、马提亚尔 (Martial)、奥维德 (Ovid)、佩尔西乌斯 (Persius)、品达 (Pindar)、柏拉图 (Plato)、普劳图斯 (Plautus)、普林尼 (Pliny)、昆体良 (Quintilian)、萨卢斯特 (Sallust)、苏维托尼乌斯 (Suetonius)、泰伦提乌斯 (Terence)、瓦罗 (Varro)、维吉尔 (Virgil)。189 这是一部简明的综合知识百科全书,涵盖七艺(语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以及医学、法律、年代学、天使论、矿物学、建筑学、农业和许多其他题目。虽然其中许多知识有误,而专论词源的第十卷更充满荒谬之说,但全书仍值得高度赞扬。数世纪间,它在整个欧洲都具有权威地位,被反复抄写、刊印。拉巴努斯·毛鲁斯在其《论宇宙》(De Universo)中大量取材于此。2.《辨异,或词语的确切含义》(The Differences, or the proper signification of terms),190 共两卷。第一卷论词语的区别,是一部按字母顺序编排的同义词及近音词词典。第二卷论事物的区别,是一部简明而全面的神学词典。3.《论事物的本性》(On the Nature of Things),191 共四十八章,献给提出这一题目的西塞布特王 (King Sisebut,612–620年)。本书近乎一部自然哲学著作,论述时间的划分、天、地以及地底下的水,并附有说明图解。它与伊西多尔的其他著作一样,是从教父及世俗作家的作品中巧妙编纂而成的,192 在中世纪极受欢迎。

V. 历史类。1.《编年史》(A Chronicle),193 记述自创造至616年间世界上的主要事件。全书分为六个时期或时代,与创造的六日相对应,这种划分显然借自奥古斯丁。194 它的史料来源是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 (Julius Africanus)、尤西比乌斯、哲罗姆及通内纳的维克托 (Victor of Tunnena)。195 2.《哥特人、汪达尔人与苏维汇人史》(History of the Goths, Vandals and Suevi),196 记事下迄61年。这部著作与图尔的格列高利的《法兰克人史》一样,是某些时期唯一的史料来源。有人指出,197 伊西多尔与卡西奥多鲁斯一样,虽然出身罗马,却十分推崇哥特人。3.《名人传》(Famous Men),198 续写根纳迪乌斯 (Gennadius) 为哲罗姆同名著作所作的续篇。书中略述四十六位作者,始于科尔多瓦主教霍西乌斯 (Bishop Hosius of Cordova),下迄7世纪初。

  1. 杂著类。这一类包括十三封简短的《书信》(Letters)199及真伪存疑的小篇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托名于他的伪作,其中包括圣诗。

§ 156. 尊者比德 (Bede,亦作 Baeda)

I. 尊者比德 (Venerabilis Baeda):《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第XC.–XCV.卷,基本上是J. A. 贾尔斯博士 (Dr. J. A. Giles) 所编版本的重印;伦敦,1843–1844年,12卷。他的《教会史》(Historica ecclesiastica)屡经编订,例如约翰·史密斯 (John Smith) 编,剑桥 (Cambridge),1722年;约瑟夫·斯蒂文森 (Joseph Stevenson) 编,伦敦,1838年,又收入《不列颠历史文献集》(Monumenta historica Britannica)第I卷,1848年;乔治·H. 莫伯利 (George H. Moberley) 编,牛津 (Oxford),1869年;阿尔弗雷德·霍尔德 (Alfred Holder) 编,布赖斯高的弗赖堡 (Freiburg im Breisgau),1882年。第III卷至第V卷第24章,由约翰·E. B. 梅厄 (John E. B. Mayor) 与约翰·R. 拉姆比 (John R. Lumby) 单独编刊,剑桥,1878年。《教会史》最著名的英译本是贾尔斯博士所编版本中的译文,自1844年起又收入《博恩古物文库》(Bohn’s Antiquarian Library)。他的科学著作收在托马斯·赖特 (Thomas Wright) 编的《中世纪通俗科学论著》(Popular Treatises on Science written during the Middle Ages)中,伦敦,1841年。马歇尔 (Marshall) 翻译了他的《启示录释义》(Explanation of the Apocalypse),伦敦,1878年。有关比德《教会史》各版本的进一步书目信息,参见贾尔斯编本,第ii卷,第5–8页。

  1. 上述各版本均收有传记。《教会史》(Hist.)第V卷第24章,以及记述比德之死的书信作者卡斯伯特 (Cuthbert) 所写的那封信(贾尔斯 (Giles) 译文,载博恩 (Bohn) 版,第xviii.–xxi.页),是最好的原始资料。全集各版所收的古代《传记》(Vitae)几乎毫无价值。近代著作有:亨里克·格勒 (Henrik Gehle):《盎格鲁-撒克逊长老尊者比德生平及著作的历史神学研究》(Disputatio historico-theologica de Bedae venerabilis presbyteri Anglo-Saxonis vita et scriptis),莱顿 (Leyden),1838年。卡尔·舍尔 (Carl Schoell):《不列颠人与苏格兰人教会史的史料来源》(De ecclesiasticae Britonum Scotorumque historiae fontibus),柏林 (Berlin),1851年。卡尔·维尔纳 (Karl Werner):《尊者比德及其时代》(Beda der Ehrwürdige und seine Zeit),维也纳 (Wien),1875年;第2版(未作改动),1881年。乔治·F. 布朗 (Geo. F. Browne):《尊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伦敦 (London),1879年。另参杜潘 (Du Pin),VI. 89–91;凯夫 (Cave),II. 241–245;塞利耶 (Ceillier),XII. 1–19;克拉克 (Clarke),II. 426–429;贝尔 (Bähr),IV. 175–178、292–298;埃伯特 (Ebert),I. 595–611。

人们提起尊者比德 (The Venerable Bede,准确说来应作 Baeda),总不免怀着亲切的关切;然而,他那有益于人的一生却平静无事,以致关于他个人可说的甚少。他生于673年,很可能出生在诺森布里亚 (Northumbria) 泰恩河 (Tyne) 南岸、靠近苏格兰边境的贾罗 (Jarrow) 村。七岁时,他大概已是孤儿,被送入威尔河 (Wear) 北岸、威尔茅斯 (Wearmouth) 的圣彼得修道院;这座修道院是本笃·比斯科普 (Benedict Biscop) 于674年创立的。682年,他被转送到五英里外贾罗新建的姊妹院——圣保罗修道院。200 据我们所知,他从未远行,只到过那所姊妹院,以及约克 (York) 等邻近地方探访朋友。那些说他访问罗马、在剑桥任教授的故事,几乎不值得一提。他的第一位老师是本笃·比斯科普;这位贵族二十五岁时成为修士,慷慨地以自己的财产与学识服务大众。比斯科普曾五度前往罗马,每次归来,都像后来的埃塞尔伯特 (Ethelbert) 和阿尔昆一样,满载珍贵的文献收获,以及图画和圣物。威尔茅斯的图书馆因此成为当时英格兰规模最大、藏备最完善的图书馆。201 正是比斯科普的进取与慷慨,使比德天生的好学之心得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培养。于是,在丰富的藏书之中,他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并积累了丰厚而广博的知识。他的品格与学识如此出众,以致十九岁便获按立为执事,比当时教会法规规定的年龄早了六年,三十岁时又被按立为长老。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此后的一生〔即离开威尔茅斯之后〕,全在那座〔贾罗的〕修道院度过,专心研读圣经,同时遵守修道规则,每日尽心在教堂歌唱。我始终以学习、教导和写作为乐。”202 他辞谢了院长之职,因为照他所说,这职务需要全神贯注,由此而来的种种操心便会妨碍学问的追求。其实,即便如此,“学问的追求”也只占去他一部分的时间,因为修士必须履行的职责很多,203 而像比德这样的人,又必然经常受邀讲道。他似乎在三十岁以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因为他自己说:“从那时〔即受按立为长老之时〕起,直到我五十九岁,我一直以此为务,为自己和同人的益处,从可敬的教父们的著作中编纂材料,并按照他们的意思,诠释和讲解以下各篇。”204 接着便列出他的著作目录。这种研读和写作的结果,使比德成为当时最博学的人,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然而,他同时也是最谦卑、最质朴的人之一。

他长期患有一种伴随哮喘的疾病,于735年5月26日星期三去世。他的学生卡斯伯特 (Cuthbert) 记述了他临终的情形。205 735年的大斋期,比德继续翻译《约翰福音》,并译出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 大主教《札记》(Book of Notes) 中的“若干选段”。去世前一天,他整日口授译文,间或说道:“快些继续吧,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持多久,也不知道造我的主是否很快就要把我接去。”他的《约翰福音》译稿进展甚多,到星期三早晨第三时,只剩下一章尚未完成。听到这话,他说:“拿起笔,预备好,快快写。”抄写员照着做了;但到了第九时,比德对卡斯伯特说:“我的箱子里有几件略有价值的东西,像胡椒、巾帕和香料;快去,请我们修道院的祭司们到我这里来,好让我把上帝赐给我的礼物分给他们。这世上的富人一心要赠送金银和其他贵重之物。但我愿出于爱心,欢喜地把上帝赐给我的分给弟兄们。”他向他们每一个人说话,劝勉恳求他们务要为他举行弥撒、献上祷告,他们都欣然应允;但众人都悲伤哭泣,尤其因为他说,“他们在这世上再也见不到他的面了”。他们又因他所说的这些话而欢喜:“我归向那从无有造出我的主的时候到了;我已活了长久;我慈悲的审判者早已为我预见了我的一生;我离世的时候近了,因为我愿意死去,与基督同在。”他又说了许多话,欢欢喜喜地度过这一天,直到傍晚。那少年人〔即他的抄写员〕说:“亲爱的老师,还有一句没有写。”他回答:“快写。”不久,那少年人说:“完成了。”他回答:“很好,你说得对。完成了。用你的双手托住我的头吧,因为能面向我素常祷告的圣所坐着,使我十分满足,我也好坐着呼求我的父。”于是,他在自己小室的地面上唱着:“荣耀归于父、子、圣灵。”唱到圣灵之名时,他便咽下最后一口气,就这样离世,进入天国。

比德的遗体葬在贾罗 (Jarrow) 的教堂内,但在1021至1042年之间,被达勒姆 (Durham) 座堂的一名祭司埃尔弗雷德 (Elfred) 盗走,移至达勒姆,与圣卡斯伯特 (St. Cuthbert) 的遗体放在同一具箱中。1104年,两人的遗体被分开;1154年,比德的遗骸被安放在一座饰有宝石的金银圣骨龛中。亨利八世 (Henry VIII) 在位时(1541年),这座圣骨龛被无知的暴民毁坏,如今只留下一则修士所作的铭文,记载比德曾经安葬于此。

如今如此普遍地用于比德的“尊者”这一称号,在他自己的用法中,是指尚未被封圣的圣洁之人,与年龄无关,正如今日英格兰教会用同一称号称呼总执事一样。他的同时代人称他为长老 (Presbyter) 或尊师 (Dominus)。直到十世纪中叶,他才首次被称为尊者。

比德的著作数量甚多,既证明他的学识广博精深,也证明他的判断独立而稳健。“他本人及其著述几乎汇集了当时的一切知识,因此,在爱尔兰 (Ireland) 和法国 (France) 的学术之火似乎都将熄灭之际,他得以在去世以前,借着促进约克 (York) 学校的创立,在西方重新点燃这火焰。当英格兰在丹麦人 (Danes) 的恐怖威胁下重新陷入野蛮状态时,约克学校把比德的学问传给阿尔昆 (Alcuin),为欧洲大陆的文化开辟了道路。”如果我们可以从他去世后人们立即竞相求取其著作的情形来判断,那么,凡英格兰传教士或商人足迹所到之处,他的声名也都传到了。206

比德本人也许仿效了图尔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Tours),207 在他的《教会史》(History) 末尾列出自己的著作目录。208 关于各部著作的写作时间,可据以判断的资料很少。以下概述并列举其真作时,将注明可能的年代。另有许多著作也曾被归在他的名下。209

I. 教育论著。(a)《论正字法》(On orthography)210(约700年)。各词按字母顺序排列。(b)《论诗律》(On prosody)211(702年)。(c)《论圣经的辞格与转义》(On the Biblical figures and tropes)。212 (d)《论万物的本性》(On the nature of things)213(702年),一部讨论自然哲学的论著。(e)《论时代》(On the times)214(702年)。(f)《论时代的次序》(On the order of times)215(702年)。(g)《论时间的计算》(On the computation of time)216(726年)。(h)《论复活节的庆祝》(On the celebration of Easter)。217 (i)《论雷》(On thunder)。218

  1. 释经著作。这些作品是从教父著作中编纂而成的,原先都用旁注仔细标明各自的出处,但这些注记在反复抄写的过程中消失了。他为摩西五经、《撒母耳记》《列王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箴言》《传道书》《雅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但以理书》、十二小先知书、《多比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大公书信和《启示录》的全部或部分写过注释。219 他的注释自然是依据拉丁文圣经作成的,但他常常参照原文订正、修订拉丁文本,从中显出他的学养。他最常论及的是拉丁文缺少冠词,因而往往产生歧义。220 他在各处都显出自己是一位细心研究文本的学者。221

  2. 讲道。222 这些讲道大多偏重教义和客观阐释。听众是修士,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中很少提到时事或日常生活。与其说它们是紧凑有力或激动人心的讲章,不如说是对圣经段落平静而细致的讲解。

  3. 诗歌。223 归在他名下的诗歌,大多是伪作。不过,也有少数真作,例如他在《教会史》(History) 中为赞颂埃格弗里德国王 (King Egfrid) 的贞女王后埃塞尔德里达 (Etheldrida) 而作的童贞颂歌;224 以韵文写成的《圣卡斯伯特传》和《殉道者游斯丁受难记》,以及其他若干篇。他在自己的著作目录中所提到的《圣诗集》(Book of Hymns),显然已经失传。

V. 书信。225 共十六封。其中第二封致约克大主教埃格伯特 (Archbishop Egbert of York) 的信,最为引人入胜。此信写于734年,以文字描绘了当时的景况,显出世风何等败坏。226 就连大主教本人,也受到忠实的责备。比德已经拜访过他一次,原想再去,却因故未能成行,于是把想当面说的话写信告诉他。信中的主要题目是主教们的贪婪和修道院的混乱。比德相当详尽地论述这些及相关问题后,在结尾说,倘若再论到醉酒、贪食、奢侈以及社会机体中的其他传染病,他的信就会长得没有节制了。第三封信写给普莱格温 (Plegwin) 的院长,讨论世界的六个时代。其余大多是题献信。

  1. 圣徒传记。227 (a)《威尔茅斯与贾罗五位圣洁院长本笃、切奥尔弗里德、伊斯特温、西格弗里德及休特贝尔克特传》(Lives of the five holy abbots of Wearmouth and Jarrow, Benedict, Ceolfrid, Easterwine, Sigfrid and Huetberct)。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记述本笃。(b) 散文体的《林迪斯法恩的圣卡斯伯特传》(Life of St. Cuthbert of Lindisfarne)。前面提及的诗体传记写作较早,性质也有所不同,因为其中更多地叙述卡斯伯特的神迹。散文体传记的主要来源,是一部至今尚存的较早的卡斯伯特传,既记载了许多事实,也夹杂着明显的虚构。比德为此书付出了很大心力,甚至在出版以前,还把它送请林迪斯法恩的修士们批评。(c)《诺拉的认信者费利克斯传》(Felix of Nola, Confessor),是将诺拉的保利努斯 (Paulinus of Nola) 已经写成的传记改写为散文的作品。(d)《殉道者名录》(Martyrology)。此书取材于古代罗马文献,同时显出作者的博学与质朴。

VII.《英格兰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228 这是比德的巨著。他应切奥尔武尔夫国王 (King Ceolwulf) 的请求开始写作,多年以此为务,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告完成。全书共五卷,以质朴清晰的文体,叙述英格兰从最早时期直到731年的历史。第一卷前二十二章编纂自奥罗修斯 (Orosius) 和吉尔达斯 (Gildas) 的著作,但从第二十三章奥古斯丁奉差遣前来传教的记载(公元596年)起,便以独立的调查研究为根据。比德竭尽心力,以求准确,并列出所有给予他帮助之人的姓名。因此,这部《教会史》(History) 是八世纪以前英格兰教会史的主要史料,在许多方面更是唯一的史料。在这部书中,如同在其他著作中一样,比德叙述了许多奇异的事情;但他谨慎地为每项陈述提供了依据。不过,十分明显的是,他相信这些“神迹”,尽管其中许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这部谦逊、质朴而忠实的《教会史》,使无数人学会了爱戴尊者比德。

§ 157. 执事保罗 (Paul the Deacon)

I. 保卢斯·温弗里杜斯执事 (Paulus Winfridus Diacon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第XCV卷,第413–1710栏。保罗各部著作的版本:《伦巴第人史》(Historia Langobardorum),载《日耳曼历史文献集:伦巴第与意大利史家著作》(Monumenta Germanic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orum et italicarum),第VI.–IX世纪,L. 贝特曼 (L. Bethmann) 与G. 怀茨 (G. Waitz) 编,汉诺威 (Hannover),1878年,第45–187页。《罗马史》(Historia romano),载《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最古代作者》(Monum. Germ. Hist. auctor. antiquissimor),第II卷,H. 德罗伊森 (H. Droysen) 编,柏林 (Berlin),1879年。《梅斯主教事迹》(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载《日耳曼历史文献集:史家著作》(Mon. Germ. Hist. Script),第II卷,佩尔茨 (Pertz) 编,第260–270页。《讲道集》(Homiliae),载马尔泰纳 (Martène) 与迪朗 (Durand) 编《古代作家文集》(Veterum scriptorum collectio),巴黎 (Paris),1733年,第IX卷。《诗集》(Carmina)(包括他与彼得的作品),载《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E. 迪姆勒 (E. Dümmler) 编,柏林,1880年,I. 1,第27–86页。译本:《伦巴第人史》(Die Langobardengeschichte),卡尔·冯·施普鲁纳 (Karl von Spruner) 译,汉堡 (Hamburg),1838年;《执事保罗与伦巴第人的其他史家》(Paulus Diaconus und die übrigen Geschichtschreiber der Langobarden),奥托·阿贝尔 (Otto Abel) 译,柏林,1849年。

  1. 费利克斯·达恩 (Felix Dahn):《执事保罗》(Paulus Diaconus),第I部,莱比锡 (Leipzig),1876年。上述各版本均附有详尽的导论,讨论保罗的生平及著作,例如怀茨 (Waitz) 所编《历史》(Hist.),第12–45页。进一步的研究,参见贝特曼 (Bethmann):《执事保罗的生平与著作》(Paulus Diaconus’ Leben und Schriften) 及《伦巴第人的历史编纂》(Die Geschichtschreibung der Langobarden),两文均载佩尔茨的《德国古代史学会档案》("Archiv der Gesellsch.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第X卷,汉诺威,1851年;鲍赫 (Bauch):《论执事保罗的〈罗马史〉:史料研究》(Ueber die historia romana des Paulus Diaconus, eine Quellenuntersuchung),哥廷根 (Göttingen),1873年;R. 雅各比 (R. Jacobi):《执事保罗〈伦巴第人史〉的史料》(Die Quellen der Langobardengeschichte des Paulus Diaconus),哈勒 (Halle),1877年;以及蒙森 (Mommsen):《执事保罗〈伦巴第人史〉的史料》(Die Quellen der Langobardengeschichte des Paulus Diaconus),载《古代史学会新档案》(Neues Archiv der Gesellsch. für ältere Geschichtskunde),第V卷,第51页及后。杜潘 (Du Pin),VI. 115–116。塞利耶 (Ceillier),XII. l141–148。埃伯特 (Ebert),II. 36–56。

执事保罗 (Paulus Diaconus) 是伦巴第人的史家,为瓦尔内弗里德 (Warnefrid) 与特乌德琳达 (Theudelinda) 之子。因此,他常被称为保罗·瓦尔内弗里德 (Paul Warnefrid)。他出身于伦巴第贵族之家,大约于720至725年间生于尤利论坛 (Forum Julii,即意大利北部的弗留利,Friuli)。他在帕维亚 (Pavia) 的利乌特普兰德国王 (King Liutprand) 宫廷完成学业。他的学识包括希腊文,这在当时十分罕见。在利乌特普兰德的继位者拉奇斯 (Ratchis,744–749年在位) 的影响下,他进入教会,成为执事。德西德里乌斯国王 (King Desiderius,756–774年在位) 任命他为教务长,229 并将女儿阿德尔佩尔加 (Adelperga),即贝内文托公爵阿里基斯 (Arichis, duke of Benevento) 的妻子,交给他教导。774年,伦巴第王国覆亡;保罗在公爵宫廷居住一段时期后,进入卡西诺山 (Monte Cassino) 的本笃会修道院。他在那里心满意足地生活,直到兄弟之爱促使他离开这心爱的居所。776年,保罗的兄弟阿里基斯 (Arichis) 大概因参与赫鲁奥德高德 (Hruodgaud) 的叛乱,被查理曼 (Charlemagne) 俘虏,带往法国,家族产业也遭没收。这使全家沦为乞丐。230

保罗前往求见查理曼;他在一首感人至深的二十八行短诗中,向国王陈述了这可怜的境况,231 恳求这位伟大君王施恩。这首诗大概于782年在高卢写成。

他的恳求没有落空。他本想随即返回卡西诺山,但查理曼一向渴望将博学而才华出众的人留在身边效力,不肯让他离去。他被任用为宫廷诗人、希腊文教师和书记,因而发挥了很大的影响。然而,他的心仍在修道院;到787年,他已回到那里。余生中,他忙于著述。他于4月13日去世,大概是在800年,手中尚有一部未竟之作,即《伦巴第人史》。

保罗是一位基督教学者,性情温和,富于爱心,也深受爱戴;他不断求学,也不断传播学问。他虽不是伟大的人物,却是极有益于世的人;他的讲道和伦巴第人的历史著作备受推崇,实属当之无愧。

他的著作包括历史、讲道、书信和诗歌。

I. 历史。(1) 最重要的是《伦巴第人史》(History of the Lombards)。232 全书分为六卷,叙述伦巴第人自兴起于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直到744年利乌特普兰德去世的历史。保罗显然有意续写并修订此书,因为它既无序言,也没有恰当的结尾;此外,书中还有明显的笔误,若经最后审阅,本应得到纠正。因此,他很可能在完成此书之前便已去世。这部书并非历史著述的典范:行文散漫,年代不明,很大部分是取材于已知或未知史料的汇编,充斥着传说和无关的材料。然而,总体而言,其编排仍属妥善,并表现出对真理的热爱、独立精神和公正态度。保罗虽爱自己的民族,却不偏袒一方;即使对于世仇,他也能看出一些优点。此书在中世纪曾出现十五种以上的版本和十部续篇,足以证明它广受欢迎。

  1. 有些学者233 认为,《伦巴第人史》是保罗《罗马史》(Roman History)234 的续篇;后者约于770年为阿德尔佩尔加编成,所依据的史料有欧特罗庇乌斯 (Eutropius) 的《罗马史纲要》(Breviarum historiae Romanae)、235 哲罗姆、奥罗修斯的《反异教徒史》(Historia adversus Paganos)、236 奥勒留·维克托 (Aurelius Victor) 的《诸凯撒史》(De Caesaribus historia)、约尔达尼斯的《编年史节略》(De breviatione chronicorum)、237 普罗斯珀 (Prosper) 的《编年史》(Chronicon)、238 比德及其他人的著作。这部《历史》(Historia) 共十六卷,前十卷只是欧特罗庇乌斯著作的摘录,间以其他史料补入。后六卷从欧特罗庇乌斯所止的瓦伦斯 (Valens) 时期,叙述到查士丁尼时期。后六卷的编写方法与前十卷相同:先摘录某一作者,再于摘录中插入其他作者的文字。这部《历史》(History) 对我们毫无价值,但在中世纪却极受欢迎。后来又从图书馆长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 的《教会史》(Church History) 中取八卷,加在保罗的十六卷之后,合称《杂史》(Historia Miscella);兰杜尔夫·萨加克斯 (Landulph Sagax) 又为它撰写附篇,将历史续至813年。

除了这些历史著作之外,还有几部同类的较短作品流传下来。

(3)《圣大格列高利传》(Life of St. Gregory the Great),239 根据比德的《英格兰教会史》(Church History of England) 和格列高利本人的著作编成。

  1. 一部简短的《梅斯主教区史》(History of the bishopric of Metz)。240 此书约于784年应梅斯 (Metz) 主教安吉尔拉姆 (Angilram) 的请求而作,大部分只是姓名的罗列。为了取悦查理曼,保罗插入了一段与本题无关的文字,叙述这位君王的祖先。
  1. 讲道。241 这是应查理曼的请求编成的集子,在罗马教会中使用了十个世纪。全书分为三组。1.《节期讲道》(Homilies upon festivals),共二百零二篇,全部取自教父。2.《圣徒纪念日讲道》(Homilies upon saints’ days),共九十六篇。3.《讲道》(Homilies),共五篇。第二组中的许多篇,以及最后一组的全部篇章,看来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2. 书信,242 共四封,两封致查理曼,另两封分别致法国科尔比 (Corbie) 修道院院长阿达尔哈德 (Adalhard) 和修道院院长特乌德马尔 (Theudemar)。

  3. 诗歌,包括墓志诗。243 阿雷佐的圭多 (Guido of Arezzo) 从《颂施洗者圣约翰》(De Sancto Joanne Baptista) 的第一节中,取出了各个音符的名称。

§ 158. 阿奎莱亚的圣保利努斯 (St. Paulinus of Aquileia)

I. 阿奎莱亚牧首圣保利努斯:《全集》(Sanctus Paulinus, patriarcha Aquileiensis: 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第XCIX卷,第9–684栏,重印马德里修斯 (Madrisius) 编本,威尼斯 (Venice),1737年,对开本;第2版,1782年。他的诗歌收入迪姆勒 (Dümmler) 编《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 Lat. aevi Carolini),第I卷(柏林,1880年),第123–148页。

  1. 马德里修斯:《保利努斯传》(Vita Paulini),载米涅编本,第17–130栏。参见杜潘 (Du Pin),VI. 124;塞利耶 (Ceillier),XII. 157–164;《法国文学史》(Hist. litt. de la France),IV. 284–295;贝尔 (Bähr):《加洛林时代罗马文学史》(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Literatur im Karolingischen Zeitalter),卡尔斯鲁厄 (Carlsruhe),1840年(第88、356–359页);埃伯特 (Ebert),II.,89–91。

阿奎莱亚 (Aquileia) 牧首保利努斯约于726年244 生于威尼斯附近的尤利论坛,即今弗留利。他进入圣职,从事教学,以学者身份享有盛名。他在本国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76年,他在平定伦巴第人叛乱中所立的功劳,得到查理曼的承认和奖赏。查理曼赐给他一处庄园,并于787年擢升他担任阿奎莱亚牧首。245 他在居住于阿奎莱亚附近的卡林西亚人 (Carinthians) 中成功开展了传教工作,也在其邻族阿瓦尔人 (Avari,即匈人,Huns) 中开展了另一项传教工作。246 他竭力反对嗣子派 (Adoptionists),其著作对这一派的消亡贡献甚大。他全然为上帝及其教会而活,赢得了属灵儿女们的心。他与阿尔昆之间的深厚友谊,也许是他德行最显著的证明。后者极其热烈地赞扬保利努斯的学识和才干。查理曼似乎也同样器重他。247 在这样的鼓励下,保利努斯度过了忙碌而富有成果的一生,参与各次会议,明智地治理其教区,直到804年1月11日去世。248 不久之后,民间便将他列入圣徒之中,249 关于他施行神迹能力的故事也开始流传。250 他的遗骨安放在弗留利参议会教堂的主祭坛中;该地又称 Civitas Austriae。教堂修缮期间,他的遗骨曾暂置于殉道者多纳图斯 (Donatus) 的遗骨旁,最后于1734年1月26日将两者分开,并以极其隆重的仪式,将他的遗骨安置在弗留利大教堂唱诗班席下方的小堂中。251

保利努斯的著作包括:(1)《驳埃利潘杜斯简论》(Brief treatise against Elipandus)。252 埃利潘杜斯 (Elipandus) 是托莱多大主教兼西班牙首席主教,通常被视为嗣子论 (Adoptionism) 之父。此书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会议 (council of Frankfort-on-the-Main,794年) 的名义颁发,并送往西班牙。1549年,最初由让·德·蒂耶 (Jean de Tillet) 刊印。(2)《驳乌赫尔的费利克斯三卷》(Three books against Felix of Urgel),253 也是针对嗣子派而作。此书于796年奉查理曼之命写成,大概曾按照作者的请求送交阿尔昆审阅。254 这是保利努斯最重要的著作,尽管就文体而言,远非其最佳作品。书中所驳的费利克斯,是乌赫尔 (Urgel) 主教及嗣子派的领袖。保利努斯引用圣经和教父的文字驳斥异端。马德里修斯为此书详加注释,使其易懂得多。255 (3) 796年弗留利会议关于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声明。256 (4)《劝勉修德》(An exhortation to virtue),257 致弗留利伯爵或公爵亨利 (Henry)。此书约作于795年,共六十六章,论述公爵应当践行的美德和应当远避的恶习,文体极佳。此书一度被归于奥古斯丁名下,如今已公认这是错误的。其中九章(x.–xv.、xvii.–xix.)抄自五世纪高卢教士波梅里乌斯 (Pomerius) 的《默观生活》(The contemplative life)。另一方面,第xx.–xlv.章又被一部长期以来被认为出自大巴西尔 (Basil the Great) 的《训诫属灵之子》(Admonitio ad filium spiritualem) 所剽窃。258

(5)《书信》(Epistles)。(a) 致海斯图尔弗斯 (Heistulfus)。259 一个品行败坏的人指控他的妻子通奸,他便将妻子杀害。此信于794年上述会议期间写于法兰克福。保利努斯严厉责备海斯图尔弗斯的罪行,并告诉他,若要得救,就必须进入修道院,或终身过悔罪的生活;信中对这种生活作了颇有意味的描述。此信约于866年收入教会法 (Canon Law)。260 它曾被误归于司提反五世 (Stephen V) 名下。261 (b) 致查理曼,262 记述803年的阿尔蒂努姆会议 (council of Altinum)。263 (c) 另三封致查理曼的书信残篇,以及一封大概是致利奥三世 (Leo III) 的书信残篇。264

  1. 诗作。(a)《信仰准则》(The rule of faith),265 一首由一百五十一行六音步诗行组成的诗,没有诗艺上的价值。保利努斯在其中既陈述了自己对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信仰,又对乐园和地狱 (Gehenna) 作了奇特的描绘,并把异端送入后者,还指名列举了其中几人。(b) 论不同题目的赞美诗和诗作,266 (c) 一首咏埃里克公爵 (duke Eric) 的诗。267

  2. 一篇弥撒。268

  3. 一部论悔改短论的序言,269 以温柔的言辞劝人向上帝认罪。

  4. 一部论洗礼的著作。270

§ 159. 阿尔昆 (Alcuin)

I. 真福弗拉库斯·阿尔比努斯,又名阿尔昆 (Beatus Flaccus Albinus seu Alcuinus):《全集》(Opera omnia),米涅,第C、CI卷,重印弗罗贝尼乌斯 (Frobenius) 编本,雷根斯堡 (Ratisbon),1772年,2卷,对开本。《阿尔昆文献集,由P. 雅费整理》(Monumenta Alcuiniana, a P. Jaffé preparata),瓦滕巴赫 (Wattenbach) 与迪姆勒 (Dümmler) 编(《日耳曼史料丛书》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第vi卷),柏林,1773年。其中收录了他的书信、诗歌和《威利布罗德传》。他的《诗集》(Carmina) 曾由E. 迪姆勒 (E. Dümmler) 单独编入《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I. 1. 169–351;另有一些诗作收入第II卷第692页的《补遗》(Addenda)。

II.《传记》(Vita)(米涅,第C卷,第89–106栏),作者不详,但大概出自费里耶尔 (Ferrières) 的一位修士之手,以西古尔夫 (Sigulf) 提供的资料为根据;西古尔夫是阿尔昆的学生,也是继他之后担任费里耶尔修道院院长的人。弗罗本 (Froben) 的《真福弗拉库斯·阿尔比努斯即阿尔昆生平论考》(De vita B. F. Albini seu Alcuini commentatio)(第17–90栏),大体上是在前一部传记中加入许多问题的讨论,扩充而成。马比永 (Mabillon):《真福阿尔昆历史颂》(Eulogium historicum Beati Alcuini)(第CI卷,第1416–1442栏)。《古代及若干近代作者的见证》(Testimonia veterum et quorumdam recentiorum scriptorum)(第121–134栏)也颇有趣味和价值,收录了同时代人及其他人对阿尔昆的简短记述。

  1. 现代传记及论及阿尔昆的较综合性著作。弗里德里希·洛伦茨 (Friedrich Lorentz):《阿尔昆传》(Alcuin’s Leben),哈勒,1829年;简·玛丽·斯利 (Jane Mary Slee) 英译,伦敦,1837年。弗朗西斯·莫尼耶 (Francis Monnier):《阿尔昆及其在法兰克人中文学、宗教与政治上的影响》(Alcuin et son influence littéraire, religieuse et politique chez les France),巴黎,1853年;第2版改题《阿尔昆与查理曼》(Alcuin et Charlemagne),巴黎,1864年。卡尔·维尔纳 (Karl Werner):《阿尔昆及其时代》(Alcuin and sein Jahrhundert),帕德博恩 (Paderborn),1876年;第2版(未改动),1881年。J. 巴斯·马林格 (J. Bass Mullinger):《查理大帝的学校》(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伦敦,1877年。参杜潘,第VI卷,第121–124页;塞利耶 (Ceiller),第XII卷,第165–214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IV卷,第295–347页;克拉克,第II卷,第453–459页;贝尔,第78–84、192–195、302–341页;瓦滕巴赫,第3版,第I卷,第123页及后;埃伯特,第II卷,第12–36页。基佐:《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英译本,博恩版,第ii卷,第231–253页。斯塔布斯主教 (Bishop Stubbs) 撰写、收入史密斯与韦斯 (Wace)《基督教传记辞典》(Dict. Chr. Biog.) 的《阿尔昆》(Alcuin) 条目(第i卷,第73–76页),尤其值得一提。

弗拉库斯·阿尔比努斯 (Flaccus Albinus),或按古英语形式通常所称的阿尔昆 (Alcuin)271(意为“圣殿之友”),是查理曼在教会事务上的首席大臣,约于735年生于约克郡 (Yorkshire)。他出身于一个诺森布里亚 (Northumbrian) 贵族家族,弗里西亚人 (Frisians) 的使徒威利布罗德也属于这一家族;他继承了相当可观的财产,其中包括约克郡海岸一个修道团体的收入。272 他年幼时就被送往著名的约克主教座堂学校,在那里,爱护并赏识他的友人——约克大主教(732–766年)兼学校创办人埃格伯特 (Egbert),以及校长埃塞尔伯特 (Ethelbert)——对他加以教导。他曾随同后者数次赴欧洲大陆访求典籍,有一次远至罗马;每次都不惜重金,从各修道院搜得珍贵抄本,满载而归。他们由此大大充实了埃格伯特创立的图书馆。273 766年,埃塞尔伯特继埃格伯特任约克大主教,任命此前已从事教学的阿尔昆为主教座堂学校校长,于767年2月2日按立他为执事,并使他成为约克大教堂的一名在俗座堂教士。767年,柳德格尔曾从他受教。在该年与78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274 埃塞尔伯特差遣他到意大利,向查理曼办理一项受托事务;他与查理曼会面的地点可能是帕维亚。780年,埃塞尔伯特辞去主教职,将图书馆交给阿尔昆管理;此时该馆在英格兰已无与伦比。阿尔昆列出过该馆的藏书目录,275 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学术状况提供了可贵的启示。780年,阿尔昆再次前往罗马,为埃塞尔伯特的继任者伊安博尔德 (Eanbald) 领取肩带 (pallium)。

归途中,他在帕尔马 (Parma) 与查理曼相遇(781年复活节),受邀担任宫廷学校 (School of the Palace) 的校长。这所学校专为贵族青年而设,附属于宫廷,宫廷驻跸何处,便在何处开课。查理曼及其家人与朝臣经常前来听课,尽管不能说他们是正式学生。邀请阿尔昆执掌这所学校,是对他学识与才干的显著肯定;他看出这意外向自己敞开的前途大有可为,便接受了邀请,虽然这一步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他对约克大主教职位所享有的正当权利。次年(782年),他取得本国国王与大主教所必需的离境许可,便开始了工作。在这件事上,神护理的旨意显而易见。正当英格兰诸王的纷争实际上阻断了本国教育进步之际,阿尔昆这位当代最伟大的教师被调往欧洲大陆,要在查理曼的扶持与激励之下,使大陆摆脱愚昧的束缚。但这番努力耗损了他的精力。查理曼虽然听他授课,并称他为“亲爱的老师”,却同时过度驱使这位勤劳而忍耐的人,把许多极沉重的担子加在他身上。276 阿尔昆不仅须在宫廷学校任教,因而不得不随迁徙不定的宫廷四处奔走,严重妨碍自己的研究,还须编写和修订教育及教会所用的书籍,并总管查理曼宏大的改革计划。他履行这些繁杂职责何等出色,历史足以为证。查理曼颁布的著名787年敕令 (capitulary),277 对学术进步贡献甚大,便出自他的手笔。《加洛林书》(Caroline books)278 在教会生活领域同样卓著,至少大部分也是他的作品。为供给他的生活,并表示敬重,查理曼将特鲁瓦 (Troyes) 的圣卢普 (St. Lupus) 修道院、费里耶尔的伯利恒 (Bethlehem) 修道院,以及皮卡第 (Picardy) 海岸的圣尤德库斯 (St. Judecus) 小修院(St. Josse sur mer)赐给他。但管理这些地方,只使他的负担更加沉重。789年,他受查理曼委派,前往英格兰出使麦西亚 (Mercia) 的奥法国王 (King Offa),而且似乎希望留在那里。792年,他从那里以英格兰众主教的名义寄出一篇驳斥圣像崇拜的文字。但793年,查理曼召他前来,为教会抵御嗣子论异端和圣像崇拜,他便应召而来。794年,他虽仅是一名执事,却在法兰克福会议上发挥了突出作用;该会议对二者都作了极严厉的谴责。799年,在亚琛 (Aachen) 会议上,他与嗣子派领袖费利克斯进行了六天的辩论,结果使后者撤回了自己的主张。在与嗣子派交涉时,他得到努尔西亚 (Nursia) 那位不知疲倦的修士本笃 (Benedict) 极为宝贵的协助。796年,除前述修道院外,查理曼又将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赐给他,800年又赐给他科尔默里 (Cormery) 与弗拉维尼 (Flavigny) 的修道院。图尔修道院279 拥有两万名农奴,收入堪比王室。阿尔昆退居于此,尽管他本来更愿意去富尔达 (Fulda)。280 在那里,他在整顿修士生活、治理学校和扩充图书馆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他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学生是拉巴努斯·毛鲁斯。他逝世那年,在特鲁瓦附近的十二桥 (Duodecim Pontes) 设立了一所收容所;临终前不久,又把图尔修道院交给学生弗雷德吉斯 (Fredegis),把费里耶尔修道院交给另一位学生西古尔夫 (Sigulf)。值得注意的是,他竟在自己所愿的节日——804年5月19日的五旬节——去世。他葬于圣马丁教堂内,虽然他出于谦卑,曾请求葬在教堂外面。

他对宗教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奉查理曼之命,以古老而准确的抄本为依据,修订《武加大译本》(Vulgate,约802年);因为他可能只略懂希腊文,而全然不懂希伯来文。这使一部良好的《武加大译本》文本得以保存了一段时期。

阿尔昆性情温和,乐于效劳,忍耐谦逊,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他积聚了当时所能获得的一切学术珍宝。他引领自己的时代,却不像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Scotus Erigena) 那样超越自己的时代。他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更多是从记忆中提取别人的思想。他的方法也颇为机械。然而,他不只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教师,也是教会事务的领袖;不仅在欧洲大陆如此,从他的书信可见,在英格兰也是如此。查理曼不断向他咨询,若能更经常听从他的劝告,原可做得更好。宣教方面尤其如此。阿尔昆遗憾地看到,有人用武力迫使撒克逊人 (Saxons) 接受洗礼。他警告查理曼,这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真正的基督徒不能靠暴力造就,只能以爱心明白地传讲福音来造就。他主张向异教的撒克逊人逐步阐明福音的教训,然后随着他们知识的增长,要求他们更严格地遵行。对于匈人,阿尔昆也提出了类似的劝告。281 他在其他实际问题上的意见282 也值得一提。例如,他反对让主教参与军事事务,反对死刑,反对交出逃入教堂避难的人,也反对祭司从事世俗职业。他热心提倡恢复讲道和研读圣经。另一方面,他并不看重朝圣,宁愿把花在朝圣上的钱施给穷人。283

著作——阿尔昆的作品分为九类。

I. 书信。284 这些书信一个显著的特色在于称谓。阿尔昆及与他亲密通信的人,沿袭中世纪学者一种矫饰的风尚,使用化名写信。285 他的通信对象包括国王、牧首、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些书信的价值极高。它们有助于阐明当时的历史,其中为数众多的私人书信,还使我们得以窥见阿尔昆的内心。可惜,许多书信已经散佚,另有一些已知尚存,却未刊行,如科顿藏品 (Cotton collection) 中的书信。现已刊印的书信,大多写于图尔,因而属于他的晚年。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组:286 (1) 致英格兰通信者的书信。这些信表明,阿尔昆多么眷爱自己的祖国,又多么深切地关心她的事务。(2) 致查理曼的书信,数量甚多,也是最重要的一组。287 阿尔昆直言不讳,却始终怀着深厚的敬意。(3) 致他知心好友萨尔茨堡的阿尔诺 (Arno of Salzburg) 的书信。

  1. 释经杂著。288 (a)《创世记释义问答》(Questions and answers respec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b)《悔罪诗篇、诗篇第CXVIII篇及上行之诗的简明造就性阐释》(Edifying and brief exposition of the Penitential Psalms, Psalm CXVIII and the Psalm of Degrees)。(c)《雅歌简注》(Short commentary on Canticles)。(d)《传道书注释》(Commentary on Ecclesiastes)。(e) 从字义、寓意及道德三方面所作的《我主先祖希伯来名字释义》(Interpretation of the Hebrew names of our Lord’s ancestors)(其中大事发挥数字的象征意义)。(f)《约翰福音部分经文注释》(Commentary on portions of John’s Gospel)。(g)《提多书、腓利门书、希伯来书释义》(On Titus, Philemon, Hebrews)。289 这些注释主要取材于教父,发挥圣经的寓意和道德含义。其中以《约翰福音》的注释最为重要。以摘录汇成注释的方法,很快便有人仿效,而且实际上成了中世纪唯一普遍采用的方法。

  2. 教义杂著。290 (a)《三位一体》(The Trinity),写于802年,献给查理曼,扼要陈述奥古斯丁关于这一问题的教导。它成为十二世纪《箴言集》("Sentences") 的范本。其后附有二十八则关于三位一体的问答。(b)《圣灵的发出》(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同样献给查理曼,由教父引文汇编而成。(c)《驳费利克斯异端简论》(Brief treatise against the heresy of Felix)(即嗣子论)。(d) 另一部驳斥该异端的著作,共七卷。(e)《驳埃利潘杜斯》(A treatise against Elipandus),共四卷。(f) 一封反对嗣子论的书信,写给某位妇女。这些论嗣子论的作品极有才力,显示出作者的博学以及一定程度的独立见解。

  3. 礼仪及伦理著作。291 (a)《圣礼》(The Sacraments),汇集图尔所用的弥撒仪文。(b)《诗篇的使用》(The use of the Psalms),将诗篇分列在适当的标题之下,使之可用作祷文,并附以解释及自撰的祷文;这是一部有用的作品。(c)《节期日课》(Offices for festivals),收录节日所唱的诗篇,以及祷文、圣诗、认罪文和连祷文;这是为查理曼编成的一种平信徒日课经。(d)《致长老奥杜因论洗礼仪式书》(A letter to Oduin, a presbyter, upon the ceremony of baptism)。(e)《美德与恶习》(Virtues and vices),献给维多伯爵 (Count Wido),取材于奥古斯丁的著作编成。(f)《人的灵魂》(The human soul),以书信形式写给法国科尔比修道院院长阿达尔哈德的姊妹欧拉利娅 (Eulalia),即贡德拉达 (Gundrada)。(g)《认罪》(Confession of sins),写给他在图尔圣马丁修道院的学生。

V. 圣徒传记。292 (a)《图尔圣马丁传》(Life of St. Martin of Tours),据苏尔皮基乌斯·塞韦鲁斯 (Sulpicius Severus) 改写。(b)《圣韦达斯特传》(Life of St. Vedast),传主为阿特雷巴特斯 (Atrebates),即阿拉斯 (Arras) 的主教;(c)《至蒙福的长老雷基耶传》(Life of the most blessed presbyter Requier);这两部均据旧有记载改写。(d)《圣威利布罗德传》(Life of St. Willibrord),传主为乌得勒支主教,也是他本人的先祖。全书两卷,一卷为散文,一卷为韵文。这是一部原创著作,具有历史价值。

  1. 诗歌。293 阿尔昆的诗作数量极多,体裁也极为多样,包括祷文,为书籍、教堂、祭坛、修道院等所作的题铭,短诗、道德劝诫、书信、墓志、谜语、一则寓言,294 以及一首长达一千六百五十七行的历史诗,叙述约克教会自建立至伊恩巴尔德 (Eanbald) 就任期间的历任主教与圣徒。295 此诗极有价值。前半部分依据比德的记载,但从第一千零七行至篇末,则依据第一手资料。这首诗似乎是阿尔昆青年时代在约克写成的。其风格显然受到维吉尔与普鲁登提乌斯 (Prudentius) 的影响。

  2. 教学著作。296 (a)《语法》(Grammar)。(b)《正字法》(Orthography)。(c)《修辞学》(Rhetoric)。(d)《辩证法》(Dialectics)。(e)《丕平与阿尔昆对话录》(Dialogue between Pippin and Alcuin)。297 (f)《月亮的运行、盈亏及闰日》(On the courses and changes of the moon and the intercalary day)(2月24日)。这些著作使我们得以走进阿尔昆的课堂,因此对于研究他那个时代的学术具有重要意义。

  3. 真伪存疑的著作。298 (a)《信仰告白》(A confession of faith),分四部分,很可能出于他手。(b) 师生论宗教的对话。(c)《命题》(Propositions)。(d) 诗歌。

  4. 伪托著作。299 (a)《圣日》(The holy days)。(b) 四篇讲道。(c) 诗歌。

§ 160. 圣柳德格尔 (St. Liudger)

I. 明尼加德福德主教圣柳德格尔 (S. Liudgerus, Minigardefordensis Episcopus):《著作集》(Opera),载米涅,第XCIX卷,第745–820栏。

  1. 圣柳德格尔的古传共有四部,均见于米涅所编文集中;但最佳版本为威廉·迪坎普博士 (Dr. Wilhelm Diekamp) 编的《圣柳德格尔诸传》(Die Vitae Sancti Liudgeri),明斯特 (Münster),1881年(《明斯特主教区史料》系列,Die Geschichtsquellen des Bisthums Münster,第IV卷)。迪坎普博士提供了校订文本,以及详尽的绪论和注释。(1) 最古老的《传记》(Vita,第3–53页),作者为阿尔特弗里德 (Altfrid),他是柳德格尔的近亲,也是明斯特主教座上继他之后的第二任主教。此书于柳德格尔死后约三十年,应韦尔登 (Werden) 修士的请求而写,直接依据家族及其他同时代人的见证,是后来所有传记的来源。他可能将著作分为两卷,但因第一卷分作两部分,莱布尼茨 (Leibnitz)、佩尔茨 (Pertz) 和米涅遂将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传记本身,第二卷记述圣徒亲自行的神迹,第三卷记述由他的遗物所行的神迹。(2)《第二传》(Vita Secunda,第54–83页),约850年由一位韦尔登修士写成。这部传记所谓的第二卷,实际上属于 (3)《第三传》(Vita tertia,第85–134页)。(2) 沿用阿尔特弗里德的记载,但增添了传说及错误材料。(3) 同样由一位韦尔登修士写成,时间约在890年,以 (1) 和 (2) 为基础,并增添新的传说材料。(4)《韵文传》(Vita rythmica,第135–220页),约1140年由一位韦尔登修士写成。近来用德文撰写柳德格尔传记的有:路易丝·冯·博恩施泰特 (Luise von Bornstedt),明斯特,1842年;P. W. 贝伦茨 (P. W. Behrends),新哈尔登斯莱本与加德莱根 (Neuhaldensleben u. Gardelegen),1843年;A. 伊什特万 (A. Istvann),科斯费尔德 (Coesfeld),1860年;A. 许辛 (A. Hüsing),明斯特,1878年;L. Th. W. 平斯曼 (L. Th. W. Pingsmann),布赖斯高的弗赖堡,1879年。参见迪坎普的完整书目,第CXVIII–CXMI页。关于文献批评,见塞利耶,第XII卷,第218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57–59页;埃伯特,第II卷,第107、338、339页。

柳德格尔 (Liudger),亦作卢德格尔 (Ludger),是明斯特 (Münster) 的首任主教,约744年生于弗里西亚 (Frisia) 境内费赫特河 (Vecht) 畔的叙克斯农 (Suecsnon),即今宰伦 (Zuilen)。他的父母蒂亚德格里姆 (Thiadgrim) 和利亚夫堡 (Liafburg) 都是热诚的基督徒。他的祖父武尔辛 (Wursing) 曾是威利布罗德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第5章)。300 他很早便显出敬虔好学的性情(第7章)。他进入乌得勒支的修道院学校,受教于修道院院长格列高利 (Gregory),脱下世俗衣服,献身宗教事业;后来他还成了格列高利的传记作者。他学业精进,格列高利遂让他担任教师(第8章)。767年,他在约克进一步受教于阿尔昆,并被按立为执事(第9章)。768年,他在乌得勒支;但接下来的三年半,他又在阿尔昆身边,尽管格列高利极不情愿准许他第二次离去。若非一位弗里西亚商人在争执中杀死了约克一位伯爵的儿子,他本来还会停留更久。这一事件引起的敌意,使任何弗里西亚人留在约克都不安全,于是他带着“许多书籍”(copiam librorum),返回乌得勒支(第10章)。格列高利已在他离开期间去世(可能在771年),继任者是格列高利的侄子阿尔布里克 (Albric),一位热诚敬虔的人。柳德格尔一回到约克,就被催促投入实际工作。他被派往荷兰 (Holland) 艾瑟尔河 (Yssel) 畔的代芬特尔 (Deventer);圣洁的英国传教士利亚夫温 (Liafwin) 刚在那里去世。一群异教撒克逊人蹂躏了该地,焚毁教堂,看来已将利亚夫温的工作毁于一旦(第13章)。柳德格尔奉命重建教堂,并安葬利亚夫温那下落不明的遗体。抵达当地后,他起初未能找到遗体,正要停止搜寻、着手重建教堂时,利亚夫温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自己的遗体就在教堂的南墙中;果然在那里找到了(第14章)。阿尔布里克接着派他往弗里西亚,摧毁那里的偶像和神庙。从神庙掠获的巨额财宝,查理曼将其中三分之一赐给了阿尔布里克。777年,阿尔布里克在科隆 (Cologne) 被祝圣为主教,柳德格尔也同时被按立为长老。

此后七年,柳德格尔在奥斯特高 (Ostergau) 的多库姆 (Doccum) 任神父,卜尼法斯 (Boniface) 就是在那里殉道的;但每年秋季的三个月,他都在乌得勒支的修道院学校执教(第15章)。这段时期结束时,柳德格尔却在逃命,因为异教徒、撒克逊公爵武图金特 (Wutukint) 入侵弗里西亚,驱逐教士,重立异教祭坛。阿尔布里克承受不住这残酷的打击,悲痛而死。柳德格尔与两位同伴希尔迪格里姆 (Hildigrim) 和热尔贝尔退往罗马,在宏大的卡西诺山本笃会修道院住了两年半(第18章)。在那里,他不但有一处宜人的避难所,也有机会研究本笃会规的实际施行。不过,他并未发修道誓愿。

与此同时,他敬虔博学的声名已传到查理曼耳中——可能是通过阿尔昆——因此,他返回后,皇帝便将拉贝库斯河 (Labekus),即劳沃斯河 (Lauwers) 东岸的五个弗里西亚地区,即胡格默尔基 (Hugmerchi)、胡努斯加 (Hunusga)、富尔加 (Fuulga)、埃米斯加 (Emisga)、费迪尔加 (Fedirga),以及班特岛 (Bant),交由他照管。他在传教上的成功,促使他着手一项连威利布罗德也曾失败的事业。他渡过德意志海 (German Ocean),来到黑尔戈兰岛 (Heligoland),当时称为福塞特兰 (Fosetelant),即神祇福塞特 (Fosete) 的土地。事实证明,他的信心并未落空。他使许多人归信,其中包括岛上首领的儿子;此人后来成为神父和传教士。不久,大陆上又遭到来自东弗里西亚 (East Frisia) 的异教徒侵袭,教堂被焚、会众四散、弟兄殉道等令人沮丧的惯常景象,再次上演。但基督教信仰又一次获胜(第19章)。查理曼对柳德格尔始终眷顾,将洛图萨修道院 (Lothusa,可能是比利时 (Belgium) 根特 (Ghent) 附近的泽勒 (Zele)) 赐给他,好让该院的收入供给他的生活,或因其远离弗里西亚,使他在危险之时可以退避于此;此外,查理曼又任命他主持威斯特法伦 (Westphalia) 境内的米米格纳福德 (Mimigernaford) 主教区(后来写作米米加德沃德 (Mimigardevord),即今明斯特 (Münster),得名于他在那里建立的修道院,即 monasterium)。该地此时基督教化已颇为深入,可以设立教会管治了。尽管相距遥远,他仍照管着上述五个地区。起初,他只是以普通长老的身份担负这些职责;也正是在这身份上,他实现了自己一个夙愿,在鲁尔河 (Ruhr) 畔、原名迪亚潘贝基 (Diapanbeci) 的地方,建立了著名的韦尔登 (Werden) 修道院301。后来,经希尔德巴尔德 (Hildebald) 劝说,他成了明斯特的首任主教(第20章)。此事确切年份不详,但在802至805年之间。302 他孜孜不倦地工作,至死未歇。809年3月26日,星期日,他在科斯费尔德 (Coesfeld) 和比勒贝克 (Billerbeck) 讲道并主持弥撒。当晚他便去世了(Acta,第II卷,第7章)。他葬于韦尔登,该地因而成为朝圣者瞻仰的圣所。

柳德格尔 (Liudger) 唯一现存的著作是《圣格列高利传》(Life of St. Gregory),303 生动可喜地描绘了这位圣徒;他在乌得勒支 (Utrecht) 的学校曾培养出许多名人,其中包括主教。全书二十二章,有十二章论述卜尼法斯 (Boniface)。其中许多材料属于传说。他还写过阿尔布里克 (Albric) 的传记,304 今已散佚。他与赫尔姆施泰特 (Helmstedt) 的关系纯属想象。那里的柳德格尔修道院并非由他创建,因为该院始建于十世纪。不过,这群修士很可能来自韦尔登 (Werden),因而将修道院命名为柳德格尔。

§ 161. 奥尔良的狄奥杜尔夫 (Theodulph of Orleans)

I. 奥尔良主教狄奥杜尔夫 (Theodulph):《全集》(Aurelianensis episcopus: Opera omnia),载米涅,第CV卷,第187–380栏。他的《诗集》(Carmina) 见迪姆勒的《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ëtae Lat. aev. Car.),I. 2,第437–58l、629、630页。

  1. L. 博纳尔 (L. Baunard):《狄奥杜尔夫》(Théodulfe),奥尔良,1860年。热胡尔卡 (Rzehulka):《狄奥杜尔夫》(Theodulf),布雷斯劳,1875年(学位论文)。另参见通论著作:马比永:《杂纂》(Analecta),巴黎,1675年,第I卷,第386页及后;蒂拉博斯基 (Tiraboschi):《意大利文学史》(H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新版,佛罗伦萨,1805–18年,20分册,III. l,第196–205页(因考察狄奥杜尔夫生平中的晦暗之处而尤具价值)。杜潘,第VI卷,第124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IV卷,第459–474页;塞利耶,第XII卷,第262–271页;贝尔,第91–95、359、860页;埃伯特,第II卷,第70–84页。

奥尔良主教狄奥杜尔夫,是加洛林时代 (Carolingian period) 最有作为的教会人物之一,可能于八世纪中叶之后生于西班牙。305 788年,他引起查理曼的注意;查理曼召他来到法国,任命他为弗勒里 (Fleury) 和艾尼昂 (Aignan) 的院长,两者均为奥尔良教区内的本笃会修道院,后来又任命他为奥尔良主教。他深得国王宠信,受托办理重要事务。他参加了法兰克福会议(794年);798年被任命为王室巡察使(missus dominicus);306 随查理曼前往罗马,担任调查利奥三世所受指控的审判官之一(800年),并从教宗领受肩带(801年)。307 804年,他接替阿尔昆,成为皇帝的首席神学顾问。809年,他出席亚琛 (Aix la Chapelle) 会议,并应皇帝之请,汇集教父引文,为和子说(Filioque)条款辩护。811年,他是皇帝遗嘱的见证人。查理曼之子及继承人、虔诚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一度也同样尊重和信任他,例如派他迎接前来兰斯主持加冕礼的教皇司提反五世(816年)。然而两年后,他被怀疑参与了伯纳德国王 (king Bernard) 的叛乱,看来这种怀疑并无充分根据;818年复活节,他被罢黜,囚禁在昂热 (Angers) 的圣奥班 (St. Aubin) 或圣塞尔日 (St. Serge) 修道院。他始终坚决申明自己无罪;821年获释并恢复职位,但在返回奥尔良途中,或抵达后不久便去世,308 于821年9月19日葬在奥尔良。

狄奥杜尔夫是一位出色的主教,忠诚、审慎而明智。他深为所属教士的无知而痛心,并竭力提高他们的素养。为此,他设立了许多学校,还撰写了下文所述的《致本教区司铎的训令》(Capitula ad presbyteros parochicae suae)。他在这项工作上成效尤著。奥尔良的主教学校以其所制作的抄本数量众多、精美而准确闻名。在教育工作上,他得到才华出众的诗人武尔芬 (Wulfin) 的协助。狄奥杜尔夫本人也是一位学者,博览世俗与宗教文献。309 他还爱好建筑,修复了许多修道院和教堂,并在热尔米尼 (Germigny) 仿照亚琛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同式教堂。他对圣经的热爱,不仅表现在他主持修订武加大译本,以及他在实际工作中劝勉教士讲解圣经,也表现在那些堪称书法杰作的珍贵圣经抄本上。310 此外,他还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诗人,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具有多么卓越的天才。他的作品,尤其是教诲诗,之所以备受赞誉和珍视,与其说是因其诗才,不如说是因其描绘了当时的时代面貌。从他的一首短诗中,还可得知一件有趣的事实:他曾经结婚,有一个名叫吉斯拉 (Gisla) 的女儿,嫁给了某位苏阿瓦里克 (Suavaric)。311

狄奥杜尔夫现存的散文著作有:1.《致本教区司铎的训令》312,写于797年。共四十六条,涉及司铎的一般职责和特殊职责。其中较有启发性的训令如下:举行弥撒时,妇女不得接近祭坛(第6条)。教堂内除圣物外,不得存放任何东西(第8条)。除司铎和格外圣洁的平信徒外,任何人不得葬在教堂内(第9条)。任何妇女都不得与司铎同住一屋(第12条)。司铎不得醉酒或出入酒馆(第13条)。司铎可以将亲属送入修道院学校(第19条)。他们也可以自行设校,免费授课(第20条)。他们必须教导人人诵念主祷文和使徒信经(第22条)。主日不得作工(第24条)。劝勉司铎预备自己讲道(第28条)。每日诚实地向上帝认罪,必蒙赦免;但也吩咐人向司铎认罪,使罪的污点借着他的劝导和祈祷得以除去(第30条)。真正的爱在于善行与有德行的生活相结合(第34条)。商人不应为卑污的钱财出卖灵魂(第35条)。有关禁食的规定(第36–43条)。人人都应到教堂参加弥撒、聆听讲道,领圣餐前不得进食(第46条)。2. 致同一群体的一篇论著,论罪及教会对罪的惩罚,并论施行临终傅油礼。313 3.《论圣灵》314。即上文提到的奉查理曼之命汇集的教父引文集,为和子说 (Filioque) 辩护(809年)。卷首有一篇献给皇帝的韵文献辞。4.《洗礼仪式》315,写于812年,是对查理曼有关洗礼的通函所作的答复;这封通函由桑斯大主教马格努斯 (Magnus,801–818年在任) 转交给他。全书十八章,详细描述洗礼仪式的各个步骤。5.《两篇讲道残篇》316。

狄奥杜尔夫的诗作分为六卷。317 第一卷全卷只有一首诗:《劝勉审判官》318;其中除了描述模范审判官、劝勉所有审判官尽忠职守外,还叙述了自己担任王室巡察使 (missus) 时的经历,由此呈现了一幅极其生动的时代图景。319 第二卷收录十六篇,包括墓志诗,以及他写在一部彩饰圣经卷首的诗句;他用一行诗概括每卷经书的内容,由此显明了他在圣经方面的学识。诗句前面以散文列出各卷书目。第三卷收录十二篇,包括前述写给吉斯拉的诗。第四卷收录九篇,其中最有趣的是第1篇,论他喜爱的作者,以及第2篇,论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音乐、几何与占星术。第五卷收录四篇:《哀悼某弟兄之死的慰藉诗》、《论七宗死罪》残篇、《劝勉主教》,以及四行诗,表达了合乎福音的观念:唯有圣洁的生活才能使人进入天国;若无这样的生活,朝圣也毫无益处。第六卷收录三十篇。米涅版附录中另有十首诗。320

§ 162. 圣艾吉尔 (St. Eigil)

I. 富尔达院长圣艾吉尔:《著作集》(Sanctus Eigil, Fuldensis abbas: Opera),载米涅,第CV卷,第381–444栏。他的《诗集》(Carmina) 见迪姆勒 (Dümmler) 编《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I. 2(柏林,1881年)。

  1. 富尔达修士坎迪杜斯 (Candidus):《圣艾吉尔传》(S. Eigilis vita auctore Candido monacho Fuldensi),载米涅,第CV卷,第383–418栏。《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IV卷,第475–478页。塞利耶,第XII卷,第272、273页。埃伯特,第II卷。另参卡尔·施瓦茨 (Carl Schwartz):《艾吉尔关于富尔达修道院建立及早期历史记述的翻译与评注》(Uebersetzung und Bemerkungen zu Eigil’s Nachrichten über die Gründung und Urgeschichte des Klosters Fulda)。富尔达,1858年。

艾吉尔生于诺里库姆 (Noricum),当时这一名称指多瑙河 (Danube) 以南、因河 (Inn) 和德拉瓦河 (Drave) 周围、南至萨瓦河 (Save) 岸的地区。他幼年时,大概在760年前后,被送入黑森 (Hesse) 著名的本笃会富尔达修道院;该院院长、创办人施图尔姆 (Sturm;Sturmi、Sturmin) 是他的亲属。艾吉尔在那里做了多年普通修士,因其敬虔和学识而深受爱戴与敬重。施图尔姆去世后(779年),鲍戈尔夫 (Baugolf) 继任院长;鲍戈尔夫辞职后,拉特加尔 (Ratgar) 出任院长(802年)。拉特加尔后来显出暴君本色,321 因艾吉尔体弱、不能劳动,将他逐出修道院。817年,拉特加尔被罢黜,次年(818年),艾吉尔当选院长。几个月后,拉特加尔前来恳求,盼望获准重返修道院。“艾吉尔无权批准这一请求,却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朝廷[即虔诚者路易]给予有利的答复;拉特加尔此后又活了十三年,在这个曾深受他苦害的团体中,成为一个顺服而悔罪的成员。”322 单是艾吉尔生平中的这一件事,就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他配得圣徒的称号。

尽管他原不愿在一所陷于困境的修道院中承担院长的重任,但他履行职责却极其勤勉。他继续拉特加尔的建筑工程,却没有激起修士们的仇恨与反叛。相反,富尔达再次兴旺起来;当他于822年6月15日去世时,能够将一个井然有序的团体交给继任者、也是他的密友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

艾吉尔现存唯一的散文著作,是他那部珍贵的《施图尔姆传》。323 这是应比绍夫斯海姆 (Bischofheim) 女修道院院长安吉尔德鲁特 (Angildruth) 之请而写成的,对富尔达的建立作了可靠的记述。每年施图尔姆纪念日(12月17日),修士们用餐时都有人向他们朗读此书。艾吉尔本人的传记由坎迪杜斯 (Candidus) 撰写;他的本名是布伦 (Brunn),拉特加尔曾派他到塞利根施塔特 (Seligenstadt),向艾因哈德求学,后来他在拉巴努斯·毛鲁斯任内担任修道院学校校长。这部传记分为两部分,第二部分实际上只是用韵文重述第一部分。324

§ 163. 阿马拉里乌斯 (Amalarius)

I. 辛福西乌斯·阿马拉里乌斯 (Symphosius Amalari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CV卷,第815–1340栏。他的《诗集》(Carmina) 见迪姆勒编《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第I卷。

  1. 杜潘,第VII卷,第79、l58–160页。塞利耶,第XII卷,第221–223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IV卷,第531–546页。克拉克,第II卷,第471–473页。贝尔,第380–383页。赫费勒 (Hefele),第IV卷,第10、45、87、88页。埃伯特,第II卷,第221、222页。

阿马拉里乌斯曾在梅斯任执事和司铎,837年去世时,是同一教区霍恩巴赫 (Hornbach) 的修道院院长。他的出生时间与地点均不详。阿戈巴尔德 (Agobard) 被罢黜期间(833–837年),阿马拉里乌斯主持里昂 (Lyons) 教会。他是获得虔诚者路易友谊的教士之一,也曾参与预定论争论;但他应欣克马尔 (Hincmar) 之请撰写的反驳戈特沙尔克 (Gottschalk) 的著作,已经散佚。他在会议中颇为活跃。例如,他从教父著作(尤其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著作)及会议文献中,编成了一部关于教士共同生活的选集,提交于817年的亚琛 (Aix-la-Chapelle) 帝国会议;325 825年12月6日提交巴黎神学会议的圣像崇拜文献汇编,也有一部分出自他手。834年,他作为阿戈巴尔德的代表,在里昂召开会议,连续三天向与会者讲论教会礼仪,所依据的解释见于下述他的著作。多数人表示赞同,但里昂的弗洛鲁斯 (Florus of Lyons) 不以为然,并向迪登霍芬 (Diedenhofen) 会议寄去两封信,提醒会议注意阿马拉里乌斯坚持采用罗马礼仪次序,以及他的危险教导:基督的身体有三重,即(1)他所取的身体,(2)我们活着时他在我们里面的身体,(3)在死者里面的身体。因此,圣饼必须分为三份,一份放在杯中,一份放在圣饼盘上,一份放在祭坛上,分别对应这三种形态。此外,他还被指控教导说,圣餐的饼代表基督的身体,酒代表他的灵魂,圣杯代表他的坟墓,主礼者代表亚利马太的约瑟,总执事代表尼哥底母,执事代表使徒,副执事代表坟墓旁的妇女。然而,会议手头的事务过于紧迫,无暇调查这些指控。弗洛鲁斯并未气馁,又向基耶尔西 (Quiercy) 会议(838年)寄去一封类似的信;这次会议谴责了阿马拉里乌斯的著作。326

他的著作包括:(1)上文提到的《教士共同生活规则》327,论述各级教士的职责。

(2)《论教会礼仪》,四卷。328 此书应虔诚者路易之请而作,并题献给他,约于820年完成。为使此书更加完善,阿马拉里乌斯曾在图尔和科尔比修道院作专门考察,甚至远赴罗马。827年,他出版了大为改进的第二版。此书现有的形式,对于礼仪学研究十分重要,因为它详尽地描述了九世纪罗马教会所遵行的确切崇拜次序。倘若阿马拉里乌斯满足于仅仅提供资料,对他的声誉原会更有益。然而,他却试图说明礼仪各部分以及一切与礼仪有关的物件的缘由和意义,因而陷入无拘无束、且往往荒谬的推论和寓意解释。例如,司铎的白长衣象征克制情欲,鞋子象征行事正直,披氅象征善行,白罩衣象征乐于服事邻舍,手巾象征善念,等等。

(3)《论圣歌的次序》329,即罗马礼仪中的次序。这是一部罗马与法国教会对唱圣歌的汇编。

(4)《弥撒礼仪选论》330,所指的同样是罗马弥撒。这种对罗马礼仪次序的坚持,是针对里昂的阿戈巴尔德大主教而言的;他不仅没有采用罗马礼仪次序,而且将本教会礼仪中一切在他看来带有错误教义意味、或在礼仪表达上有失庄重的内容,都删去了。

(5)《书信集》(Epistles)。331 第一封信写给桑斯大主教耶利米 (Jeremiah),讨论应当写作 Jhesus 还是 Jesus。第二封是耶利米的回信,主张用 Jhesus。第三封中,阿马拉里乌斯询问奥尔良的约纳斯,应当用 I H C 还是 I H S 作为 Jesus 的缩写。约纳斯赞成 I H S。第四封论圣餐,通信对象是兰特加里乌斯 (Rantgarius)。阿马拉里乌斯坚持真实临在 (Real Presence)。他说,晚餐中的第一杯象征旧约的献祭,是第二杯中真血的预表。第五封信写给修士赫托 (Hetto);他曾问“seraphin”和“seraphim”哪一种才是撒拉弗的正确写法。阿马拉里乌斯以博学的无知回答说,两者都正确,因为“seraphin”是中性,“seraphim”是阳性!第六封是这一组书信中最重要的一封,写给某位贡特拉德 (Guntrad)。此人因阿马拉里乌斯领受圣餐后不久便吐了唾沫,因而排出了基督身体的一小部分,深感不安。阿马拉里乌斯在回信中说,他喉中的痰很多,不得不频频吐出。然而,他并不相信上帝会让有益于他身体健康的事损害他灵性的健康。接着他说,对基督身体的真正尊崇出于里面的人;基督的身体进入其中,成为生命。因此,一个内心敬重圣饼的人,若偶然或不得已吐出一小片圣饼,不可因此断定他亵渎了基督的身体。他由此触及了圣体排泄论者 (Stercoranists) 的立场,却未对其作出判断。最后一封信仅存残篇,风格与前面的书信大不相同,因此很可能不是梅斯的阿马拉里乌斯 (Amalaritius of Metz) 所作。

§ 164. 艾因哈德

I. 艾因哈德 (Einhardus):《全集》(Opera),载米涅,卷 CIV,栏351–610;《查理传》(Vita Caroli),载卷 XCVII,栏25–62;另有 A. 特莱 (A. Teulet) 编的拉丁文与法文对照全集:《艾因哈德全集,首次汇编并译成法文》(OEuvres complètes d’Éginhard, réuni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traduites en français),巴黎,1840–43年,2卷。米涅版的《编年史》(Annales) 与《传记》(Vita),重印自佩尔茨的《日耳曼历史文献集》(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分别见 I. 135–189及 II. 433–463;《传记》的单行本,汉诺威,1839年。《书信集》(Epistolae) 与《传记》的最佳版本见菲利普·雅费 (Philipp Jaffé):《加洛林文献集》(Monumenta Carolina),柏林,1867年,第437–541页;《马尔凯利努斯与彼得受难记》(Passio Marcellini et Petri) 的最佳版本见欧内斯特·迪姆勒 (Ernest Dümmler):《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ëtae Latini aevi Carolini),卷 II(柏林,1884年),第125–135页。特莱所译艾因哈德全集另有单行本,巴黎,1856年。艾因哈德的《查理传》有 J. L. 伊德勒 (J. L. Ideler) 的德译本,汉堡,1839年,2卷(附有极其详尽的注释),以及奥托·阿贝尔的德译本,柏林,1850年;英译本有 W. 格莱斯特 (W. Glaister) 译本,伦敦,1877年,以及塞缪尔·埃普斯·特纳 (Samuel Epes Turner) 译本,纽约 (New York),1880年。艾因哈德的《编年史》由奥托·阿贝尔译成德文(艾因哈德《编年史》,Jahrbücher),柏林,1850年。

  1. 参看上述著作的序言与注释。另见塞利耶,XII. 352–357;《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IV. 550–567;贝尔,200–214;埃伯特,II. 92–104。又见 J. W. Ch. 施泰纳 (J. W. Ch. Steiner):《塞利根施塔特城及昔日修道院的历史与描述》(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der Stadt und ehemal Abtei Seligenstadt),阿沙芬堡 (Aschaffenburg),1820年。

艾因哈德 (Einhard,或作 Eginhard)332 是查理曼的传记作者,也是加洛林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家。他是艾因哈德 (Einhard) 与恩吉尔弗丽塔 (Engilfrita) 之子,约于770年生于美因河谷 (Valley of the Main) 属于黑森—达姆施塔特 (Hesse-Darmstadt) 的地区。他出身贵族,在富尔达著名的圣卜尼法斯本笃会修道院学校受教育;他的父母曾向该校捐赠礼物。333 约于792年,院长鲍戈尔夫将他送到查理曼的宫廷,使他本已卓越的学识得以增进,才能获得充分施展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证明,鲍戈尔夫的赏识与预见并没有错。他很快就以和蔼的性情赢得众人的爱戴,以多方面的学识博得赞誉。他娶了贵族少女伊玛 (Imma),即沃尔姆斯 (Worms) 主教贝恩哈里乌斯 (Bernharius) 的妹妹,与她幸福地共同生活了许多年。334 她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名叫武辛 (Wussin),后来在富尔达作了修士。他深得皇帝宠信,335 并参与重大而微妙的事务。例如,806年,他奉命前往罗马,请教皇在查理曼将帝国分给诸子的遗嘱上签字。336 又如813年,首先提议让路易参与共治的,也是他。他主持查理曼的建筑工程,例如亚琛 (Aix la Chapelle;Aachen) 的工程,遵循他潜心研究的维特鲁威 (Vitruvius) 的理念。337 他作为工匠的技艺,使他赢得了比撒列 (Bezaleel) 这一学苑称号。338 他继续从事研究,并收藏了丰富的古典作家著作。他还编订了宫廷编年史。339 查理曼的去世(814年)并未改变他的地位。虔诚者路易留他担任顾问,又于817年任命他为其子洛泰尔 (Lothair) 的教师。当父子间于830年发生冲突时,他竭力调解。

他虽是平信徒,却从815年起先后获得了若干教会圣职俸禄。路易 (Louis) 任命他为鲁昂教区丰特内勒 (Fontenelle) 修道院、根特的布兰迪尼 (Blandigny) 圣彼得修道院与圣巴冯 (St. Bavon) 修道院、马斯特里赫特 (Maestricht) 圣塞尔韦 (St. Servais) 修道院的院长,以及帕维亚施洗约翰教堂的主管。815年1月11日,路易将美因河 (Main) 畔奥登瓦尔德 (Odenwald) 的米歇尔施塔特 (Michelstadt) 与米林海姆 (Mulinheim) 两处领地赐给艾因哈德和伊玛 (Imma);同年6月2日,他首次被称为院长。340 随着帝国政务愈益复杂,他逐渐退出公共生活,将心力转向文学。823年,他辞去丰特内勒修道院的管理职务;在管理过其他修道院之后,他来到米歇尔施塔特寻求安宁。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教堂,于827年将从罗马附近圣提布尔提乌斯 (St. Tiburtius) 教堂盗来的圣徒马尔凯利努斯 (Marcellinus) 与彼得鲁斯 (Petrus) 的遗骨安置其中。341 然而,一年之后,他迁往米林海姆,将其改名为塞利根施塔特;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宏伟的教堂,并创办了一所修道院。他试图平息路易与洛泰尔 (Lothair) 之间的争端,未能成功,随后便完全退居塞利根施塔特。约于836年,他写了如今已佚的《论十字架崇拜》(Worship of the Cross),题献给塞尔瓦图斯·卢普斯。342 836年,他的妻子去世。他悲痛欲绝,引起朋友们的怜悯;343 甚至路易皇帝也亲自前来慰问。344 但他始终背负着这一重担,直到840年3月14日去世。丰特内勒修道院奉他为圣徒,于2月20日纪念他。他的墓志铭由拉巴努斯·毛鲁斯撰写。

他和妻子原先同葬于塞利根施塔特教堂唱诗席内的一具石棺中,但1810年,黑森大公将石棺赠给了埃尔巴赫 (Erbach) 伯爵。这位伯爵自称是艾因哈德与伊玛的后裔,而伊玛据传是查理曼的女儿。伯爵将石棺安置在奥登瓦尔德埃尔巴赫城堡内那座著名的小礼拜堂中。

艾因哈德身材矮小,几乎是个侏儒;然而,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他在才智上却是一个巨人。他所受的古典教育,使他足以写出《查理曼传》这部不朽之作。他在宫廷中的地位,使他能与当时所有名人平等交往。年轻时,他曾受教于阿尔昆;晚年,他自己则成为塞尔瓦图斯·卢普斯这样的人物的朋友和启迪者。总的说来,他的一生似乎颇受眷顾;虽身为朝臣,却始终保持着纯朴而清白的品格。

他的著作包括:

  1. 《查理曼皇帝传》(The Life of the Emperor Charlemagne)。345 这是文学中不朽的著作之一。它以真诚的钦佩,颂扬了一位在许多方面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艾因哈德立志为查理曼所做的,正是苏维托尼乌斯曾为奥古斯都 (Augustus) 所做的。因此,他力求在文体上,并尽可能在内容上模仿苏维托尼乌斯;346 说艾因哈德并未失败,已经是很高的赞誉。这部《传记》是了解查理曼个人的主要史料;其行文带有坦率而真实的印记,使他的私生活呈露无遗,公共生涯也得到充分的勾勒。艾因哈德于查理曼去世(814年)后不久动笔,约于820年完成。此书很快就获得了广泛而热烈的欢迎,347 被视为典范之作。后来的作家大量取材于此,其中一些部分还被改写成诗。348 然而,正如各校勘本所显示的,它也并非全无讹误。

  2. 《洛尔施编年史》(The Annals of Lorsch)。349 艾因哈德编订并部分改写了其中741至801年的记载,350 而802至829年的部分则全由他撰写。这部编年史简要记载了从丕平 (Pepin) 在位之初,直到艾因哈德退出宫廷为止的逐年大事。

  3. 《蒙福殉道者马尔凯利努斯与彼得遗骨迁移记》。351 这是一篇极不寻常的叙事,充满欺诈、诡计和“神迹”。简言之,它极其坦率地说,这些遗骨是由罗马执事德乌斯多纳 (Deusdona)、艾因哈德的代理人拉特莱克 (Ratleik),以及苏瓦松 (Soissons) 修道院的仆役洪 (Hun) 盗走的。然而,遗骨从罗马安全运出之后,便被公开陈列,并借此行出了极多的“神迹”;本书正是为了讲述这些事而写的。

  4. 《马尔凯利努斯与彼得受难记》(The Passion of Marcellinus and Petrus)352 是一首由三百五十四行扬抑格四音步诗组成的诗篇。有人将其归于艾因哈德名下,但诗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两位圣徒遗骨的迁移,使这一作者归属极为可疑。353

  5. 《书信集》(Letters)。354 共七十一封,其中许多残缺不全。大多十分简短,涉及事务。有几封写给路易和洛泰尔,还有一封因他(艾因哈德)的妻子去世而写给塞尔瓦图斯·卢普斯,尤其值得注意。

§ 165. 斯马拉格杜斯

I. 斯马拉格杜斯,凡尔登圣米迦勒修道院院长(abbas monasterii Sancti Michaelis Virdunensi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卷 CII,栏9–980;附皮特拉 (Pitra) 的注释,栏1111–1132。他的《诗集》(Carmina) 载迪姆勒《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I. 605–619。

  1. 奥雷奥 (Hauréau):《历史与文学奇闻》(Singularité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1861年(第100页及后)。H. 凯尔 (H. Keil):《论晚期若干拉丁语法学家》(De grammaticis quibusdam latinis infimae aetatis)(校务论文),埃尔朗根 (Erlangen),1868年。《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IV. 439–447。塞利耶,XII. 254–257。贝尔,362–364。埃伯特,II. 108–12。

斯马拉格杜斯的早年生平全然不详。他加入本笃会,担任修道院学校校长之后,约于805年当选为卡斯特利翁山 (Mt. Castellion) 修道院院长。过了一段时间,他带领修士迁往数英里之外,在凡尔登 (Verdun) 教区默兹河 (Meuse) 畔创立了圣米耶尔 (St. Mihiel) 修道院。他既有学问,又有实际办事的才能。因此,他深受生平所历两位君主——查理曼与虔诚者路易——的器重。前者曾让他起草致教皇利奥三世的信,传达亚琛会议(809年)关于采用和子说 (Filioque) 的决定,并派他随同专使前往罗马,将此事呈交教皇。他担任书记,草拟了议事记录。虔诚者路易也同样器重他,厚赐他的修道院,并于824年任命他与图勒 (Toul) 主教弗罗塔里乌斯 (Frotharius,在任813837年) 一同调解米兰 (Milan) 院长伊斯蒙德 (Ismund) 与其修士之间的纠纷。斯马拉格杜斯约于840年去世。

他的著作表现出勤勉与虔诚,却没有独创性。已经刊行的散文著作有:(1)《全年各圣日书信与福音经课注释集》(Collections of Comments on the Epistle and Gospel for each holy day in the year),355这是一部从众多教会作家著作中辑录而成的汇编,虽缺乏批判性的考辨,内容却很全面,为传道人使用而编,作者称之为 liber comitis(经课集)。(2)《修士的冠冕》(The monk’s diadem),356共一百章,收集了有关修道生活主要义务与美德的苦修规条及默想。此书大部分也是汇编,材料取自卡西安 (Cassian) 的《教父谈话集》(Collectiones patrum) 以及大格列高利的著作。斯马拉格杜斯在升任院长之后编成此书,规定修士每晚诵读。357此书颇受欢迎,中世纪时广泛流传,并曾多次刊行。358(3)《圣本笃会规注释》(Commentary upon the rule of St. Benedict),359旨在协助推行亚琛会议(817年)所制定的修道改革,其特点是极为严格。(4)《王者之路》(The Royal way),360献给当时担任阿基坦 (Aquitania) 国王的虔诚者路易。361全书三十二章,内容为道德与属灵生活的劝勉;地上的君王若忠实遵行,便可由此进入天国。此书实质上不过是将《冠冕》改编,以适应世俗生活的需要。(5)《罗马会谈录》(Acts of the Roman conference),362即前文提到的议事记录。(6)《查理大帝致教皇利奥论圣灵发出的书信》(Epistle of Charles the Great to Leo the Pope up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363即上述书信。(7)《弗罗塔里乌斯与斯马拉格杜斯致路易皇帝书》(Epistle of Frotharius and Smaragdus to the Emperor Louis),364即调解人的报告。(8)《大语法书,或多纳图斯注释》(A larger grammar or a commentary upon Donatus)。365这是他最早的著作,应学生之请而写,可能写于800至805年之间。除一小部分外,此书至今尚未刊印。366另有《先知书注释》(Commentary on the Prophets) 与《圣米迦勒修道院史》(History of the Monastery of St. Michael),仍以抄本存世。367斯马拉格杜斯也写诗。除一首献给基督的赞美诗外,368保存下来的还有他为《注释集》及《圣本笃会规注释》所写的韵文序言;前者为二十九行六音步诗,后者为三十七组双行诗。

§ 166. 奥尔良的约纳斯

I. 约纳斯,奥尔良主教(Aurelianensis episcop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卷 CVI,栏117–394。

  1. 杜潘,VII. 3、4。塞利耶,XII. 389–394。《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V. 20–31。贝尔,394–398。埃伯特,II. 225–230。

约纳斯生于阿基坦 (Aquitania),于821年接替狄奥杜尔夫 (Theodulph),任奥尔良大主教。在任职的第一年,他便改革了奥尔良附近米西 (Mici) 的修道院,大大扩展了该院的作用。他在古典文学和神学文献方面的学识,加上行政才能,使他成为重要会议中的领袖人物,也使虔诚者路易屡次委派他执行微妙而艰巨的任务。例如,皇帝曾派他到帝国某些地区考察司法行政,并于835年派他到勒芒 (Le Mains) 的弗勒里与圣卡莱 (St. Calez) 修道院。然而,他最突出的贡献,与825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主教和神学家会议有关,该会旨在讨论圣像崇拜问题。皇帝派他与桑斯大主教耶利米一道前往罗马,将哈利特加尔 (Halitgar) 与阿马拉里乌斯就此问题搜集的教父引文中最适宜的部分呈交教皇。369此事的结果不详。他是巴黎改革会议(829年)的主导人物,很可能还起草了会议记录;370此后在迪登霍芬也是如此,835年3月4日,他在那里口授了罢免埃博 (Ebo) 的议事记录。371他于843或844年在奥尔良去世。

他的著作虽少,却饶有意味,而且十分重要。

1.《平信徒生活准则》(The layman’s rule of life),372共三卷,828年为奥尔良伯爵马特弗雷德 (Mathfred) 而作;这位伯爵曾请他指教,如何在婚姻的约束中过敬虔的生活。第一卷和末卷的内容具有普遍性,第二卷则大部分专门针对已婚者。正如人们所能预料的,约纳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恶行,因此他的著作在伦理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第二卷很可能最先写成。373

2.《君王生活准则》(The Kings rule of life),374约写于829年,献给丕平。以上两部著作基本上都只是从《圣经》与教父著作,尤其是奥古斯丁的著作中辑录而成,但作者本人的评论,却使我们得以清楚看见他那个时代的罪恶与愚妄。375

3.《圣像崇拜》(The Worship of Images)。376这是他的主要著作,也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全书三卷,为反驳都灵的克劳狄乌斯而作。克劳狄乌斯去世时(839年),此书已近完成;但约纳斯以为,不大可能再有人采取克劳狄乌斯那样大胆的立场,便将书稿搁置。后来发现克劳狄乌斯的学生与追随者仍在传播同样的观点,他才重新提笔,约于842年完成此书。这部著作原是应虔诚者路易之请而动笔的;但路易已于840年去世,因此约纳斯把书献给他的儿子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并在献书信中说明了上述成书经过。约纳斯用克劳狄乌斯自己的武器——反讽与讥刺——来反击他,描绘他的形象毫不溢美,甚至嘲笑他的拉丁文。第一卷为使用圣像(图画)、呼求与崇拜圣徒、圣徒代求的教义,以及对圣徒遗物应有的尊敬辩护,但声称法国人并不崇拜圣像。第二卷为尊崇十字架辩护,第三卷则为赴罗马朝圣辩护。

4.《圣胡贝尔遗物迁移史》(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lics of Saint Hubert)。377胡贝尔 (Hubert) 是猎人的主保圣徒,727年去世,生前任列日 (Liége) 首任主教,葬于当地的圣彼得大教堂。744年,他的遗体被移至教堂的另一处;但在825年,列日主教瓦尔坎德 (Walcand) 又把他的遗物迁至自己重建的安德温 (Andvin) 修道院,约纳斯所记述的正是这第二次迁移。

§ 167. 拉巴努斯·毛鲁斯

I. 拉巴努斯·毛鲁斯:《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卷 CVII–CXII。他的《诗集》(Carmina) 载迪姆勒《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II. 159–258。米涅本是在科尔韦内里乌斯 (Colvenerius) 版本(科隆,1617年)的基础上增补重印的,但仍不十分完备,因为迪姆勒又刊出了新篇,而且已知尚有其他作品以抄本存世。

  1. 米涅,CVII,栏9–106的《导论》(Prolegomena),其中收有马比永、拉巴努斯的学生鲁道夫 (Rudolf),以及特里特米乌斯 (Trithemius) 所写的《传记》(Vitae)。约翰·弗朗茨·布德乌斯 (Johann Franz Buddeus):《拉巴努斯·毛鲁斯·马格嫩提乌斯生平与学说论》(Dissertatio de vita ac doctrina Rabani Mauri Magnentii),耶拿 (Jena),1724年。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施瓦茨 (Friedrich Heinrich Christian Schwarz):《论德国第一位教师拉巴努斯·毛鲁斯》(Commentatio de Rabano Mauro, primo Germaniae praeceptore)(校务论文),海德堡,1811年。约翰·康拉德·达尔 (Johann Konrad Dahl):《大主教拉巴努斯·毛鲁斯的生平与著作》(Leben und Schriften des Erzbischofs Rabanus Maurus)。富尔达,1828年。尼古拉·巴赫 (Nicolas Bach):《赫拉巴努斯·毛鲁斯:德国学校制度的创建者》(Hrabanus Maurus; der Schöpfer des deutschen Schulwesens)(校务论文)。富尔达,1835年。弗里德里希·昆斯特曼 (Friedrich Kunstmann):《赫拉巴努斯·马格嫩提乌斯·毛鲁斯》(Hrabanus Magnentius Maurus)。美因茨 (Mainz),1841年。特奥多尔·施彭格勒 (Theodor Spengler):《圣拉巴努斯·毛鲁斯传》(Leben des heiligen Rhabanus Maurus)。雷根斯堡,1856年。克勒 (Köhler):《赫拉巴努斯·毛鲁斯与富尔达学校》(Hrabanus Maurus und die Schule zu Fulda)(学位论文)。莱比锡,1870年。里希特 (Richter):《拉巴努斯·毛鲁斯:中世纪教育史论稿》(Babanus Maurus.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aedagogik im Mittelalter)(校务论文)。马尔欣 (Malchin),1883年。参看 E. F. J. 德龙克 (E. F. J. Dronke):《富尔达文书集》(Codex dip Fuld)。卡塞尔 (Cassel),1850年。J. 巴斯·马林格:《查理大帝的学校》(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伦敦,1877年,第188–157页。J. F. 伯默 (J. F. Böhmer):《美因茨大主教史文献纪要》(Regesten zur Gesch. d. Mainzer Erzbischöfe),C. 维尔 (C. Will) 编。第1卷,公元742–1160年。因斯布鲁克 (Innsbruck),1877年。

  2. 杜潘,VII. 160–166。塞利耶,XII. 446–476。《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V. 151–203。贝尔,415–447。埃伯特,II. 120–145。

生平

马格嫩提乌斯·赫拉巴努斯·毛鲁斯 (Magnentius Hrabanus Maurus),是这位加洛林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与教师之一亲笔写下的全名。378他约于776年生于美因茨。379九岁时,父母把他送进黑森大公国著名的本笃会富尔达修道院;该院当时在鲍戈尔夫 (Baugolf,780–802年) 治理下十分兴盛。他在那里接受了神圣学问与世俗学问两方面的精心教育,因为鲍戈尔夫本人就是一位古典学者。拉巴努斯发了修道誓愿,并于801年受按立为执事。802年,鲍戈尔夫去世,拉特加尔 (Ratgar) 继任。新院长起初效法前任,为维持修道院在学术上的声誉,派院中最聪颖的人前往图尔,接受阿尔昆的教导,不仅学习神学,尤其还要学习博雅诸艺。拉巴努斯也在其中,他本来就非常渴望前去。一方是才干出众、经验丰富,却已年迈疲惫、教法略显机械的教师;另一方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求知若渴的学生:两人的相遇,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尔昆教给拉巴努斯的远不止书本知识;他使拉巴努斯具备教导别人的能力,从而使他跻身伊西多尔、比德、阿尔昆这些伟大教师的行列。阿尔昆与拉巴努斯之间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但就在拉巴努斯返回富尔达的同一年(804年),阿尔昆去世了,因此,本来无疑会极有意思的通信,仅限于一度书信往还。380

拉巴努斯获任修道院学校校长。起初,他在图尔的同学撒母耳 (Samuel) 协助他工作;后来撒母耳当选为沃尔姆斯主教,拉巴努斯便独自主持学校。新院长拉特加尔很快蜕变为一个醉心建筑的暴君。他吝惜花在学习与教学上的时间,因此采取了十分有效的措施,要拆散这所学校。他夺走学生的书籍,甚至连校长拉巴努斯·毛鲁斯的书也不放过。381807年,修道院遭到恶性热病侵袭,大批修士死亡,年轻修士尤其如此,还有许多人离去。死亡与离散使人数从400减至150,但留下的人却不得不更加辛苦地劳作。拉巴努斯大概就在这段治理乖谬、困苦不堪的时期前往巴勒斯坦,不过他只曾一次提及这趟旅程。382814年12月23日,他受按立为司祭。383

817年,拉特加尔被罢免,拉巴努斯的朋友艾吉尔当选接任。384随着艾吉尔就任,修道院迎来了较好的日子。拉巴努斯的教学如今不再受到妨碍,也能重新写作。学校规模日益扩大,不得不分开教学。准备过世俗生活的学生,在修道院外另设的场所接受教导。藏书也大为增加。

822年,艾吉尔去世,拉巴努斯当选继任。他证明自己在属灵事务上是一位优秀的领袖。他亲自关怀修士,经常向他们讲道。他尤其重视司祭的教育,专为他们的益处编纂书籍,并尽可能在学校任教,特别讲授圣经方面的课题。在他任内担任校长的,是前面提过的艾吉尔传记作者卡纳迪杜斯 (Canadidus)。385他最著名的学生都出于这一时期:塞尔瓦图斯·卢普斯、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 (Walahfrid Strabo,826–829年) 和奥特弗里德 (Otfrid)。他表现出搜集圣徒遗物的热情,并以极为昂贵的方式将这些遗物供奉起来。他还建造教堂,将修士分派到各地建立团体,以扩展富尔达的影响,在原有十六所附属修道院之外,又增加了六所。

842年春,拉巴努斯辞去职务,退居富尔达附近彼得山 (Petersberg) 的一所“修室”。他以为在那里可以从事著述,度过余生,不再受职务的烦扰。为此,他召来几位助手相助,工作因而进展迅速。但他是太有价值的人物,人们不会容许他退出实际事务。因此,美因茨大主教奥特加尔 (Otgar) 于847年4月21日去世后,座堂教士会、美因茨的贵族和平民一致推选他为继任者。他勉强应允,于847年6月26日接受祝圣。同年10月,他在美因茨的圣阿尔班修道院 (St. Alban’s) 主持了首次会议。这是奉日耳曼人路易 (Louis the German) 之命召开的教省会议。出席的显要人物包括他的属下主教:从前与他一同执教的沃尔姆斯的撒母耳 (Samuel of Worms)、希尔德斯海姆 (Hildesheim) 的埃博、同在阿尔昆门下求学的哈尔伯施塔特 (Halberstadt) 的海莫,以及前来为北方差遣事业请命的汉堡的安斯加尔 (Ansgar of Hamburg)。这次会议重申了司祭必须讲道的命令。从这一举措中,可以看出拉巴努斯的本色。848年10月1日,美因茨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是首次讨论戈特沙尔克事件的会议,因此值得纪念。戈特沙尔克曾是富尔达的学生,他的行径激怒了拉巴努斯,因此拉巴努斯在会议上反对他。结果,会议作出了不利于戈特沙尔克的裁决,并将他送交欣克马尔审判。《富尔达编年史》(Annals of Fulda) 由恩哈德 (Enhard,不要与艾因哈德混淆) 开始编写,后由鲁道夫 (Rudolf) 续写;书中怀着感激之情记载,850年德意志发生大饥荒时,拉巴努斯每天在温策尔 (Winzel) 村供养三百多人。386851年或852年10月,拉巴努斯在美因茨主持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若干改革教规;例如,一条禁止教士打猎,另一条则咒诅那些因认为不应从已婚司祭手中领受圣餐而离弃该司祭的平信徒。387

拉巴努斯于456年2月4日在美因茨去世,葬于圣阿尔班修道院。他亲自撰写了墓志铭,措辞谦逊而公允。1515年,勃兰登堡的枢机主教阿尔伯特 (Cardinal Albert of Brandenburg) 将他的遗骨迁至哈勒。

他的地位与影响

拉巴努斯在德行、敬虔与学问方面,是九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身为学生,他孜孜不倦地求学;身为教师,他勤勉尽责,善于启发,循循善诱;身为院长,他力求恪尽职守;身为大主教,他热心为信仰争辩,不顾敌人的反对;正如他自己的格言所说:“若所争的是基督的事业,恶人的反对便不足介意。”他谦逊地承受所获的荣誉,没有骄傲或嫉妒。他乐于顺应合理的要求,也能耐心接受批评,但在维护原则时,却坚定不移,严峻不苟。829年的会议决定准许修士退出修会,他有勇气独自反对。他否认占星术的效验,也反对神判法 (trial by ordeal)。他很早便声明自己支持虔诚者路易,并直率而恳切地斥责其诸子的不孝行为。路易死后,他便与洛泰尔休戚与共;841年6月25日,洛泰尔在丰特奈 (Fontenai) 战败,令他深感痛苦,也可能促使他更早辞去院长之职;他于次年春辞职。不过,他与新国王日耳曼人路易的关系仍很友好。路易召他入宫,并任命他为美因茨大主教。

拉巴努斯不朽的声名,建立在他身为教师和教育著述者的劳绩之上。他由此赢得了“德意志第一教师”这一光荣称号,Primus Germaniae Praeceptor。富尔达的学校以敬虔和博学闻名于整个法兰克王国 (Frankish kingdom)。许多贵族子弟以及出身下层的人都在这里受教,后来成为德意志教会的主教和牧者。没有人因贫穷而被拒之门外。富尔达开创了勤研圣经的风气,其他修道院很快便竞相效法。更值得注意的是,拉巴努斯是德意志第一个主持修道院学校、在其中培养许多男孩预备过世俗生活的人。388正是后一项举措,使他有资格被称为德意志学校制度的奠基人。拉巴努斯的学生在别处很受欢迎,人们争相聘请他们执教;王公们也找不到比他的学校更好的地方来教育自己的儿子。这所学校优异卓越的最有力证明之一,就是艾因哈德也把儿子武辛送到那里。艾因哈德自己早年曾在富尔达求学,此时已是一位大学者和教师;在一封保存至今的信中,他劝勉儿子殷勤利用这些难得的优越条件,尤其要留心那位“伟大的演说家”拉巴努斯·毛鲁斯的教导。389拉巴努斯的百科全书《宇宙》(The Universe),证明他学识广博,并有能力将其传授给别人。因此,虽然他以阿尔昆为典范,却扩充了老师的教育观念,以自身及其著作为榜样,产生了永不消逝的影响。

他的著作

拉巴努斯是一位著述甚丰的作者。不过,与他那时代的其他作者一样,他的作品大多是从教父及后世教会作家的著作中编纂而成。他敏于回应当世的需要,也乐于解答好学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他的著作显露出对圣经的精深熟悉。他的作品可分为七类。

I. 圣经类。(1) 释经著作,涵盖整部圣经,只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约伯记》《诗篇》《传道书》《雅歌》、小先知书、大公书信和《启示录》除外。他也为次经中的《犹滴传》、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和《马加比书》作注。390这些释经著作可能有一部分是他的学生在其指导下编纂的。在书籍十分稀少、图书馆更为罕见的时代,它们保存了圣经和教父两方面的知识。有一件事十分鲜明地表明了当时的状况。利雪主教弗雷库尔夫 (Frechulf, bishop of Lisieux) 催促拉巴努斯为摩西五经作注时,说他教区内任何种类的书籍都很少,甚至连一部完整的圣经也没有,更不用说完整的圣经注释了。391拉巴努斯这样陈述自己的解经观点:392“人若想精通圣经,首先必须殷勤查明,所考察的那部分经文中,含有多少历史、寓意、天上之义和道德比喻。因为圣经有四重意义:历史义、寓意义、道德义和天上义,我们称之为智慧的女儿。智慧借着她们养育自己的儿女。对于年幼初学的人,她给予历史的奶;对于在信仰上渐有长进的人,她给予寓意的饼;对于真实而恒常行善、善行丰盛的人,她以道德义的美味佳肴使他们饱足;最后,对于轻看地上事物、热切渴慕天上事物的人,她以天上义的酒使他们得到完全的满足。”

依照这些原则,他的释经著作除最早于819年问世的《马太福音》注释以外,很少包含严格意义上的经文解释,却有大量奥秘性和属灵的诠释。编写这些著作所需的劳力必定相当可观,但他持续做了二十年。他并非总是照抄原始资料的措辞,而是用自己的话加以复述。他特别注意注明摘录的出处。陆续完成的每部注释,都各有献辞。因此,《犹滴传》和《以斯帖记》的注释献给皇后尤迪特 (Judith),因为他说,她与这些希伯来女英雄相似;《历代志》注释献给她的丈夫虔诚者路易,作为治国的指南;《马加比书》注释献给日耳曼人路易;《耶利米书》注释献给洛泰尔。

  1. 他还以同样的体例,为晨间崇拜所唱的圣经颂歌编写了一部注释。393

  2. 《圣经寓意》(Scripture Allegories)394是一部编排便利的词典,按字母顺序排列词目,并以寓意加以解释。例如:“Annus(年)是恩典的时期,如《以赛亚书》[lxi. 2]所说,‘耶和华的恩年’。也指蒙救赎的众人,如《约伯记》iii. 6所说,‘愿它不列在年中的日子’,即不列在蒙救恩的选民之中。也指基督的永恒,如《诗篇》cii. 24所说,‘你的年数,世世无穷’,因为上帝的永恒存到永远。它也指我们的生命,如《诗篇》xc. 9所说,‘我们的年日,想来如同蛛网’(武加大译本,Vulg.),即我们的生命在虚空和朽坏中疾驰而过。”395

  3. 《抹大拉的马利亚及其姊妹马大的生平》(The life of Mary Magdalene and her sister Martha)。396本书包括我主生平中与她们有关的部分,以及这对姊妹的传说事迹,就其体裁而言,是一部有趣的作品。但他把拉撒路的姊妹马利亚与抹大拉的马利亚混为一人,又把后者与那个有罪的女人混为一人。因此,他在称马利亚美貌绝伦之后,不得不提及她在遇见基督以前的不贞行为。

  1. 教育类。(1) 《教士教范》(The Institutes of the clergy)。397这部重要著作写于819年,是为回应许多人的请求而作。全书分三卷,前有一首短诗作为题辞。散文序言概述全书,并说明资料来源。本书绝大部分直接编纂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教义论》(De doctrina Christiana)、卡西奥多鲁斯的《教范》(Institutiones) 和格列高利的《牧职规范》(Cura pastoralis)。拉巴努斯《教范》的第一卷论及教会圣职等级、教士礼服、圣礼398及弥撒礼仪。第二卷论及日课时辰、连祷文、禁食、施舍、补赎礼、节期、为死者祈祷、吟唱诗篇和圣诗、诵读圣经、信经,并列出各种异端。第三卷论述成为称职的教会仆人所必需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他首要强调的是圣经知识,399并就研读和解释圣经给予指导。然后,他转而讨论当时教育的组成部分,即七艺,最后指导人如何讲话和教导,才能取得最佳成效。他恰当地指出,讲道者应顾及听众的年龄、性别和弱点。他应当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出来讲话;如果他真是属上帝的人,就必蒙神的能力扶持。这才是应有的精神。人算不得什么,上帝才是一切。“夸口的,当指着那位将我们和我们的讲道都握在手中的主夸口。”400
  1. 《论计算》(On Computation)。401本书写于820年,采用师徒对话的形式。许多内容逐字抄自比德的《论时间的计算》(De temporum ratione)、伊西多尔的《词源学》(Etymologies) 和波爱修斯的《算术》(Arithmetic)。但编成的这部作品,在计算数字、时间和节令这一重要课题的教学上,仍标志着一种进步。

  2. 《宇宙》(The Universe)。402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 已经开了编纂综合知识百科全书的先例;拉巴努斯在他的《宇宙》中,不过是重述伊西多尔的《词源学》(Etymologies),在材料的编排上略有不同,并增添了寓意和属灵的内容、名称与词语的解释,以及许多圣经引文。这部作品写于844年左右,是他闲居治学之初的成果之一。全书分二十二卷,与哲罗姆所定旧约正典的卷数相同,题献给哈尔伯施塔特的海莫 (Haymo of Halberstadt) 和路易王 (King Louis)。本书以神论开篇,前五卷涉及宗教与敬拜。其余各卷论述世俗事物,从作为动物的人本身,讲到各种走兽、繁星满布的天空、时间及其划分、地上和地下的水、空中的云,以及大地本身。随后,他论及山岳、谷地和各种地方;公共建筑及其各部分;哲学与语言学、石头与金属、度量衡、疾病与疗法、树木与植物、战争与凯旋、表演与游戏、图画与色彩、服饰与装饰、饮食、车辆与挽具。

  3. 《普里西安语法节录》(Excerpt from Priscian’s Grammar),403是一部标准语法书的节本。内容几乎仅限于韵律学,但它使普里西安 (Priscian) 的著作得以进入学校。404

  4. 《圣职、神圣的圣礼与祭司礼服》(The holy orders, divine sacraments and priestly garments)。405

  5. 《教会纪律》(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406上述最后两部论著写于作者担任大主教期间,只是从《教士教范》(Institutes) 中摘录出来,稍作改动。

  6. 《人体各部》(The parts of the human body),用拉丁文和德文写成。407这部词汇表是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 (Walahfrid Strabo) 根据拉巴努斯的讲课编成的。末尾附有月份与风的拉丁文、德文名称。408

  7. 《语言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languages)409[文字],是一部奇特的字母表汇编,收录希伯来、希腊、拉丁、斯基泰 (Scythian) 和卢恩 (Runic) 字母,并列出据称发明这些字母之人的姓名。这部小册子还包括最常见的缩写和字母组合符号。

  1. 应时之作,即针对当时的问题或为答复疑问而写的作品。(1) 《奉献男童》(The oblation of boys),410这是一部著名论著,拉巴努斯在其中反对829年美因茨会议准许戈特沙尔克 (Gottschalk) 脱离修会的立场。戈特沙尔克提出两项论据:第一,不能仅因父母在一个人婴孩时期或尚未成年的少年时期将他送入修道院,就强迫他终身作修士。第二,未成年人的奉献必须由具有适当资格的证人证明;就他的情形而言,只有撒克逊人能够作此见证,因为依照撒克逊法律,凭非撒克逊人的证词剥夺撒克逊人的自由,是不合法的。拉巴努斯试图逐一驳斥这两点。他指出,圣经和教父无论在训诫还是榜样上,都容许将儿童奉献给神;至于第二点,他反驳道:“仿佛事奉基督会剥夺人的自由与高贵身份似的!”411但他对戈特沙尔克第二项论据真正不满的,是后者声称法兰克人的证词不能被采纳。这激起了拉巴努斯的爱国之情,也激发了他的雄辩。他说:“谁不知道,法兰克人早在撒克逊人以前就已成为基督徒?然而,后者竟违背一切人的法律和神的律法,擅自声称有权拒绝法兰克人的证词。”412这样答复戈特沙尔克之后,他又用圣经证明自己的第三项论点:向神所许的愿不可违背。他最后的论点是,修道制度是神所设立的。他在这部论著中没有提戈特沙尔克的名字,但所指显然就是他。他对待不幸的戈特沙尔克的一切举措,都表现出不宽容。
  1. 《儿女对父母及臣民对君王的敬重》(The reverence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and of subjects to their king)。413这是833年虔诚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 被废黜、监禁之后写给他的。作者援引圣经,说明上帝已经命令儿女尊敬父母、臣民尊敬君王,并咒诅那些不遵行的人。随后,他直指问题所在,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当时的处境,呼吁路易的儿子们顺服父亲。他为路易辩护,反驳因其处死伯纳德 (Bernard) 而加给他的杀人罪名;最后,他转而向皇帝说话,在他的忧伤中安慰他,并劝告他在复位之后施行宽仁。整部论著充分显明了拉巴努斯的才智与仁心。

  2. 《论准许通婚的亲属等次》(On the degrees of relationship within which marriage is permissible)。414

  3. 《魔法》(Magic arts)。415拉巴努斯难得地摆脱了他那个时代的迷信;在这部小册子写于842年的第二部分中,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招魂术,并开列了一份颇有趣味的清单。虽然他用鬼魔的影响来解释幽灵、邪灵及诸如此类据称存在之物的显现,却仍承认人的感官可能受骗。颇为奇特的是,他援引撒母耳向扫罗显现的事作为例证。他否认撒母耳确曾显现,认为扫罗受了魔鬼的欺骗,理由有二:(1) 真正的撒母耳是神人,不会容许扫罗向那个被认作撒母耳的形象下拜;(2) 真正的撒母耳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因此不会对这不敬虔的王说:“明日你必与我在一处了。”416

  4. 《答辅理主教雷金纳德的若干教会法问题》(A Response to certain Canonical Questions of the Suffragan Bishop Reginald)。417

  5. 《辅理主教是否可以在其主教同意之下按立长老与执事》(Whether it is permissible for a suffragan bishop to ordain priests and deacons with the consent of his bishop)。418他作了肯定的答复。

  1. 关于补赎礼的著作。(1) 两部《补赎规程》。419其中列出历次会议关于补赎礼的决议。(2) 关于补赎礼的教会法问题。420(3) 《美德、恶习与罪的补偿》(The virtues and vices and the satisfaction for sin)。421

V. 杂著。(1) 《讲道集》(Homilies)。422共有两集,第一集七十篇,论主要节期及美德;第二集一百六十三篇,讲解福音书和书信。第一集必定编于826年以前,因为它题献给海斯图尔夫主教 (bishop Haistulf),而他于该年去世。这些讲章大多无疑是拉巴努斯实际宣讲过的。他大量取用伟大的利奥 (Leo the Great)、奥古斯丁、阿尔昆及其他人的讲章,因此,这些讲章如同他的其他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汇编之作。然而,其中有几篇看来是原创,而且最有意义,因为它们论述当时流行的恶习,从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面貌。423

  1. 《论灵魂》(Treatise on the Soul)。424正如他在写给洛泰尔王 (king Lothair) 的序言中所承认的,这部作品是从卡西奥多鲁斯的《论灵魂》(De Anima) 中摘录而成,仅略有增补。其后附有弗拉维乌斯·维盖提乌斯·雷纳图斯 (Flavius Vegetius Renatus) 的《罗马军事制度》(De disciplina Romanae militiae) 的节录。他为这一奇特附录所给的理由是“蛮族频繁入侵”。这部论著或许是拉巴努斯的最后一部作品。425

  2. 《殉道者名录》(A martyrology)。426书中按日列出圣徒,大多只记姓名,有些则附有简短传略。其主要资料来源是哲罗姆。这部书应拉特莱克 (Ratleik) 的请求而编;此人曾为艾因哈德 (Einhard) 窃取圣马尔切利努斯 (Marcellinus) 和圣彼得鲁斯 (Petrus) 的圣髑。书前有一首致修道院院长格里莫尔德 (Grimold) 的短诗。

  3. 《得见上帝、清心与补赎礼的方式》(The vision of God, purity of heart and mode of penance)。427全书三卷,题献给修道院院长博诺苏斯 (Bonosus),即哈托 (Hatto)。第一卷主要摘自奥古斯丁的《论活的上帝》(De vivendo Deo);第二、第三卷则摘自其他古代资料。

  4. 《我主受难》(The Passion of our Lord),428是一篇默想我主苦难的简短虔敬之作。

  1. 书信。(1) 致洪伯特主教 (Bishop Humbert) 的一封信,论夫妻之间合法的亲属等次。429(2) 杂函七封。430第i封,致辅理主教雷金巴尔德 (Regimbald),论纪律。第iii封,致艾吉尔 (Eigil),反对拉德贝尔图斯 (Radbertus) 关于圣餐的见解。第iv、v、vi封,分别致欣克马尔 (Hincmar)、诺廷古斯 (Notingus) 和埃伯哈德伯爵 (Count Eberhard),论预定论。第vii封,致日耳曼人路易 (Louis the German),内含848年美因茨会议的议事录。第viii封,是致欣克马尔、论戈特沙尔克的会议公函。

  2. 诗歌。拉巴努斯并无诗人的天赋;不过,他曾仔细研习韵律学,能够写诗赠予朋友,或应付不同场合。431他还写过一些墓志铭,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他最奇特的作品是一首长诗《十字架颂赞》(The praise of the Cross)。这首诗是在图尔 (Tours) 应阿尔昆的建议开始写的,直到815年才完成。它见证了用错方向的技巧与耐心。他在其中列出朋友哈托 (Hatto) 所绘的二十八幅图,有些是几何图形,有些是人物或物件。每幅图所在的一页,都填满一节诗,诗中字母间距整齐,其中一些字母特意安排在显著而独特的位置,以吸引目光,并组成另外的词语。每节诗后都有一段散文解释,第二卷则是一篇论述这一主题的散文。全书之前有三首诗:第一首求阿尔昆代祷,第二首是献给教皇的题献诗,第三首《凯撒像》(The figure Of Caesar) 是献给虔诚者路易的题献诗。阿尔昆曾按略为相似的构思写过一首《论圣十字架》(On the Holy Cross)。所以,这一建议可能出自他,但这种构思可以追溯到福图纳图斯 (Fortunatus)。拉巴努斯·毛鲁斯的这首诗在中世纪十分流行,被视为匠心独运的奇作。

拉巴努斯的圣诗为数不多;虽然有许多圣诗被归于他的名下,但其中大多数是否确为他所作,极为可疑。

§ 168. 海莫 (Haymo)

I. 海莫 (Haymo),哈尔伯施塔特主教(Halberstatensis episcopus):《著作集》(Opera),载米涅 (Migne),第CXVI–CXVIII卷。

  1. 保罗·安东 (Paul Anton):《海莫的生平与教义》(De vita et doctrina Haymonis),哈勒 (Halle),1700年,第2版,1705年;C. G. 德尔林 (C. G. Derling):《海莫历史论稿》(Comm. Hist. de Haymone),赫尔姆施泰特 (Helmstädt),1747年。塞利耶 (Ceillier),第XII卷,第434–439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111–126页。贝尔 (Bähr),第408–413页。

海莫(Haimo, Aymo, Aimo)是撒克逊人,可能生于778年左右。他在富尔达 (Fulda) 宣誓入修道院;803年,院长拉特加尔 (Ratgar) 派他与挚友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 同往图尔,受教于阿尔昆。归来后,他在富尔达任教,直到839年被选为希尔施费尔德 (Hirschfeld) 的修道院院长。841年,他被祝圣为哈尔伯施塔特主教。848年,他参加了谴责戈特沙尔克的美因茨会议 (Council of Mayence)。他耗费巨资建立了哈尔伯施塔特主教座堂图书馆,可惜该馆于1179年毁于火灾。他于853年3月27日去世。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作为释经家,他的解释简明清晰,只是稍嫌拘泥于字句。

他的著作卷帙浩繁,最初由罗马天主教徒在宗教改革时期(1519–36年)出版。其中所教导的大公教会神学,比特伦托会议的神学更为自由,偏见也较少。因此,他否认彼得创立了罗马教会,否认教皇拥有普世最高权柄,并反对帕斯卡修斯派 (Paschasian) 的化质说。他的著作主要包括:(1) 《注释》(Commentaries)。432他曾就《诗篇》、旧约中的某些诗歌、《以赛亚书》、小先知书、《雅歌》、保罗书信和《启示录》撰写或汇编注释。

除这些注释之外,还有:(2) 《讲道集》(Homilies),433论教会年历中的各节期;(3) 《杂著》(Miscellanies),包括《主的身体与血》(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434摘自他的《哥林多前书》注释;《圣史概要》(Epitome of sacred history),435大体上虽非全部摘自鲁菲努斯 (Rufinus) 所译尤西比乌斯 (Eusebius)《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的拉丁文本;以及一部三卷本的修道著作《对天上家乡的爱》(The love for the heavenly country)。436

§ 169. 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 (Walahfrid Strabo)

I. 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 (Walafridus Strabus),富尔达修士(Fuldensis monachus):《著作集》(Opera),载米涅,第CXIII–CXIV卷。他的《诗集》(Carmina) 由恩斯特·迪姆勒 (Ernst Dümmler) 极为周详地编订,载《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第II卷(柏林,1884年),第259–473页。

  1. 关于他的生平,参见迪姆勒 (Dümmler) 的序言及埃伯特 (Ebert),第II卷,第145–166页。关于他的著作,除埃伯特外,另参塞利耶 (Ceillier),第XII卷,第410–417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59–76页;贝尔 (Bähr),第100–105、398–401页。

瓦拉弗里德既是诗人和注释家,也是神学家和教师,约于809年生于阿勒曼尼亚 (Alemannia),出身寒微,在康斯坦茨湖 (Lake Constance) 岛上的赖歇瑙 (Reichenau) 本笃会修道院学校受教育。他因斜视而得别号斯特拉布斯 (Strabus),通常作斯特拉博 (Strabo),但他自己也采用此号为名。437826至829年间,他在富尔达师从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他在那里与戈特沙尔克 (Gottschalk) 结为朋友,而且似乎独居一间小室,也许是为了更好地研读。438离开富尔达后,他前往亚琛,得到教务长希尔杜因 (Hilduin) 的友善相待;希尔杜因把他引荐给皇帝虔诚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皇帝很喜欢他,赏识他的学问,任命他为儿子查理 (Charles) 的教师。皇后尤迪特 (Judith) 对他也格外友善。838年,虔诚者路易任命他为赖歇瑙修道院院长,但两年后,日耳曼人路易 (Louis the German) 将他逐出其职,他遂前往施派尔 (Spires),在那里住到842年;那一年,同一位路易恢复了他的院长职务,很可能是应其教务长格里马尔德 (Grimald) 的请求。439849年,他奉日耳曼人路易差遣,前往法国向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 执行外交使命,却于同年8月18日渡卢瓦尔河 (Loire) 时去世,葬于赖歇瑙。440

瓦拉弗里德为人十分和蔼、亲切而机智,在教会文学和古典文学两方面均有卓越造诣,而且还是一位颇具天才的诗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与当时那些只会机械作诗的人形成鲜明对照。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开始写诗,在相对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数篇篇幅颇长。

他的著作包括:

  1. 释经著作。1.《经文注疏》(Glosses),441即对整部拉丁文圣经(包括次经)所作的简短注释;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汇编,尤其采自奥古斯丁、大格列高利 (Gregory the Great)、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 和比德 (Bede),并附有极多独到的见解。这部著作五百年间在西方享有盛誉,得到极其广泛的使用。彼得·伦巴德 (Peter Lombard) 引用它时只称之为“权威”,不再另作说明;许多人甚至赋予其中的注释与所注经文同等的分量。尽管篇幅浩繁,它仍是最早付印的著作之一。4422.《前二十篇诗篇释义》(Exposition of the first twenty Psalms),443与其说是真正的解释,不如说是采用寓意解经法。3.《拉巴努斯·毛鲁斯〈利未记注释〉节要》(Epitome of Rabanus Maurus’ Commentary on Leviticus)。444这部著作表明瓦拉弗里德对其伟大教师的敬重。4.《四福音书释义》(Exposition of the Four Evangelists)。445此书从前曾被收入哲罗姆的著作中刊印。注释简短,旨在阐明“内在意义”。5.《神圣礼仪的起源与发展》(The beginnings and growth of the divine offices)。446这部探讨礼仪古制的著作颇有价值,并富于独创性,约于840年应赖歇瑙修道院博学的图书管理员雷金贝尔特 (Reginbert) 之请而作;后者希望更准确地了解礼仪各部分的起源。此书具有补充资料的性质,因此缺乏系统性。瓦拉弗里德在彼此不相衔接的各章中,分别论述圣殿与祭坛;钟;若干表示圣地的词语之词源;“图画”的使用,即作为装饰和辅助虔敬之物,而非敬拜对象;适用于敬拜上帝的事物;“新约的祭”(在此章,即第XVI章,他不赞同拉德贝尔图斯的化质说,说基督“在逾越节晚餐之后,以饼和酒的实体,将他身体和血的圣礼赐给门徒,并教导他们举行〔这圣礼〕,以记念他的受难”447);其后数章论述圣餐、圣服、日课时辰与圣诗、洗礼、称号等。全书以教会与世俗尊位的比较作结。

II.《论耶路撒冷陷落的讲道》(A Homily on the Fall of Jerusalem)。448瓦拉弗里德先转述约瑟夫斯对该城陷落的记载,继而阐述我主预言性讲论(《马太福音》第24章)的属灵应用。

  1. 传记。1.《院长圣加尔传》(Life of the Abbot St. Gall),449传主是瑞士 (Switzerland) 的使徒(卒于645或646年)。此书并非原创,而是改写自韦廷 (Wettin) 所作的传记;韦廷是瓦拉弗里德在赖歇瑙 (Reichenau) 备受尊敬的老师。瓦拉弗里德又将此传改写为诗体。4502.《圣奥特马尔传》(Life of St. Othmar),传主是圣加仑修道院 (St. Gall) 院长,451此传也同样改写为诗体。3. 他所编订的艾因哈德 (Einhard)《查理曼传》(Life of Charlemagne) 的序言,其中提供了有关艾因哈德的宝贵资料。452

  2. 诗歌。1.《韦廷的异象》(The Vision of Wettin)。453这是他最早的诗篇,据他自称,作于他十八岁时454(即约826年)。此诗并非原创,而是将海托 (Heito) 的散文作品改为韵文,并有所增补。其最终来源是韦廷本人;他叙述了自己于824年10月在天使引领下游历地狱、炼狱和乐园时所见之事。韦廷当时病得很重,这一事实说明了异象发生的缘由,也解释了他为何从中读出那些内容;但这首诗不仅本身引人入胜,而且还是但丁 (Dante)《神曲》(Divine Comedy) 的先驱。4552.《圣马梅斯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St. Mammes)。456传主自幼便是苦修者,曾向一群被奇异冲动驱使而聚集于小礼拜堂中的野羊传道。这一非凡举动引起了当局不利的注意。马梅斯被控施行巫术,又因拒绝向诸神献祭而被控为无神论者。仇敌试图用火烧、野兽扑咬和石击等手段杀死他,都未成功。最后,上帝的声音呼召他,他便安然离世。3.《圣布莱特马克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St. Blaithmaic),传主是海岛 (Hy) 的修道院院长和殉道者。457此诗叙述一位爱尔兰王储如何自幼投身苦修生活,并在海岛获得殉道者的冠冕。4.《园艺》(Garden-culture),458一首论述修道院园中植物的奇特诗篇。5.《论特特里库斯像》(On the Image of Tetricus)459(特特里库斯即迪特里希〔Dietrich〕),是一首构思巧妙、颂扬虔诚者路易及其家人的诗。4606.《杂诗》(Miscellaneous Poems),461包括诗札、警句诗、题铭和圣诗。

§ 170. 里昂的弗洛鲁斯教席 (Florus Magister)

I. 弗洛鲁斯 (Florus),里昂执事(diaconus Lugdunensi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CXIX卷,第9–424栏。他的诗歌由迪姆勒编入《加洛林时代拉丁诗人集》(Poet. Lat. aev. Carolini),第II卷(柏林,1884年),第507–566页。

  1. 巴赫 (Bach):《中世纪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维也纳,1873–1875年,2部,第I部,第240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213–240页。塞利耶,第XII卷,第478–493页。贝尔,第108、109页;第447–453页。埃伯特,第II卷,第268–272页。

弗洛鲁斯大概生于八世纪的最后一年,在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和路易二世 (Louis II) 在位期间住在里昂。他担任主教座堂学校的校长,因此通常被称为弗洛鲁斯教习。他也是一位执事,或副执事。他以学问、德行和才干享有盛名。他与本地主教阿戈巴尔德 (Agobard),以及当时一些最杰出的人物,都保持着亲密互信的关系。他的藏书数量之大,令人称道而惊叹。462

与秃头查理治下的其他学者一样,他也参与了圣餐与预定论的争辩。在前一场争辩中,他站在拉巴努斯·毛鲁斯和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 一边,反对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Paschasius Radbertus) 的化质说;在后一场争辩中,他反对约翰内斯·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Johannes Scotus Erigena),但并未完全转到戈特沙尔克一方。他出席了849年的基耶尔西 (Quiercy) 会议,这是欣克马尔 (Hincmar) 为戈特沙尔克一案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他约于860年去世。

他的全部著作如下:

1.《论主教选举的教父文献辑录》(A patristic cento on the election of Bishops),463作于834年,旨在说明早期基督教时代,主教始终由会众与教士自由投票选出。因此,国王干预这类选举——这是当时日益滋长的弊端之一——并无传统依据;只有以维持教会与国家联合的必要性为由,才能为之辩护。

2.《弥撒释义》(An Exposition of the Mass),464据他本人明确声明,大部分采自居普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的著作编成。

3.《驳阿马拉里乌斯》(A Treatise against Amalarius),465书中他支持阿戈巴尔德,反对阿马拉里乌斯;后者曾以神秘的方式及寓意解经法解释礼仪。466

4.《殉道者名录》(A Martyrology),467是比德同类著作的续编。

5.《论预定论的讲道》(Sermon on Predestination)。468

6.《驳司各脱·埃里乌根纳的谬误》(A treatise against Scotus Erigena’s errors),469852年以里昂教会的名义撰写。他提醒人们注意埃里乌根纳以理性主义方式处理圣经和教父著作的做法;拒绝将恶界定为否定;坚持认为,要正确理解圣经,必须信靠基督,并有内在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谴责埃里乌根纳滥用世俗学问,却主张世俗学问自有其正当用途。470

7.《圣奥古斯丁保罗书信释义》,471长期以来被归于比德名下。

8.《辑自法律与教规的敕令》(Capitulary collected from the Law and the Canons)。472

9.《杂诗》(Miscellaneous Poems),473这些诗表明他具有真正诗才的火花。474

  1. 此外,尚存他写给皇后尤迪特的一封信。475

§ 171. 塞尔瓦图斯·卢普斯 (Servatus Lupus)

I. 贝阿图斯(Beatus,即“福者”)塞尔瓦图斯·卢普斯:《著作集》(Opera),载米涅,第CXIX卷,第423–694栏(重印巴卢兹版,巴黎,1664年;第2版,1710年)。米涅所收的讲道和圣诗(第693–700栏)均为伪作。

  1. 巴卢兹所著《塞尔瓦图斯·卢普斯史传与书目资料》(Notitia historica et bibliographica in Servatum Lupum),载米涅,前引书(l.c.),第423–6栏。尼古拉 (Nicolas):《塞尔韦·卢书信研究》(Étude sur les lettres de Servai Loup),克莱蒙费朗 (Clermont Ferrant),1861年;弗朗茨·施普罗特 (Franz Sprotte):《费里耶尔院长塞尔瓦图斯·卢普斯传》(Biographie des Abtes Servatus Lupus von Ferrières),雷根斯堡,1880年。杜潘 (Du Pin),第VII卷,第169–73页。塞利耶,第XII卷,第500–514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255–272页。贝尔,第456–461页。埃伯特,第II卷,第203–209页。J. 巴斯·马林格 (J. Bass Mullinger):《查理大帝时代的学校》(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伦敦,1877年,第158–170页。关于卢普斯在他出席的各次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参见赫费勒 (Hefele):《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第IV卷,各处(passim)。

卢普斯,别号塞尔瓦图斯 (Servatus),476出身名门。他于805年生于桑斯(巴黎东南70英里),在邻近费里耶尔的圣马利亚与圣彼得本笃会修道院受教育;该院古称伯利恒,当时由阿尔德里希 (Aldrich) 任院长。阿尔德里希于829年成为桑斯大主教,836年初去世。卢普斯立下修道誓愿,受按立为执事,随后在修道院学校任教,直到830年听从阿尔德里希的劝告前往富尔达。艾因哈德所著的查理曼传早已使他深受感动;477当时艾因哈德任仅数英里之外的塞利根施塔特修道院院长,而其子武辛正在富尔达求学,卢普斯便是在他前来看望儿子时初次与他相识的。卢普斯与他及富尔达院长、著名的拉巴努斯·毛鲁斯结下了友谊。正是卢普斯促使拉巴努斯编纂了那部论保罗书信的巨著;478艾因哈德也将如今已经散佚的《论敬拜十字架》(De adoranda cruce) 题献给他。479他在富尔达继续研习,也从事教学,直到836年春返回费里耶尔。480随后他受按立为司祭,在修道院学校教授语法和修辞。837年,他获引见于虔诚者路易的宫廷;次年,应皇后尤迪特的特别要求,他再次入朝(838年9月22日)。481他所受的恩宠使他自然期望不久便能得到擢升,然而他注定要失望。838至839年冬,他随继任阿尔德里希的奥多 (Odo) 前往法兰克福;482路易皇帝于839年1月和2月驻跸于此。路易于840年去世,由秃头查理继位。842年,查理因奥多与洛泰尔的关系而罢免了他;应皇帝要求,修士们于842年11月22日选举卢普斯为院长,483皇帝也确认了这一选举。奥多经过一番周折才被撤去。844年是卢普斯经历多事的一年。费里耶尔的修士每年都有义务向查理提供款项和兵役,卢普斯也不得不亲自出征。484这一年,他出兵讨伐叛乱的阿基坦人。6月14日,他在昂古莱姆 (Angoulême) 战役中被俘,但数日后经昂古莱姆伯爵图尔皮奥 (Turpio) 干预而获释,7月3日便已返回费里耶尔。后来,查理派他与特鲁瓦主教普鲁登提乌斯一同巡视勃艮第的修道院;年末,他出席韦尔讷伊 (Verneuil) 会议,并起草了会议法规。485第XII条法规针对国王侵占教会财产的行为。他自己尤其感到不平的是,查理为酬报某位奥杜尔夫 (Odulf) 伯爵的忠诚,准其享有皮卡第海岸圣约多库斯 (St. Judocus) 小修院或修道院的收入(St. Josse sur mer,即海滨圣若斯)。该院曾属阿尔昆,后由虔诚者路易赠予费里耶尔;失去这笔收入,使他那本已开支浩大的修道院大受损伤。486然而,直到849年,这所小修院才获归还。这尤其令人诧异,因为查理十分器重他的学识和外交才干,常派他处理棘手的公务,足可为证。例如,847年,卢普斯在乌得勒支出席了洛泰尔、路易和秃头查理之间的和平会议。849年仲夏,查理派他到罗马觐见利奥四世 (Leo IV.),处理布列塔尼公爵诺米诺伊 (Nominoi) 侵犯教会权限之事。853年春,他出席苏瓦松会议,就罢黜埃博于835年自身被罢黜后所按立的那些司祭一事,站在欣克马尔一边。同年,他出席桑斯教区会议,在那里却支持普鲁登提乌斯,反对欣克马尔在戈特沙尔克争论中所发表的论断。人们推测,他也曾出席857年的基耶尔西会议,因为他的《劝诫》(Admonitio)487是本着该会议议论时局艰难的精神写成的。858年,他奉派前往日耳曼人路易处办理外交事务。但同年,迫于时势,他不得不将修道院的贵重物品交给圣日耳曼欧塞尔 (St. Germain Auxerrois) 的修士保管。861年,特鲁瓦的福勒里克 (Foleric) 提出保护他的修道院。862年,他在皮斯特 (Pistes),起草了会议针对芒斯 (Mans) 大主教罗伯特 (Robert) 的判决。此后卢普斯便杳无踪迹,因此他很可能在该年去世。

塞尔瓦图斯·卢普斯是九世纪的大 学者之一。但他求知备历艰难,因为时势的压力使他离开所钟爱的幽居生活,迫使他虽然不谙战阵,却要充当军人;不能专心治学,反须撰写求助的书信,甚至遭受监禁。然而,尽管费里耶尔的教育设施简陋,488他自幼便显露、并随年龄而增长的好学之心,终于成为一种强烈而支配一切的热情,占据了他的思想。489无论手头事务多么紧迫,他都不容事务将研究从心中挤去。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耗资巨大、费力艰辛的计划,要搜集拉丁古典著作,建立藏书;他向一切能够帮助他的人求援,甚至求助于教皇本笃三世 (Benedict III.)。他感激别人借予抄本,使他能够通过校勘得出良好的文本。他不断钻研古典作品,而他“清晰阐述论题的非凡技巧”,充分显示了这种研究所养成的修养。490

他的著作很少。也许是那个时期可怕的混乱妨碍了著述;也可能像许多其他学者一样,他畏惧写作的辛劳及随后的批评。在他的文集中,列于首位的是:

1.《书信》(Letters),491共一百三十封。这些书信证明了他的崇高地位,因为与他通信的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教会人物,如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 Maur)、兰斯的欣克马尔、艾因哈德、拉德贝特、拉特拉姆 (Ratramn) 和戈特沙尔克。他的书信饶有趣味,且富于教益。492

2.《韦尔讷伊会议法规》(The Canons of Verneuil),844年。493见上文。

3.《三个问题》(The Three Questions),作于852年。494这些问题涉及自由意志、双重预定论,以及基督是为所有人而死,还是仅为选民而死。这是他应秃头查理的要求,就戈特沙尔克争论所作的贡献。总体而言,他支持戈特沙尔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追随奥古斯丁。本书在语气和文体上都很出色。

4.《特里尔主教圣马克西米努斯传》(Life of St. Maximinus, bishop of Treves)。495全书十五章,写于839年。这不过是对一部较早的传记(Vita)的改写,而卢普斯是否与此书有关,尚存疑问。496

5.《圣维格贝特传》(Life of St. Wigbert),共三十章,836年应赫斯费尔德 (Hersfeld) 院长本 (Bun) 的请求而作。497书中讲述了维格贝特饶有趣味的故事:他如何应卜尼法斯之请,从英格兰来到德国;如何成为弗里茨拉尔 (Fritzlar) 的院长,并于747年在那里去世;他如何施行神迹,以及在他的遗骸迁往赫斯费尔德时伴随而来的神迹,和在他墓前所行的神迹。

§ 172. 德鲁特马尔 (Druthmar)

I. 克里斯蒂安努斯·德鲁特马鲁斯 (Christianus Druthmar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CVI卷,第1259–1520栏。

  1. 塞利耶,第XII卷,第419–423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84–90页。贝尔,第401–403页。

克里斯蒂安·德鲁特马尔 (Christian Druthmar) 于九世纪前期生于阿基坦。该世纪中叶以前,他成为旧科尔比本笃会修道院的修士。498约850年,他从那里应召前往列日 (Liège) 教区的斯塔沃洛—马尔梅迪 (Stavelot-Malmédy) 修道院,向修士们教授圣经。499他是在那里去世,还是回到了科尔比,则不得而知。

就其时代而言,他是一位极为卓越的学者,精通希腊文,也略懂希伯来文。因此,他得到了“语法学家”(即语文学家)的称号。他的声名建立在《马太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Matthew’s Gospel)500之上;这部著作以阐述清晰见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坚持历史意义具有首要地位,是解释的根基。501对于这样的人,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关于主餐的观点不可能有什么吸引力。然而,有人始终竭力证明,他在解释《马太福音》26:26–28时教导了化质说。奇怪的是,如今已无法毫无疑义地确定他在这一引人关注的论点上究竟说了什么,因为舍莱施塔特的温普费林 (Wimphelin de Schelestadt) 编订、1514年在斯特拉斯堡 (Strassburg) 出版的第一版印本,所有册本均已散失;而里昂方济各会修士 (Cordelier Fathers) 所藏手稿中的关键段落,与路德宗信徒约翰内斯·塞策里乌斯 (Johannes Secerius) 于1530年在哈格瑙 (Hagenau) 刊行的第二版,文字又有差异。在现已收入里昂版教父著作集和米涅文集的塞策里乌斯文本中,26:26的文字是:“Hoc est corpus meum. Id est, in sacramento”(“这是我的身体。也就是说,在圣礼之中”;或指圣礼的表记,有别于 res sacramenti,即所表明的实体)。《马太福音》26:28则说:Transferens spiritaliter corpus in panem, vinum in sanguinem(“在属灵意义上将身体转为饼,将酒转为血”)。502手稿中的第一处则作:“Id est, vere in sacramento subsistens”(“也就是说,真实地存在于圣礼之中”);第二处则省去了“spiritaliter”(属灵地)一词。罗马天主教徒如今普遍承认印本文字正确,手稿曾遭篡改,但仍坚称德鲁特马尔并不反对天主教的圣餐教义。

那些对《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简短释义,503很可能只是德鲁特马尔讲解这两卷书的课堂笔记,而非他在《马太福音》注释序言中所应许撰写的著作。504

§ 173. 圣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St. Paschasius Radbertus)

I. 圣(Sanctus)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CXX卷。

  1. 除米涅所收《绪论》(Prolegomena) 外,参见梅尔希奥尔·豪舍尔 (Melchior Hausher):《圣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Der heilige Paschasius Radbertus),美因茨,1862年。卡尔·罗登贝格 (Carl Rodenberg):《作为历史资料的〈瓦拉传〉》(Die Vita Walae als historische Quelle)(博士学位论文),哥廷根,1877年。杜潘,第VII卷,第69–73、81页。塞利耶,第XII卷,第528–549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287–314页。贝尔,第233、234、462–471页。埃伯特,第II卷,第230–244页。

拉德贝尔图斯,别号帕斯卡修斯 (Paschasius),505是化质说著名的宣扬者,约790年生于法国苏瓦松城内或附近,父母贫寒,身世不详。他年幼时母亲便去世了;由于他自己也病得很重,便被“弃置”在苏瓦松的教堂里。当地圣母本笃会女修道院的修女怜悯他,将他照料至康复。506邻近圣彼得本笃会修道院的修士负责他的教育,他也接受了剃发礼,但有一段时间过着世俗生活。然而,他对知识的渴求和虔诚的天性,促使他重新接受修道生活的约束;约812年,他进入皮卡第的科尔比本笃会修道院,当时的院长是阿达尔哈德 (Adalhard)。在那里,他勤奋治学,努力培养修道美德,卓有成效,不久便因苦修的虔诚和学问而获得令人羡慕的声誉。他博览古典文学,尤其熟悉维吉尔、贺拉斯和泰伦提乌斯,对教父著作也同样博通。他懂希腊文,或许还略懂希伯来文。因此,以当时的标准而论,他担任修道院学校教师的资质实属罕见;他也将该校的学业水平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他著名的学生有小阿达尔哈德 (Adalhard the Younger)、圣安斯加尔 (St. Ansgar)、博韦 (Beauvais) 主教奥多 (Odo),以及新科尔比 (New Corbie) 院长瓦里努斯 (Warinus)。他定期讲道,极受欢迎,并严格要求自己和他人遵守本笃会规。

822年,他陪同院长阿达尔哈德及其弟弟、继任者瓦拉 (Wala),前往萨克森 (Saxony) 的科尔比,筹建通常称为新科尔比的修道院。826年,阿达尔哈德去世,瓦拉被选为继任者。拉德贝尔图斯很可能对这次选举起了很大作用;无论如何,修道院团体委派他去取得虔诚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 对这一人选的批准。这次与皇帝的会面,使两人结下友谊;路易也曾多次表示对拉德贝尔图斯的赏识。例如,831年,他派拉德贝尔图斯到萨克森,与安斯加尔 (Ansgar) 商议后者在北方的传教工作,并曾数次征询他的意见。路易对拉德贝尔图斯的圣餐观点极感兴趣,还向身边的教士征求看法。

844年,拉德贝尔图斯被选为本院院长。他当时只是普通修士,此后也始终如此;因为他出于谦卑,或许也由于他对圣餐的看法,拒绝受按立为司祭。他的名字首次以院长身份出现,是在846年2月14日的巴黎会议上。那时,他得以促成一项决议,使他的修道院享有自由选举院长和管理自身财产的权利。507这些额外特权,证明路易的儿子们继续给予他父亲生前对他的恩宠。拉德贝尔图斯也出席了849年的基耶尔西会议,参与了对戈特沙尔克的定罪。两年后(851年),他辞去了院长职务。他原本就不愿接受这一职位,任职以后也觉得全无愉快可言。其职责纷繁而沉重,使他几乎或完全没有时间治学;此外,他严格的纪律也使修士们不安于约束。但他退职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许是他院内的一名修士拉特拉姆努斯 (Ratramnus) 竟敢公开而严厉地批评他的圣餐立场,从而在他自己的修道院中激起对他的反对。

拉德贝尔图斯辞职后,立即前往邻近的圣里基耶修道院 (St. Riquier),但不久便返回科尔比,在新院长之下做一名修士。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或许是最愉快的。他不受干扰地研读自己喜爱的书籍,专心从事所钟爱的著述工作。865年4月26日,508他与世长辞,葬于圣约翰礼拜堂。十一世纪,他的墓前开始出现神迹。因此,他于1073年被封为圣徒;同年7月12日,他的遗骸在隆重的仪式中迁至科尔比的圣彼得大教堂。

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的声名,建立在他的《论主的身体与血》(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509一书之上;此书于831年问世,844年又以修订本刊行。他在此书及论述同一主题的《致弗鲁德加德书》(Epistle to Frudegard)510中的论证,本卷前文已经详加讨论。511他的《论童贞女生育》(The birth by the Virgin)512,即讨论基督是否以通常方式降生的论著,前文也已作了充分介绍。513

除此之外,拉德贝尔图斯还写了:1.《马太福音释义》(An Exposition of the Gospel of Matthew)。514他在向修士讲道时讲解这卷福音书。应他们的请求,他开始将讲授内容写成文字,在被选为院长之前,已完成全书十二卷中的四卷,随后却不得不将这项工作搁置。圣里基耶的修士请求他继续撰写,此书终于完成。各卷专设的序言值得仔细阅读,其中既有关于这部注释的起源与进展的资料,也阐述了他对一般圣经研究的看法。如总序所说,其主要资料来源是哲罗姆、安布罗斯、奥古斯丁、金口约翰、大格列高利和比德。515其中,采用哲罗姆最多。他的摘录并不总是逐字照录,往往改动并扩充原有的措辞。516拉德贝尔图斯特意在页边标明所引用的作者姓名,但这些标记在传抄过程中消失了。他的解释比当时的惯例略为注重字义;他还援引时事,使篇章生动起来,尤其详论当时的混乱、教士与修士的邪恶、告解中的弊端,以及嗣子派、都灵的克劳狄乌斯和司各脱·埃里乌根纳的谬误。他也常常引用古典作家。517

2.《诗篇第四十四篇释义》(An Exposition of Psalm XLIV)。518此书是为苏瓦松的修女们写的,他的性命正是她们救回的;献给她们的献辞,是全书四卷中第一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书采用寓意解经法,行文十分冗长,却能造就读者。

3.《耶利米哀歌释义》(An Exposition of the Lamentations of Jeremiah)。519这是他晚年的成果;如同年轻时一样,他再次为使其时代蒙羞的平信徒与教士的种种恶行而悲叹。他提及857年诺曼人对巴黎附近地区的侵袭,520证明此书必定写于该年以后。在序言中,拉德贝尔图斯说,他从未读过拉丁作家撰写的《耶利米哀歌》注释。因此,他的资料必定来自希腊文著作,而且他并不知道拉巴努斯·毛鲁斯的同类作品。他区分出三重意义,即字义、属灵意义和道德意义,并且特别重视预表与预言,因为他认为《耶利米哀歌》中有些预言指的是他自己的时代。

4.《信、望、爱》(Faith, Hope and Love)。521此书卷首有一首离合诗,各行首字母组成“Radbertus Levita”(执事拉德贝尔图斯)这一名字。全书三卷,每卷各论一种基督徒的美德。拉德贝尔图斯应院长瓦拉之请,撰写此书以教导年轻修士。论信的一卷,因提出信仰先于知识而值得注意;他由此先于经院学者作出了这一断言,而安瑟伦 (Anselm) 的名言“Credo ut intelligam”(我信,为要理解),最为精练而深刻地表达了这一思想。522由于作者事务纷扰,第三卷《论爱》(On Love) 比其他两卷晚得多。

5.《阿达尔哈德传》(Life of Adalhard),523传主是新科尔比的首任院长。与其说这是一部严格的传记,不如说是一篇颂词,但它包含许多关于这位院长及德国科尔比修道院创立的有趣而宝贵的资料。此书以安布罗斯为瓦伦提尼安二世 (Valentinian II) 所作的悼词为范本,写于826年,即阿达尔哈德去世之年。其中有许多造就人的内容。

6.《瓦拉传》(Life of Wala),524瓦拉是在旧科尔比 (Old Corbie) 的阿达尔哈德的弟弟,也是他的继任者。此书采用独特的对话形式。第一卷的对话者,是自称帕斯卡修斯的作者,以及同属科尔比的四名修士——阿德奥达图斯 (Adeodatus)、塞韦鲁斯 (Severus)、克雷梅斯 (Chremes)、阿拉比库斯 (Allabicus);第二卷则是帕斯卡修斯、阿德奥塔图斯 (Adeotatus) 和忒奥弗拉斯图斯 (Theophrastus)。这些名字,和他用来称呼瓦拉的阿塞尼乌斯 (Asenius) 一样,显然都是化名。他从苏尔皮基乌斯·塞韦鲁斯那里借用了这种对话的构想,后者曾在《图尔的圣马丁传》中采用这种形式。此书写于836年,即瓦拉去世之年。

7.《鲁菲努斯与瓦莱里乌斯殉难记》(The Passion of Rufinus and Valerius)。525这两人于287年在苏瓦松城内或附近,为基督教信仰殉难。在此书中,他使用了旧有资料,却因频繁离题和冗长敷衍,使题材本身的吸引力减弱了。

§ 174. 帕特拉姆努斯 (Patramnus)

I. 科尔比修士(Corbeiensis monachus)拉特拉姆努斯:《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CXXI卷。《论主的身体与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最初由约翰内斯·普雷尔 (Johannes Praël) 以《司祭贝特拉姆致查理大帝书》(Bertrami presbyteri ad Carolum Magnum imperatorum) 为题,于1532年在科隆出版。1532年,苏黎世 (Zürich) 出版了德译本;英译本则屡次以《司祭贝特拉姆之书》(The Book of Bertram the Priest) 为题刊行:伦敦,1549、1582、1623、1686、1688年(最后两版由霍普金斯 (Hopkins) 编订,并附拉丁原文)、1832年;以及美国巴尔的摩 (Baltimore),1843年。原文的最佳版本,是雅克·布瓦洛 (Jacques Boileau) 于1712年在巴黎刊行的版本;米涅将其连同全部解说材料一并重印。

  1. 关于讨论与评论,参见近代著作:杜潘,第VII卷,各处;塞利耶,第XII卷,第555–568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卷,第332–351页。贝尔,第471–479页。埃伯特,第II卷,第244–247页。约瑟夫·巴赫 (Joseph Bach):《中世纪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维也纳,1873–75年,2部(第I部,第193页及后)。约瑟夫·施瓦内 (Joseph Schwane):《中世纪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 der mittleren Zeit),布赖斯高的弗赖堡 (Freiburg in Br.),1882年(第631页及后)。另见尼安德,第III卷,第482、497–501、567–68页。

关于拉特拉姆努斯,526我们所知甚少。他是皮卡第科尔比修道院的修士,在835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入院,以学识与才干著称。秃头查理常常征询他的判断,兰斯大主教则将维护罗马教会、反驳佛提乌斯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参与了有关预定论与圣餐的重大争论。他是奥古斯丁派 (Augustinian) 的信奉者,但也像同侪一样,从所有教父作家那里搜集论据。他的著作表现出独立性和巧思。他的一个特点是,不点名说出自己所反对或辩护的人,就像巴特勒主教 (Bishop Butler) 在《类比》(Analogy) 中所做的一样。868年,他尚在人世;此后又活了多久,则不得而知。

他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传至今日的论著只有六部。

1.《论犬首人书》(A letter upon the cynocephali)。527这是一篇十分奇特的作品,写给长老林贝尔特 (Rimbert)。林贝尔特曾回答他关于犬首人 (cynocephali) 的询问,并反过来请他就这些生物在存在等级中的地位发表意见。拉特拉姆努斯回答说,依据自己对它们的了解,他认为它们是亚当退化了的后裔,尽管教会一般将它们归为兽类。它们甚至可以借着淋雨而领受洗礼。528

2.《基督如何降生》(How Christ was born)。529在这部论著中,拉特拉姆努斯反驳了一些德国人的理论,即基督以某种非正常的方式从童贞女马利亚体内出来。530相反,他主张,这次降生属于通常的分娩,只是他的母亲在分娩之前、之中和之后始终是童贞女,531因为她的子宫是封闭的。他把基督的降生比作他从封闭的坟墓中出来,以及穿过关闭的门。532此书通常被视为对拉德贝尔图斯《论童贞女生育》(De partu virginis) 的答复,但有充分理由认为,它独立于后者,甚至成书更早。533

3.《论灵魂》(The soul;De anima)。此书手稿存于英国数家图书馆,但从未付印。它所反对的是司各脱的马卡里乌斯 (Macarius Scotus,或 Marianus,即马里亚努斯) 的观点;这一观点源于对奥古斯丁一句话的误解,认为全人类只有一个灵魂。这种见解受到利奥十世 (Leo X) 任内拉特兰会议 (Lateran council,1512–17年) 的谴责。

4.《论神的预定》(Divine predestination)。534约于849年应秃头查理之请写成,查理希望了解拉特拉姆努斯对戈特沙尔克争论的看法。拉特拉姆努斯为戈特沙尔克辩护,虽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同样坚持双重预定论,并不因美因茨 (Mayence,848年) 和基耶尔西(849年)的会议已经谴责此说,以及戈特沙尔克遭到兰斯的欣克马尔残酷迫害而有所退缩。第一卷中,拉特拉姆努斯援引教父在这一问题上所引用和解释的经文,尤其是奥古斯丁的引述与解释,主张善人被预定得救。第二卷中,他采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上帝已经预定恶人永远被定罪。但这不是预定他们犯罪。毋宁说,上帝预见他们决意犯罪,因此不给予帮助,使他们因自己的罪而灭亡。

5.《论希腊人对罗马教会的指控四卷》。535与前一部著作一样,此书也是应人之请而作。967年,佛提乌斯 (Photius) 致通函给东方各主教,指责罗马教会在信仰和实践上有若干错误,例如圣灵的教义、教士独身制、安息日禁食和大斋期禁食。尼古拉一世 (Nicholas I.) 号召他属下的主教反驳这些指控。兰斯的欣克马尔委托博韦的奥多 (Odo of Beauvais) 撰写一部辩护论著,但他的作品未能令人满意,于是又请拉特拉姆努斯执笔。由此产生的著作十分著名。前三卷论述圣灵的教义,第四卷则扩展为对拉丁教会各项教会惯例的全面辩护。他以一种令人钦佩、宽宏而合乎基督教的精神来进行辩护。在第四卷第一章中,他温和地责备希腊人把自己特有的习俗强加给别人,因为这些事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0所劝勉的信仰合一。他认为,这种合一在于相信三位一体、基督由童贞女降生、他的受难、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右边、再来施行审判,以及奉父、子、圣灵之名施行的洗礼。536在本卷前三章中,他通过考察早期教会的状况来证明这一命题,随后便转而为罗马的习俗辩护。537

6.《主的身体与血》(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538这是拉特拉姆努斯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对帕斯卡修斯·拉德贝特 (Paschasius Radbert) 同名著作的答复。539此书献给秃头查理,后者曾于944年请他就圣餐争论发表意见。他没有提及拉德贝特的名字——拉德贝特正是他本人的修道院院长——便着手考察后者的教义。整个争论已在另一节中充分叙述。540

此书的命运颇为奇特。它未能扭转那股强烈倾向于拉德贝尔图斯观点的潮流,在中世纪几乎被人遗忘。后来,人们认为它出自司各脱·埃里乌根纳之手,韦尔切利会议 (council of Vercelli,1050年) 因而判定应将其焚毁。最先在印行著作中使用此书的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 (John Fisher),他在反驳厄科兰帕迪乌斯 (Oecolampadius) 时,引用此书作为可靠的天主教权威。541这使茨温利派 (Zwinglian party) 注意到此书,他们随即把这样得来的武器转向天主教徒。此书在科隆出版的同一年(1532年),利奥·犹大 (Leo Judae) 将它译成德文(苏黎世,1532年),苏黎世的牧师们以此证明茨温利的圣餐教义并非新说。542但正因为此书受到改革宗神学家如此热烈的欢迎,它在天主教徒眼中便显得可疑。特伦托大公会议 (Council of Trent) 宣称它是新教徒的伪作,1559年又将它列入《禁书目录》(Index)。贝拉明 (Bellarmin) 和艾伦 (Allan) 等最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都赞同会议的判断。稍后(1571年),鲁汶 (Louvain,或杜埃,Douay) 的神学家开始为此书辩护。1655年,圣伯夫 (Sainte Beuve) 正式为其正统性辩护。最后,雅克·布瓦洛 (Jacques Boileau,巴黎,1712年) 消除了一切疑问,如今此书已被公认为拉特拉姆努斯的真作。

最后只须补充一点:拉特拉姆努斯除了学识、明晰的表达和判断力之外,还具有卓越的考辨能力。这一点最鲜明地表现在,他揭露了伪经故事《童贞女诞生记》(De nativitate Virginis) 和伪哲罗姆 (Pseudo-Jerome) 的讲章《论童贞女升天》(De assumptione Virginis) 的伪作性质;这两部作品,兰斯的欣克马尔都曾命人抄录,并加以华美的装订。

§ 175. 兰斯的欣克马尔

I. 兰斯大主教欣克马尔 (Hincmarus, Rhemensis archiepiscop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第CXXV–CXXVI卷,至第648栏。首部汇编本由西尔蒙 (Sirmond) 编成,巴黎,1645年。

  1. 米涅第CXXV卷中的《导论》(Prolegomena)。沃尔夫冈·弗里德里希·格斯 (Wolfgang Friedrich Gess):《欣克马尔生平与著作纪事》(Mer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und Schriften Hincmars),哥廷根,1806年。普里查德 (Prichard):《欣克马尔的生平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Hincmar),利特尔莫尔 (Littlemore),1849年。卡尔·冯·诺尔登 (Carl von Noorden):《兰斯大主教欣克马尔》(Hinkmar, Erzbischof von Rheims),波恩,1863年。卢波 (Loupot):《兰斯主教欣克马尔:其生平、著作与影响》(Hincmar, évêque de Reins, sa vie, ses oeuvres, son influence),兰斯 (Reims),1869年。奥古斯特·维迪厄 (Auguste: Vidieu):《兰斯的欣克马尔》(Hincmar de Reims),巴黎,1875年。海因里希·施勒尔斯 (Heinrich Schrörs):《兰斯大主教欣克马尔》(Hincmar, Erzbischof von Reims),布赖斯高的弗赖堡 (Freiburg im Br.),1884年(588页)。

  2. 另参弗洛多阿尔德 (Flodoard):《兰斯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 Remensis),载米涅,第CXXXV卷,第25–328栏(第三卷,第137–262栏,论述欣克马尔);勒热纳 (Lejeune) 法译本,兰斯,1854年,2卷。G. 马洛 (G. Marlot):《兰斯史》(Histoire de Reims),兰斯,1843–45年,3卷。F. 莫尼耶 (F. Monnier):《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政治与宗教斗争》(Luttes politiques et religieuses sous les Carlovingiens),巴黎,1852年。马克斯·斯德拉莱克 (Max Sdralek):《兰斯的欣克马尔关于国王洛泰尔二世离婚问题的教会法意见》(Hinkmar von Rheims kanonistisches Gutachten über die Ehescheidung des Königs Lothar II),布赖斯高的弗赖堡,1881年。杜潘 (Du Pin),VII,第10–54页。塞利耶 (Ceillier),XII,第654–689页。《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V,第544–594页(重印于米涅第CXXV卷,第11–44栏)。贝尔 (Bähr),第507–523页。埃伯特 (Ebert),II,第247–257页。赫费勒 (Hefele):《教会会议史》(Conciliengeschichte),第2版,IV,各处。

兰斯大主教欣克马尔出身于显赫的贵族世家,806年出生,地点可能就在同名的兰斯省。543他的名字也拼作 Ingumar、Ingmer 和 Igmar。他在巴黎附近的圣但尼 (St. Denis) 本笃会修道院受教育,师从院长希尔杜因 (Hilduin)。822年,希尔杜因获任虔诚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 的教务长时,将年轻的欣克马尔一同带到宫廷。在那里,他的才干很快使他崭露头角,而他的禁欲生活则使他格外受到虔诚者路易的眷顾。他利用这种影响力,推动圣但尼修道院的改革,因为该院的纪律已趋松弛。829年巴黎会议任命委员会推行这项改革时,他热诚地与之合作,并进入该院成为修士。830年,希尔杜因因参与洛泰尔反对虔诚者路易的阴谋,被放逐到萨克森的新科尔比 (New Corbie)。欣克马尔既未参与,也不赞同这项阴谋,却出于对希尔杜因的爱,与他一同流亡。由于欣克马尔在路易面前的影响力,希尔杜因离院仅一年便获赦免,恢复了院长职位。在随后的九年或十年中,欣克马尔时而住在修道院,时而住在宫廷。他勤奋治学,积累了丰富的教父学识,后来极有效地加以运用。840年,秃头查理继路易而立,不久便将他长期留在身边任职;他那充满重大事件的公共生涯由此开始,注定使他成为最著名的教会人物之一。844年他受按立为司祭后,秃头查理将贡比涅 (Compiegne) 的圣马利亚修道院 (St. Mary’s) 和弗莱 (Flaix) 的圣热尔梅修道院 (St. Germer’s) 交他监管。查理还赐给他一处庄园,544他升任大主教时,将其转赠给圣但尼的收容院。844年12月,欣克马尔在韦尔讷伊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次年4月,在博韦会议上,兰斯的教士和民众选举他为大主教。这一选择得到秃头查理的批准,他也获得了本院院长的许可,遂于845年5月3日由苏瓦松主教罗塔德 (Rothad) 祝圣为兰斯大主教兼都主教。

他刚在主教座上站稳脚跟,并从查理那里争取到归还属于该主教座的全部财产,麻烦便发生了。从埃博被废黜到他当选,中间相隔十年,因此教区或多或少陷入了混乱。欣克马尔最初的麻烦来自埃博,后者以自己仍是大主教为由,质疑欣克马尔的当选。但846年的巴黎会议确认了欣克马尔的当选,847年,利奥四世又将肩带授予他。第一个困难克服之后,第二个困难随即出现。840年,埃博曾以武力占据旧日的主教座数月,其间按立了几名司祭。欣克马尔将他们革职,853年的苏瓦松会议批准了他的行动。不过,他的做法自然遭到反对。不满者的领袖是被革职的司祭之一伍尔法德 (Wulfad)。此事直到868年才告解决,当时教皇哈德良 (Hadrian) 实际上作出了有利于被革职司祭的裁决,因为他一面免除欣克马尔的一切责难,一面确认了伍尔法德于866年当选布尔日 (Bourges) 大主教一事。

另一场麻烦来自苏瓦松主教罗塔德,他曾为欣克马尔施行祝圣,也是其属下的一位辅理主教。罗塔德因一名司祭犯淫乱而将其革职,这项革职得到一次主教会议的确认。欣克马尔主张,罗塔德只是一位辅理主教,无权革职,也无权召集会议。他还正式控告罗塔德不服从命令,要求恢复那位被革职司祭的职位。罗塔德始终拒不服从,于是自己也被废黜(861年)。双方都向教皇申诉,教皇最终于865年1月21日作出了有利于罗塔德的裁决,并恢复了他的职位。545

863年,欣克马尔以都主教的身份,拒绝同意将科隆的京特 (Günther of Cologne) 的兄弟希尔杜因 (Hilduin) 擢升为康布雷 (Cambrai) 主教。希尔杜因是由洛泰尔提名担任这一职位的,但欣克马尔认为他不适任,教皇也赞同欣克马尔的做法。

他最漫长、最艰难的斗争,是与自己的侄子兼同名者、拉昂主教欣克马尔 (Hincmar, bishop of Laon) 之间的斗争。后者对自己的都主教和国王,确实都极为桀骜不驯,拒不服从。因此,兰斯的欣克马尔将他废黜(871年),国王则将他囚禁,并弄瞎了他的双眼。教皇哈德良二世 (Hadrian II.,卒于872年) 曾为他辩护,却毫无结果。教皇约翰八世 (John VIII.) 也为他求情,并于878年准许他诵读弥撒。他于882年去世。

这些争论,加上预定论与圣餐方面的争论,以及他对戈特沙尔克的逼迫——这些在别处已有详述546——往往掩盖了欣克马尔作为政治家本应享有的声誉。然而,他无疑是西法兰克王国的领袖,并凭借智慧与精力,在一个令人痛心的混乱时代保全了国家。他与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和卡洛曼 (Carloman) 的关系都很友好。他曾为加洛林家族的数位王后加冕,并于869年为秃头查理加冕。他也曾为他们主持婚礼。859年,他率领德意志使团前往路易处,860年又在科布伦茨 (Coblenz) 主持和平谈判。在秃头查理与罗马的斗争中,他站在查理一边,并于871年代他写了一封措辞极为激烈的信给教皇哈德良二世。547可以说,他在国家政治中比在教会政治中更为成功。他使自己的国王免受屈辱,并确保了国王的独立地位,却无法使自己始终获得教皇的认可,也未能得到他十分渴望的法国首位权这一荣衔;876年,约翰八世将这一荣衔授予了桑斯大主教安塞吉斯 (Ansegis)。

关于欣克马尔这些争论,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是,著名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548在其中首次被引用,而且各方都曾引用。欣克马尔是否知道它们是伪造的,颇值得怀疑,因为他竟相信两部文学伪作——一部关于童贞女诞生的伪经故事,以及一篇托名哲罗姆、论童贞女升天的讲章549——这足以证明他即使不是全无考辨能力,也是所具甚微。这些伪作是由拉特拉姆努斯揭露的。他对教令集的运用颇为任意。凡有助于自己的,他便加以引用,例如在反对教皇、争取法兰克教会自由的时候;凡与自己意见相抵触的,他便置之不理,例如在与侄子的斗争中,因为这些教令原本的用意,正是主张主教独立于其都主教。

欣克马尔不仅是勇敢的斗士,也是忠心的牧者。他卓有成效地履行主教的一切日常职责,例如召开会议、听取申诉、排解纠纷、拟订计划和推行改进。他尤其重视教育及一般学术的振兴。他本人就是学者,并敦促属下教士竭尽所能,兴办学校。他还向兰斯主教座堂和圣雷米修道院 (monastery of St. Remi) 的图书馆捐赠许多书籍,并专为它们安排抄写了许多书。他自己的著作也丰富了这些馆藏。他对建筑的关注,体现在宏伟的兰斯主教座堂和圣雷米修道院的扩建工程上;前者由埃博开工,由他完成。

这位非凡人物的一生,直到最后仍充满纷扰。881年,他坚决拒绝将国王的宠臣奥多阿克 (Odoacer) 祝圣为博韦主教,因此与路易三世 (Louis the Third) 发生冲突。欣克马尔坚持认为,此人完全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由于教皇赞同他的意见,奥多阿克遂被逐出教会。次年年初,令人畏惧的诺曼人 (Normans) 出现在兰斯附近。欣克马尔想到圣雷米 (St. Remi) 的珍贵遗物,便在自己逃往埃佩尔奈 (Epernay) 时,也将遗物移往那里,以保安全。他于882年12月21日在那里去世,两天后安葬于兰斯。

隔着十个世纪回望欣克马尔,他的形象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对于王权和教皇权加诸教会的专横,他始终是坚定不移、不可压服、不知疲倦的反对者。当时,国家一方面企图吞并教会的收入,并利用教士参与自己的斗争和战争;教皇另一方面则力图使自己在教会事务上的权威至高无上,而欣克马尔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维护高卢派教会的自由。诚然,欣克马尔傲慢、冷酷而谋求私利。然而,他也是一个品行纯洁、严守道德的人;他对自己意见的信念越是深厚而强烈,就越不能容忍反对者的意见,对不幸的戈特沙尔克的意见便是如此。他所捍卫的事业是正义而高尚的;他未能阻止教会与国家走向无政府状态的潮流,这一失败带来了深远的后果。

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显明了他本质上务实的性格。这些著作数量甚多,但通常篇幅很短。就内容而言,大多旨在应付一时之需。这使它们对历史学家更具吸引力,但也同样削弱了其长久的重要性。这些著作显示出相当丰富的教父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然而,他身为高级教士的生活境况,使他无暇研究和静思,因此他满足于倚靠他人的成果,复述并改编他们的论据和资料,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这里只能提及较重要的著作。已知约有二十三篇著作失传。550

I. 戈特沙尔克争论中的著作。551

  1. 第一部写于855年,即《上帝的预定与意志的自由》 (Divine Predestin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the Will),共三卷。除致秃头查理的序信外,全书均已散佚。552

  2. 应这位国王之请,他就同一主题又写了第二篇论著。553

  3. 857年,他反驳了戈特沙尔克和拉特拉姆努斯对他的指控。他们声称,他将一首赞美诗中的一句由“Te, trina Deitas”(你,三一的神)改为“Te, sancta Deitas”(你,神圣的神),显露出撒伯流派 (Sabellian) 的倾向。554

  1. 与拉昂的欣克马尔争论期间的著作。555其中包括争论双方彼此往来的书信、对拉昂的欣克马尔提出的正式指控、废黜他的判决、会议致教皇哈德良二世的书信,以及拉昂的欣克马尔致同一位教皇的书信。

  2. 关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著作。

  1. 《洛泰尔国王与特奥特贝尔加王后离婚论》 (The divorce of king Lothair and queen Theutberga)。556这篇论著写于863年,是对各位主教围绕这一总题向欣克马尔提出的三十个问题的答复。它显明他深信女巫、巫术和神判法,并且包含大量对当时生活与风俗的有趣而珍贵的记述。557

  2. 在秃头查理、其子口吃者路易二世 (Louis II. the Stammerer)、其女朱迪思 (Judith),以及其妻赫尔明特鲁德 (Hermintrude) 加冕时所用的致辞和祷文。558

  3. 《国王的个人品格与王国治理》 (The 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king and the royal administration)。559此书献给秃头查理,并明言是一部汇编。其资料来源是圣经和教父著作,主要是安布罗斯 (Ambrose)、奥古斯丁和大格列高利的著作。全书二十三章,由欣克马尔本人560分为三类:

  1. 泛论君王本人及其职分[第1–15章];(b) 施行司法时应有的审慎[第16–28章];(c) 君王有义务毫不宽贷地惩罚背叛上帝、教会与国家的人,即使他们是近亲也不例外[第29–33章]。此书写于叛乱频仍的时代,因此国王对待臣民,既须温和,也须严厉。561欣克马尔措辞极为坦率,并提出了明智的劝告。
  1. 《当戒除的恶习与当践行的美德》 (The vices to be shunned and the virtues to be exercised)。562这是另一篇旨在指导秃头查理的论著,主要根据大格列高利的《讲道集》 (Homilies) 和《道德论》 (Morals) 汇编而成。其写作缘起,是查理请欣克马尔将大格列高利致雷卡雷德国王 (king Reccared) 的信寄给他;这封信写于后者归入大公教会之时。欣克马尔的论著可说是一篇附录。他开篇提到那封信所说的怜悯之工,继而根据格列高利的著作,论述这些善工及与之相反的恶习。在第9、10章中,欣克马尔讨论圣餐,表明自己接受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的观点。

5、6. 关于强奸的论著;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这是一种常见的罪行。563

  1. 《致王国贵族,论卡洛曼国王的教导》 (To the noblemen of the Kingdom for the instruction of King Carloman)。564法兰克贵族以极为恭维的措辞,请欣克马尔在年轻的卡洛曼国王于882年即位时,为他拟订若干训诫;这篇文章就是他的答复。因此,这是这位年迈政治家最后撰写的作品之一。
  1. 关于教会事务的著作。1. 852、874、877、881年的《敕令集》 (Capitularies)。5652. 《致查理:为教会自由辩护》 (A defense of the liberties of the church, addressed to Charles)。566全书分为三部分,分别称为《册页》 (Quaterniones)、《小卷》 (Rotula) 和《劝诫》 (Admonitio)。第一部分阐明教会独立于国家的必要性,并引用古代基督教罗马帝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第二部分依照教会会议的法令和教皇的裁决,论述对教士所受指控的审理。第三部分则劝勉国王尊重教会的权利。
  1. 《对司祭的控罪》 (The crimination of priests),是一篇颇有价值的论著,根据教会会议的法令以及大格列高利等人的文字,说明应当如何审理司祭的案件。567

  2. 《长老特奥特弗里德一案》 (The case of the presbyter Teutfrid);此人偷窃了伊玛王后的长衣、一条镶嵌宝石的金腰带、一只象牙盒及其他物品。568这篇论著探讨此案涉及教会法的各个方面,并说明应当如何处置罪犯。文中大量引用大格列高利的话。

V. 杂著。1. 《诗篇104篇17节释义》 (Exposition of Psalm civ. 17)。569在《武加大译本》中,这一节的后半句作:“鹳的巢是它们的首领。”日耳曼人路易询问这些话的含义,这篇论著便是为答复他而写的。欣克马尔首先考辨经文,引用《七十士译本》 (Septuagint) 的译文,以及哲罗姆、奥古斯丁、普罗斯珀和卡西奥多鲁斯的解释。他所主张的含义是,鹳是那些小鸟的首领或领袖,它的巢也胜过它们的巢。这篇论著处理所谓圣经难题之一的方式,尤其引人注意。

  1. 《贝尔诺尔德的异象》 (The vision of Bernold)。570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出自877年,即秃头查理去世的那一年。贝尔诺尔德 (Bernold) 住在兰斯,欣克马尔认识他。他在濒死四天后见到一个异象,将其讲给听他告解的神父;神父又转述给欣克马尔,后者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将它公布出来。贝尔诺尔德恢复了健康,因此成为证明自己故事确实无误的活见证。在异象中,他来到“某个地方”,即炼狱,见到四十一位主教,衣衫褴褛,满身污秽,交替遭受严寒和酷热。其中有欣克马尔的前任埃博;他立即恳求贝尔诺尔德去见他们的教区信众和教士,请他们为自己施舍、祷告并献上神圣的祭献。贝尔诺尔德照办了,回来时发现主教们容光焕发,仿佛刚刚沐浴、剃须,穿着白长衣、圣带 (stole) 和凉鞋,却没有祭披 (chasubles)。离开他们后,贝尔诺尔德在异象中来到一个黑暗的地方,看见秃头查理坐在一堆腐物中,被虫啮咬,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查理叫着他的名字,恳求他帮助自己。贝尔诺尔德问可以怎样帮助他。查理便告诉他,自己受苦是因为没有听从欣克马尔的劝告;但若贝尔诺尔德能求得欣克马尔的帮助,他就能获救。贝尔诺尔德照办了,回来时发现国王身穿王袍,肉体完好,周围景物也十分优美。贝尔诺尔德继续前行,又遇见两个人——大主教耶西 (Jesse) 和奥塔尔伯爵 (Count Othar);他返回人间,请他们的朋友为他们祷告、施舍和献祭,从而帮助了他们。最后,他遇见一个人,告诉他十四年后他将离开肉身,永远回到当时所在之处;但若他留心施舍并行其他善事,就会有一所美丽的居所。一个面容严厉的乡下人表示,不相信贝尔诺尔德能做到这些,却被先前那人喝止。于是,贝尔诺尔德请求领圣餐;圣餐送来后,他喝了将近半杯酒,说:“若有食物,我也能吃一些。”人们给他食物,他便恢复精神,痊愈了。欣克马尔叙述这一异象时,提醒读者注意,它与大格列高利《对话录》 (Dialogues)、比德《教会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圣卜尼法斯著作中所述的异象,以及瓦拉弗里德·斯特拉博所记述的韦廷 (Wettin) 的异象颇为相似。571最后,他劝勉读者更加热切地祷告,尤其要为查理国王和其他死者祷告。

  2. 《圣雷米吉乌斯传》 (The life of St. Remigius);572他是兰斯的主保圣徒。这部作品以福图纳图斯的简传为基础,摘引《法兰克人事迹》 (Gesta Francorum)、图尔的格列高利的著作,以及传说和传统资料,加以扩充,尤其增添了道德训诲和寓意解释。全书的篇幅与其价值或趣味完全不成比例。他又在这部传记之后附上《圣雷米吉乌斯颂》 (Encomium of St. Remigius)。573这两部书的目的,不是撰写历史或从事考辨,而是写一部造就人的作品,并通过颂扬兰斯的主保圣徒来抬高兰斯教会的地位。也许他还意在暗示,若有人效法克洛维 (Chlodwig) 向雷米吉乌斯献礼,也会受到欢迎。574

  3. 在《圣贝尔坦编年史》 (Bertinian Annals) 的第三部分中,欣克马尔显出一位真正历史学家的本色。575这部编年史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初次出版所据的抄本发现于圣贝尔坦修道院 (convent of St. Bertin)。这部西法兰克王国的编年史始于741年,止于882年。欣克马尔撰写了其中861至882年的部分。他显然深感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责任,因为他以格外公正的态度记下每一件事实;尤其想到他本人就是当代历史中的重要人物,这一点更为难得。576

  4. 《书信集》 (Letters)。577共五十五封,均论及重大事务;实际上,它们是公文,而不是私人间的通信。

  5. 《诗歌》 (Poems)。578数量极少,也毫无诗艺上的价值。579

§ 176. 约翰内斯·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I. 约翰内斯·司各脱 (Johannes Scotus):《全集》 (Opera omnia),收入米涅 (Migne) 丛书,第CXXII卷(1853年)。此版由H. J. 弗洛斯 (H. J. Floss) 为米涅丛书编订,比其他各版都更为完备。《自然的划分》 (De divisione naturae) 曾由C. B. 施吕特尔 (C. B. Schlüter) 单独编刊,明斯特 (Münster),1838年;他又在同一卷中(第593–610页)重印了迈枢机 (Cardinal Mai) 所编司各脱的十三首宗教诗(Class. Auct.,V. 426及后)。B. 奥雷奥 (B. Hauréau) 编刊了司各脱对马尔恰努斯·卡佩拉 (Marcianus Capella) 的注释,巴黎,1861年;迈枢机则将他对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Areopagita)《天上阶序》 (Heavenly Hierarchy) 的注释,刊于《迈所刊著作附编》 (Appendix at opera edita ab Mai),罗马,1871年。《自然的划分》 (De Div. Nat.) 有L. 诺阿克 (L. Noack) 所作的优秀德译本(《埃里乌根纳论自然的划分,附结论性论述》〔Erigena über die Eintheilung der Natur, mit einer Schlussabhandlung〕,柏林,1870–4年;莱比锡,1876年,3部分)。

  1. 除上述著作的导论 (Prolegomena) 和注释外,参见佩德尔·约尔特 (Peder Hjort):《J. S. E.,或论基督教哲学的起源及其神圣使命》 (J. S. E., oder von dem Ursprung einer christlichen Philosophie und ihrem heiligen Beruf),哥本哈根 (Copenhagen),1823年。F. A. 施陶登迈尔 (F. A. Staudenmaier):《J. S. E.及其时代的学术》 (J. S. E., u. d. Wissenschaft s. Zeit),第I卷(仅出版此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Frankfort-on-the-Main),1834年。St. 勒内·塔扬迪耶 (St. Réné Taillandier):《S. E.与经院哲学》 (S. E. et la philosophie scholastique),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1843年。N. 默勒 (N. Möller):《J. S. E.及其谬误》 (J. S. E. u. s. Irrthümer),美因茨 (Mayence),1844年。特奥多尔·克里斯特利布 (Theodor Christlieb):《J. S. E.的生平与学说》 (Leben u. Lehre d. J. S. E.),哥达 (Gotha),1860年;又参其在赫尔措格 (Herzog) 百科全书第2版中的条目,第XIII卷,第788–804页(1884年)。约翰内斯·胡贝尔 (Johannes Huber):《J. S. E.:中世纪哲学与神学史论稿》 (J. S. 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im Mittelalter),慕尼黑,1861年。A. 施特克尔 (A. Stöckl):《论J. S. E.》 (De J. S. E.),明斯特,1867年。O. 赫尔门斯 (O. Hermens):《J. S. E.的生平》 (Das Leben des J. S. E.),耶拿,1869年。R. 霍夫曼 (R. Hoffmann):《论J. S. E.的生平与学说》 (De J. S. E. vita et doctrina),哈勒,1877年(37页)。另参鲍尔 (Baur):《三位一体教义史》 (Geschichte der Lehre von der Dreieinigkeit),II. 263–344。多尔纳 (Dorner):《基督位格教义史》 (Gesch. d. Lehre v. d. Person Christi),II. 344–359。尼安德 (Neander),III. 461–466。

  2. 关于个别问题。托尔施特里克 (Torstrick):《埃里乌根纳的哲学;1. 三位一体的概念》 (Philosophia Erigenae; 1. Trinitatis notio),哥廷根,1844年。弗朗西斯·莫尼耶 (Francis Monnier):《论哥特沙尔克与J. S. E.的争论》 (De Gothescalci et J. S. E. controversia),巴黎,1853年。W. 考利希 (W. Kaulich):《J. S. E.的思辨体系》 (Das speculative System des J S. E.),布拉格 (Prag),1860年。莫伊塞尔 (Meusel):《J. S. E.的学说与基督教学说之比较》 (Doctrina J. S. E. cum Christiana comparavit),布迪萨 (Budissae,即包岑〔Bautzen〕),1869年。F. J. 霍夫曼 (F. J. Hoffmann):《J. S. E.的上帝观与创造观》 (Der Gottes u. Schöpfungsbegriff des J. S. E.),耶拿,1876年。G. 安德斯 (G. Anders):《对范畴不适用于上帝这一观点的阐述与批判》 (Darstellung u. Kritik d. Ansicht dass d. Kategorien nicht auf Gott anwendbar seien),索劳 (Sorau),1877年(37页)。G. 布赫瓦尔德 (G. Buchwald):《J. S. E.的逻各斯概念》 (Der Logosbegriff de J. S. E.),莱比锡,1884年。关于他的逻辑学,参见普兰特尔 (Prantl):《西方逻辑学史》 (Geschichte d. Logik im Abendlande),莱比锡,1855–70年,4卷(II. 20–37)。关于他的哲学概貌,参见B. 奥雷奥 (B. Hauréau):《经院哲学史》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scholastique),巴黎,1850年,2卷,第2版,1872–81年(第viii章)。F. D. 莫里斯 (F. D. Maurice):《中世纪哲学》 (Mediaeval Philosophy),伦敦,1856年,第2版,1870年(第45–79页)。F. 于伯韦格 (F. Ueberweg):《哲学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英译本,I. 358–365。罗伊特 (Reuter):《中世纪宗教启蒙史》 (Geschichte d. religiösen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柏林,1875–1877年,2卷(I. 51–64)。J. 巴斯·马林格 (J. Bass Mullinger):《查理大帝的学校》 (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伦敦,1877年(第171–193页)。另参杜潘 (Du Pin),VII. 82–84。塞利耶 (Ceillier),XII. 605–609。《法国文学史》 (Hist. Lit. de la France),V. 416–429。贝尔 (Bähr),483–500。埃伯特 (Ebert),II. 257–267。

他的生平

约翰内斯·司各脱·埃里乌根纳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是哲学家、神学家,也是历史上的伟人之一,但我们对他的了解甚少。他的家世,以及出生、求学、居住和去世的地点,都有争议。关于他生平,只有少数事实,如他在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 宫廷中的地位和他的著作,才敢作出确切的陈述。

他于800至815年间生于爱尔兰,580在当地一所著名的修道院学校受教育;那里既研读拉丁教父,也研读希腊教父,尤其是奥利金。他约于843年前往法国,引起秃头查理的注意,并有幸与他结为朋友。581国王任命他为宫廷学校 (School of the Palace) 的校长,时常尊重并采纳他的判断。约翰·司各脱 (John Scotus) 学识渊博,作为教师和哲学家才干卓著,生活无可指摘,因此成为宫廷中增光添彩的人物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他无所不知,而他的造诣也确实非同寻常。他的希腊文相当好,常在著作中引入希腊词语。他深受希腊神学家影响,尤其是伪狄奥尼修斯 (Pseudo-Dionysius) 和马克西穆斯 (Maximus)。582他熟悉卡尔基杜斯 (Chalcidus) 所译柏拉图的《蒂迈欧篇》 (Timaes),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 (Categories)。583他也博览奥古斯丁、波爱修斯、卡西奥多鲁斯和伊西多尔的著作。他在当时关于预定论和圣餐的两大教义争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584又应秃头查理之请,将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关于他的相貌,唯一已知的事实是,他像艾因哈德一样身材矮小。他约于877年去世,可能就在秃头查理去世后不久。

他的著作

除了前面已经讨论的预定论论著和狄奥尼修斯著作的译本,585司各脱·埃里乌根纳还写有:

  1. 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Maximus Confessor) 所著《拿先斯的贵格利疑难释义》 (Obscurities of Gregory Nazianzen) 的译本。586这是应秃头查理之请,于864年译成的。

  2. 《狄奥尼修斯〈天上阶序〉、〈教会阶序〉与〈神秘神学〉释义》 (Expositions of the Heavenly Hierarchy,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and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Dionysius)。587

  3. 《约翰福音序言讲道》 (Homily upon the prologue to John’s Gospel)。588

  4. 《约翰福音注释》 (A commentary upon John’s Gospel)。589迄今仅发现四个片段。

  5. 《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辩证法〉注释》 (A commentary upon the Dialectic of Martianus Capella)。此书已由奥雷奥出版。590

  6. 《灵魂的出离与归向上帝》 (The outgoing and in-coming of a soul to God)。591迄今仅发现一个小片段。

7 《上帝的异象》 (The vision of God)。此书的抄本藏于圣奥梅尔 (St. Omer),尚未付印。

  1. 《诗篇》 (Verses)。592其中有一些希腊文诗,附有他自译的行间拉丁文译文。他也在其他诗作中引入个别希腊词语和诗句,同样附上行间译文。

  2. 司各脱·埃里乌根纳的巨著是《自然的划分》 (The Division of Nature)。593全书共五卷,采取师徒对话的形式。一般说来,弟子代表教会的良知,但最后总是附和老师。文风生动,论题范围涵盖神学、宇宙论和人论上最重要的问题。这部作品是西方首次将哲学与神学结合起来的实际尝试。约翰在献给欣克马尔著名对手伍尔法德 (Wulfad) 的献辞中,仅称他为“弟兄”,因此本书必定写于865年以前;伍尔法德正是在这一年升任布尔日 (Bourges) 大主教的。594

他的神学教导

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在《自然的划分》中阐述了他的神学与哲学。他所谓的“自然”,是指一切存在与不存在之物。595对于后一种说法,他进一步解释为包括:第一,超出我们的感官或理性所能及者;第二,在存在等级中为较高者所知、却不为较低者所知者;第三,尚仅潜在地存在者,如亚当里面的人类、种子里面的植物等;第四,生灭流转的物质之物,因此不像理智所认识的事物那样真实存在;第五,作为丧失神圣形象的罪。596自然分为四类:(1)创造而不被造者;(2)被造而又创造者;(3)被造而不创造者;(4)既不创造也不被造者。前三类是以新柏拉图主义 (Neo-Platonic) 和基督教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的三重本体论划分所作的改造:597不动而推动者、被推动而又推动者、被推动而不推动者。第四种形态,则得自伪狄奥尼修斯关于万物复归上帝的教义。

他的神学基本观念之一,是真哲学与真宗教的同一性。二者具有同一个神圣源头。598然而,在他看来,“真宗教”与权威,即教会教义,并不完全相同;二者发生冲突时,他站在前者一边。他运用圣经时遵循寓意解经法。他将教父置于几乎与圣经作者相同的地位,并声称不可质疑他们解释圣经的智慧。同时他又认为,尤其在教父彼此意见不一时,可以选择那种在理性看来最符合圣经的解释。599他说,理性的职责在于揭示经文隐含的意义;这种意义多种多样,取之不尽,犹如孔雀的羽毛般绚丽夺目。600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司各脱阅读希腊文原文的新约,而旧约则读哲罗姆的译本,并非七十士译本。601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极其恳切地祈求上帝每日引导他研读圣经。602

正如司各脱·埃里乌根纳自己所说,他的教义教导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1)上帝:万物的单一而同时又多样的原因;(2)从上帝发出:神圣的良善从普遍到个别,显明于一切存在之中;(3)复归上帝:万殊归于一。

第一要点。上帝,或创造而不被造的自然。a. 就上帝的存在本身而论。上帝是万物的本质,惟有他真正存在,603也是万物的始、中、终。604他是不可理解的。605按照“肯定神学” (affirmative theology),本质、真理、良善、智慧等谓词虽可用于上帝,却只能作比喻之用,因为每一个这样的谓词都有其对立面,而上帝里面却没有对立。因此,“否定神学” (negative theology) 主张这些谓词不能用于上帝,乃是正确的。606自我意识也不能用来述说上帝。607虽然连天使也不能看见上帝的本质,但他的存在(即父)可从万物的存在中看见;他的智慧(即子)可从万物井然有序的安排中看见;他的生命(即圣灵)可从万物不断的运动中看见。608因此,上帝是一个本质、三个实体。司各脱·埃里乌根纳采纳大马士革的约翰 (John of Damascus) 关于圣灵发出的教义,并将其应用于子与父的关系:“正如圣灵从父藉子而出,子也从父藉圣灵而生。”609他依循古代教父的方式,将三个位格比作火焰中合而为一的光、热与光辉。但他所谓的“位格”,并非真实的存在者,只是上帝的存在所呈现的不同方面和关系的名称。上帝在创造及其每一部分中实现自己,却不因此失去其本质的单一性。他依然超离万有,存立于世界之外、世界之上;世界离开上帝便没有独立的存在,只是他的显现。他既是一切存在之物的实体,也是其偶性。“因此,上帝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上帝。”610然而,上帝向受造物启示自己。起初他在异象中向虔诚者显现,但这只是偶尔发生。611后来他以各种德性的形式恒常显现。612理智本身就是一种神显 (theophany);整个世界,无论可见或不可见,也同样如此。613

  1. 从上帝或自然发出。a. 创造而又被造的自然,亦即世界的原初理念及其在逻各斯 (Logos) 中的统一。上帝是世界的自然与本质。创造是神性所产生的结果;神性作为原因,永恒地产生其结果,实际上,它本身就在原初理念中成为万物最初的形式和根据。614由于上帝纯粹的存在不能直接在有限者中显现,上帝就必须创造出他能在其中显现的原型。在创造中,上帝经过这些原型或原初原因,进入可见受造物的世界。因此,三一上帝不仅在道成肉身中,也在一切受造的存在中进入有限者。我们的生命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如上所述,我们认识上帝,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启示自己。这些原型若不是在逻各斯中取得统一,就只有主观的存在。615它们在圣灵的作用下,产生时间与空间中的外部世界。

b. 被造而不创造的自然,亦即现象世界及其在人里面的统一。万物从永恒就在逻各斯中存在。创造就是它们在时间中的显现。原初理念发展的本原乃是圣灵。616世界的物质性只是表象,空间与时间只存在于心灵之中。上帝用以创造天地的“无”,就是他自己不可理解的本质。617整个现象世界不过是真实存在的影子。618人是现象世界的中心,在自身之中统一了受造界的一切矛盾与差异。619人的理智能够把握感性之物与理智所认识之物,而且这理智本身就是万物的实体。620因此,整个自然都在人里面被造,并在人里面存立,621因为自然各部分的理念都已植入人里面。神的思想是万物第一性的实体,人的思想则是第二性的实体。622

乐园应当按属灵的意义解释。亚当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人物,不如说是处于先存状态的人类。人从未无罪,因为罪作为一种限制和缺陷,并不是偶然的或暂时的,而是原本就存在于人的受造与本性之中。623

c. 神性与受造存在的联合,亦即神人 (Godman)。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在这一点上显出了其体系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把基督呈现为一个历史人物,具有身体、心智、灵魂、灵;简言之,受造物全部的感性与理智属性都在他里面联合。624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道成肉身是一个永恒而必然的事实,625并且是藉着人和天使意识中不可言喻而多样的神显而实现的。626

  1. 复归上帝,亦即世界在既不创造也不被造的自然中达到完成。a. 按照时间以前的理念来考察复归上帝,亦即预定论 (predestination)。真正的预定只有一种,就是预定归于圣洁。对于恶,并没有预知。上帝具有最完全的统一性与单一性,因此他的存在与他的知识和意志并无分别;又因他有完全的自由,他本性的构成也是自由的。但这种构成同时就是世界的律法与治理,即世界的预定;而由于上帝本身就是良善,预定就只能是归于善的预定。恶本身的性质——它与上帝对立,在本性上不是实体,是混杂于善中的缺陷,是暂时的,却又是世界发展所必需的——使它成为非真实的,因而不是神的知识所认识的对象。上帝并不把恶本身作为恶来认识,而只是把它作为善的否定来认识。“上帝的知识就是他本质的启示,与他的意愿和创造乃是同一回事。恶既不能出于神的因果作用,也就不能被视为神的知识所认识的对象。”627对于恶人的刑罚,也没有任何神的预定或预知,因为刑罚是他们违背律法的结果。他们惩罚自己。628地狱就在悖逆的意志之中。简言之,预定就是自然永恒的法则和不变的秩序;藉此,蒙拣选者从败亡中得以恢复,被弃绝者则被封闭于自己的败亡之中。629

b. 按照万物在时间中的原理来考察万物复归上帝,亦即救恩论 (doctrine of salvation)。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对于这一问题,只有少数零散的论述。基督成为救主,在于他本身之所是,而不在于他所做的事。他的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复活的途径;复活始于基督的复活与升高,因为那时万物开始复归于其原初原因中的统一,而这复归就构成救恩。因此,救恩的结果不仅及于人,也及于天使,甚至及于无生命之物。630就我们而言,救恩在于思辨的知识。我们藉着观照与上帝联合。631

c. 按照万物将来的完成来考察万物复归上帝。万物出于上帝,万物复归上帝。这就是创造的法则。这一复归的根基,是人复归逻各斯。其步骤为:第一,脱离身体的形态;第二,复活与性别的废除;第三,身体转变为灵;第四,复归原初原因;第五,自然连同这些原因一同归入上帝。但这当然意味着,惟有上帝将永远存在,也不可能有永恒的刑罚。司各脱·埃里乌根纳试图避开这两个逻辑结论,却是徒劳。632

他的哲学

于伯韦格 (Ueberweg) 如此陈述司各脱·埃里乌根纳的哲学立场与教导:633“埃里乌根纳教义中的基本观念,同时也是其根本错误,就是认为抽象的层次对应于真实存在序列中的层次。他将逻辑表(Tabula Logica)实体化了。共相先于存在着的个别对象,也在这些对象之中;更确切地说,后者是在前者之中:这些实在论 (Realistic) 公式之间的区别,在他的著作中似乎尚未得到阐明……他始终是一个实在论者。他确实教导说,语法与修辞作为辩证法的分支或辅助,只涉及词语,不涉及事物,因而严格说来并不是科学;但他却将辩证法本身与伦理学、物理学和神学并列,将其界定为关于知识之系统形式的学说,并特别将讨论最普遍的概念或逻辑范畴(predicaments)规定为它的任务。他绝不把这些范畴仅仅看作主观的形式或表象,而是把它们看作一切受造之物最高诸属的名称……

“在他的范畴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他关于范畴彼此结合的学说,以及他试图将范畴归入运动与静止这两个概念之下的做法;此外,他还将处所范畴等同于逻辑中的定义,而他认为定义是知性的工作。他没有详细讨论有关哲学思考之形式或方法的辩证法规则;在他看来,最为要紧的是运用希腊人称为划分、定义、论证和分析的四种形式。他所谓的分析,是指将派生的、复合的东西还原为单一的、普遍的、根本的东西;但他也在相反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用来表示上帝在创造中的展开。”

他的影响与重要性

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在世时被视为异端或疯子;这一事实,加上他的见解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使他起初的影响远小于人们原可预期的程度。关于他晚年的报道彼此矛盾,表明他在去世以前就已几乎完全默默无闻。然而,他死后确实产生了影响。他关于哲学与神学统一的观念,重现于安瑟伦 (Anselm) 和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他关于原初原因的思辨,则重现于黑尔斯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Hales) 和阿尔伯特大士 (Albertus Magnus)。贝纳的阿马尔里希 (Amalrich of Bena) 与迪南托的大卫 (David of Dinanto) 从他那里汲取了各自的泛神论 (pantheism);中世纪各种神秘主义宗派也受到他的启发。时刻警惕以维护正统的教会,察觉他的《自然的划分》一书(De Divisione Naturae)正在造成危害。年轻人,甚至修道院中的年轻人,都热切地阅读此书。它处处引人注目。因此,桑斯 (Sens) 的一次会议正式谴责了它;随后,教皇霍诺留三世 (Honorius III.) 于1225年1月23日颁布诏书,下令销毁一切能够找到的抄本,称它为“一部滋生着异端败坏之蛆虫的书”。634这道命令大概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此书从此不再受到注意。但在1681年,托马斯·盖尔 (Thomas Gale) 在牛津 (Oxford) 将它刊行。罗马教会再次受到惊动,格列高利十三世 (Gregory XIII.) 于1685年4月3日颁布诏书,将它列入《禁书目录》(Index)。

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具有罕见的独创性和思想活力。他的著作充满观念与大胆的论证。他以强烈的三段论方式展开论题,这是他独具的特色;他对逻辑的重视,证明他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不像经院学者那样驯顺地向传统低头,而是以刚健独立的精神对待传统。他对自己的“门徒”说:“不要让任何权威吓倒你。”635因此,称他为“经院哲学之父”是错误的;他毋宁是思辨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 的奠基人。636经院学者从他那里汲取养分,但他不是经院学者。神秘主义者从他那里汲取养分,但他不是神秘主义者。作为开路者,他未能透彻探察自己所经过的富饶国土。但别人却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热切地深入其中。他是中世纪作家中最引人入胜的人物之一。他值得研究,而研究他也必有所获。《自然的划分》(De Divsione Naturae)是一部杰作;正如鲍尔 (Baur) 所言,它是“一个涵括最高思辨观念的有机体系”。637

关于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出生与去世国度的附记

约翰生于爱尔兰 (Ireland) 的说法,依据的是对他名字的解释。Scotus 的含义并不确定,因为它既用于爱尔兰,也用于苏格兰 (Scotland),前者被称为 Scotia Major(大斯科提亚)。但 Erigena 极可能是 Ἱεροῦ* [sc. νήσου*] gena,即 Hierugena 的讹变;约翰喜欢在各种场合使用希腊词语,因此把它附加在原名之后,以表明自己生于“圣岛”或“圣徒之岛”——这是爱尔兰的通称。这一词源解释更为可信,因为他自己称宣信者马克西穆斯 (Maximus Confessor) 为 Graiga-gena,以表明后者生于希腊 (Greece)。同时代的人以及最古老的抄本称他为 Joannes Scotus 或 Scottus,638但他所译狄奥尼修斯著作最古老的抄本却称他为 Joanna Ierugena。639随着时间推移,由于抄写者不懂希腊文,这一别称先后被写成 Eriugena、Erygena,最后成为 Erigena。另一种较缺乏依据的解释,认为这一别称源于 Ἰέρνη + γένα*,其中 Ἰέρνη* 是爱尔兰的希腊名称。但这样就仍须解释第一个 ν* 为何消失。至于那些牵强的解释,认为 Erigena 源于苏格兰西海岸城市艾尔 (Ayr),或源于赫里福德郡 (Hereford) 的厄尔金 (Ergene),再加上 gena——赫里福德郡是英格兰境内与威尔士南部接壤的一个郡——则无须讨论即可摒弃。

既无可靠资料足以证明相反的说法,司各脱·埃里乌根纳很可能死于法国。但有一种传说,说阿尔弗雷德大帝 (Alfred the Great) 召他到英格兰,任命他为马姆斯伯里 (Malmesbury) 修道院院长,而他在那里死于学生的暴力之手。阿尔弗雷德这样一位保守而忠于教会的儿子,竟会邀请司各脱·埃里乌根纳这样一个即使不算异端、也如此乖僻的人担任任何职务,这本身就不大可信。秃头查理于877年去世。埃里乌根纳不大可能在此以前离开法国;但到那时,他至少已有六十二岁,年事已高,不大适宜迁居。参看阿塞尔 (Asser) 所著《阿尔弗雷德国王传》,便可对这一传说作出合理的解释。阿塞尔说,阿尔弗雷德从高卢邀请了一位名叫约翰的教士兼修士,此人精力、才干和学识都很出众,国王希望从与他的交谈中得益。再往后几页,阿塞尔称这位约翰为来自旧撒克逊的居民,并说阿尔弗雷德任命他为阿瑟尔尼 (Athelney) 的首任修道院院长,而他几乎被受雇的恶徒杀死。见《不列颠历史文献集》(Mon. Hist. Brit.),第i卷[1848年],第489、493、494页;英译见博恩“古物学丛书”中的《六部古英格兰编年史》(Six Old English Chronicles),第70、80、81页。只要约翰·司各脱的声名传到英格兰,阿塞尔传记中的约翰便会与他混为一人;于是就产生了英古尔夫 (Ingulph)、马姆斯伯里的威廉 (William of Malmesbury) 和马修·帕里斯 (Matthew Paris) 著作中所载的故事。

§ 177. 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I. 图书馆长阿纳斯塔修斯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第CXXVII—CXXIX卷,第744栏。

  1. 米涅第CXXVII卷中的《导论》(Prolegomena)。塞利耶 (Ceillier),第XII卷,第712–718页。贝尔 (Bähr),第261–271页。

阿纳斯塔修斯是罗马教会的图书馆长,因而以“图书馆长”为别称,以区别于其他同名者;他在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858–867年) 在位期间担任台伯河西圣马利亚修道院 (Sancta Maria trans Tiberim) 院长。869年,他奉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为路易二世的女儿与马其顿人巴西尔 (Basil the Macedonian) 的一个儿子安排婚事。他在那里时,第八次大公会议正在举行;由于精通希腊文,他给出席会议的教皇使节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将会议的教规带回,并应哈德良二世的请求,将其译成拉丁文。据巴罗尼乌斯 (Baronius) 所说,他于886年去世。

有些人(例如法布里修斯 (Fabricius)640 和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641)将他与枢机长老阿纳斯塔修斯视为同一人;后者于850年被罢职并逐出教会,853年受到咒诅,却在855年被选为教皇,与本笃三世对立,并将本笃囚禁。他于856年被废黜,879年去世。接受这一说法的人不得不假定,尼古拉和路易二世出于某种原因宽宥了他的过错,而哈德良二世也继续宠信他。阿纳斯塔修斯这个名字在教会史上极为常见,因而既无必要、也不能稳妥地采取这种不大可信的身份认定。

阿纳斯塔修斯的声名,建立在他大量的希腊文译作,以及他被认为与《教皇传》(Liber Pontificalis) 有关这一点上。642他的文体粗陋,带有半野蛮的色彩,但他使拉丁世界的人得以了解许多有关希腊人的资料。他翻译了第六、第七和第八次大公会议的教规;643尼基弗鲁斯的《年代记》;644执事约翰 (John the Deacon) 为基督一志论 (Monotheletism) 历史汇集的希腊文文献集;645以及几位圣徒的传记。646他还根据尼基弗鲁斯、乔治·辛凯卢斯 (George Syncellus) 和认信者狄奥法努斯 (Theophanus Confessor) 的著作,编译了一部教会史,后来被收入执事保罗所谓的《杂史》(Historia Miscella)。

他现存的原创著作包括:为第八次大公会议教规译本所写的一篇珍贵的历史导论,为《文献集》(Collectanea) 译本所写的一篇序言,三封书信(两封致秃头查理,一封致大主教阿多 (Ado)),647此外,《教皇传》(Liber Pontificalis) 中教皇尼古拉一世的传记,也可能出于他的手笔。648

§ 178. 维罗纳的拉特里乌斯 (Ratherius of Verona)

I. 拉瑟里乌斯 (Ratherius),维罗纳主教 (Veronensis episcopus):《全集》(Opera omnia),载米涅 (Migne),第CXXXVI卷,第9–768栏(重印彼得 (Peter) 与哲罗姆·巴尔特里尼 (Jerome Balterini) 编订本,维罗纳 (Verona),1765年)。

  1. 参见巴莱里尼 (Ballerini) 所著《传记》(Vita),载米涅,同上 (l.c.),第27–142栏。阿尔布雷希特·福格尔 (Albrecht Vogel):《维罗纳的拉特里乌斯与十世纪》(Ratherius von Verona und das 10. Jahrhundert)。耶拿,1854年,2卷。另参其发表于赫尔措格2的文章,第XII卷,第503–506页。杜潘 (Du Pin),第VIII卷,第20–26页。塞利耶,第XII卷,第846–860页。《法国史》(Hist. de la France),第VI卷,第339–383页。贝尔,第546–553页。

拉特里乌斯 (Rathier) 于890年(或891年)出生在列日 (Liège) 或其附近的贵族家庭,在洛布 (Lobbes) 修道院受教育。他成为修士,学识渊博,于931年祝圣为维罗纳主教。他严厉谴责属下教士的过错和缺失,尤其是他们的婚姻,或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们的奸淫,因而激起了一场反对的风暴。巴伐利亚的阿诺德 (Arnold of Bavaria) 于934年攻占维罗纳后,意大利国王于格 (Hugo) 以据称他与阿诺德暗中勾结为由将他罢黜;从935年2月起,他被严密囚禁于帕维亚,直到937年8月转交科莫 (Como) 主教监管。

941年初,拉特里乌斯逃往法国南部,在普罗旺斯 (Provence) 的一个富裕家庭任教师,944年重新进入洛布修道院。两年后,他恢复了维罗纳主教的职位,却又在948年被逐。从953年至955年,他担任列日主教。被罢黜后,他成为洛布修道院属院阿尔纳 (Alna) 的院长;在那里,他重申帕斯卡修斯派的观点,挑起了一场关于圣餐的争论。961年,他第三次担任维罗纳主教,但他未从自己的不幸中学得丝毫节制,终于在968年被愤怒的属下教士逼迫离去。他回到列日,再任阿尔纳院长。他用金钱取得了其他职务,甚至曾在一年间(971年)强行占据洛布院长之位。974年4月25日,他死于那慕尔 (Namur) 伯爵的宫廷。

拉特里乌斯“在许多方面都配称为他那个时代的德尔图良”。649有些人从他对恶行的鞭挞中,看到了新教改革者的热忱,但他的立场却不同。他博学而富有雄心,却也刚愎而嫉妒。他的著作文体晦涩,却富于资料。其中主要的有:

  1. 《争战》(The Combat),又名《预备论说》(Preliminary discourses),共六卷。650此书以冗长的文风讨论人生中各种职业和关系,尤其着重论述主教的职责。这是他在狱中闲暇时(935–937年)的成果;当时他既无书籍,也无朋友相伴。

  2. 《论蔑视教会法》(On contempt for canonical law)。651此书写于961年,论述他教区内的混乱,尤其是属下教士反对他分配教区收入的事。在这一切事情中,拉特里乌斯都看到了对他所引教规的蔑视。

  3. 《关于某种性质的推想》(A conjecture of a certain quality)。652此书写于966年,是对自己行为的有力辩护。他的《书信》有十四封、《讲道》有十一篇已经刊行。653在第一封信中,他公开宣认自己相信化质说。

§ 179. 热尔贝尔 (Gerbert)(西尔维斯特二世 (Sylvester II.))

I. 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热尔贝尔)(Silvester II. Papa, Gerbertus):《著作集》(Opera),载米涅,第CXXXIX卷,第57–350栏。亦收有纳塔利斯·亚历山大 (Natalis Alexander)、法布里修斯及本笃会《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 关于其生平与著作的记述。《热尔贝尔著作集》(OEuvres de Gerbert par A. Olleris),A. 奥勒里斯编。克莱蒙,1867年。佩尔茨 (Pertz):《日耳曼历史文献集》(Monum. Germ.),第V卷,《作家集》(Script.) 第III卷,收有兰斯大主教热尔贝尔的《兰斯会议记录》(Gerberti archiep. Remensis Acta Concilii Remensis),以及圣雷米修道院修士里歇的《历史四卷》(Libri IV. Historiarum of Richerus monachus S. Remigii)。里歇 (Richer) 是热尔贝尔的学生,他的法国史最初由佩尔茨刊行。

  1. Abr. 布佐维乌斯 (Abr. Bzovius):《为西尔维斯特辩护》(Sylvester vindicatus)。罗马 (Rom.),1629年。《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第VI卷,第559–614页。C. F. 霍克 (C. F. Hock):《热尔贝尔,或教皇西尔维斯特及其时代》(Gerbert oder Papst Sylvester und sein Jahrh.)。维也纳,1837年。马克斯·比丁格尔 (Max Büdinger):《论热尔贝尔的学术与政治地位》(Ueber Gerberts wissenschaftl. und polit. Stellung)。马尔堡 (Marburg),1851年。格弗勒 (Gfrörer):《教会通史》(Allgem. Kirchengeschichte),第III卷,第3分册。维尔曼斯 (Wilmanns):《奥托三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年鉴》(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Otto III.)。柏林,1840年。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德意志帝国时代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第I卷,第613–616、712–715、842页(第3版,1865年)。赫费勒 (Hefele):《大公会议史》(Conciliengesch.),第IV卷,第637页及各处(第2版,1879年)。A. 奥勒里斯:《热尔贝尔传》(Vie de Gerbert)。克莱蒙费朗 (Clermont-Ferrand),1867年。爱德华·巴泰勒米 (Eduard Barthelémy):《热尔贝尔:生平与著作研究,附书信译文》(Gerbert, étude sur sa vie et ses ouvrages, suivie de la traduction de ses lettres)。巴黎,1868年。卢波 (Loupot):《热尔贝尔:生平与著作》(Gerbert, sa vie et ses écrits)。里尔 (Lille),1869年。卡尔·维尔纳 (Karl Werner):《欧里亚克的热尔贝尔》(Gerbert von Aurillac)。维也纳,1878年。豪克 (Hauck):《西尔维斯特二世》(Silvester II.),载赫尔措格,第XIV卷,第233–240页。另参塞利耶,第XII卷,第901–9II页。尼安德:第III卷,第371–374页;罗伊特 (Reuter):《中世纪的启蒙》(Aufklärung in Mittelalter),第I卷,第78–84页。

热尔贝尔,这位坐在渔夫宝座上的学者与哲学家,十世纪黑暗中最明亮的光,生于950年以前,出身卑微,出生地在奥弗涅 (Auvergne) 的欧里亚克 (Aurilac) 或其附近,并在当地的本笃会修道院接受修士教育。他陪同巴塞罗那的博雷尔伯爵 (Count Borel of Barcelona) 前往西班牙,在那里获得了一些阿拉伯学问的知识,但很可能只是通过拉丁文译本。他还与庇护人博雷尔一同访问罗马(968年),引起了教皇约翰十三世 (John XIII.) 的注意,后者将他推荐给皇帝奥托大帝 (Otho the Great)。后来,他成为年轻的奥托三世 (Otho III.) 的教师与朋友,启发后者拟订了一项浪漫而终于流产的计划,要在罗马城重建君士坦丁大帝的希腊—罗马帝国。他野心勃勃,喜爱沐浴在帝王恩宠的阳光之中。

热尔贝尔成为兰斯主教座堂学校的校长,以学者和教师的身份获得盛名。他搜集各门学科中珍贵罕见的书籍。他对神学与人文学问的每个分支都有浓厚兴趣,尤其热衷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音乐;他首先将阿拉伯数字和十进位记数法引入法国,并通过制造天文仪器和一架以蒸汽鼓风的管风琴,显示了他在科学与机械方面的天才。同时,他也是一位实干家、治国者和政治家。654

972年,他凭借皇帝的恩宠,获得了博比奥 (Bobbio) 修道院院长之位,却卷入与邻近贵族的争执,愤而离去,但仍保留其职位。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整个意大利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罗马,而罗马人的道德状况令全世界惊骇。”他回到兰斯原来的职位,吸引了远近各地的学生,使主教座堂学校达到极盛。991年,在兰斯附近圣巴索卢斯 (St. Basolus) 大教堂举行的会议上,他担任书记,并为博学的奥尔良主教阿尔努尔夫 (Arnulf of Orleans) 那篇抨击教皇权僭越与腐败的激烈演说润饰定稿。655即便是高卢派人士,也不可能说得更为大胆。在同一次会议上,兰斯大主教阿尔努尔夫——末代加洛林诸王中一位国王的私生子——被控背叛于格·卡佩 (Hugh Capet),因而遭到罢黜;热尔贝尔则依国王的意愿被选为继任者。但他的当选受到争议,他对罗马采取的态度几乎构成分裂。他遭到罢黜,而他的对手阿尔努尔夫得到教皇的帮助,经桑利斯 (Senlis) 或兰斯的一次会议恢复原职(996年)。656于是他离开法国,接受学生奥托三世的邀请,前往马格德堡 (Magdeburg),又随他到意大利(996年);凭借皇帝的恩宠,他被任命为拉文纳 (Ravenna) 大主教(998年),一年后又登上教皇宝座,称西尔维斯特二世。他是第一位法国籍教皇。三个R(兰斯、拉文纳、罗马)标志着他最高的尊位,正如据说出于他手笔的诗句所表达的:

“Scandit ab R. Gerbertus in R., fit postea papa vigens R.”(“热尔贝尔从R升至R,后来成为教皇,在R执掌权柄。”)

当他还是兰斯的热尔贝尔时,曾倡导开明的见解,大胆攻击当时坐在上帝殿中的那些罗马敌基督;但成为西尔维斯特二世以后,他便否认自己从前的高卢派立场,转而支持教皇制的权利主张。657然而,在他短暂而多难的教皇任期(999–1003年)中,除了为匈牙利国王斯蒂芬 (Stephen of Hungary) 加冕,以及过早地为十字军东征提供最初的推动之外,并无显著作为。当时,数以百计的朝圣者涌向圣地,期待基督教第一个千年期满以后世界便告终结。658

人们对他品格的评价极为悬殊。中世纪后期的教皇传记作者恶意地把他描绘成与魔鬼结盟的术士,把他的一生和教皇任期说成一连串骇人听闻的罪行。659这种故事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他非凡的学识,以及人们认为他曾与穆罕默德教有所接触;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从前反对罗马的立场。一些近代史家则把他说成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660

他的著述主要属于数学领域。661他的神学著作数量不多,也不重要,并未超越其时代的迷信。他的短论《论主的身体与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为帕斯卡修斯·拉德贝尔图斯 (Paschasius Radbertus) 所教导的化质说辩护,并附加了一种观念:祝圣后的饼酒并不像其他食物那样被消化(如粪秽派所主张的),而是内在之人不朽坏的属灵滋养,并构成将来复活身体的胚芽。662言语穷尽之处,信仰便有了更多的余地。663

在《论主教的教导》(De informatione episcoporum) 这篇讲章中——如果它确出于他的手笔664——他提出中世纪崇高的神权观念,把主教职分置于王权之上,远远超过后者,665并抨击普遍存在的教会尊位买卖(买卖圣职);但他也坚持,所有主教都与彼得共同承担照管基督羊群的责任。666这表明,该论著写于他登上教皇宝座之前,而且他并不持教皇至上派或梵蒂冈的教皇绝对权力学说。

他致教皇、皇帝、国王、王后、大主教及其他显贵的书信,为当时的历史提供了光照,也显示出他与上层人物的交往,以及他在政治和权谋方面的才干。667这些书信大多简短,其中还收有奥托三世的一些信件。最长而又最有趣的一封,是写给于格·卡佩 (Hugo Capet) 的妻子阿德莱德王后 (Queen Adelaide) 和兰斯教省的附属主教们的,668为他与对手阿尔努尔夫相抗衡、接受兰斯大主教按立礼一事辩护;后来他一成为教皇,便恢复了阿尔努尔夫的主教职位。669

§ 180. 沙特尔的富尔贝尔 (Fulbert of Chartres)

I. 圣富尔贝尔,沙特尔主教(Sanctus Fulbertus, Carnotensis episcopus):《著作集》(Opera),载米涅 (Migne),第CXLI卷,第163–374栏。初版由马松 (Masson) 于1585年在巴黎刊印。

  1. 杜潘 (Du Pin),IX. 1–6。塞利耶 (Ceillier),XIII. 78–89。《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VII. 261–279(重印于米涅,前引书,第167–184栏)。尼安德 (Neander),III,多处。罗伊特 (Reuter):《中世纪宗教启蒙史》(Gesch. der Rel. Aufklärung in Mittelalter)(1875年),I. 89–91。J. B. 苏谢 (J. B. Souchet):《沙特尔教区及城市史》(Hist. du diocèse et de, la ville de Chartres)。沙特尔,1867–1876年,4卷。参看卡尔·维尔纳 (Karl Werner):《欧里亚克的热尔贝尔》(Gerbert von Aurillac)。维也纳,1878年。A. 福格尔 (A. Vogel),载赫尔措格 (Herzog) 第2版,IV. 707及下页。

热尔贝尔最杰出的学生有皇帝奥托三世、法国国王罗贝尔 (King Robert of France)、法国史家里歇 (Richer),以及当时最负盛名的教师沙特尔的富尔贝尔。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求知热忱,开始驱散十世纪的黑暗。法国走在前列,意大利随后跟进。

富尔贝尔被敬仰他的门徒称为“法兰克人的苏格拉底”,约于950年生于贫寒而默默无闻的家庭,出生地可能是沙特尔;他在兰斯主教座堂学校受教于热尔贝尔。他在沙特尔创办了一所类似的学校,很快声誉卓著,与兰斯学校相抗衡。约在1003年,他被选为沙特尔教会的教务长,1007年成为该地主教。主教座堂被大火焚毁(1020年)以后,他收到法国各地及其他国家为重建教堂而来的捐款,却未能活着见到工程竣工。他卷入本国政治与教会的纷扰,反对主教动用刀剑,也反对贪婪的俗人侵占教产和买卖圣职。他因反对康斯坦蒂娅王后 (Queen Constantia) 的阴谋而失去宫廷的宠信。他于1029年4月10日去世。670

富尔贝尔的声名,主要建立在他亲身施教的成就之上。他的别号便表明了这一点。671他不是独创的思想家,却懂得如何激发学生的热情。672他的人格胜过他的学问。他明智地将灵性的造就与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以学生永恒的福祉为目标。他常在傍晚与他们漫步园中,亲切地谈论天上的家乡;有时感情激动,便流着泪恳切嘱咐他们,永不要离开真理的道路,并要竭尽全力追求那天上的家。673

他最有才干的学生是图尔的贝伦加尔 (Berengar of Tours),这位化质说的有力反对者;有时人们猜想,贝伦加尔的见解得自富尔贝尔。674但富尔贝尔持守传统的正统信仰,并在致其都主教——桑斯大主教洛伊特贝里希 (Leutberich)——的信中表明反对革新。他认为,真实临在是信仰和敬拜的对象,而不是好奇揣测的对象;但他也认为,相信神的能力使实体发生转变,并不比相信实体的受造更为困难。675他热心崇拜圣徒,尤其崇拜童贞女马利亚,也是最早庆祝她诞辰节的人之一。

富尔贝尔的著作包括一百三十九封(或138封)《书信》,其中也收有通信者致他的一些信件;676九篇《讲章》;677二十七首《赞美诗》与《诗歌》;678以及几篇短作,其中可能包括一部《圣奥特贝尔传》。679他的书信对于其时代的历史颇具趣味和重要性。最长而又最重要的一封信论述了他认为根本而不可或缺的三项教义,即三位一体、洗礼和圣餐。680

从热尔贝尔在兰斯的学校产生了富尔贝尔在沙特尔的学校,从后者又产生了贝伦加尔在图尔的学校——这些学校都同样以广受欢迎、富有成效而著称。继它们而起的,是兰弗兰克 (Lanfranc) 在贝克的修道院学校。他来自意大利,在法国工作,反对其对手贝伦加尔,最后在英格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结束了自己的生涯。他的学生和继任者安瑟伦超过了他;安瑟伦是第二位奥古斯丁,是天主教经院哲学之父。随着他的出现,神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重要的新篇章。

§ 181. 罗杜尔夫斯·格拉贝尔 (Rodulfus Glaber);不来梅的亚当 (Adam of Bremen)

I. 罗杜尔夫斯·格拉贝尔(克吕尼修士,Cluniacnesis monachus):《著作集》(Opera),载米涅,第CXLII卷,第611–720栏。《当代史》(Historia sui temporis),亦称《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部分亦收入佩尔茨 (Pertz) 编《日耳曼历史文献集·史家卷》(Monum. Germ. Script.),第VII卷,第48–72页,附G. 怀茨 (G. Waitz) 的文本校订;《威廉院长传》(Vita Willelmi abbatis) 则收入第IV卷,第655–658页。比较塞利耶:XIII. 143–147。瓦滕巴赫 (Wattenbach):《德国史料》(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波特哈斯特 (Potthast):《中世纪历史书目》(Biblioth. Hist. medii aevi),第521页。

  1. 不来梅的亚当 (Adamus Bremensis):《汉堡教会主教事迹,或教会史》(Gesta Hammaburgenais ecclesiae Pontificum, seu Historia ecclesiastica),四卷(Libri IV)。最佳版本为拉彭贝格 (Lappenberg) 所编,载佩尔茨《日耳曼历史文献集·史家卷》(Mon. Germ. Scriptores),第VII卷,第267–389页。洛朗 (Laurent) 的德译本,附拉彭贝格的导论,柏林,1850年(收入《德国古代史家》“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十一世纪,第VII册)。又载米涅,第CXLVI卷,第433–566栏(据佩尔茨本重印)。——比较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文德人史》(Wendische Geschichte),III. 316及后;瓦滕巴赫:《德国史料》(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初版,第252页及后);科普曼 (Koppmann):《有关汉堡的中世纪史料》(Die mittelalterlichen Geschichtsquellen in Bezug auf Hamburg)(1868年);波特哈斯特,前引书,第100页;C. 贝尔托 (C. Bertheau),载赫尔措格第2版,I. 140及后。较早的记述见塞利耶,XIV. 201–206。

在十一世纪的历史作家中,罗杜尔夫斯·格拉贝尔和不来梅的亚当值得特别提及:前者关乎法国,后者关乎欧洲北部。

罗杜尔夫斯·格拉贝尔681是勃艮第人,幼年由叔父送入修道院,后因品行不良被逐;但他改过自新,加入了克吕尼严格的本笃会一派。他曾在第戎 (Dijon) 的圣贝尼努斯 (St. Benignus) 修道院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住在克吕尼,约于1050年去世。

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记述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涵盖1000–1045年,共五卷。此书虽用粗陋的拉丁文写成,充满不确之处、年代错误和传说中的神迹,却仍是一部有趣而不可或缺的史料,生动描绘了那个时期败坏的道德状况。682他还为1031年去世的第戎修道院院长圣威廉 (St. William) 写过一部传记。683

不来梅的亚当出身撒克逊,(可能)在马格德堡受教育,1068年任不来梅的教师和座堂参事,于1072至1076年间写成一部《汉堡—不来梅主教史》。684这是研究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最早期教会史的主要史料,所记自788年起,至1045–1072年任不来梅大主教的阿达尔贝尔特 (Adalbert) 去世为止。亚当取材于不来梅教会丰富藏书中的书面史料,也取材于口传。685他曾拜访丹麦国王斯文·埃斯特里松 (Sven Estrithson),后者“把蛮族的全部历史保存在记忆中,犹如保存在一本书中”。他公正可靠,却疏于年代考订。除了欠缺质朴之外,他几乎可称为北方的希罗多德。他熟悉维吉尔、贺拉斯和琉善 (Lucian),文风则主要取法萨卢斯特,因此行文刻意简练,多用警句。686他位列中世纪第一流史家之中。687

§ 182. 圣彼得·达米安尼 (St. Peter Damiani)

I. 真福彼得·达米安尼(罗马圣教会枢机、奥斯蒂亚主教、本笃会会士,Beati Petri Damiani, S. R. E. cardinalis Episcopi Ostiensis Ordinis S. Benedicti):《全集,分为四卷,由康斯坦丁·卡耶塔尼修士研究编纂》(Opera omnia in quatuor tomos distributa, studio et labora Domni Constantini Cajetani);编者来自卡西诺山 (Montecassino)。初版于1606–1613年在罗马出版;1663年在巴黎、1783年在威尼斯出版。附《传记》(Vitae) 和《绪论》(Prolegomena) 重印于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第CXLIV及CXLV卷(1853年)。第I卷1060栏;第II卷1224栏。

  1. 达米安尼的三部传记,其中一部由他的学生修士约翰 (Joannes monachus) 撰写;但此人只描写了他作为修士的一面。见米涅,I. 47–204。《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博兰德学派编,Bolland.),2月23日,第III卷,第406–427页。《本笃会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Ordinis S. Bened.),第VI世纪。另见马比永 (Mabillon) 编《本笃会编年史》(Annales Ordinis S. Benedicti),第IV卷,第LVIII–LXII卷(记述公元1039–1066年,按年代顺序记载达米安尼的公共活动)。

  2. 雅克·拉德尔基 (Jac. Laderchi):《罗马圣教会枢机圣彼得·达米安尼传》(Vita S. Petri Damiani S. R. E. Cardinalis)。罗马,1702年,3卷。阿尔布·福格尔 (Albr. Vogel):《彼得·达米安尼》(Peter Damiani)。耶拿,1856年。比较他在赫尔措格第2版,III. 466及后所撰的条目。F. 诺伊基尔希 (F. Neukirch):《彼得·达米安尼传》(Das Leben des Peter Dam.)。哥廷根,1876年。约斯·克莱纳曼斯 (Jos. Kleinermanns,罗马天主教徒):《据史料叙述彼得·达米安尼的生平与工作》(Petrus Damiani in s. Leben und Wirken, nach den Quellen dargestellt)。施泰尔 (Steyl),1882年。另比较塞利耶,XIII. 296–324;尼安德,III. 382、397及多处;格弗勒 (Gfrörer):《格列高利七世》(Gregor. VII),第I卷;赫夫勒 (Höfler):《德国教皇》(Die deutschen Paepste);维尔 (Will):《十一世纪教会复兴的开端》(Die Anfänge der Restauration der Kirche im elfte Jahrh.);吉泽布雷希特:《德国帝国时代史》(Gesch. der deutschen Kaizerzeit),第II卷;赫费勒 (Hefele):《大公会议史》(Conciliengesch.),第IV卷。

I. 生平。彼得·达米安尼 (Peter Damianus 或 Damiani,1007–1072)688是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的朋友,也是教士道德改革的热心推动者。他生于拉文纳 (Ravenna),少年时代十分困苦,后来得到兄长达米安努斯 (Damianus) 的帮助,才得以在拉文纳、法恩扎 (Faenza) 和帕尔马 (Parma) 求学;他也采用了兄长的名字。689他在故乡教授博雅诸艺 (liberal arts),获得了声誉和财富。三十岁那年,他突然离弃尘世,效法同乡罗穆阿尔德 (Romuald) 的榜样,到翁布里亚 (Umbria) 古比奥 (Gubbio,Eugubium) 附近的丰特阿韦拉诺 (Fonte Avellano) 作隐修士;他曾为罗穆阿尔德撰写传记。690他很快便达到了苦修圣洁的高峰,成为周围整个地区隐修士和修士的院长与纪律督导者。甚至有人将神迹也归于他。

他将一种被视为有功德的自鞭方法加以系统化并推广开来,使之与诵读《诗篇》相结合:每诵一篇,就用皮鞭在裸背上抽打一百下;诵完整部《诗篇》,便是一万五千下。这种补赎礼 (penance) 一时风靡,许多修士伴着诗篇的吟唱,为自己获益,或为使炼狱中的灵魂获释,竟将自己鞭打至死。其中最精于此道的是多米尼库斯 (Dominicus),他贴着赤裸的身体穿一件铁甲,因而被称为“披甲者” (Loricatus);他把鞭打的速度加快到能毫不停歇地完成十二遍《诗篇》的程度,最后于1063年力竭而死。691甚至贵族妇女也热心实行达米安尼所谓的“这种炼狱” (“hoc purgatorii genus”)。面对反对者,他为这种自加的补赎礼辩护,认为这是自愿效法基督的受难与殉道者的苦难;但他也发现,必须制止门徒中违反常情的过度行为,因此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鞭打自己,而且通常每次诵四十篇诗篇、鞭打四千下,就应当足够了。

他以言教和身教提倡的这种苦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多米尼克会 (Dominicans)692和方济各会 (Franciscans) 修道纪律的一部分,并在十三、十四世纪发展到极大的规模,尤其是在黑死病 (Black Death) 肆虐期间(1349年)。当时,鞭笞派 (Flagellants) 或背十字架者 (Cross-bearers) 的兄弟会,受悔罪精神驱使,以十字架为前导,赤裸上身,蒙着面孔,巡行意大利、德国和英格兰朝圣;他们一面吟唱悔罪诗篇,一面鞭打自己,每日两次,连续三十三天,以纪念我主在世的三十三年。693

达米安尼成为以克吕尼 (Cluny) 为中心的严格修道派的领袖;在教士与教会堕落腐败最深的时候,这一派从祭司制与神权政治的立场出发,致力于改革教士和教会。他把当时的状况比作所多玛和蛾摩拉;他反对买卖圣职和教士纳妾,认为这是罪恶的两大根源。他主张制定法律,以革职惩处买卖圣职,并禁止平信徒参加已婚教士主持的弥撒。1059年的拉特兰会议 (Lateran Council) 颁布了这样的法律。他也谴责教士携带武器的做法,尽管连教皇利奥九世 (Leo IX.) 本人也曾在1053年率军征讨四处劫掠的诺曼人。他坚决主张,祭司即使为了保卫信仰也不应拔剑,只应以神的道和圣灵的兵器争战。

这样一位有才干、有敬虔、有精力的人,不可能长久隐没于荒野。他被吸引到罗马,并于1058年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司提反十世 (Stephen X.) 选为奥斯蒂亚 (Ostia) 主教及罗马教会的枢机。1061年,他险些戴上教皇的三重冠。他是希尔德布兰德一系教皇——格列高利六世 (Gregory VI.)、革利免二世 (Clement II.)、利奥九世、维克托二世 (Victor II.)、司提反十世、尼古拉二世 (Nicolas II.)、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以及希尔德布兰德本人的属灵顾问和规谏者。他曾奉派前往米兰、佛罗伦萨、卡西诺山、克吕尼、美因茨和法兰克福,执行重要使命。他协助平息了卡达卢斯 (Cadalous) 所造成的教皇分裂。694他深得皇帝亨利三世 (Henry III.) 的信任,盛赞他是第二个大卫;他又成为寡居的皇后阿格尼斯 (Agnes) 的告解神父,并阻止了她的儿子亨利四世 (Henry IV.) 与妻子贝尔塔 (Bertha) 离婚。他辞去了主教职务,却又被希尔德布兰德从隐居之地召出;因此,他称希尔德布兰德为自己的“神圣撒但”,也称他为“教皇的主人”。695他鄙视高位的虚荣与尊贵,更喜爱自己在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 中的修道室;在那里,他可以征服自己内心的世界,诵读《诗篇》,鞭打自己,也可以换换心思,写些讽刺诗、警句诗,或制作木勺。他说:“古时的主教,若不得不忍受如今主教职位所带来的折磨,又会怎样呢?不断骑马出行,身后跟着一队队持刀执矛的士兵,周围都是武装的人,宛如异教将军!天天是王侯般的宴席,天天是排场!桌上摆满供纵欲宾客享用的珍馐,而穷人却因饥饿而日渐衰亡!”

他最后的工作,是弥合故乡教会的一次分裂。归途中,他于1072年2月23日在法恩扎因发热而死。一年以后,希尔德布兰德登上教皇宝座,推行达米安尼为之铺路的改革;达米安尼的献身虽不免狭隘,却诚实、恳切而无私。

  1. 达米安尼的著作包括书信、讲道、圣徒传、苦修论著和诗歌。它们是他那个时代教会的一面镜子。
  1. 《书信集》分为八卷,分别致:(a) 当时的罗马主教(格列高利六世、革利免二世、利奥九世 (Leo IX.)、维克托二世 (Victor II.)、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敌对教皇卡达卢斯,即霍诺留二世 (Anti-pope Cadalous or Honorius II.));(b) 枢机主教,尤其是枢机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c) 牧首以及拉文纳和科隆的总主教;(d) 各位主教;(e) 总司铎、总执事、司铎及其他教士。这些书信生动地描绘了他那个时代教会的腐败,充满了推行道德改革的热忱。他署名为“罪人、修士彼得鲁斯” (“Petrus peccator monachus”)。他写给敌对教皇卡达卢斯的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力;他告诉卡达卢斯,其名字本身源于 cado(跌倒)和 λαός*(人民),就是不祥之兆;他该受三重革职之罚;他新犯的罪,是最恶劣的奸淫与买卖圣职;他卖掉了自己的教会(帕尔马),又买下了另一个教会;这种种奸淫,使教会从下到上都受了亵渎。他预言卡达卢斯将在一年之内死亡,但卡达卢斯却活过了这个期限;达米安尼于是为自己的预言辩护,说它指的是道德上的死亡。

  2. 《讲道集》,共七十四篇。696篇幅简短,论及教会节期、使徒、童贞女马利亚、殉道者、圣徒和圣物,并劝勉人实行以教会为中心的苦修式敬虔。

  3. 《圣徒传》,记述本笃会的圣徒,即克吕尼的奥迪洛 (Odilo of Cluny)、罗穆阿尔德、罗杜尔弗斯 (Rodulphus),以及披甲者多米尼库斯 (Dominicus Loricatus,这位自鞭的英雄),将他们的事迹树为效法的榜样。697

  4. 教义论著:《论大公信仰》(De Fide Catholica)、《驳犹太人》(Contra Judaeos)、《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对话》(Dialogus inter Judaeum et Christianum)、《论神的全能》(De Divina Omnipotentia)、《论圣灵的发出》(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反对希腊人) 等。698

  5. 论战与苦修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蛾摩拉书》(the Liber Gomorrhianus,1051年),无所畏惧地揭露教士的不道德行为;在他看来,这些行为与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淫乱同样恶劣,书名即由此而来。699这部书呈给教皇利奥九世,呼吁他运用权柄消除这些丑行。《至蒙恩书》(Liber Gratissimus) 则是写给拉文纳总主教亨利 (Henry) 的,旨在反对买卖圣职。700他还撰写了论轻看世界、论修道的完全、论隐修士的生活、论祭司独身,以及反对放纵、反对贪婪等论著。701

  6. 《论神迹与显现》。702

  7. 《论主要使徒的画像》,尤其论及彼得和保罗。703

  8. 《弥撒常典释义》,以及其他礼仪论题。704

  9. 《旧约与新约释经片段》。705

10 诗歌、讽刺诗、警句诗和祷文。706他最好的赞美诗歌咏乐园的荣耀,取材于圣奥古斯丁的诗意散文:“Ad perennis vitae fontem mens sativit arida”(干渴的心灵向着永生的泉源)。707

Original Text

CHAPTER XIV.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ECCLESIASTICAL WRITERS.

[This chapter,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last four sections,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my direction by the Rev. Samuel M. Jackson, M. A.,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 with the use of the best modern authorities, and has been revised, completed and adapted to the plan of the work.—P. S.

§ 142. Chronological List of the Principal Ecclesiastical Writers from the Six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I. Greek Authors.

St. Maximus Confessor

  1. 580–662(1)

St. John of Damascus

  1. 676–754(2)

Photius

  1. 805–891(3)

Simeon Metaphrastes

10th century.

Oecumenius

10th century.

Theophylact

11th century.

Michael Psellus

  1. 1020–c. 1106

Euthymius Zigabenus

12th century.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12th century

Nicetas Acominatos

    1. 1126

I. Latin Authors.

Cassiodorus

  1. 477–c. 580

St. Gregory of Tours

538–594

St. Gregory the Great

  1. 540–604(4)

St. Isidore of Seville

  1. 560–636

The Venerable Bede (Baeda)

674–735(5)

Paulus Diaconus (Paul Warnefrid)

  1. 725–800

St. Paulinus of Aquileia

  1. 726–804

Alcuin

735–804(6)

Liudger

  1. 744–809

Theodulph of Orleans

-821

Eigil

-822

Amalarius

-837

Claudius of Turin

-839(7)

Agobard of Lyons

779–840(8)

Einhard (Eginhard)

  1. 770–840

Smaragdus

-c. 840

Jonas of Orleans

-844

Rabanus Maurus

  1. 776–856(9)

Haymo

  1. 778–853

Walafrid Strabo

  1. 809–849

Florus of Lyons

-c. 860

Servatus Lupus

805–862

Druthmar

  1. 860

St. Paschasius Radbertus

  1. 790–865(10)

Ratramnus

-c. 868(11)

Hincmar of Rheims

  1. 806–882(12)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1. 815–877(13)

Anastasius

-886

Ratherius of Verona

  1. 890–974

Pope Sylvester II. (Gerbert)

-1003(14)

Fulbert of Chartres

  1. 950–1029

Peter Damiani

1007–1072

Bere

§ 143. St. Maximus Confessor.

I. Maximus Confessor: Oper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XC., XCI., reprint of ed. of Fr. Combefis, Paris, 1673 (only the first two volumes ever appeared), with a few additional treatises from other sources. There is need of a complete critical edition.

  1. For his life and writings see his Acta in Migne, XC. col. 109–205; Vita Maximi (unknown authorship) col. 67–110; Acta Sanctorum, under Aug. 13; Du Pin (Eng. transl., Lond. 1693 sqq. ), VI. 24–58; Ceillier (second ed., Paris, 1857 sqq. ), XI. 760–772.

  2. For his relation to the Monotheletic controversy see C. W. Franz Walch: Historie der Kezerien, etc., IX. 60–499, sqq.; Neander: III. 171 sqq.; this History, IV. 409, 496–498. On other aspects see J. N. Huber: Die Philosophie der Kirchenväter. München, 1859. Josef Bach: Die Dogm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Wien, 1873–75, 2 parts, I. l5–49. Cf. Weser: Maximi Confesoris de incarnatione et deificatione doctrina. Berlin, 1869.

As a sketch of St. Maximus Confessor (c. 580-Aug. 13, 662) has been elsewhere given,(15) it is only necessary in this place to pass in review his literary activity, and state briefly his theological position.

Notwithstanding his frequent changes of residence, Maximus i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writers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by reason of his ability, stands in the front rank. Forty-eight of his treatises have been printed, others exist in MS., and some are lost. By reason of his pregnant and spiritual thoughts he has always been popular with his readers, notwithstanding his prolixity and frequent obscurity of which even Photius and Scotus Erigena complain.

His Works may be divided into five classes.

I. Exegetical. A follower of the Alexandrian school, he does not so much analyze and expound as allegorize, and make the text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ological digressions. He wrote (1) Questions [and Answers] upon difficult Scripture passages,(16) sixty-five in number addressed to Thalassius, a friend who had originally asked him the questions. The answers are sometimes very short, sometimes rich speculative essays. Thus he begins with a disquisition upon evil. Unless one is expert in allegorical and mystical writings, the answers of Maximus will be hard reading. He seems to have felt this himself, for he added explanatory notes in different places.(17) (2) Questions, seventy-five in number, similar to the preceding, but briefer and less obscure. (3) Exposition of Psalm LIX.(18) (4) The Lord’s Prayer.(19) Both are very mystical.

  1. Scholia upon Dionysius Areopagita and Gregory Nazianzen, which were translated by Scotus Erigena (864).(20)

  2. Dogmatical and polemical. (1) Treatises.(21) The first twenty-five are in defense of the Orthodox dyotheletic doctrine (i.e. that there are in Christ two perfect natures, two wills and two operations) against the Severians. One treatise is on the Holy Trinity; another is 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the rest are upon cognate topics. (2) Debate with Pyrrhus (held July, 645) upon the Person of Christ, in favor of two wills.(22) It resulted in Pyrrhus’ retraction of his Monotheletic error. This work is easier to read than most of the others. (3) Five Dialogues on the Trinity.(23) (4) On the Soul.(24)

  3. Ethical and ascetic. (1) On asceticism(25) a dialogue between an abbot and a young monk, upon the duties of the monastic life. A famous treatise, very simple, clear and edifying for all Christians. It insists upon love to God, our neighbors and our enemies, and the renunciation of the world. (2) Chapters upon Charity,(26) four in number, of one hundred aphorisms, each, ascetic, dogmatic and mystical, added to the preceding, but not all are upon charity. There are Greek scholia upon this book. (3) Two Chapters, theological and oeconomical,(27) each of one hundred aphorisms, upon the principles of theology. (4) Catena,(28) five chapters of one hundred aphorisms each, upon theology.

V. Miscellaneous. (1) Initiation into the mysteries,(29) an allegorical exposition of the Church and her worship. Incidentally it proves that the Greek liturgy has not changed since the seventh century. (2) Commonplaces,(30) seventy-one sections, containing texts of Scripture and quotations from the Fathers, arranged under heads. (3) Letters(31) forty-five in number, on theological and moral matters; several are on the Severian heresy, others supply biographical details. Many of his letters exist in MS. only. (4) Hymns,(32) three in number.

Maximus was the pupil of Dionysius Areopagita, and the teacher of John of Damascus and John Scotus Erigena, in the sense that he elucidated and developed the ideas of Dionysius, and in turn was an inspiration and guide to the latter. John of Damascus has perpetuated his influence in the Greek Church to the present day. Scotus Erigena introduced some of his works to Western Europe. The prominent points of the theology of Maximus are these:(33) Sin is not a positive quality, but an inborn defect in the creature. In Christ this defect is supplied, new life is imparted, and the power to obey the will of God is given. The Incarnation is thus the Divine remedy for sin’s awful consequences: the loss of free inclination to good, and the loss of immortality. Grace comes to man in consequence of Christ’s work. It is not the divine nature in itself but in union with the human nature which is the principle of atoning and saving grace. God is the fountain of all being and life, the alpha and omega of creation. By means of the Incarnation he is the Head of the kingdom of grace. Christ is fully Man, and not only fully God. This is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 Opposed to the Monophysites and Monothelites, Maximus exerts all his ingenuity to prove that the difference of natures in Christ requires two wills, a human and a divine will, not separated or mixed, but in harmony. Christ was born from eternity from the Father, and in time from the Virgin, who was the veritable Mother of God. Christ’s will was a natural, human will, one of the energies of his human nature. The parallel to this union of the divine and human in Christ is the human soul wrought upon by the Holy Spirit. The divine life begins in faith, rules in love, and comes to its highest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lative life. The Christian fulfils the command to pray without ceasing, by constantly directing his mind to God in true piety and sincere aspiration. All rational essences shall ultimately be re-united with God, and the final glorification of God will be by the complete destruction of all evil.

An interesting point of a humane interest is his declaration that slavery is a dissolution, introduced by sin, of the original unity of human nature, and a denial of the original dignity of man, created after the image of God.

§ 144. John of Damascus.

Cf. §§ 89 and 103.

I. Joannes Damascenus: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XCIV.-XCVI. (reprint, with additions, of Lequien’s ed. Paris, 1712. 2 vols. fol. 2d ed. Venice, 1748).

  1. John of Jerusalem: Vita Damasceni (Migne, XCIV. col. 429–489); the Prolegomena of Leo Allatius (l.c. 118–192). Perrier: Jean Damascène, sa vie et ses écrits. Paris, 1862. F. H. J. Grundlehner: Johannes Damascenus. Utrecht, 1876 (in Dutch). Joseph Langen (Old-Catholic professor at Bonn): Johannes von Damaskus. Gotha, 1879. J. H. Lupton: St. John of Damascus. London, 1882. Cf. Du Pin, V. 103–106; Ceillier, XII., 67–99; Schroeckh, XX., 222–230; Neander, iii. passim; Felix Nève: Jean de D. et son influence en Orient sous les premiers khalifs, in "Revue Belge et etrangère," July and August, 1861.

I. Life. John of Damascus, Saint and Doctor of the Eastern Church, last of the Greek Fathers,(34)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Damascus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e seventh century.(35) His common epithet of Chrysorrhoas (streaming with gold) was given to him because of his eloquence, but also probably in allusion to the river of that name, the Abana of Scripture, the Barada of the present day, which flows through his native city, and makes it a blooming garden in the desert. Our knowledge of his life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semi-legendary account of John of Jerusalem, who used an earlier Arabic biography of unknown authorship and date.(36)

The facts seem to be these. He sprang from a distinguished Christian family with the Arabic name of Mansur (ransomed). His father, Sergius, was treasurer to the Saracenic caliph, Abdulmeled (685–705), an office frequently held by Christians under the caliphs. His education was derived from Cosmas, a learned Italian monk, whom Sergius had ransomed from slavery. He made rapid progress, and early gave promise of his brilliant career. On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he was taken by the caliph into his service and given an even higher office than his father had held.(37) When the emperor Leo the Isaurian issued his first edict against images (726)(38), he prepared a circular letter upon the subject which showed great controversial ability and at once raised him to the position of leader of the image worshippers. This letter and the two which followed made a profound impression. They are classical, and no one has put the case better.(39) John was perfectly safe from the emperor’s rage, and could tranquilly learn that the letters everywhere stirred up the monks and the clergy to fanatical opposition to Leo’s decrees. Yet he may well have found his position at court uncomfortable, owing to the emperor’s feelings towards him and his attempts at punishment. However this may be, shortly after 730 John is found as a monk in the Convent of St. Sabas, near the shore of the Dead Sea, ten miles southeast from Jerusalem. A few years later he was ordained priest.(40) His last days were spent in study and literary labor. In the closing decade of his life he is said to have made a journey through Palestine, Syria, and even as far as Constantinople, for the purpose of exciting opposition to the iconoclastic efforts of the Emperor Copronymus. He died at St. Sabas; the exact date is not known, probably 754.(41) The Greek Church commemorates him upon Dec. 4th (or Nov. 29 in some Menologies); the Latin upon May 6.

Many legends are told of him. The most famous is that Leo the Isaurian, enraged at his opposition to the iconoclastic edicts, sent to the caliph a letter addressed to himself which purported to have come from John, and was written in imitation of his hand and style, in which the latter proposed to the emperor to capture Damascus—a feat easily accomplished., the writer said,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guard of the city. Moreover, in the business he could count upon his support. The letter was of course a forgery, but so clever that when the caliph showed John the letter he acknowledged the similarity of the writing, while he denied the authorship. But the caliph in punishment of his (supposed) treachery had his right hand cut off, and, as was the custom, hung up in a public place. In answer to John’s request it was, however, given to him in the evening, ostensibly for burial. He then put the hand to the stump of his arm, prostrated himself before an image of the Virgin Mary in his private chapel, and prayed the Virgin to cause the parts to adhere. He fell asleep: in a vision the Virgin told him that his prayer had been granted, and he awoke to find it true. Only a scar remained to tell the story of his mutilation. The miracle of course convinced the caliph of the innocence of his servant, and he would fain have retained him in office, but John requested his absolute dismission.(42) This story was manifestly invented to make out that the great defender of image-worship deserved a martyr’s crown.(43)

Other legends which have more of a basis of fact relate to his residence in the convent of St. Sabas. Here, it is said., he was enthusiastically received, but no one would at first undertake the instruction of so famous a scholar. At length an old monk undertook it, and subjected him to the most humiliating tests and vexatious restrictions, which he bore in a very saintly way. Thus he sent him once to Damascus to sell a load of convent-made baskets at double their real value, in order that his pride might be broken by the jeers and the violence of the rabble. He was at first insulted; but at last a man who had been formerly his servant, bought out of compassion the baskets at the exorbitant price, and the saint returned victorious over vanity and pride. He was also put to the most menial services. And, what must have been equally trying, he was forbidden to write prose or poetry. But these trials ended on a hint from the Virgin Mary who appeared one night to the old monk and told him that John was destined to play a great part in the church. He was accordingly allowed to follow the bent of his genius and put his immense learning at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1. Writings. The order of his numerous writings(44) is a mere matter of conjecture. It seems natural to begin with those which first brought their author into notice, and upon which his fame popularly rests. These were his three Orations,(45) properly circular letters, upon image worship, universally considered as the ablest presentation of the subject from the side of the image-worshippers. The first(46) appeared probably in 727, shortly after the Emperor Leo the Isaurian had issued his edict forbidding the worship of "images," by which term was meant not sculptures, but in the Greek Church pictures exclusively; the second(47) after Leo’s edict of 730 order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mages; and the third(48) at some later time.

In the first of these three letters John advanced these arguments: the Mosaic prohibitions of idolatry were directed against representations of God, not of men, and against the service of images, not their honor. Cherubim made by human hands were above the mercy-seat. Since the Incarnation it is allowable to represent God himself. The picture is to the ignorant what the book is to the learned.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re are signs to quicken the memory and promote devotion (the ark, the rod of Aaron, the brazen serpent). Why should the sufferings and miracles of Christ not be portrayed for the same purposes? And if Christ and the Virgin have their images, why should not the saints have theirs? Since the Old Testament Temple contained cherubim and other images, churches may be adorned with images of the saints. If one must not worship an image, then one must not worship Christ, for he is the image of the Father. If the shadows and handkerchiefs of apostles had healing properties, why can one not honor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aints? It is true there is nothing about such worship in the Holy Scriptures, but Church ordinances depend for authority on tradition no less than on Scripture. The passages against images refer to idols. "The heathens dedicate their images to demons, whom they call gods; we dedicate ours to the incarnate God and his friends, through whom we exorcise demons." He ends his letter with a number of patristic quotations of greater or less relevancy, to each of which he appends a comment. The second letter, which is substantially a repetition of the first, is characterized by, a violent attack upon the Emperor, because of his deposition and banishment of Germanus,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t closes with the same patristic quotations, and a few new ones. The third letter is almost necessarily a repetition of the preceding, since it goes over the same ground. It likewise looks upon the iconoclasts as the servants of the devil. But it bears marks of more care in preparation, and its proofs are more systematically arranged and its quotations more numerous.(49)

For his writings in favor of images he was enthusiastically lauded by the second Nicene Council (787).(50)

But the fame of John of Damascus as one of the greatest theologians of history rests chiefly on his work entitled the Fount of Knowledge.(51) It is made up of three separate and complete books, which yet were designed to go together and constitute in outline a cyclopaedia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d of all other kinds of knowledge.(52) It is dedicated to Cosmas, bishop of Maiuma, his foster-brother and fellow-student under the old monk. Its date is after 743, the year of Cosmas’s consecration. In it the author avows that he has introduced nothing which had not been previously said, and herein is its value: it epitomizes Greek theology.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ilogy, "Heads of Philosophy,"(53) commonly called, by the Latin title, Dialectica, is a series of short chapters upon the Categories of Aristotle and the Universals of Porphyry, applied to Christian doctrines. The Dialectica is found in two forms, one with sixty-eight, and the other with only fifteen chapters. The explanation is probably the well-known fact that the author carefully revised his works before his death.(54) The longer form is therefore probably the later. Its principal value is the light it throws upon the Church terminology of the period, and its proof that Christians preceded the Arabs in their study of Aristotle, by one hundred year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rilogy, the "Compendium of Heresies,"(55) is a description of one hundred and three heresies, compiled mostly from Epiphanius, but with two sections, on the Mohammedans and Iconoclasts, which are probably original. A confession of faith closes the book. The third, the longest, and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trilogy is "An accurate Summary of the Orthodox Faith."(56) The authors drawn upon are almost exclusively Greek. Gregory Nazianzen is the chief source. This part was apparently divided by John into one hundred chapters, but when it reached Western Europe in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John Burgundio of Pisa, made by order of Pope Eugenius III. (1150),(57) it was divided into four books to make it correspond in outward form to Peter Lombard’s Sentences. Accepting the division into four books, their contents may be thus stated: bk. I., Theology proper. In this he maintains the Greek Church doctrine of the sing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bk. II. Doctrines of Creation (severally of angels, demons, external nature, paradise, man and all his attributes and capacities); and of Providence, foreknowledge and predestination. In this part he shows his wide acquaintance with natural science. bk. III.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 bk. IV. Miscellaneous subjects. Christ’s passion, death, burial, resurrection, ascension, session; the two-fold nature of Christ; faith; baptism; praying towards the East; the Eucharist; images; the Scriptures; Manichaeism; Judaism; virginity; circumcision; Antichrist; resurrection.

The entire work is a noteworthy application of Aristotelian categories to Christian theology. In regard to Christology he repudiates both Nestorianism and Monophysitism, and teaches that each nature in Christ possessed its peculiar attributes and was not mixed with the other. But the divine in Christ strongly predominated over the human. The Logos was bound to the flesh through the Spirit, which stands between the purely divine and the materiality of the flesh. The human nature of Jesus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one divine personality of the Logos (Enhypostasia). John recognizes only two sacraments, properly so called, i.e. mysteries instituted by Christ—Baptism and the Lord’s Supper. In the latter the elements are at the moment when the Holy Ghost is called upon, changed into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but how is not known. He does not therefore teach transubstantiation exactly, yet his doctrine is very near to it. About the remaining five so-called sacraments he is either silent or vague. He holds to the perpetual virginity of Mary, the Mother of our Lord, and that her conception of Christ took place through the ear. He recognizes the Hebrew canon of twenty-two books, corresponding to the twenty-two Hebrew letters, or rather twenty-seven, since five of these letters have double forms. Of the Apocrypha he mentions only Ecclesiasticus and Wisdom, and these as uncanonical. To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he adds the Apostolical Canons of Clement. The Sabbath was made for the fleshly Jews—Christians dedicate their whole time to God. The true Sabbath is the rest from sin. He extols virginity, for as high as angels are above men so high is virginity above marriage. Yet marriage is a good as preventive of unchastity and for the sake of propagation.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comes Antichrist, who is a man in whom the devil lives. He persecutes the Church, kills Enoch and Elijah, who are supposed to appear again upon the earth, but is destroyed by Christ at his second coming.(58) The resurrection body is like Christ’s, in that it is immutable, passionless, spiritual, not held in by material limitation, nor dependent upon food. Otherwise it is the same as the former. The fire of hell is not material, but in what it consists God alone knows.

His remaining works are minor theological treatises, including a brief catechism on the Holy Trinity; controversial writings against Mohammedanism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because of the nearness of their author to the beginnings of that religion), and against Jacobites, Manichaeans, Nestorians and Iconoclasts; homilies,(59) among them an eulogy upon Chrysostom; a commentary on Paul’s Epistles, taken almost entirely from Chrysostom’s homilies; the sacred Parallels, Bible sentences with patristic illustrations on doctrinal and moral subjects,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for which a leading word in the sentence serves as guide. He also wrote a number of hymns which have been noticed in a previous section.(60)

Besides these there is a writing attributed to him, The Life of Barlaam and Joasaph(61) the story of the conversion of the only son of an Indian King by a monk (Barlaam). It is a monastic romance of much interest and not a little beauty.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any languages, frequently reprinted, and widely circulated.(62) Whether John of Damascus wrote it is a question. Many things about it seem to demand an affirmative answer.(63) His materials were very old, indeed pre-Christian, for the story is really a repetition of the Lalita Vistara, the legendary life of Buddha.(64)

Another writing of dubious authorship is the Panegyric on St. Barbara,(65) a marvellous tale of a suffering saint. Competent judges assign it to him.(66) These two are characteristic specimens of monastic legends in which so much pious superstition wa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1. Position. John of Damascus considered either as a Christian office-holder under a Mohammedan Saracenic Caliph, as the great defender of image-worship, as a learned though credulous monk, or as a sweet and holy poet, is in every way an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character. But it is as the summarizer of the theology of the Greek fathers that he is most worthy of attentive study; for although he seldom ventures upon an original remark, he is no blind, servile copyist. His great work, the "Fount of Knowledge," was not only the summary of the theological discussions of the ancient Eastern Church, which was then and is to-day accepted as authoritative in that communion, but by means of the Latin translation a powerful stimulus to theological study in the West. Peter Lombard, Thomas Aquinas and other schoolmen are greatly indebted to it. The epithets, "Father of Scholasticism" and "Lombard of the Greeks" have been given to its author. He was not a scholastic in the proper meaning of that term, but merely applied Aristotelian dialects to the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theology. Yet by so doing he became in truth the forerunner of scholasticism.

An important but incidental service rendered by this great Father was as conserver of Greek learning. "The numerous quotations, not only from Gregory Nazianzen, but from a multitude of Greek authors besides would provide a field of Hellenic literature sufficient for the wants of that generation. In having so provided it, and having thus become the initiator of a warlike but ill-taught race into the mysteries of an earlier civilization, Damascenus is entitled to the praise that the elder Lenormant awarded him of being in the front rank of the master spirits from whom the genius of the Arabs drew its inspiration."(67)

One other interesting fact deserves mention. It was to John of Damascus that the Old Catholics and Oriental and Anglo-Catholics turned for a definition of the rel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to the Father and Son which should afford a solid basis of union.(68) "He restored unity to the Triad, by following the ancient theory of the Greek church, representing God the Father as the ajrchv, and in this view, the being of the Holy Spirit no less than the being of the Son as grounded in and derived from the Father. The Holy Spirit i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pirit of the Father; not from the Son, but still the Spirit of the Son. He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the one ajrchv of all being, and he is communicated through the Son; through the Son the whole creation shares in the Spirit’s work; by himself he creates, moulds, sanctifies all and binds all together."(69)

§ 145. Phot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 Photius: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CI.-CIV. (1860). Also Monumenta Graeca ad Photium ejusgue historiam pertinentia, ed. Hergenröther. Regensburg, 1869.

  1. David Nicetas: Vita Ignatii, in Migne, CV., 488–573. The part which relates to Photius begins with col. 509; partly quoted in CI. iii. P. De H. E. (anonymous): Histoire de Photius. Paris, 1772. Jager: Histoire de Photius. Paris, 1845, 2d ed., 1854. L. Tosti: Storia dell’ origine dello scisma greco. Florence, 1856, 2 vols. A. Pichler: Geschichte der kirchlichen Trennung zwischen Orient und Occident. Munich, 1864–65, 2 vols. J. Hergenröther: Photius, Patriarch von Constantinopel. Sein Leben, seine Schriften und das griechische Schisma. Regensburg, 1867–69, 3 vols. (The Monumenta mentioned above forms part of the third vol.) Cf. Du Pin, VII., 105–110; Ceillier, XII., 719–734.

Photius was born in Constantinopl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inth century. He belonged to a rich and distinguished family. He had an insatiable thirst for learning, and included theology among his studies, but he was not originally a theologian. Rather he was a courtier and a diplomate. When Bardas chose him to succeed Ignatius a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he was captain of the Emperor’s body-guard. Gregory of Syracuse, a bitter enemy of Ignatius, in five days hurried him through the five orders of monk, lector, sub-deacon, deacon, and presbyter, and on the sixth consecrated him patriarch. He died an exile in an Armenian monastery, 891.

As the history of Photius after his elevation to the patriarchate has been already treated,(70) this section will be confined to a brief recital of his services to literature, sacred and secular.(71)

The greatest of these was his so-called Library,(72) which is a unique work, being nothing less than notices, critiques and extracts of two hundred and eighty works of the most diverse kinds, which he had read. Of the authors quoted about eighty are known to us only through this work. The Library was the response to the wish of his brother Tarasius, and was composed while Photius was a layman. The majority of the works mentioned are theological, the rest are grammatical, lexical, rhetorical, imaginative,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No poets are mentioned or quoted, except the authors of three or four metrical paraphrases of portions of Scripture. The works are all in Greek, either as originals or, as in the case of a few, in Greek translations. Gregory the Great and Cassian are the only Latin ecclesiastical writers with whom Photius betrays any intimate acquaintance. As far as profane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the Library makes the best exhibit in history, and the poorest in grammar. Romances are mentioned, also miscellanies. In the religious part of his work Chrysostom and Athanasius are most prominent. Of the now lost works mentioned by Photius the most important is by an anonymous Constantinopolitan author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h century, who in fifteen books presented testimonies in favor of Christianity by different Greek, Persian, Thracian, Egyptian, Babylonian, Chaldean and Jewish scholars.

Unique and invaluable as the Library is, it has been criticized because more attention is given to some minor works than to other important ones; the criticisms are not always fair or worthy; the works spoken of are really few, while a much larger anthology might have been made; and again there is no order or method in the selection. It is, however, to be borne in mind that the object of the work was to mention only those books which had been read in the circle to which he and his brother belonged, during the absence of the latter; that it was hastily prepared, and was to have been followed by a second.(73) Taking these facts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 is nothing but praise to be given to the great scholar who in a wholly undesigned fashion has laid posterity under heavy obligation by jotting down his criticisms upon or making excerpts of the more important works which came under his observation during a comparatively short space of time.

Among the Greek fathers, he esteems most highly Athanasius, Chrysostom, Basil, Gregory Nazianzen, Epiphanius, Ephraem, Cyril of Alexandria, the fictitious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and Maximus; among the Latin fathers, Leo. I. and Gregory I. He recognizes also Ambrose, Augustin, and Jerome as fathers, but often disputes their views. Of the ante-Nicene writers he has a rather low opinion, because they did not come up to his standard of orthodoxy; he charges Origen with blasphemous errors, and Eusebius with Arianism.

One of the earlier works of Photius, perhaps his earliest, was his Greek Lexicon,(74) which he began in his youth and completed before the Library, although he revised it from time to time. He made use of the glossaries and lexica of former workers, whose names he has preserved in his Library, and has been in turn used by later lexicographers, e.g. Suidas (ninth century). Photius designed to remov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reading of the earlier and classic Greek profane and sacred literature. To this end h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old Attic expressions and figures of speech.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theological works of Photius is the Amphilochian Questions (75) — so called because these questions had been asked by his friend, Amphilochius, metropolitan of Lyzikus. The work consists of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four discussions, mostly in biblical exegesis, but also dogmatical, philosophical, mythological, grammatical, historical, medical, and scientific. Like the other works of Photius it displays rare learning and ability. It was composed during his first exile, and contains many complaints of lack of books and excerpts. It has no plan, is very disjointed, unequal, and evidently was written at different times. Many of the answers are taken literally from the works of others. The same question is sometimes repeatedly discussed in different ways.(76)

Although it is doubtful whether Photius composed a complete commentary on any 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it is very likely that he wrote on the Gospels and on Romans, Corinthians and Hebrews, since in the printed and unprinted catenae upon these books there are found many citations of Photius.(77) No such commentary as a unit, however, now exists.

Two canonical works are attributed to Photius, "A Collection of Canons" and "A Collection of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Laws."(78) To these some add a third. The second of these works, the Nomocanon, is authoritative on canonical law in the Greek Church.(79) The word "Nomocanon" itself is the Greek name for a combination of ecclesiastical laws (kanovne") and secular, especially imperial, law (novmoi). Photius made such a collection in 883, on the basis of earlier collections. It contains (1) the canons of the seven universally accepted oecumenical councils (325–787), of the Trullan council of 692 (Quinisexta), the synods of 861 and 879; and (2) the laws of Justinian relative to the Greek Church. Photius was not only a collector of canonical laws, but also a legislator and commentator. The canons of the councils held by him in 861 and 879, and his canonical letters or decretals had a great and permanent influence upon Greek canonical law. The Nomocanon was enlarged and commented on by Balsamon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is usually publish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commentaries. It is used in the orthodox church of Russia under the name Kormczia Kniga, i.e., "The Book for the Pilot." As in his other works, he builded upon the foundations of his predecessors.

The historical and dogmatico-polemical writings of Photiu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those against the Paulicians or Manichaeans, and those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In the first class are four books which bear in the editions the general title "Against the new Manichaeans."(80) The first is a history of the old and new Manichaeans, written during Photius’ first patriarchate, and apparently largely borrowed from a contemporary author; the remaining three are polemical treatises upon the new Manichaeans, in which biblical rather than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are relied upon, and mostly those which had already been used against the Manichaeans.

The works against the Latin Church embrace (1) The Mystagogia, or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his most important writing against the Latins.(81) It is a discussion of the procession alone, not of the personality and divinity, of the Holy Spirit, for upon these latter poin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t appears to be entirely original with Photius.(82)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cuteness and great dialectical skill. There exists an epitome of this book,(83) but it is doubtful whether Photius himself made it. (2) A collection(84) of ten questions and answers upon such matters as, "In what respects have the Romans acted unjustly?" "How many and what true patriarchs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Romans, except compromisingly?" "Which emperor contends for the peace of the Church?" The collection has great historical interest, since it embraces materials which otherwise would be entirely lost. (3) Treatise against the Roman primacy. (4) Tractate against the Franks, from which there are extracts in the Kormczaia Kniga of the Oriental Slavs, which was extensively circulate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enjoys among the Russians great authority as a book of canonical law. I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Photius, but in its present shape is not his.(85) (5) His famous Encyclical Letter to the Eastern Patriarchs, written in 867.(86)

The genuine works of Photius include besides those already mentioned three books of letters(87) of different contents, private and public, written generally in verbose style; homilies,(88) two printed entire and two in fragments and twenty unprinted; several poems(89) and moral sentences, probably a compilation. Several other works attributed to Photius are only of doubtful genuineness.

§ 146. Simeon Metaphrastes.

I. Simeon Metaphrastes: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cxiv.-cxvi.

  1. Panegyric by Psellus, in Migne, CXIV. col. 200–208; Leo Allatius: De Symeonum scriptis, in Migne, CXIV. col. 19–148; and the Preface to Migne’s ed. Cf. Du Pin, VIII. 3; Ceillier, XII. 814–819.

This voluminous author probably lived in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reigns of Leo the Philosopher (886–911) and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911–959).(90) He was the Imperial Secretary, High Chancellor and Master of the Palace. When somewhat advanced in years he was sent by the Emperor Leo on a mission to the Cretan Arabs for the purpose, which was accomplished, of turning them from their proposed campaign against the Thessalonians. It was on this journey that he met on the island of Pharos, an anchorite, who suggested to him the writing of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and martyrs.

To this collection Simeon owes his fame.(91) He apparently never carried out his original plan, which was to cover the year, for the genuine Lives of his now extant are nearly all of September (the first month of the Greek Church year),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The remaining months have very few. But how many he wrote cannot be determined. Allatius credits him with only one hundred and twenty-two. MSS. attributed to him are found in the libraries of Munich, Venice, Florence, Madrid, Paris, London and elsewhere. The character of his work is sufficiently indicated by his epithet Simeon the Paraphraser, given to him because he turned "the ancient lives of the saints into another sort of a style than that wherein they were formerly written."(92) He used old material in most cases, and sometimes he did no more than edit it, at other times he re-wrote it, with a view to make it more accurate or attractive. Some of the lives are, however, original compositions. His work is of very unequal value, and as his credulity led him to admit very doubtful matter, it must be used with caution. However, he deserves thanks for his diligence in rescuing from obscurity many now illustrious names.

Besides the Lives, nine Epistles, several sermons, orations, hymns, and a canonical epitome bear his name.(93) The Simeonis Chronicon is probably the work of a Simeo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 147. Oecumenius.

I. Oecumenius: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CXVIII., CXIX., col. 726, reprint of ed. of Hentenius. Paris, 1630–31, 2 vols. fol. Ceillier, XII. 913, 914.

Oecumenius was bishop of Tricca, in Thessaly, toward the close of the 10th century, and wrote a commentary upon the Acts, the Epistles of Paul and the Catholic Epistles, which is only a catena, drawn from twenty-three Fathers and writers of the Greek Church,(94) with an occasional original comment. The work displays taste and judgment.

§ 148. Theophylact.

I. Theophylact: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CXXIII.-CXXVI., reprint of ed. Of de Rubeis. Venice, 1754–63, 4 vols. fol. Du Pin, IX. 108, 109; Neander, III. 584–586; Ceillier, XIII. 554–558.

Theophylact, the most learned exegete of the Greek Church in his day, was probably born at Euripus,(95) on the Island of Euboea, in the Aegean Sea.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him. He lived under the Greek Emperors Romanus IV. Diogenes (1067–1071), Michael VII. Ducas Parapinaces (1071–1078), Nicephorus III. Botoniates (1078–1081), Alexius I. Comnenus (1081–1118). The early part of his life he spent in Constantinople; and on account of his learning and virtues was chosen tutor to Prince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the son of Michael Ducas. From 1078 until after 1107 he was archbishop of Achrida and metropolitan of Bulgaria. He ruled his diocese in an independent manner, but his letters show the difficulties he had to contend with. It is not known when he died.

His fame rests upon his commentary(96) on the Gospels, Acts, Pauline, and Catholic Epistles; and on Hosea, Jonah, Nahum and Habakkuk, which has recently received the special commendation of such exegetes as De Wette and Meyer. It is drawn from the older writers, especially from Chrysostom, but Theophylact shows true exegetical insight, explaining the text clearly and making many original remarks of great value.

Besides his commentary, his works embrace orations on the Adoration of the Cross,(97)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Virgin(98) and on the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99) a treatise on the Education Of Princes;(100) a History of Fifteen Martyrdoms(101) and an Address on the Errors of the Latin Church.(102) Two of these call for further mention. The Education of Princes is addressed to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It is in two books, of which the first is historical and discourses upon the parents of the prince, the second discusses his duties and trials. It was formerly a very popular work. It is instructive to compare it with the similar works by Paulinus, Alcuin, and Smaragdus.(103) The Address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work of Theophylact. It is written in a singularly conservative and moderate strain, although it discusses the two great matters in dispute betwee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bread of the Eucharist. Of these matters Theophylact considered the first only important, and upon it took unhesitatingly the full Greek position of hostility to the Latins. Yet his fairness comes out in the remark that the error of the Latins may be due to the poverty of their language which compelled them to "employ the same term to denote the causality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causality of his being. The Latins, he observed, moreover, might retain the less accurate forms of expression in their homiletic discourses, if they only guarded against misconception, by carefully explaining their meaning. It was only in the confession of faith in the symbol, that perfect clearness was requisite."(104) In regard to the bread of the Eucharist the Latins held that it should be unleavened, the Greeks that it should be leavened. Each church claimed to follow the usage of Christ. Theophylact admitted that Christ used unleavened bread, but maintained that His example in this respect is not binding, for if it were in this then it would be in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the Supper, and it would be necessary to use barley bread and the wine of Palestine, to recline at table and to hold the Supper in a ball or upper room. Bu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Christian liberty, and the kind of bread to be used is one of the things which this liberty allows. Upon both these points of fierce and long controversy he counseled continual remembrance of the common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common Christian fellowship.

§ 149. Michael Psellus.

I. Michael Psellus: Oper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CXXII., col. 477–1358. His Hist. Byzant. et alia opuscula, ed. by Constantin Sathas. Paris, 1874.

  1. Leo Allatius: Diatriba de Psellis, in Migne, l.c., col. 477–536. Ceillier, XIII. 335–337.

Michael Psellus, the third of the five of that name mentioned by Allatius, was born of a consular and patrician family in Constantinople about 1020. He took naturally to study, and denied himself the amusements and recreations of youth in order that he might make all the more rapid progress. Having completed his studies at Athens, he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was appointed chief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Constantine Monomachus invited him to his court, and entrusted him with secular business. He then turned his attention from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to theology, physics, medicine, mathematics, astronomy and military science. In short, he explored the entire domain of knowledge, and as his memory was tenacious, he was able to retain everything he studi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in him human nature yielded up its inmost powers in order that he might ward off the downfall of Greek learning."(105) He was made the tutor of Michael Ducas, the future emperor, who when he came to the throne retained him in his councils. Psellus, of course, took the Greek position upon the Filioque question, and thwarted the movement of Peter, bishop of Anagni, to establish peace betwee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When Michael Ducas was deposed (1078), he was deprived of his professorship, and so he retired to a monastery, where he died. The last mention of him is made in 1105.

Psellus was a prolific author, but many of his writings are unprinted, and many are lost.(106) Of the theological works which have been printed the most important are:

  1. Exposition of the Song of Songs,(107) a paraphrase in verse with a commentary and excerpts from Gregory of Nyssa, Nilus, and Maximus.

  2. A Learned Miscellany,(108) in 157 paragraphs, in which nearly everything is treated of, from the relations of the persons of the Trinity to the rise of the Nile and the changes of the weather. It is one of those prodigies of learning which really indicate the comparative ignorance of the past, and are now mere curiosities.

  3. The Operations of Demons,(109) an attack, in the form of a dialogue, upon the Euchites, whom he charges with revolting and disgusting crimes, under the prompting of demons. But he passes on to discuss the subject more broadly and resting on the testimony of a certain monk who had actually seen demons he teaches their perpetual activity in human affairs; that they can propagate their species; and go anywhere at will under either a male or female form. From them come diseases and innumerable woes. The book is very curious, and has permanent value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monology of the Middle Ages.

Twelve letters of Psellus have been printed.(110) His panegyric upon Simeon Metaphrastes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111) He wrote a criticism of the eloquence of Gregory the Theologian, Basil, and Chrysostom,(112) and celebrated these Fathers also in verse.(113)

Besides certain legal and philosophical treatises he wrote a poem on Doctrine,(114) and a metrical Synopsis of Law.(115)

§ 150. Euthymius Zigabenus.

I. Euthymius Zigabenus: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CXXVIII.-CXXXI.

  1. See the Prolegomena in Migne. Ceillier, XIV. 150–155.

Euthymius Zigabenus (or Zigadenus) was a learned and able Greek monk of the order of St. Basil in the convent of the Virgin Mary near Constantinople, and enjoyed the marked favor of the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 (1081–1118) and his wife Anna.(116) Being requested by Alexius to refute the Bogomiles, who had become alarmingly numerous, he was led to prepare an extensive work upon heresy, entitled The Panoply.(117) Among the heretics he included the Pantheists, Jews, the Pope and the Latins. His materials were the decisions of councils and the Greek Fathers and other writers, including some otherwise unknown.(118) In this important work and in separate treatises(119) he imparts much valuable historical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Bogomiles, Massalians, Armenians, Paulicians, and even about the Jews and Mohammedans, although it is evident that he was not well informed about the last, and was much prejudiced against them. Like other Greeks, he finds the latter heretical up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upon the bread of the Eucharist. Besides the Panoply, Euthymius wrote commentaries upon the Psalms,(120) much dependent upon Chrysostom, and on the Gospels,(121) more independent and exhibiting exegetical tact which in the judgment of some puts him next to Theophylact.

§ 151.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I. Eustathius: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Gr. Tom. CXXXV. col. 517; CXXXVI. col. 764 (reprint of L. F. Tafel’s ed. of the Opuscula. Frankfort, 1832, and appendix to De Thessalonica. Berlin, 1839. Tafel published a translation of Eustathius’ ’ jEpivskeyi" bivou monacikou'.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Mönchstand. Berlin, 1847. The valuable De capta Thessalonica narratio was reprinted from Tafel in a vol. of the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42, pp. 365–512), accompanied with a Latin translation.

  1. The funeral orations by Euthymius of Neopatria and Michael Choniates in Migne, Patrol. Gr. CXXXVI. col. 756–764, and CXL. col. 337–361. Fabricius: Bibliotheca Graeca, ed. Harless, XI. 282–84. Neander, IV. 530–533, and his essay, Characteristik des Bustathius von Thessalonich in seiner reformatorischen Richtung, 1841, reprinted in his "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Berlin, 1851, pp. 6–21, trans. in Kitto’s "Journal of Sacred Literature," vol. IV., pp. 101 sqq.

Eustathius, archbishop of Thessalonica and metropolitan, the most learned man of his day, was born in Constantinople, and lived under the Greek emperors from John Comnenus to Isaac II. Angelus, i.e., between 1118 and 1195. His proper name is unknown, that of Eustathius having been assumed on taking monastic vows. His education was carried on in the convent of St. Euphemia, but he became a monk in the convent of St. Florus. He early distinguished himself for learning, piety and eloquence, and thus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the Emperor Manuel, who made him successively tutor to his son John, deacon of St. Sophia and master of petitions, a court position. In the last capacity he presented at least one petition to the Emperor, that from the Constantinopolitans during a severe drought.(122)

To this period of his life probably belong those famous commentaries upon the classic authors,(123) by which alone he was known until Tafel published his th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works. But Providence designed Eustathius to play a prominent part in practical affairs, and so the Emperor Manuel appointed him bishop of Myra,(124) the capital of Lycia in Asia Minor, and ere he had entered on this office transferred him to the archbishopric of Thessalonica (1175). He was a model bishop, pious, faithful, unselfish, unsparing in rebuke and wise in counsel, "one of those pure characters so rarely met among the Greeks—a man who well knew the failings [superstition, mock-holiness and indecorous frivolity] of his nation and his times, which he was more exempt from than 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125) His courage was conspicuous on several occasions. The Emperor Manuel in a Synod at Constantinople in 1180 attempted to have abrogated the formula of adjuration, "Anathema to Mohammed’s God, of whom he says that he neither begat nor was begotten," which all who came over from Mohammedanism to Christianity had to repeat. Manuel argued that this formula was both blasphemous and prejudicial to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Islam. But Eustathius dared to brave the emperor’s rage and deny the truth of this argument. The result was a modification of the formula.(126) Although Manuel threatened to impeach Eustathius, he really did not withdraw his favor, and the archbishop was summoned to preach the sermon at the emperor’s funeral.(127) When in 1185 Thessalonica was sacked by Count Alduin acting under William II. of Sicily, Eustathius remained in the city and by direct personal effort procured some alleviation of the people’s sufferings, and defended their worship against the fanatical Latins.(128) Again, he interposed his influence to keep the Thessalonians from the rapacity of the imperial tax-gatherers. But notwithstanding his high character and unsparing exertions on behalf of Thessalonica there were enough persons there who were incensed against him by his plain speaking to effect his banishment. This probably happened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infamous Andronicus (1180–1183), who was unfriendly to Eustathius. A brief experience of the result of his absence led to his recall, and he ended his days in increased esteem. It is strange indeed to find Eustathius and Calvin alike in their expulsion and recall to the city they had done so much to save.

His writings upon practical religious topics have great interest and value. Besides sermons upon Psalm xlviii.,(129) on an auspicious year,(130) four during Lent,(131) in which he specially inveighs against the lax marital customs, and five on different martyrs,(132) he wrote an enthusiastic treatise in praise of monasticism(133) if properly us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e faithfully rebuked the common faults of the monks, their sloth, their hypocrisy and their ignorance, which had made the very name of monk a reproach. To the Stylites,(134) he was particularly plain in setting forth their duty. By reason of their supposed sanctity they were sought by all classes as oracles. He seeks therefore to impress them with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tells them always to speak fearlessly, irrespective of person; not flattering the strong nor domineering the weak. He addressed also the laity, not only in the sermons already mentioned, but in separate treatises,(135) and with great earnestness and tenderness exhorted them to obedience to their lawful rulers, and rebuked them for their hypocrisy, which was the crying sin of the day, and for their vindictiveness. He laid down the true gospel principle: love is the central point of the Christian life. His letters(136) of which 75 have been published, give us a vivid picture of the time, and bear unconscious testimony to his virtue. To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ntecostal hymn of John of Damascus Cardinal Mai accords the highest praise.(137)

§ 152. Nicetas Acominatos.

I. Nicetas Choniates: Opera, in Migne, Tom. CXXXIX., col. 287—CXL., col. 292. His History was edited by Immanuel Bekker in Scriptores Byzantinae. Bonn, 1835.

  1. See Allatius in Migne, CXXXIX., col. 287–302. Ceillier, XIV. 1176, 1177. Karl Ullmann: Die Dogmatik der griechischen Kirche im 12. Jahrhundert, reprinted from the "Studien und Kritiken," 1833.

Nicetas Acominatos, also called Choniates, to denote his birth at Chonae the old Colossae in Phrygia, was one of the great scholars and authors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He was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studied law and early rose to prominence at the imperial court. He married a descendant of Belisarius; and at the time when Constantinople was taken by the crusaders (1204) he was governor of Philippopolis. He fled to Nicaea, and there died about 1216. It was during this last period of his life that he composed his Treasury of Orthodoxy,(138) for the consolation and instruction of his suffering fellow-religionists. This work was in twenty-seven books, but only five have been published complete, and that only in the Latin translation of Peter Morel, made from the original MS. brought to Paris from Mt. Athos.(139) Cardinal Mai has, however, given fragments of Books vi. viii. ix. x. xii. xv. xvii. xx. xxiii. xxiv. xxv., and these Migne has reprinted with a Latin translation. The work is, like the Panoply of Euthymius, a learned text-book of theology and a refutation of heresy, but it has more original matter in it, and being written by a layman and a statesman is more popular.

Book 1st is a statement of Gentile philosophy and of the errors of the Jews. Book 2d treats of the Holy Trinity, and of angels and men. Book 3d of the Incarnate Word. From Book 4th to the end the several heresies are described and combated. Nicetas begins with Simon Magus and goes down to his own day.

But his fame really rests upon his History,(140) which tells the story of Byzantine affairs from 1117 to 1205; and is an able and reliable book. The closing portions interestingly describe the destruction or mutilation of the monuments in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 153. Cassiodorus.

I.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 Opera omnia, in Migne, "Patrol. Lat." Tom. LXIX. col. 421-LXX. Reprint of ed. of the Benedictine Jean Garet, Rouen, 1679, 2 vols. 2d ed., Venice, 1729. The Chronicon was edited from MSS. by Theodor Mommsen, Leipzig, 1861, separately published from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Historische Klasse. Bd. III. The Liber de rhetorica, a part of his Institutiones, was edited by C. Halm, Leipzig, 1863.

  1. Vita, by Jean Garet, in Migne, LXIX., col. 437–484, and De vita monastica dissertatio by the same, col. 483–498. Denis de Sainte-Marthe: Vie de Cassiodore. Paris, 1694. Olleris: Cassiodore conservateur des livres de l’antiquité latine. Paris, 1841. A. Thorbecke: Cassiodorus Senator. Heidelberg, 1867. A. Franz: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ius Senator. Breslau, 1872. Ignazio Ciampi: I. Cassiodori nel V. e nel VI. secolo. Imola, 1876. Cf. Du Pin, V. 43–44. Ceillier, XI. 207–254. Teuffel, 1098–1104. A. Ebert, I. 473–490.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 Senator(141), whose services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can not be over-estimated, was descended from an old Roman family, famous for its efficiency in state affairs. He was born about 477, at Scyllacium in Bruttium, the present Squillace in Calabria, the extreme southwest division of Italy. His father, whose name was Cassiodorus also, was pretorian prefect to Theodoric, and senator. The son, in recognition of his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was made quaestor when about twenty years of age, and continued in the service of Theodoric, as private secretary and indeed prime minister, being also with him on terms of friendship, until the latter’s death, Aug. 30, 526. He direct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Amalasontha, the daughter of Theodoric, during the minority of her son Athalaric, and witnessed her downfall (535), but retained his position near the throne under Theodatus and Vitiges. He was also consul and three times pretorian prefect. He labored earnestly to reconcile the Romans to their conquerors.

But about 540 he withdrew from the cares and dangers of office, and found in the seclusion of his charming paternal domains in Bruttium abundant scope for his activities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learning. He voluntarily closed one chapter of his life, one, too, full of honor and fame, and opened another which, little as he expected it, was destined to be of world-wide importance. Cassiodorus the statesman became Cassiodorus the monk, and unwittingly exchanged the service of the Goths for the service of humanity. The place of his retirement was the monastery of Viviers (Monasterium Vivariense), at the foot of Mt. Moseius,(142) in southwestern Italy, which he had himself founded and richly endowed. Upon the mountain he built another monastery (Castellense) in which the less accomplished monks seem to have lived, while the society of Viviers was highly cultivated and devoted to literature. Those monks who could do it were employed in copying and correcting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MSS., while the others bound books, prepared medicine and cultivated the garden.(143) He moved his own large library to the monastery and increased it at great expense. Thus Viviers in that sadly confused and degenerate time became an asylum of culture and a fountain of learning. The example he set was happily followed by other monasteries, particularly by the Benedictine, and copying of MSS. was added to the list of monastic duties. By this means the literature of the old classical world has come down to us. And since the initiation of the movement was given by Cassiodorus he deserves to be honored as the link between the old thought and the new. His life thus usefully spent was unusually prolonged. The year of his death is uncertain, but it was between 570 and 580.

The Works of Cassiodorus are quite numerous. 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great erudition, ingenuity and labor, but disfigured by an incorrect and artificial style. Some were written while a statesman, more while a monk.(144)

  1.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Miscellany,(145) in twelve books, a collection of about four hundred rescripts and edicts issued by Cassiodorus in the King’s name while Quaestor and Magister officiorum, and in his own name while Pretorian prefect. He gives also in the sixth and seventh books a collection of formulas for the different offices, an idea which found imitation in the Middle Age. From the Miscellany a true insight into the state of Italy in the period can be obtained. One noticeable feature of these rescripts is the amount of animation and variety which Cassiodorus manages to give their naturally stiff and formal contents. This he does by ingeniously changing the style to suit the occasion and often by interweaving a disquisition upon some relevant theme. The work was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friends and as a guide to his successors, and published between 534 and 538.

  2. H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called Tripartita,(146) is a compilation. His own part in it is confined to a revision of the Latin condensation of Sozomen, Socrates and Theodoret, made by Epiphanius Scholasticus. It was designed by Cassiodorus to supply the omissions of Rufinus’ translation of Eusebius, and was indeed with Rufinus the monastic text-book on church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 But it is by no means a model work, being obscure, inaccurate and confused.

  3. The Chronicle,(147) the earliest of his productions, dating from 519, is a consular list drawn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ith occasional notes of historical events. Prefaced to the list proper, which goes from Junius Brutus to Theodoric, is a very defective list of Assyrian (!), Latin and Roman Kings.

  4. The Computation of Easter, written in 562.(148)

  5.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Goths, originally in twelve books, but now extant only in the excerpt of Jordanis.(149) In it Cassiodorus reveals his great desire to cultivat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Goths and the Romans. It dates from about 534.

  6. Exposition of the Psalter.(150) This is by far the longest, as it was in the Middle Age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his works. It was prepared in Viviers, and was begun before but finished after the Institutes(151) (see below). Its chief source is Augustin. The exposition is thorough in its way. Its peculiarities are in its mystic use of numbers, and its drafts upon profane science, particularly rhetoric.(152)

  7. Institutions of Sacred and Secular Letters,(153) from 644, in two books,(154) which are commonly regarded as independent works. The first book is a sort of theological encyclopaedia, intended by Cassiodorus primarily for his own monks. It therefore refers to different authors which were to be found in their library. It is in thirty-three chapters—a division pointing to the thirty-three years of our Lord’s life—which treat successively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what authors to read upon them, the arrangement of the books, church history and its chief writers, and the scheme he had devised for usefully employing the monks in copying MSS., or, if not sufficiently educated, in manual labor of various kinds. In the second book he treats in an elementary way of the seven liberal arts (grammar, rhetoric, dialectics, arithmetic, music, geometry, and astronomy).

  8. On Orthography,(155) a work of his ninety-third year,(156) and a mere collection of extracts from the pertinent literature in his library.

  9. The Soul,(157) written at the request of friends shortly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his Miscellany. It is rather the product of learning than of thought. It treats of the soul, its nature, capacities and final destiny.

  10. Notes upon some verses in the Epistles, Acts of the Apostles, and Apocalypse(158) This was a product of his monastic period, strangely forgotten in the Middle Age. It was unknown to Garet, but found at Verona and published by Maffei in 1702. Besides these a Commentarium de oratione et de octo partibus orationis is attributed to him and so published.(159) But its authorship is doubtful.

§ 154. St. Gregory of Tours.

I. St. Georgius Florentius Gregori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LXXI. (reprint of Ruinart’s ed. Paris, 1699). The best critical edition of Gregory’s great work, Historiae Francorum libri decem, is by W. Arndt and Br. Krusch. Hannover, 1884 (Gregorii Turonensis opera pars I. in "Scriptorum rerum Merovingicarum," T. I., pars I. in the great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series), and of his other works that by H. L. Bordier, Libri miraculorum aliaque opera minora, or with the French title, Les livres des miracles et autres opuscules de Georges Florent Grégoire, evêque de Tours. Paris, 1857- 64, 4 vols., of which the first three have the Latin text and a French translation on opposite pages, and the last, containing the De cursu stellarum and the doubtful works, the Latin only. There are several translations of the Historia Francorum into French (e.g., by Guizot. Paris, 1823, new ed. 1861, 2 vols.; by H. L. Bordier, 1859–61, 2 vols. ), and into German (e.g., by Giesebrecht, Berlin, 1851, 2 vols., 2d ed., 1878, as part of Pertz, "Geschichts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The De cursu stellarum was discovered and first edited by F. Hasse, Breslau, 1853.

  1. The Lives of Gregory, by Odo of Cluny (d. 943, valuable, ) Migne, l.c., and by Joannes Egidius (Jean Gilles of Tours, 16th cent., of small account) are given by Bordier, l.c. IV. 212–237. Modern biographies and sketches of Gregory are: C. J. Kries: De Gregorii Turonensis Episcopi vita et scriptis. Breslau, 1839. J. W. Löbell: Gregor von Tours. Leipzig, 1839, 2d ed. 1869. Gabriel Monod: Grégorie de Tours, in Tome III."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Paris, 1872 (pp. 21–146). Cf. Du Pin, V. 63. Ceillier, XI, 365–399. Hist. Lit. de la France, III. 372–397. Teuffel, pp. 1109–10. Wattenbach, I. 70 sqq. Ebert, I. 539–51. L. von Ranke: Weltgeschichte, 4ter Theil, 2te Abtheilung (Leipzig, 1883), pp. 328–368, mainly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of Gregory’s Historia to Fredegar’s Historia Epitomata and to the Gesta regum Francorum. He maintains that they are independent. Cf. W. Arndt’s preface (30pp.) to edition mentioned above.

Georgius Florentius, or as he called himself on his consecration Gregorius, after his mother’s grand-father, the sainted bishop of Langres, was born in Arverna (now Clermont),(160) the principal city of Auvergne, Nov. 30., 538. His family was of senatorial rank on both sides, and its position and influence are attested by the number of bishops that belonged to it. His father (Florentius) apparently died early, and his mother (Armentaria) removed to Burgundy, her native country, but his uncle Gallus, bishop of Auvergne, who died in 554, and Avitus the successor of Gallus, cared for his education. He entered the church in discharge of a vow made at the shrine of St. Illidius, the patron saint of Arverna, during a severe and supposed fatal illness. In 563 he was ordained deacon by Avitus, and served in some ecclesiastical capacity at the court of Sigebert king of Austrasia, until in 573, at the unanimous request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that city, the king appointed him bishop of Tours. Although loath to take so prominent and responsible a position, he at last consented, was consecrated by Egidius, archbishop of Rheims, and welcomed by Fortunatus in an official, which yet had more real feeling in it than such productions usually have, and was a true prophecy of Gregory’s career.

Tours was the religious centre of Gaul. The shrine of St. Martin was the most famous in the land and so frequented by pilgrims that it was the source of an immense revenue. In Alcuin’s day (eighth century) the monastery of Tours owned 20,000 serfs, and was the richest in the kingdom. Tours was also important as the frontier city of Austrasia, particularly liable to attack. The influences which secured the position to Gregory were probably personal. Several facts operated to bring it about. First, that all but five of the bishops of Tours had been members of his family (Euphronius whom he succeeded was his mother’s cousin), and further, that he was in Tours on a pilgrimage to the shrine of St. Martin to recover his health about the time of Euphronius’ death, and by his life there secured the love of the people. Add to this his travels, his austerities, his predominant love for religion, and his election is explained.(161) Gregory found the position no sinecure. War broke out between Sigebert and the savage Chilperic, and Tours was taken by the latter in 575. Confusion and anarchy prevailed. Churches were destroyed, ecclesiastics killed. Might made right, and the weak went to the wall. But in that dark and tempestuous time Gregory of Tours shines like a beacon light. The persecuted found in him a refuge; the perplexed a guide; the wicked king a determined opponent. Vigilant, sleepless, untiring in his care for Tours he averted an attempt to tax it unjustly; he maintained the sanctuary rights of St. Martin against all avengers; and he put an end to partisan strifes. His influence was exerted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Such was his well earned repute for holiness founded upon innumerable services that the lying accusation of Leudastes at the council of Braine (580) excited popular indignation and was refuted by his solemn declaration of innocence.(162)

In 584 Chilperic died. Tours then fell to Guntram, king of Orleans, until in 587 it was restored to Childebert, the son of Sigebert. The last nine years of Gregory’s life were comparatively quiet. He enjoyed the favor of Guntram and Childebert, did much to beautify the city of Tours, built many churches, and particularly the church of St. Martin (590). But at length the time of his release came, and on Nov. 17, 594, he went to his reward. His saintship was immediately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he had served, and the Latin Church formally beatified and canonized him. His day in the calendar is November l7.

The Works of Gregory were all produced while bishop. Their number attests his diligence, but their style proves the correctness of his own judgment that he was not able to write good Latin. Only one is of real importance, but that is simply inestimable, as it is the only abundant source for French history of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It 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Franks, in ten books,(163) begun in 576, and not finished until 592. By reason of it Gregory has been styled the Herodotus of France. It was his object to tell the history of his own times for the benefit of posterity, although he was aware of his own unfitness for the task. But like the chroniclers of the period he must needs begin with Adam, and it is not till the close of the first book that the history of Gaul properly begins. The last five books tell the story of the events in Gregory’s own life-time, and have therefore most value. Gregory is not a model historian, but when speaking of facts within his experience he is reliable in his statements, and impartial in his narrative, although partial in his judgments.

Gregory gives at the close of h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 catalogue of his writings, all of which have been preserv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of which only the preface and the titles of the chapters are now extant.(164) The complete list is as follows:(165) The Miracles of St. Martin, in four books, begun in 574, finished 594; the miracles were recorded by direction of Gregory’s mother, who appeared to him in a vision; The Passion of St. Julian the Martyr, written between 582 and 586; The Martyr’s Glory, written about 586; The Confessor’s Glory, about 588; The Lives of the Fathers, written at different times and finished in 594. The las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of these hagiographical works, which do not call for further mention.(166) The Course of the Stars, or as Gregory calls it, The Ecclsiastical Circuit, is a liturgical work, giving the proper offices 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rs.

§ 155. St. Isidore of Seville.

I. St. Isidorus Hispalensi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LXXXI.-LXXXIV. (reprint of F. Arevalo’s ed. Rome, 1797–1803, 7 vols.,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Collectio canonum ascribed to Isidore). Migne’s Tom. LXXXV. and LXXXVI. contain the Liturgia Mozarabica secundum regulam beati Isidori. Editions of separate works: De libris iii. sententiarum. Königsburg, 1826, 1827, 2 parts. De nativitate Domini, passione et resurrectione, regno atque judicio, ed. A. Holtzmann, Carlsruhe, 1836. De natura rerum liber, ed. G. Becker, Berlin, 1857.

  1. Besides the Prolegomena of Arevalo, which fill all Tom. LXXXI., see Vita S. Isidori, LXXXII., col. 19–56. P. B. Gams: Kirchengeschichte von spanien. Regensburg, 1862–1879, 5 parts. (II. 2, 102 sqq). J.C.E. Bourret: L’école chrétienne de Seville sous la monarchie des Visigoths. Paris, 1855. C. F. Montalembert: Les moines d’ occident. Paris, 1860–67, 5 vols. (II. 200–218), Eng. trans. Monks of the West. Boston, 1872, 2 vols. (I. 421–424). Hugo Hertzberg: Die Historien und die Chroniken des Isidorus von Sevilla, 1ste, Th. Die Historien. Göttingen, 1874. "Die Chroniken" appeared in Forschungen zur deutchen Geschichte, 1875, XIV. 289–362. Chevalier: Répertoire des sources historiques du moyen âge. Paris, 1877, sqq. II. 112, sqq. Du Pin, VI. 1–5; Ceillier, XI. 710–728; CLARKE, II. 364–372; Bähr, IV. I. pp. 270–286; Teuffel, pp. 1131–1134; Ebert, I. 555–568.

Isidore of Seville, saint and doctor of the Latin Church, was born about 560 either at Carthagena or Seville. He was the youngest child of an honored Roman family of the orthodox Christian faith. His father’s name was Severianus. His eldest brother, Leander, the well-known friend of Gregory the Great, and the successful upholder of the Catholic faith against Arianism, was archbishop of Seville, the most prominent see in Spain, from about 579 to 600; another brother, Fulgentius, was bishop of Astigi (Ecija) in that diocese, where his sister, Florentina, was a nun.(167) Isidore is called Senior to distinguish him from Isidore of Pax Julia, now Beja (Isidorus Pacensis), and Junior to distinguish him from Isidore of Cordova. His parents died apparently while he was quite young. At all events he was educated by his brother Leander. In the year 600 he succeeded his brother in the archiepiscopate of Seville. In this position he became the great leader of the Spanish Church, and is known to have presided at two, councils, the second council of Seville, opened November 13, 619, and the fourth council of Toledo, opened December 5, 633.(168) The first of these was of local interest, but the other was much more important. It was the largest ever held in Spain, being attended by all the six metropolitans, fifty-six bishops and seven bishops’ deputies. It ha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because it was called by King Sisenand, who had just deposed Suintila, the former king. Sisenand was received by the council with great respect. He threw himself before the bishops and with tears asked their prayers. He then exhorted them to do their duty in correcting abuses. Of the seventy-five canons passed by the council several are of curious interest. Thus it was forbidden to plunge the recipient of baptism more than once under the water, because the Arians did it three times to indicate that the Trinity was divided (c. 6). It was not right to reject all the hymns written by Hilary and Ambrose and employ only Scriptural language in public worship (c. 13). If a clergyman is ever made a judge by the king he must exact an oath from the king that no blood is to be shed in his court (c. 31). By order of King Sisenand the clergy were freed from all state taxes and services (c. 47). Once a monk always a monk, although one was made so by his parents (c. 49) (169) While compulsory conversion of the Jews was forbidden, yet no Jew converted by force was allowed to return to Judaism (c. 57). Very strenuous laws were passed relative to both the baptized and the unbaptized Jews (c. 58–66). The king was upheld in his government and the deposed king and his family perpetually excluded from power. When Isidore’s position is considered it is a probable conjecture that these canons express his opinions and convictions upon the different matters.

Warned by disease of death’s approach, Isidore began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property. For the last six months of his life he dispensed alms from morn till night. His end was highly edifying. Accompanied by his assembled bishops he had himself carried to the church of St. Vincent the Martyr, and there, having publicly confessed his sins, prayed God for forgiveness. He then asked the pardon and prayers of those present, gave away the last thing he owned, received the Holy Communion, and was carried to his cell, in which he died four days later, Thursday, April 4, 636.(170) He was immediately enrolled among the popular saints and in the 15th council of Toledo (688) is styled "excellent doctor," and by Benedict XIV. (April 25, 1722) made a Doctor of the Church.

Isidore of Seville was the greatest scholar of his day. He was well read in Latin, Greek and Hebrew, in profane as well as in sacred and patristic literature. He was also a vigorous and dignified prelate, admired for his wondrous eloquence and beloved for his private virtues. He did much for education, especially of the clergy, and established at Seville a highly successful school, in which he himself taught. But his universal fame rests upon his literary works, which embrace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then cultivated, and which though almost entirely compilations can not be too highly praised for their ability and usefulness. He performed the inestimable service of perpetuating learning, both sacred and secular. It is a striking testimony to his greatness that work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him with which he had nothing to do, as the revision of the Mozarabic Liturgy and of Spanish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laws, and especially the famous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His Works may be divided loosely into six classes. We have two lists of them, one by his friend and colleague Braulio, bishop of Saragossa, and the other by his pupil, Ildefonsus of Toledo. No strict division of these works is possible, because as will be seen several of them belong in parts to different classes.

I. Biblical. This class embraces, 1. Scripture Allegorics,(171) allegorical explanations, each in a single sentence, of 129 names and passages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of 211 in the New Testament; a curious and, in its way, valuable treatise, compiled from the older commentaries. 2. Lives and Deaths of Biblical Saints.(172) Very brief biographies of sixty-four Old Testament and twenty-one New Testament worthies. 3. Introductions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173) a very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entire Bible, followed by brief accounts of the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Esdras and Maccabees. The four Gospels, the epistles, of Paul, Peter and John are treated together in respective sections. Acts comes between Jude and Revelation. It was compiled from different authors. 4. Scripture Numbers(174) (1–16, 18–20, 24, 30, 40, 46, 50, 60), mystically interpreted. Thus under one, the church is one, the Mediator is one. Under two, there are two Testaments, two Seraphim, two Cherubim. 5. Questions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175) a Biblical catechism of forty-one questions and answers. Some are very trivial. 6. Expositions of Holy Mysteries, or Questions on the Old Testament,(176) a paraphrase of Genesis, and notes upon Joshua, Judges, the four books of Kings, Ezra and Maccabees. The work is compiled from Origen, Victorinus, Ambrose, Jerome, Augustin, Fulgentius, Cassianus and Gregory the Great. A summary of each chapter of the books mentioned is given. The exposition is allegorical.

  1. Dogmatic. 1. The Catholic Faith defended against the Jews.(177) A treatise in two books, dedicated to his sister Florentina, the nun. In the first book he marshals the Scripture prophecies and statements relative to Christ, and shows how they have been verified. In the second book in like manner he treats of the call of the Gentiles, the unbelief of the Jews and their consequent rejection,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 the abolition of the ceremonial law, and closes with a brief state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The work was doubtless an honest attempt to win the Jews over to Christianity, and Spain in the 7th century was full of Jews. Whatever may have been its success as an apology, it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Middle Age among Christians, and was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178) 2. Three books of Sentences,(179) compiled from Augustin and Gregory the Great’s Moralia. This work is a compend of theology, and is Isidore’s most important production in this class. Its influence has been incalculable. Innumerable copies were made of it during the Middle Age, and it led to the preparation of similar works, e.g., Peter Lombard’s Sentences.(180) 3. Synonyms, in two books;(181) the first is a dialogue between sinful and despairing Man and Reason (or the Logos), who consoles him, rescues him from despair, shows him that sin is the cause of his misery, and sets him on the heavenly way. The second is a discourse by Reason upon vices and their opposite virtues.(182)
  1. The Order of Creation.(183) It treats of the Trinity, the creation, the devil and demons, paradise, fallen man, purgatory, and the future life.
  1. Ecclesiastic and monastic. 1. The Ecclesiastical Offices, i.e., the old Spanish liturgy.(184) It is dedicated to his brother Fulgentius, and is in two books, for the most part original. The first is called "the origin of the offices," and treats of choirs, psalms, hymns and other topics in ecclesiastical archaeology. Under the head "sacrifice"(185) Isidore expresses his view of the Lord’s Supper, which is substantially that "Body and Blood" denote the consecrated elements, but not that these are identical with the Body and Blood of our Lord. The second book, "the origin of the ministry," treats of the different clerical grades; also of monks, penitents, virgins, widows, the married, catechumens, the rule of faith, baptism, chrism, laying on of hands and confirmation. 2. A Monastic Rule.(186) It was designed for Spanish monasteries, drawn from old sources, and resembles the Benedictine, with which, however, it is not identical. It throws much light upon the contemporary Spanish monasticism, as it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the monastery, the choice of the abbot, the monks, their duties, meals, festivals, fasts, dress, punishment, sickness and death. It recalls the somewhat similar Institutes of Cassiodorus already mentioned.(187)

  2. Educational and philosophical. 1. Twenty books of Etymologies.(188) This is his greatest work, and considering its date truly an astonishing work. Caspar Barth’s list of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four authors quoted in it shows Isidore’s wide reading. Along with many Christian writers are the following classic authors: Aesop, Anacreon, Apuleius, Aristotle, Boëthius, Caesar, Cato, Catullus, Celsus, Cicero, Demosthenes, Ennius, Herodotus, Hesiod, Homer, Horace, Juvenal, Livy, Lucan, Lucretius, Martial, Ovid, Persius, Pindar, Plato, Plautus, Pliny, Quintilian, Sallust, Suetonius, Terence, Varro, Virgil.(189) It is a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universal learning, embracing the seven liberal arts (grammar, rhetoric, dialectics, arithmetic, geometry, music, and astronomy), and medicine, law, chronology, angelology, mineralogy, architecture, agriculture and many other topics. Although much of his information is erroneous, and the tenth book, that of Etymology proper, is full of absurdities, the work as a whole is worthy of high praise. It was authoritative throughout Europe for centuries and repeatedly copied and printed. Rabanus Maurus drew largely upon it for his De Universo. 2. The Differences, or the proper signification of terms,(190) in two books. The first treats of the differences of words. It is a dictionary of synonyms and of words which sound somewhat alike, arranged alphabetically. The second book treats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ings, and is a dictionary of theology, brief yet comprehensive. 3. On the Nature of Things,(191) in forty-eight chapters, dedicated to King Sisebut (612–620), who had given him the subject. It is a sort of natural philosophy, treating of the divisions of tim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and the waters under the earth. It also has illustrative diagrams. Like Isidore’s other works it is a skilful compilation from patristic and profane authors,(192) and was extremely popular in the Middle Age.

V. Historical. 1. A Chronicle,(193) containing the principal events in the world from the creation to 616. It is divided into six periods or ages, corresponding to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a division plainly borrowed from Augustin.(194) Its sources are Julius Africanus, Eusebius, Jerome, and Victor of Tunnena.(195) 2. History of the Goths, Vandals and Suevi,(196) brought down to 61. A work which, like Gregory of Tours’ History of the Franks, is the only source for certain periods. It has been remarked(197) that Isidore, like Cassiodorus, in spite of his Roman origin, had a high regard for the Goths. 3. Famous Men(198) a continuation of Gennadius’ appendix to Jerome’s work with the same title. It sketches forty-six authors, beginning with Bishop Hosius of Cordova, and extending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h century.

  1. Miscellaneous. Under this head come thirteen brief Letters(199) and minor works of doubtful genuineness. There are also numerous spurious works which bear his name, among which are hymns.

§ 156. The Venerable Bede (Baeda).

I. Venerabilis Baeda: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XC.-XCV., substantially a reprint of Dr. J. A. Giles’ edition. London, 1843–1844, 12 vols. H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Historica ecclesiastica) has been often edited, e.g. by John Smith, Cambridge, 1722; Joseph Stevenson, London, 1838, and in the Monumenta historica Britannica I. 1848; George H. Moberley, Oxford, 1869; Alfred Holder, Freiburg im Breisgau, 1882. Books III.-V. 24 were separately ed. by John E. B. Mayor and John R. Lumby, Cambridge, 1878. The best know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is Dr. Giles’ in his edition, and since 1844 in Bohn’s Antiquarian Library. His scientific writings are contained in Thomas Wright: Popular Treatises on Science written during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841. Marshall translated his Explanation of the Apocalypse, London, 1878. For further 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editions of Bede’s History, see Giles’ ed. ii. 5–8.

  1. Biographies are contain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editions. Hist. V. 24, and the letter on his death by Cuthbert (Giles’ trans. in Bohn, pp. xviii.-xxi.) are the best original sources. The old Vitae given in the complete editions are almost worthless. Modern works are Henrik Gehle: Disputatio historico-theologica de Bedae venerabilis presbyteri Anglo-Saxonis vita et scriptis. Leyden, 1838. Carl Schoell: De ecclesiasticae Britonum Scotorumque historiae fontibus. Berlin, 1851. Karl Werner: Beda der Ehrwürdige und seine Zeit. Wien, 1875. 2d ed. (unchanged), 1881. Geo. F. Browne: The Venerable Bede. London, 1879. Cf. Du Pin, VI. 89–91. Cave, II. 241–245. Ceillier, XII. 1–19. Clarke, II. 426–429. Bähr, IV. 175–178, 292–298. Ebert, I. 595–611.

The Venerable Bede (properly Baeda) is never spoken of without affectionate interest, and yet so uneventful was his useful life that very little can be said about him personally. He was born in 673, probably in the village of Jarrow,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Tyne, Northumbria, near the Scottish border. At the age of seven, being probably an orphan, he was placed in the monastery of St. Peter, at Wearmouth,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Wear, which had been founded by Benedict Biscop in 674. In 682 h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newly-founded sister monastery of St. Paul, five miles off, at Jarrow.(200) He is not known ever to have gone away from it farther than to the sister monastery and to visit friends in contiguous places, such as York. The stories of his visit to Rome and professorship at Cambridge scarcely deserve mention. His first teacher was Benedict Biscop, a nobleman who at twenty-five became a monk and freely put his property and his learning at the public service. Biscop traveled five times to Rome and each time returned, like Ethelbert and Alcuin subsequently, laden with rich literary spoils and also with pictures and relics. Thus the library at Wearmouth became the largest and best appointed in England at the time.(201) It was Biscop’s enterprise and liberality which rendered it possible that Bede’s natural taste for learning should receive such careful culture. So amid the wealth of books he acquired Latin, Greek and Hebrew, and laid up a rich store of multifarious knowledge. Such was his character and attainments that at nineteen, six years before the then canonical age, he was ordained deacon, and at thirty a priest. He thus describes his mode of life: "All the remaining time of my life [i.e., after leaving Wearmouth] I spent in that, monastery [of Jarrow], wholly applying myself to the study of Scripture, and amidst observance of regular discipline and the daily care of singing in the church. I always took delight in learning, teaching and writing.(202) He declined to be abbot because the office, as he said, demands close attention, and therefore cares come which impede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As it was,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took up only a portion of his time, for the necessary duties of a monk were many,(203) and such a man as Bede would be frequently required to preach. It appears that he published nothing before he was thirty years old, for he says himself: "From which time [i.e., of his taking priest’s orders] till the fifty-ninth year of my age, I have made it my business, for the use of me and mine, to compile out of th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Fathers, and to interpret and explain according to their meaning these following pieces."(204) Then follows his list of his works. The result of such study and writing was that Bede became the most learned man of his time, and also the greatest of its authors. Yet he was also one of the humblest and simplest of men.

He died on Wednesday, May 26, 735, of a complaint accompanied with asthma, from which he had long suffered.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death are related by his pupil Cuthbert.(205) During Lent of the year 735 Bede carri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Gospel of John and "some collections out of the Book of Notes" of Archbishop Isidore of Seville. The day before he died he spent in dictating his translations, saying now and then, "Go on quickly, I know not how long I shall hold out, and whether my Maker will not soon take me away." He progressed so far with his rendering of John’s Gospel that at the third hour on Wednesday morning only one chapter remained to be done. On being told this he said, "Take your pen, and make ready, and write fast." The scribe did so, but at the ninth hour Bede said to Cuthbert, ’ "I have some little articles of value in my chest, such as pepper, napkins and incense: run quickly, and bring the priests of our monastery to me, that I may distribute among them the gifts which God has bestowed on me. The rich in this world are bent on giving gold and silver and other precious things. But I, in charity, will joyfully give my brothers what God has given unto me." He spoke to every one of them, admonishing and entreating them that they would carefully say masses and prayers for him, which they readily promised; but they all mourned and wept, especially because he said, "they should no more see his face in this world." They rejoiced for that he said, "It is time that I return to Him who formed me out of nothing: I have lived long; my merciful Judge well foresaw my life for me; the time of my dissolution draws nigh; for I desire to die and to be with Christ." Having said much more, he passed the day joyfully till the evening, and the boy [i.e., his scribe] said, "Dear master, there is yet one sentence not written." He answered, "Write quickly." Soon after the boy said, "It is ended." He replied, "It is well, you have said the truth. It is ended. Receive my head into your hands, for it is a great satisfaction to me to sit facing my holy place, where I was wont to pray, that I may also sitting call upon my Father." And thus on the pavement of his little cell, singing, "Glory be to the Father, and to the Son, and to the Holy Ghost," when he had named the Holy Ghost, he breathed his last, and so departed to the heavenly kingdom."

Bede’s body was buried in the church at Jarrow, but between 1021 and 1042 it was stolen and removed to Durham by Elfred, a priest of its cathedral, who put it in the same chest with the body of St. Cuthbert. In 1104 the bodies were separated, and in 1154 the relics of Bede were placed in a shrine of gold and silver, adorned with jewels. This shrine was destroyed by an ignorant mob in Henry VIII’s time (1541), and only a monkish inscription remains to chronicle the fact that Bede was ever buried there.

The epithet, "Venerable," now so commonly applied to Bede, is used by him to denote a holy man who had not been canonized, and had no more reference to age than the same name applied to-day to an archdeacon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By his contemporaries he was called either Presbyter or Dominus. He is first called the Venerable in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Bede’s Writings are very numerous, and attest the width and profundity of his learning, and also the independence and soundness of his judgment. "Having centred in himself and his writings nearly all the knowledge of his day, he was enabled before his death, by promot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school of York, to kindle the flame of learning in the West at the moment that it seemed both in Ireland and in France to be expiring. The school of York transmitted to Alcuin the learning of Bede, and opened the way for culture on the continent, when England under the terrors of the Danes was relapsing into barbarism." His fame, if we may judge from the demand for his works immediately after his death, extended wherever the English missionaries or negotiators found their way."(206)

Bede himself, perhaps in imitation of Gregory of Tours,(207) gives a list of his works at the conclusion of his History.(208) There are few data to tell when any one of them was composed. The probable dates are given in the following general account and enumeration of his genuine writings. Very many other, writing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him.(209)

I. Educational treatises. (a) On orthography(210) (about 700). The words are divided alphabetically. (b) On prosody(211) (702). (c) On the Biblical figures and tropes.(212) (d) On the nature of things(213) (702), a treatise upon natural philosophy. (e) On the times(214) (702). (f) On the order of times(215) (702). (g) On the computation of time(216) (726). (h) On the celebration of Easter.(217) (i) On thunder.(218)

  1. Expository works. These are compilations from the Fathers, which originally were carefully assigned by marginal notes to their proper source, but the notes have been obliterated in the course of frequent copying. He wrote either on the whole or a part of the Pentateuch, Samuel, Kings, Ezra, Nehemiah, Proverbs, Ecclesiastes, Canticles, Isaiah, Jeremiah, Daniel, the Twelve Minor Prophets, Tobit, Matthew, Mark, Luke, John, Catholic Epistles and the Apocalypse.(219) His comments are of course made upon the Latin Bible, but his scholarship comes out in the frequent correction and emendation of the Latin text by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The most frequent subject of remark is the want of an article in the Latin, which gave rise to frequent ambiguity.(220) Throughout he shows himself a careful textual student.(221)

  2. Homilies.(222) These are mostly doctrinal and objective.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delivered to a monastic audience explains their infrequent allusion to current events or to daily life. They are calm and careful expositions of passages of Scripture rather than compact or stirring sermons.

  3. Poetry.(223) Most of the poetry attributed to him is spurious. But a few pieces are genuine, such as the hymn in his History upon Virginity, in honor of Etheldrida, the virgin wife of King Egfrid;(224) the metrical version of the life of Saint Cuthbert and of the Passion of Justin Martyr, and some other pieces. The Book of Hymns, of which he speaks in his own list of his writings, is apparently lost.

V. Epistles.(225) These are sixteen in number. The second, addressed to the Archbishop Egbert of York,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It dates from 734, and gives a word-picture of the time which shows how bad it was.(226) Even the archbishop himself comes in for faithful rebuke. Bede had already made him one visit and expected to make him another, but being prevented wrote to him what he desired to tell him by word of mouth. The chief topics of the letter are the avarice of the bishops and the disorders of the religious houses. After dwelling upon these and kindred topics at considerable length, Bede concludes by saying that if he had treated drunkenness, gluttony, luxury and other contagious diseases of the body politic his letter would have been immoderately long. The third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abbot of Plegwin, is upon the Six Ages of the World. Most of the remainder are dedicatory.

  1. Hagiographies.(227) (a) Lives of the five holy abbots of Wearmouth and Jarrow, Benedict, Ceolfrid, Easterwine, Sigfrid and Huetberct. The work is divided into two books, of which the first relates to Benedict. (b) The prose version of the Life of St. Cuthbert of Lindisfarne. The poetical version already spoken of, is earlier in time and different in character in as much as it dwells more upon Cuthbert’s miracles. The prose version has for its principal source an older life of Cuthbert still extant, and relates many facts along with evident fictions. Great pains were bestowed upon it and it was even submitted for criticism, prior to publication, to the monks of Lindisfarne. (c) The life of Felix of Nola, Confessor, a prose version of the life already written by Paulinus of Nola. (d) Martyrology. It is drawn from old Roman sources, and shows at once the learning and the simplicity of its author.

  2.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228) This is Bede’s great work. Begun at the request of King Ceolwulf, it was his occupation for many years, and was only finished a short time before his death. It consists of five books and tells in a simple, clear styl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down to 731. The first twenty-two chapters of the first book are compiled from Orosius and Gildas, but from the mission of Augustin in the 23d chapter (a.d. 596) it rests upon original investigation. Bede took great pains to ensure accuracy, and he gives the names of all persons who were helpful to him. The History is thus the chief and in many respects the only source for the church history of England down to the eighth century. In it as in his other books Bede relates a great many strange things; but he is careful to give his authorities for each statement. It is quite evident, however, that he believed in these "miracles," many of which are susceptible of rational explanation. It is from this modest, simple, conscientious History that multitudes have learned to love the Venerable Bede.

§ 157. Paul the Deacon.

I. Paulus Winfridus Diacon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XCV., col. 413–1710. Editions of Paul’s separate works: Historia Langobardorum in: Monumenta Germanicae historica. Scriptores rerum langobardorum et italicarum. Saec. VI.-IX. edd. L. Bethmann et G. Waitz, Hannover, 1878, pp. 45–187. Historia romano in: Monum. Germ. Hist. auctor. antiquissimor. Tom. II. ed. H. Droysen, Berlin, 1879. 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 in: Mon. Germ. Hist. Script. Tom. II. ed. Pertz, pp. 260–270. Homiliae in: Martène et Durand, Veterum scriptorum collectio, Paris, 1733, Tom. IX. Carmina (both his and Peter’s) in: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ed. E. Dümmler, Berlin, 1880, I. 1. pp 27–86. Translations: Die Langobardengeschichte, übertsetzt Von Karl von Spruner, Hamburg, 1838; Paulus Diaconus und die übrigen Geschichtschreiber der Langobarden, übersetzt von Otto Abel, Berlin, 1849.

  1. Felix Dahn: Paulus Diaconus. I. Abtheilung, Leipzig, 1876. Each of the above mentioned editions contains an elaborate introduction in which the life and works of Paul are discussed, e.g. Waitz ed. Hist. pp. 12–45.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see Bethmann: Paulus Diaconus’ Leben und Schriften, and Die Geschichtschreibung der Langobarden, both in Pertz’s "Archiv der Gesellsch.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 Bd. X. Hannover, 1851; Bauch: Ueber die historia romana des Paulus Diaconus, eine Quellenuntersuchung, Göttingen, 1873; R. Jacobi: Die Quellen der Langobardengeschichte des Paulus Diaconus, Halle, 1877; and Mommsen: Die Quellen der Langobardengeschichte des Paulus Diaconus in: Neues Archiv der Gesellsch. für ältere Geschichtskunde, Bd. V. pp. 51 sqq. Du Pin, VI. 115–116. Ceillier, XII. l141–148. Ebert, II. 36–56.

Paul the Deacon (Paulus Diaconus), the historian of the Lombards, was the son of Warnefrid and Theudelinda. Hence he is frequently called Paul Warnefrid. He was descended from a noble Lombard family and was born in Forum Julii (Friuli, Northern Italy), probably between 720 and 725. His education was completed at the court of King Liutprand in Pavia. His attainments included a knowledge of Greek, rare in that 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atchis, Liutprand’s successor (744–749), he entered the church and became a deacon. King Desiderius (756–774) made him his chancellor,(229) and entrusted to his instruction his daughter Adelperga, the wife of Arichis, duke of Benevento. In 774 the Lombard kingdom fell, and Paul after residing for a time at the duke’s court entered 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 There he contentedly lived until fraternal love led him to leave his beloved abode. In 776 his brother, Arichis, having probably participated in Hruodgaud’s rebellion, was taken prisoner by Charlemagne, carried into France, and the family estates were confiscated. This brought the entire family to beggary.(230)

Paul sought Charlemagne; in a touching little poem of twenty-eight lines, probably written in Gaul in 782, he set the pitiful case before him(231) and implored the great king’s clemency.

He did not plead in vain. He would then at once have returned to Monte Cassino, but Charlemagne, always anxious to retain in his immediate service learned and brilliant men., did not allow him to go. He was employed as court poet, teacher of Greek, and scribe, and thu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His heart was, however, in his monastery, and in 787 he is found there.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was busily employed in literary labors. He died, April 13, probably in the year 800, with an unfinished work, the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upon his hands.

Paul was a Christian scholar, gentle, loving, and beloved; ever learning and disseminating learning. Although not a great man, he was a most useful one, and his homilies and histories of the Lombards are deservedly held in high esteem.

His Works embrace histories, homilies, letters, and poems.

I. Histories. (1) Chief in importance is the History of the Lombards.(232) It is divided into six books, and carries the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from their rise in Scandinavia down to the death of Liutprand in 744. It was evidently Paul’s intention to continue and revise the work, for it has no preface or proper conclusion; moreover, it has manifest slips in writing, which would have been corrected by a final reading. It is therefore likely that he died before its completion. It is not a model of historical composition, being discursive, indefinite as to chronology, largely a compilation from known and unknown sources, full of legendary and irrelevant matter. Nevertheless it is on the whole well arranged and exhibits a love of truth,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Though a patriot, Paul was not a partisan. He can see some good even in his hereditary foes. The popularity of the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 is attes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more than fifteen editions of it and of ten continuations.

  1. Some scholars(233) consider the History of the Lombards the continuation of Paul’s Roman History,(234) which he compiled (c. 770) for Adelperga from Eutropius (Breviarum historiae Romanae);(235) Jerome, Orosius (Historia adversus Paganos),(236) Aurelius Victor (De Caesaribus historia), Jordanis (De breviatione chronicorum),(237) Prosper (Chronicon),(238) Bede and others. The Historia is in sixteen books, of which the first ten are mere excerpts of Eutropius, with insertions from other sources. The last six carry the history from Valens, where Eutropius ends, down to Justinian. The plan of these latter books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former: some author is excerpted, and in the excerpts are inserted extracts from other writers. The History is worthless to us, but in the Middle Age it was extremely popular. To the sixteen books of Paul’s were added eight from the Church History of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 and the whole called Historia Miscella, and to it Landulph Sagax wrote an appendix, which brings the work down to 813.

Besides these histories several other briefer works in the same line have come down to us.

  1. Life of St. Gregory the Great,(239) a compilation from Bede’s Church History of England, and Gregory’s own works.

  2.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ishopric of Metz.(240) It was written about 784, at the request of Angilram, bishop of Metz. It is in good part only a list of names. In order to please Charlemagne, Paul inserted irrelevantly a section upon that monarch’s ancestry.

  1. Homilies.(241) A collection made by request of Charlemagne, and which for ten centuries was in use in the Roman Church. It is in three series. 1. Homilies upon festivals, two hundred and two in number, all from the Fathers. 2. Homilies upon saints’ days, ninety-six in number. 3. Homilies, five in number. Many of the second series and all of the last appear to be original.

  2. Letters,(242) four in number, two to Charlemagne, one each to Adalhard, abbot of Corbie, in France, and to the abbot Theudemar.

  3. Poems, including epitaphs.(243) From the first stanza of De Sancto Joanne Baptista, Guido of Arezzo took the names of the musical notes.

§ 158. St. Paulinus of Aquileia.

I. Sanctus Paulinus, patriarcha Aquileiensi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XCIX. col. 9–684, reprint of Madrisius’ ed., Venice, 1737, folio, 2d ed. 1782. His poems are given by Dümmler: Poet. Lat. aevi Carolini I. (Berlin, 1880), pp. 123–148.

  1. Vita Paulini, by Madrisius in Migne’s ed. col. 17–130. Cf. Du Pin, VI. 124. Ceillier, XII. 157–164. Hist. litt. de la France, IV. 284–295; Bähr: 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Literatur im Karolingischen Zeitalter, Carlsruhe, 1840 (pp. 88, 356–359); Ebert, II., 89–91.

Paulinus, patriarch of Aquileia, was born about 726(244) in Forum Julii, now Friuli, near Venice. He entered the priesthood, was employed in teaching and arrived at eminence as a scholar. He played a prominent part in the affairs of his country, and his services in suppressing a Lombard insurrection met, in the year 776, with recognition and reward by Charlemagne, who gave him an estate and in 787 elevated him to the patriarchal see of Aquileia.(245) He carried on a successful mission among the Carinthians, a tribe which lived near Aquileia, and also another among their neighbors, the Avari (the Huns).(246) He opposed with vigor the Adoptionists, and his writings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sect. He lived entirely for God and his church, and won the hearts of his spiritual children. Perhaps the most striking proof of his virtue is the warm friendship which existed between himself and Alcuin. The latter is very, enthusiastic in his praise of the learning and accomplishments of Paulinus. Charlemagne seems to have valued him no less.(247) With such encouragement Paulinus led a busy and fruitful life, participating in synods and managing wisely his see until his death on January 11, 804.(248) Very, soon thereafter he was popularly numbered among the saints,(249) and stories began to be told of his miraculous powers.(250) His bones were deposited in the high altar of the collegiate church of Friuli, or as the place was called Civitas Austriae. The church underwent repairs, and his bones were for a time laid by those of the martyr Donatus, but at length on January 26, 1734, they were separated and with much pomp placed in the chapel under the choir of the great basilica of Friuli.(251)

The writings of Paulinus comprise (1) Brief treatise against Elipandus,(252) archbishop of Toledo and primate of Spain, who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Adoptionism. It was issued in the name of the council of Frankfort-on-the-Main (794), and sent into Spain. It was first published by Jean de Tillet, in 1549. (2) Three books against Felix of Urgel,(253) also against the Adoptionists. It was prepared in 796 by order of Charlemagne, and probably submitted to Alcuin, agreeably to the author’s request.(254)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Paulinus, though by no means the best in point of style. The Felix addressed was bishop of Urgel and the leader of the Adoptionists. Paulinus refutes the heretics by quotations of Scripture and the Fathers. The work is elaborately annotated by Madrisius, and thus rendered much more intelligible.(255) (3) A deliverance by the council of Friuli, held in 796, upon the Trinity and the Incarnation.(256) (4) An exhortation to virtue,(257) addressed to Henry, count or duke of Friuli. It was written about 795, and consists of sixty-six chapters upon the virtues to be practiced and the vices to be shunned by the duke. The style is excellent. The work was once claimed for Augustin, but this is now conceded to be an error. Nine of the chapters (x.-xv. xvii.-xix. ) are copied from The contemplative life, a work by Pomerius, a Gallican churchman of the fifth century. On the other hand, chapters xx.-xlv. have been plagiarized in an Admonitio ad filium spiritualem which was long supposed to be by Basil the Great.(258)

  1. Epistles. (a) To Heistulfus,(259) who had murdered his wife on a charge of adultery preferred against her by a man of bad character. It was written from Frankfort, in 794, during the council mentioned above. Paulinus sternly rebukes Heistulfus for his crime, and tells him that if he would be saved he must either enter a monastery or lead a life of perpetual penitence, of which he gives an interesting description. The letter passed into the Canon Law about 866.(260) It has been falsely attributed to Stephen V.(261) (b) To Charlemagne,(262) an account of the council of Altinum(263) in 803. (c) Fragments of three other letters to Charlemagne, and of one (probably) to Leo III.(264)

  2. Verses. (a) The rule of faith,(265) a poem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one hexameters, devoid of poetical merit, in which along with a statement of his belief in the Trinity and the Incarnation Paulinus gives a curious description of Paradise and of Gehenna, and to the latter sends the heretics, several of whom he names. (b) Hymns and verses,(266) upon different subjects. (c) A poem on duke Eric.(267)

  3. A Mass.(268)

  4. The preface to a tract upon repentance(269) which enjoins confession to God in tender words.

  5. A treatise upon baptism.(270)

§ 159. Alcuin.

I. Beatus Flaccus Albinus seu Alcuinus: Opera omnia, Migne, Tom. C. CI., reprint of the ed. of Frobenius. Ratisbon, 1772, 2 vols. fol. Monumenta Alcuiniana, a P. Jaffé preparata, ed. Wattenbach et Dümmler (vol. vi. 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 Berlin, 1773. It contains his letters, poems and life of Willibrord. His poems (Carmina) have been separately edited by E. Dümmler in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I. 1. 169–351, and some additional poetry is given in Addenda, Tom. II. 692.

  1. Vita (Migne, C. col. 89–106), anonymous, but probably by a monk of Ferrières, based upon information given by Sigulf, Alcuin’s pupil and successor as abbot of Ferrières. De vita B. F. Albini seu Alcuini commentatio (col. 17–90), by Froben, for the most part an expansion of the forme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discussions upon many points. Eulogium historicum Beati Alcuini (CI. col. 1416–1442), by Mabillon. Of interest and value also are the Testimonia veterum et quorumdam recentiorum scriptorum (col. 121–134), brief notices of Alcuin by contemporaries and others.

  2. Modern biographies and more general works in which Alcuin is discussed. Friedrich Lorentz: Alcuin’s Leben, Halle, 1829, Eng, trans. by Jane Mary Slee, London, 1837. Francis Monnier: Alcuin et son influence littéraire, religieuse et politique chez les France, Paris, 1853, 2d ed. entitled Alcuin et Charlemagne, Paris, 1864. Karl Werner: Alcuin and sein Jahrhundert, Paderborn, 1876, 2d ed. (unchanged), 1881. J. Bass Mullinger: 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 London, 1877. Cf. Du Pin, VI. 121–124. Ceiller, XII. 165–214. Hist. Lit. de la France, IV. 295–347. Clarke, II. 453–459. Bähr, 78–84; 192–195; 302–341. Wattenbach, 3d ed. I. 123 sqq; Ebert, II. 12–36. Guizo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Eng. trans, , Bohn’s ed. ii. 231–253. The art. Alcuin by Bishop Stubbs in Smith and Wace, Dict. Chr. Biog. (i. 73–76), deserves particular mention.

Flaccus Albinus, or, as he is commonly called in the Old English form, Alcuin(271) ("friend of the temple"), the ecclesiastical prime minister of Charlemagne, was born in Yorkshire about 735. He sprang from a noble Northumbrian family, the one to which Willibrord, apostle of the Frisians, belonged, and inherited considerable property, including the income of a monastic society on the Yorkshire coast.(272) At tender age he was taken to the famous cathedral school at York, and there was educated by his loving and admiring friends, Egbert, archbishop of York (732–766) and founder of the school, and Ethelbert, its master. With the latter he made several literary journeys on the continent, once as far as Rome, and each time returned laden with MS. treasures, secured, by a liberal expenditure of money, from different monasteries. Thus they greatly enlarged the library which Egbert had founded.(273) In 766 Ethelbert succeeded Egbert in the archbishopric of York, and appointed Alcuin, who had previously been a teacher, master of the cathedral school, ordained him a deacon, Feb. 2, 767, and made him one of the secular canons of York minster. In 767 he had Liudger for a pupil. Some time between the latter year and 780,(274) Ethelbert sent him to Italy on a commission to Charlemagne, whom he met, probably at Pavia. In 780 Ethelbert retired from his see and gave over to Alcuin the care of the library, which now was without a rival in England. Alcuin gives a catalogue of it,(275) thus throwing welcome light upon the state of learning at the time. In 780 Alcuin again visited Rome to fetch the pallium for Eanbald, Ethelbert’s successor.

On his return he met Charlemagne at Parma (Easter, 781), and was invited by him to become master of the School of the Palace. This school was designed for noble youth, was attached to the court, and held whenever the court was. Charlemagne and his family and courtiers frequently attended its sessions, although they could not be said to be regular scholars. The invitation to teach this school was a striking recognition of the learning and ability of Alcuin, and as he perceive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future thus unexpectedly opened to him he accepted it, although the step involved a virtual abnegation of his just claim upon the archiepiscopate of York. In the next year (782), having received the necessary permission to go from his king and archbishop, he began his work. The providential design in this event is unmistakable. Just at the time when the dissensions of the English kings practically put a stop to educational advance in England, Alcuin, the greatest teacher of the day,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ontinent in order that under the fostering and stimulating care of Charlemagne he might rescue it from the bondage of ignorance. But the effort taxed his strength. Charlemagne, although he attended his instruction and styles him "his dear teacher," at the same time abused his industry and patience, and laid many very heavy burdens upon him.(276) Alcuin had not only to teach the Palatine school, which necessitated his moving about with the migratory court to the serious interruption of his studies, but to prepare and revise books for educational and ecclesiastical uses, and in general to superintend the grand reformatory schemes of Charlemagne. How admirably he fulfilled his multifarious duties, history attests. The famous capitulary of 787(277) which Charlemagne issued and which did so much to advance learning, was of his composition. The Caroline books,(278) which were quite as remarkable in the sphere of church life, were his work, at least in large measure. For his pecuniary support and as a mark of esteem Charlemagne gave him the monasteries of St. Lupus at Troyes and Bethlehem at Ferrières, and the cell of St. Judecus on the coast of Picardy (St. Josse sur mer). But the care of these only added to his burdens. In 789 he went to England on commission from Charlemagne to King Offa of Mercia, and apparently desired to remain there. Thence in 792 he sent in the name of the English bishops a refutation of image-worship. But in 793 Charlemagne summoned him to his side to defend the church against the heresy of Adoptionism and image-worship, and he came. In 794 he took a prominent part, although simply a deacon, in the council of Frankfort, which spoke out so strongly against both, and in 799, at the council of Aachen, he had a six days’ debate with Felix, the leader of the Adoptionists, which resulted in the latter’s recantation. In his negotiations with the Adoptionists he had the invaluable aid of the indefatigable monk, Benedict, of Nursia. In 796, Charlemagne gave him in addition to the monasteries already mentioned that of St. Martin at Tours and in 800 those of Cormery and Flavigny. The monastery of Tours(279) owned twenty thousand serfs and its revenue was regal. To it Alcuin retired, although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go to Fulda.(280) There he did good work in reforming the monks, regulating the school and enlarging the library. His most famous pupil during this period of his life was Rabanus Maurus. In the year of his death he established a hospice at Duodecim Pontes near Troyes; and just prior to this event he gave over the monastery of Tours to his pupil Fredegis, and that of Ferrières to another pupil, Sigulf It is remarkable that he died upon the anniversary on which he had desired to die, the Festival of Pentecost, May 19, 804. He was buried in the church of St. Martin, although in his humility he had requested to be buried outside of it.

One of his important services to religion was his revision of the Vulgate (about 802) by order of Charlemagne, on the basis of old and correct MSS., for he probably knew little Greek and no Hebrew. This preserved a good Vulgate text for some time.

Alcuin was of a gentle disposition, willing, patient and humble, and an unwearied student. He had amassed all the treasures of learning then accessible. He led his age, yet did not transcend it, as Scotus Erigena did his. He was not a deep thinker, rather he brought out from his memory the thoughts of others. He was also mechanical in his methods. Yet he was more than a great scholar and teacher, he was a leader in church affairs, not only on the continent, but, as his letters show, also in England. Charlemagne consulted him continually, and would have done better had he more frequently followed his advice. Particularly is this true respecting missions. Alcuin saw with regret that force had been applied to induce the Saxons to submit to baptism. He warned Charlemagne that the result would be disastrous. True Christians can not be made by violence, but by plain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in the spirit of love. He would have the gospel precepts gradually unfolded to the pagan Saxons, and then as they grew in knowledge would require from them stricter compliance. Alcuin gave similar council in regard to the Huns.(281) His opinions upon other practical points(282) are worthy of mention. Thus, he objected to the employment of bishops in military affairs, to capital punishment, to the giving up of persons who had taken refuge in a church, and to priests following a secular calling. He was zealous for the revival of preaching and for the study of the Bible. On the other hand he placed a low estimate upon pilgrimages, and preferred that the money so spent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oor.(283)

Writings.—The works of Alcuin are divided into nine classes.

I. Letters.(284) A striking peculiarity of these letters is their address. Alcuin and his familiar correspondents, following an affectation of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ge, write under assumed names.(285) Among his correspondents are kings, patriarchs, bishops and abbots. The value of these letters is very great. They throw light upon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such as are private, and these are numerous, allow us to look into Alcuin’s heart. Many of them, unfortunately, are lost, and some are known to exist unprinted, as in the Cotton collection. Those now printed mostly date from Tours, and so belong to his closing years. They may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286) (1) those to English correspondents. These show how dear his native land was to Alcuin, and how deeply interested he was in her affairs. (2) Those to Charlemagne, a larg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287) Alcuin speaks with freedom, yet always with profound respect. (3) Those to his bosom friend, Arno of Salzburg.

  1. Exegetical Miscellany.(288) (a) Questions and answers respect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b) Edifying and brief exposition of the Penitential Psalms, Psalm CXVIII and the Psalm of Degrees. (c) Short commentary on Canticles. (d) Commentary on Ecclesiastes. (e) A literal, allegorical and mo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brew names of our Lord’s ancestors (in which he makes much out of the symbolism of the numbers). (f) Commentary on portions of John’s Gospel. (g) On Titus, Philemon, Hebrews.(289) These comments, are chiefly derived from the Fathers, and develop the allegorical and moral sense of Scripture. That on John’s Gosp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plan of making a commentary out of extracts was quickly followed and was indeed the only plan in general use in the Middle Age.

  2. Dogmatic Miscellany.(290) (a) The Trinity, written in 802, dedicated to Charlemagne, a condensed statement of Augustin’s teaching on the subject. It was the model for the "Sentence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It is followed by twenty-eight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Trinity. (b)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similarly dedicated and made up of patristic quotations. (c) Brief treatise against the heresy of Felix (Adoptionism). (d) Another against it in seven books. (e) A treatise against Elipandus in four books. (f) Letter against Adoptionism, addressed to some woman. These writings on Adoptionism are very able and reveal learning and some independence.

  3. Liturgical and Ethical Works.(291) (a) The Sacraments, a collection of mass-formulae, from the use of Tours. (b) The use of the Psalms, a distribution of the Psalms under appropriate headings so that they can be used as prayers, together with explanations and original prayers: a useful piece of work. (c) Offices for festivals, the Psalms sang upon the feast days, with prayers, hymns, confessions and litanies: a sort of lay-breviary, made for Charlemagne. (d) A letter to Oduin, a presbyter, upon the ceremony of baptism. (e) Virtues and vices, dedicated to Count Wido, compiled from Augustin. (f) The human soul, addressed in epistolary form to Eulalia (Gundrada), the sister of Adalhard, abbot of Corbie, in France. (g) Confession of sins, addressed to his pupils at St. Martin’s of Tours.

V. Hagiographical Works.(292) (a) Life of St. Martin of Tours, rewritten from Sulpicius Severus. (b) Life of St. Vedast, bishop of Atrebates (Arras), and (c) Life of the most blessed presbyter Requier, both rewritten from old accounts. (d) Life of St. Willibrord, bishop of Utrecht, his own ancestor, in two books, one prose, the other verse. This is an original work, and valuable as history.

  1. Poems.(293) The poetical works of Alcuin are very numerous, and of very varied character, including prayers, inscriptions for books, churches, altars, monasteries, etc., epigrams, moral exhortations, epistles, epitaphs, enigmas, a fable,(294) and a long historical poem in sixteen hundred and fifty-seven lines upon the bishops and saints of the church of York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accession of Eanbald.(295) It is very valuable. In its earlier part it rests upon Bede, but from the ten hundred and seventh line to the close upon original information. It seems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Alcuin in his youth at York. Its style is evidently influenced by Virgil and Prudentius.

  2. Pedagogical Works.(296) (a) Grammar. (b) Orthography. (c) Rhetoric. (d) Dialectics. (e) Dialogue between Pippin and Alcuin(297) (f) On the courses and changes of the moon and the intercalary day (Feb. 24th). These works admit us into Alcuin’s school-room, and are therefo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learning of his day.

  3. Dubious Works.(298) (a) A confession of faith, in four parts, probably his. (b) Dialogue between teacher and pupils upon religion. (c) Propositions. (d) Poems.

  4. Pretended Works(299) (a) The holy days. (b) Four homilies. (c) Poems.

§ 160. St. Liudger.

I. S. Liudgerus, Minigardefordensis Episcopus: Opera, in Migne, Tom. XCIX. col. 745–820.

  1. The old Lives of S. Liudger are four in number. They are found in Migne, but best in Die Vitae Sancti Liudgeri ed. Dr. Wilhelm Diekamp. Münster, 1881 (Bd. IV. of the series: Die Geschichtsquellen des Bisthums Münster). Dr. Diekamp presents revised texts and ample prolegomena and notes. (1) The oldest Vita (pp. 3–53) is by Altfrid, a near relative of Liudger and his second successor in the see of Münster. It was written by request of the monks of Werden about thirty years after Liudger’s death, rests directly upon family and other contemporary testimony, and is the source of all later Lives. He probably divided his work into two books, but as the first book is in two parts, Leibnitz, Pertz and Migne divide the work into three books, of which the first contains the life proper, the second the miracles wrought by the saint himself, and the third those wrought by his relics. (2) Vita Secunda (pp. 54–83) was written by a monk of Werden about 850. The so-called second book of this Life really belongs to (3) Vita tertia (pp. 85–134.) (2) Follows Altfrid, but adds legendary and erroneous matter. (3) Written also by a Werden monk about 890, builds upon (1) and (2) and adds new matter of a legendary kind. (4) Vita rythmica (pp. 135–220), written by a Werden monk about 1140. Biographies of Liudger have been recently written in German by Luise von Bornstedt (Münster, 1842); P. W. Behrends (Neuhaldensleben u. Gardelegen, 1843); A. Istvann (Coesfeld, 1860); A. Hüsing (Münster, 1878); L. Th. W. Pingsmann (Freiburg im Breisgau, 1879). Cf. Diekamp’s full bibliography, pp. CXVIII.-CXMI. For literary criticism see Ceillier, XII. 218.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57–59. Ebert, II. 107, 338, 339.

Liudger, or Ludger, first bishop of Münster, was born about 744 at Suecsnon (now Zuilen) on the Vecht, in Frisia. His parents, Thiadgrim and Liafburg, were earnest Christians. His paternal grandfather, Wursing, had been one of Willibrord’s most zealous supporters (c. 5).(300) He early showed a pious and studious disposition (c. 7). He entered the cloister school of Utrecht, taught by the abbot Gregory, whose biographer he became, laid aside his secular habit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ause of religion. His proficiency in study was such that Gregory made him a teacher (c. 8). During the year 767 he received further instruction from Alcuin at York, and was ordained a deacon (c. 9). In 768 he was in Utrecht; but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and a half with Alcuin, although Gregory had been very loath to allow him to go the second time. He would have staid longer if a Frisian trader had not murdered in a quarrel a son of a count of York. The ill feeling which this event caused, made it unsafe for any Frisian to remain in York, and so taking with him "many books" (copiam librorum), he returned to Utrecht (c. 10). Gregory had died during his absence (probably in 771), and his successor was his nephew, Albric, a man of zeal and piety. Liudger was immediately on his return to York pressed into active service. He was sent to Deventer on the Yssel in Holland, where the, saintly English missionary Liafwin had just died. A horde of pagan Saxons had devastated the place, burnt the church and apparently undone Liafwin’s work (c. 13). Liudger was commissioned to rebuild the church and to bury the body of Liafwin, which was lost. Arrived at the spot he was at first unsuccessful in finding the body, and was about to rebuild the church without further search when Liafwin appeared to him in a vision and told him that his body was in the south wall of the church, and there it was found (c. 14). Albric next sent him to Frisia to destroy the idols and temples there. Of the enormous treasure taken from the temples Charlemagne gave one-third to Albric. In 777 Albric was consecrated bishop at Cologne, and Liudger at the same time ordained a presbyter.

For the next seven years Liudger was priest at Doccum in the Ostergau, where Boniface had died, but during the three autumn months of each year he taught in the cloister school at Utrecht (c. 15).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Liudger was fleeing for his life, for the pagan Wutukint, duke of the Saxons, invaded Frisia, drove out the clergy, and set up the pagan altars. Albric died of a broken heart, unable to stand the cruel blow. Liudger with two companions, Hildigrim and Gerbert, retired to Rome, where for two and a half years he lived in the great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 (c. 18). There he not only had a pleasant retreat but also opportunity to study the working of the Benedictine rule. He did not, however, take monastic vows.

His fame for piety and learning had meanwhile reached the ears of Charlemagne,—probably through Alcuin,—and so on his return the emperor assigned to his care five Frisian districts (Hugmerchi, Hunusga, Fuulga, Emisga, Fedirga) up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river Labekus (Lauwers), and also the island of Bant. His success as missionary induced him to undertake an enterprise in which even Willibrord had failed. He sailed over the German Ocean to Heligoland, then called Fosetelant (the land of the god Fosete). His confidence was justified by events. He made many converts, among them the son of the chief of the island who became a priest and a missionary. Shortly after on the mainland there was another irruption of pagans from East Frisia, and the usual disheartening scenes of burnt churches, scattered congregations, and martyred brethren were enacted. But once more the Christian faith conquered (c. 19). Charlemagne’s continued regard for Liudger was proved by his gift to him of the abbey Lothusa (probably Zele, near Ghent in Belgium), in order that its revenues might contribute to his support, or that being far from Frisia he might retreat thither in times of danger; and further by his appointment of him to the bishopric of Mimigernaford (later form Mimigardevord, now Münster, so called from the monasterium which he built there), in Westphalia, which was now sufficiently christianized to be ruled ecclesiastically. He still had under his care the five districts already named, although so far off. At first these charges were held by him as a simple presbyter, and in that capacity he carried out one of his darling purposes and built the famous monastery of Werden(301) on the Ruhr, formerly called Diapanbeci. But persuaded by Hildebald he became the first bishop of Münster (c. 20). The year of this event is unknown, but it was between 802 and 805.(302) Tireless in his activity he died in the harness. On Sunday, March 26, 809, he preached and performed mass at Coesfeld and at Billerbeck. In the evening he died (Acta II. c. 7). He was buried at Werden, which thus became a shrine of pilgrims.

The only extant writing of Liudger is his Life of St. Gregory,(303) which gives a pleasing picture of the saint, in whose school at Utrecht many famous men, including bishops, were trained. Twelve of its twenty-two chapters are taken up with Boniface. Much of the matter is legendary. He also wrote a life of Albric,(304) which is lost. His connection with Helmstedt is purely imaginary. The Liudger Monastery there was not founded by him, for it dates from the tenth century. The colony of monks may, however, have well come from Werden, and have therefore given the name Liudger to the monastery.

§ 161. Theodulph of Orleans.

I. Theodulph, Aurelianensis episcop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V. col. 187–380. His Carmina are in Dümmler’s Poëtae Lat. aev. Car. I. 2. pp. 437–58l, 629, 630.

  1. L. Baunard: Théodulfe, Orleans, 1860. Rzehulka: Theodulf, Breslau, 1875 (Dissertation). Cf. the general works, Mabillon: Analecta, Paris, 1675. Tom. I. pp. 386 sqq.; Tiraboschi: H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new ed. Florence. 1805–18, 20 parts, III. l. pp. 196–205 (particularly valuable for its investigation of the obscure points of Theodulph’s life). Du Pin, VI. 124; Hist. Lit. de la France, IV. 459–474; Ceillier, XII. 262–271, Bähr, 91–95, 359, 860; Ebert, II. 70–84.

Theodulph, bishop of Orleans, one of the most useful churchmen of the Carolingian period, was probably born in Spain,(305) past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In 788 he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Charlemagne, who called him into France and made him abbot of Fleury and of Aignan, both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in the diocese of Orleans, and later bishop of Orleans. He stood in high favor with his king and was entrusted with important commissions. He participated in the council of Frankfort (794); was made missus dominicus(306) in 798; accompanied Charlemagne to Rome, sat as one of the judg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ges against Leo III. (800) and received from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pallium (801).(307) He succeeded Alcuin (804) as first theological imperial counsellor. In 809 he sat in the council of Aix la Chapelle and by request of the emperor collected the patristic quotations in defence of the Filioque clause. In 811 he was witness to the emperor’s will. Louis the Pious, Charlemagne’s son and successor, for a time showed him equal honor and confidence, for instance in appointing him to meet Pope Stephen V. when he came to the coronation at Rheims (816). But two years afterwards he was suspected, it would seem without good reason, of complicity in king Bernard’s rebellion, and on Easter 818 was deposed and imprisoned at Angers, in the convent either of St. Aubin or of St. Serge. He stoutly persisted in his declaration of innocence, and in 821 he was released and reinstated, but died(308) on his way back or shortly after his arrival in Orleans, and was buried in Orleans Sept. 19, 821.

Theodulph was an excellent prelate; faithful, discreet and wise. He greatly deplored the ignorance of his clergy and earnestly labored to elevate them. To this end he established many schools, and also wrote the Capitula ad presbyteros parochicae suae mentioned below. In this work he was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The episcopal school of Orleans was famous for the number, beauty and accuracy of the MSS. it produced. In his educational work he enjoyed the assistance of the accomplished poet Wulfin. Theodulph was himself a scholar, well read both in secular and religious literature.(309) He had also a taste for architecture, and restored many convents and churches and built the splendid basilica at Germigny, which was modelled after that at Aix la Chapelle. His love for the Bible comes out not only in the revision of the Vulgate he had made, and practically in his exhortation to his clergy to expound it, but also in those costly copies of the Bible which are such masterpieces of calligraphy.(310) He was moreover the first poet of his day, which however is not equivalent to saying that he had much genius. His productions, especially his didactic poems, are highly praised and prized for their pictures of the times, rather than for their poetical power. From one of his minor poems the interesting fact comes out that he had been married and had a daughter called Gisla, who was the wife of a certain Suavaric.(311)

The extant prose works of Theodulph are: 1. Directions to the priests of his diocese,(312) written in 797. They are forty-six in number and relate to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duties of priests.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more instructive directions: Women must not approach the altar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mass (c. 6). Nothing may be kept in the churches except holy things (c. 8). No one save priests and unusually holy laity may be buried in churches (c. 9). No woman is allowed to live in the house with a priest (c. 12). Priests must not get drunk or frequent taverns (c. 13). Priests may send their relatives to monastic schools (c. 19). They may keep schools themselves in which free instruction is given (c. 20). They must teach everybody the Lord’s Prayer and the Apostles’ Creed (c. 22). No work must be done on the Lord’s Day (c. 24). Priests are exhorted to prepare themselves to preach (c. 28). Daily, honest confession of sins to God ensures pardon; but confession to a priest is also enjoined in order that through his counsels and prayers the stain of sin may be removed (c. 30). True charity consists in the union of good deeds and a virtuous life (c. 34). Merchants should not sell their souls for filthy lucre (c. 35). Regulations respecting fasting (c. 36–43). All should come to church to celebrate mass and hear the preaching, and no one should eat before communicating (c. 46). 2. To the same, a treatise upon sins and their ecclesiastical punishment; and up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extreme unction.(313) 3. The Holy Spirit.(314) The collection of patristic passages in defense of the Filioque, made by order of Charlemagne (809), as mentioned above. It has a metrical dedication to the emperor. 4. The ceremony of baptism,(315) written in 812 in response to Charlemagne’s circular letter on baptism which Magnus, archbishop of Sens (801–818), had forwarded to him. It consists of eighteen chapters, which minutely describe all the steps in the ceremony of baptism. 5. Fragments of two sermons.(316)

The Poetical works of Theodulph are divided into six books.(317) The first is entirely devoted to one poem; The exhortation to judges,(318) in which besides describing a model judge and exhorting all judges to the discharge of their duties he relates his own experiences while missus and thus gives a most interesting picture of the time.(319) The second book contains sixteen pieces, including epitaphs, and the verses which he wrote in the front of one of his illuminated Bibles giving a summary in a line of each book, and thus revealing his Biblical scholarship. The verses are prefaced in prose with a list of the books. The third book contains twelve pieces, including the verses to Gisla already mentioned. The fourth book contains nine pieces, the most interesting of which are c.1 on his favorite authors, and c.2 on the seven liberal arts,—grammar, rhetoric, dialectics, arithmetic, music, geometry and astrology. The fifth book contains four pieces: Consolation for the death of a certain brother, a fragment On the seven deadly sins, An exhortation to bishops, and four lines which express the evangelical sentiment that only by a holy life is heaven gained; without it pilgrimages avail nothing. The sixth book contains thirty pieces. Ten other poems appear in an appendix in Migne.(320)

§ 162. St. Eigil.

I. Sanctus Eigil, Fuldensis abbas: Opera, in Migne, Tom. CV. col. 381–444. His Carmina are in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ed. Dümmler I. 2 (Berlin, 1881).

  1. S. Eigilis vita auctore Candido monacho Fuldensi, in Migne CV. col. 383–418. Hist. Lit. de la France, IV. 475–478. Ceillier, XII. 272, 273. Ebert, II. Cf. Carl Schwartz: Uebersetzung und Bemerkungen zu Eigil’s Nachrichten über die Gründung und Urgeschichte des Klosters Fulda. Fulda, 1858.

Eigil was a native of Noricum, the name then given to the country south of the Danube, around the rivers Inn and Drave, and extending on the south to the banks of the Save. In early childhood, probably about 760, he was placed in the famous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Fulda in Hesse, whose abbot, its founder Sturm (Sturmi, Sturmin), was his relative. There Eigil lived for many years as a simple monk, beloved and respected for piety and learning. Sturm was succeeded on his death (779) by Baugolf, and on Baugolf’s resignation Ratgar became abbot (802). Ratgar proved to be a tyrant,(321) and expelled Eigil because he was too feeble to work. In 817, Ratgar was deposed, and the next year (818) Eigil was elected abbot. A few months afterwards, Ratgar appeared as a suppliant for readmission to the monastery. "It was not in Eigil’s power to grant this request, but his influence was used to gain for it a favorable response at court [i.e. with Louis the Pious], and Ratgar for thirteen years longer lived a submissive and penitent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which had suffered so much at his hands.(322) This single incident in the life of Eigil goes far to prove his right to the title of saint.

Loath as he had been to accept the responsible position of abbot in a monastery which was in trouble, he discharged its duties with great assuiduity. He continued Ratgar’s building operations, but without exciting the hatred and rebellion of his monks. On the contrary, Fulda once more prospered, and when he died, June 15, 822, he was able to give over to his successor and intimate friend, Rabanus Maurus, a well ordered community.

The only prose writing of Eigil extant is his valuable life of Sturm.(323) It was written by request of Angildruth, abbess of Bischofheim, and gives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founding of Fulda. Every year on Sturm’s day (Dec. 17) it was read aloud to the monks while at dinner. Eigil’s own biography was written by Candidus, properly Brunn, whom Ratgar had sent for instruction to Einhard at Seligenstadt, and who was principal of the convent school under Rabanus Maurus. The biography is in two parts, the second being substantially only a repetition in verse of the first.(324)

§ 163. Amalarius.

I. Symphosius Amalari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V. col. 815–1340. His Carmina are in Dümmler,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I.

II Du Pin, VII. 79, l58–160. Ceillier, XII. 221–223. Hist. Lit. de la France, IV. 531–546. Clarke, II. 471–473. Bähr, 380–383. Hefele, IV. 10, 45, 87, 88. Ebert, II. 221, 222.

Amalarius was a deacon and priest in Metz, and died in 837, as abbot of Hornbach in the same diocese. It is not known when or where he was born. During the deposition of Agobard (833–837), Amalarius was head of the church at Lyons. He was one of the ecclesiastics who enjoyed the friendship of Louis the Pious, and took part in the predestination controversy, but his work against Gottschalk, undertaken at Hincmar’s request, is lost. He was prominent in councils. Thus he made the patristic compilation from the Fathers (particularly from Isidore of Seville) and councils upon the canonical life, which was presented at the Diet at Aix-la-Chapelle in 817,(325) and partly that upon image-worship in the theological congress of Paris, presented Dec. 6, 825. In 834, as representative of Agobard, he held a council at Lyons and discoursed to the members for three days upon the ecclesiastical offices, as explained in his work mentioned below. The majority approved, but Florus of Lyons did not, and sent two letters to the council at Diedenhofen, calling attention to Amalarius insistence upon the use of the Roman order and his dangerous teaching: that there was a threefold body of Christ, (1) the body which he had assumed, (2) the body which he has in us so long as we live, (3) the body which is in the dead. Hence the host must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one of which is put in the cup, one on the paten and one on the altar, corresponding to these three forms respectively. Farther he was charged with teaching that the bread of the Eucharist stood for the body, the wine for the soul of Christ, the chalice for his sepulchre, the celebrant for Joseph of Arimathea, the archdeacon for Nicodemus, the deacons for the apostles, the sub-deacons for the women at the sepulchre. But the council had business in hand of too pressing a character to admit of their investigating these charges. Not discouraged, Florus sent a similar letter to the council of Quiercy (838), and by this council the work of Amalarius was censured.(326)

His writings embrace (1) Rules for the canonical life,(327) already referred to. It treats of the duties of ecclesiastics of all grades.

  1. Four books upon The ecclesiastical offices.(328) It was written by request of Louis the Pious, to whom it is dedicated, and was completed about 820. In order to make it better, Amalarius pursued special investigations in Tours, at the monastery of Corbie, and even went to Rome. In 827 he brought out a second and greatly improved edition. In its present shape the work is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liturgics, since it describes minutely the exact order of service as it was observed in the Roman church in the ninth century. If Amalarius had been content to have given merely information it w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his reputation. As it was he attempted to give the reasons and the meanings of each part of the service, and of each article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service, and hence was led into wild and often ridiculous theorizing and allegorizing. Thus the priest’s alb signifies the subduing of the passions, his shoes, upright walking; his cope, good works; his surplice, readiness to serve his neighbors; his handkerchief, good thoughts, etc.

  2. On the order of the anthems,(329) i.e. in the Roman service. It is a compilation of the antiphones of the Roman and French. churches.

  3. Eclogues on the office of the Mass,(330) meaning again the Roman mass. This insistence upon the Roman order was directed against Archbishop Agobard of Lyons, who had not only not adopted the Roman order, but had expurgated the liturgy of his church of everything which in his judgment savored of false doctrine or which was undignified in liturgical expression.

  4. Epistles.(331) The first letter, addressed to Jeremiah, archbishop of Sens, on the question whether one should write Jhesus or Jesus. The second is Jeremiah’s reply, deciding in favor of Jhesus. In the third, Amalarius asks Jonas of Orleans whether one should use I H C or I H S as a contraction of Jesus. Jonas favored I H S. The fourth is on the Eucharist. Rantgarius is his correspondent. Amalarius maintains the Real Presence. He says the first cup at supper signified the Old Testament sacrifices, the figure of the true blood, which was in the second cup. The fifth letter is to Hetto, a monk, who had asked whether "seraphin" or "seraphim" is the correct form. Amalarius replies with learned ignorance that both are correct, for "seraphin" is neuter and "seraphim," masculine! The six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series. It is addressed to a certain Guntrad, who had been greatly troubled because Amalarius had spit shortly after having partaken of the Eucharist, and therefore had voided a particle of the body of Christ. Amalarius, in his reply, says that he had so much phlegm in his throat that he was obliged to spit very frequently. He did not believe, however, that God would make that which helped his bodily injure his spiritual health. He then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true honor of the body of Christ is by the inner man, into which it enters as life. Hence if one who inwardly revered the host should accidentally or unavoidably spit out a fragment of the host he must not be judged as thereby dishonoring the body of Christ. He thus touches, without passing judgment upon, the position of the Stercoranists. The last letter is only a fragment and is so different in style from the former that it probably is not by Amalaritius of Metz.

§ 164. Einhard.

I. Einhardus: Opera in Migne, Tom. CIV. col. 351–610; and Vita Caroli in Tom. XCVII. col. 25–62; also complete Latin and French ed. by A. Teulet: OEuvres complètes d’Éginhard, réunie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traduites en français. Paris, 1840–43, 2 vols. The Annales and Vita of Migne’s ed. are reprinted from Pertz’s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I. 135–189 and II. 433–463, respectively); separate ed. of the Vita, Hannover, 1839. The best edition of the Epistolae and Vita, is in Philipp Jaffé: Monumenta Carolina, Berlin, 1867, pp. 437–541; and of the Passio Marcellini et Petri is in Ernest Dümmler; Poë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Tom. II. (Berlin, 1884), pp. 125–135. Teulet’s translation of Einhard’s complete works has been separately issued, Paris, 1856. Einhard’s Vita Caroli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German by J. L. Ideler, Hamburg, 1839, 2 vols. (with very elaborate notes), and by Otto Abel, Berlin, 1850; and into English by W. Glaister, London, 1877, and by Samuel Epes Turner, New York, 1880. Einhard’s Annales have been translated by Otto Abel (Einhard’s Jahrbücher), Berlin, 1850.

  1. Cf. the prefaces and notes in the works mentioned above. Also Ceillier, XII. 352–357. Hist. Lit. de la France, IV. 550–567. Bähr, 200–214. Ebert, II. 92–104. Also J. W. Ch. Steiner: 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der Stadt und ehemal Abtei Seligenstadt. Aschaffenburg, 1820.

Einhard (or Eginhard),(332) the biographer of Charlemagne and the best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Carolingian age, was the son of Einhard and Engilfrita, and was born about 770, in that part of the Valley of the Main which belongs to Hesse-Darmstadt. His family was noble and his education was conducted in the famous Benedictine monastic school of St. Boniface at Fulda, to which his parents sent gifts.(333) About 792 the abbot Baugolf sent him to the court of Charlemagne, in order that his already remarkable attainments might be increased and his ability find ample scope. The favorable judgment and prophecy of Baugolf were justified by events. He soon won all hearts by his amiable disposition and applause by his versatile learning. He married Imma, a maiden of noble family, sister of Bernharius, bishop of Worms, and with her lived very happily for many years.(334) She bore him a son named Wussin who became a monk at Fulda. He enjoyed the Emperor’s favor to a marked degree,(335) and figured in important and delicate matters. Thus he was sent in 806 to Rome to obtain the papal signature to Charlemagne’s will dividing the empire among his sons.(336) Again in 813 it was he who first suggested the admission of Louis to the co-regency. He superintended the building operations of Charlemagne, e.g. at Aix la Chapelle (Aachen), according to the ideas of Vitruvius, whom he studied diligently.(337) His skill as a craftsman won him the academic title of Bezaleel.(338) He pursued his studies and gathered a fine library of classic authors. He edited the court annals.(339) Charlemagne’s death (814) did not alter his position. Louis the Pious retained him as councillor and appointed him in 817 instructor to his son Lothair. When trouble broke out (830) between father and son he did his best to reconcile them.

Although a layman he had received at different times since 815 a number of church preferments. Louis made him abbot of Fontenelle in the diocese of Rouen, of St. Peter’s of Blandigny and St. Bavon’s at Ghent, of St. Servais’ at Maestricht, and head of the church of St. John the Baptist at Pavia. On Jan. 11, 815, Louis gave Einhard and Imma the domains of Michelstadt and Mulinheim in the Odenwald on the Main; and on June 2 of that year he is first addressed as abbot.(340) As the political affairs of the empire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he withdrew more and more from public life, and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literature. He resigned the care of the abbey of Fontenelle in 823, and after administrating other abbeys sought rest at Michelstadt. There he built a church in which he put (827) the relics of the saints Marcellinus and Petrus which had been stolen from the church of St. Tiburtius near Rome.(341) A year later, however, he removed to Mulinheim, which name he changed to Seligenstadt; there he built a splendid church and founded a monastery. After his unsuccessful attempt to end the strife between Louis and Lothair he retired altogether to Seligenstadt. About 836 he wrote his now lost work upon the Worship of the Cross, which he dedicated to Servatus Lupus.(342) In 836 his wife died. His grief was inconsolable, and aroused the commiseration of his friends;(343) and even the emperor Louis made him a visit of condolence.(344) But he carried his burden till his death on March 14, 840. He is honored as a saint in the abbey of Fontenelle on February 20. His epitaph was written by Rabanus Maurus.

He and his wife were originally buried in one sarcophagus in the choir of the church in Seligenstadt, but in 1810 the sarcophagus was presented by the Grand Duke of Hesse to the count of Erbach, who claims descent from Einhard as the husband of Imma, the reputed daughter of Charlemagne. The count put it in the famous chapel of his castle at Erbach in the Odenwald.

Einhard was in stature almost a dwarf, but in mind he was in the esteem of his contemporaries a giant. His classical training fitted him to write an immortal work, the Life of Charlemagne. His position at court brought him into contact on terms of equality with all the famous men of the day. In youth he sat under Alcuin, in old age he was himself the friend and inspirer of such a man as Servatus Lupus. His life seems to have been on the whole favored, and although a courtier, he preserved his simplicity and purity of character.

His Writings embrace:

  1. The Life of the Emperor Charlemagne.(345) This is one of the imperishable works in literature. It is a tribute of sincere admiration to one who was in many respects the greatest statesman that ever lived. It was Einhard’s ambition to do for Charlemagne what Suetonius had done for Augustus. Accordingly he attempted an imitation of Suetonius in style and as far as possible in contents,(346) and it is high praise to say that Einhard has not failed. The Life is the chief source of knowledge about Charlemagne personally, and it is so written as to carry the stamp of candor and truth, so that his private life stands revealed and his public life sufficiently outlined. Einhard began it soon after Charlemagne’s death (814) and finished it about 820. It quickly attained a wide-spread and enthusiastic reception.(347) It was looked upon as a model production. Later writers drew freely upon it and portions were rendered into verse.(348) It is not, however, entirely free from inaccuracies, as the critical editions show.

  2. The Annals of Lorsch.(349) Einhard edited and partly rewrote them from 741 to 801,(350) and wrote entirely those from 802 to 829. These annals give a brief record of the events of each year from the beginning of Pepin’s reign till the withdrawal of Einhard from court.

3. Account of the removal of the relics of the blessed martyrs Marcellinus and Petrus.(351) This is a very extraordinary narrative of fraud and cunning and "miracles." In brief it very candidly states that the relics were stolen by Deusdona, a Roman deacon, Ratleik, Einhard’s representative and Hun, a servant of the abbey of Soissons. But after they had been safely conveyed from Rome they were openly exhibited, and very many "miracles" were wrought by them, and it was to relate these that the book was written.

  1. The Passion of Marcellinus and Petrus(352) is a poem of three hundred and fifty-four trochaic tetrameters. I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Einhard, but the absence of all allusion to the removal of the relics of these saints renders the authorship very doubtful. (353)

  2. Letters.(354) There are seventy-one in all; many of them defective. They are mostly very brief and on matters of business. Several are addressed to Louis and Lothair, and one to Servatus Lupus on the death of his (Einhard’s) wife, which deserves particular attention.

§ 165. Smaragdus.

I. Smaragdus, abbas monasterii Sancti Michaelis Virdunensi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II. cols. 9–980: with Pitra’s notes, cols. 1111–1132. His Carmina are in Dümmler,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I. 605–619.

  1. Hauréau: Singularité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1861 (pp. 100 sqq.) H. Keil: De grammaticis quibusdam latinis infimae aetatis (Program) . Erlangen, 1868. Hist. Lit. de la France, IV. 439–447. Ceillier, XII. 254–257. Bähr, 362–364. Ebert, II. 108–12.

Of the early life of Smaragdus nothing is known. He joined the Benedictine order of monks, and after serving as principal of the convent school was elected about 805 abbot of the monastery on Mt. Castellion. Sometime later he moved his monks a few miles away and founded the monastery of St. Mihiel on the banks of the Meuse, in the diocese of Verdun. He was a man of learning and of practical activity. In consequence he was highly esteemed by the two monarchs under whom he lived, Charlemagne and Louis the Pious. The former employed him to write the letter to Pope Leo III. in which was communicate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f Aix la Chapelle (809) respecting the adoption of the Filioque, and sent him to Rome with the commissioners to lay the matter before the pope. He acted as secretary, and drew up the protocol. Louis the Pious showed him equal consideration, richly endowed his monastery, and in 824 appointed him to act with Frotharius, bishop of Toul (813837) as arbitrator between Ismund, abbot of Milan, and his monks. Smaragdus died about 840.

His writings show diligence and piety, but no originality. His published works in prose are: (1) Collections of Comments on the Epistle and Gospel for each holy day in the year, (355) an uncritical but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from numerous ecclesiastical writers,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preachers, and described by the author as a liber comitis. (2) The monk’s diadem, (356) a collection in one hundred chapters of ascetic rules and reflections concerning the principal duties and virtues of the monastic life. It is for the most part a compilation. The sources are the Collectiones patrum of Cassian and the writings of Gregory the Great. Smaragdus made it after his elevation to the abbotship and enjoined its daily evening reading upon his monks.(357) It proved to be a very popular work, was widely circulated during the Middle Age, and has been repeatedly published .(358) (3) Commentary upon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359) undertaken in aid of the monastic reforms instituted by the council of Aix la Chapelle (817). It is characterized by great strictness. (4) The Royal way(360) dedicated to Louis the Pious while king of Aquitania.(361) it consists of thirty-two chapters of moral and spiritual counsels, which if faithfully followed will conduct an earthly king into the heavenly kingdom. The work is really only an adaptation of the Diadem to the wants of the secular life. (5) Acts of the Roman conference,(362) the protocol already alluded to. (6) Epistle of Charles the Great to Leo the Pope upon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363) the letter mentioned above. (7) Epistle of Frotharius and Smaragdus to the Emperor Louis,(364) the report of the arbitrators. (8) A larger grammar or a commentary upon Donatus.(365) His earliest work, written at the request of his scholars, probably between 800 and 805. It is still unprinted, except a small portion.(366) There yet remain in MS. a Commentary on the Prophets, and a History of the Monastery of St. Michael (367) Smaragdus also wrote poetry. Besides a hymn to Christ,(368) there have been preserved his metrical introductions to his Collections and Commentary on the rule of St. Benedict, of which the first has twenty-nine lines in hexameter, and the second thirty-seven distichs.

§ 166. Jonas of Orleans.

I. Jonas, Aurelianensis episcop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VI. col. 117–394.

  1. Du Pin, VII. 3, 4. Ceillier, XII. 389–394.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20–31. Bähr, 394–398. Ebert, II. 225–230.

Jonas was a native of Aquitania, and in 821 succeeded Theodulph as archbishop of Orleans.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episcopate he reformed the convent at Mici, near Orleans, and thereby greatly extended its usefulness. His learning in classical and theological literature joined to his administrative ability made him a leader in important councils, and also led to his frequent employment by Louis the Pious on delicate and difficult commissions. Thus the emperor sent him to examin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 in certain districts of his empire, and in 835 to the monasteries of Fleury and St. Calez in Le Mains. His most conspicuous service was, howev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athering of bishops and theologians held at Paris in Nov. 825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image-worship. The emperor sent him and Jeremiah, archbishop of Sens, to Rome to lay before the pope that part of the collection of patristic quotations on the subject made by Halitgar and Amalarius, which was most appropriate. (369) The issue of this transaction is unknown. He was the leading spirit in the reform council of Paris (829), and probably drew up its acts;(370) and again at Diedenhofen, where, on March 4, 835, he dictated the protocol of Ebo’s deposition.(371) He died at Orleans in 843 or 844.

His Writings are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although few.

  1. The layman’s rule of life,(372) in three books, composed in 828 for Mathfred, count of Orleans, who had requested instruction how to lead a godly life while in the bonds of matrimony. The first and last books are general in their contents, but the second is for the most part specially addressed to married people. As might be expected Jonas takes strong ground against vice in all its forms and so his work has great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ethics.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 second book was composed first.(373)

  2. The Kings rule of life,(374) written about 829 and dedicated to Pepin. Both the above-mentioned works are little more than compilations from the Bible and the fathers, especially from Augustin, but the author’s own remarks throw a flood of light upon the sins and follies of his time.(375)

  3. The Worship of Images.(376) This is his chief work, and a very important one. It is in three books, and was written against Claudius of Turin. It was nearly finished at the time of the latter’s death (839), and then laid aside since Jonas fancied that the bold position of Claudius would scarcely be assumed by any one else. But when he found that the pupils and followers of Claudius were propagating the same opinions he took up his book again and finished it about 842. It had been begun at the request of Louis the Pious; but he having died in 840, Jonas dedicated the work to his son, Charles the Bald, in a letter in which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about its origin are stated. Jonas opposes Claudius with his own weapons of irony and satire, gives his portrait in no flattering colors and even ridicules his latinity. The first book defends the use of images (pictures), the invocation and worship of the saints, the doctrine of their intercession, and the veneration due to their relics, but asserts that the French do not worship images. The second book defends the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and the third pilgrimages to Rome.

  4.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lics of Saint Hubert.(377) Hubert, patron saint of hunters, died in 727 as first bishop of Liége, and was buried there in St. Peter’s church. In 744 he was moved to another portion of the church, but in 825 bishop Walcand of Liége removed his relics to the monastery of Andvin which he had reestablished, and it is this second translation which Jonas describes.

§ 167. Rabanus Maurus.

I. Rabanus Maur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VII.-CXII. His Carmina are in Dümmler’s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II. 159–258. Migne’s edition is a reprint, with additions, of that of Colvenerius, Cologne, 1617, but is not quite complete, for Dümmler gives new pieces, and others are known to exist in MS.

  1. The Prolegomena in Migne, CVII. col. 9–106, which contains the Vitae by Mabillon, Rudolf, Raban’s pupil, and by Trithemius. Johann Franz Buddeus: Dissertatio de vita ac doctrina Rabani Mauri Magnentii, Jena, 1724. Friedrich Heinrich Christian Schwarz: Commentatio de Rabano Mauro, primo Germaniae praeceptore (Program). Heidelberg, 1811. Johann Konrad Dahl: Leben und Schriften des Erzbischofs Rabanus Maurus. Fulda, 1828. Nicolas Bach: Hrabanus Maurus; der Schöpfer des deutschen Schulwesens (Program). Fulda, 1835. Friedrich Kunstmann: Hrabanus Magnentius Maurus. Mainz, 1841. Theodor Spengler: Leben des heiligen Rhabanus Maurus. Regensburg, 1856. Köhler: Hrabanus Maurus und die Schule zu Fulda (Dissertation). Leipzig, 1870. Richter: Babanus Maurus.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aedagogik im Mittelalter (Program). Malchin, 1883. Cf. E. F. J. Dronke: Codex dip Fuld. Cassel, 1850. J. Bass Mullinger: 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 London, 1877, pp. 188–157. J. F. Böhmer: Regesten zur Gesch. d. Mainzer Erzbischöfe, ed. C. Will. 1. Bd. a.d. 742–1160. Innsbruck, 1877.

  2. Du Pin, VII. 160–166. Ceillier, XII. 446–476.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151–203. Bähr, 415–447. Ebert, II. 120–145.

His Life.

Magnentius Hrabanus Maurus is the full name, as written by himself,(378) of one of the greatest scholars and teachers of the Carolingian age. He was born in Mainz(379) about 776. At the age of nine he was placed by his parents in the famous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Fulda, in the Grand-duchy of Hesse, which was then in a very flourishing condition under Baugolf (780–802). There he received a careful education both in sacred and secular learning, for Baugolf was himself a classical scholar. Raban took the monastic vows, and in 801 was ordained deacon. In 802 Baugolf died and was succeeded by Ratgar. The new abbot at first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his predecessor, and in order to keep up the reputation of the monastery for learning he sent the brightest of the inmates to Tours to receive the instruction of Alcuin, not only in theology but particularly in the liberal arts. Among them was Raban, who indeed had a great desire to go. The meeting of the able and experienced, though old, wearied and somewhat mechanical teacher, and the fresh, vigorous, insatiable student, was fraught with momentous consequences for Europe. Alcuin taught Raban far more than book knowledge; he fitted him to teach others, and so put him in the line of the great teachers—Isidore, Bede, Alcuin. Between Alcuin and Raban there sprang up a very warm friendship, but death removed the former in the same year in which Raban returned to Fulda (804), and so what would doubtless have been a most interesting correspondence was limited to a single interchange of letters.(380)

Raban was appointed principal of the monastery’s school. In his work he was at first assisted by Samuel, his fellow-pupil at Tours, but when the latter was elected bishop of Worms Raban carried on the school alone. The new abbot, Ratgar, quickly degenerated into a tyrant with an architectural mania. He begrudged the time spent in study and instruction. Accordingly he chose very effective measures to break up the school. He took the books away from the scholars and even from their principal, Raban Maur.(381) In 807 the monastery was visited with a malignant fever, and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monks, especially of the younger ones, died, and many left. Thus by death and defection the number was reduced from 400 to 150, but those who remained had to work all the harder. It was probably during this period of misrule and misery that Raban made his journey to Palestine, to which, however, he only once alludes.(382) On December 23, 814, he was ordained priest.(383)

In 817 Ratgar was deposed and Raban’s friend Eigil elected in his place.(384) With Eigil a better day dawned for the monastery. Raban was now unhampered in teaching and able once more to write. The school grew so large that it had to be divided. Those scholars who were designed for the secular life were taught in a separate place outside the monastery. The library was also much increased.

In 822 Eigil died and Raban was elected his successor. He proved a good leader in spiritual affairs. He took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onks, and frequently preached to them. H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priests. He compiled books for their especial benefit, and as far as possible taught in the school, particularly on Biblical topics.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under him was Canadidus, already mentioned as the biographer of Eigil.(385) His most famous pupils belong to this period: Servatus Lupus, Walahfrid Strabo (826–829) and Otfrid. He showed his passion for collecting relics, which he enshrined in a very costly way. He also built churches and extended the influence of Fulda by colonizing his monks in different places, adding six affiliated monasteries to the sixteen already existing.

In the spring of 842 Raban laid down his office and retired to the "cell" on the Petersberg, in the neighborhood of Fulda. There he thought he should be able to end his days in literary activity undisturbed by the cares of office. To this end he called in the aid of several assistants and so worked rapidly. But he was too valuable a man to be allowed to retire from active life. Accordingly on the death of Otgar, archbishop of Mainz (April 21, 847), he was unanimously elected by the chapter, the nobility and the people of Mainz his successor. He reluctantly consented, and was consecrated June 26, 847. In October of that year he held his first synod in the monastery of St. Alban’s, Mainz. It was a provincial council by command of Louis the German. Among the notables present were his suffragans, Samuel of Worms, his former fellow-teacher, Ebo of Hildesheim, Haymo of Halberstadt, his fellow-student under Alcuin, and also Ansgar of Hamburg, who had come to plead for the Northern mission. This synod renewed the command to the priests to preach. In this act Raban is recognized. On October 1, 848, a second synod was held at Mainz, which is memorable as the first in which the Gottschalk matter was discussed. Gottschalk had been a pupil at Fulda and his course had incurred the anger of Raban, who accordingly opposed him in the council.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synod decided adversely to Gottschalk and sent him for judgment to Hincmar. In the Annals of Fulda begun by Enhard (not to be confounded with Einhard), and continued by Rudolf, it is gratefully recorded that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in Germany in 850 Raban fed more than 300 persons daily in the village of Winzel.(386) In October, 851 or 852, Raban presided over a third synod at Mainz, which passed a number of reform canons; such as one forbidding the clergy to hunt, and another anathematizing a layman who withdrew from a priest who had been married, thinking it wrong to receive the eucharist from such a one.(387)

Raban died at Mainz Feb. 4, 456, and was buried in the monastery of St. Alban’s. He wrote his own epitaph which is modest yet just. In 1515 Cardinal Albert of Brandenburg removed his bones to Halle.

His Position And Influence.

Raban was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men in the ninth century for virtue, piety and scholarship. As pupil he was unremitting in his pursuit of learning; as teacher he was painstaking, inspiring and instructive; as abbot he strove to do his whole duty; as archbishop he zealously contended for the faith regardless of adversaries; according to his own motto, "When the cause is Christ’s, the opposition of the bad counts for naught." He bore his honors modestly, and was free from pride or envy. While willing to yield to proper demands and patient of criticism, he was inflexible and rigorous in maintaining a principle. He had the courage to oppose alone th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of 829 that a monk might leave his order. He denied the virtues of astrology and opposed trial by ordeal. He early declared himself a friend of Louis the Pious and plainly and earnestly rebuked the unfilial conduct of his sons. After the death of Louis he threw in his fortune with Lothair and the defeat of the latter at Fontenai, June 25, 841, was a personal affliction and may have hastened his resignation of the abbotship,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spring of the following year. The relations, however, between him and his new king, Louis the German, were friendly. Louis called him to his court and appointed him archbishop of Mainz.

Raban’s permanent fame rests upon his labors as teacher and educational writer. From these he has won the proud epithet, Primus Germaniae Praeceptor. The school at Fulda became famous for piety and erudition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the Frankish kingdom. Many noble youth,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lower classes, were educated there and afterwards became the bishops and pastors of the Church of Germany. No one was refused on the score of poverty. Fulda started the example, quickly followed in other monasteries, of diligent Bible study. And what is much more remarkable, Raban was the first one in Germany to conduct a monastic school in which many boys were trained for the secular life.(388) It is this latter action which entitles him to be called the founder of the German school system. The pupils of Raban were in demand elsewhere as teachers; and princes could not find a better school than his for their sons. One of the strongest proofs of its excellence is the fact that Einhard, himself a former pupil at Fulda, and now a great scholar and teacher, sent his son Wussin there, and in a letter still extant exhorts his son to make diligent use of his rare advantages, and above all to attend to what is said by that "great orator," Raban Maur.(389) Raban’s encyclopaedia, The Universe, attests his possession of universal learning and of the power to impart it to others. So, while Alcuin was his model, he enlarged upon his master’s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and in himself and his works set an example whose influence has never been lost.

His Writings.

Raban was a voluminous author. But like the other writers of his time, he made mostly compilations from the Fathers and the later ecclesiastics. He was quick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his day, and to answer questions of enquiring students. He betrays a profound acquaintance with the Holy Scripture. His works may be divided into seven classes.

I. Biblical. (1) Commentaries upon the whole Bible, except Ezra, Nehemiah, Job, Psalms, Ecclesiastes, Canticles, the Minor Prophets, Catholic Epistles and Revelation. He commented also on the Apocryphal books, Judith, Wisdom, Ecclesiasticus and Maccabees.(390) These commentaries were probably in part compiled by his pupils, under his direction. They preserved a knowledge both of the Bible and of the Fathers in an age when books were very scarce and libraries still rarer. A single fact very strikingly brings out this state of things. Frechulf, bishop of Lisieux, in urging Raban to comment on the Pentateuch, states that in his diocese there were very few books of any kind, not even a whole Bible, much less any complete exposition of it.(391) Raban thus gives his views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392) "If any one would master the Scriptures he must first of all diligently find out the amount of history, allegory, anagoge and trope there may be in the part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there are four senses to the Scriptures, the historical, the allegorical, the tropological and the anagogical, which we call the daughters of wisdom. Through these Wisdom feeds her children. To those who are young and beginning to learn she gives the milk of history; to those advancing in the faith the bread of allegory; those who are truly and constantly doing good so that they abound therein she satisfies with the savory repast of tropology; while, finally, those who despise earthly things and ardently desire the heavenly she fills to the full with the wine of anago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principles his commentaries’ except that of Matthew, the earliest issued (819), contain very little proper exegesis, but a great deal of mystical and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The labor in their composition must have been considerable, but he carried it on for twenty years. He did not always copy the exact language of his sources, but reproduced it in his own words. He was particular to state the place of his excerpts. Each successive commentary had a separate dedication. Thus, those on Judith and Esther were dedicated to the empress Judith, because, he says, she resembled the Hebrew heroines; that on Chronicles to Louis the Pious, her husband, as a guide in government; that on Maccabees to Louis the German; that on Jeremiah to Lothair.

  1. He also prepared a commentary in the same style upon the Biblical hymns sung in morning worship.(393)

  2. Scripture Allegories(394) a conveniently arranged dictionary, in alphabetical order of terms which were defined allegorically. Thus, "Annus is the time of grace, as in Isaiah [lxi. 2], ’the acceptable year of the Lord.’ Also, the multitude of the redeemed, as in Job iii. 6, ’let it not be joined unto the days of the year’ among the elect who are saved. Also the eternity of Christ, as in Psalm cii. 24, ’thy years are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because the eternity of God lasts forever. It also signifies our life, as in Psalm xc. 9, ’our years are thought upon as if a cobweb’ (Vulg.) i.e., our life rushes along in emptiness and corruption."(395)

  3. The life of Mary Magdalene and her sister Martha.(396) It includes the related sections of our Lord’s life and the legendary history of the sisters, and is in its way an interesting work. But he confounds Mary the sister of Lazarus with Mary of Magdala, and the latter again with the woman that was a sinner. Hence after declaring that Mary was a miracle of beauty he is obliged to touch upon her unchastity prior to her meeting with Christ.

  1. Educational. (1) The Institutes of the clergy.(397) This important work was written in 819 in answer to numerous requests. It is in three books, prefaced by a poetical epigram. The prose preface gives an outline of the work, and states its sources. The work is very largely directly compiled from Augustin’s De doctrina Christiana, Cassiodorus’ Institutiones, and Gregory’s Cura pastoralis. The first book of Raban’s Institutes relates to ecclesiastical orders, clerical vestments, the sacraments,(398) and the office of the mass. The second book relates to the canonical hours, the litany, fasting, alms, penance, the feasts, prayers for the dead, singing of psalms and hymns, reading of the Scriptures, the creed and gives a list of the heresies. The third book treats of the education requisite to make an efficient servant of the church. It is noteworthy that he lays primary stress upon a knowledge of the Scriptures,(399) and gives directions for their study and explanation. He then passes on to discuss the components of education as then conducted, i.e. the seven liberal arts, and closes with directions how to speak and teach with the best results. He properly remarks that the preacher should have regard to the age, sex, and failings of his audience. He is to come forth as God’s spokesman, and if he is truly a man of God he will be upheld by divine power. This is the proper spirit. Man is nothing. God is everything. "Let him who glorieth glory in Him in whose hand both we and our sermons are."(400)
  1. On Computation.(401) It was written in 820, and is in the form of a dialogue between a master and his disciple. Much of it was copied verbatim from Bede’s De temporum ratione, Isidore’s Etymologies, and Boëthius’ Arithmetic. But the resulting work marked an advance in instruction in the important matter of computing numbers, times and seasons.

  2. The Universe.(402) Isidore of Seville had already set the example of preparing an encyclopedia of universal knowledge, and Raban in his Universe merely reproduces Isidore’s Etymologies, with some difference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aterial, and with the addition of allegorical and spiritual matte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ames and words, together with many quotations of Scripture. The work was one of the early fruits of his learned leisure, being written about 844. It is in twenty-two books, the number in the Hieronymian canon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is dedicated to Haymo of Halberstadt, and to King Louis. It begins with the doctrine of God, and the first five books relate to religion and worship. The remaining books relate to secular things, ranging from man himself, considered as an animal, through the beasts to the starry heavens, time and the divisions of time, the waters on and under the earth, the clouds above it, and the earth itself. He then speaks of mountains and valleys and divers places; of public buildings and their parts; of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stones and metals, weights and measures, diseases and remedies, trees and plants, wars and triumphs, shows and games, pictures and colors, dress and ornaments, food and drink, vehicles and harness.

  3. Excerpt from Priscian’s Grammar,(403) an abridged edition of a standard grammar. It is almost entirely confined to prosody, but it served to introduce Priscian into schools.(404)

  4. The holy orders, divine sacraments and priestly garments.(405)

  5.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406) The last two treatises, made during the author’s archiepiscopate, are merely extracts from the Institutes, with slight alterations.

  6. The parts of the human body, in Latin and German.(407) This glossary, was drawn up by Walahfrid Strabo from Raban’s lectures. At the end are the months and the winds in Latin and German.(408)

  7. The invention of languages(409) [letters], a curious collection of alphabets—Hebrew, Greek, Latin, Scythian and Runic, with the names of the supposed inventors. The little tract also includes the commonest abbreviations and monograms.

  1. Occasional writings, i.e., upon current questions and in answer to questions. (1) The oblation of boys,(410) the famous treatise in which Raban argued against the position the Mainz Council of 829 had taken in allowing Gottschalk to leave his order. Gottschalk produced two arguments, the first that it was not right to compel a person to remain a monk just because his parents had in his infancy, or immature youth put him in a monastery. The second was that the oblation of a minor must be established by a properly qualified witness, and that in his case only Saxons could give such testimony, since, according to Saxon law, it was illegal to deprive a Saxon of his liberty on the testimony of a non-Saxon. Raban tries to refute him upon both points. He shows that both the Scriptures and the Fathers by precept and example allow of the consecration of children, and in relation to the second point he rejoins: As if the service of Christ deprived a man of his liberty and nobility!"(411) But the real objection to Gottschalk’s second argument was the latter’s assertion that Frankish testimony could not be received. This roused Raban’s patriotism and incited his eloquence. "Who does not know," he says, "that the Franks were Christians long before the Saxons? Yet the latter, contrary to all human and divine law, arrogate to themselves the right to reject Frankish testimony."(412) Having thus answered Gottschalk, he proves by the Bible his third argument, that a vow to God must not be broken. His final point is that monasticism is a divine institution. In this treatise he does not name Gottschalk, but the reference is unmistakeable. His whole conduct towards the unfortunate Gottschalk was intolerant.
  1. The reverence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and of subjects to their king.(413) This was addressed to Louis the Pious after his deposition and imprisonment in the year 833. By Biblical quotations he shows that God has commanded children to honor their parents and subjects their kings, and has put his curse upon those who do not. Then coming directly to the point he makes the application to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s, and calls the sons of Louis to obedience. He defends Louis against the charge of homicide in executing Bernard; and finally addressing the emperor he comforts him in his sorrow and counsels him to exercise clemency when he is restored to power. The whole treatise does great credit to Raban’s head and heart.

  2. On the degrees of relationship within which marriage is permissible.(414)

  3. Magic arts.(415) Raban was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superstitions of his time, for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tract, written in 842, he takes strong ground against necromancy in all its forms, of which he gives an interesting catalogue, and while explaining the appearance of ghosts, evil spirits and similar supposed existences on the ground of demoniac influence, he yet admit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enses may be deceived. Curiously enough, he cites in point the appearance of Samuel to Saul. He denies the reality of Samuel’s appearance and holds that Saul was deceived by the devil; for two reasons, (1) the real Samuel, the man of God, would not have permitted the worship which Saul paid to the supposed Samuel; (2) the real Samuel was in Abraham’s bosom; he would, therefore, not say to the impious king, "To-morrow thou shalt be with me."(416)

  4. A Response to certain Canonical Questions of the Suffragan Bishop Reginald.(417)

  5. Whether it is permissible for a suffragan bishop to ordain priests and deacons with the consent of his bishop.(418) He replies in the affirmative.

  1. Writings upon Penance. (1) Two Penitentials.(419) They give the decisions of councils respecting penance. (2) Canonical questions relating to penance.(420) (3) The virtues and vices and the satisfaction for sin.(421)

V. Miscellaneous. (1) Homilies.(422) There are two collections, the first seventy in number upon the principal feasts and on the virtues; the second, one hundred and sixty-three upon the Gospels and Epistles. The first collection must have been made earlier than 826, for it is dedicated to bishop Haistulf, who died in that year. The most of these homilies were doubtless actually delivered by Raban. The sermons of Leo the Great, Augustin, Alcuin and others have been liberally drawn on, and so the homilies are compilations in great measure, like the rest of his works. Yet a few are apparently original and have the greatest interest, inasmuch as they treat of the vices then current and so furnish a picture of the times.(423)

  1. Treatise on the Soul.(424) It is an extract with slight additions from Cassiodorus’ De Anima, as he acknowledges in his preface to king Lothair. To it are appended extracts from the De disciplina Romanae militiae of Flavius Vegetius Renatus. The reason given for this strange appendix is "the frequent incursions of the Barbarians." The treatise was perhaps the last product of Rabanus.(425)

  2. A martyrology.(426) The saints for the different days are noted, in most cases merely the name is given, in others there are short sketches. Its principal source is Jerome. It was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Ratleik, who stole the relics of SS. Marcellinus and Petrus for Einhard; and is prefaced by a short poem addressed to the abbot Grimold.

  3. The vision of God, purity of heart and mode of penance.(427) Three books dedicated to the abbot Bonosus (Hatto). The first is mostly extracted from Augustin’s De vivendo Deo;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from other old sources.

  4. The Passion of our Lord,(428) a brief and pious meditation upon our Lord’s sufferings.

  1. Letters. (1) A letter to Bishop Humbert upon lawful degre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ed persons.(429) (2) Seven miscellaneous letters.(430) Epist. i. to suffragan bishop Regimbald on discipline. Epist. iii. to Eigil against Radbertus’s view of the Lord’s Supper. Epist. iv. v. vi. to Hincmar, Notingus and Count Eberhard upon predestination. Epist. vii. to Louis the German; the acts of the Mainz council of 848. Epist. viii. on Gottschalk, a synodical letter to Hincmar.

  2. Poems. Raban was no poetic genius; yet he had carefully studied prosody and he was able to write verses to his friends and for different occasions.(431) He also wrote some epitaphs, including his own. His most extraordinary production is a long poem, "The praise of the Cross." This was begun at the suggestion of Alcuin in Tours, but not completed until 815. It is a monument of misdirected skill and patience. He presents twenty-eight drawings by his friend Hatto. Some are geometrical, others are of persons or objects. The page on which is the drawing is filled in by a stanza of the poem, the letters of which are regularly spaced and some are purposely arranged in prominent and peculiar positions so that they catch the eye and form other words. Each stanza is followed by an explanatory section in prose, and the second book is a prose treatise upon the subject. The whole is prefaced by three poems; the first pleads for the intercession of Alcuin, the second is the dedication to the Pope, and the third, "The figure Of Caesar" is the dedication to Louis the Pious. Alcuin had written a poem, "On the Holy Cross," upon a somewhat similar plan. So that the suggestion may have come from him, but the idea may be traced to Fortunatus. This poem of Raban Maur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Middle Age and was considered a marvel of ingenuity.

The hymns of Raban are few in number, for although many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him his right to most of them is very doubtful.

§ 168. Haymo.

I. Haymo, Halberstatensis episcopus: Opera, in Migne, Tom. CXVI.-CXVIII.

  1. Paul Anton: De vita et doctrina Haymonis, Halle, 1700, 2d ed. 1705; C. G. Derling: Comm. Hist. de Haymone, Helmstädt, 1747. Ceillier XII. 434–439.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111–126. Bähr, 408–413.

Haymo (Haimo, Aymo, Aimo) was a Saxon, and was probably born about 778. He took monastic vows at Fulda, was sent by, his abbot (Ratgar) with his intimate friend Rabanus Maurus in 803 to Tours to study under Alcuin; on his return he taught at Fulda until in 839 he was chosen abbot of Hirschfeld. In 841 he was consecrated bishop of Halberstadt. In 848 he sat in the Council of Mayence which condemned Gottschalk. He founded at considerable expense the cathedral library of Halberstadt, which unfortunately was burnt in 1179. He died March 27, 853. He was an excellent scholar. As an exegete he was simple and clear, but rather too verbal.

His writings are voluminous, and were first published by the Roman Catholics in the Reformation period (1519–36). They teach a freer and less prejudiced Catholic theology than the Tridentine. Thus he denies that Peter founded the Roman church, that the pope has universal supremacy, and rejects the Paschasian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His works consist principally of (1) Commentaries.(432) He wrote or compiled upon the Psalms, certain songs in the Old Testament, Isaiah, the Minor Prophets, Canticles, Pauline Epistles and the Apocalypse.

Besides these commentaries, (2) Homilies,(433) upon the festivals of the church year and (3) Miscellanies,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434) which is an extract from his commentary on 1st Cor., "Epitome of sacred history,"(435) substantially though not entirely an extract from Rufinus’ Latin translation of Eusebiu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and an ascetic piece in three books, "The love for the heavenly country."(436)

§ 169. Walahfrid Strabo.

I. Walafridus Strabus, Fuldensis monachus: Opera, in Migne, Tom. CXIII.-CXIV. His Carmina have been edited in a very thorough manner by Ernst Dümmler: Poetae Latini aevi Carolini. Tom. II. (Berlin, 1884), pp. 259–473.

  1. For his life see the Preface of Dümmler and Ebert, II. 145–166. Cf. also for his works besides Ebert, Ceillier, XII. 410–417;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59–76; Bähr, pp. 100–105, 398–401.

Walahfrid, poet and commentator, theologian and teacher, was born of obscure parentage in Alemannia about 809, and educated in the Benedictine abbey school of Reichenau on the island in Lake Constance. His cognomen Strabus or, generally, Strabo was given to him because he squinted, but was by himself assumed as his name.(437) From 826 to 829 he studied at Fulda under Rabanus Maurus. There he formed a friendship with Gottschalk, and there he appears to have lived all alone in a cell, the better perhaps to study.(438) On leaving Fulda he went to Aix la Chapelle, and was befriended by Hilduin, the lord chancellor, who introduced him to the emperor Louis the Pious. The latter was much pleased with him and appreciating his scholarship made him tutor to his son Charles. The empress Judith was also particularly friendly to him. In 838 Louis the Pious appointed him abbot of Reichenau, but two years later Louis the German drove him from his post and he went to Spires, where he lived until 842, when the same Louis restored him to his abbotship, probably at the solicitation of Grimald, his chancellor.(439) In 849 he went over to France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from Louis the German to Charles the Bald, but died on August 18th of that year while crossing the Loire, and was buried at Reichenau.(440)

Walahfrid was a very amiable, genial and witty man, possessed remarkable attainments in both ecclesiastical 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was moreover a poet with a dash of genius, and in this latter respect is a contrast to the merely mechanical versifiers of the period. He began writing poetry while a mere boy, and in the course of his comparatively brief life produced many poems, several of them of considerable length.

His Writings embrace

  1. Expository Works. 1. Glosses,(441) i.e., brief notes upon the entire Latin Bible, including the Apocrypha; a very meritorious compilation, made especially from Augustin, Gregory the Great, Isidore of Seville, and Bede, with very many original remarks. This work was for five hundred years honored by the widest use in the West. Peter Lombard quotes it as "the authority" without further designation; and by many its notes have been given equal weight with the Bible text they accompany. It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printed works, notwithstanding its extent.(442) 2. Exposition of the first twenty Psalms,(443) rather allegorical than really explanatory. 3. Epitome of Rabanus Maurus’ Commentary on Leviticus.(444) This work is an indication of Walahfrid’s reverence for his great teacher. 4. Exposition of the Four Evangelists.(445) It was formerly printed among the works of Jerome. The notes are brief and designed to bring out the "inner sense." 5. The beginnings and growth of the divine offices.(446) This valuable and original work upon the archeology of the liturgy was written about 840 at the request of Reginbert, the learned librarian of the abbey of Reichenau, who desired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upon the origin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liturgy. The supplementary character of the work explains its lack of system. Walahfrid treats in disconnected chapters of temples and altars; bells; the derivation of several words for holy places; the use of "pictures," as ornaments and aids to devotion, but not as objects of worship; the things fitting divine worship; "the sacrifices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is chap., No. XVI., he dissents from the transubstantiation theory of Radbertus, saying, Christ "after the Paschal supper gave to his disciples the sacrament of his body and blood in the substance of the bread and wine and taught them to celebrate [the sacrament] in memory of his passion"(447)); then follow a number of chapters upon the Eucharist; sacred vestments; canonical hours and hymns; baptisms; titles, &c. The work closes with a comparison of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dignities.
  1. A Homily on the Fall of Jerusalem.(448) Walahfrid gives Josephus’ account of the fall of the city and then proceeds to the spiritual application of our Lord’s prophetic discourse (Matt. xxiv.).

  2. Biographies. 1. Life of the Abbot St. Gall,(449) the apostle of Switzerland (d. 645 or 646). It is not original, but a rewriting of the life by Wettin, Walahfrid’s honored teacher at Reichenau. Walahfrid reproduced the same in verse.(450) 2. Life of St. Othmar, abbot of St. Gall,(451) similarly reproduced. 3. The prologue to his edition of Einhard’s Life of Charlemagne, which gives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Einhard.(452)

  3. Poetry. 1. The Vision of Wettin.(453) This is the oldest of his poems, dating according to his own assertion from his eighteenth year(454) (i.e., c. 826). It is not original, but a versification, with additions, of the prose work of Heito. The ultimate source is Wettin himself, who relates what he saw (October 824) on his journey, under angelic guidance, to Hell, Purgatory, and Paradise. The fact that Wettin was very sick at the time explains the occasion of the vision and his reading its contents, but the poem is interesting not only in itself, but as a precursor of Dante’s Divine Comedy.(455) 2. The Life and Death of St. Mammes,(456) an ascetic from childhood, who preached to the wild sheep gathered by a strange impulse in a little chapel. This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 attracted adverse notice from the authorities. Mammes was accused of witchcraft and, on refusing to sacrifice to the gods, also of atheism. His enemies vainly attempted to kill him by fire, by wild beasts, and by stoning. Finally he was peacefully called from life by the voice of God. 3. The Life and Death of St. Blaithmaic, abbot of Hy and martyr.(457) It relates how an Irish crown prince embraced an ascetic life in childhood and attained a martyr’s crown on the island of Hy. 4. Garden-culture,(458) a curious poem upon the plants in the convent garden. 5. On the Image of Tetricus(459) (Dietrich), an ingenious poem in laudation of Louis the Pious and his family.(460) 6. Miscellaneous Poems,(461) including epistles, epigrams, inscriptions and hymns.

§ 170. Florus Magister, of Lyons.

I. Florus, diaconus Lugdunensi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XIX. ol. 9–424. His poems are given by Dümmler: Poet. Lat. aev. Carolini, II. (Berlin, 1884), pp. 507–566.

  1. Bach: Dogm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Wien, 1873–1875, 2 Abth. I. 240.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213–240. Ceillier, XII. 478–493. Bähr, 108, 109; 447–453. Ebert, II. 268–272.

Florus was probably born in the closing year of the eighth century and lived in Lyons during the reigns of Louis the Pious, Charles the Bald and Louis II. He was head of the cathedral school, on which account he is commonly called Florus Magister. He was also a deacon or sub-deacon. He enjoyed a wide reputation for learning, virtue and ability. He stood in confidential relations with his bishop, Agobard, and with som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en of his time. His library was a subject of remark and wonder for its large size.(462)

Like every other scholar under Charles the Bald, he made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Eucharistic and Predestination controversies. In the former he took the side of Rabanus Maurus and Ratramnus against the transubstantiation theory of Paschasius Radbertus; in the latter he opposed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without, however, going entirely over to the side of Gottschalk. He sat in the council of Quiercy (849), the first one called by Hincmar in the case of Gottschalk. He died about 860.

His complete works are:

  1. A patristic cento on the election of Bishops,(463) written in 834, to show that in primitive Christian times the bishops were always chosen by the free vote of the congregation and the clergy. Therefore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king in such elections, which was one of the growing evils of the time, was unwarranted by tradition and only defensible on the plea of necessity to preserve the un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2. An Exposition of the Mass,(464) compiled, according to his own express statement, for the most part, from Cyprian, Ambrose, Augustin, and other Fathers.

  3. A Treatise against Amalarius,(465) in which he supports Agobard against Amalarius, who had explained the liturgy in a mystical and allegorical manner.(466)

  4. A Martyrology,(467) a continuation of Bede’s.

  5. Sermon on Predestination.(468)

  6. A treatise against Scotus Erigena’s errors,(469) written in 852 in the name of the church of Lyons. He calls attention to Erigena’s rationalistic treatment of the Scriptures and the Fathers; rejects the definition of evil as negation; insists that faith in Christ and an inner revelation are necessary to a right understanding of the Scriptures. It is noticeable that while he censures Erigena for his abuse of secular science, he claims that it has its proper use.(470)

  7. St. Augustin’s Exposition of the Pauline Epistles,(471) long attributed to Bede.

  8. Capitulary collected from the Law and the Canons.(472)

  9. Miscellaneous Poems,(473) which prove him to have had a spark of true poetic genius.(474)

  10. There is also extant a letter which he wrote to the empress Judith.(475)

§ 171. Servatus Lupus.

I. Beatus Servatus Lupus: Opera, in Migne, Tom. CXIX. col. 423–694 (a reprint of the edition of Baluze. Paris, 1664, 2d ed. 1710). The Homilies and hymns given by Migne (col. 693–700) are spurious.

  1. Notitia historica et bibliographica in Servatum Lupum by Baluze, in Migne, l.c. col. 423–6. Nicolas: Étude sur les lettres de Servai Loup, Clermont Ferrant, 1861; Franz Sprotte: Biographie des Abtes Servatus Lupus von Ferrières, Regensburg, 1880. Du Pin, VII. 169–73. Ceillier, XII. 500–514.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255–272. Bähr, 456–461. Ebert, II. 203–209. J. Bass Mullinger: 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 London, 1877, pp. 158–170. For Lupus’ part in the different councils he attended, see Hefele: Conciliengeschichte, IV. passim.

Lupus, surnamed Servatus,(476) was descended from a prominent family. He was born in Sens (70 miles S. E. of Paris) in the year 805 and educated in the neighboring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SS. Mary and Peter anciently called Bethlehem, at Ferrières, then under abbot Aldrich, who in 829 became archbishop of Sens, and died early in 836. He took monastic vows, was ordained a deacon and then taught in the convent-school until in 830 on advice of Aldrich he went to Fulda. Einhard, whose life of Charlemagne had already deeply impressed him,(477) was then abbot of Seligenstadt, only a few miles away, but his son Wussin was being educated at Fulda, and it was on a visit that he made to see his son that Lupus first met him. With him and with the abbot of Fulda, the famous Rabanus Maurus, he entered into friendship. It was he who incited Rabanus to make his great compil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aul;(478) and to him Einhard dedicated his now lost treatise De adoranda cruce.(479) He pursued his studies at Fulda and also gave instruction until the spring of 836, when he returned to Ferrières.(480) He then took priest’s orders and taught grammar and rhetoric in the abbey school. In 837 he was presented at the court of Louis the Pious, and by special request of the empress Judith appeared the next year (Sept. 22, 838).(481) The favor showed him led him naturally to expect speedy preferment, but he was doomed to disappointment. In the winter of 838 and 839 he accompanied Odo, who had succeeded Aldrich, to Frankfort,(482) where the emperor Louis spent January and February, 839. Louis died in 840 and was succeeded by Charles the Bald. In 842 Charles deposed Odo because of his connection with Lothair, and by request of the emperor the monks elected Lupus their abbot, Nov. 22, 842,(483) and the emperor confirmed the election. It was with difficulty that Odo was removed. The year 844 was an eventful one with Lupus. The monks of Ferrières were bound yearly to supply money and military service to Charles, and Lupus had to take the field in person.(484) In this year he went against the rebellious Aquitanians. On June 14th he was taken prisoner by them in the battle of Angoulême, but released after a few days by intervention of Turpio, count of Angoulême, and on July 3d he was back again in Ferrières. Later on he was sent by Charles, with Prudentius, bishop of Troyes, to visit the monasteries of Burgundy,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year he sat in the council of Verneuil, and drew up the canons.(485) Can. XII.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king’s seizure on ecclesiastical property. His own special grievance was that Charles had rewarded the fidelity of a certain Count Odulf by allowing him the revenues of the cell or monastery of St. Judocus on the coast of Picardy (St. Josse sur mer), which had belonged to Alcuin, but was given to Ferrières by Louis the Pious, and the loss of which greatly crippled his already expensive monastery.(486) It was not, however, until 849 that the cell was restored. This is the more strange because Charles had a high regard for his learning and diplomatic skill, as is shown by his employment of Lupus in delicate public business. Thus in 847 Lupus sat in the peace congress at Utrecht between Lothair, Louis and Charles the Bald. In midsummer 849 Charles sent him to Leo IV. at Rome concerning the ecclesiastical encroachments of the Breton Duke Nominoi. In the spring of 853 he sat in the council of Soissons and took Hincmar’s side regarding the deposition of those priests whom Ebo had ordained, after his own deposition in 835. In the same year he attended the convocation of the diocese of Sens and there sided with Prudentius against Hincmar’s deliverances in the Gottschalk controversy. It is supposed that he was also at the council of Quiercy, 857, because his Admonitio(487) is written in the spirit of the deliberations of that council respecting the troubles of the times. In 858 he was sent on diplomatic business to Louis the German. But in the same year he was forced by the exigencies of the times to deposit the abbey’s valuables with the monks of St. Germain Auxerrois for safe keeping. In 861 Foleric of Troyes offered protection to his monastery. In 862 he was at Pistes, and drew up the sentence of the Council against Robert, archbishop of Mans. As after this date all trace of Lupus is lost, his death during that year is probable,

Servatus Lupus was one of the great scholars of the ninth century. But he gained knowledge under great difficulties, for the stress of circumstances drove him out of the seclusion he loved, and forced him to appear as a soldier, although he knew not how to fight, to write begging letters instead of pursuing his studies, and even to suffer imprisonment. Yet the love of learning which manifested itself in his childhood and increased with his years, notwithstanding the poor educational arrangements at Ferrières,(488) became at length a master passion and dominated his thoughts.(489) It mattered not how pressing was the business in hand, he would not let business drive study out of his mind. He set before him the costly and laborious project of collecting a library of the Latin classics, and applied to all who could assist him, even to the pope (Benedict III.). He was thankful for the loan of codices, so that by comparison he might make a good text. He was constantly at work upon the classics and gives abundant evidence of the culture which such study produces, in his "uncommon skill in the lucid exposition of a subject."(490)

His Works are very few. Perhaps the horrible confusion of the period hindered authorship, or like many another scholar he may have shrunk from the labor and the after criticism. In his collected works the first place is occupied by his

  1. Letters,(491) one hundred and thirty in number. They prove the high position he occupied, for his correspondents are the greatest ecclesiastics of his day, such as Raban Maur, Hincmar of Rheims, Einhard, Radbert, Ratramn and Gottschalk. His letters are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ive.(492)

  2. The Canons of Verneuil, 844.(493) See above.

  3. The Three Questions, in 852.(494) They relate to free will, the two-fold predestination, and whether Christ died for all men or only for the elect. It wa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Gottschalk controversy in answer to Charles the Bald’s request. In general he sides with Gottschalk, or rather follows Augustin. In tone and style the book is excellent.

  4. Life of St. Maximinus, bishop of Treves.(495) It is in fifteen chapters and was written in 839. It is only a working over of an older Vita, and the connection of Lupus with it is questionable.(496)

  5. Life of St. Wigbert, in thirty chapters, written in 836 at the request of Bun, abbot of Hersfeld.(497) It tells the interesting story of how Wigbert came from England to Germany at the request of Boniface, how he became abbot of Fritzlar, where he died in 747, how he wrought miracles and how miracles attended the removal of his relics to Hersfeld and were performed at his tomb.

§ 172. Druthmar.

I. Christianus Druthmar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VI. col. 1259–1520.

  1. Ceillier, XII. 419–423.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84–90. Bähr, 401–403.

Christian Druthmar was born in Aquitania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ninth century.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he became a monk of 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old Corbie.(498) About 850 he was called thence to the abbey of Stavelot-Malmédy, in the diocese of Liège, to teach the Bible to the monks.(499)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he died there or returned to Corbie.

He was a very superior scholar for his age, well versed in Greek and with some knowledge of Hebrew. Hence his epithet, the "Grammarian" (i.e. Philologist). His fame rests upon his Commentary on Matthew’s Gospel,(500) a work distinguished for its clearness of statement, and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for its insistence upon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the historic sense, as the foundation of interpretation.(501) To such a man the views of Paschasius Radbertus upon the Lord’s Supper could have no attraction. Yet an attempt has been persistently made to show that in his comments upon Matt. 26:26–28, he teaches transubstantiation. Curiously enough, his exact language upon this interesting point cannot be now determined beyond peradventure, because every copy of the first printed edition prepared by Wimphelin de Schelestadt, Strassburg 1514, has perished, and in the MS. in possession of the Cordelier Fathers at Lyons the critical passage reads differently from that in the second edition, by the Lutheran, Johannes Secerius, Hagenau 1530. In the Secerius text, now printed in the Lyons edition of the Fathers, and in Migne, the words are, 26:26, "Hoc est corpus meum. Id est, in sacramento" ("This is my body. That is, in the sacrament," or the sacramental sign as distinct from the res sacramenti, or the substance represented). Matt. 26:28, Transferens spiritaliter corpus in panem, vinum in sanguinem ("Transferring spiritually body into bread, wine into blood").(502) In the MS. the first passage reads: "Id est, vere in sacramento subsistens" ("That is, truly subsisting in the sacrament"); and in the second the word "spiritaliter "is omitted. The Roman Catholics now generally admit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rinted text, and that the MS. has been tampered with, but insist that Druthmar is not opposed to the Catholic doctrine on the Eucharist.

The brief expositions of Luke and John(503) are probably mere notes of Druthmar’s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ose books, and not the works he promises in his preface to Matthew.(504)

§ 173. St. Paschasius Radbertus.

I. Sanctus Paschasius Radbert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XX.

  1. Besides the Prolegomena in Migne, see Melchior Hausher: Der heilige Paschasius Radbertus. Mainz 1862. Carl Rodenberg: Die Vita Walae als historische Quelle (Inaugural Dissertation). Göttingen 1877. Du Pin, VII. 69–73, 81. Ceillier, XII. 528–549.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287–314. Bähr, 233, 234, 462–471. Ebert, II. 230–244.

Radbertus, surnamed Paschasius,(505) the famous promulgator of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was born of poor and unknown parents, about 790, in or near the city of Soissons in France. His mother died while he was a very little child, and as he was himself very sick he was "exposed" in the church of Soissons. The nuns of the Benedictine abbey of Our Lady in that place had compassion upon him and nursed him back to health.(506) His education was conducted by the adjoining Benedictine monks of St. Peter, and he received the tonsure, yet for a time he led a secular life. His thirst for knowledge and his pious nature, however, induced him to take up again with the restraints of monasticism, and he entered (c. 812) 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 at Corbie, in Picardy, then under abbot Adalhard. There he applied himself diligently to study and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onastic virtues, and so successfully that he soon won an enviable reputation for ascetic piety and learning. He was well rea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particularly familiar with Virgil, Horace and Terence, and equally well read in the Fathers. He knew Greek and perhaps a little Hebrew. His qualifications for the post of teacher of the monastery’s school were, therefore, for that day unusual, and he brought the school up to a high grade of proficiency. Among his famous pupils were Adalhard the Younger, St. Ansgar, Odo, bishop of Beauvais, and Warinus, abbot of New Corbie. He preached regularly and with great acceptance and was strict in the observance by himself and others, of the Benedictine rule.

In the year 822 he accompanied his abbot, Adalhard, and the abbot’s brother and successor, Wala, to Corbie in Saxony,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re the monastery which is generally known as New Corbie. In 826 Adalbard died, and Wala was elected his successor. With this election Radbertus probably had much to do; at all events, he was deputed by the community to secure from Louis the Pious the confirmation of their choice. This meeting with the emperor led to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m, and Louis on several occasions showed his appreciation of Radbertus. Thus in 831 he sent him to Saxony to consult with Ansgar about the latter’s northern mission, and several times asked his advice. Louis took the liveliest interest in Radbertus’s eucharistic views, and asked his ecclesiastics for their opinion.

In 844 Radbertus was elected abbot of his monastery. He was then, and always remained, a simple monk, for in his humility, and probably also because of his view of the Lord’s Supper, he refused to be ordained a priest. His name first appears as abbot in the Council of Paris, Feb. 14, 846. He was then able to carry through a measure which gave his monastery freedom to choose its abbot and to govern its own property.(507) These extra privileges are proofs that the favor shown toward him by Louis was continued by his sons. Radbertus was also present in the Council of Quiercy in 849, and joined in the condemnation of Gottschalk. Two years later (851) he resigned his abbotship. He had been reluctant to take the position, and had found it by no means pleasant. Its duties were so multiform and onerous that he had little or no time for study; besides, his strict discipline made his monks restive. But perhaps a principal reason for retiring was the fact that one of his monks, Ratramnus, had ventured to criticize, publicly and severely, his position upon the Eucharist; thus stirring up opposition to him in his own monastery.

Immediately upon his resignation, Radbertus went to the neighboring abbey of St. Riquier, but shortly returned to Corbie, and took the position of monk under the new abbot. His last days were probably his pleasantest.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undisturbed study of his favorite books and to his beloved literary labors. On April 26, 865,(508) he breathed his last. He was buried in the Chapel of St. John.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miracles began to be wrought at his tomb. Accordingly he was canonized in 1073, and on July 12th of that year his remains were removed with great pomp to St. Peter’s Church at Corbie.

The fame of Paschasius Radbertus rests upon his treatise on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509) which appeared in 831, and in an improved form in 844. His arguments in it and in the Epistle to Frudegard(510) on the same subject have already been handled at length in this volume.(511) His treatise on The birth by the Virgin,(512) i.e. whether Christ was born in the ordinary manner or not, has also been sufficiently noticed.(513)

Besides these Radbertus wrote, 1. An Exposition of the Gospel of Matthew.(514) He explained this Gospel in his sermons to the monks. At their request, he began to write out his lectures, and completed four of the twelve books before his election as abbot, but was then compelled to lay the work aside. The monks at St. Riquier’s requested its continuance, and it finally was finished. The special prefaces to each book are worth attentive reading for thei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commentary, and for the views they present upon Biblical study in general. As the prologue states, the principal sources are Jerome, Ambrose, Augustin, Chrysostom, Gregory the Great, and Bede.(515) Of these, Jerome was most used. His excerpts are not always literal. He frequently alters and expands the expressions.(516) Radbertus was particular to mark on the margin of his pages the names of the authors drawn upon, but in transcribing his marks have been obliterated. His interpretation is rather more literal than was customary, in his day, and he enlivens his pages with allusions to passing events, dwelling especially upon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 the wickedness of the clergy and monks, the abuses of the confessional, and the errors of the Adoptionists, Claudius of Turin and of Scotus Erigena. He also frequently quotes classic authors.(517)

  1. An Exposition of Psalm XLIV(518) It was written for the nuns of Soissons, to whom he owed his life, and the dedication to them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first of its four books. It is allegorical and very diffuse, but edifying.

  2. An Exposition of the Lamentations of Jeremiah.(519) This was the fruit of his old age, and once more, as in his early manhood, he deplored the vices, both lay and clerical, which disgraced his times. His allusion to the Norman incursion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Paris,(520) which took place in 857, proves that he must have written the work after that date. In his prologue, Radbertus states that he had never read a commentary on Lamentations written by a Latin author. Hence his information must have been derived from Greek sources, and he was unacquainted with the similar work by Rabanus Maurus. He distinguished a triple sense, a literal, spiritual, and a moral, and paid especial regard to types and prophecies, as he considered that there were prophecies in Lamentations which referred to his own day.

  3. Faith, Hope and Love.(521) This work is preceded by an acrostic poem, the first letters of each line forming the name "Radbertus Levita." Each of the three books is devoted to one of the Christian virtues. Radbertus wrote the treatise at the request of abbot Wala,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younger monks. The book on faith is remarkable for its statement that faith precedes knowledge, thus antedating the scholastics in their assertion, which is most pregnantly put in the famous expression of Anselm, Credo ut intelligam.(522) The third book, On Love, is much later than the others on account of the author’s distractions.

  4. Life of Adalhard,(523) the first abbot of New Corbie. It is a panegyric rather than a strict biography, but contains much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information respecting the abbo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German monastery of Corbie. The model for the work is the funeral oration of Ambrose upon Valentinian II. Its date is 826, the year of Adalhard’s death. It contains much edifying matter.

  5. Life of Wala,(524) the brother of Adalhard at Old Corbie, and his successor. It is in the peculiar form of conversations. In the first book the interlocutors are Paschasius, as he calls himself, and four fellow Corbie monks—Adeodatus, Severus, Chremes, Allabicus; and in the second, Paschasius, Adeotatus and Theophrastus. These names are, like Asenius, as he calls Wala, manifestly pseudonyms. He borrowed the idea of such a dialogue from Sulpicius Severus, who used it in his life of St. Martin of Tours. The date of the book is 836, the year of Wala’s death.

  6. The Passion of Rufinus and Valerius,(525) who were martyrs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t or near Soissons, in the year 287. In this work he uses old materials, but weakens the interest of his subject by his frequent digressions and long paraphrases.

§ 174. Patramnus.

I. Ratramnus, Corbeiensis monach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XXI. The treatise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was first published by Johannes Praël under the title Bertrami presbyteri ad Carolum Magnum imperatorum, Cologne, 1532. It was translated into German, Zürich 1532, and has repeatedly appear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The Book of Bertram the Priest, London 1549, 1582, 1623, 1686, 1688 (the last two editions are by Hopkins and give the Latin text also), 1832; and Baltimore., U. S. A., 1843. The best edi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is by Jacques Boileau, Paris, 1712, reprinted with all the explanatory matter in Migne.

  1. For discussion and criticism see the modern works, Du Pin, VII. passim; Ceillier, XII. 555–568.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332–351. Bähr, 471–479. Ebert, II. 244–247. Joseph Bach: Dogm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Wien, 1873–75, 2 parts (I. 193 sqq.); Joseph Schwane: Dogmengeschichte der mittleren Zeit, Freiburg in Br., 1882 (pp. 631 sqq.) Also Neander, III. 482, 497–501, 567–68.

Of Ratramnus(526) very little is known. He was a monk of the monastery of Corbie, in Picardy, which he had entered at some time prior to 835, and was famed for his learning and ability. Charles the Bald frequently appealed to his judgment, and the archbishop of Rheims gave over to him the defense of the Roman Church against Photius. He participated in the great controversies upon Predestination and the Eucharist. He was an Augustinian, but like his fellows he gathered his arguments from all the patristic writers. In his works he shows independence and ingenuity. One of his peculiarities is, that like Bishop Butler in the Analogy, he does not name those whom he opposes or defends. He was living in 868; how long thereafter is unknown.

He was not a prolific author. Only six treatises have come down to us.

  1. A letter upon the cynocephali.(527) It is a very curious piece, addressed to the presbyter Rimbert who had answered his queries in regard to the cynocephali, and had asked in return for an opinion respecting their position in the scale of being. Ratramnus replied that from what he knew about them he considered them degenerated descendants of Adam, although the Church generally classed them with beasts. They may even receive baptism by being rained upon.(528)

  2. How Christ was born.(529) In this treatise Ratramnus refutes the theory of some Germans that Christ issued from the body of the Virgin Mary in some abnormal way.(530) He maintains on the contrary, that the birth was one of the ordinary kind, except that his mother was before it, during it, and after it a Virgin(531) because her womb, was closed. He compares Christ’s birth to his issuing from the sealed tomb and going through closed doors.(532) The book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reply to the De partu virginis of Radbertus, but there is good reason to consider it independent of and even earlier than the latter.(533)

  3. The soul (De anima). It exists in MS. in several English libraries, but has never been printed. It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view of Macarius (or Marianus) Scotus, derived from a misinterpreted sentence of Augustin that the whole human race had only one soul. The opinion was condemned by the Lateran council under Leo X. (1512–17).

  4. Divine predestination.(534) It was written about 849 at the request of Charles the Bald, who sought Ratramnus’ opinion in the Gottschalk controversy. Ratramnus defended Gottschalk, although he does not mention his name, maintaining likewise a two-fold predestination, regardless of the fact that the synods of Mayence (848) and of Quiercy (849) had condemned it, and Gottschalk had been cruelly persecuted by Hincmar of Rheims. In the first book Ratramnus maintains the predestination of the good to salvation by an appeal to the patristic Scriptural qu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upon this point, particularly those of Augustin. In the second book he follows the same method to prove that God has predestinated the bad to eternal damnation. But this is not a predestination to sin. Rather God foresees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in and therefore withholds his help, so that they are lost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own sins.

  5. Four books upon the Greeks’ indictment of the Roman Church.(535) Like the former work, it was written by request. In 967 Photius addressed a circular letter to the Eastern bishops in which he charged the Roman Church with certain errors in faith and practice: e.g.,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the celibacy of the clergy, the Sabbath and Lent fasts. Nicholas I. called upon his bishops to refute this charge. Hincmar of Rheims commissioned Odo of Beauvais to write an apologetic treatise, but his work not proving satisfactory he next asked Ratramnus. The work thus produced is very famous. The first three books are taken up with the doctrine of the Holy Spirit; but in the fourth he branches out upon a general defense of the ecclesiastical practices of the Latin Church. He does this in an admirable, liberal and Christian spirit.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fourth book he mildly rebukes the Greeks for prescribing their peculiar customs to others, because the difference in such things is no hindrance 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 which Paul enjoins in 1 Cor. i. 10. This unity he finds in the faith in the Trinity, the birth of Christ from a Virgin, his sufferings, resurrection, ascension, session at God’s right hand, return to judgment, and in the baptism into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536) In the fir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book he proves this proposition by a review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Early Church. He then passes on to defend the Roman customs.(537)

  6. The Body and Blood of the Lord.(538)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writing of Ratramnus. It is a reply to Paschasius Radbert’s book with the same title.(539) It is dedicated to Charles the Bald who had requested (in 944) his opinion in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y. Without naming Radbert, who was his own abbot, he proceeds to investigate the latter’s doctrines. The whole controversy has been fully stated in another section.(540)

The book has had a strange fate. It failed to turn the tide setting so strongly in favor of the views of Radbertus, and was in the Middle Age almost forgotten. Later it was believed to be the product of Scotus Erigena and as such condemned to be burnt by the council of Vercelli (1050). The first person to use it in print was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 who in writing against Oecolampadius quotes from it as good Catholic authority.(541) This called the attention of the Zwinglian party to it and they quickly turned the weapon thus furnished against the Catholics. In the same year in which it was published at Cologne (1532), Leo Judae made a German translation of it (Zürich, 1532) which was used by the Zürich ministers in proof that the Zwinglian doctrine of the Lord’s Supper was no novelty.(542) But the fact that it had such a cordial reception by the Reformed theologians made it suspicious in Catholic eyes. The Council of Trent pronounced it a Protestant forgery, and in 1559 it was put upon the Index. The foremost Catholic theologians such as Bellarmin and Allan agreed with the Council. A little later (1571) the theologians of Louvain (or Douay) came to the defense of the book. In 1655 Sainte Beuve formally defended its orthodoxy. Finally Jacques Boileau (Paris, 1712) set all doubt at rest, and the book is now accepted as a genuine production of Ratramnus.

It remains but to add that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perspicuity and judgment Ratramnus had remarkable critical power. The latter was most conspicuously displayed in his exposure of the fraudulent character of the Apocryphal tale, De nativitate Virginis, and of the homily of Pseudo-Jerome, De assumptione Virginis, both of which Hincmar of Rheims had copied and sumptuously bound.

§ 175. Hincmar of Rheims.

I. Hincmarus, Rhemensis archiepiscop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XXV.-CXXVI., col. 648. First collected edition by Sirmond. Paris, 1645.

  1. Prolegomena in Migne, CXXV. Wolfgang Friedrich Gess: Merkwürdigkeiten aus dem Leben und Schriften Hincmars, Göttingen, 1806. Prichard: The life and times of Hincmar, Littlemore, 1849. Carl von Noorden: Hinkmar, Erzbischof von Rheims, Bonn, 1863. Loupot: Hincmar, évêque de Reins, sa vie, ses oeuvres, son influence, Reims, 1869. Auguste: Vidieu: Hincmar de Reims, Paris, 1875. Heinrich Schrörs: Hincmar, Erzbischof von Reims, Freiburg im Br., 1884 (588 pages).

  2. Cf. also Flodoard: Historia ecclesia, Remensis, in Migne, CXXXV., col. 25–328 (Book III., col. 137–262, relates to Hincmar); French trans. by Lejeune, Reims, 1854, 2 vols. G. Marlot: Histoire de Reims, Reims, 1843–45, 3 vols. F. Monnier: Luttes politiques et religieuses sous les Carlovingiens, Paris, 1852. Max Sdralek: Hinkmar von Rheims kanonistisches Gutachten über die Ehescheidung des Königs Lothar II. Freiburg im Br., 1881. Du Pin, VII. 10–54. Ceillier, XII. 654–689,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544–594 (reprinted in Migne, CXXV. col. 11–44). Bähr, 507–523. Ebert, II. 247–257. Hefele: Conciliengeschichte, 2d ed. IV. passim.

Hincmar, archbishop of Rheims, was born of noble and distinguished ancestry, probably in the province of that name,(543) in the year 806. His name is also spelled Ingumar, Ingmer and Igmar. He was educated in the 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St. Denis, near Paris, under abbot Hilduin. When the latter was appointed (822) chancellor to Louis the Pious he took young Hincmar to court with him. There his talents soon brought him into prominence, while his asceticism obtained for him the especial favor of Louis the Pious. This interest he used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reform in the monastery of St. Denis, which had become lax in its discipline, and when the Synod of Paris in 829 appointed a commission to bring this about he heartily co-operated with it, and entered the monastery as a monk. In 830, Hilduin was banished to New Corbie, in Saxony,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piracy of Lothair against Louis the Pious. Hincmar had no part in or sympathy with the conspiracy, yet out of love for Hilduin he shared his exile. Through his influence with Louis, Hilduin was pardoned and re-instated in his abbey after only a year’s absence. Hincmar for the next nine or ten years lived partly at the abbey and partly at court. He applied himself diligently to study, and laid up those stores of patristic learning of which he afterwards made such an effective use. In 840 Charles the Bald succeeded Louis, and soon after took him into his permanent service, and then began that eventful public life which was destined to render him one of the most famous of churchmen. After his ordination as priest in 844, Charles the Bald gave him the oversight of the abbeys of St. Mary’s, at Compiegne, and of St. Germer’s, at Flaix. He also gave him an estate,(544) which he made over to the hospice of St. Denis, on his elevation to the archiepiscopate. In December, 844, Hincmar took a prominent part in the council at Verneuil, and in April of the following year at the council of Beauvais he was elected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Rheims to be their archbishop. This choice being ratified by Charles the Bald, and the permission of his abbot being received, he was consecrated by Rothad, bishop of Soissons, archbishop of Rheims and metropolitan, May 3, 845.

No sooner had he been established in his see and had secured from Charles the restitution of all property that belonged to it, than trouble broke out. His diocese had fallen into more or less disorder in consequence of the ten years which had elapsed between Ebo’s deposition and his election. Hincmar’s first trouble came from Ebo, who contested Hincmar’s election, on the ground that he was still archbishop. But the council of Paris in 846 affirmed Hincmar’s election, and, in 847, Leo IV. sent him the pallium. The first difficulty being overcome, a second presented itself. For a few months in 840 Ebo had occupied his old see by force, and during this time bid ordained several priests. Hincmar degraded them and the council of Soissons in 853 approved his act. But naturally his course was opposed. The leader of the malcontents was Wulfad, one of the deposed priests. The matter was not disposed of until 868, when Pope Hadrian decided practically in favor of the deposed priests, for while exonerating Hincmar of all blame, at the same time he confirmed the election of Wulfad (866) as archbishop of Bourges.

Another trouble came from Rothad, bishop of Soissons, who had consecrated him, and who was one of his suffragans. Rothad had deposed a priest, for unchastity and the deposition was confirmed by an episcopal council. Hincmar took the ground that Rothad, being only a suffragan bishop, had no right of deposition, and also no right to call a council. He also brought formal charges of disobedience against him and demanded the reinstatement of the deposed priest. Rothad persistently refusing compliance was then himself deposed (861). Both parties appealed to the pope, who at last (January 21, 865) decided in Rothad’s favor and re-instated him.(545)

In 863 Hincmar refused to give his assent as metropolitan to the elevation of Hilduin, brother of Günther of Cologne, to the bishopric of Cambrai. Hilduin had been nominated to this position by Lothair, but Hincmar said that he was unfit, and the pope approved of his action.

His longest and hardest fight was with his nephew and namesake, Hincmar, bishop of Laon. The latter was certainly very insubordinate and disobedient both to his metropolitan and his king. In consequence Hincmar of Rheims deposed him (871) and the king took him prisoner and blinded him. Pope Hadrian II. (d. 872) defended him but accomplished nothing. Pope John VIII. also pleaded his cause, and in 878 gave him permission to recite mass. He died in 882.

These controversies, and those upon Predestination and the Eucharist, and his persecution of Gottschalk, elsewhere treated at length,(546) have tended to obscure Hincmar’s just reputation as a statesman. Yet he was unquestionably the leader in the West Frankish kingdom, and by, his wisdom and energy preserved the state during a sadly disordered time. His relations with Louis the Pious, Charles the Bald and Carloman were friendly. He crowned several queens of the Carolingian family, and in 869 Charles the Bald. He also solemnized their marriages. In 859 he headed the German delegation to Louis, and in 860 conducted the peace deliberations at Coblenz. He took the side of Charles the Bald in his fight with Rome, and in 871 wrote for him a very violent letter to Pope Hadrian II.(547) It may be said that in state politics he was more successful than in church politics. He preserved his king from disgrace, and secured his independence, but he was unable to secure for himself the papal sanction at all times, and the much coveted honor of the primacy of France which John VIII., in 876, gave to Ansegis, archbishop of Se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s about these Hincmarian controversies is that in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the famous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548) are quoted; and that by all parties. Whether Hincmar knew of their fraudulent character may well be questioned, for that he had little if any critical ability is proved by his belief in two literary forgeries, an apocryphal tale of the birth of the Virgin, and a homily upon her assumption,(549) attributed to Jerome. The fraud was exposed by Ratramnus. His use of the decretals was arbitrary. He quoted them when they would help him, as against the pope in contending for the liberty of the Frankish Church. He ignored them when they opposed his ideas, as in his struggle with his nephew, because in their original design they asse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bishops from their metropolitans.

Hincmar was not only a valiant fighter, but also a faithful shepherd. He performed with efficiency all the usual duties of a bishop, such as holding councils, hearing complaints, settling difficulties, laying plans and carrying out improvements. He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learning generally. He was himself a scholar and urged his clergy to do all in their power to build up the schools. He also gave many books to the libraries of the cathedral at Rheims and the monastery of St. Remi, and had many copied especially for them. His own writings enriched these collections. His attention to architecture was manifested in the stately cathedral of Rheims, begun by Ebo, but which he completed, and in the enlargement of the monastery of St. Remi.

The career of this extraordinary man was troubled to its very end. In 881 he came in conflict with Louis the Third by absolutely refusing to consecrate one of the king’s favorites, Odoacer, bishop of Beauvais. Hincmar maintained that he was entirely unfit for the office, and as the Pope agreed with him Odoacer was excommunicate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following year the dreaded Normans made their appearanc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heims. Hincmar bethought himself of the precious relics of St. Remi and removed them for safety’s sake to Epernay when he himself fled thither. There he died, Dec. 21, 882. He was buried two days after at Rheims.

Looking back upon Hincmar through the vista of ten centuries, he stands forth as the determined, irrepressible, tireless opponent of both royal and papal tyranny over the Church. He asserted the liberty of the Gallican Church at a time when the State on the one hand endeavored to absorb her revenues and utilize her clergy in its struggles and wars, and the Pope on the other hand strove to make his authority in ecclesiastical matters supreme. That Hincmar was arrogant, relentless, self-seeking, is true. But withal he was a pure man, a stern moralist, and the very depth and vigor of his belief in his own opinions rendered him the more intolerant of the opinions of opponents, as of those of the unfortunate Gottschalk. The cause he defended was a just and noble one, and his failure to stem the tide setting toward anarchy in Church and State was fraught with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His Writings.

His writings reveal his essentially practical character. They are very numerous, but usually very short. In contents they are designed for the most part to answer a temporary purpose. This makes them all the more interesting to the historian, but in the same degree of less permanent importance. The patristic learning they exhibit is considerable, and the ability great; but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life as prelate precluded him from study and quiet thought, so he was content to rely upon the labors of others and reproduce and adapt their arguments and information to his own design. Only the more important can be here mentioned. Some twenty-three writings are known to be lost.(550)

I. Writings in the Gottschalk Controversy.(551)

  1. The first was in 855, Divine Predestin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It was in three books. All has perished, except the prefatory epistle to Charles the Bald.(552)

  2. At the request of this king he wrote a second treatise upon the same subject.(553)

  3. In 857 he refuted the charge made against him by Gottschalk and Ratramnus that in altering a line of a hymn from "Te, trina Deitas," to "Te, sancta Deitas," he showed a Sabellian leaning.(554)

  1. Writings in the Hincmar of Laon Controversy.(555) They consist of letters from each disputant to the other, formal charges against Hincmar of Laon, the sentence of his deposition, the synodical letter to Pope Hadrian II. and the letter of Hincmar of Laon to the same.

  2. Writings relative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affairs.

  1. The divorce of king Lothair and queen Theutberga.(556) This treatise dates from 863 and is the reply to thirty questions upon the general subject asked Hincmar by different bishops. It reveals his firm belief in witches, sorcery and trial by ordeal, and abounds in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allusions to contemporary life and manners.(557)

  2. Addresses and prayers at the coronation of Charles the Bald, his son Louis II. the Stammerer, his daughter Judith, and his wife Hermintrude.(558)

  3. The personal character of the king and the royal administration.(559) It is dedicated to Charles the Bald, and is avowedly a compilation. The Scriptures and the Fathers, chiefly Ambrose, Augustin, and Gregory the Great are its sources. Its twenty-three chapters are distributed by Hincmar himself(560) under three heads:

  1. the royal person and office in general [chaps. 1–15]; (b) the discretion to be show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haps. 16–28]; (c) the duty of a king in the unsparing punishment of rebels against God,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even though they be near relatives [chaps. 29–33]. It was composed in a time of frequent rebellion, and therefore the king had need to exercise severity as well as gentleness in dealing with his subjects.(561) Hincmar delivers himself with great plainness and gives wise counsels.
  1. The vices to be shunned and the virtues to be exercised.(562) Another treatise designed for the guidance of Charles the Bald, compiled chiefly from Gregory the Great’s Homilies and Morals. Its occasion was Charles’s request of Hincmar to send him Gregory the Great’s letter to king Reccared, when the latter came over to Catholicism. Hincmar’s treatise is a sort of appendix. It begins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letter’s allusion to the works of mercy, and then out of Gregory’s writings Hincmar proceeds to treat of these works and their opposite vices. In chaps. 9 and 10 Hincmar discusses the eucharist and shows his acceptance of the view of Paschasius Radbertus.

5, 6. Treatises upon rape, a common offense in those lawless days.(563)

  1. To the noblemen of the Kingdom for the instruction of King Carloman(564) It was Hincmar’s response to the highly complimentary request of the Frankish nobles, that he draw up some instructions for the young King Carloman, on his accession in 882. It was therefore one of the last pieces the old statesman prepared.
  1. Writings upon ecclesiastical affairs. 1. The Capitularies of 852, 874, 877, 881.(565) 2. A defense of the liberties of the church, addressed to Charles.(566) It is in three parts, called respectively Quaterniones, Rotula and Admonitio; the first sets forth the necessity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of the State, and quotes the ancient Christian Roman imperial laws on the subject. The second is on the trial of charges against the clergy as laid down in synodical decrees and papal decisions. The third is an exhortation to the king to respect ecclesiastical rights.
  1. The crimination of priests, a valuable treatise upon the way in which their trials should be conducted, as shown by synodical decrees and quotations from Gregory the Great and others.(567)

  2. The case of the presbyter Teutfrid, who had stolen Queen Imma’s tunic, a golden girdle set with gems, an ivory box, and other things.(568) The treatise deals with the ecclesiastico-legal aspects of the case, and shows how the criminal should be treated. Gregory the Great is freely quoted.

V. Miscellaneous. 1. Exposition of Psalm civ. 17.(569) In the Vulgate the second clause of the verse reads, "the nest of the stork is their chief." The treatise was written in answer to Louis the German’s question as to the meaning of these words. He begins with a criticism of the text, in which he quotes the Septuagint rendering, the exposition of Jerome, Augustin, Prosper and Cassiodorus. The meaning he advocates is that the nest of the stork surpasses that of the little birds of which it is the chief or leader. The treatise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r its manner of dealing with one of the so-called Scripture difficulties,

  1. The vision of Bernold.(570) This interesting little story dates from 877, the year of Charles the Bald’s death. Bernold lived in Rheims, and was known to Hincmar. He had a vision after he had been four days at the point of death, which he related to his confessor, and the confessor to Hincmar, who for obvious reasons published it. Bernold regained his health, and was therefore a living witness to the accuracy of his story. In his vision he went to "a certain place," i.e. purgatory, in which he found forty-one bishops, ragged and dirty, exposed alternately to extreme cold and scorching heat. Among them was Ebo, Hincmar’s predecessor, who immediately implored Bernold to go to their parishioners and clergy and tell them to offer alms, prayers and the sacred oblation for them. This he did, and on his return found the bishops radiant in countenance, as if just bathed and shaved, dressed in alb, stole and sandals, but without chasubles. Leaving them, Bernold went in his vision to a dark place, where he saw Charles the Bald sitting in a heap of putrefaction, gnawed by worms and worn to a mere skeleton. Charles called him by name and implored him to help him. Bernold asked how he could. Then Charles told him that he was suffering because he had not obeyed Hincmar’s counsels, but if Bernold would secure Hincmar’s help he would be delivered. This Bernold did, and on his return he found the king clad in royal robes, sound in flesh and amid beautiful surroundings. Bernold went further and encountered two other characters—Jesse, an archbishop, and a Count Othar, whom he helped by going to the earth and securing the prayers, alms and oblations of their friends. He finally came across a man who told him that in fourteen years he would leave the body and go back to the place he was then in for good, but that if he was careful to give alms and to do other good works he would have a beautiful mansion. A rustic of stern countenance expressed his lack of faith in Bernold’s ability to do this, but was silenced by the first man. Whereupon Bernold asked for the Eucharist, and when it was given to him he drank almost half a goblet of wine, and said, "I could eat some food, if I had it." He was fed, revived and recovered. Hincmar, in relating this vision, calls attention to its similarity to those told in the Dialogues of Gregory the Great,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Bede, in the writings of St. Boniface, and to that of Wettin, which Walahfrid Strabo related.(571) He ends by exhorting his readers to be more fervent in their prayers, and especially to pray for king Charles and the other dead.

  2. The life of St. Remigius,(572) the patron saint of Rheims. This is an expansion of Fortunatus’ brief biography by means of extracts from the Gesta Francorum, Gregory of Tours, and legendary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and particularly by means of moralizing and allegorizing. The length of the book is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its value or interest. To the life he adds an Encomium of St. Remigius.(573) The object of these two books is not to produce history or criticism, but an edifying work and to exalt the church of Rheims by exalting its patron. Perhaps also he would hint that the gift which Chlodwig made to Remigius might be acceptably imitated.(574)

  3. Hincmar appears as a genuine historian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Bertinian Annals,(575) so called because first published from a MS. found in the convent of St. Bertin. These Annals of the West Frankish Kingdom begin with the year 741 and go down to 882. Hincmar wrote them from 861 to 882. He evidently fel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ork he conducted, for he put every fact down in a singularly impartial manner, especially when it is remembered that he was himself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history.(576)

  4. Letters.(577) These are fifty-five in number, and are upon weighty matters; indeed they are official documents, and not familiar correspondence.

  5. Poems..(578) They are very few and devoid of poetical merit(579)

§ 176.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I. Johannes Scot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XXII. (1853). H. J. Floss prepared this edition, which is more complete than any other, for Migne’s series. The De divisione naturae was separately edited by C. B. Schlüter, Münster, 1838, who reprints in the same vol. (pp. 593–610) thirteen religious poems of Scotus as edited by Cardinal Mai (Class. Auct. V. 426 sqq.). B. Hauréau has edited Scotus’s commentary on Marcianus Capella, Paris, 1861; and Cardinal Mai, his commentary on the Heavenly Hierarchy of Dionysius Areopagita in Appendix at opera edita ab Mai, Rome, 1871. There is an excellent German translation of the De Div. Nat. by L. Noack (Erigena über die Eintheilung der Natur, mit einer Schlussabhandlung Berlin, 1870–4, Leipzig, 1876, 3 pts.),

  1. Besides the Prolegomena and notes of the works already mentioned, see Peder Hjort: J. S. E., oder von dem Ursprung einer christlichen Philosophie und ihrem heiligen Beruf, Copenhagen, 1823. F. A. Staudenmaier: J. S. E., u. d. Wissenschaft s. Zeit., vol. I. (all published), Frankfort-on-the-Main, 1834. St. Réné Taillandier: S. E. et la philosophie scholastique, Strasbourg, 1843. N. Möller: J. S. E. u. s. Irrthümer, Mayence, 1844. Theodor Christlieb Leben u. Lehre d. J. S. E., Gotha, 1860; comp. also his article in Herzog,2 XIII. 788–804 (1884). Johannes Huber: J. S. 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im Mittelalter, Munich, 1861. A. Stöckl: De J. S. E., Münster, 1867. O. Hermens: Das Leben des J. S. E., Jena, 1869. R. Hoffmann: De J. S. E. vita et doctrina, Halle, 1877 (pp. 37). Cf. Baur: Geschichte der Lehre von der Dreieinigkeit, II. 263–344. Dorner: Gesch. d. Lehre v. d. Person Christi, II. 344–359. Neander, III. 461–466.

  2. On particular points. Torstrick: Philosophia Erigenae; 1. Trinitatis notio, Göttingen, 1844. Francis Monnier: De Gothescalci et J. S. E. controversia, Paris, 1853. W. Kaulich: Das speculative System des J S. E., Prag, 1860. Meusel: Doctrina J. S. E. cum Christiana comparavit, Budissae (Bautzen), 1869. F. J. Hoffmann: Der Gottes u. Schöpfungsbegriff des J. S. E., Jena, 1876. G. Anders: Darstellung u. Kritik d. Ansicht dass d. Kategorien nicht auf Gott anwendbar seien, Sorau, 1877 (pp. 37). G. Buchwald: Der Logosbegriff de J. S. E., Leipzig, 1884. For his logic see Prantl: Geschichte d. Logik im Abendlande, Leipzig, 1855–70, 4 vols. (II. 20–37). For his philosophy in general see B. Hauréau: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scholastique, Paris, 1850, 2 vols., 2d ed. 1872–81, (chap. viii). F. D. Maurice: Mediaeval Philosophy, London, 1856, 2d ed. 1870 (pp. 45–79). F. Ueberweg: History of Philosophy, Eng. trans. I., 358–365. Reuter.: Geschichte d. religiösen Aufklärung im Mittelalter, Berlin, 1875–1877, 2 vols. (I. 51–64). J. Bass Mullinger.: The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 London, 1877 (pp. 171–193). Also Du Pin, VII. 82–84. Ceillier, XII. 605–609. Hist. Lit. de la France, V. 416–429. Bähr., 483–500. Ebert, II. 257–267.

His Life.

Of Johannes Scotus Erigena,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one of the great men of history, very little is known. His ancestry, and places of birth, education, residence and death are disputed. Upon only a few facts of his life, such as his position at the court of Charles the Bald, and his literary works, can one venture to speak authoritatively.

He was born in Ireland(580) between 800 and 815, educated in, one of its famous monastic schools, where the Greek Fathers, particularly Origen, were studied as well as the Latin. He went to France about 843,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Charles the Bald, and was honored with his friendship.(581) The king appointed him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of the Palace, and frequently deferred to his judgment. John Scotus was one of the ornaments of the court by reason of his great learning, his signal ability both as teacher and philosopher, and his blameless life. He was popularly regarded as having boundless knowledge, and in reality his attainments were uncommon. He knew Greek fairly well and often introduces Greek words into his writings. He owed much to Greek theologians, especially Pseudo-Dionysius and Maximus.(582) He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Timaes of Plato in the translation of Chalcidus and with the Categories of Aristotle.(583) He was also well read in Augustin, Boëthius, Cassiodorus and Isidore. He took a leading part in the two great doctrinal controversies of his age, on predestination and the eucharist,(584) and by request of Charles the Bald translated into Latin the Pseudo-Dionysian writings. The single known fact about his personal appearance is that, like Einhard, he was of small stature. He died about 877, probably shortly after Charles the Bald.

His Writings.

Besides the treatise upon Predestina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Dionysius, already discussed,(585) Scotus Erigena wrote:

  1. A translation of the Obscurities of Gregory Nazianzen, by Maximus Confessor.(586) This was made at the instance of Charles the Bald, in 864.

  2. Expositions of the Heavenly Hierarchy,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and the Mystical Theology of Dionysius.(587)

  3. Homily upon the prologue to John’s Gospel.(588)

  4. A commentary upon John’s Gospel.(589) Only four fragments of it have as yet been found.

  5. A commentary upon the Dialectic of Martianus Capella. This has been published by Hauréau.(590)

  6. The outgoing and in-coming of a soul to God.(591) Of this only a small fragment has as yet been found.

7 The vision of God. This is in MS. at St. Omer and not yet printed.

  1. Verses.(592) Among them are some Greek verses, with a self- made Latin interlinear translation. He introduces both single Greek words and verses similarly interlineated into his other poems.

  2. The great work of Scotus Erigena is The Division of Nature.(593) It consists of five books in the form of a dialogue between a teacher and a disciple. The latter, generally speaking, represents the ecclesiastical conscience, but always in the end echoes his teacher. The style is lively and the range of topics embraces the most important theological cosm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questions. The work was the first practical attempt made in the West to unite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s in the dedication to Wulfad, the well-known opponent of Hincmar, John calls him simply "brother," the work must have been written prior to 865, the Year of Wulfad’s elevation to the archiepiscopate of Bourges.(594)

His Theological Teaching.

In the Division of Nature Scotus Erigena has embodied his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By the term "Nature" he means all that is and is not.(595) The latter expression he further interprets as including, 1st, that which is above the reach of our senses or our reason; 2d, that which though known to those higher in the scale of being is not known to those lower; 3d, that which is yet only potentially existent, like the human race in Adam, the plant in the seed, etc.; 4th, the material which comes and goes and therefore is not truly existent like the intelligible; 5th, sin as being the loss of the Divine image.(596) Nature is divided into four species: (1) that which creates and is not created, (2) that which is created and creates, (3) that which is created and does not create, (4) that which neither creates nor is created. The first three divisions are a Neo-Platonic and Christian modification of the three-fold ontological division of Aristotle:(597) the unmoved and the moving, the moved and moving, and the moved and not moving. The fourth form was suggested by the Pseudo-Dionysian doctrine of the return of all things to God.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his theology is the identity of true philosophy and true religion. Both have the same divine source.(598) "True religion" and authority, i.e. the Church doctrine, are however not with him exactly identical, and in a conflict between them he sides with the former. In his use of Scripture he follows the allegorical method. He puts the Fathers almost upon a level with the Sacred Writers and claims that their wisdom in interpreting Scripture must not be questioned. At the same time he holds that it is permissible, especially when the Fathers differ among themselves, to select that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which most recommends itself to reason as accordant with Scripture.(599) It is, he says, the province of reason to bring out the hidden meaning of the text, which is manifold, inexhaustible, and striking like a peacock’s feathers.(600)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in this connection that John Scotus read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and the Old Testament in Jerome’s version, not in the Septuagint.(601) And it is still more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he prayed most earnestly for daily guidance in the study of the Scriptures.(602)

The doctrinal teaching of Scotus Erigena can be reduced, as he himself states, to three heads. (1) God, the sim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multiform cause of all things; (2) Procession from God, the divine goodness showing itself in all that is, from general to particular; (3) Return to God, the manifold going back into the one.

First Head. God, or Nature, which creates but is not created. a. The Being of God in itself considered. God is the essence of all things, alone truly is,(603) and is the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of all things.(604) He is incomprehensible.(605) While the predicates of essence, truth, goodness, wisdom, &c., can be, according to the "affirmative" theology, applied to God, it can only be done metaphorically, because each such predicate has an opposite, while in God there is no opposition. Hence the "negative" theology correctly maintains they can not be.(606) Neither can self-consciousness be predicated of God.(607) Although not even the angels can see the essence of God, yet his being (i.e. the Father) can be seen in the being of things; his wisdom (i.e. the Son) in their orderly arrangement, and his life (i.e. the Holy Spirit) in their constant motion.(608) God is therefore an essence in three substances. Scotus Erigena takes up the doctrine of John of Damascus concerning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and applies it to the relation of the Son to the Father: "As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so is the Son born of the Father through the Holy Spirit."(609) In the old patristic fashion he compares the Three Persons to light, heat and radiance united in the flame. But he understood under "persons" no real beings, only names of the aspects and relations under which God’s being comes out. God realizes himself in creation, and in every part of it, yet he does not thereby yield the simplicity of his essence. He is still removed from all, subsists outside of and above the world, which has no independent existence apart from God, but is simply his manifestation. He is both the substance and the accidents of all that exists. "God therefore is all and all is God."(610) But God reveals himself to the creature. He appeared first to the pious in visions, but this was only occasional.(611) He then appeared constantly in the form of the different virtues.(612) The intellect is itself a theophany; and so is the whole world, visible and invisible.(613)

  1. The Procession from God or Nature. a. Nature which creates and is created, or the primordial ideas of the world and their unity in the Logos. God is 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the world. Creation is the effect of the divine nature, which as cause eternally produces its effects, indeed is itself in the primordial ideas the first forms and grounds of things.(614) As the pure Being of God cannot immediately manifest itself in the finite, it is necessary that God should create the prototypes in which he can appear. In creation God passes through these prototypes or primordial causes into the world of visible creatures. So the Triune God enters the finite, not only in the Incarnation, but in all created existences. Our life is God’s life in us. As remarked above, we know God because in us he reveals himself. These prototypes have only subjective existence, except as they find their unity in the Logos.(615)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Holy Spirit they produce the external world of time and space.

b. Nature, which is created and does not create, or the phenomenal world and its union in man. In the Logos all things existed from eternity. Creation is their appearance in time. The principl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mordial ideas is the Holy Spirit.(616) The materiality of the world is only apparent, space and time only exist in the mind. The "nothing" from which God made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as his own incomprehensible essence.(617) The whole phenomenal world is but the shadow of the real existence.(618) Man is the centre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uniting in himself all the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of creation.(619) His intellect has the power to grasp the sensuous and intelligible, and is itself the substance of things.(620) So all nature is created in man, and subsists in him,(621) because the idea of all its parts is implanted in him. The divine thought is the primary, the human the secondary substance of things.(622)

Paradise is to be interpreted spiritually. Adam is not so much an historical personage as the human race in its preëxistent condition. Man was never sinless, for sin, as a limitation and defect, is not accidental or temporal, but original in the creation and nature of man.(623)

c. The union of divinity and created existence, or the Godman. Scotus Erigena shows upon this point the duality of’ his system. On the one hand he presents Christ as an historical character, with body, mind, soul, spirit, in short the union of the entire sensible and intellectual qualities of the creature.(624)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maintains that the Incarnation was an eternal and necessary fact,(625) and that it came about through an ineffable and multiplex theophany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and angels.(626)

  1. The return to God, 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ld in Nature, which creates not and is not created. a. The return to God according to its pre-temporal idea, or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There is only one true predestination, viz. to holiness. There is no foreknowledge of the bad. God has completest unity and simplicity; hence his being is not different from his knowledge and will; and since he has full liberty, the organization of his nature is free. But this organization is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world law and government, i.e. its predestination; and because God is himself goodness, the predestination can only be to good. The very character of wickedness,—it is opposed to God, not substantial in nature, a defect mixed up with the good, transitory, yet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renders it unreal and therefore not an object of divine knowledge. God does not know the bad as such, but only as the negation of the good. "God’s knowledge is the revelation of his essence, one and the same thing with his willing and his creating. As evil cannot be derived from the divine causality, neither can it be considered as an object of divine knowledge."(627) Nor is there any divine predestination or foreknowledge respecting the punishment of the bad, for this ensues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violation of law. They punish themselves.(628) Hell is in the rebellious will. Predestination is, in brief, the eternal law and the immutable order of nature, whereby the elect are restored from their ruin and the rejected are shut up in their ruin.(629)

b. The return of all things to God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their temporal principles, or 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There are only a few scattered remarks upon this subject in Scotus Erigena. Christ is the Saviour by what he is in himself, not by what he does. His death is important as the means of resurrection; which began with the resurrection and exaltation of Christ, because then all things began to return to their union in their primordial causes, and this return constitutes salva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salvation are therefore felt by angels as well as men, and even by inanimate things.(630) Salvation,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consists in speculative knowledge. We unite ourselves with God by virtue of contemplation.(631)

c. The return of all things to God considered according to their future completion. All things came out from God, all things go back to God. This is the law of crea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is return is the return of man to the Logos. The steps are, 1st, deliverance from the bodily forms; 2d, resurrection and the abrogation of sex; 3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dy into spirit; 4th, the return to the primordial causes; 5th, the recession of nature, along with these causes, into God. But this, of course, implies that God alone will exist forever, and that there can be no eternal punishment. Scotus Erigena tries in vain to escape both these logical conclusions.(632)

His Philosophy.

Ueberweg thus states Scotus Erigena’s philosophical position and teachings:(633) "The fundamental idea,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damental error, in Erigena’s doctrine is the idea that the degrees of abstraction correspond with the degrees in the scale of real existence. He hypostasizes the Tabula Logica. The universals are before and also in the individual objects which exist, or rather the latter are in the form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se (Realistic) formulae appears not yet developed in his writings .... He is throughout a Realist. He teaches, it is true, that grammar and rhetoric, as branches of dialectic or aids to it, relate only to words, not to things, and that they are therefore not properly sciences; but he co-ordinates dialectic itself with ethics, physics and theology, defining it as the doctrine of the methodical form of knowledge, and assigning to it in particular, as its work, the discussion of the most general conceptions or logical categories (predicaments); which categories he by no means regards as merely subjective forms or images, but as the names of the highest genera of all created things ....

"The most noteworthy features in his theory of the categories are his doctrine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ategories with each other, and his attempt to subsume them under the conceptions of motion and rest; as also his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tegories of place with definition in logic, which, he says, is the work of the understanding. The dialectical precepts which relate to the form or method of philosophising are not discussed by him in detail; the most essential thing in his regard is the use of the four forms, called by the Greeks division, definition, demonstration and analysis. Under the latter he understands the reduction of the derivative and composite to the simple, universal and fundamental; but uses the term also in the opposite to denote the unfolding of God in creation."

His Influence and Importance.

Scotus Erigena was considered a heretic or a madman while he lived, and this fact joined to the other that his views were far in advance of his age, caused his influence to be at first much less than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He passed into almost complete obscurity before he died, as the conflicting reports of his later years show. Yet he did wield a posthumous influence. His idea of the unity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comes up in Anselm and Thomas Aquinas; his speculation concerning primordial causes in Alexander of Hales and Albertus Magnus. From him Amalrich of Bena, and David of Dinanto drew their pantheism; and various mystical sects of the Middle Ages were inspired by him. The Church, ever watchful for orthodoxy, perceived that his book, De Divisione Naturae, was doing mischief. Young persons, even in convents read it eagerly. Everywhere it attracted notice. Accordingly a council, at Sens, formally condemned it, and then the Pope (Honorius III.) ordered, by a bull of Jan. 23, 1225, the destruction of all copies that could be found, styling it "a book teeming with the worms of heretical depravity."(634) This order probably had the desired effect. The book passed out of notice. But in 1681 Thomas Gale issued it in Oxford. Again the Roman Church was alarmed, and Gregory XIII., by bull of April 3, 1685, put it on the Index.

Scotus Erigena was a man of rare originality and mental vigor. His writings are full of ideas and bold arguments. His strongly syllogistic mode of developing his theme was all his own, and the emphasis he put upon logic proves his superiority to his age. Unlike the scholastics, who meekly bowed to tradition, he treated it with manly independence. To his "disciple" he said: "Let no authority terrify thee.(635) Hence it is erroneous to call him "the Father of Scholasticism;" rather is he the founder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636) The scholastics drew from him, but he was not a scholastic. The mystics drew from him, but he was not a mystic. As a pathfinder it was not given to him to thoroughly explore the rich country he traversed. But others eagerly pressed in along the way he opened. He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figures among the mediaeval writers. He demands study and he rewards it. De Divsione Naturae is a master-piece, and, as Baur well says, "an organized system which comprehends the highest speculative ideas."(637)

Note on the country of birth and death of Scotus Erigena.

The statement that John was born in Ireland rests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 name. Scotus is indefinite, since it was used of both Ireland and Scotland, the former country being called Scotia Major. But Erigena is most probably a corruption of JIerou’ [sc. nhvsou] gena, Hierugena, which John, with his fondness for using Greek words on all occasions, added to his original name to indicate his birth in the "holy isle," or "isle of saints," a common designation of Ireland. The derivation is the more probable since he himself calls Maximus Confessor Graiga-gena, to indicate the latter’s birth in Greece. By his contemporaries and in the oldest codices he is called Joannes Scotus or Scottus,(638) but in the oldest MSS. of his translation of Dionysius Joanna Ierugena.(639) In course of time, owing to his scribes’ ignorance of Greek, the epithet was written Eriugena, Erygena, and finally Erigena. Another derivation of the epithet, which has less to commend it, is from jIevrnh � gevna, jIevrnh being the Greek name for Ireland. But this leaves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first v to be accounted for. The far-fetched explanations of Erigena either from Ayr, a city on the west coast of Scotland, or Ergene in Hereford, a shire in England on the south Welsh border, and gena, may be dismissed without discussion.

The absence of authentic information to the contrary makes it probable that Scotus Erigena died in France. But there is a tradition that he was called by Alfred the Great into England and made abbot of Malmesbury, and there died a violent death at the hands of his scholars. It is inherently improbable that a conservative and loyal son of the church like Alfred, would invite to any position so eccentric, if not heretical, a man as Scotus Erigena. Charles the Bald died in 877. It is not likely that Erigena would leave France before that date, but then he was at least sixty-two, and hence rather old to change his residence. A reference to Asser’s biography of King Alfred affords a ra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tradition. Asser says that Alfred invited from Gaul a priest and monk named John, who was remarkable for energy, talent and learning, in order that the king might profit by his conversation. A few pages further on, Asser calls this John an old Saxon, and says that Alfred appointed him the first abbot of Athelney, and that he was almost murdered by hired ruffians. Mon. Hist. Brit. vol. i. [1848], pp. 489, 493, 4 Eng. trans. Six Old English Chronicles in Bohn’s "Antiquarian Library," pp. 70, 80, 81. It needed only that the fame of John Scotus should reach England for the John of Asser’s biography to be confounded with him, and thus the story arose as it is found in Ingulph, William of Malmesbury, and Matthew Paris.

§ 177. Anastasius.

I.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XXVII.-CXXIX. col. 744.

  1. The Prolegomena in Migne, CXXVII. Ceillier, XII. 712–718. Bähr, 261–271.

Anastasius, librarian of the Roman Church, hence surnamed the "Librarian," to distinguish him from others of the same name, was abbot of the monastery of Sancta Maria trans Tiberim under Nicolas I. (858–867). He was sent in 869 to Constantinople as ambassador to arrange a marriage between the daughter of Louis II. and a son of Basil the Macedonian. While there the eighth oecumenical council was in session, and by his knowledge of Greek he was very useful to the Papal ambassador in attendance. He brought back with him the canons of the council and at the request of Hadrian II. translated them into Latin. He died, according to Baronius, in 886.

He has been identified by some (e.g. Fabricius(640) and Hergenröther(641)) with the Cardinal presbyter Anastasius who was deposed and excommunicated in 850, anathematized in 853, but elected pope in 855 in opposition to Benedict III. whom he imprisoned. He was deposed in 856 and died in 879. Those who accept the statement are obliged to suppose that for some reason Nicolas and Louis II. condoned his fault and Hadrian II. continued him in favor. The name Anastasius is too common in Church history to render it necessary or safe to resort to such an improbable identification.

The fame of Anastasius rests upon his numerous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ek and his supposed connection with the Liber Pontificalis.(642) His style is rude and semi-barbarous, but he brought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Latins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Greeks. He translated the canons of the sixth, seventh and eighth oecumenical councils;(643) the Chronology of Nicephorus;(644)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n Greek for the history of Monotheletism which John the Deacon had made;(645) and the lives of several saints.(646) He also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from Nicephorus, George Syncellus, and Theophanus Confessor a church history, which has been incorporated with the so-called Historia Miscella of Paulus Diaconus.

His original writings now extant consist of a valuable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anons of the Eighth Oecumenical Council, a preface to that of the Collectanea, three letters (two to Charles the Bald and one to archbishop Ado),(647) and probably the life of Pope Nicolas I.(648) in the Liber Pontificalis.

§ 178. Ratherius of Verona.

I. Ratherius, Veronensis episcopus: Opera omnia, in Migne, Tom. CXXXVI. col. 9–768 (reprint of ed. by Peter and, Jerome Balterini, Verona, 1765).

  1. See Vita by Ballerini in Migne, l.c. col. 27–142. Albrecht Vogel: Ratherius von Verona und das 10. Jahrhundert. Jena, 1854, 2 vols. Cf. his art. in Herzog2, XII. 503–506. Du Pin, VIII. 20–26.Ceillier, XII. 846–860. Hist. de la France, VI. 339–383. Bähr, 546–553.

Ratherius (Rathier) was born of noble ancestry at or near Liège in 890 (or 891) and educated at the convent of Lobbes. He became a monk, acquired much learning and in 931 was consecrated bishop of Verona. By his vigorous denunciation of the faults and failings of his clergy, particularly of their marriages or, as he called them, adulteries, he raised a storm of opposition. When Arnold of Bavaria took Verona (934), king Hugo of Italy deposed him for alleged connivance with Arnold and held him a close prisoner at Pavia from February, 935, until August, 937, when h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oversight of the bishop of Como.

In the early part of 941 Ratherius escaped to Southern France, was tutor in a rich family of Provence, and in 944 re-entered the monastery of Lobbes. Two years later he was restored to his see of Verona; whence he was driven again in 948. From 953 to 955 he was bishop of Liège. On his deposition he became abbot of Alna, a dependency of the monastery of Lobbes, where he stirred up a controversy upon the eucharist by his revival of Paschasian views. In 961 he was for the third time bishop of Verona, but having learned no moderation from his misfortunes he was forced by, his indignant clergy to leave in 968. He returned to Liège and the abbotship of Alna. By money he secured other charges, and even for a year (971) forcibly held the abbotship of Lobbes. On April 25, 974, he died at the court of the count of Namur.

Ratherius "deserves in many respects to be styled the Tertullian of his time."(649) Some see in his castigation of vice the zeal of a Protestant reformer, but his standpoint was different. He was learned and ambitious, but also headstrong and envious. His works are obscure in style, but full of information. The chief are

  1. The Combat, also called Preliminary discourses, in six books.(650) It treats in prolix style of the different occupations and relations in life, and dwells particularly upon the duties of bishops. It was the fruit of his prison-leisure (935–937), when he was without books and friends.

  2. On contempt for canonical law.(651) It dates from 961, and is upon the disorders in his diocese, particularly his clergy’s opposition to his dispensation of its revenues. In all this Ratherius sees contempt of the canons which he cites.

  3. A conjecture of a certain quality.(652) This is a vigorous defense of his conduct, written in 966. Fourteen of his Letters and eleven of his Sermons have been printed.(653) In the first letter he avows his belief in transubstantiation.

§ 179. Gerbert (Sylvester II.).

I. Silvester II. Papa (Gerbertus): Opera, in Migne, Tom. CXXXIX. col. 57–350. Contains also the biographical and literary notices of Natalis Alexander, Fabricius, and the Bened. Hist. Lit. de la France. OEuvres de Gerbert par A. Olleris. Clermont, 1867. Pertz: Monum. Germ. Tom. V. Script. III. contains Gerberti archiep. Remensis Acta Concilii Remensis, and the Libri IV. Historiarum of Richerus monachus S. Remigii. Richer was a pupil of Gerbert, and his history of France was first edited by Pertz.

  1. Abr. Bzovius: Sylvester vindicatus. Rom., 1629. Hist. Lit. de la France, VI., 559–614. C. F. Hock: Gerbert oder Papst Sylvester und sein Jahrh. Wien, 1837. Max Büdinger: Ueber Gerberts wissenschaftl. und polit. Stellung. Marburg, 1851. Gfrörer: Allgem. Kirchengeschichte, Bd. III. Abth. 3. Wilmanns: 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s unter Otto III. Berlin, 1840. Giesebrecht: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Bd. I. 613–616; 712–715: 842 (3d ed. 1865). Hefele: Conciliengesch. Bd. IV. 637 and passim. (2d ed. 1879). A. Olleris: Vie de Gerbert. Clermont-Ferrand, 1867. Eduard Barthelémy: Gerbert, étude sur sa vie et ses ouvrages, suivie de la traduction de ses lettres. Paris, 1868. Loupot: Gerbert, sa vie et ses écrits. Lille, 1869. Karl Werner: Gerbert von Aurillac. Wien, 1878. Hauck: Silvester II., in Herzog, XIV. 233–240. Comp. also Ceillier, XII. 901–9II. Neander: III. 371–374, and Reuter: Aufklärung in Mittelalter, I. 78–84.

Gerbert, the scholar and philosopher in the Fisherman’s chair, and the brightest light in the darkness of the tenth century was born before 950, of low parentage, in or near Aurilac in Auvergne, and educated as a monk in the Benedictine convent of that place. He accompanied Count Borel of Barcelona to Spain and acquired there some knowledge of Arabic learning, but probably only through Latin translations. He also visited Rome (968) in company of his patron Borel, 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ope John XIII., who recommended him to Emperor Otho the Great. He afterwards became the tutor and friend of the youthful Otho III., and inspired him with the romantic and abortive scheme of re-establishing the Graeco-Roman empir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in the city of Rome. He was ambitious and fond of basking in the sunshine of imperial and royal favor.

Gerbert became master of the cathedral school of Rheims and acquired great fame as a scholar and teacher. He collected rare and valuable books on every subject. He was intensely interested in every branch of knowledge, divine and human, especially in mathematics, astronomy, physics, and music; he first introduced the Arabic numerals and the decimal notation into France, and showed his scientific and mechanical geniu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nd an organ blown by steam.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 man of affairs, a statesman and politician.(654)

In 972 he obtained through imperial favor the abbey, of Bobbio, but was involved in contentions with the neighboring nobles and left in disgust, though retaining his dignity. "All Italy," he wrote to a friend, "appears to me a Rome, and the morals of the Romans are the horror of the world." He returned to his position at Rheims, attracted pupils from near and far and raised the cathedral school to the height of prosperity. He was the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held in the basilica of St. Basolus near Rheims in 991, and gave shape to the flaming speech of the learned bishop Arnulf of Orleans against the assumptions and corruptions of the papacy.(655) No Gallican could have spoken more boldly. By the same synod Arnulf, archbishop of Rheims, an illegitimate son of one of the last Carolingian kings, was deposed on the charge of treason against Hugh Capet, and Gerbert was chosen in his place, at the desire of the king. But his election was disputed, and he assumed an almost schismatical attitude towards Rome. He was deposed, and his rival Arnulf, with the aid of the pope, reinstated by a Council of Senlis or Rheims (996).(656) He now left France and accepted an invitation of his pupil Otho III. to Magdeburg, followed him to Italy (996), was by imperial favor made archbishop of Ravenna (998), and a year afterwards raised to the papal throne as Sylvester II. He was the first French pope. The three R’s (Rheims, Ravenna, Rome) mark his highest dignities, as expressed in the line ascribed to him:

"Scandit ab R. Gerbertus in R., fit postea papa vigens R."

As Gerbert of Rheims he had advocated liberal views and boldly attacked the Roman Antichrists who at that time were seated in the temple of God; but as Sylvester II. he disowned his Gallican antecedents and supported the claims of the papacy.(657) He did, however, nothing remarkable during his short and troublesome pontificate (between 999–1003), except crown King Stephen of Hungary and give the first impulse, though prematurely, to the crusades at a time when hundreds of pilgrims flocked to the Holy Land in expectation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after the lapse of the first Christian millennium.(658)

His character has been very differently judged. The papal biographers of the later middle ages malignantly represent him as a magician in league with the devil, and his life and pontificate as a series of monstrous crimes.(659) This story arose partly from his uncommon learning and supposed contact with Mohammedanism, partly from his former antagonistic position to Rome. Some modern historians make him an ambitious intriguer.(660)

His literary labors are chiefly mathematical.(661) His theological works are few and unimportant, and do not rise above the superstition of his age. His short treatise,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is a defense of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as taught by Paschasius Radbertus, with the additional notion that the consecrated elements are not digested like other food (as the Stercorianists held), but are imperishable spiritual nourishment for the inner man, and constitute the germ of the future resurrection body.(662) Where words give out there is the more room for faith.(663)

In his sermon De informatione episcoporum, if genuine,(664) he presents the high theocratic view of the middle ages, raises the episcopate far above royalty,(665) and attacks the common traffic in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simony), but maintains also that all bishops share with Peter the care of Christ’s flock.(666)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tract was written before his elevation to the papacy, and that he did not hold the ultramontane or Vatican doctrine of papal absolutism.

His Epistles to popes, emperors, kings, queens, archbishops and other dignitaries., shed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and show his high connections, and his genius for politics and intrigue.(667) They are mostly short, and include also some letters of Otho III. The long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is addressed to Queen Adelaide, wife of Hugo Capet, and the suffragans of the diocese of Rheims,(668) in defense of his ordination as archbishop of Rheims in opposition to his rival Arnulf, whom he afterwards reinstated in his see as soon as he became pope.(669)

§ 180. Fulbert of Chartres.

I. Sanctus Fulbertus, Carnotensis episcopus: Opera, in Migne, Tom. CXLI. col. 163–374. They were first printed by Masson at Paris, 1585.

  1. Du Pin, IX. 1–6. Ceillier, XIII. 78–89. Hist. Lit. de la France, VII. 261–279 (reprinted in Migne, l.c. col. 167–184). Neander III. passim. Reuter: Gesch. der Rel. Aufklärung in Mittelalter (1875), I. 89–91. J. B. Souchet: Hist. du diocèse et de, la ville de Chartres. Chartres, 1867–1876.4 vols. Cf. Karl Werner: Gerbert von Aurillac. Wien, 1878. A. Vogel in Herzog2 IV. 707 sq.

The most distinguished pupils of Gerbert were the Emperor Otho III., King Robert of France, Richer, the historian of France, and Fulbert of Chartres, the most renowned teacher of his age. They represent the rise of a new zeal for learning which began to dispel the darkness of the tenth century. France took the lead, Italy followed.

Fulbert, called by his admiring disciples "the Socrates of the Franks," was born of poor and obscure parents, probably at Chartres, about 950, and educated in the cathedral school of Rheims by Gerbert. He founded a similar school at Chartres, which soon acquired a brilliant reputation and rivalled that of Rheims. About 1003 he was elected chancellor of the church of Chartres, and in 1007 its bishop. When the cathedral burned down (1020), he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all parts of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for its reconstruction, but did not live to finish it. He was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disturbances of his country, opposed the use of the sword by the bishops,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urch property, and sale of offices by the avaricious laity. He lost the favor of the court by his opposition to the intrigues of Queen Constantia. He died April 10, 1029.(670)

Fulbert’s fame rests chiefly on his success as a living teacher. This is indicated by his surname.(671) He was not an original thinker, but knew how to inspire his pupils with enthusiasm.(672) His personality was greater than his learning. He wisely combined spiritual edification with intellectual instruction, and aimed at the eternal welfare of his students. He used to walk with them at eventide in the garden and to engage in familiar conversations on the celestial country; sometimes he was overcome by his feelings, and adjured them with tears, never to depart from the path of truth and to strive with all might after that heavenly home.(673)

His ablest pupil was Berengar of Tours, the vigorous opponent of transubstantiation, and it has sometimes been conjectured that he derived his views from him.(674) But Fulbert adhered to the traditional orthodoxy, and expressed himself against innovations, in letters to his metropolitan, Leutberich, archbishop of Sens. He regarded the real presence as an object of faith and adoration rather than of curious speculation, but thought that it is not more difficult to believe in a transformation of substance by Divine power than in the creation of substance.(675) He was a zealous worshipper of the saints, especially of the Virgin Mary, and one of the first who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her Nativity.

The works of Fulbert consist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nine (or 138) Letters, including some letters of his correspondents;(676) nine Sermons;(677) twenty-seven Hymns and Poems,,(678) and a few minor compositions, including probably a life of St. Autbert.(679) His letters have considerable interest and importance for the history of his age. The longest and most important letter treats of three doctrines which he regarded as essential and fundamental, namely, the trinity, baptism, and the eucharist.(680)

From the school of Gerbert at Rheims proceeded the school of Fulbert at Chartres, and from this again the school of Berengar at Tours—all equally distinguished for popularity and efficiency. They in turn were succeeded by the monastic school of Lanfranc at Bec, who came from Italy, labored in France, opposed Berengar, his rival, and completed his career in England a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He was excelled by his pupil and successor, Anselm, the second Augustin, the father of Catholic scholasticism. With him began a new and important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logy.

§ 181. Rodulfus Glaber. Adam of Bremen.

I. Rodulfus Glaber (Cluniacnesis monachus): Opera, in Migne, Tom. CXLII. col. 611–720. The Historia sui temporis or Historia Francorum is also printed in part, with textual emendations by G. Waitz, in the Monum. Germ. Script., ed. by Pertz, Tom. VII. 48–72, and the Vita Willelmi abbatis in Tom. IV. 655–658. Comp. Ceillier: XIII. 143–147. Wattenbach: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Potthast: Biblioth. Hist. medii aevi, p. 521.

  1. Adamus Bremensis: Gesta Hammaburgenais ecclesiae Pontificum, seu Historia ecclesiastica. Libri IV. Best. ed. by Lappenberg in Pertz, Mon. Germ. Scriptores, Tom. VII. 267–389. German translation by Laurent, with introduction by Lappenberg, Berlin, 1850 (in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XI. Jahrh. B. VII.). In Migne, Tom. CXLVI. col. 433–566 (reprinted from Pertz).—Comp. Giesebrecht: Wendische Geschichte, III. 316 sqq.; Wattenbach: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first ed. p. 252 sqq.); Koppmann: Die mittelalterlichen Geschichtsquellen in Bezug auf Hamburg (1868); Potthast, l.c p. 100; C. Bertheau in Herzog2 I. 140 sqq. Of older notices see Ceillier, XIV. 201–206.

Among the historical writer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Rodulfus Glaber, and Adam of Bremen deserve special mention, the one for France, the other for the North of Europe.

Rodulfus Glaber(681) was a native of Burgundy, sent to a convent in early youth by his uncle, and expelled for bad conduct; but he reformed and joined the strict Benedictine school of Cluny. He lived a while in the monastery of St. Benignus, at Dijon, then at Cluny, and died about 1050.

His chief work is a history of his own time, from 1000–1045, in five books. Though written in barbarous Latin and full of inaccuracies, chronological blunders, and legendary miracles, it is an interesting and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gives vivid pictures of the corrupt morals of that period.(682) He wrote also a biography of St. William, abbot of Dijon, who died 1031.(683)

Adam of Bremen, a Saxon by birth, educated (probably) at Magdeburg, teacher and canon of the chapter at Bremen (1068), composed, between 1072 and 1076, a history of the Bishops of Hamburg-Bremen.(684) This is the chief source for the oldest church history of North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from 788 to the death of Adalbert, who was archbishop of Bremen from 1045–1072. Adam drew from the written sources in the rich library, of the church at Bremen, and from oral traditions.(685) He went to the Danish King Sven Estrithson, who "preserved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barbarians in his memory as in a book." He is impartial and reliable, but neglects the chronology, . He may almost be called the Herodotus of the North except for his want of simplicity. He was familiar with Virgil, Horace, Lucian, and formed his style chiefly after Sallust; hence his artificial brevity and sententiousness.(686) He ranks with the first historians of the middle ages.(687)

§ 182. St. Peter Damiani.

I. Beati Petri Damiani (S. R. E. cardinalis Episcopi Ostiensis Ordinis S. Benedicti) Opera omnia in quatuor tomos distributa, studio et labora Domni Constantini Cajetani (of Montecassino), first publ. Rom. 1606–’13; in Paris, 1663; in Venice, 1783. Reprinted with Vitae and Prolegomena in Migne’s "Patrol. Lat.," Tom. CXLIV. and CXLV. (1853). Tom. I. 1060 cols.; Tom. II. 1224 cols.

  1. Three biographies of Damiani, one by his pupil, Joannes monachus, who, however, only describes his monastic character. See Migne, I. 47–204. Acta Sanctorum (Bolland.), for February 23, Tom. III. 406–427. Acta Sanctorum Ordinis S. Bened., Saec. VI. Also the Annales Ordinis S. Benedicti, ed. Mabillon, Tom. IV., lib. LVIII.-LXII. (which extend from a.d. 1039–1066, and notice the public acts of Damiani in chronological order).

  2. Jac. Laderchi: Vita S. Petri Damiani S. R. E. Cardinalis. Rom. 1702. 3 Tom. Albr. Vogel: Peter Damiani. Jena, 1856. Comp. his art. in Herzog2 III. 466 sqq. F. Neukirch: Das Leben des Peter Dam. Göttingen, 1876. Jos. Kleinermanns (R.C.): Petrus Damiani in s. Leben und Wirken, nach den Quellen dargestellt. Steyl, 1882. Comp. also Ceillier, XIII. 296–324. Neander, III. 382, 397 and passim; Gfrörer Gregor. VII, Bd. I.; Höfler: Die deutschen Paepste; Will: Die Anfänge der Restauration der Kirche im elfte Jahrh.; Giesebrecht: Gesch. der deutschen Kaizerzeit, vol. II.; Hefele: Conciliengesch., vol. IV.

I. Life. Peter Damianus or Damiani (1007–1072),(688) a friend of Hildebrand and zealous promoter of the moral reform of the clergy, was a native of Ravenna, had a very hard youth, but with the help of his brother Damianus (whose name he adopted),(689) he was enabled to study at Ravenna, Faenza and Parma. He acquired honor and fortune as a teacher of the liberal arts in his native city. In his thirtieth year he suddenly left the world and became a hermit at Fonte Avellano near Gubbio (Eugubium) in Umbria,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his countryman, Romuald, whose life he described.(690) He soon reached the height of ascetic holiness and became abbot and disciplinarian of the hermits and monks of the whole surrounding region. Even miracles were attributed to him.

He systematized and popularized a method of meritorious self-flagell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ecital of the Psalms; each Psalm was accompanied with a hundred strokes of a leathern thong on the bare back, the whole Psalter with fifteen thousand strokes. This penance became a rage, and many a monk flogged himself to death to the music of the Psalms for his own benefit, or for the release of souls in purgatory. The greatest expert was Dominicus, who wore an iron cuirass around his bare body (hence called Loricatus), and so accelerated the strokes that he absolved without a break twelve Psalters; at last he died of exhaustion(1063).(691) Even noble women ardently practiced "hoc purgatorii genus," as Damiani calls it. He defended this self-imposed penance against the opponents as a voluntary imitation of the passion of Christ and the sufferings of martyrs, but he found it necessary also to check unnatural excesses among his disciples, and ordered that no one should be forced to scourge himself, and that forty Psalms with four thousand strokes at a time should be sufficient as a rule.

The ascetic practice which he encouraged by word and example, had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it became a part of the monastic discipline among Dominicans(692) and Franciscans, and assumed gigantic proportions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Black Death (1349), when fraternities of Flagellants or Cross-bearers, moved by a spirit of repentance, preceded by crosses, stripped to the waist, with faces veiled, made pilgrimages through Italy, Germany and England and scourged themselves, while chanting the penitential psalms, twice a day for thirty-three days, in memory of the thirty-three years of our Lord’s life.(693)

Damiani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strict monastic party which centred at Cluny and labored, from the sacerdotal and theocratic point of view, for a reformation of the clergy and the church at a time of their deepest degradation and corruption. He compared the condition of his age to that of Sodom and Gomorrah; he opposed simony and the concubinage of priests, as the two chief sources of evil. He advocated a law which punished simony with deposition, and which prohibited the laity from hearing mass said by married priests. Such a law was enacted by the Lateran Council of 1059. He also condemned in the clergy the practice of bearing arms, although even Pope Leo IX., in 1053, led an army against the pillaging Normans. He firmly maintained that a priest should not draw the sword even in defense of the faith, but contend only with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weapon of the Spirit.

A man of such talent, piety and energy could not remain hidden in the desert. He was drawn to Rome, and against his will chosen bishop of Ostia and Cardinal of the Roman church by Stephen X. in 1058. He narrowly escaped the triple crown in 1061. He was the spiritual counsellor and censor of the Hildebrandian popes (Gregory VI., Clement II., Leo IX., Victor II., Stephen X., Nicolas II., Alexander II.), and of Hildebrand himself. He was employed on important missions at Milan, Florence, Montecassino, Cluny, Mainz, Frankfort. He helped to put down the papal schism of Cadalous.(694) He had the confidence of the Emperor Henry III. whom he highly praise as a second David, became confessor of the widowed Empress Agnes, and prevented the divorce of her son Henry IV. from his wife Bertha. He resigned his bishopric, but was again called out from his retreat by Hildebrand; hence he called him his holy Satan, and also the lord of the pope.(695) He despised the vanities and dignities of high office. He preferred his monastic cell in the Apennines, where he could conquer his own world within, recite the Psalter, scourge himself, and for a change write satires and epigrams, and make wooden spoons. "What would the bishops of old have done," he said, "had they to endure the torments which now attend the episcopate? To ride forth constantly accompanied by troops of soldiers with swords and lances, to be girt about with armed men, like a heathen general! Every day royal banquets, every day parade! The table loaded with delicacies for voluptuous guests; while the poor pine away with famine!"

His last work was to heal a schism in the church of his native city. On his return he died of fever at Faenza, Feb. 23, 1072, one year before Hildebrand ascended the papal chair to carry out the reforms for which Damiani had prepared the way with narrow, but honest, earnest and unselfish devotion.

  1. The Works of Damiani consist of Epistles, Sermons, Lives of Saints, ascetic tracts, and Poems. They are a mirror of the church of his age.
  1. The Epistles are divided into eight books. They are addressed (a) to contemporary Roman Bishops (Gregory VI., Clement II., Leo IX., Victor II., Nicolas II., Alexander II., and the Anti-pope Cadalous or Honorius II.); (b) to the Cardinal Bishops, and to Cardinal Hildebrand in particular; (c) to Patriarchs and to the Archbishops of Ravenna and Cologne; (d) to various Bishops; (e) to Archpresbyters, Archdeacons, Presbyters and other clergy. They give a graphic picture of the corruptions of the church in his times, and are full of zeal for a moral reform. He subscribes himself "Petrus peccator monachus." The letters to the anti-pope Cadalous show his power of sarcasm; he tells him that his very name from cado, to fall, and laov", people, was ominous, that he deserved a triple deposition, that his new crime was adultery and simony of the worst sort, that he had sold his own church (Parma) and bought another, that the church was desecrated to the very top by such adulteries. He prophesied his death within one year, but Cadalous outlived it, and Damiani defended his prophecy as applying to moral death.

  2. Sermons, seventy-four in number.(696) They are short and treat of church festivals, apostles, the Virgin Mary, martyrs, saints, relics, and enjoin a churchly and ascetic piety.

  3. Lives of Saints, of the Benedictine order, namely, Odilo of Cluny, Romuald, Rodulphus, and Dominicus Loricatus (the hero of self-flagellation), whose examples are held up for imitation.(697)

  4. Dogmatic Discussions, De Fide Catholica; Contra Judaeos; Dialogus inter Judaeum et Christianum; De Divina Omnipotentia; 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 (against the Greeks), etc.(698)

  5. Polemic and ascetic treatise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Liber Gomorrhianus (1051), a fearless exposure of clerical immorality which appeared to him as bad as the lewdness of Sodom and Gomorrah (hence the title).(699) It is addressed to Pope Leo IX. and calls on him to exercise his authority in removing the scandals. The Liber Gratissimus, addressed to Henry, archbishop of Ravenna, is directed against simony.(700) He wrote also tracts on the contempt of the world, on monastic perfection, on the life of hermits, on sacerdotal celibacy, against intemperance, against avarice, etc.(701)

  6. On Miracles and Apparitions.(702)

  7. On the Pictures of the chief Apostles, especially Peter and Paul.(703)

  8. Exposition of the Canon of the Mass, and other liturgical topics.(704)

  9. Exegetical Fragments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705)

10 Poems, satires, epigrams and Prayers.(706) His best hymn is on the glory of Paradise, based on poetic prose of St. Augustin: "Ad perennis vitae fontem mens sativit arida."(707)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840): See §§ 109-112, pp. 495, 496, 498.

(2; original 841): See §§ 94, 100-102, pp. 405 sq., 413, 450, 456.

(3; original 842): See §§ 67, 70, 107 and 108, pp. 304, 312 sqq., 476 sqq.

(4; original 843): See §§ 10, p. 30 sqq., and 50, 52, pp. 211 sqq.

(5; original 844): See §§ 13, p. 40 sq.

(6; original 845): See §§ 116, p. 511 sqq.

(7; original 846): See § 105, p. 472 sqq.

(8; original 847): See § 105, p. 471 sq.

(9; original 848): See § 96, p. 426, and 120, p. 525 sq.

(10; original 849): See § 127, p. 549.

(11; original 850): · See § 126, p. 546 sqq.

(12; original 851): See § 123, p. 529 sqq.

(13; original 852): · See § 121, p. 528 sqq.

(14; original 853): §§ 64 and 65, pp. 292 and 295.

(15; original 856): See pp. 409, 496-498.

(16; original 857): Migne, XC. col. 244-785.

(17; original 858): l.c. col. 785-856.

(18; original 859): l.c. col. 856-872.

(19; original 860): l.c. col 872-909.

(20; original 861): XCI. col. 1032-1417.

(21; original 862): l.c. col. 9-285.

(22; original 863): l.c. col. 288-353.

(23; original 864): Migne, XXVIII. col. 1116-1285.

(24; original 865): XCI. col. 353-361.

(25; original 866): XC. col. 912-956

(26; original 867): l.c. Cols. 960-1080.

(27; original 868): l.c. cols. 1084-1176.

(28; original 869): l.c. cols. 1177-1392.

(29; original 870): XCI. cols. 657-717.

(30; original 871): l.c. cols. 721-1017.

(31; original 872): l.c. cols. 364-649.

(32; original 873): l.c. cols. 1417-1424, and this; vol., p. 409.

(33; original 874): Cf. Neander and Bach in loco.

(34; original 875): Grundlehner, p. 22; Langen, p. 20.

(35; original 876): The usual date is 676. Grundlehner says (p. 19), "probably about the year 680."

(36; original 877): This Life is summarized by Lupton, pp. 22-36.

(37; original 878): The term is prwtosuvmboulo", " chief councillor." This is commonly interpreted " vizier," but that office did not then exist. Langen (p. 19) thinks " chief tax-gatherer" a more likely translation. Cf. Lupton, p. 27.

(38; original 879): See this vol. p. 456.

(39; original 880): See analysis, p. 630.

(40; original 881): Lequien (i. § 452) conjectures that he was ordained before th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y broke out, because in a sermon he alludes to the peaceful condition of the empire, which was not applicable to the time after that event. Cf. Lupton, p. 57.

(41; original 882): Grundlehner (p. 55, n.1) accepts the statement of the Menaea Graecorum that John of Damascus died at the age of 104, and sets the date at "about 780."

(42; original 883): This famous tale falls of its own weight. Even Roman Catholics, like Alzog (Patrologie, 2d ed., p. 405) admit that it lacks support. It is certainly noteworthy that the second Nicene council apparently knew nothing of this miracle. Cf Grundlehner, p. 42 n.; Langen, p. 22.

(43; original 884): Langen, p. 22.

(44; original 885): Carefully analyzed by Lupton and Langen.

(45; original 886): De Imaginibus Orationes III., in Migne, XCIV.

(46; original 887): l.c. col. 1232-1284.

(47; original 888): l.c.. col. 1284-1317.

(48; original 889): l.c. col. 1317-1420.

(49; original 890): Langen, p. 141.

(50; original 891): Page 461.

(51; original 892): Phgh; gnwvsew", in Migne, l.c. col. 521-1228.

(52; original 893): This is his own statement, l.c. col. 533.

(53; original 894): Kefavlaia filosofikav, l.c. col. 521-676. Lupton, pp. 67, 68; Langen, pp. 46-52. There is a special essay by Renoux, entitled, De Dialectica Sancti Joannis Damasceni (1863).

(54; original 895): Langen, p. 46.

(55; original 896): Peri;aijrevsewnejnsuntomiva/ l.c. col. 677-780.

(56; original 897): #Ekdosi" ajkribh;" th'" ojrqodovxou pivstew". l.c. col. 789-1228.

(57; original 898): The exact date rests upon the statement of John of Brompton that the translation was made in the same year in which the Thames was frozen over, i.e. in the Great Frost of 1150. Cf. Lupton, p. 70.

(58; original 899): Migne, l.c. col. 1217.

(59; original 900): Lequien gives thirteen and the fragment of a fourteenth; but some, if not many, of them are not genuine.

(60; original 901): See p. 405.

(61; original 902): Migne, vol. XCVI., col. 860-1240.

(62; original 903): Brunet gives the titles of Latin, French, Italian, Spanish, German, Danish, Norwegian and Bohemian translations. It was abridg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Saint Josaphat. Lond., 1711. It appears in the Golden Legend. The Greek text was first printed in 1832.

(63; original 904): So Langen, pp. 251-254.

(64; original 905): Lupton, p. 217.

(65; original 906): l.c. col. 781-813.

(66; original 907): Langen, p. 238.

(67; original 908): Lupton, p. 212.

(68; original 909): Schaff, Creeds, vol. ii., pp. 552-54.

(69; original 910): Neander, vol. iii., p. 554. Comp. above, p. 307 sqq.

(70; original 911): Cf. chapter V.§ 70.

(71; original 912): Cf. the exhaustive analysis of his works by Hergenröther (vol. iii. pp. 3260.

(72; original 913): Bibliotheca or Muriobivblion, Migne, CIII., CIV. col. 9-356; Hergenröther, III. pp. 13-31.

(73; original 914): Hergenröther, p. 14, 28-31.

(74; original 915): Best edition, by Dobrée, Fwtivou levxewn sunagwghv. Photii Lexicon e codice Galeano descripsit R. Porsonus. London, 1822, 2 vols.; reprinted 1823 in Leipzig.

(75; original 916): Migne, CI. col. 45-1172.

(76; original 917): Hergenröther (vol. iii., pp. 31 sqq. ) tells at length the curious story of the singular way in which the Amphilochia has gradually come to the knowledge of modern scholars.

(77; original 918): Collected in Migne, l.c. col. 1189-1253.

(78; original 919): Commonly called Syntagma Canonum, Migne, CIV. col. 441-976, and Nomocanon, ibid. col. 976-1217.

(79; original 920): The Nomocanon is minutely discussed by Hergenröther, l.c. iii. 92-128. See also F. A. Biener, Geschichte der Novellen Justinians, Berlin, 1824; and De Collectionibus canonum ecclesiae Graecae. Schediasma litterarium. Berlin, 1827. Card. J. B. Pitra, Juris eccles. Graec. historia et monumenta. Rome, 1868. Hergenröther, Griech. Kirchenrecht bis zum Ende, des 9ten Jahrhunderts. Mainz, 1870.

(80; original 921): Dihvghsi" peri; th'" tw'n neofavntwn Manicaivwn ajnablasthvsew", in Migne, CII. col. 16-264. Cf. Hergenröther, l.c. iii. 143-153.

(81; original 922): Liber de S. Spiritus Mystagogia, first published by Hergenröther at Regensburg, 1857; Comp. his Photius, III. l54-160, and Migne, CII. 280-400. The word mustagwgivais used in the same sense as iJerologivaor qeologiva, sacra doctrina,

(82; original 923): Hergenröther, Photius, III. 157.

(83; original 924): Ibid. 160-165.

(84; original 925): Sunagwgai; kai ;ajpovdeixei" ajkribei'", in Migne, CIV. col. 1220-1232.

(85; original 926): Hergenröther, l.c. p. 174.

(86; original 927): See above, p. 314 sq.

(87; original 928): Migne, CII., col. 585-989. They are analyzed by Du Pin, l.c. 106-109.

(88; original 929): Migne, CII., col. 548-576.

(89; original 930): Ibid. col. 577-584.

(90; original 931): Cf. Gass in Herzog2 IX. pp. 677-679.

(91; original 932): It is found in Migne, and utilized in the great hagiographies of A. Lippomani (Paris, 1551-60, 8 vols. ), Surius (Cologne, 1570-79, 6 vols. ) and the Boltandists (1643-1875, 61 vols.).

(92; original 933): Du Pin, in loco.

(93; original 934): Migne, CXIV. col. 209-292.

(94; original 935): Their names are given in Migne, CXVIII. col. 9.

(95; original 936): This is the name likewise of the narrowest part of the Euboic Sea.

(96; original 937): Migne, CXXIII.-CXXVI. col. 104.

(97; original 938): Migne, CXXVI. col. 105-129.

(98; original 939): Ibid. col. 129—144.

(99; original 940): Ibid. col 288-305.

(100; original 941): Ibid. col. 253-285.

(101; original 942): Ibid. col. 152-221.

(102; original 943): Ibid. col. 221-249.

(103; original 944): Viz. Exhortations, On Virtues and Vices, and Way of the King, spoken of farther on.

(104; original 945): Neander, l.c. p. 586.

(105; original 946): Gass in Herzog,2 s. v. xii. 340.

(106; original 947): See lists in Allatius, Diatriba, in Migne, CXXII. col. 498-532.

(107; original 948): @Ermhneiva kata; paravfrasin tou' a[/smato" tw'n aj/smavtwn. Ibid. col. 537-685.

(108; original 949): Didaskaliva pantodaphv. Ibid. col. 688-784.

(109; original 950): Peri;ejnergaiva"daimovnwn. Ibid. col. 820-876.

(110; original 951): !Epistolaiv. Ibid. col. 1161-1185.

(111; original 952): See p. 642.

(112; original 953): Carakthvre". Migne, CXXII. col. 901-908.

(113; original 954): Ibid. col. 908-910.

(114; original 955): Peri ;dovgmato". Ibid. col. 812-817.

(115; original 956): Suvnoyi" tw'n novmwn. Ibid. col. 925-974.

(116; original 957): In her Alexiad (XV. 490, Migne, CXXXI. col. 1176) she extols his learning and piety.

(117; original 958): Migne, CXXX.

(118; original 959): Migne gives the sources.

(119; original 960): Contra Massalianos; Contra Bogomilos; Disputatio de fide cum philosopho Saraceno; Dialogus Christiani cum Ismaelica (all in Migne, CXXXI. col. 4048; 48-57; 20-37; 37-40).

(120; original 961): Migne, CXXVIII. col. 41-end.

(121; original 962): Migne, CXXIX. col. 107-end.

(122; original 963): Manuel was warlike and dissolute and ground the people down under heavy taxes. The petition alluded to is given in Migne, CXXXV. col. 925-932. Cf Gibbon, Harpers’ ed. V. 81, 82.

(123; original 964): Homer, Dionysius Periegetes the geographer, Pindar and probably Aristophanes. His "vast commentary" on Homer is a perfect storehouse of classical learning and Homeric criticism, and has unique value from its numerous extracts of lost scholia. It was first published and beautifully printed, at Rome, 1542-50. 4 vols. Perhaps tidings of its prospective issue had reached Zwingli; for his friend James Amman writes to him from Milan on April 19, 1520, evidently in answer to his queries: Commentaria Eustothii in Homerum Mediolani non extant, nec satis compertum habes, num Romae an vel alibi excusa sint; nemo id me edocere potest. Zwingli, Opera, VII. 131. The Proaemium to Pindar, all that is now extant, is given in Migne, CXXXVI. col. 369-372 Greek only). The commentary on Dionysius Periegetes was first printed by Robert Stephens, Paris, 1547.

(124; original 965): See hisAllocatio ad Imperatorem cum esset Myrorum metropolita electus in Migne, CXXXV. col. 933-973.

(125; original 966): Neander, IV. 530-531.

(126; original 967): Ibid 535.

(127; original 968): Migne, CXXXV. col. 973-1032.

(128; original 969): He wrote a valuable history of this siege, Narratio de Thessalonica urbe a Latinis capta, Migne, CXXXVI. col. 9-140.

(129; original 970): Migne, CXXXV. col. 520-540.

(130; original 971): Ibid. col. 540-560.

(131; original 972): Four orations, ibid. col. 561-728.

(132; original 973): CXXXVI. col. 141-216; 264-301.

(133; original 974): De emendanda vita monachica, CXXXV. col. 729-909.

(134; original 975): Ad Stylitam quendam Thessalonicensem, CXXXVI. col. 217-264.

(135; original 976): Epistola ad Thessalonicenses, CXXXV. col. 1032-1060; De obedientia magistratui Christiano debita, CXXXVI. col. 301-357; De simulatione, ibid. col. 373-408; Adversus implacabilitatis accusationem (or Contra injuriarum memoriam), ibid. col. 408-500.

(136; original 977): CXXXVI. col. 1245-1334 (Greek only).

(137; original 978): Interpretatio hymni Pentecostalis Damasceni in Mai, Spicilegium Romanum, V. (Rome, 1841) pp. xxiv. 161-383, and in Migne, CXXXVI. col. 504-753.

(138; original 979): Qhsauro;" ojrqodoxiva". Migne, CXXXIX. col. 1093-CXL. col. 292.

(139; original 980): So Morel believed. See the interesting story in Migne, CXXXIX. col. 295.

(140; original 981): @Istoria. Ibid. col. 309-1057.

(141; original 982): Senator was a part of his proper name. Cassiodorius is a variant of Cassiodorus.

(142; original 983): Var. xii. 15 (Migne, LXIX. col. 867).

(143; original 984): De Instit. div. litt. c. 28, 30, 31 (Migne, LXX. cols. 1141-1147).

(144; original 985): The order here followed is that of Migne.

(145; original 986): Variarum libri duodecim, in Migne, LXIX. col. 501-880.

(146; original 987): Historica ecclessiastica vocata Tripartita, ibid. col. 879-1214.

(147; original 988): Chronicon, ibid. col. 1213-1248.

(148; original 989): Computus Paschalis, ibid. col. 1249, 1250.

(149; original 990): De Getarum sive Gothorum origine et rebus gestis, ibid. 1251-1296.

(150; original 991): Expositio in Psalterium. Migne, LXX. col. 9-1056.

(151; original 992): Inst. I. 4. 1. 1. (Migne, LXX. col. 1115) "Sequitur qui nobis primus est in commentatorum labore."

(152; original 993): The Expositio in Canticum, which comes next in the editions, is now thought to be by another author. So Garet (Migne, LXX. col. 1055).

(153; original 994): 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ecularium lectionum. Ibid. col. 1105-1220.

(154; original 995): So Ebert l. 477. Their common titles are (a) De institutione divinarum litterarum. (b) De artibus et disciplinis liberalium litterarum.

(155; original 996): De orthographia. Migne, LXX., col. 1239-1270.

(156; original 997): Prefatio. Ibid. col. 1241, 1. 9.

(157; original 998): De anima. Ibid. col. 1279-1308.

(158; original 999): Complexiones in Epistolas et Actus apostolorum necnon in Apocalypsim. Ibid. col. 1321-1418.

(159; original 1000): Ibid. col. 1219-1240.

(160; original 1001): The birth-place of Pascal, in the department of Puy de Dome, 220 miles S. by E. from Paris.

(161; original 1002): Monod, p. 29.

(162; original 1003): He was charged with having accused Fredegund wife of Chilperic, of adultery with Bertrand, bishop of Bordeaux. Hist. Franc. V. 49, (Migne, l.c., col. 364).

(163; original 1004):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Francorum libri decem. Migne, LXXI. col. 159-572.

(164; original 1005): X. xxxi. 19. Migne, col. 571-572.

(165; original 1006): Ibid. col. 705 sqq.

(166; original 1007): The dates given above are Monod’s, l.c. pp. 41-49.

(167; original 1008): Montalembert says she was the superior of forty convents and a thousand nuns (Eng. trans. I. 419). But this is mere tradition.

(168; original 1009): The canons of these councils are given by Hefele, III. 72, 73; 79-88.

(169; original 1010): This has its bearings on the case of Gottschalk.

(170; original 1011): Vita S. Isidori, 33-36, in Migne, LXXXII. col. 45-49.

(171; original 1012): Allegoriae quaedam Sacrae Scripturae, Migne, LXXXIII. col. 97-130.

(172; original 1013): De ortu et obitu patrum qui in Scriptura laudibus efferuntur, ibid. col. 129-156.

(173; original 1014): In libros V. ac N. T. prooemia, ibid. col. 155-180.

(174; original 1015): Liber numerorum qui in S. S. occurunt, ibid. col. 179-200.

(175; original 1016): De, V. et N. T. quaestiones, ibid. col. 201-208.

(176; original 1017): Mysticorum expositiones sacramentorum seu quaestiones in V. T. ibid. col. 207. 434.

(177; original 1018): De fide catholica ex V. et N. T. contra Judaeos, ibid. col. 449-538.

(178; original 1019): Fragments of an old High German transla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by A, Holtzmann, Karlsruhe, 1836, and by Weinhold, Paderborn, 1874.

(179; original 1020): Sententiarum libri tres, Migne, LXXXIII. col. 537-738.

(180; original 1021): It was probably itself suggested by Prosper’s Sentences from Augustin.

(181; original 1022): Synonyma de lamentatione animae peccatricis, Migne, ibid. col. 825-868.

(182; original 1023): The term "synonyms" was apparently given to it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ideas repeated in slightly different words.

(183; original 1024): De ordine creaturarum liber, ibid. 913-954.

(184; original 1025): 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 ibid. col. 737-826.

(185; original 1026): I. 18, ibid. col. 754-757.

(186; original 1027): Regula monachorum, ibid. col. 867-894.

(187; original 1028): See p. 657.

(188; original 1029): Etymologiarum libri XX. Migne, LXXXII. col. 73-728.

(189; original 1030): Arevalo, Prolegomena, c. 53, in Migne, LXXXI. col. 337-340.

(190; original 1031): Differentiarum, sive de proprietate sermonum, libri duo, LXXXIII. col. 9-98.

(191; original 1032): De natura rerum, ibid. col. 963-1018.

(192; original 1033): See Becker’s ed. for a careful statement of his sources.

(193; original 1034): Chronicon, LXXXIII. col. 1017-1058. In abbreviated form in the Etymologies, cf. V. 39. Migne, LXXXII. col. 224-228.

(194; original 1035): De Civitate Dei, XXII. 30 (ed. Dombart, II. 635, Clark’s Aug. Lib. II. 544).

(195; original 1036): See the essays of Hertzberg, already mentioned in Lit.in §155 II.

(196; original 1037): Historia de regibus Gothorum, Wandalorum et Suevorum, Migne, LXXXIII. col. 1057-1082.

(197; original 1038): Ebert, I. 566.

(198; original 1039): De viris illustribus, Migne, LXXXIII. col. 1081-1106.

(199; original 1040): Epistolae, ibid. col. 893-914.

(200; original 1041): King Egfrid gave the land for these monasteries.

(201; original 1042): Biscop was the first to import masons and glaziers into England, and to introduce the Roman liturgy and the art of chanting.

(202; original 1043): Hist. V. 24 (Giles’ trans. in Bohn’s Library, p. 297, altered slightly).

(203; original 1044): Giles, ibid., p. x.

(204; original 1045): Hist. V. 24 (Giles, ibid., p. 297).

(205; original 1046): Giles gives Cuthbert’s letter in full, ibid., pp. xviii.-xxi.

(206; original 1047): Beda in Smith and Wace, Dict. Chr. Biog. I. 301, 302.

(207; original 1048): See last paragraph of §154, this vol.

(208; original 1049): Hist. V. 24 (Bohn’s ed., pp. 297-299).

(209; original 1050): Stubb’s art., p. 301.

(210; original 1051): De orthographia in Migne, XC. col. 123-150.

(211; original 1052): De arte metrica. Ibid., col. 149-176.

(212; original 1053): De schematis et tropis sacrae scripturae. Ibid., col. 175-186.

(213; original 1054): De natura rerum. Ibid., col. 187-278.

(214; original 1055): De temporibus. Ibid., col. 277-292.

(215; original 1056): De temporum ratione. Ibid., col. 293-578.

(216; original 1057): De ratione computi. Ibid., col, 579-600.

(217; original 1058): De Paschae celebratione. Ibid., col. 599-606.

(218; original 1059): De tonitruis. Ibid., col. 609-614.

(219; original 1060): Bede’s expository works fill Tom. XCI., XCII., XCIII. in Migne’s series.

(220; original 1061): G. F. Browne, The Venerable Bede, pp. 129-132. A translation of one of Bede’s homilies is given on pp. 148-159.

(221; original 1062): The Uncial E (2), the Codex Laudianus, which dates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and contains an almost complete Greek-Latin text of the Acts, is known to have been used by Bede in writing his Retractions on the Acts. The Codex was brought to England in 668.

(222; original 1063): Tom. XCIV., col. 9-268.

(223; original 1064): Ibid., col. 515-529, 575-638.

(224; original 1065): Hist. IV. 20. Bohn’s ed., pp. 207, 208.

(225; original 1066): Migne, XCIV. col. 655-710.

(226; original 1067): Browne (I. c., pp. 172-179) reproduces it.

(227; original 1068): Migne, XCIV., col. 713-1148. Browne (pp. 80-126) gives a full account of the first two of these works.

(228; original 1069):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Tom. XCV., col. 21-290.

(229; original 1070): Fabricius in Migne, XCV. col. 413

(230; original 1071): . Ebert, l. c. p. 37.

(231; original 1072): Migne, l c. col. 1599, Carmen VIII. cf. lines 9, 10:

"Illius in patria conjux miseranda per omnes

Mendicat plateas, ore tremente, cibos."

(232; original 1073): De gestis Langobardorum, Migne, XCV. col. 433-672.

(233; original 1074): Mommsen quoted by Ebert, l.c. p. 45; Weizsäcker in Herzog,2 xi. 390.

(234; original 1075): Historia romana, with its additions, Migne, XCV. col. 743-1158.

(235; original 1076): Best edition by Hartel, Berlin, 1872. Eng. trans. in Bohn’s Class. Lib.

(236; original 1077): Migne, XXXI. col. 663-1174.

(237; original 1078): Muratori, Rer. Ital. script. I. 222-242.

(238; original 1079): In Migne, LI. col. 535-608.

(239; original 1080): Vita S. Gregorii Maqni, Migne, LXXV. col. 41-60.

(240; original 1081): 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 Migne, XCV. col. 699-724.

(241; original 1082): Homilarius, ibid. col. 1159-1584.

(242; original 1083): Epistolae, ibid. 1583-1592.

(243; original 1084): Carmina, ibid. col. 1591-1604. Ebert discusses these at length, l.c. pp. 48-56.

(244; original 1085): Migne, l.c. Vita II. v. (col. 30, 1. 4).

(245; original 1086): Jaffè, Mon. Alc., p. 162.

(246; original 1087): At the request of Alcuin he wrote explicit directions for their conversion and baptism. Ebert ii. p. 89. Mon. Alc., ed. Jaffè, p. 311-318. Alc. Epist. 56. Ed. Migne, Epist. 39 (C. col. 198).

(247; original 1088): Madrisius devotes a chapter of his biography to Paulinus’ friendships with the illustrious men of his time. Migne, l.c. Vita, XVI. (col. 109-117).

(248; original 1089): Migne, l.c. col. 149, 1. 2

(249; original 1090): Vita XVII. iii. (col. 118).

(250; original 1091): Ibid. XIV. xvi. (col 100).

(251; original 1092): Ibid. XVII. vii viii. (col. 123-126). Madrisius prints the oration delivered on the latter occasion (col. 133-142).

(252; original 1093): Libellus sacrosyllabus contra Elipandum, Migne, XCIX. col. 151-166.

(253; original 1094): Contra Felicem Urgellitanum episcopum libri tres., ibid. col. 343-468.

(254; original 1095): Ibid. col. 468, 1. 12.

(255; original 1096): The writings of Felix and Elipandus are found in Migne, Patr. Lat. XCVI.

(256; original 1097): Concilium Forojuliense, Migne, XCIX. col. 283-302.

(257; original 1098): Liber exhortationis, ibid. col. 197-282.

(258; original 1099): Col. 206, 212 n. a.

(259; original 1100): Ibid. col. 181-186.

(260; original 1101): Smith and Wace, Dict. Christ. Biog. s. v. Heistulfus.

(261; original 1102): Madrisius in Migne, l.c. col. 185.

(262; original 1103): Ibid. col. 511-516.

(263; original 1104): The present Altino, a town on the Adriatic, near Venice.

(264; original 1105): Migne, l.c. col. 503-510.

(265; original 1106): De regula fidei, ibid. col. 467-471

(266; original 1107): Hymni et rhythmi, ibid. col. 479-504.

(267; original 1108): De Herico duce, ibid. col. 685-686.

(268; original 1109): Ibid. col. 625-627.

(269; original 1110): Ibid. col. 627-628.

(270; original 1111): Not in Migne, but in Mansi, Tom. XIII.

(271; original 1112): Other forms are Ealdwine, Alchwin, Alquinus.

(272; original 1113): Vita S. Willibrordi, I. i. (Migne, CI. col. 695).

(273; original 1114): De pontificibus et sanctis eccles. Ebor., vv. 1453-56 (CI. Col. 841).

(274; original 1115): Mullinger (p. 47) says in 768.

(275; original 1116): De pont. et Sanct. eccles. Eb. vers. 1535-1561 (Dümmler, l.c. 203, 204; Migne, CI. col. 843 sq. ).

(276; original 1117): On this ground Guizot (l.c. 246-7) explains in part Alcuin’s frequent expressions of weariness.

(277; original 1118): There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Guizot, l.c. 237, and in Mullinger, 97-99.

(278; original 1119): See pp. 465 sqq.

(279; original 1120): Already spoken of in connection with Gregory of Tours.

(280; original 1121): See the old life of Alcuin, cap. VIII. in Migne, C. col. 98.

(281; original 1122): He requested advice on this point from Paulinus of Aquileia. See p. 681.

(282; original 1123): Froben in his life of Alcuin, cap. XIV., gives his doctrinal position at length. Migne, col. l.c. 82-90.

(283; original 1124): For the proof of the statements in this paragraph see Neander, III. passim.

(284; original 1125): Epistolae, Migne, C. col. 139-512.

(285; original 1126): See above, p. 615 sq.

(286; original 1127): Ebert, II. 32-35.

(287; original 1128): Guizot analyzes them (l.c. 243-246).

(288; original 1129): Opuscula exegetica, Migne, C. 515-1086.

(289; original 1130): That on Revelation in Migne is not his, but probably by a pupil of Alcuin. It is, however, a mere compilation from Ambrosius Autpertus (d. 779.)

(290; original 1131): Opuscula dogmatica, Migne, CI. col. 11-304.

(291; original 1132): Opuscula liturgica et moralia, ibid. col. 445-656.

(292; original 1133): Opuscula hagiographica, ibid. col. 657-724.

(293; original 1134): Carmina, Ibid. col. 723-848.

(294; original 1135): De gallo fabula, Ibid. col. 805. Dümmler, l.c. 262.

(295; original 1136): Ibid. col. 814-846. Dümmler, l.c. 169-206.

(296; original 1137): Opuscula didascalica, Migne, CI. col. 849-1002

(297; original 1138): Guizot gives a translation of this in his Hist. Civilization (Eng. trans. ii. 239-242.

(298; original 1139): Opuscula dubia , Migne, CI. col. 1027-1170.

(299; original 1140): Opuscula supposita ibid. col. 1173-1314.

(300; original 1141): This sketch has been derived for the most part directly from Altfrid’s Acta seu Vita (ed. Diekamp, pp. 3-53, Migne, col. 769-796). The letter "c" throughout refers to the chapter of the Acta in Migne in which the statement immediately preceding is found. The dates are mainly conjectural. The Acta gives none except that of the saint’s death, but merely occasionally notes the lapse of time.

(301; original 1142): C. 18. Migne, l.c. col. 778. Erat enim cu piens haereditate sua coenobium construere monachorum, quod ita postea Domino opitulante concessum est in loco qui vocatur Vuerthina

(302; original 1143): A document of Jan., 802, calls him "abbott," and one of April 23, 805, calls him "bishop."

(303; original 1144): Vita S. Gregorii Migne, l.c. col. 749-770.

(304; original 1145): Vita Altfridi, II. c. 6, Migne, l.c. col. 783, l. 4.

(305; original 1146): Curiously enough the word used in his epitaph to express his native land is ambiguous. The line reads: "Protulit hunc Speria, Gallia sed nutriit" (Migne, l.c. col. 192); but Speria (Hesperia) is a poetical term for either Italy or Spain. Cf. Ebert l.c. p. 70.

(306; original 1147): I.e. the official dispenser of justice who accompanied the bishop on his visitation, and was particularly charged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hurch buildings. It was a post of great responsibility.

(307; original 1148): On which Alcuin congratulated him (Migne, Patrol. Lat. C. col. 391, Mon. Alc., Epist. 166, p. 606).

(308; original 1149): It is said he was poisoned by order of the person who had received his see.

(309; original 1150): Cf. Carmina, IV. i. (Migne, l.c. col. 331), in which he names his favorite authors. Alcuin proposed him to Charlemagne as competent to refute Felix the Adoptionist. Cf. Alcuin, Epistolae, LXXXIV. (Migne, Patrol. Lat. C. col. 276).

(310; original 1151): Léopold Delisle, Les bibles de Théodulfe, Paris, 1879. Cf. Herzog2 VIII. 449.

(311; original 1152): Carmina, III.4 (Migne, CV. col. 326). Her husband’s name is given thus: "Suaveque, Gisla, tuo feliciter utere rico," 1. 29. The occasion of the poem was Theodulph’s presentation to her of a beautifully illuminated psalter.

(312; original 1153): Capitula ad presbyteros parochiae suae, Migne, CV. col. 191-208.

(313; original 1154): Capitulare ad eosdem, ibid. col. 207-224.

(314; original 1155): De Spiritu Sancto, ibid. col. 239-276.

(315; original 1156): De ordine baptismi ad Magnum Senonensem libri, ibid. col. 223-240.

(316; original 1157): Fragmenta sermonum duorum, ibid. col. 275-282.

(317; original 1158): Carmina, ibid. col. 283-380. Ebert (l.c. pp. 73-84) analyzes these poems at length .

(318; original 1159): Peraenesis ad Judices, ibid. col. 283-300.

(319; original 1160): Cf. H. Hagen: Theodulfi episcopi Aurelianensis de iudicibus versus recogniti, Bern, 1882 (pp 31).

(320; original 1161): Ibid. col. 377-380.

(321; original 1162): See section on Rabanus Maurus.

(322; original 1163): Mullinger, 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 London, 1877, pp. 141, 142.

(323; original 1164): Migne, CV. col. 423-444.

(324; original 1165): The second part is in Dümmler, Poetae, II. pp. 94-117.

(325; original 1166): The Forma institutionis canonicorum et sanctimonialium in Migne, Tom. CV. 815-976, is the full collection in two books, but Amalarius’ share was confined to the first book and probably only to a part of that. Cf. Hefele, IV. 10.

(326; original 1167): See Florus’ letters in Migne, Tom. CXIX. col. 71-96.

(327; original 1168): Regula canonicorum, in Migne, CV. col. 815-934.

(328; original 1169): 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 libri quatuor, ibid. col. 985-1242.

(329; original 1170): Liber de ordine antiphonarii, ibid. col. 1243-1316.

(330; original 1171): Eclogae de officio missae ibid. col. 1315-1832.

(331; original 1172): Epistolae, ibid. l333-1340.

(332; original 1173): The name is variously spelled, but the now common form Eginhard is first foun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333; original 1174): Jaffé l.c. p. 488.

(334; original 1175): The legend that Imma was the daughter of Charlemagne dates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probably arose from the false reading neptitatem ("nephew") for ne pietatem in Eginhard’s letter to Lothair. See Jaffé, p. 446

(335; original 1176): Walahfrid’s Prologue to the Vita, see Jaffé, p. 508.

(336; original 1177): Annales 806, in Migne, CIV. col. 466, l. 2, fr. bel.

(337; original 1178): Epistolae, ed. Jaffé, no. 56, p. 478, ed. Migne, no. 30 (col. 520).

(338; original 1179): Alcuin, Epist. ed. Jaffé, no. 112, p. 459.

(339; original 1180): See below.

(340; original 1181): For his preferments see Jaffé p. 493-495. On p. 493, Jaffé proves that Einhard did not separate himself from his wife after becoming an abbot.

(341; original 1182): See Account of the removal, etc., below.

(342; original 1183): See Lupus’ reply to his letter (Lupus, Epist. ed. Migne, CXIX. col. 445).

(343; original 1184): See his letter to Lupus and Lupus’ reply, ibid. col. 437-446.

(344; original 1185): Jaffé ed. p. 499.

(345; original 1186): Vita Caroli Imperatoris, in Migne, XCVII. col. 27-62. Cf. Jaffé’s ed., pp. 507-541.

(346; original 1187): The critical editions of the Vita bring this fact out very plainly. Cf Ebert, l.c. 95.

(347; original 1188): .Pertz collated sixty MSS. of it.

(348; original 1189): Cf. Bähr, l.c. 210.

(349; original 1190): Annales Laurissenses et Eginhard, in Migne, CIV. col. 367-508. Mon. Germ. Script. I. 134-218.

(350; original 1191): These are known as The Annales Laurissenses because the oldest and comletest MS. was found in the monastery of Lorsch. Their original text is printed alongside of Einhard’s revision.

(351; original 1192): *Hist**oria translationis BB. Christi martyrum Marcellini et Petri* in Migne, Ibid. col. 537-594.

(352; original 1193): De passione M. et P. Ibid. col. 593-600.

(353; original 1194): So Ebert, l.c. 103.

(354; original 1195): Epistolae in Migne, ibid. col. 509-538.

(355; original 1196): Collectiones in epistolas et evangelia de tempore. et de sanctis. Migne, CII. col 13-552.

(356; original 1197): Diadema monachorum, ibid. col. 593—690.

(357; original 1198): "Et quia mos est monachorum. ut regulam beati Benedicii ad capitulum legant quotidie matutinum: volumus ut iste libellus ad eorum capitulum quotidie legatur vespertinum (col. 693). "

(358; original 1199): Paris, 1532, 16 40; Antwerp, 1540; Bibliotheca Maxima, Lyons, 1677, Tom. XVI. pp. 1305-1342, and Migne, Patrol Lat., CI I., Paris, 1851.

(359; original 1200): Commentaria in regulum Sancti Benedicti, Migne, CII. col. 689- 932.

(360; original 1201): Via regia, ibid. col 933-970.

(361; original 1202): So Ebert, l.c. p. III.

(362; original 1203): Acta collationis Romanae Migne, CII. col. 971-976

(363; original 1204): Epistola Caroli Magni ad Leonem Papam 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 Migne, XCVIII. col. 923-929.

(364; original 1205): Epistola Frotharii et Smaragdi ad Ludovicum Imperatorem, Migne, CVI. col, 865-866.

(365; original 1206): Grammatica major seu commentarius in Donatum.

(366; original 1207): Mabillon, Vetera analectam, Nov. ed. (Paris, 1723) pp. 357, 358.

(367; original 1208): Cf. Mabillon, l.c.

(368; original 1209): Ebert, l.c. p. 112.

(369; original 1210): Hefele, IV. 46.

(370; original 1211): Ebert, l.c. p. 226. Hefele does not mention him in this connection.

(371; original 1212): Hefele, IV. 87.

(372; original 1213): . De institutione laicali. Migne, CVI. col. 121-278.

(373; original 1214): Ebert, l.c. p. 229

(374; original 1215): De institutione regia. Migne, CVI. col. 279-306.

(375; original 1216): The fact that portions of these two books not only agree word for word but also with the Acts of the Paris reform-council of 829 is proof, as Ebert maintains (pp. 227-29), of the prior existence of the Acts.

(376; original 1217): De cultu imaginum, Migne, CVI. col. 305-388.

(377; original 1218): Historia translationis S. Hucberti, ibid. col. 389-394.

(378; original 1219): Praefatio to his De laudibus sanctae crucis Migne, CVII. col. 147, 148. Magnentius indicates his birth at Mainz. which was called in the Old High German Magenze (see Ebert II. 121 n.). Hrabanus is the Latinized form of Hraban (i e."raven "). Rabanus is the ordinary spelling. Maurus was the epithet given to him by Alcuin (Migne, CIX. col. 10) to indicate that in Rabanus were found the virtues which had made Maurus the favorite disciple of the great St. Benedict.

(379; original 1220): Cf. his self-written epitaph, Migne, CXII. col. 1671.

(380; original 1221): Only one of the two, Alcuin’s, has been preserved (Migne, C. col. 398). That Raban wrote first is a reasonable conjecture from Alcuin’s letter. Cf Mullinger, p. 139.

(381; original 1222): In a poem (Migne, CXII. col. 1600) addressed to Ratgar, he gently pleads for the return of his books and papers. In another longer poem he describes the defection caused by Ratgar’s tyranny (ibid. col. 1621).

(382; original 1223): In his comment on Joshua xi. 8 (Migne, CVIII. col. 1053, l. 38).

(383; original 1224): Migne, CVII. col. 15.

(384; original 1225): See p. 700.

(385; original 1226): See. p. 701.

(386; original 1227): Migne, CVII, col. 24.

(387; original 1228): Hefele, IV. 179-181.

(388; original 1229): Migne, CVII. col. 82, 83, 84.

(389; original 1230): Migne, CIV. col. 519.

(390; original 1231): Unprinted are the commentaries on Isaiah, Daniel and John; lost those on Mark, Luke and Acts. The remainder are found in Migne, CVII. col. 439-670; 727-1156. CVIII., CIX., CXI. 679-1616. CXII. 9-834.

(391; original 1232): Preface to Matt., Migne, CVII. col. 727.

(392; original 1233): Migne, CXII. col. 849.

(393; original 1234): Comment. in cantica quae ad matutinas laudes dicuntur. [CXII. col. 1089-1166.

(394; original 1235): Allegoriae in universam Sacram Scripturam. Ibid. col. 849-1088.

(395; original 1236): Ibid. col. 858.

(396; original 1237): De vita beatae Mariae Magdalenae et sororis ejus sanctae Marthae, ibid. col. 1431—1508.

(397; original 1238): De clericorum institutione, CVII. col. 293-420.

(398; original 1239): He defends the use of unleavened bread in the Eucharist by an appeal to Jewish Passover usage, the Eucharist being the Christian Passover, and the use of wine mingled with water for the reason that out of the Saviour’s pierced side there flowed both water and blood. The water signifies the people, the wine the blood of Christ. Therefore their union in the cup signifies the union of the people with Christ, ibid. Lib. 1. Cap. XXX[. (col. 319, 320.)

(399; original 1240): Ibid. Lib. III. Cap. If. (col. 379.)

(400; original 1241): Ibid. Lib. III. Cap. XXXIX. col. 420

(401; original 1242): Liber de computo, CVII. col. 669-728.

(402; original 1243): De universo, CXI. col. 9-614.

(403; original 1244): Excerptio de arte grammatica Prisciani, ibid. col. 613-678.

(404; original 1245): Bähr, l.c. 419.

(405; original 1246): Liber de sacris ordinibus, sacramentis divinis et vestimentis sacerdotalibus, Migne, CXII. col. 1165-1192.

(406; original 1247): De ecclesiastica disciplina libri tres, CXII. col. 1191-1262.

(407; original 1248): Glossae latino-barbaricae de partibus humani corporis, ibid. col. 1575-1578.

(408; original 1249): There are also extant a few words from his Latin-German glossary to the Bible, ibid. col. 1583. Cf. Steinmeyer u. Sievers, Die althochdeutschen Glossen gesammelt u. bearbeitet, Berlin, 1879 (I.3 sqq.); quoted by Ebert, l.c. 127.

(409; original 1250): De inventione linguarum, Migne, CXII. col. 1579-1584.

(410; original 1251): Liber de oblatione puerorum, CVII. col. 419-440.

(411; original 1252): Quasi illi libertatem ac nobilitatem generis sui perdant qui servitium Christi profitentur. CVII. col. 431.

(412; original 1253): Ibid. col. 432.

(413; original 1254): De reverentia filiorum erga patres et subditorum erga reges. Cf. Ebert, l.c. 139, 140.

(414; original 1255): De consanguineorum nuptiis et de magorum praegtigiis falsisque divinationibus tractatus, CX. col. 1087-1110.

(415; original 1256): De consanguineorum nuptiis et de magorum praegtigiis falsisque divinationibus tractatus, CX. col. 1087-1110.

(416; original 1257): CX. col. 1100.

(417; original 1258): Responsa canonica super quibusdam interrogationibus Reginbaldi chorepiscopi, ibid. col. 1187-1196.

(418; original 1259): Si liceat chorepiscopis presbyteros et diaconos ordinare cum consensu episcopi sui ibid. col. 1195-1206.

(419; original 1260): Poenitentiale, ibid. col. 467-494. Poenitentium liber, CXII. col. 1397-1424.

(420; original 1261): De quaestionibus canonum poenitentialium libri tres, ibid. col. 1333-1336. (The preface only.)

(421; original 1262): De vitiis et virtutibus et peccatorum satisfactione, ibid. col. 1335-1398. (Only the third book.)

(422; original 1263): Homiliae, CX. col. 9-468.

(423; original 1264): Ebert, l.c. p. 141, mentions particularly Lib. I., Hom. XLII., XLIII. and LXIII. The first is directed against the ridiculous custom of making a great noise, shooting arrows and throwing fire in the air when the moon is waning in order to prevent its being swallowed up by a monster. The second is directed against soothsaying in its various forms, and the third against gluttony, drunkenness and scurrility.

(424; original 1265): Tractatus de anima, Migne, CX. col. 1109-1120. The Vegitian extracts are not given in Migne, but by Dümmler, cf Ebert l.c. p. 136.

(425; original 1266): So Ebert conjectures, l.c. p. 136.

(426; original 1267): Martyrologium, Migne, CX. col. 1121-1188.

(427; original 1268): De vivendo Deum, de puritate cordis et modo poenitentiae, CXII. col. 1261-1332.

(428; original 1269): De passione Domini, CXII. col. 1425-1430.

(429; original 1270): Quota generatione licita sit connubium epistola, CX. col. 1083-1088.

(430; original 1271): Epistolae, CXII. Col. 1507-1576.

(431; original 1272): Carmina, ibid. col. 1583-1682.

(432; original 1273): Migne, CXVI. col. 193-CXVII. col. 1220.

(433; original 1274): Homiliae, Migne, CXVIII. col. 11-816.

(434; original 1275):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CXVIII. col. 815-818.

(435; original 1276): Historiae sacrae Epitome, ibid. col. 817-874.

(436; original 1277): De varietate librorum, sive de amore coelestis patriae, ibid. col. 875-958.

(437; original 1278): E. g. in Preface to his epitome of Raban’s commentary on Leviticus. Migne, CXIV. col. 795.

(438; original 1279): Ebert, p. 147.

(439; original 1280): Dümmler, l.c. 261.

(440; original 1281): XV. Kal. Sept. Dümmler, l.c. 261.

(441; original 1282): Glossa ordinaria, Migne, CXIII.—CXIV. col. 752.

(442; original 1283): Bähr (pp. 398 sq.) gives the dates of nine editions between 1472 and 1634.

(443; original 1284): Expositio in XX. primos Psalmos, Migne, CXIV. col. 752-794.

(444; original 1285): Epitome commentariorum Rabani in Leviticum, ibid. col. 795-850.

(445; original 1286): Expositio in Evangelia, ibid. col. 849-916.

(446; original 1287): De ecclesiasticarum rerum exordiis et incrementis, CXIV. col. 919-966.

(447; original 1288): De rebus eccl. XVI. Ibid. col. 936.

(448; original 1289): De subversione Jerusalem, ibid. col. 965-974.

(449; original 1290): Vita S. Galli, ibid. col. 975-1030.

(450; original 1291): Dümmler, l.c., Vita Galli, pp. 428-473.

(451; original 1292): Vita S. Othmari, Migne, CXIV. col. 1031-1042.

(452; original 1293): Jaffé, Monumenta Carolina, pp. 507-8.

(453; original 1294): De visione Wettini, Migne, CXIV. col. 1063-1082. Heito’s work la in Tom. CV. col. 771-780. Both are given by Dümmler, l. c pp. 267-275; 301-333.

(454; original 1295): Migne, CXIV. col. 1064, "qui pene octavum decimum jam annum transegi."

(455; original 1296): Ebert, l.c. 149. Cf. Bernold’s Vision in section on Hincmar.

(456; original 1297): Vita S. Mammae, Migne, CXIV. col. 1047-1062. Dümmler, l.c. pp. 275-296.

(457; original 1298): Vita S. Blaitmaici, Dümmler, l.c. pp. 297-301. Migne, col. 1043-1046.

(458; original 1299): Hortulus, Dümmler, pp. 335-350. Migne, col. 1121-1130.

(459; original 1300): De imagine Tetrici, Dümmler, pp. 370-378. Migne, col. 1089-1092.

(460; original 1301): See Ebert, pp. 154-158.

(461; original 1302): Dümmler, pp. 350-428. Migne, CXIV, col. 1083-1120.

(462; original 1303): Cf. Wandalbert, in Migne, CXXI. col. 577.

(463; original 1304): Liber de electionibus episcoporum, collectus ex sententiis patrum, Migne CXIX. col. 11-14.

(464; original 1305): Opusculum de expositione missae, Migne, CXIX, col. 15-72.

(465; original 1306): Opusculum adversus Amalarium, ibid. col. 71-96.

(466; original 1307): See Amalarius in Migne, CV. col. 815 sqq.

(467; original 1308): Martyrologium, Migne, XCIV. col. 797 sqq.

(468; original 1309): Sermo de praedestinatione, Migne, CXIX. col. 95-102.

(469; original 1310): Adversus J. S. Erigenae erroneas definitiones liber, ibid. col. 101-250.

(470; original 1311): See his preface (col. 101-103).

(471; original 1312): Expositio in epistolas Beati Pauli ex operibus Sancti Augustini collecta, ibid. col. 279-420.

(472; original 1313): Capitula ex lege et canone collecta, ibid. col. 419-422.

(473; original 1314): Carmina varia, ibid. col. 249-278.

(474; original 1315): Ebert discusses them, II. 269-272.

(475; original 1316): Flori epistola ad imperatricem Judith, Migne, CXIX. col. 423, 424.

(476; original 1317): Perhaps in memory of his recovery from some severe illness, as that which in the winter of 838-9 confined him for a time in the convent of St. Trend in the diocese of Liège

(477; original 1318): Lupus, Epist. I. (Migne, CXIX. col. 433).

(478; original 1319): Baluze, in Migne, ibid. col. 425.

(479; original 1320): Migne, ibid col. 445.

(480; original 1321): Although he thus lived six years in Germany he never obtained a mastery of German. Wetzer u. Welte, Kirchenlexicon s. v. Lupus.

(481; original 1322): So Baluze, in Migne, CXIX col. 423.

(482; original 1323): It was upon this journey that Lupus fell sick. See fn. 864 p.735.

(483; original 1324): So Baluze, ibid. col. 425.

(484; original 1325): Pertz, Legg. I. 223

(485; original 1326): Hefele, IV. III. Pertz, Legg. I. 383.

(486; original 1327): Epist. 71, Migne, CXIX. col. 533.

(487; original 1328): It appears as Epist. 100 in Migne, ibid. col. 575.

(488; original 1329): Epist. 1, ibid. col. 433.

(489; original 1330): Epist. 35, ibid. col. 502.

(490; original 1331): Neander, vol. iii. p. 482. Ebert has a good passage on this point (l.c. p. 205-206). Also Mullinger, p. 165 sqq.

(491; original 1332): Epistolae, Migne, CXIX. col. 431-610.

(492; original 1333): "No other correspondence, for centuries, reveals such pleasant glimpses of a scholar’s life, or better illustrates the difficulties which attended ita pursuits." Mullinger p. 166.

(493; original 1334): Canones concilii in Verno, Migne, l.c. col. 611-620.

(494; original 1335): Liber de tribus quaestionibus, ibid. col. 621-666.

(495; original 1336): Vita Sancti Maximini, Episcopi Trevirensis, Migne, CXIX. col. 665-680.

(496; original 1337): Cf. Baluze (Migne, l.c. col. 425) and Ebert, l.c. p. 208.

(497; original 1338): Vita Sancti Wigberti, abbatis Fritzlariensis, Migne, l.c. 679-694.

(498; original 1339): The monastery of Old Corbie was in Picardy, in the present department of Somme, nine miles by rail east of Amiens. That of New Corbie was in Westphalia, and was founded by Louis the Pious in 822 by a colony of monks from Old Corbie.

(499; original 1340): Stavelot is twenty-four miles southeast of Liège, in present Belgium. It is now a busy manufacturing place of four thousand inhabitants. Its abbey was founded in 651, and its abbots had princely rank and independent jurisdiction down to the peace of Luneville in 1801. The town of Malmédy lies about five miles to the northeast, and until 1815 belonged to the abbey of Stavelot. It is now in Prussia.

(500; original 1341): Expositio in Matthaeum Evangelistam, Migne, CVI. col. 1261-1504.

(501; original 1342): "Studui autem plus historicum sensum sequi quam spiritalem, quia irrationabile mihi videtur spiritalem intelligentiam in libro aliquo quaerere, et historicam penitus ignorare: cum historia fundamentum omnis intelligentize sit," etc. Ibid. col. 1262, l. 6, Fr. bel.

(502; original 1343): Ibid. col. 1476, l. 16 and 3 Fr. bel.

(503; original 1344): Ibid. col. 1503-1514, 1515-1520.

(504; original 1345): Ibid. col. 1263.

(505; original 1346): From Pascha, probably in allusion to big position in the Eucharistic controversy.

(506; original 1347): Their abbess was Theodrada. Mabillon, Annales, lib. 27 (vol. 2, p. 371).

(507; original 1348): Privilegium monasterii Corbeiensis, in Migne, CXX. col. 27-32. Cf Hefele, IV. 119.

(508; original 1349): This is the date given in the Necrology of Nevelon. See Mabillon, Annales, lib. XXXVI. (vol. III. p. 119).

(509; original 1350):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in Migne, CXX. col. 1259-1350.

(510; original 1351): Epistola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ad Frudegardum. Ibid. col. 1351-1366.

(511; original 1352): Pp. 543, 546 sqq.

(512; original 1353): De partu virginis, Migne, CXX. col. 1367-1386.

(513; original 1354): Page 553.

(514; original 1355): Expositio in evangelium Matthaei, Migne, CXX. col. 31-994.

(515; original 1356): Ibid. col. 35.

(516; original 1357): Ibid. col. 394.

(517; original 1358): Bähr, 465.

(518; original 1359): Expositio in Psalmum XLIV. Ibid. col. 993-1060.

(519; original 1360): In Threnos sive Lamentationes Jeremiae. Ibid. col. 1059-1256.

(520; original 1361): Ibid. col. 1220.

(521; original 1362): De fide, spe et charitate. Migne, CXIX, col. 1387-1490.

(522; original 1363): Ebert, l.c. 235.

(523; original 1364): Vita Sancti Adalhardi, Migne. CXX. col. 1507-1556. Ebert, l.c. 236-244, gives a fulI account of Paschasius’ Lives of Adalhard and Wala.

(524; original 1365): Epitaphium Arsenii seu vita venerabilis Walae. Migne, CXX. col. 1559-1650.

(525; original 1366): De Passione SS. Rufini et Valeri. Ibid. col. 1489-1508.

(526; original 1367): Bertramnus, although a common variant, is due to a slip of the pen on the put of a scribe and is therefore not an allowable form.

(527; original 1368): Epistola de cynocephalis, Migne, CXXI. col. 1153-1156.

(528; original 1369): "Nam et baptismi sacramentum divinitus illum consecutum fuisse, nubis ministerio eum perfundente, sicut libellus ipse testatur, creditur," col. 1155.

(529; original 1370): De eo quod Christus ex virgine natus est liber, ibid. col. 81 [not 31, as in table of contents]-102.

(530; original 1371): Chap. I. col. 83.

(531; original 1372): Chap. II. col. 84.

(532; original 1373): Chap. VIII. col. 96.

(533; original 1374): See Steitz in Herzog2 (art. Radbertus) XII. 482-483.

(534; original 1375): De praedestione Dei libri duo, Migne, CXXI. col. 11-80.

(535; original 1376): Contra Graecorum opposita Romanam ecclesiam infamantium libri quatuor, ibid. col. 225-346.

(536; original 1377): IV. 1. Ibid. col. 303.

(537; original 1378): It is instructive to compare the apology of Aeneas, bishop of Paris (reprinted in the same vol. of Migne, col. 685-762), which is a mere cento of patristic passages.

(538; original 1379):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liber. Ibid. col. 125-170.

(539; original 1380): See p. 743.

(540; original 1381): P. 543 sqq.

(541; original 1382): De Verit. Corp. et sang. Christi contra OEcolampad., Cologne, 1527.

(542; original 1383): Ruchat, Reform. de la Suisse, vol. iv. p. 207; ed. Vulliemin, vol. iii. p. 122.

(543; original 1384): Schrörs, l.c. p. 9.

(544; original 1385): August 12, 844. See Schrörs, l.c. p. 26.

(545; original 1386): Hefele, IV. 292.

(546; original 1387): See pp. 528 sqq; 552.

(547; original 1388): See Hefele, IV. 507. The letter is in Migne, CXXIV. col. 881-896.

(548; original 1389): See pp. 268 sqq.

(549; original 1390): See p. 750.

(550; original 1391): See Hist. Lit. de la France, l.c. The philosophical treatise De diversa et multiplici animae ratione (Migne, CXXV. col. 929-952) is probably falsely attributed to him. Cf. Ebert, l.c. p. 250.

(551; original 1392): See pp. 528 sqq.

(552; original 1393): Migne, CXXV. col. 49-56.

(553; original 1394): De Praedestinatione, ibid. col. 55-474.

(554; original 1395): Collectio de una et non trina Deitate, ibid. col. 473-618.

(555; original 1396): Opuscula et epistolae in causa Hincmari Laudunensis, Migne, CXXVI. col. 279-648.

(556; original 1397): De divortio Lotharii regis et Tetbergae reginae, Migne, CXXV. col. 619-772.

(557; original 1398): See especially Inter. vi., xvii., xviii., ibid. col. 659-673, 726-730.

(558; original 1399): Coronationes regiae ibid. col. 803-818.

(559; original 1400): De regis persona et regio ministerio, ibid. col. 833-856.

(560; original 1401): See preface, col. 833, 834.

(561; original 1402): Ebert (II. 251) accordingly find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treatise in its third division.

(562; original 1403): De cavendiis vitiis et virtutibus exercendio, ibid. col. 857-930.

(563; original 1404): De coercendis militum rapinis, and De coërcendo et exstirpando raptu viduarum puellarum ac sanctimonialium, ibid. col. 953-956, 1017-1036.

(564; original 1405): Ad proceres regni, ibid. col. 993-1008.

(565; original 1406): Capitula, ibid. col. 773-804, 1069-1086.

(566; original 1407): Pro ecclesiae libertatum defensione ibid. col. 1035-1070.

(567; original 1408): De presbyteris criminosis, ibid. col. 1093-1110.

(568; original 1409): De causa Teutfridi presbyteri, ibid. col. 1111-1116.

(569; original 1410): De verbis Psalmi: Herodii domus dux est eorum, ibid. col. 957-962.

(570; original 1411): De visione Bernoldi presbyteri, ibid. col. 1115-1120.

(571; original 1412): See , 169, p. 732.

(572; original 1413): Vita Sanctii Remigii, Migne. CXXV. col. 1129-1188.

(573; original 1414): Encomium ejusdem S. Remigii, ibid. col. 1187-1198.

(574; original 1415): Ebert. l.c. p. 256.

(575; original 1416): Annalium Bertinianorum pars tertia, Migne, CXXV. col. 1203-1302. Reprint f Pertz, "Monum. Germ. Hist. Script." I. 455-515.

(576; original 1417): Ebert, l.c. 367, 868.

(577; original 1418): Epistolae, Migne, CXXVI. col. 9-280.

(578; original 1419): Carmina, Migne, CXXV. col. 1201-1202. There are a few verses elsewhere in Migne, and a poem on the Virgin Mary in Mai, "Class. auctori e Vaticanis codicibus, " 452 sqq.

(579; original 1420): Ebert, l.c. 257.

(580; original 1421): See supplementary note to this section.

(581; original 1422): He even stood on a very familiar footing if the story of Matthew of Paris mentioned on p. 539 may be credited. Cf Matthew Paris, Chronica major, ed. Luard, pp. 415 sq.

(582; original 1423): His affinity with Maximus has been shown by Baur and Dorner.

(583; original 1424): Ueberweg, l.c. p. 359.

(584; original 1425): See full account in this vol. pp. 539 sqq. and 551 sqq.

(585; original 1426): These works are in Migne, CXXII. col. 355-440, and col. 1029-1194.

(586; original 1427): Versio Ambiguorum S. Maximi. Migne, CXXII. col. 1193-1222.

(587; original 1428): Expositiones super ierarchiam coelestem S. Dionysii, etc. Ibid. col. 125-284.

(588; original 1429): Homilia in prologum S. Evangelii secundum Joannem. Ibid. col. 283-296.

(589; original 1430): Commentarius in S. Evangelium secundum Joannem. Ibid. col. 297-548.

(590; original 1431): See Lit., p. 762.

(591; original 1432): Liber de egressu et regressu animae ad Deum. Migne, CXXII. co.,1023, 1024.

(592; original 1433): Ibid. Verses, col. 1221-1240.

(593; original 1434): Peri;fuvsew"merismou'. Id est, de divisione naturae. Ibid. col. 411-1022.

(594; original 1435): V. 40, ibid. col. 1022, I. 13.

(595; original 1436): Est igitur natura generale nomen ut diximus, omnium quae sunt et quae non sunt."De Div. Nat. I. Ibid. col. 441, l. 10.

(596; original 1437): I. 3-7. Cf Ueberweg, l.c., p. 361.

(597; original 1438): Metaph. XII. 7; cf. Augustin, who mentions the first three forms, De civ. Dei, V 9, and Ueberweg, l.c. I. 363.

(598; original 1439): "Ambo siquidem ex uno fonte, divina videlicet sapientia, manare dubium non est."De div. Nat. I. 66, Migne, ed. col. 511, l. 28.

(599; original 1440): Ibid. II. 16, col 548. IV. 16. col. 816, cf. col. 829.

(600; original 1441): Ibid. IV. 5, col. 749.

(601; original 1442): "Septuaginta prae manibus non habemus." Migne col. 243.

(602; original 1443): Neander, III. p. 462.

(603; original 1444): "Ipse namque omnium essentia est, qui solus vere est." Migne, Ibid. I.3 (col. 443).

(604; original 1445): "Est igitur principium, medium et finis." I. 11(col. 451).

(605; original 1446): "Dem per seipsum incomprehensibilis est!’ I. 10 (col. 451).

(606; original 1447): I. 14 (col. 459).

(607; original 1448): II. 28 (col. 593).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point see Christlieb, J. 8 B., pp. 168-176.

(608; original 1449): De div. Nat. I. 13 (col. 455). Ueberweg, l.c. , p. 361.

(609; original 1450): De div. Nat. II. 33 (col. 612).

(610; original 1451): III. 10 (col. 650). This is the remark of the "disciple," but the "master" does not contradict it. Cf. III. 17, V. 30; I. 13.

(611; original 1452): I. 7, 8 (cols. 445448).

(612; original 1453): Igitur omnis theophania, id est omnis virtus, et in hac vita et in futura vita,"I. 9 (col. 449).

(613; original 1454): I. 7, 8, 13 (cols. 445-448, 454-459).

(614; original 1455): III. 23 (col. 689).

(615; original 1456): II. 15, 22 (cols. 545-548, 562-566, especially col. 566).

(616; original 1457): II. 22 (col. 566).

(617; original 1458): III. 19 (col. 680).

(618; original 1459): I. 27, 56-58 (col. 474, 475; 498-501).

(619; original 1460): II. 9 (col. 536).

(620; original 1461): "Intellectus omnium est omnia," III.4 (col. 632, 1.3 Fr. bel.). "Intellectus rerum veraciter ipsae res sunt," II. 8 (col. 535).

(621; original 1462): IV. 7 (cols. 762-772), e.g. "In homine omnis creatura substantialiter creata sit."(col. 772).

(622; original 1463): IV. 7 (col. 762-772).

(623; original 1464): IV. 14 (col. 807, 808).

(624; original 1465): "’Corpus quippe,’ inquit, ’et sensum et animam secundum nos habens,’ Christus videlicet, ’et intellectum:’ His enim veluti quatuor partibus humana natura constituitur." II. 13 (col.

(625; original 1466): V. 25 (col. 912).

(626; original 1467): V. 25 (col. 912).

(627; original 1468): Neander, l.c. III. p. 465.

(628; original 1469): "Nullum peccatum est quod non se ipsum puniat, occulte tamen in hoe vita, aperte vero in altera, quae est futura." De Divina Praedestinatione, XVI. vi. (col. 4236)

(629; original 1470): "Sicut enim Deus electorum, quos praedestinavit ad gratiam, liberavit voluntatem, eamque caritatis suae affectibus implevit, ut non solum intra fines aeternae legis gaudeant contineri, sed etiam ipsos transire nec velle, nec posse maxi mum suae gloriae munus esse non dubitent: ita reproborum, quos praedestinavit ad poenam turpissimam, coercet voluntatem, ut e contrario, quicquid illis pertinet ad gandium beatae viae, istis vertatur in supplicium miseriae." De div. Praed. XVIII. vii. (col. 434), cf. XVII. i. v.

(630; original 1471): "Nonne Verbum assumens hominem, omnem creaturam visibilem et invisibilem accepit, et totum, quod in homine accepit salvum fecit." De div. Nat. V. 25 (col. 913).

(631; original 1472): "Commune ommium, quae facta sunt, quodam veluti interitu redire in causas, quae in Deo subsistunt; proprium vero intellectualis et raitonalis substantiae, unum cum Deo virtute contemplationis, et Deus per gratiam fieri. " V. 21 (col. 898).

(632; original 1473): II. 6, 8, V. 7, 8, 3-6. Cf. Christlieb, l.c. p. 802.

(633; original 1474): I. pp. 360, 363, 364.

(634; original 1475): The full text of the bull is given by Floss, Migne, CXXII. col. 439.

(635; original 1476): De div. Nat. I. 66 (col. 511).

(636; original 1477): In the line of Spinoza, Schelling, and especially Hegel. On the other band be sums up the ancient philosophy in its Christianized shape.

(637; original 1478): "Ein organisch gegliedertes, die höchsten speculativen Ideen umfassendes System."L.c. II. 274.

(638; original 1479): So Pope Nicolas I. (Epist. cxv. in Migne, Patrol. Lat. CX [X. col. 11 19); Prudentius (De Praedestinatione contra J. Scotum, in Migne, CXV. col. 1011), and the council of Langres (859).

(639; original 1480): Christlieb in Herzog2 vol. xiii. p. 789.

(640; original 1481): Bib. Lat. med., Hamburg, 1734, I. 230.

(641; original 1482): Photius, II. 230-240. Wetzer u. Welte, 2d ed. 1. col. 788-792.

(642; original 1483): Migne, CXXVII. col. 103-CXXVIII.

(643; original 1484): Migne, CXXIX. col. 27-512. Those of the sixth council are unprinted.

(644; original 1485): Idem. col. 511-554.

(645; original 1486): Collecteana. Idem. col. 557-714.

(646; original 1487): Idem. col. 713-738.

(647; original 1488): Idem. col. 737-742.

(648; original 1489): CXXVIII. col. 1357-1378.

(649; original 1490): Neander, Hist. Chr. Ch. III. 469.

(650; original 1491): Agnosticon or Libri Proeloquiorum. Migne, CXXXVI. col. 145-344.

(651; original 1492): De contemptu canonum. Ibid. col. 485-522.

(652; original 1493): Qualitatis conjectura cujusdam. Ibid. col. 521-550.

(653; original 1494): Epistolae. Ibid. col. 643-688. Sermones. Ibid. col. 689-758.

(654; original 1495): Giesebrecht (I. 615) says of Gerbert: "Er gehörte zu den seltenen Gelehrten, die in den weltlichen Dingen gleich heimisch sind, wie in dem Reich der Ideen, die von unbegrenzter Empfänglichkeit sich jeden Stoff aneignen, leicht alle Verhältnisse durchschauen und bemeistern, denen die Hülfsmittel des Geistes nie versiegen, und deren Kräfte auch die zerstreuteste Thätigkeit kaum erschöpft."

(655; original 1496): See above, p. 290 sqq. Baronius declares this synod a fiction of Gerbert, and makes him responsible for the sentiments, the Benedictine editors of the Hist. Lit. only for the style, of the acts, "qui est beaucoup au-dussus de celuis de quantité d’ autres écrits du mème temps." The acts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Magdeburg Centuries, and then by Mansi and Pertz. See Hefele, IV. 647 sq.

(656; original 1497): Richer says Senlis (in the province of Rheims); Aimons, his continuator says Rheims. The acts of that synod are lost. See Hefele, IV. 646.

(657; original 1498): Hefele (IV. 654) assumes a gradual change in his views on the papal power in consequence of deeper reflection and bitter experience, and applies to him the words of Pius II.: "Aeneam rejicite, Pium recipite." Reuter says (I. 84): "Der Heros der Aufklärung wurde, der Repräsentant der auf übernatürlichem Fundament basirten Autorität." But Gerbert was a strong supernaturalist before that time, as his book on the Lord’s Supper proves. His controversy with the papac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doctrine any more tha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Gallicanism and Ultramontanism. It was simply a question as to the extent of papal jurisdiction.

(658; original 1499): See above, p. 295 sq.

(659; original 1500): Döllinger, in his Papstfabeln des Mittelalters (English transl. ed. by Henry B. Smith, pp. 267-272), devotes several pages to this fable, and tram it to Rome and to Cardinal Benno, the calumnious enemy of Gregory VII., who was likewise accused of black arts. According to Benno, Satan promised his pupil Gerbert that he should not die till he had said mass in Jerusalem. Gerbert thought himself safe till he should get to Palestine; but when he read mass in the Jerusalem church (Santa Croce in Jersalemme) at Rome, he was summoned to die, and caused his tongue and hand to be cut off by way of expiation. The Dominicans adopted the myth, and believed that Gerbert early sold himself to Satan, was raised by him to the papal throne, and had daily intercourse with him, but confessed at last his enormous crimes, and showed his repentance by hacking off one limb after another. Since that time the rattling of his bones in the tomb gives notice of the approaching death of the pope.

(660; original 1501): So especially Gfrörer, partly also Hauck. But Hock, Büdinger and Damberger defend his character and orthodoxy. Neander, Hefele, Giesebrecht deal justly with him.

(661; original 1502): "Lesavoir dominant de Gerbert était la science des mathematiques." (Hist. Lit. de la France.) He wrote De numerorum divisione; De geometria; De spherae constructione; De Rationali et Ratione uti, etc. See Migne, l.c. 125 sqq.

(662; original 1503): In Migne, col. 179-188. Comp. above, p. 552.

(663; original 1504): De Corp. et Sang. D. c. 7 (col. 185): "Ecce quantum fides proficit, ubi sermo deficit."

(664; original 1505): Olleris and Giesebrecht doubt the genuineness.

(665; original 1506): L.c. col. 170: "Sublimitas episcopalis nullis poterit comparationibus aequari. Si regum compares infulas et principum diademata, longe erit inferius, quasi plumbi metallum ad auri fulgorem compares.’’

(666; original 1507): L.c. col. 171, in explaining "Pasce oves meas " (John 21: 15 sqq.), he says: "Quas oves non solum tunc beatus suscepit apostolus, sed et nobiscum eas accepit, et cum illo eas suscipimus omnes."

(667; original 1508): Migne, col. 201-286.

(668; original 1509): "Dominae et gloriosae Adelaidi reginae semper Augustae Gerbertus, gratia Domini Remorum episcopus, et omnibus suis confratribus et coëpiscopis Remorum dioeceseos, bene valere in Christo." Migne, 242-244.

(669; original 1510): Mansi, XIX. 242; Hefele, IV. 654.

(670; original 1511): An epitaph (in Migne, l.c. 165) describes Fulbert as "suae tempestatis [sui temporis] pontificum decus, lux praeclara mundo a Deo data, pauperum sustentator, desolatorum consolator, praedonum et latronuin refrenator, vir eloquentissimus, et sapientissimus tam in divinis quam in liberalium artium libris" There is also an epitaph in poetry, l.c. col. 171.

(671; original 1512): "Venerabilis ille Socrates" he is called by Adelmann.

(672; original 1513): Reuter (I. 89) characterizes him very well: "Ein ungewöhnliches pädagogisches Talent ist sicher demjenigen eigen gewesen, welchen die bewundernden Schüler den Socrates der Franken nannten. Die Persönlichkeit war ungleich grösser als die wissenschaftliche Leistung, das individuell Anfassende bedeutsamer als die materielle Unterweisung. Nicht fähig originelle Gedanken zu entwickeln und mitzutheilen, hat Fulbert als Bildner der Eigenthümlichkeit begabter Schüler seine Virtuosität in der anreqenden Kraft seines Umgangs gezeigt. Dieser Lehrer wurde der Vater gar verschieden gestimmter wissenschaftlicher Söhne."

(673; original 1514): Adelmann, one of his pupils, in a letter to Berengar, his fellow-student, reminded him of these memorable conversations, and warned him against error. See p. 554, and Neander, III. 502.

(674; original 1515): By Bishop Cosin (in his Hist. Transsubstantiationis), as quoted by Robertson, If. 607.

(675; original 1516): Ep. V. (Migne, col. 201): "Jam nunc ad illud Dominici corporis et sanguinis transeamus venerabile sacramentum, quod quidem tantum formidabile est ad loquendum: quantum non terrenum, sed coeleste est mysterium; non humanae aestimationi comparabile, sed admirable non disputandum, sed metuendum. De quo silere potius aestimaveram quam temeraria disputatione indigne aliquid definire; quia coelestis altitudo mysterii plane non valet officio linguae corruptibilis exponi. Est enim mysterium fide non specie aestimandum, non visu corporeo, sed spiritu intuendum." Then toward,; the close of the same letter (col. 204) he says: "Si Deum omnia posse credis, et hoc consequitur ut credas; nec humanis disputationibus discernere curiosus insistes, si creaturas quas de nihilo potuit creare, has ipsas multo magis valeat in excellentioris naturae dignitatem convertere, et in sui corporis substantiam transfundere." The last phrase is nearly equivalent to transubstantiation.

(676; original 1517): Epistolae, Migne, l.c. col. 189-278. Giesebrecht, Damberger, and Werner have analyzed and made much use of them.

(677; original 1518): Sermones ad populum. Ibid. col. 317-340.

(678; original 1519): Hymni et carmina ecclesiastica. Ibid. col. 339-352. See above, 96, p. 433.

(679; original 1520): Vita S. Autberti, Cameracensis episcopi. Ibid. col. 355-368.

(680; original 1521): Ep. V. (formerly Ep. 1, in Migne, col. 196 sqq.) De tribus quae sunt necessaria ad profectum Christianae religionis, from the year 1007, addressed to his metropolitan superior. See the extract on the eucharist above, p. 784, note 3.

(681; original 1522): i.e. Calvus, Kahlkopf, Baldhead. His proper name was Rodulfus or Radulphus. Ceillier (l.c. p. 143): "Rodulphe ou Raoul, surnommé Glaber parce qu’il était chauve et sans poil."

(682; original 1523): This is the judgment of Waitz (Mon. Germ. VII. 49), and Giesebrecht (II. 567). Wattenbach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first ed., 1858, p. 322) calls it "ein Werk voll merkwürdiger Dinge, und mannigfach belehrend, aber ohne festen Plan und chronologische Ordnung."

(683; original 1524): The Vita S. Guillelmi or Willelmi, in Migne, l.c. col. 701-720.

(684; original 1525): Hamburg was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Northern episcopate, and remained so nominally, but owing to the constant irruptions of the Wends and Normans, it was transferred to Bremen.

(685; original 1526): Lappenberg gives a full account of all his sources.

(686; original 1527): Wattenbach (p. 254): Sein Vorbild ist besonders Sallust, der in den Schulen vorzugeweise gelesen wurde und darum auch eine übergrossen Einfluss auf den Stil der Zeit übte" He adds (p. 255): "Jede gewissenhafte Forschung geht auf Adam zurück und seine Autorität stand von Anfang an mit Recht in hohem Ansehen."

(687; original 1528): Lappenberg (in Mon. Gem. VII. 267): "Paucissimi sane sunt inter medii aevi historicos, qui rerum traditarum gravitate, perspicuitate, iudicii ingenuitate, fontium scriptorum cognitione, sermonium ore traditorum accurata perceptione ita emineant, ut Adamus, magister scolarum Bremensis."

(688; original 1529): There are several distinguished persons of that name, (a) Damianus, brother of Cosmas; they were physicians in Sicily who took no fees, and died as "silverless" martyrs of the Diocletian persecution (303), and became the patrons of physicians and druggists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The Greeks distinguish three pairs of these brothers. (b) Damianus,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d. 601, who leaned to Sabellianism and Monophysitism. (c) D., bishop of Pavia, who drew up a confession of faith against the Monothelites, A.D. 679.

(689; original 1530): As Eusebius called himself Pamphili after his friend and patron Pamphilus,

(690; original 1531): See above, p. 366 sqq.

(691; original 1532): See Damiani’s account in Vita Dominici Loricati, c. 10, in Migne, I. 1017.

(692; original 1533): St. Dominic, the fou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Dominicans (1170-1221), is said to have scourged himself every night three times, first for himself, then for his contemporaries, and last for the souls in purgatory.

(693; original 1534): Boileau, Historia Flagellantium, Paris, 1700; Förstemann, Die christl. Geisslergesellschaften, Halle, 1828; Cooper, Flagellation and the Flagellants, London, 1870. 3d ed., 1877.

(694; original 1535): Or Cadalus, bishop of Parma, very rich and guilty of simony.

(695; original 1536): In two of his best epigrams, he says of Hildebrand (Migne, II. 961, 967):

"Vivere vis Romae, clara depromito voce:

Plus Domino papae quam Domno pareo papae.


Papam rite colo, sed te prostratus adoro:

Tu facis hunc Dominum; te facit iste Deum."

(696; original 1537): Migne, I. 506-924.

(697; original 1538): Migne, 925-1024.

(698; original 1539): II. 20 sqq. and 595 sqq.

(699; original 1540): II. 159-190.

(700; original 1541): II. 99 sqq.

(701; original 1542): II. 191 sqq.

(702; original 1543): II. 571 sqq.

(703; original 1544): II. 590 sqq.

(704; original 1545): II. 979 sqq.

(705; original 1546): II. 892 sqq. and 985 sqq.

(706; original 1547): II. 918 sqq.

(707; original 1548): II. 862. See above, p. 431 sq.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原字串 Best guess 语言 出现位置 说明
ajrchv ἀρχή Greek 正文第 123 段 按旧字体编码还原,指父为本原。
ajrchv ἀρχή Greek 正文第 123 段 与前一处同词,编码对应ἀρχή。
kanovne" κανόνες Greek 正文第 135 段 末尾引号为词尾ς的旧编码,指教规。
novmoi νόμοι Greek 正文第 135 段 按编码还原,为法律的复数形式。
’ jEpivskeyi" bivou monacikou' Ἐπίσκεψις βίου μοναχικοῦ Greek 正文第 168 段 据书名及编码还原;开头重复符号推测为气息符乱码。
JIerou’ Ἱεροῦ Greek 正文第 529 段 J表示粗气符,末尾符号表示曲折重音;保留原文词形。
nhvsou νήσου Greek 正文第 529 段 按编码还原,为νῆσος的属格。
jIevrnh � gevna Ἰέρνη + γένα Greek 正文第 529 段 两词可据编码还原;损坏字符据词源组合语境暂猜为加号。
jIevrnh Ἰέρνη Greek 正文第 529 段 按编码还原,为文中爱尔兰的希腊名称。
v ν Greek 正文第 529 段 指Ἰέρνη中在Erigena内消失的第一个ν;原v推测为字形误识。
laov" λαός Greek 正文第 586 段 按编码还原,与文中people的释义相符。
prwtosuvmboulo" πρωτοσύμβουλος Greek 脚注 37 按编码还原,与首席顾问的释义相符。
Phgh; gnwvsew" Πηγὴ γνώσεως Greek 脚注 51 还原标题;分号表示重音符中的重音下降符。
Kefavlaia filosofikav Κεφάλαια φιλοσοφικά Greek 脚注 53 按旧字体字母及重音编码还原。
Peri;aijrevsewnejnsuntomiva/ Περὶ αἱρέσεων ἐν συντομίᾳ Greek 脚注 55 恢复词间空格、气息和重音;末尾斜线对应下标ι。
#Ekdosi" ajkribh;" th'" ojrqodovxou pivstew" Ἔκδοσις ἀκριβὴς τῆς ὀρθοδόξου πίστεως Greek 脚注 56 按书名编码还原,#推测表示大写字母前的柔气及锐音。
Muriobivblion Μυριοβίβλιον Greek 脚注 72 按编码还原,符合佛提乌斯著作别名。
sunagwghv συναγωγή Greek 脚注 74 编码可直接还原,接前文构成词汇汇编书名。
Fwtivou levxewn Φωτίου λέξεων Greek 脚注 74 按编码还原,保留两个属格词形。
Dihvghsi" peri; th'" tw'n neofavntwn Manicaivwn ajnablasthvsew" Διήγησις περὶ τῆς τῶν νεοφάντων Μανιχαίων ἀναβλαστήσεως Greek 脚注 80 按旧字体编码恢复字母、气息及重音。
mustagwgiva μυσταγωγία Greek 脚注 81 还原希腊词,排除后接的英文is。
iJerologiva ἱερολογία Greek 脚注 81 J对应粗气符;排除后接的英文or。
qeologiva θεολογία Greek 脚注 81 按旧字体编码还原。
Sunagwgai; kai ;ajpovdeixei" ajkribei'" Συναγωγαὶ καὶ ἀπόδειξεις ἀκριβεῖς Greek 脚注 84 恢复编码及错位重音;保留原串ἀπόδειξεις的重音位置,不改作规范重音。
@Ermhneiva kata; paravfrasin tou' a[/smato" tw'n aj/smavtwn Ἑρμηνεία κατὰ παράφρασιν τοῦ ᾄσματος τῶν ᾀσμάτων Greek 脚注 107 按编码恢复粗气、重音和ᾳ的下标ι。
Didaskaliva pantodaphv Διδασκαλία παντοδαπή Greek 脚注 108 按旧字体编码还原标题。
Peri;ejnergaiva"daimovnwn Περὶ ἐνεργαίας δαιμόνων Greek 脚注 109 恢复空格和气息;原串对应ἐνεργαίας,暂不擅改为ἐνεργείας。
!Epistolaiv Ἐπιστολαί Greek 脚注 110 开头感叹号推测为大写字母柔气符的旧编码。
Carakthvre" Χαρακτῆρες Greek 脚注 112 按编码还原,h后锐音编码对应ῆ以外的ή,故此处重音仍有不确定性。
Peri ;dovgmato" Περὶ δόγματος Greek 脚注 114 将错位分号归于περὶ,恢复末尾ς。
Suvnoyi" tw'n novmwn Σύνοψις τῶν νόμων Greek 脚注 115 按旧字体编码恢复ψ、ς及重音。
Qhsauro;" ojrqodoxiva" Θησαυρὸς ὀρθοδοξίας Greek 脚注 138 按编码还原书名及重音。
@Istoria Ἱστορία Greek 脚注 140 @推测表示粗气符;原串缺重音,依常见书名补锐音。
Peri;fuvsew"merismou' Περὶ φύσεως μερισμοῦ Greek 脚注 593 恢复词间空格及重音,与附带拉丁文书名相符。

  1. 见§§ 109–112,第495、496、498页。↩︎

  2. 见§§ 94、100–102,第405及下页、413、450、456页。↩︎

  3. 见§§ 67、70、107及108,第304、312及后、476及后诸页。↩︎

  4. 见§ 10,第30及后诸页;以及§§ 50、52,第211及后诸页。↩︎

  5. 见§ 13,第40及下页。↩︎

  6. 见§ 116,第511及后诸页。↩︎

  7. 见§ 105,第472及后诸页。↩︎

  8. 见§ 105,第471及下页。↩︎

  9. 见§ 96,第426页;以及§ 120,第525及下页。↩︎

  10. 见§ 127,第549页。↩︎

  11. · 见§ 126,第546及后诸页。↩︎

  12. 见§ 123,第529及后诸页。↩︎

  13. · 见§ 121,第528及后诸页。↩︎

  14. §§ 64及65,第292及295页。↩︎

  15. 见第409、496–498页。↩︎

  16. 米涅 (Migne),第XC卷,第244–785栏。↩︎

  17. 同上(l.c.),第785–856栏。↩︎

  18. 同上(l.c.),第856–872栏。↩︎

  19. 同上(l.c.),第872–909栏。↩︎

  20. 第XCI卷,第1032–1417栏。↩︎

  21. 同上(l.c.),第9–285栏。↩︎

  22. 同上(l.c.),第288–353栏。↩︎

  23. 米涅,第XXVIII卷,第1116–1285栏。↩︎

  24. 第XCI卷,第353–361栏。↩︎

  25. 第XC卷,第912–956栏。↩︎

  26. 同上(l.c.),第960–1080栏。↩︎

  27. 同上(l.c.),第1084–1176栏。↩︎

  28. 同上(l.c.),第1177–1392栏。↩︎

  29. 第XCI卷,第657–717栏。↩︎

  30. 同上(l.c.),第721–1017栏。↩︎

  31. 同上(l.c.),第364–649栏。↩︎

  32. 同上(l.c.),第1417–1424栏;以及本卷第409页。↩︎

  33. 比较尼安德 (Neander) 和巴赫 (Bach) 相关论述处(in loco)。↩︎

  34. 格伦德勒纳 (Grundlehner),第22页;朗根 (Langen),第20页。↩︎

  35. 通常所定的年代是676年。格伦德勒纳说(第19页):“可能约在680年。”↩︎

  36. 勒普顿 (Lupton) 在第22–36页概述了这部《传记》(Life)。↩︎

  37. 这个称谓是 πρωτοσύμβουλος*,意为“首席顾问”。通常将它解释为“维齐尔” (vizier),但当时还没有这一官职。朗根(第19页)认为译作“税务总长”更为可能。比较勒普顿,第27页。↩︎

  38. 见本卷第456页。↩︎

  39. 见第630页的分析。↩︎

  40. 勒基安 (Lequien,i. § 452) 推测,他在圣像破坏运动的争论爆发以前便已受按立,因为他在一篇讲道中提到帝国的和平状况,而这并不适用于该事件以后的时期。比较勒普顿,第57页。↩︎

  41. 格伦德勒纳(第55页,注1)接受《希腊人月课经》(Menaea Graecorum) 关于大马士革的约翰享年104岁的说法,并将其卒年定在“约780年”。↩︎

  42. 这个著名的故事自身便站不住脚。甚至阿尔措格 (Alzog) 这样的罗马天主教徒也承认它缺乏依据(《教父学》,Patrologie,第2版,第405页)。第二次尼西亚会议显然对这一神迹毫无所知,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比较格伦德勒纳,第42页注;朗根,第22页。↩︎

  43. 朗根,第22页。↩︎

  44. 勒普顿和朗根曾作详细分析。↩︎

  45. 《论圣像三篇演说》(De Imaginibus Orationes III.),载米涅,第XCIV卷。↩︎

  46. 同上(l.c.),第1232–1284栏。↩︎

  47. 同上(l.c.),第1284–1317栏。↩︎

  48. 同上(l.c.),第1317–1420栏。↩︎

  49. 朗根,第141页。↩︎

  50. 第461页。↩︎

  51. Πηγὴ γνώσεως*,载米涅,同上(l.c.),第521–1228栏。↩︎

  52.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同上(l.c.),第533栏。↩︎

  53. Κεφάλαια φιλοσοφικά*,同上(l.c.),第521–676栏。勒普顿,第67、68页;朗根,第46–52页。勒努 (Renoux) 有一篇专论,题为《论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辩证法》(De Dialectica Sancti Joannis Damasceni,1863年)。↩︎

  54. 朗根,第46页。↩︎

  55. Περὶ αἱρέσεων ἐν συντομίᾳ*,同上(l.c.),第677–780栏。↩︎

  56. Ἔκδοσις ἀκριβὴς τῆς ὀρθοδόξου πίστεως*。同上(l.c.),第789–1228栏。↩︎

  57. 这一确切年代所依据的是布朗普顿的约翰 (John of Brompton) 的记述:译本完成之年,正是泰晤士河 (Thames) 完全封冻的那一年,亦即(i.e.)1150年的大严寒。比较勒普顿,第70页。↩︎

  58. 米涅,同上(l.c.),第1217栏。↩︎

  59. 勒基安收录了十三篇和第十四篇的一个片段;但其中即使说不上有许多,至少有一些并非真作。↩︎

  60. 见第405页。↩︎

  61. 米涅,第XCVI卷,第860–1240栏。↩︎

  62. 布吕内 (Brunet) 列出了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丹麦文、挪威文和波希米亚文译本的书名。英文节本题为《圣约萨法》(Saint Josaphat),伦敦 (Lond.),1711年。这个故事也见于《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希腊文文本于1832年首次印行。↩︎

  63. 朗根也是这样认为的,见第251–254页。↩︎

  64. 勒普顿,第217页。↩︎

  65. 同上(l.c.),第781–813栏。↩︎

  66. 朗根,第238页。↩︎

  67. 勒普顿,第212页。↩︎

  68. 沙弗 (Schaff):《信经》(Creeds),第ii卷,第552–54页。↩︎

  69. 尼安德,第iii卷,第554页。比较上文,第307及后诸页。↩︎

  70. 比较第五章§ 70。↩︎

  71. 比较赫尔根勒特 (Hergenröther) 对其著作所作的详尽分析(第iii卷,第3260页。↩︎

  72. 《书库》(Bibliotheca),又名 Μυριοβίβλιον*,米涅,第CIII、CIV卷,第9–356栏;赫尔根勒特,第III卷,第13–31页。↩︎

  73. 赫尔根勒特,第14、28–31页。↩︎

  74. 最佳版本由多布里 (Dobrée) 编:Φωτίου λέξεων* συναγωγή*。《佛提乌斯词典,由R. 波尔松据盖尔抄本抄录》(Photii Lexicon e codice Galeano descripsit R. Porsonus)。伦敦,1822年,2卷;1823年在莱比锡重印。↩︎

  75. 米涅,第CI卷,第45–1172栏。↩︎

  76. 赫尔根勒特(第iii卷,第31页及后)详细叙述了《安菲洛基亚》(Amphilochia) 以奇特的方式逐渐为近代学者所知的有趣经过。↩︎

  77. 收入米涅,前引书(l.c.),第1189–1253栏。↩︎

  78. 通常称为《教规汇编》(Syntagma Canonum),米涅,第CIV卷,第441–976栏;以及《教会与民事法汇编》(Nomocanon),同上(ibid.),第976–1217栏。↩︎

  79. 赫尔根勒特在前引书(l.c.)第iii卷,第92–128页,详论《教会与民事法汇编》(Nomocanon)。另参F. A. 比纳 (F. A. Biener),《查士丁尼新律史》(Geschichte der Novellen Justinians),柏林,1824年;以及《论希腊教会的教规汇编:文献札记》(De Collectionibus canonum ecclesiae Graecae. Schediasma litterarium),柏林,1827年。J. B. 皮特拉枢机,《希腊教会法史与文献》(Juris eccles. Graec. historia et monumenta),罗马,1868年。赫尔根勒特,《截至9世纪末的希腊教会法》(Griech. Kirchenrecht bis zum Ende, des 9ten Jahrhunderts),美因茨,1870年。↩︎

  80. Διήγησις περὶ τῆς τῶν νεοφάντων Μανιχαίων ἀναβλαστήσεως*,载米涅,第CII卷,第16–264栏。参赫尔根勒特,前引书(l.c.),第iii卷,第143–153页。↩︎

  81. 《圣灵奥义》(Liber de S. Spiritus Mystagogia),由赫尔根勒特于1857年在雷根斯堡首次出版;参其《佛提乌斯》(Photius),第III卷,第154–160页,以及米涅,第CII卷,第280–400栏。μυσταγωγία* 一词在此与 ἱερολογία* 或 θεολογία* 同义,即 sacra doctrina(神圣教义),↩︎

  82. 赫尔根勒特,《佛提乌斯》(Photius),第III卷,第157页。↩︎

  83. 同上(Ibid.),第160–165页。↩︎

  84. Συναγωγαὶ καὶ ἀπόδειξεις ἀκριβεῖς*,载米涅,第CIV卷,第1220–1232栏。↩︎

  85. 赫尔根勒特,前引书(l.c.),第174页。↩︎

  86. 见上文,第314页及下页。↩︎

  87. 米涅,第CII卷,第585–989栏。杜潘在前引书(l.c.)第106–109页对它们作了分析。↩︎

  88. 米涅,第CII卷,第548–576栏。↩︎

  89. 同上(Ibid.),第577–584栏。↩︎

  90. 参加斯 (Gass) 载于赫尔措格2第IX卷,第677–679页的文章。↩︎

  91. 此书见于米涅,并为A. 利波马尼 (A. Lippomani)(巴黎,1551–60年,8卷)、苏里乌斯 (Surius)(科隆,1570–79年,6卷)及博兰学派 (Boltandists)(1643–1875年,61卷)的大型圣徒传集所采用。↩︎

  92. 杜潘,相应条目(in loco)。↩︎

  93. 米涅,第CXIV卷,第209–292栏。↩︎

  94. 他们的姓名列于米涅,第CXVIII卷,第9栏。↩︎

  95. 优卑亚海 (Euboic Sea) 最狭窄的部分也以此为名。↩︎

  96. 米涅,第CXXIII–CXXVI卷,第104栏。↩︎

  97. 米涅,第CXXVI卷,第105–129栏。↩︎

  98. 同上(Ibid.),第129–144栏。↩︎

  99. 同上(Ibid.),第288–305栏。↩︎

  100. 同上(Ibid.),第253–285栏。↩︎

  101. 同上(Ibid.),第152–221栏。↩︎

  102. 同上(Ibid.),第221–249栏。↩︎

  103. 即下文将要谈到的《劝勉》(Exhortations)、《论美德与恶行》(On Virtues and Vices) 及《君王之道》(Way of the King)。↩︎

  104. 尼安德,前引书(l.c.),第586页。↩︎

  105. 加斯在赫尔措格2相应条目(s. v.)中的文章,第xii卷,第340页。↩︎

  106. 见阿拉提乌斯《论考》(Diatriba) 中的书目,载米涅,第CXXII卷,第498–532栏。↩︎

  107. Ἑρμηνεία κατὰ παράφρασιν τοῦ ᾄσματος τῶν ᾀσμάτων*。同上(Ibid.),第537–685栏。↩︎

  108. Διδασκαλία παντοδαπή*。同上(Ibid.),第688–784栏。↩︎

  109. Περὶ ἐνεργαίας δαιμόνων*。同上(Ibid.),第820–876栏。↩︎

  110. Ἐπιστολαί*。同上(Ibid.),第1161–1185栏。↩︎

  111. 见第642页。↩︎

  112. Χαρακτῆρες*。米涅,第CXXII卷,第901–908栏。↩︎

  113. 同上(Ibid.),第908–910栏。↩︎

  114. Περὶ δόγματος*。同上(Ibid.),第812–817栏。↩︎

  115. Σύνοψις τῶν νόμων*。同上(Ibid.),第925–974栏。↩︎

  116. 她在《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XV. 490,米涅,第CXXXI卷,第1176栏)中盛赞他的学问与虔诚。↩︎

  117. 米涅,第CXXX卷。↩︎

  118. 米涅列出了资料来源。↩︎

  119. 《驳马萨利派》(Contra Massalianos);《驳波哥米勒派》(Contra Bogomilos);《与撒拉逊哲学家论信仰》(Disputatio de fide cum philosopho Saraceno);《基督徒与以实玛利人的对话》(Dialogus Christiani cum Ismaelica)(均载米涅,第CXXXI卷,第4048;48–57;20–37;37–40栏)。↩︎

  120. 米涅,第CXXVIII卷,第41栏至卷末。↩︎

  121. 米涅,第CXXIX卷,第107栏至卷末。↩︎

  122. 曼努埃尔 (Manuel) 好战而放荡,以沉重的赋税压榨人民。所提到的请愿书载于米涅,第CXXXV卷,第925–932栏。参吉本 (Gibbon),哈珀版 (Harpers’ ed.),第V卷,第81、82页。↩︎

  123. 荷马、地理学家狄奥尼修斯·佩里埃格特斯 (Dionysius Periegetes)、品达,可能还有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他那部“浩繁的荷马注释”,堪称古典学问与荷马研究的宝库,其中大量摘录了现已佚失的古注,因而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此书于1542–50年在罗马首次出版,印制精美,共4卷。其即将刊行的消息,或许曾传到茨温利耳中;因为他的朋友雅各·阿曼 (James Amman) 于1520年4月19日从米兰写信给他,显然是在答复他的询问:Commentaria Eustothii in Homerum Mediolani non extant, nec satis compertum habes, num Romae an vel alibi excusa sint; nemo id me edocere potest.(欧斯塔修斯的荷马注释在米兰找不到;它是否已在罗马或别处印行,你也未能确知;没有人能告诉我。)茨温利,《著作集》(Opera),第VII卷,第131页。品达注释的《序言》(Proaemium) 是现今仅存的部分,载于米涅,第CXXXVI卷,第369–372栏(仅有希腊文)。狄奥尼修斯·佩里埃格特斯注释于1547年由罗伯特·斯蒂芬斯 (Robert Stephens) 在巴黎首次印行。↩︎

  124. 见其《当选米拉都主教时致皇帝的演说》(Allocatio ad Imperatorem cum esset Myrorum metropolita electus),载米涅,第CXXXV卷,第933–973栏。↩︎

  125. 尼安德,第IV卷,第530–531页。↩︎

  126. 同上(Ibid),第535页。↩︎

  127. 米涅,第CXXXV卷,第973–1032栏。↩︎

  128. 他撰写了一部颇有价值的此次围城史:《拉丁人攻陷帖撒罗尼迦城记》(Narratio de Thessalonica urbe a Latinis capta),米涅,第CXXXVI卷,第9–140栏。↩︎

  129. 米涅,第CXXXV卷,第520–540栏。↩︎

  130. 同上(Ibid.),第540–560栏。↩︎

  131. 四篇演说,同上(ibid.),第561–728栏。↩︎

  132. 第CXXXVI卷,第141–216;264–301栏。↩︎

  133. 《论修道生活的改革》(De emendanda vita monachica),第CXXXV卷,第729–909栏。↩︎

  134. 《致帖撒罗尼迦某柱上修士》(Ad Stylitam quendam Thessalonicensem),第CXXXVI卷,第217–264栏。↩︎

  135. 《致帖撒罗尼迦人书》(Epistola ad Thessalonicenses),第CXXXV卷,第1032–1060栏;《论对基督徒官长应尽的顺服》(De obedientia magistratui Christiano debita),第CXXXVI卷,第301–357栏;《论伪善》(De simulatione),同上(ibid.),第373–408栏;《驳不肯和解的指控》(Adversus implacabilitatis accusationem)(又名《反对记恨》[Contra injuriarum memoriam]),同上(ibid.),第408–500栏。↩︎

  136. 第CXXXVI卷,第1245–1334栏(仅有希腊文)。↩︎

  137. 《大马士革人的五旬节赞美诗释义》(Interpretatio hymni Pentecostalis Damasceni),载迈 (Mai)《罗马拾遗》(Spicilegium Romanum),第V卷(罗马,1841年),第xxiv、161–383页;亦载米涅,第CXXXVI卷,第504–753栏。↩︎

  138. Θησαυρὸς ὀρθοδοξίας*。米涅,第CXXXIX卷,第1093栏至第CXL卷,第292栏。↩︎

  139. 莫雷尔 (Morel) 如此认为。有关这段有趣的经过,见米涅,第CXXXIX卷,第295栏。↩︎

  140. Ἱστορία*。同上(Ibid.),第309–1057栏。↩︎

  141. 塞纳托尔 (Senator) 是他本名的一部分。Cassiodorius 是 Cassiodorus(卡西奥多鲁斯)的异体。↩︎

  142. 《杂集》(Var.),xii. 15(米涅,第LXIX卷,第867栏)。↩︎

  143. 《神圣文献导论》(De Instit. div. litt.),第28、30、31章(米涅,第LXX卷,第1141–1147栏)。↩︎

  144. 此处次序依米涅所编。↩︎

  145. 《杂集十二卷》(Variarum libri duodecim),载米涅,第LXIX卷,第501–880栏。↩︎

  146. 《三部教会史》(Historica ecclessiastica vocata Tripartita),同上(ibid.),第879–1214栏。↩︎

  147. 《编年史》(Chronicon),同上(ibid.),第1213–1248栏。↩︎

  148. 《复活节日期推算》(Computus Paschalis),同上(ibid.),第1249、1250栏。↩︎

  149. 《盖塔人或哥特人的起源与事迹》(De Getarum sive Gothorum origine et rebus gestis),同上(ibid.),第1251–1296栏。↩︎

  150. 《诗篇释义》(Expositio in Psalterium)。米涅,第LXX卷,第9–1056栏。↩︎

  151. 《导论》(Inst.),I. 4. 1. 1.(米涅,第LXX卷,第1115栏):“Sequitur qui nobis primus est in commentatorum labore.”(接下来这位,在我们看来,在注释家的劳作中居于首位。)↩︎

  152. 各版本中接着收录的《雅歌释义》(Expositio in Canticum),如今被认为出自另一位作者。加雷持此看法(米涅,第LXX卷,第1055栏)。↩︎

  153. 《神圣与世俗文献研读导论》(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ecularium lectionum)。同上(Ibid.),第1105–1220栏。↩︎

  154. 埃伯特,第I卷,第477页,持此看法。它们的通用书名为:(a)《神圣文献导论》(De institutione divinarum litterarum);(b)《论自由学艺的技艺与学科》(De artibus et disciplinis liberalium litterarum)。↩︎

  155. 《论正字法》(De orthographia)。米涅,第LXX卷,第1239–1270栏。↩︎

  156. 《序言》(Prefatio)。同上(Ibid.),第1241栏,第9行。↩︎

  157. 《论灵魂》(De anima)。同上(Ibid.),第1279–1308栏。↩︎

  158. 《使徒书信、使徒行传及启示录撮要》(Complexiones in Epistolas et Actus apostolorum necnon in Apocalypsim)。同上(Ibid.),第1321–1418栏。↩︎

  159. 同上(Ibid.),第1219–1240栏。↩︎

  160. 帕斯卡 (Pascal) 的出生地,位于多姆山省 (Puy de Dome),在巴黎以南偏东220英里。↩︎

  161. 莫诺 (Monod),第29页。↩︎

  162. 他被控曾指责希尔佩里克之妻弗雷德贡德 (Fredegund) 与波尔多 (Bordeaux) 主教贝特朗 (Bertrand) 通奸。《法兰克史》(Hist. Franc.),V. 49(米涅,前引书〔l.c.〕,第364栏)。↩︎

  163. 《法兰克教会史十卷》(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Francorum libri decem)。米涅,第LXXI卷,第159–572栏。↩︎

  164. X. xxxi. 19。米涅,第571–572栏。↩︎

  165. 同上(Ibid.),第705栏及后。↩︎

  166. 上文所列年代依据莫诺,前引书(l.c.),第41–49页。↩︎

  167. 蒙塔朗贝尔 (Montalembert) 说,她掌管四十所女修道院和一千名修女(英译本,第I卷,第419页)。但这仅仅是传说。↩︎

  168. 这些会议的教规见赫费勒,第III卷,第72、73;79–88页。↩︎

  169. 这一点与戈特沙尔克的案件有关。↩︎

  170. 《圣伊西多尔传》(Vita S. Isidori),33–36,载米涅,第LXXXII卷,第45–49栏。↩︎

  171. 《圣经若干寓意》(Allegoriae quaedam Sacrae Scripturae),米涅,第LXXXIII卷,第97–130栏。↩︎

  172. 《论圣经所称颂之先祖的生与死》(De ortu et obitu patrum qui in Scriptura laudibus efferuntur),同上(ibid.),第129–156栏。↩︎

  173. 《旧新约各卷导言》(In libros V. ac N. T. prooemia),同上(ibid.),第155–180栏。↩︎

  174. 《圣经数字论》(Liber numerorum qui in S. S. occurunt),同上(ibid.),第179–200栏。↩︎

  175. 《旧新约问题》(De, V. et N. T. quaestiones),同上(ibid.),第201–208栏。↩︎

  176. 《奥秘释义,或旧约问题》(Mysticorum expositiones sacramentorum seu quaestiones in V. T.),同上(ibid.),第207、434栏。↩︎

  177. 《据旧新约论大公信仰以驳犹太人》(De fide catholica ex V. et N. T. contra Judaeos),同上(ibid.),第449–538栏。↩︎

  178. 一部古高地德文 (old High German) 译本的残篇,分别由A. 霍尔茨曼 (A, Holtzmann) 于1836年在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魏因霍尔德 (Weinhold) 于1874年在帕德博恩刊行。↩︎

  179. 《箴言集三卷》(Sententiarum libri tres),米涅,第LXXXIII卷,第537–738栏。↩︎

  180. 此书本身可能受到普罗斯珀摘自奥古斯丁的《箴言集》(Sentences) 的启发。↩︎

  181. 《罪魂哀叹同义语集》(Synonyma de lamentatione animae peccatricis),米涅,同上(ibid.),第825–868栏。↩︎

  182. 此书之所以称为“同义语集”,显然是因为其中许多思想以稍有不同的措辞反复表达。↩︎

  183. 《论受造物的秩序》(De ordine creaturarum liber),同上(ibid.),第913–954页。↩︎

  184. 《论教会职务》(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同上(ibid.),第737–826栏。↩︎

  185. I. 18,同上(ibid.),第754–757栏。↩︎

  186. 《修士规章》(Regula monachorum),同上(ibid.),第867–894栏。↩︎

  187. 见第657页。↩︎

  188. 《词源学二十卷》(Etymologiarum libri XX)。米涅,第LXXXII卷,第73–728栏。↩︎

  189. 阿雷瓦洛 (Arevalo),《绪论》(Prolegomena),第53章,载米涅,第LXXXI卷,第337–340栏。↩︎

  190. 《辨异,或论词语特性二卷》(Differentiarum, sive de proprietate sermonum, libri duo),第LXXXIII卷,第9–98栏。↩︎

  191. 《论事物的本性》(De natura rerum),同上(ibid.),第963–1018栏。↩︎

  192. 关于其资料来源的详尽说明,见贝克尔 (Becker) 编本。↩︎

  193. 《编年史》(Chronicon),第LXXXIII卷,第1017–1058栏。其节本收入《词源学》(Etymologies),参V. 39。米涅,第LXXXII卷,第224–228栏。↩︎

  194. 《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XXII. 30(栋巴特 (Dombart) 编本,第II卷,第635页;克拉克 (Clark)《奥古斯丁文库》〔Aug. Lib.〕,第II卷,第544页)。↩︎

  195. 见赫茨贝格 (Hertzberg) 的诸篇论文,已列于§155 II的参考文献中。↩︎

  196. 《哥特、汪达尔及苏维诸王史》(Historia de regibus Gothorum, Wandalorum et Suevorum),米涅,第LXXXIII卷,第1057–1082栏。↩︎

  197. 埃伯特,第I卷,第566页。↩︎

  198. 《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米涅,第LXXXIII卷,第1081–1106栏。↩︎

  199. 《书信集》(Epistolae),同上(ibid.),第893–914栏。↩︎

  200. 埃格弗里德国王捐赠了这些修道院的土地。↩︎

  201. 比斯科普 (Biscop) 最先将石匠和玻璃工匠引入英格兰,并引进罗马礼仪和圣咏歌唱技艺。↩︎

  202. 《历史》(Hist.),V. 24(博恩文库所收贾尔斯译本,第297页,略有改动)。↩︎

  203. 贾尔斯,同上(ibid.),第x页。↩︎

  204. 《历史》(Hist.),V. 24(贾尔斯,同上〔ibid.〕,第297页)。↩︎

  205. 贾尔斯全文收录了卡思伯特 (Cuthbert) 的信,同上(ibid.),第xviii–xxi页。↩︎

  206. “比德”(Beda) 条,载史密斯与韦斯《基督教传记辞典》(Dict. Chr. Biog.),第I卷,第301、302页。↩︎

  207. 见本卷§154末段。↩︎

  208. 《历史》(Hist.),V. 24(博恩版,第297–299页)。↩︎

  209. 斯塔布斯 (Stubb) 的文章,第301页。↩︎

  210. 《论正字法》(De orthographia),载米涅,第XC卷,第123–150栏。↩︎

  211. 《论韵律艺术》(De arte metrica)。同上(Ibid.),第149–176栏。↩︎

  212. 《论圣经的修辞格与比喻》(De schematis et tropis sacrae scripturae)。同上(Ibid.),第175–186栏。↩︎

  213. 《论事物的本性》(De natura rerum)。同上(Ibid.),第187–278栏。↩︎

  214. 《论时间》(De temporibus)。同上(Ibid.),第277–292栏。↩︎

  215. 《论时间的计算》(De temporum ratione)。同上(Ibid.),第293–578栏。↩︎

  216. 《论历算方法》(De ratione computi)。同上(Ibid.),第579–600栏。↩︎

  217. 《论复活节的庆祝》(De Paschae celebratione)。同上(Ibid.),第599–606栏。↩︎

  218. 《论雷霆》(De tonitruis)。同上(Ibid.),第609–614栏。↩︎

  219. 比德的释经著作占据了米涅丛书的第XCI、XCII、XCIII卷。↩︎

  220. G. F. 布朗 (G. F. Browne),《尊者比德》(The Venerable Bede),第129–132页。第148–159页载有比德一篇讲道的译文。↩︎

  221. 大写体抄本 (Uncial) E (2),即《劳德抄本》(Codex Laudianus),年代为6世纪末,包含几乎完整的《使徒行传》希腊文—拉丁文文本。已知比德撰写《使徒行传》的《订正》(Retractions) 时曾使用此抄本。这部抄本于668年传入英格兰。↩︎

  222. 第XCIV卷,第9–268栏。↩︎

  223. 同上(Ibid.),第515–529、575–638栏。↩︎

  224. 《历史》(Hist.),IV. 20。博恩版,第207、208页。↩︎

  225. 米涅,第XCIV卷,第655–710栏。↩︎

  226. 布朗在前引书(I. c.)第172–179页将其重录。↩︎

  227. 米涅,第XCIV卷,第713–1148栏。布朗(第80–126页)详细介绍了这些著作中的前两部。↩︎

  228. 《英吉利民族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第XCV卷,第21–290栏。↩︎

  229. 法布里修斯,载米涅,第XCV卷,第413栏。↩︎

  230. 埃伯特,前引书(l. c.),第37页。↩︎

  231. 米涅,前引书(l c.),第1599栏,第VIII首诗(Carmen VIII)。参第9、10行:

    “Illius in patria conjux miseranda per omnes

    Mendicat plateas, ore tremente, cibos.”

    “他那可怜的妻子,在故乡走遍街巷,嘴唇颤抖着乞求食物。”↩︎

  232. 《伦巴第人事迹》(De gestis Langobardorum),米涅,第XCV卷,第433–672栏。↩︎

  233. 蒙森语,转引自埃伯特,前引书(l.c.),第45页;魏茨泽克 (Weizsäcker),载赫尔措格2,第xi卷,第390页。↩︎

  234. 《罗马史》(Historia romana) 及其增补,米涅,第XCV卷,第743–1158栏。↩︎

  235. 最佳版本由哈特尔 (Hartel) 编,柏林,1872年。英译本收入博恩《古典文库》(Class. Lib.)。↩︎

  236. 米涅,第XXXI卷,第663–1174栏。↩︎

  237. 穆拉托里 (Muratori),《意大利史料作家集》(Rer. Ital. script.),第I卷,第222–242页。↩︎

  238. 载米涅,第LI卷,第535–608栏。↩︎

  239. 《圣格列高利大教宗传》(Vita S. Gregorii Maqni),米涅,第LXXV卷,第41–60栏。↩︎

  240. 《梅斯诸主教事迹》(Gesta episcoporum Mettensium),米涅,第XCV卷,第699–724栏。↩︎

  241. 《讲道集》(Homilarius),同上(ibid.),第1159–1584栏。↩︎

  242. 《书信集》(Epistolae),同上(ibid.),第1583–1592页。↩︎

  243. 《诗集》(Carmina),同上(ibid.),第1591–1604栏。埃伯特在前引书(l.c.)第48–56页对这些诗作了详细讨论。↩︎

  244. 米涅,前引书(l.c.),《传》(Vita),II. v.(第30栏,第4行)。↩︎

  245. 雅费 (Jaffè),Mon. Alc.,第162页。↩︎

  246. 应阿尔昆之请,他就他们的归信和受洗撰写了明确的指示。埃伯特,第ii卷,第89页。Mon. Alc.,雅费编,第311–318页。《阿尔昆书信集》(Alc. Epist.),第56封。米涅版,《书信集》(Epist.),第39封(第C卷,第198栏)。↩︎

  247. 马德里修斯在所撰传记中,专以一章论述保利努斯与同时代杰出人物的友谊。米涅,前引书(l.c.),《传》(Vita),XVI(第109–117栏)。↩︎

  248. 米涅,前引书(l.c.),第149栏,第2行。↩︎

  249. 《传》(Vita),XVII. iii.(第118栏)。↩︎

  250. 同上(Ibid.),XIV. xvi.(第100栏)。↩︎

  251. 同上(Ibid.),XVII. vii、viii(第123–126栏)。马德里修斯刊印了后一次场合所作的演说(第133–142栏)。↩︎

  252. 《驳埃利潘杜斯的神圣信条小册》(Libellus sacrosyllabus contra Elipandum),米涅,XCIX,第151–166栏。↩︎

  253. 《驳乌赫尔主教费利克斯三卷》(Contra Felicem Urgellitanum episcopum libri tres.),同上(ibid.),第343–468栏。↩︎

  254. 同上(Ibid.),第468栏,第12行。↩︎

  255. 费利克斯 (Felix) 与埃利潘杜斯 (Elipandus) 的著作见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 Lat.),XCVI。↩︎

  256. 《弗留利会议》(Concilium Forojuliense),米涅,XCIX,第283–302栏。↩︎

  257. 《劝勉书》(Liber exhortationis),同上(ibid.),第197–282栏。↩︎

  258. 第206栏、第212栏注 a。↩︎

  259. 同上(Ibid.),第181–186栏。↩︎

  260. 史密斯 (Smith) 与韦斯 (Wace),《基督教传记辞典》(Dict. Christ. Biog.),“海斯图尔弗斯 (Heistulfus)”条。↩︎

  261. 马德里修斯 (Madrisius),载米涅,前引书(l.c.),第185栏。↩︎

  262. 同上(Ibid.),第511–516栏。↩︎

  263. 即今阿尔蒂诺 (Altino),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沿岸的一座城镇,邻近威尼斯 (Venice)。↩︎

  264. 米涅,前引书(l.c.),第503–510栏。↩︎

  265. 《论信仰准则》(De regula fidei),同上(ibid.),第467–471栏。↩︎

  266. 《赞美诗与韵文》(Hymni et rhythmi),同上(ibid.),第479–504栏。↩︎

  267. 《论赫里克公爵》(De Herico duce),同上(ibid.),第685–686栏。↩︎

  268. 同上(Ibid.),第625–627栏。↩︎

  269. 同上(Ibid.),第627–628栏。↩︎

  270. 未收入米涅,而见于曼西 (Mansi),第XIII卷。↩︎

  271. 其他拼写形式还有 Ealdwine、Alchwin、Alquinus。↩︎

  272. 《圣威利布罗德传》(Vita S. Willibrordi),I. i.(米涅,CI,第695栏)。↩︎

  273. 《论约克教会的主教与圣徒》(De pontificibus et sanctis eccles. Ebor.),第1453–1456行(CI,第841栏)。↩︎

  274. 马林格 (Mullinger)(第47页)说是在768年。↩︎

  275. 《论约克教会的主教与圣徒》(De pont. et Sanct. eccles. Eb.),第1535–1561行(迪姆勒,前引书〔l.c.〕,第203、204页;米涅,CI,第843栏及后)。↩︎

  276. 基佐 (Guizot) 据此对阿尔昆屡次流露倦意作了部分解释(前引书〔l.c.〕,第246–247页)。↩︎

  277. 英译文见基佐,前引书(l.c.),第237页,以及马林格,第97–99页。↩︎

  278. 见第465页及下页。↩︎

  279. 前面论及图尔的格列高利 (Gregory of Tours) 时已提到。↩︎

  280. 见旧本《阿尔昆传》第VIII章,载米涅,C,第98栏。↩︎

  281. 他曾就此事向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 (Paulinus of Aquileia) 请教。见第681页。↩︎

  282. 弗罗本 (Froben) 在其《阿尔昆传》第XIV章中详述了他的教义立场。米涅,前引书(l.c.),第82–90栏。↩︎

  283. 本段各项论述的证据,见尼安德 (Neander),第III卷各处(passim)。↩︎

  284. 《书信集》(Epistolae),米涅,C,第139–512栏。↩︎

  285. 见上文,第615页及下页。↩︎

  286. 埃伯特 (Ebert),II,第32–35页。↩︎

  287. 基佐对这些著作作了分析(前引书〔l.c.〕,第243–246页)。↩︎

  288. 《释经小品集》(Opuscula exegetica),米涅,C,第515–1086栏。↩︎

  289. 米涅所收的《启示录》注释并非他的作品,很可能出自阿尔昆的一位学生。不过,这仅仅是从安布罗修斯·奥特佩尔图斯 (Ambrosius Autpertus,卒于779年) 的著作中编纂而成的。↩︎

  290. 《教义小品集》(Opuscula dogmatica),米涅,CI,第11–304栏。↩︎

  291. 《礼仪与道德小品集》(Opuscula liturgica et moralia),同上(ibid.),第445–656栏。↩︎

  292. 《圣徒传记小品集》(Opuscula hagiographica),同上(ibid.),第657–724栏。↩︎

  293. 《诗集》(Carmina),同上(Ibid.),第723–848栏。↩︎

  294. 《公鸡寓言》(De gallo fabula),同上(Ibid.),第805栏。迪姆勒,前引书(l.c.),第262页。↩︎

  295. 同上(Ibid.),第814–846栏。迪姆勒,前引书(l.c.),第169–206页。↩︎

  296. 《教学小品集》(Opuscula didascalica),米涅,CI,第849–1002栏。↩︎

  297. 基佐在其《文明史》(Hist. Civilization) 中提供了此篇的译文(英译本,第ii卷,第239–242页)。↩︎

  298. 《存疑小品集》(Opuscula dubia),米涅,CI,第1027–1170栏。↩︎

  299. 《伪托小品集》(Opuscula supposita),同上(ibid.),第1173–1314栏。↩︎

  300. 本篇传略大部分直接取自阿尔特弗里德 (Altfrid) 的《行实或传记》(Acta seu Vita)(迪坎普〔Diekamp〕编,第3–53页;米涅,第769–796栏)。全文中的字母“c”均指米涅本《行实》(Acta) 中载有紧接在前的论述的章次。各项年代主要出于推断。《行实》除这位圣徒的卒年外,未提供任何年代,只是偶尔注明时间相隔多久。↩︎

  301. 第18章。米涅,前引书(l.c.),第778栏。Erat enim cu piens haereditate sua coenobium construere monachorum, quod ita postea Domino opitulante concessum est in loco qui vocatur Vuerthina(因为他渴望用自己的遗产建造一所修士的修院;后来蒙主帮助,终于得以在一个名叫韦尔蒂纳〔Vuerthina〕的地方实现此愿)。↩︎

  302. 802年1月的一份文书称他为“院长”,805年4月23日的一份文书则称他为“主教”。↩︎

  303. 《圣格列高利传》(Vita S. Gregorii),米涅,前引书(l.c.),第749–770栏。↩︎

  304. 《阿尔特弗里德所作传记》(Vita Altfridi),II,第6章,米涅,前引书(l.c.),第783栏,第4行。↩︎

  305. 颇为奇特的是,他的墓志铭中用来表示其故国的词,意义并不明确。该诗句为:“Protulit hunc Speria, Gallia sed nutriit”(斯佩里亚生下了他,高卢却养育了他)(米涅,前引书〔l.c.〕,第192栏);但斯佩里亚 (Speria,Hesperia) 是一个诗歌用语,既可指意大利,也可指西班牙。参见埃伯特,前引书(l.c.),第70页。↩︎

  306. 即(I.e.)陪同主教巡视、负责施行司法的官员,尤其负责检查教堂建筑。这是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

  307. 阿尔昆为此向他道贺(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C,第391栏;Mon. Alc., Epist.,第166封,第606页)。↩︎

  308. 据说,继任他主教职位的人下令将他毒死。↩︎

  309. 参见《诗集》(Carmina),IV. i.(米涅,前引书〔l.c.〕,第331栏),他在其中列举了自己喜爱的作者。阿尔昆曾向查理曼推荐他,认为他有能力驳斥嗣子论者费利克斯。参见阿尔昆,《书信集》(Epistolae),LXXXIV(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C,第276栏)。↩︎

  310. 莱奥波尔德·德利尔 (Léopold Delisle),《狄奥杜尔夫的圣经》(Les bibles de Théodulfe),巴黎,1879年。参见赫尔措格,第2版(2),VIII,第449页。↩︎

  311. 《诗集》(Carmina),III.4(米涅,CV,第326栏)。她丈夫的名字以下列方式写出:“Suaveque, Gisla, tuo feliciter utere rico”(吉斯拉啊,愿你与你的里科甜蜜幸福地相处),第29行。狄奥杜尔夫将一册装饰精美的《诗篇》抄本赠给她,因而作了此诗。↩︎

  312. 《致本教区司铎的条规》(Capitula ad presbyteros parochiae suae),米涅,CV,第191–208栏。↩︎

  313. 《致同一群体的条令》(Capitulare ad eosdem),同上(ibid.),第207–224栏。↩︎

  314. 《论圣灵》(De Spiritu Sancto),同上(ibid.),第239–276栏。↩︎

  315. 《致桑斯的马格努斯论洗礼仪式诸卷》(De ordine baptismi ad Magnum Senonensem libri),同上(ibid.),第223–240栏。↩︎

  316. 《两篇讲道残篇》(Fragmenta sermonum duorum),同上(ibid.),第275–282栏。↩︎

  317. 《诗集》(Carmina),同上(ibid.),第283–380栏。埃伯特对这些诗作了详尽的分析(前引书〔l.c.〕,第73–84页)。↩︎

  318. 《劝诫法官》(Peraenesis ad Judices),同上(ibid.),第283–300栏。↩︎

  319. 参见 H. 哈根 (H. Hagen):《奥尔良主教狄奥杜尔夫论法官诗校订本》(Theodulfi episcopi Aurelianensis de iudicibus versus recogniti),伯尔尼 (Bern),1882年(31页)。↩︎

  320. 同上(Ibid.),第377–380栏。↩︎

  321. 见论拉巴努斯·毛鲁斯 (Rabanus Maurus) 的一节。↩︎

  322. 马林格,《查理大帝的学校》(Schools of Charles the Great),伦敦,1877年,第141、142页。↩︎

  323. 米涅,CV,第423–444栏。↩︎

  324. 第二部分见迪姆勒,《诗人集》(Poetae),II,第94–117页。↩︎

  325. 米涅第CV卷第815–976栏所收的《教士与女修士规制范本》(Forma institutionis canonicorum et sanctimonialium),是分为两卷的完整汇编;但阿马拉里乌斯参与编写的仅限于第一卷,而且很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参见赫费勒,IV,第10页。↩︎

  326. 见弗洛鲁斯 (Florus) 的书信,载米涅,第CXIX卷,第71–96栏。↩︎

  327. 《教士会规》(Regula canonicorum),载米涅,CV,第815–934栏。↩︎

  328. 《论教会礼仪四卷》(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 libri quatuor),同上(ibid.),第985–1242栏。↩︎

  329. 《论对唱圣歌集的编排》(Liber de ordine antiphonarii),同上(ibid.),第1243–1316栏。↩︎

  330. 《弥撒礼仪选论》(Eclogae de officio missae),同上(ibid.),第1315–1832栏。↩︎

  331. 《书信集》(Epistolae),同上(ibid.),第1333–1340栏。↩︎

  332. 这个名字有多种拼写形式,但如今通行的 Eginhard 这一形式,到十二世纪才首次出现。↩︎

  333. 雅费 (Jaffé),前引书(l.c.),第488页。↩︎

  334. 伊玛是查理曼女儿的传说始于十二世纪,很可能是因为有人将艾因哈德致洛泰尔信中的 ne pietatem 误读为 neptitatem(“侄子”)。见雅费,第446页。↩︎

  335. 瓦拉弗里德 (Walahfrid) 为《传》(Vita) 所作的序言,见雅费,第508页。↩︎

  336. 《编年史》(Annales),806年条,载米涅,CIV,第466栏,倒数第2行。↩︎

  337. 《书信集》(Epistolae),雅费编,第56封,第478页;米涅编,第30封(第520栏)。↩︎

  338. 阿尔昆,《书信集》(Epist.),雅费编,第112封,第459页。↩︎

  339. 见下文。↩︎

  340. 他的历次擢升,见雅费,第493–495页。雅费在第493页证明,艾因哈德在成为院长之后并未与妻子分离。↩︎

  341. 见下文《迁移记》等。↩︎

  342. 见卢普斯对他来信的答复(卢普斯,《书信集》〔Epist.〕,米涅编,CXIX,第445栏)。↩︎

  343. 见他致卢普斯的信及卢普斯的复信,同上(ibid.),第437–446栏。↩︎

  344. 雅费编本,第499页。↩︎

  345. 《查理皇帝传》(Vita Caroli Imperatoris),载米涅,XCVII,第27–62栏。参见雅费编本,第507–541页。↩︎

  346. 《传》(Vita) 的校勘本将这一事实显示得十分清楚。参见埃伯特,前引书(l.c.),第95页。↩︎

  347. 佩尔茨 (Pertz) 校勘了此书的六十部抄本。↩︎

  348. 参见贝尔 (Bähr),前引书(l.c.),第210页。↩︎

  349. 《洛尔施与艾因哈德编年史》(Annales Laurissenses et Eginhard),载米涅,CIV,第367–508栏。Mon. Germ. Script.,I,第134–218页。↩︎

  350. 这些编年史称为《洛尔施编年史》(The Annales Laurissenses),因为年代最早、内容最完整的抄本发现于洛尔施修院。其原文与艾因哈德的修订本并列刊印。↩︎

  351. 《基督的真福殉道者马尔切利努斯与彼得迁移记》(*Hist**oria translationis BB. Christi martyrum Marcellini et Petri),载米涅,同上(Ibid.*),第537–594栏。↩︎

  352. 《论马尔切利努斯与彼得的受难》(De passione M. et P.),同上(Ibid.),第593–600栏。↩︎

  353. 埃伯特持此说,前引书(l.c.),第103页。↩︎

  354. 《书信集》(Epistolae),载米涅,同上(ibid.),第509–538栏。↩︎

  355. 《教会时节及圣徒节期书信与福音选读汇编》(Collectiones in epistolas et evangelia de tempore. et de sanctis),米涅,CII,第13–552栏。↩︎

  356. 《修士的冠冕》(Diadema monachorum),同上(ibid.),第593–690栏。↩︎

  357. “Et quia mos est monachorum. ut regulam beati Benedicii ad capitulum legant quotidie matutinum: volumus ut iste libellus ad eorum capitulum quotidie legatur vespertinum (col. 693).”(“修士既惯于每日晨间集会诵读真福本笃的会规,我们愿这本小册也在他们每日晚间集会时诵读。”第693栏。)↩︎

  358. 巴黎,1532、1640年;安特卫普 (Antwerp),1540年;《最大文库》(Bibliotheca Maxima),里昂,1677年,第XVI卷,第1305–1342页;以及米涅,《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CII,巴黎,1851年。↩︎

  359. 《圣本笃会规注释》(Commentaria in regulum Sancti Benedicti),米涅,CII,第689–932栏。↩︎

  360. 《王者之道》(Via regia),同上(ibid.),第933–970栏。↩︎

  361. 埃伯特持此说,前引书(l.c.),第III页。↩︎

  362. 《罗马会谈记录》(Acta collationis Romanae),米涅,CII,第971–976栏。↩︎

  363. 《查理大帝致教皇利奥论圣灵发出的书信》(Epistola Caroli Magni ad Leonem Papam de processione Spiritus Sancti),米涅,XCVIII,第923–929栏。↩︎

  364. 《弗罗塔里乌斯与斯马拉格杜斯致路易皇帝书》(Epistola Frotharii et Smaragdi ad Ludovicum Imperatorem),米涅,CVI,第865–866栏。↩︎

  365. 《大文法,或多纳图斯注释》(Grammatica major seu commentarius in Donatum)。↩︎

  366. 马比永 (Mabillon),《古代文献辑录》(Vetera analectam),新版(巴黎,1723年),第357、358页。↩︎

  367. 参见马比永,前引书(l.c.)。↩︎

  368. 埃伯特,前引书(l.c.),第112页。↩︎

  369. 赫费勒,IV,第46页。↩︎

  370. 埃伯特,前引书(l.c.),第226页。赫费勒在论及此事时没有提到他。↩︎

  371. 赫费勒,IV,第87页。↩︎

  372. 《论平信徒的教导》(De institutione laicali),米涅,CVI,第121–278栏。↩︎

  373. 埃伯特,前引书(l.c.),第229页。↩︎

  374. 《论君王的教导》(De institutione regia),米涅,CVI,第279–306栏。↩︎

  375. 这两部书的部分内容不仅彼此逐字相同,而且也与829年巴黎改革会议的《会议记录》相同;正如埃伯特所主张的(第227–229页),这一事实证明《会议记录》在先。↩︎

  376. 《论敬奉圣像》(De cultu imaginum),米涅,CVI,第305–388栏。↩︎

  377. 《圣胡克贝尔特迁移记》(Historia translationis S. Hucberti),同上(ibid.),第389–394栏。↩︎

  378. 其《赞美圣十字架》(De laudibus sanctae crucis) 的《序言》(Praefatio),米涅,CVII,第147、148栏。马格嫩提乌斯 (Magnentius) 表明他生于美因茨,该城在古高地德文中称为 Magenze(见埃伯特,II,第121页注)。Hrabanus 是 Hraban(即“渡鸦”)的拉丁化形式。Rabanus 是通常的拼写。Maurus(毛鲁斯)是阿尔昆给他的称号(米涅,CIX,第10栏),意在表明拉巴努斯具有毛鲁斯 (Maurus) 的那些美德;正是这些美德使后者成为伟大的圣本笃最钟爱的门徒。↩︎

  379. 参见他自撰的墓志铭,米涅,CXII,第1671栏。↩︎

  380. 两封信中仅阿尔昆的一封保存下来(米涅,C,第398栏)。从阿尔昆的信推断拉班先写信,是合理的推测。参见马林格,第139页。↩︎

  381. 在一首致拉特加尔的诗中(米涅,CXII,第1600栏),他温和地请求归还自己的书籍和文稿。在另一首较长的诗中,他描述了拉特加尔的暴政所造成的离散(同上〔ibid.〕,第1621栏)。↩︎

  382. 见他对《约书亚记》11:8的注释(米涅,CVIII,第1053栏,第38行)。↩︎

  383. 米涅,CVII,第15栏。↩︎

  384. 见第700页。↩︎

  385. 见第701页。↩︎

  386. 米涅,CVII,第24栏。↩︎

  387. 赫费勒,IV,第179–181页。↩︎

  388. 米涅,CVII,第82、83、84栏。↩︎

  389. 米涅,CIV,第519栏。↩︎

  390. 《以赛亚书》《但以理书》和《约翰福音》的注释尚未刊印;《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注释已经散佚。其余见米涅,CVII,第439–670、727–1156栏;CVIII、CIX;CXI,第679–1616栏;CXII,第9–834栏。↩︎

  391. 《马太福音》注释序言(Matt.),米涅,CVII,第727栏。↩︎

  392. 米涅,CXII,第849栏。↩︎

  393. 《晨祷赞美所唱颂歌注释》(Comment. in cantica quae ad matutinas laudes dicuntur)。[CXII,第1089–1166栏。↩︎

  394. 《全圣经寓意释义》(Allegoriae in universam Sacram Scripturam),同上(Ibid.),第849–1088栏。↩︎

  395. 同上(Ibid.),第858栏。↩︎

  396. 《真福抹大拉的马利亚及其姊妹圣马大的生平》(De vita beatae Mariae Magdalenae et sororis ejus sanctae Marthae),同上(ibid.),第1431–1508栏。↩︎

  397. 《论教士的培育》(De clericorum institutione),CVII,第293–420栏。↩︎

  398. 他援引犹太人逾越节的惯例,为圣餐使用无酵饼辩护,因为圣餐就是基督徒的逾越节;他又以救主被刺的肋旁曾流出水和血为由,为使用掺水的酒辩护。水象征百姓,酒象征基督的血。因此,水与酒在杯中的混合,象征百姓与基督的联合。同上(ibid.),第1卷,第XXX[章(第319、320栏)。↩︎

  399. 同上(Ibid.),第III卷,第If章(第379栏)。↩︎

  400. 同上(Ibid.),第III卷,第XXXIX章,第420栏。↩︎

  401. 《历算书》(Liber de computo),CVII,第669–728栏。↩︎

  402. 《论宇宙》(De universo),CXI,第9–614栏。↩︎

  403. 《普里西安文法术摘录》(Excerptio de arte grammatica Prisciani),同上(ibid.),第613–678栏。↩︎

  404. 贝尔,前引书(l.c.),第419页。↩︎

  405. 《论圣秩、神圣礼仪与祭司服饰》(Liber de sacris ordinibus, sacramentis divinis et vestimentis sacerdotalibus),米涅,CXII,第1165–1192栏。↩︎

  406. 《论教会纪律三卷》(De ecclesiastica disciplina libri tres),CXII,第1191–1262栏。↩︎

  407. 《人体各部分名称的拉丁语与蛮族语词汇释义》(Glossae latino-barbaricae de partibus humani corporis),同上(ibid.),第1575–1578栏。↩︎

  408. 他的拉丁语—德语圣经词汇表也有少数词语留存,同上(ibid.),第1583栏。参见施泰因迈尔与西弗斯 (Steinmeyer u. Sievers),《古高地德语词汇释义汇编与整理》(Die althochdeutschen Glossen gesammelt u. bearbeitet),柏林,1879年(I,第3页及下页);转引自埃伯特,前引书(l.c.),第127页。↩︎

  409. 《论语言的发明》(De inventione linguarum),米涅,CXII,第1579–1584栏。↩︎

  410. 《论奉献儿童》(Liber de oblatione puerorum),CVII,第419–440栏。↩︎

  411. Quasi illi libertatem ac nobilitatem generis sui perdant qui servitium Christi profitentur(仿佛那些宣誓服侍基督的人,便会失去自身的自由和门第的高贵)。CVII,第431栏。↩︎

  412. 同上(Ibid.),第432栏。↩︎

  413. 《论子女对父亲及臣民对君王的敬重》(De reverentia filiorum erga patres et subditorum erga reges)。参见埃伯特,前引书(l.c.),第139、140页。↩︎

  414. 《论近亲婚姻、术士的幻术与虚假占卜》(De consanguineorum nuptiis et de magorum praegtigiis falsisque divinationibus tractatus),CX,第1087–1110栏。↩︎

  415. 《论近亲婚姻、术士的幻术与虚假占卜》(De consanguineorum nuptiis et de magorum praegtigiis falsisque divinationibus tractatus),CX,第1087–1110栏。↩︎

  416. CX,第1100栏。↩︎

  417. 《答乡区主教雷金巴尔德若干教规问题》(Responsa canonica super quibusdam interrogationibus Reginbaldi chorepiscopi),同上(ibid.),第1187–1196栏。↩︎

  418. 《乡区主教经所属主教同意是否可以按立长老和执事》(Si liceat chorepiscopis presbyteros et diaconos ordinare cum consensu episcopi sui),同上(ibid.),第1195–1206栏。↩︎

  419. 《补赎规程》(Poenitentiale),同上(ibid.),第467–494栏。《悔罪者之书》(Poenitentium liber),CXII,第1397–1424栏。↩︎

  420. 《论补赎教规问题三卷》(De quaestionibus canonum poenitentialium libri tres),同上(ibid.),第1333–1336栏。(仅序言。)↩︎

  421. 《论恶习、美德及赎罪》(De vitiis et virtutibus et peccatorum satisfactione),同上(ibid.),第1335–1398栏。(仅第三卷。)↩︎

  422. 《讲道集》(Homiliae),CX,第9–468栏。↩︎

  423. 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141页,特别提及第I卷(Lib. I)第XLII、XLIII及LXIII篇讲道(Hom.)。第一篇针对一种荒谬的习俗:月亏时,人们大声喧嚷,向空中射箭、投火,以免月亮被怪兽吞吃。第二篇针对各种形式的占卜;第三篇则针对贪食、醉酒与污言秽语。↩︎

  424. 《论灵魂》(Tractatus de anima),米涅 (Migne),CX,第1109–1120栏。韦格提乌斯著作的摘录未收入米涅本,却见于迪姆勒 (Dümmler) 本;参见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136页。↩︎

  425. 埃伯特 (Ebert) 如此推测,前引书(l.c.),第136页。↩︎

  426. 《殉道者名录》(Martyrologium),米涅 (Migne),CX,第1121–1188栏。↩︎

  427. 《论向上帝而活、清心及悔罪之道》(De vivendo Deum, de puritate cordis et modo poenitentiae),CXII,第1261–1332栏。↩︎

  428. 《论主的受难》(De passione Domini),CXII,第1425–1430栏。↩︎

  429. 《论几代亲属之间可以通婚的书信》(Quota generatione licita sit connubium epistola),CX,第1083–1088栏。↩︎

  430. 《书信集》(Epistolae),CXII,第1507–1576栏。↩︎

  431. 《诗集》(Carmina),同上(ibid.),第1583–1682栏。↩︎

  432. 米涅 (Migne),CXVI,第193栏至CXVII,第1220栏。↩︎

  433. 《讲道集》(Homiliae),米涅 (Migne),CXVIII,第11–816栏。↩︎

  434. 《论主的身体和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CXVIII,第815–818栏。↩︎

  435. 《圣史概要》(Historiae sacrae Epitome),同上(ibid.),第817–874栏。↩︎

  436. 《论诸书的多样性,或论爱天上家乡》(De varietate librorum, sive de amore coelestis patriae),同上(ibid.),第875–958栏。↩︎

  437. 例如(E. g.),他所编拉班 (Raban)《利未记注释》节本的序言。米涅 (Migne),CXIV,第795栏。↩︎

  438. 埃伯特 (Ebert),第147页。↩︎

  439. 迪姆勒 (Dümmler),前引书(l.c.),第261页。↩︎

  440. 九月朔日前第十五日(XV. Kal. Sept.)。迪姆勒 (Dümmler),前引书(l.c.),第261页。↩︎

  441. 《通用注疏》(Glossa ordinaria),米涅 (Migne),CXIII至CXIV,第752栏。↩︎

  442. 贝尔 (Bähr)(第398页及下页)列出了1472至1634年间九个版本的出版年代。↩︎

  443. 《诗篇前二十篇释义》(Expositio in XX. primos Psalmos),米涅 (Migne),CXIV,第752–794栏。↩︎

  444. 《拉班利未记注释节本》(Epitome commentariorum Rabani in Leviticum),同上(ibid.),第795–850栏。↩︎

  445. 《福音书释义》(Expositio in Evangelia),同上(ibid.),第849–916栏。↩︎

  446. 《论教会事物的起源与发展》(De ecclesiasticarum rerum exordiis et incrementis),CXIV,第919–966栏。↩︎

  447. 《论教会事物》(De rebus eccl.),第XVI章。同上(Ibid.),第936栏。↩︎

  448. 《论耶路撒冷的毁灭》(De subversione Jerusalem),同上(ibid.),第965–974栏。↩︎

  449. 《圣加卢斯传》(Vita S. Galli),同上(ibid.),第975–1030栏。↩︎

  450. 迪姆勒 (Dümmler),前引书(l.c.),《加卢斯传》(Vita Galli),第428–473页。↩︎

  451. 《圣奥特马尔传》(Vita S. Othmari),米涅 (Migne),CXIV,第1031–1042栏。↩︎

  452. 雅费 (Jaffé),《加洛林文献集》(Monumenta Carolina),第507–508页。↩︎

  453. 《论韦廷的异象》(De visione Wettini),米涅 (Migne),CXIV,第1063–1082栏。海托 (Heito) 的著作见第CV卷(Tom. CV),第771–780栏。两篇均收入迪姆勒 (Dümmler),前引书(l. c),第267–275、301–333页。↩︎

  454. 米涅 (Migne),CXIV,第1064栏:“qui pene octavum decimum jam annum transegi”(我如今差不多已度过十八个年头)。↩︎

  455. 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149页。参见欣克马尔 (Hincmar) 一节中的贝尔诺尔德 (Bernold) 异象。↩︎

  456. 《圣马马斯传》(Vita S. Mammae),米涅 (Migne),CXIV,第1047–1062栏。迪姆勒 (Dümmler),前引书(l.c.),第275–296页。↩︎

  457. 《圣布莱特马克传》(Vita S. Blaitmaici),迪姆勒 (Dümmler),前引书(l.c.),第297–301页。米涅 (Migne),第1043–1046栏。↩︎

  458. 《小园》(Hortulus),迪姆勒 (Dümmler),第335–350页。米涅 (Migne),第1121–1130栏。↩︎

  459. 《论特特里库斯像》(De imagine Tetrici),迪姆勒 (Dümmler),第370–378页。米涅 (Migne),第1089–1092栏。↩︎

  460. 见埃伯特 (Ebert),第154–158页。↩︎

  461. 迪姆勒 (Dümmler),第350–428页。米涅 (Migne),CXIV,第1083–1120栏。↩︎

  462. 参见万达尔贝特 (Wandalbert),载米涅 (Migne),CXXI,第577栏。↩︎

  463. 《采自教父论述的主教选举论》(Liber de electionibus episcoporum, collectus ex sententiis patrum),米涅 (Migne),CXIX,第11–14栏。↩︎

  464. 《弥撒释义小论》(Opusculum de expositione missae),米涅 (Migne),CXIX,第15–72栏。↩︎

  465. 《驳阿马拉里乌斯小论》(Opusculum adversus Amalarium),同上(ibid.),第71–96栏。↩︎

  466. 见阿马拉里乌斯 (Amalarius),载米涅 (Migne),CV,第815栏及后。↩︎

  467. 《殉道者名录》(Martyrologium),米涅 (Migne),XCIV,第797栏及后。↩︎

  468. 《论预定的讲道》(Sermo de praedestinatione),米涅 (Migne),CXIX,第95–102栏。↩︎

  469. 《驳J. S. 埃里乌根纳的错误定义》(Adversus J. S. Erigenae erroneas definitiones liber),同上(ibid.),第101–250栏。↩︎

  470. 见其序言(第101–103栏)。↩︎

  471. 《采自圣奥古斯丁著作的圣保罗书信释义》(Expositio in epistolas Beati Pauli ex operibus Sancti Augustini collecta),同上(ibid.),第279–420栏。↩︎

  472. 《法律与教规条文辑录》(Capitula ex lege et canone collecta),同上(ibid.),第419–422栏。↩︎

  473. 《杂诗集》(Carmina varia),同上(ibid.),第249–278栏。↩︎

  474. 埃伯特 (Ebert) 对这些诗作有所论述,II,第269–272页。↩︎

  475. 《弗洛鲁斯致皇后朱迪思书》(Flori epistola ad imperatricem Judith),米涅 (Migne),CXIX,第423、424栏。↩︎

  476. 也许是为纪念他从某次重病中康复,例如838–839年冬天的那场病,曾使他一度卧病于列日 (Liège) 教区的圣特伦德修道院 (St. Trend)。↩︎

  477. 卢普斯 (Lupus),《书信》(Epist.) I(米涅 (Migne),CXIX,第433栏)。↩︎

  478. 巴卢兹 (Baluze),载米涅 (Migne),同上(ibid.),第425栏。↩︎

  479. 米涅 (Migne),同上(ibid),第445栏。↩︎

  480. 虽然他就这样在德国 (Germany) 住了六年,却始终未能精通德语。韦策尔与韦尔特 (Wetzer u. Welte),《教会百科全书》(Kirchenlexicon),“卢普斯”(Lupus)条。↩︎

  481. 巴卢兹 (Baluze) 如此说,载米涅 (Migne),CXIX,第423栏。↩︎

  482. 卢普斯 (Lupus) 就是在这次旅途中患病的。见第735页,脚注864。↩︎

  483. 巴卢兹 (Baluze) 如此说,同上(ibid.),第425栏。↩︎

  484. 佩尔茨 (Pertz),《法律集》(Legg.),I,第223页。↩︎

  485. 赫费勒 (Hefele),IV,III。佩尔茨 (Pertz),《法律集》(Legg.),I,第383页。↩︎

  486. 《书信》(Epist.) 71,米涅 (Migne),CXIX,第533栏。↩︎

  487. 此信在米涅 (Migne) 本中列为《书信》(Epist.) 100,同上(ibid.),第575栏。↩︎

  488. 《书信》(Epist.) 1,同上(ibid.),第433栏。↩︎

  489. 《书信》(Epist.) 35,同上(ibid.),第502栏。↩︎

  490. 尼安德 (Neander),第iii卷,第482页。埃伯特 (Ebert) 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前引书,l.c.,第205–206页)。另见马林格 (Mullinger),第165页及后。↩︎

  491. 《书信集》(Epistolae),米涅 (Migne),CXIX,第431–610栏。↩︎

  492. “数百年间,没有别的书信集能如此令人愉悦地展现学者生活的片段,或更清楚地说明治学所伴随的种种困难。”马林格 (Mullinger),第166页。↩︎

  493. 《韦尔讷会议教规》(Canones concilii in Verno),米涅 (Migne),前引书(l.c.),第611–620栏。↩︎

  494. 《论三个问题》(Liber de tribus quaestionibus),同上(ibid.),第621–666栏。↩︎

  495. 《特里尔主教圣马克西米努斯传》(Vita Sancti Maximini, Episcopi Trevirensis),米涅 (Migne),CXIX,第665–680栏。↩︎

  496. 参见巴卢兹 (Baluze)(米涅 (Migne),前引书,l.c.,第425栏)及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208页。↩︎

  497. 《弗里茨拉尔修道院院长圣维格贝特传》(Vita Sancti Wigberti, abbatis Fritzlariensis),米涅 (Migne),前引书(l.c.),第679–694栏。↩︎

  498. 旧科尔比 (Old Corbie) 修道院位于皮卡第 (Picardy),即今索姆省 (Somme),在亚眠 (Amiens) 以东,铁路里程九英里处。新科尔比 (New Corbie) 修道院位于威斯特法伦 (Westphalia),由虔诚者路易 (Louis the Pious) 于822年派遣一群旧科尔比修士建立。↩︎

  499. 斯塔夫洛 (Stavelot) 位于列日 (Liège) 东南二十四英里,在今比利时 (Belgium) 境内。如今这里是一个制造业繁忙的城镇,有四千居民。其修道院建于651年,历任院长享有诸侯地位与独立司法权,直至1801年《吕内维尔和约》(peace of Luneville) 签订为止。马尔梅迪 (Malmédy) 镇位于其东北约五英里处,1815年以前隶属斯塔夫洛修道院,如今属于普鲁士 (Prussia)。↩︎

  500. 《福音书作者马太释义》(Expositio in Matthaeum Evangelistam),米涅 (Migne),CVI,第1261–1504栏。↩︎

  501. “Studui autem plus historicum sensum sequi quam spiritalem, quia irrationabile mihi videtur spiritalem intelligentiam in libro aliquo quaerere, et historicam penitus ignorare: cum historia fundamentum omnis intelligentize sit”(我所力求遵循的,是历史意义,过于属灵意义;因为在我看来,探求一部书的属灵意义,却对其历史意义全然无知,是不合理的,因为历史是一切理解的基础),等等。同上(Ibid.),第1262栏,倒数第6行(Fr. bel.)。↩︎

  502. 同上(Ibid.),第1476栏,第16行及倒数第3行(Fr. bel.)。↩︎

  503. 同上(Ibid.),第1503–1514、1515–1520栏。↩︎

  504. 同上(Ibid.),第1263栏。↩︎

  505. 源自Pascha(逾越节),可能暗指他在圣餐争论中的立场。↩︎

  506. 她们的女院长是狄奥德拉达 (Theodrada)。马比永 (Mabillon),《编年史》(Annales),第27卷(第2册,第371页)。↩︎

  507. 《科尔比修道院特权状》(Privilegium monasterii Corbeiensis),载米涅 (Migne),CXX,第27–32栏。参见赫费勒 (Hefele),IV,第119页。↩︎

  508. 这是内韦隆 (Nevelon)《亡者名录》所记的日期。见马比永 (Mabillon),《编年史》(Annales),第XXXVI卷(第III册,第119页)。↩︎

  509. 《论主的身体和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载米涅 (Migne),CXX,第1259–1350栏。↩︎

  510. 《致弗鲁德加德论主的身体和血书》(Epistola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ad Frudegardum)。同上(Ibid.),第1351–1366栏。↩︎

  511. 第543、546页及后。↩︎

  512. 《论童贞女生育》(De partu virginis),米涅 (Migne),CXX,第1367–1386栏。↩︎

  513. 第553页。↩︎

  514. 《马太福音释义》(Expositio in evangelium Matthaei),米涅 (Migne),CXX,第31–994栏。↩︎

  515. 同上(Ibid.),第35栏。↩︎

  516. 同上(Ibid.),第394栏。↩︎

  517. 贝尔 (Bähr),第465页。↩︎

  518. 《诗篇第四十四篇释义》(Expositio in Psalmum XLIV.)。同上(Ibid.),第993–1060栏。↩︎

  519. 《耶利米哀歌注释》(In Threnos sive Lamentationes Jeremiae)。同上(Ibid.),第1059–1256栏。↩︎

  520. 同上(Ibid.),第1220栏。↩︎

  521. 《论信、望、爱》(De fide, spe et charitate)。米涅 (Migne),CXIX,第1387–1490栏。↩︎

  522. 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235页。↩︎

  523. 《圣阿达尔哈德传》(Vita Sancti Adalhardi),米涅 (Migne),CXX,第1507–1556栏。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236–244页,对帕斯卡修斯 (Paschasius) 所著阿达尔哈德 (Adalhard) 与瓦拉 (Wala) 的传记有详尽论述。↩︎

  524. 《阿尔塞尼乌斯悼词,或可敬的瓦拉传》(Epitaphium Arsenii seu vita venerabilis Walae)。米涅 (Migne),CXX,第1559–1650栏。↩︎

  525. 《论圣鲁菲努斯与圣瓦莱里乌斯的受难》(De Passione SS. Rufini et Valeri)。同上(Ibid.),第1489–1508栏。↩︎

  526. 贝尔特拉姆努斯 (Bertramnus) 虽是常见异体,却出于抄写员的笔误,因此不是可接受的形式。↩︎

  527. 《论犬首人书》(Epistola de cynocephalis),米涅 (Migne),CXXI,第1153–1156栏。↩︎

  528. “Nam et baptismi sacramentum divinitus illum consecutum fuisse, nubis ministerio eum perfundente, sicut libellus ipse testatur, creditur”(因为人们相信,他也曾藉神力领受洗礼圣礼,由云彩施行浇灌,正如那本小书所见证的),第1155栏。↩︎

  529. 《论基督由童贞女所生》(De eo quod Christus ex virgine natus est liber),同上(ibid.),第81〔不是目录所记的31〕至102栏。↩︎

  530. 第I章,第83栏。↩︎

  531. 第II章,第84栏。↩︎

  532. 第VIII章,第96栏。↩︎

  533. 见施泰茨 (Steitz) 撰于赫尔措格 (Herzog)2 的“拉德贝尔图斯”(Radbertus)条,XII,第482–483页。↩︎

  534. 《论上帝的预定二卷》(De praedestione Dei libri duo),米涅 (Migne),CXXI,第11–80栏。↩︎

  535. 《驳希腊人诋毁罗马教会的异议四卷》(Contra Graecorum opposita Romanam ecclesiam infamantium libri quatuor),同上(ibid.),第225–346栏。↩︎

  536. IV,1。同上(Ibid.),第303栏。↩︎

  537. 将此与巴黎主教埃涅阿斯 (Aeneas) 的护教文比较,颇有启发;后者不过是教父文句的拼凑之作(重印于米涅 (Migne) 同卷,第685–762栏)。↩︎

  538. 《论主的身体和血》(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 liber)。同上(Ibid.),第125–170栏。↩︎

  539. 见第743页。↩︎

  540. 第543页及后。↩︎

  541. 《驳厄科兰帕德论基督身体和血的真实》(De Verit. Corp. et sang. Christi contra OEcolampad.),科隆 (Cologne),1527年。↩︎

  542. 吕沙 (Ruchat),《瑞士宗教改革史》(Reform. de la Suisse),第iv卷,第207页;维耶曼 (Vulliemin) 编本,第iii卷,第122页。↩︎

  543. 施勒尔斯 (Schrörs),前引书(l.c.),第9页。↩︎

  544. 844年8月12日。见施勒尔斯 (Schrörs),前引书(l.c.),第26页。↩︎

  545. 赫费勒 (Hefele),IV,第292页。↩︎

  546. 见第528页及后;第552页。↩︎

  547. 见赫费勒 (Hefele),IV,第507页。此信见米涅 (Migne),CXXIV,第881–896栏。↩︎

  548. 见第268页及后。↩︎

  549. 见第750页。↩︎

  550. 见《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前引处(l.c.)。哲学论著《论灵魂的多样与多重性质》(De diversa et multiplici animae ratione)(米涅 (Migne),CXXV,第929–952栏)很可能被错误地归于他名下。参见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250页。↩︎

  551. 见第528页及后。↩︎

  552. 米涅 (Migne),CXXV,第49–56栏。↩︎

  553. 《论预定》(De Praedestinatione),同上(ibid.),第55–474栏。↩︎

  554. 《论神性为一而非三的辑录》(Collectio de una et non trina Deitate),同上(ibid.),第473–618栏。↩︎

  555. 《关于拉昂的欣克马尔案件的短论与书信》(Opuscula et epistolae in causa Hincmari Laudunensis),米涅 (Migne),CXXVI,第279–648栏。↩︎

  556. 《论洛泰尔王与泰特贝尔加王后的离婚》(De divortio Lotharii regis et Tetbergae reginae),米涅 (Migne),CXXV,第619–772栏。↩︎

  557. 尤其参见第vi、xvii、xviii问(Inter.),同上(ibid.),第659–673、726–730栏。↩︎

  558. 《王室加冕礼》(Coronationes regiae),同上(ibid.),第803–818栏。↩︎

  559. 《论国王的身份与王职》(De regis persona et regio ministerio),同上(ibid.),第833–856栏。↩︎

  560. 见序言,第833、834栏。↩︎

  561. 因此,埃伯特 (Ebert)(II,第251页)认为,这篇论著的用意可在其第三部分找到解释。↩︎

  562. 《论戒除恶习与践行美德》(De cavendiis vitiis et virtutibus exercendio),同上(ibid.),第857–930栏。↩︎

  563. 《论制止士兵劫掠》(De coercendis militum rapinis) 及《论制止并根除劫掳寡妇、少女及修女之事》(De coërcendo et exstirpando raptu viduarum puellarum ac sanctimonialium),同上(ibid.),第953–956、1017–1036栏。↩︎

  564. 《致王国显贵》(Ad proceres regni),同上(ibid.),第993–1008栏。↩︎

  565. 《条规》(Capitula),同上(ibid.),第773–804、1069–1086栏。↩︎

  566. 《捍卫教会的自由权利》(Pro ecclesiae libertatum defensione),同上(ibid.),第1035–1070栏。↩︎

  567. 《论犯罪的长老》(De presbyteris criminosis),同上(ibid.),第1093–1110栏。↩︎

  568. 《论长老托伊特弗里德的案件》(De causa Teutfridi presbyteri),同上(ibid.),第1111–1116栏。↩︎

  569. 《论诗篇中的话:鹭鸶的巢是它们的首领》(De verbis Psalmi: Herodii domus dux est eorum),同上(ibid.),第957–962栏。↩︎

  570. 《论长老贝尔诺尔德的异象》(De visione Bernoldi presbyteri),同上(ibid.),第1115–1120栏。↩︎

  571. 见第169节,第732页。↩︎

  572. 《圣雷米传》(Vita Sanctii Remigii),米涅 (Migne),CXXV,第1129–1188栏。↩︎

  573. 《同一位圣雷米的颂词》(Encomium ejusdem S. Remigii),同上(ibid.),第1187–1198栏。↩︎

  574. 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256页。↩︎

  575. 《圣贝尔坦编年史第三部分》(Annalium Bertinianorum pars tertia),米涅 (Migne),CXXV,第1203–1302栏。重印自佩尔茨 (Pertz),《德国历史文献集·作家卷》(Monum. Germ. Hist. Script.),I,第455–515页。↩︎

  576. 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367、868页。↩︎

  577. 《书信集》(Epistolae),米涅 (Migne),CXXVI,第9–280栏。↩︎

  578. 《诗集》(Carmina),米涅 (Migne),CXXV,第1201–1202栏。米涅本其他地方还收有几首短诗;迈 (Mai) 的《梵蒂冈抄本中的古典作家》(Class. auctori e Vaticanis codicibus) 第452页及后,另收有一首咏童贞女马利亚 (Virgin Mary) 的诗。↩︎

  579. 埃伯特 (Ebert),前引书(l.c.),第257页。↩︎

  580. 见本节补注。↩︎

  581. 如果第539页所述马修·帕里斯的故事可信,他甚至与之十分亲熟。参见马修·帕里斯 (Matthew Paris),《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卢阿德 (Luard) 编,第415页及下页。↩︎

  582. 鲍尔 (Baur) 与多尔纳 (Dorner) 已指出他与马克西穆斯 (Maximus) 的思想亲缘。↩︎

  583. 于伯韦格 (Ueberweg),前引书(l.c.),第359页。↩︎

  584. 详见本卷第539页及后、第551页及后。↩︎

  585. 这些著作见米涅 (Migne),CXXII,第355–440栏及第1029–1194栏。↩︎

  586. 《圣马克西穆斯疑难解译本》(Versio Ambiguorum S. Maximi)。米涅 (Migne),CXXII,第1193–1222栏。↩︎

  587. 《圣狄奥尼修斯天上等级论释义》(Expositiones super ierarchiam coelestem S. Dionysii),等等。同上(Ibid.),第125–284栏。↩︎

  588. 《约翰福音序言讲道》(Homilia in prologum S. Evangelii secundum Joannem)。同上(Ibid.),第283–296栏。↩︎

  589. 《约翰福音注释》(Commentarius in S. Evangelium secundum Joannem)。同上(Ibid.),第297–548栏。↩︎

  590. 见第762页文献目录。↩︎

  591. 《论灵魂的出离与归向上帝》(Liber de egressu et regressu animae ad Deum)。米涅 (Migne),CXXII,第1023、1024栏。↩︎

  592. 同上(Ibid.),诗作,第1221–1240栏。↩︎

  593. Περὶ φύσεως μερισμοῦ*。Id est, de divisione naturae(即《论自然的划分》)。同上(Ibid.),第411–1022栏。↩︎

  594. V,40,同上(ibid.),第1022栏,第13行。↩︎

  595. “Est igitur natura generale nomen ut diximus, omnium quae sunt et quae non sunt”(所以,正如我们所说,自然乃一切存在与不存在之物的总称)。《论自然的划分》(De Div. Nat.),I。同上(Ibid.),第441栏,第10行。↩︎

  596. I,3–7。参见于伯韦格 (Ueberweg),前引书(l.c.),第361页。↩︎

  597. 《形而上学》(Metaph.),XII,7;参见奥古斯丁 (Augustin),《上帝之城》(De civ. Dei),V,9,其中提到前三种形式;另见于伯韦格 (Ueberweg),前引书(l.c.),I,第363页。↩︎

  598. “Ambo siquidem ex uno fonte, divina videlicet sapientia, manare dubium non est”(毫无疑问,两者出于同一泉源,即神圣的智慧)。《论自然的划分》(De div. Nat.),I,66,米涅 (Migne) 版,第511栏,第28行。↩︎

  599. 同上(Ibid.),II,16,第548栏;IV,16,第816栏,参见第829栏。↩︎

  600. 同上(Ibid.),IV,5,第749栏。↩︎

  601. “Septuaginta prae manibus non habemus”(我们手头没有《七十士译本》)。米涅 (Migne),第243栏。↩︎

  602. 尼安德 (Neander),III,第462页。↩︎

  603. “Ipse namque omnium essentia est, qui solus vere est”(因为惟独他真实存在,他乃万有的本质)。米涅 (Migne),同上(Ibid.),I,3(第443栏)。↩︎

  604. “Est igitur principium, medium et finis”(所以,他是始、中、终)。I,11(第451栏)。↩︎

  605. “Dem per seipsum incomprehensibilis est”(上帝就其自身而言是不可理解的)。I,10(第451栏)。↩︎

  606. I,14(第459栏)。↩︎

  607. II,28(第593栏)。关于这一点的讨论,见克里斯特利布 (Christlieb),J. 8 B.,第168–176页。↩︎

  608. 《论自然的划分》(De div. Nat.),I,13(第455栏)。于伯韦格 (Ueberweg),前引书(l.c.),第361页。↩︎

  609. 《论自然的划分》(De div. Nat.),II,33(第612栏)。↩︎

  610. III,10(第650栏)。这是“弟子”的话,但“老师”并未反驳。参见III,17;V,30;I,13。↩︎

  611. I,7、8(第445448栏)。↩︎

  612. “Igitur omnis theophania, id est omnis virtus, et in hac vita et in futura vita”(所以,一切神显,即一切德性,无论在今生还是来生)。I,9(第449栏)。↩︎

  613. I,7、8、13(第445–448、454–459栏)。↩︎

  614. III,23(第689栏)。↩︎

  615. II,15、22(第545–548、562–566栏,尤其第566栏)。↩︎

  616. II,22(第566栏)。↩︎

  617. III,19(第680栏)。↩︎

  618. I,27、56–58(第474、475栏;第498–501栏)。↩︎

  619. II,9(第536栏)。↩︎

  620. “Intellectus omnium est omnia”(对万有的认识就是万有),III,4(第632栏,倒数第3行)。“Intellectus rerum veraciter ipsae res sunt”(对事物的认识,实在就是事物本身),II,8(第535栏)。↩︎

  621. IV,7(第762–772栏),例如:“In homine omnis creatura substantialiter creata sit”(一切受造物都在人的里面按其实质被造)(第772栏)。↩︎

  622. IV,7(第762–772栏)。↩︎

  623. IV,14(第807、808栏)。↩︎

  624. “’Corpus quippe,’ inquit, ’et sensum et animam secundum nos habens,’ Christus videlicet, ’et intellectum:’ His enim veluti quatuor partibus humana natura constituitur”(他说:‘他确实像我们一样,具有身体、感觉、灵魂和理智’,所说的就是基督;因为人性仿佛由这四个部分构成)。II,13(栏↩︎

  625. V,25(第912栏)。↩︎

  626. V,25(第912栏)。↩︎

  627. 尼安德 (Neander),前引书(l.c.),III,第465页。↩︎

  628. “Nullum peccatum est quod non se ipsum puniat, occulte tamen in hoe vita, aperte vero in altera, quae est futura”(没有一种罪不自行招致惩罚,不过在今生是隐而不显的,在将来的来生却是显明的)。《论神的预定》(De Divina Praedestinatione),XVI,vi(第4236栏)。↩︎

  629. “Sicut enim Deus electorum, quos praedestinavit ad gratiam, liberavit voluntatem, eamque caritatis suae affectibus implevit, ut non solum intra fines aeternae legis gaudeant contineri, sed etiam ipsos transire nec velle, nec posse maxi mum suae gloriae munus esse non dubitent: ita reproborum, quos praedestinavit ad poenam turpissimam, coercet voluntatem, ut e contrario, quicquid illis pertinet ad gandium beatae viae, istis vertatur in supplicium miseriae”(上帝既将蒙他预定得恩典之选民的意志释放,并以他爱的情怀充满它,使他们不仅乐于受永恒律法的界限约束,而且毫不怀疑,不愿也不能越过这些界限,乃是他荣耀的最大恩赐;同样,他也约束那些被弃者的意志,就是他预定要受最可耻刑罚之人的意志,使情形恰好相反:凡给前者带来蒙福道路之喜乐的,都转而成为后者痛苦的刑罚)。《论神的预定》(De div. Praed.),XVIII,vii(第434栏);参见XVII,i、v。↩︎

  630. “Nonne Verbum assumens hominem, omnem creaturam visibilem et invisibilem accepit, et totum, quod in homine accepit salvum fecit”(道取了人性,岂不是也取了一切有形与无形的受造物,并将他在人性中所取的一切都拯救了吗?)。《论自然的划分》(De div. Nat.),V,25(第913栏)。↩︎

  631. “Commune ommium, quae facta sunt, quodam veluti interitu redire in causas, quae in Deo subsistunt; proprium vero intellectualis et raitonalis substantiae, unum cum Deo virtute contemplationis, et Deus per gratiam fieri”(一切受造之物所共有的,是经过某种仿佛毁灭的过程,返回那存于上帝之中的诸因;而有智性与理性的实体所独有的,则是凭默观之力与上帝合一,并因恩典成为神)。V,21(第898栏)。↩︎

  632. II,6、8;V,7、8、3–6。参见克里斯特利布 (Christlieb),前引书(l.c.),第802页。↩︎

  633. I,第360、363、364页。↩︎

  634. 这道教皇诏书的全文由弗洛斯 (Floss) 收录于米涅 (Migne),CXXII,第439栏。↩︎

  635. 《论自然的划分》(De div. Nat.),I,66(第511栏)。↩︎

  636. 属于斯宾诺莎 (Spinoza)、谢林 (Schelling),尤其是黑格尔 (Hegel) 的思想一脉。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基督教化形式的古代哲学。↩︎

  637. “Ein organisch gegliedertes, die höchsten speculativen Ideen umfassendes System”(一个结构有机、囊括最高思辨理念的体系)。前引书(L.c.),II,第274页。↩︎

  638. 教皇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第cxv封书信,载米涅 [Migne],《拉丁教父集》[Patrol. Lat.],CX [X,第11 19栏)、普鲁登提乌斯 (Prudentius)(《论预定:驳约翰·司各脱》[De Praedestinatione contra J. Scotum],载米涅,CXV,第1011栏)以及朗格勒 (Langres) 会议(859年),都如此说。↩︎

  639. 克里斯特利布 (Christlieb),载赫尔措格 (Herzog)2,第xiii卷,第789页。↩︎

  640. 《中世纪拉丁文献志》(Bib. Lat. med.),汉堡 (Hamburg),1734年,I,第230页。↩︎

  641. 《佛提乌斯》(Photius),II,第230–240页。韦策尔与韦尔特 (Wetzer u. Welte),第2版,1,第788–792栏。↩︎

  642. 米涅 (Migne),CXXVII,第103栏至CXXVIII。↩︎

  643. 米涅 (Migne),CXXIX,第27–512栏。第六次会议的记录尚未刊印。↩︎

  644. 同上(Idem.),第511–554栏。↩︎

  645. 《汇编》(Collecteana)。同上(Idem.),第557–714栏。↩︎

  646. 同上(Idem.),第713–738栏。↩︎

  647. 同上(Idem.),第737–742栏。↩︎

  648. CXXVIII,第1357–1378栏。↩︎

  649. 尼安德 (Neander),《基督教会史》(Hist. Chr. Ch.),III,第469页。↩︎

  650. 《自省录》(Agnosticon),或《前言诸卷》(Libri Proeloquiorum)。米涅 (Migne),CXXXVI,第145–344栏。↩︎

  651. 《论蔑视教规》(De contemptu canonum)。同上(Ibid.),第485–522栏。↩︎

  652. 《论某人品性的推断》(Qualitatis conjectura cujusdam)。同上(Ibid.),第521–550栏。↩︎

  653. 《书信集》(Epistolae),同上(Ibid.),第643–688栏。《讲道集》(Sermones),同上(Ibid.),第689–758栏。↩︎

  654. 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I,第615页)论热尔贝尔 (Gerbert) 说:“Er gehörte zu den seltenen Gelehrten, die in den weltlichen Dingen gleich heimisch sind, wie in dem Reich der Ideen, die von unbegrenzter Empfänglichkeit sich jeden Stoff aneignen, leicht alle Verhältnisse durchschauen und bemeistern, denen die Hülfsmittel des Geistes nie versiegen, und deren Kräfte auch die zerstreuteste Thätigkeit kaum erschöpft”(他属于那种罕见的学者:对世事与对理念世界同样熟悉,以无限的领悟力吸收任何材料,轻易洞察并驾驭各种局势;他们的智力资源永不枯竭,即使最为分散的活动也几乎不能耗尽他们的精力)。↩︎

  655. 见上文第290页及后。巴罗尼乌斯 (Baronius) 宣称这次会议是热尔贝尔 (Gerbert) 的虚构,并把会议记录中的思想归于他;《文学史》(Hist. Lit.) 的本笃会编者则只将其文风归于他,“qui est beaucoup au-dussus de celuis de quantité d’ autres écrits du mème temps”(这种文风远胜于同时代的许多其他著作)。会议记录最初刊于《马格德堡世纪史》(Magdeburg Centuries),随后由曼西 (Mansi) 和佩尔茨 (Pertz) 刊布。见赫费勒 (Hefele),IV,第647页及下页。↩︎

  656. 里歇 (Richer) 说是在桑利斯 (Senlis)(属兰斯 [Rheims] 教省);他的续写者艾蒙斯 (Aimons) 则说是在兰斯。这次会议的记录已经散失。见赫费勒 (Hefele),IV,第646页。↩︎

  657. 赫费勒 (Hefele)(IV,第654页)认为,经过更深入的反思与痛苦的经历,他对教皇权力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并将庇护二世 (Pius II.) 的话用在他身上:“Aeneam rejicite, Pium recipite”(弃绝埃涅阿斯,接纳庇护)。罗伊特 (Reuter) 说(I,第84页):“Der Heros der Aufklärung wurde, der Repräsentant der auf übernatürlichem Fundament basirten Autorität”(启蒙的英雄,成了以超自然根基为基础之权威的代表)。但热尔贝尔 (Gerbert) 在此之前就已坚信超自然,他论主餐的著作足以证明。他与教皇制的争论,与高卢主义 (Gallicanism) 和教皇至上主义 (Ultramontanism) 之间的争论一样,都与教义无关。这仅仅是教皇司法管辖权范围的问题。↩︎

  658. 见上文第295页及下页。↩︎

  659. 德林格 (Döllinger) 在《中世纪的教皇传说》(Papstfabeln des Mittelalters)(亨利·B. 史密斯 [Henry B. Smith] 编英译本,第267–272页)中,用数页篇幅论述这一寓言,并将其源头追溯至罗马 (Rome),以及以诽谤攻击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的仇敌本诺枢机 (Cardinal Benno);格列高利七世也曾同样被指控施行妖术。据本诺说,撒但应许他的学生热尔贝尔 (Gerbert),在他于耶路撒冷 (Jerusalem) 举行弥撒之前,他不会死。热尔贝尔以为,只要尚未到巴勒斯坦 (Palestine),自己就是安全的;但当他在罗马的耶路撒冷教堂(Santa Croce in Jersalemme)举行弥撒时,死期便临到了,于是他命人割去自己的舌头和手,以作赎罪。多米尼克会 (Dominicans) 接受了这个神话,相信热尔贝尔早年便将自己卖给撒但,由撒但将他扶上教皇宝座,并且每天与撒但交往;但他最终承认了自己滔天的罪行,并将肢体逐一砍下,以示悔改。自那时起,他在墓中的骨骸发出的咯咯声,便预告教皇即将去世。↩︎

  660. 尤其是格弗勒 (Gfrörer),豪克 (Hauck) 也部分如此。但霍克 (Hock)、比丁格 (Büdinger) 和丹贝格尔 (Damberger) 则为他的人品与正统信仰辩护。尼安德 (Neander)、赫费勒 (Hefele) 和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 对他的评价是公正的。↩︎

  661. “Lesavoir dominant de Gerbert était la science des mathematiques”(热尔贝尔最擅长的学问是数学)。(《法国文学史》[Hist. Lit. de la France]。)他著有《论数的除法》(De numerorum divisione)、《论几何》(De geometria)、《论球体的制作》(De spherae constructione)、《论理性与运用理性》(De Rationali et Ratione uti) 等。见米涅 (Migne),前引书(l.c.),第125页及后。↩︎

  662. 载米涅 (Migne),第179–188栏。比较上文第552页。↩︎

  663. 《论主的身体和血》(De Corp. et Sang. D.),第7章(第185栏):“Ecce quantum fides proficit, ubi sermo deficit”(看哪,言语所不能及之处,信心竟能进至何等地步)。↩︎

  664. 奥勒里斯 (Olleris) 和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 怀疑其真实性。↩︎

  665. 前引书(L.c.),第170栏:“Sublimitas episcopalis nullis poterit comparationibus aequari. Si regum compares infulas et principum diademata, longe erit inferius, quasi plumbi metallum ad auri fulgorem compares.”(主教地位之崇高,无可比拟。若以国王的冠冕、君王的王冠与之相比,便远为逊色,犹如以铅与黄金的光辉相比。)↩︎

  666. 前引书(L.c.),第171栏,他在解释“Pasce oves meas”(牧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15及后)时说:“Quas oves non solum tunc beatus suscepit apostolus, sed et nobiscum eas accepit, et cum illo eas suscipimus omnes”(当时那位有福的使徒不但领受了这些羊,也与我们一同领受了它们;我们众人也都与他一同领受它们)。↩︎

  667. 米涅 (Migne),第201–286栏。↩︎

  668. “Dominae et gloriosae Adelaidi reginae semper Augustae Gerbertus, gratia Domini Remorum episcopus, et omnibus suis confratribus et coëpiscopis Remorum dioeceseos, bene valere in Christo”(蒙主恩典任兰斯主教的热尔贝尔,敬祝尊贵而荣耀、永享奥古斯塔尊号的阿德莱德王后,以及兰斯教区所有同为弟兄、同任主教者,在基督里安康)。米涅 (Migne),第242–244页。↩︎

  669. 曼西 (Mansi),XIX,第242页;赫费勒 (Hefele),IV,第654页。↩︎

  670. 一篇墓志铭(载米涅 [Migne],前引书 [l.c.],第165页)称富尔贝尔 (Fulbert) 为:“suae tempestatis [sui temporis] pontificum decus, lux praeclara mundo a Deo data, pauperum sustentator, desolatorum consolator, praedonum et latronuin refrenator, vir eloquentissimus, et sapientissimus tam in divinis quam in liberalium artium libris”(其时代[其当世]主教中的荣光,上帝赐给世界的灿烂明灯,穷人的供养者,孤苦者的安慰者,强盗与盗贼的遏制者;他极有口才,对神学与自由学艺的典籍都极有智慧)。另有一篇诗体墓志铭,见前引书(l.c.),第171栏。↩︎

  671. 阿德尔曼 (Adelmann) 称他为“Venerabilis ille Socrates”(那位可敬的苏格拉底)。↩︎

  672. 罗伊特 (Reuter)(I,第89页)对他的刻画十分恰当:“Ein ungewöhnliches pädagogisches Talent ist sicher demjenigen eigen gewesen, welchen die bewundernden Schüler den Socrates der Franken nannten. Die Persönlichkeit war ungleich grösser als die wissenschaftliche Leistung, das individuell Anfassende bedeutsamer als die materielle Unterweisung. Nicht fähig originelle Gedanken zu entwickeln und mitzutheilen, hat Fulbert als Bildner der Eigenthümlichkeit begabter Schüler seine Virtuosität in der anreqenden Kraft seines Umgangs gezeigt. Dieser Lehrer wurde der Vater gar verschieden gestimmter wissenschaftlicher Söhne.”(这位被敬仰他的学生称为法兰克人的苏格拉底者,无疑具有非凡的教育才能。他的人格远比他的学术成就伟大,他对个人的感召,远比传授知识本身重要。富尔贝尔虽不能发展并传授独创的思想,却在塑造有才华学生的个性时,以交往中激发人心的力量,显示了他的卓越本领。这位教师成了禀性迥异的学术子弟之父。)↩︎

  673. 他的学生阿德尔曼 (Adelmann) 在致同窗贝伦加尔 (Berengar) 的一封信中,提醒他忆及这些难忘的谈话,并劝诫他提防谬误。见第554页,以及尼安德 (Neander),III,第502页。↩︎

  674. 出自科辛主教 (Bishop Cosin)(其《化质说史》[Hist. Transsubstantiationis]),转引自罗伯逊 (Robertson),If,第607页。↩︎

  675. 第V封书信(Ep. V.;米涅 [Migne],第201栏):“Jam nunc ad illud Dominici corporis et sanguinis transeamus venerabile sacramentum, quod quidem tantum formidabile est ad loquendum: quantum non terrenum, sed coeleste est mysterium; non humanae aestimationi comparabile, sed admirable non disputandum, sed metuendum. De quo silere potius aestimaveram quam temeraria disputatione indigne aliquid definire; quia coelestis altitudo mysterii plane non valet officio linguae corruptibilis exponi. Est enim mysterium fide non specie aestimandum, non visu corporeo, sed spiritu intuendum.”(现在让我们转论主的身体和血这可敬的圣礼。谈论它实在令人敬畏,因为这不是属地、而是属天的奥秘;它不是人的衡量所能比拟的,而是当受赞叹的;不是当受争辩的,而是当受敬畏的。对于它,我以为宁可缄默,也不愿以冒失的争辩,妄下不配的定论;因为这属天奥秘的高深,实非必朽的舌头所能阐明。这奥秘须凭信心、而非凭外观衡量,须凭心灵、而非肉眼观看。)随后,在同一封信接近结尾之处(第204栏),他说:“Si Deum omnia posse credis, et hoc consequitur ut credas; nec humanis disputationibus discernere curiosus insistes, si creaturas quas de nihilo potuit creare, has ipsas multo magis valeat in excellentioris naturae dignitatem convertere, et in sui corporis substantiam transfundere.”(你若相信上帝凡事都能,也就应当相信这一点;不要执意好奇地以人的争辩来判定:他既能从无中创造这些受造物,岂不是更能将它们提升为更高贵的本性,并使之转化为他自己身体的实体吗?)最后一句几乎等同于化质说。↩︎

  676. 《书信集》(Epistolae),米涅 (Migne),前引书(l.c.),第189–278栏。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丹贝格尔 (Damberger) 和维尔纳 (Werner) 都曾加以分析,并大量采用。↩︎

  677. 《致民众的讲道》(Sermones ad populum)。同上(Ibid.),第317–340栏。↩︎

  678. 《赞美诗与教会诗歌》(Hymni et carmina ecclesiastica)。同上(Ibid.),第339–352栏。见上文第96节,第433页。↩︎

  679. 《康布雷主教圣奥特贝尔传》(Vita S. Autberti, Cameracensis episcopi)。同上(Ibid.),第355–368栏。↩︎

  680. 第V封书信(Ep. V.;旧为第1封,载米涅 [Migne],第196栏及后),题为《论促进基督教所必需的三件事》(De tribus quae sunt necessaria ad profectum Christianae religionis),写于1007年,致其上级都主教。关于圣餐的节录,见上文第784页注3。↩︎

  681. 即“秃头”(Calvus, Kahlkopf, Baldhead)。他的本名是罗杜尔夫斯 (Rodulfus),或拉杜尔夫斯 (Radulphus)。塞利耶 (Ceillier)(前引书 [l.c.],第143页)说:“Rodulphe ou Raoul, surnommé Glaber parce qu’il était chauve et sans poil”(罗杜尔夫,或拉乌尔,因他头秃而无毛,故别称格拉贝尔)。↩︎

  682. 这是魏茨 (Waitz)(Mon. Germ.,VII,第49页)和吉泽布雷希特 (Giesebrecht)(II,第567页)的判断。瓦滕巴赫 (Wattenbach)(《德国史料》[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初版,1858年,第322页)称它为:“ein Werk voll merkwürdiger Dinge, und mannigfach belehrend, aber ohne festen Plan und chronologische Ordnung”(一部充满奇闻异事、在多方面给人教益,却缺乏固定计划和年代次序的著作)。↩︎

  683. 《圣威廉传》(Vita S. Guillelmi,或 Willelmi),载米涅 (Migne),前引书(l.c.),第701–720栏。↩︎

  684. 汉堡 (Hamburg) 原是北方主教区的驻地,名义上也一直如此;但因文德人 (Wends) 和诺曼人 (Normans) 不断侵袭,驻地遂迁往不来梅 (Bremen)。↩︎

  685. 拉彭贝格 (Lappenberg) 对他所用的全部史料作了详尽说明。↩︎

  686. 瓦滕巴赫 (Wattenbach)(第254页)说:“Sein Vorbild ist besonders Sallust, der in den Schulen vorzugeweise gelesen wurde und darum auch eine übergrossen Einfluss auf den Stil der Zeit übte”(他尤其以萨卢斯特为典范;学校特别重视阅读萨卢斯特,因而他对当时的文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又说(第255页):“Jede gewissenhafte Forschung geht auf Adam zurück und seine Autorität stand von Anfang an mit Recht in hohem Ansehen”(凡严谨的研究,都要追溯到亚当;他的权威自始便理所当然地受到高度尊重)。↩︎

  687. 拉彭贝格 (Lappenberg)(载 Mon. Gem.,VII,第267页)说:“Paucissimi sane sunt inter medii aevi historicos, qui rerum traditarum gravitate, perspicuitate, iudicii ingenuitate, fontium scriptorum cognitione, sermonium ore traditorum accurata perceptione ita emineant, ut Adamus, magister scolarum Bremensis.”(在中世纪史家中,能像不来梅学校教师亚当这样,在所述史事的重要性、叙述的清晰、判断的坦诚、对书面史料的熟悉,以及对口传资料的准确领会方面卓然出众者,实在寥寥无几。)↩︎

  688. 有几位著名人物都用此名:(a) 科斯马斯 (Cosmas) 的兄弟达米安努斯 (Damianus);二人都是西西里 (Sicily) 的医生,行医不取报酬,在戴克里先 (Diocletian) 的逼迫中(303年)以“不取银钱者”的身份殉道,整个中世纪都被奉为医生和药剂师的主保。希腊人将这些兄弟区分为三对。(b)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牧首达米安努斯 (Damianus),卒于601年,倾向撒伯流主义 (Sabellianism) 和基督一性论 (Monophysitism)。(c) 帕维亚 (Pavia) 主教达米安努斯 (D.),于公元679年拟定了一份反对基督一志论者 (Monothelites) 的信仰告白。↩︎

  689. 正如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取其朋友兼资助者潘菲卢斯 (Pamphilus) 之名,自称为 Pamphili(潘菲卢斯的尤西比乌斯)。↩︎

  690. 见上文,第366页及后。↩︎

  691. 见达米安尼 (Damiani) 在《披甲者多米尼克传》(Vita Dominici Loricati) 第10章中的记述,载米涅 (Migne),I,第1017页。↩︎

  692. 据说,多米尼克会 (Dominicans) 的创始人圣多米尼克 (St. Dominic,1170—1221年) 每夜鞭笞自己三次,第一次为自己,第二次为同时代的人,最后一次为炼狱中的灵魂。↩︎

  693. 布瓦洛 (Boileau):《鞭笞派史》(Historia Flagellantium),巴黎 (Paris),1700年;弗斯特曼 (Förstemann):《基督教鞭笞团体》(Die christl. Geisslergesellschaften),哈勒 (Halle),1828年;库珀 (Cooper):《鞭笞与鞭笞派》(Flagellation and the Flagellants),伦敦 (London),1870年;第3版,1877年。↩︎

  694. 或称卡达卢斯 (Cadalus),帕尔马 (Parma) 主教,极为富有,且犯有买卖圣职之罪。↩︎

  695. 在他最出色的两首警句诗中,他如此论及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米涅 (Migne),II,第961、967页):

    “Vivere vis Romae, clara depromito voce:

    Plus Domino papae quam Domno pareo papae.


    Papam rite colo, sed te prostratus adoro:

    Tu facis hunc Dominum; te facit iste Deum.”

    “你若想在罗马生活,就要高声宣告:

    我服从教皇的主,胜过服从教皇大人。

    我按礼敬重教皇,却俯伏膜拜你:

    你使他成为主;他使你成为神。”↩︎

  696. 米涅 (Migne),I,第506—924页。↩︎

  697. 米涅 (Migne),第925—1024页。↩︎

  698. II,第20页及后、第595页及后。↩︎

  699. II,第159—190页。↩︎

  700. II,第99页及后。↩︎

  701. II,第191页及后。↩︎

  702. II,第571页及后。↩︎

  703. II,第590页及后。↩︎

  704. II,第979页及后。↩︎

  705. II,第892页及后、第985页及后。↩︎

  706. II,第918页及后。↩︎

  707. II,第862页。见上文,第431页及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