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ed from Philip Schaff's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第二章 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1073–1085年
目录
§ 10. 希尔德布兰德当选教皇及其对时局的看法
§ 11. 格列高利的神权政治
§ 12. 作为道德改革者的格列高利七世:买卖圣职与圣职人员婚姻
§ 13. 祭司独身制的强制实行
§ 14. 授职权之争
§ 15. 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
§ 16. 卡诺莎,1077年
§ 17. 冲突再起:两位国王与两位教皇
§ 18. 格列高利七世之死
参见§ 3所列文献。
§ 10. 希尔德布兰德当选教皇及其对时局的看法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于1073年4月21日去世,次日安葬于拉特兰圣约翰大殿 (basilica of St. John in Lateran)。这座城在教皇去世后通常动荡不安,此时却十分平静。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下令禁食三日,诵读连祷文,为死者祈祷,然后枢机们才进行选举。葬礼尚未结束,民众便高呼:“希尔德布兰德应当作教皇!”他试图登上讲坛,使群众安静下来,但枢机于格·坎迪杜斯 (Hugo Candidus) 抢先宣告:“诸位弟兄,你们知道,自利奥九世 (Leo IX.) 以来,希尔德布兰德如何使神圣的罗马教会得以尊荣,并捍卫了我们这座城的自由。我们既找不到比他更适宜担任教皇的人,甚至找不到能与他相比的人,就让我们选举他吧;他是本教会的教士,为我们所熟知,并在我们中间深受认可。”枢机和教士们便按惯用的程式高呼:“圣彼得选立格列高利(希尔德布兰德)为教皇。”1
这场喧闹中的选举立即得到枢机们的认可,成为合法。民众仿佛迎接凯旋一般,簇拥着将他抬到圣彼得锁链堂 (S. Petrus ad Vincula),给他披上紫袍,戴上三重冠,宣布他当选,称他是“一位虔诚与学识卓著、爱好公平正义的人,在逆境中坚定,在顺境中节制,符合使徒的训诫(《提摩太前书》3:2):‘无可指责……有节制,自守,贞洁,乐意接待远人,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早已在这母教会的怀抱中受到良好的养育和教育,因其功绩升任总执事;我们愿他从今以后称为格列高利、教皇及使徒首席主教。”2
一个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始终是教皇宝座背后真正掌权者的人,终于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成为教皇,是极其合宜的。他若有意于此,早就可以获得这一尊位。此时他约六十岁,正是忙碌的人开始渴望安息的年纪。他取名格列高利,是为了纪念已故的友人;他曾以随侍司铎的身份陪同这位友人流亡;同时,这也是对帝国干预教会事务的抗议。3他并未事先请求皇帝批准,却将当选的消息通知了皇帝,并延迟祝圣,留出足够时间,以取得亨利四世 (Henry IV.) 的同意;亨利在此期间已成为皇帝。这是教皇选举获得皇帝批准的最后一例。4
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 于5月22日被按立为司铎,6月29日祝圣为教皇,没有遇到任何反对。韦尔切利主教格列高利 (Bishop Gregory of Vercelli),即德意志驻意大利 (Italy) 的教务长,出席了祝圣礼。教皇将自己当选的消息告知友人,以及著名的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君侯;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一责任重大的职位的感受与看法,并恳求他们的同情和祈祷。5
正如他写给洛林 (Lorraine) 的戈德弗雷公爵 (Duke Godfrey) 的信中所说(1073年5月6日),想到面前的任务,他便不堪重负;他宁可死去,也不愿活在这般危难之中;唯有信靠上帝和善人的祈祷,才能使他免于绝望;因为全世界都卧在邪恶之中,甚至教会的高级职员,也因渴求利益与荣耀,成了宗教和正义的敌人,而非朋友。他任教皇的第二年,向友人克吕尼的于格 (Hugo of Cluny) 坦言(1075年1月22日),他常常祈求上帝,或使他脱离今生,或使用他,使母教会得益;他如此描述当时可悲的情形:——
“东方教会已经偏离信仰,又遭到外部不信者的攻击。在西方、南方或北方,几乎没有主教是循正途获得职位的,也几乎没有主教的生活与行为配得上他们的呼召,或是受爱基督之心驱使,而非受世俗野心驱使。无论何处,都没有君侯将上帝的尊荣置于自身的尊荣之上,将公义置于利益之上。我生活于其间的罗马人、伦巴第人 (Longobards) 和诺曼人,正如我常对他们说的,比犹太人和异教徒还坏。当我省察自己时,我感到罪担如此沉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除了单单仰赖基督的怜悯,便再没有别的得救盼望。”6
这幅图景是真实的,因此,他常常渴望退隐到修道院的幽静之所,也就不足为奇。他在同一封信中又说,若不是盼望服事圣教会,他便不会留在罗马 (Rome);他违背自己的意愿,已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年。于是,他悬于忧伤与盼望之间,被千般风暴裹挟,活着却如将死之人。他把自己比作大海上被黑暗包围的水手。他又写信给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说自己并非出于情愿登上这艘船;船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狂风暴雨猛烈袭击,下面有暗礁,远处又有其他危险高耸于空中。7
格列高利施政的两大特色,是倡导教皇绝对权力和推行道德改革。在这两方面,格列高利都给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实践留下了持久的影响。即使我们不赞同他的见解,也不能不钦佩他的道德力量和不屈不挠的勇气。
§ 11. 格列高利的神权政治
希尔德布兰德派或格列高利派的教会理想,是以摩西的模式和教会法为基础的神权政治 (theocracy)。这意味着教会在世上享有绝对主权,凭借其道德的纯洁和禁欲的虔敬,使人尊重并服从。这里所谓教会,是指以教皇为元首、以他为基督代理者的罗马天主教组织;这一教阶组织又被等同于上帝的国,人在其中得救,脱离罪恶与死亡,在其以外则无通常的救恩。教会与上帝的国之间,以及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之间,都没有区别。在历任教皇看来,神圣、大公、使徒所传的罗马教会,一直如德意志帝国、法国 (France) 王国或威尼斯 (Venice) 共和国一样,是可见可触的。除了这个教会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教会,甚至不承认希腊教会,除非将其视为从罗马教会分裂出去的一个支派。
这一理想是历代发展的结果。九世纪的伪伊西多尔 (pseudo-Isidor) 和五世纪的圣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都曾为它预备道路。
圣奥古斯丁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权威,他首先将有形的大公教会等同于上帝之城或上帝的国。在其伟大的护教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中,他追溯了这个国与世上变迁消逝的诸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他为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拟定了纲领,而罗马教会在理论上至今仍坚持这一纲领。8然而,奥古斯丁并不像居普良 (Cyprian) 和历任教皇那样,是一位着重教会治理的人。他对神学的兴趣多于对教会政策的兴趣;他很少论及教皇制,却在“基督的真实身体”与“基督的混杂身体”之间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区分,为新教区分有形教会与无形教会开辟了道路(这一区分最先由茨温利〔Zwingli〕提出)。9在希尔德布兰德派的争论中,双方都援引奥古斯丁,而且援引他的次数多于任何其他教父;但无论格列高利,还是他最热忱的拥护者,都无法引用奥古斯丁来支持他们的教士统治理论,即教皇凭使徒权利可以废黜世俗君主的理论。
《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走得更远:它将大公教会等同于教皇教阶制度的统治,并通过一系列文献伪作,将这套制度上溯至第二世纪;尽管事实是,东方教会从未承认罗马主教在地位平等的牧首之间,除了纯粹荣誉上的首位权之外,还享有任何别的权利。
格列高利七世比以往任何教皇都更充分地将这套政治与教会相结合的制度付诸实行,做到了人的精力和审慎所能达到的极限。教会的荣耀是他一生支配一切的热情。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仍紧紧持守这一目标,而他在逆境中尤其伟大。在早期教皇中,尼古拉一世 (Nicolas I.) 和利奥一世 (Leo I.) 所提出的崇高权利主张,与他最为接近。但在他身上,教皇绝对权力有了血肉之躯。他从头到脚都是一位教皇。他预示了1870年的梵蒂冈 (Vatican) 体系;在一点上他未及这一体系,在另一点上却超越了它。他没有在理论上宣称无谬性,尽管事实上以无谬自居;但他确实主张,并尽其所能行使凌驾于基督教世界各世俗政权之上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教皇们早已丧失,而且永远不能重新获得。
希尔德布兰德深信,无论他个人何等不配,就其职分而言,他都是彼得的继承人,因而也是争战中的教会里基督的代理者。10他完全将自己与彼得等同,视自己为使徒团的首领和天国钥匙的掌管者;但他忘记了,在世俗事务上,彼得只是一个敌视基督教的政府治下的卑微臣民,而且当尼禄 (Nero) 坐在宝座上时,彼得仍劝勉基督徒尊敬君王(《彼得前书》2:17)。他不断援引基督在《马太福音》16:18、19所说的著名话语,仿佛这些话是对他自己说的。教皇继承了彼得的崇高地位。他是教会的磐石。他是普世主教 (universal bishop),而第一位格列高利曾抗议这个称号,斥之为敌基督的僭妄。他受托照管整个基督教世界(包括从未承认他的希腊教会)。他拥有绝对和最终的裁判权,只对上帝负责,不受世上任何法庭管辖。唯有他能废黜主教,并使其复职;他的使节位居所有主教之上。他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是非问题的最高仲裁者。他凌驾于世上一切君主之上。他可以佩戴帝王的徽饰。他可以废黜国王和皇帝,并解除臣民向不配为君者所立的效忠誓言。
这些以及类似的主张,被表述在一份保存于格列高利书信之中、由二十七条简短命题组成的文件里;这些命题的真伪虽有疑问,却正确表达了他的观点;11此外,也见于他致梅斯 (Metz) 主教赫尔曼 (Hermann) 的一封著名书信。
除关于彼得的预言(《马太福音》16:18、19)之外,他喜爱引用的经文还有两处出自旧约:一处是先知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正合乎他对悖逆君王的态度(《撒母耳记上》15:23):“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与拜偶像和家神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另一处是先知耶利米的话(48:10):“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他主要是指属灵的刀剑,但必要时也包括世俗的刀剑。他本想率领一支圣彼得的军队,征服圣地,并使一切悖逆的君主臣服。他筹划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来由他之后的第二位继任者付诸实施。
我们必须更具体地考察他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看法。中世纪的舆论既不赞同两种权力平行并立,也不赞同两者分离,而是主张在联合的基础上,一方从属于另一方。自查理曼 (Charlemagne),甚至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的时代起,教会与国家便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基督教共同体,即 respublica Christiana。人们也普遍同意,教会是属灵的权力,国家是世俗的权力。
但双方在两种权力的确切界限问题上发生了分歧。12教皇派主张教会在神权政治中高于国家;皇帝派则主张国家以皇帝兼掌教权的方式高于教会,或至少主张两种权力平等。这是教权术与治国术、sacerdotium(圣职权)与 imperium(帝国权)、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冲突。皇帝派强调,世俗政府出于神的设立,且历史更为悠久,连基督和使徒也曾顺服它;教阶派则贬低国家,甚至在世俗事务与属灵事务发生冲突时,也将教会置于国家之上。奥托一世 (Otto I.) 和亨利三世 (Henry III.) 这样的皇帝废黜并选立教皇;格列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和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III.) 这样的教皇则废黜并选立皇帝。
格列高利将教会比作太阳,将国家比作月亮,月亮的光是从太阳借来的。13主教的尊位高于国王和皇帝的尊位,正如天高于地。他承认,国家对于治理人们的世俗生活是必要的;但在与世俗权力的冲突中,他采取了悲观的看法,认为国家是劫掠、谋杀和种种罪行的产物,破坏了原初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必须由圣职权力来恢复。他将对教会和教皇制的最高评价,与对国家和帝国的最低评价结合在一起。14
他在写给阿拉贡 (Aragon) 国王桑乔 (Sancho) 的信中说,荣耀的王耶稣已立彼得为世上列国的主宰;他对教皇权力的理论,再没有比这更明确的表述了。他始终按这一原则行事。15他两次废黜德国的亨利四世 (Henry IV.),并解除其臣民向他效忠的义务。1080年3月7日,在大斋期的教会会议上,他第二次宣布对亨利四世施以绝罚,并以这段惊人的话作为结语:——
“现在,诸位领袖与教父,至圣的使徒彼得和保罗啊,求你们如此待我们,使全世界都知道并明白:你们既有在天上捆绑与释放的权柄,也同样有权夺去帝国、王国、亲王领地、公国、侯国、伯国,以及人间一切权利和财产……你们在属灵之事上既有如此大能,地上还有什么世俗之事能够超越你们的权柄呢?你们若能审判天使,而天使远高于最骄傲的君王,那么,对于那些在天使之下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让地上的国王和君主知道并感受到你们何等伟大——你们的权力何等崇高!让他们战兢,不敢藐视你们教会的命令!
“但求你们速速审判上述的亨利,使人人都知道,他的倾覆并非由于命运或偶然,而是由于你们的权能!愿他因此蒙羞而悔改,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
这是教阶权势的傲慢与严酷的极致。格列高利面对国王和贵族,以及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总摆出至高权威的姿态,要求他们绝对服从。
他将撒丁岛 (Sardinia) 和科西嘉岛 (Corsica) 视为封地。161073年,他写信给西班牙诸君主说,西班牙自古以来就属于圣彼得,不属于任何世人,而属于使徒教座。因为圣座不是曾将西班牙的领土授予某个埃武卢斯 (Evulus),条件是他须将其从异教徒手中征服过来吗?17他提醒卡斯蒂利亚 (Castile) 的阿方索 (Alfonso) 和阿拉贡的桑乔,圣保罗曾到过西班牙,而保罗和彼得差遣的七位主教曾在西班牙建立基督教会。18他冷冷地告诉法国国王腓力一世 (Philip I.),其王国的每一户人家都应缴纳彼得便士 (Peter’s Pence),并威胁国王,若不停止买卖圣职,就要对他的国土施行禁令 (interdict)。19几个月后,他在致兰斯 (Rheims) 大主教玛拿西 (Manasses) 的信中,称这位国王为贪婪的狼,是上帝和宗教的仇敌。20他命丹麦 (Denmark) 国王斯韦诺 (Sueno) 承认其王国对罗马的臣属关系,并将儿子送往罗马,好让他拔剑攻击上帝的仇敌;他应许将意大利某个富庶的省份赐给这位王子,以酬报他的效劳。21他劝诫波兰 (Poland) 公爵博莱斯拉夫 (Boleslav),向俄罗斯 (Russia) 国王支付若干款项;从另一封信中我们得知,这位国王的儿子曾到罗马来,要从教皇那里取得对其王位的保障。22他提醒匈牙利国王所罗门 (Solomon),司提反王曾将自己的王国献给圣彼得,因此这王国按理属于罗马;23他又严厉斥责所罗门,因他从德意志人的国王那里接受王冠,以王国为封地,却没有向罗马求取王冠。格列高利将王号授予达尔马提亚 (Dalmatia) 公爵德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条件是他每年向格列高利本人及其教皇继任者缴纳二百枚银币。他写信给拜占庭皇帝米迦勒 (Michael),表示希望君士坦丁堡教会能像一个真正的女儿,与其母亲罗马教会和好。24在给皇帝的其他书信中,格列高利提出了发动十字军以解救圣地的建议。
格列高利对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表示深厚的情意,称他为“最亲爱的”,即 carissime,却又郑重提醒他,他之所以登上英格兰王位,是由于罗马教座的恩惠,并命他及时缴纳彼得便士。25这位骄傲的英格兰人回答说,他的王冠得自上帝和自己的刀剑,而非教皇。他愿意缴纳前任君王缴纳过的彼得便士,却像前任君王一样,拒绝宣誓效忠。26
希尔德布兰德的教皇绝对权力方案,作为一种永久有效的理论,虽不合圣经,且令人无法忍受,但在中世纪,由教皇制来统治却是较好的选择。诚然,这是一种属灵的专制;但它遏制了军事专制,而后者是当时唯一的另一种选择,并且会恶劣得多。归根结底,教会所代表的是道德与理智的利益,与粗暴的武力和情欲相对抗。教会若不自由独立,就无法尽到全部职责。中世纪的君主大多是无知而放纵的暴君;教皇则以其职分维护学术事业、婚姻的神圣和人民的权利。这是道德力量与物质力量、智慧与无知、宗教与邪恶之间的冲突。
神权政治体制使宗教成为中世纪欧洲的主导因素,并给大公教会提供了尽展所长的机会。总的说来,教会的影响是有益的。宗教的热忱激发了十字军东征,将基督教传给信奉异教的野蛮人,建造了大教堂和无数教堂,创立了大学和经院神学,增添了修道会和慈善机构,抑制了狂野的情欲,使风俗趋于温厚,推动了发现与发明,保存了古代古典文献和基督教文献,并促进了文明。教皇制深深植根于过去,甚至可上溯到第二世纪。但它也部分建立在虔诚的欺诈之上,如《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和伪造的《君士坦丁赠与书》(Donation of Constantine)。
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充其量不过是以属肉体的方式,预先实现千禧年统治的尝试;在那统治中,世上的万国都要顺服基督和平的权杖。教皇制却日益堕落为一个属世的机构,成为辖制人心灵与思想、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政。人性太高贵,不应受专制统治;又太软弱,无法抗拒专制所带来的诱惑。国家与教会一样,也具有神所授予的权柄;平信徒与圣职人员一样,也享有权利。随着文明进步和教阶制度滥用权力,这些权利便凸显出来。正是圣职权威被滥用于奴役人,教会趋于世俗化,以及赎罪券交易使宗教遭到贬损和亵渎,招致了宗教改革的审判。
§ 12. 作为道德改革者的格列高利七世:买卖圣职与圣职人员婚姻
我们不仅应当将格列高利七世视为教皇绝对权力的主张者,也应当将他视为道德改革者。正是这两种身份的紧密结合,使他在历史上具有如此卓越的地位;也正是他对道德改革的热忱,使他配受真正的尊敬;至于他对绝对权力的僭求,则连那些最卑劣的教皇也与他共有。
他的教会理想与教会的实际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他若不将圣职人员从道德败坏的深渊中提升到更纯洁、更高尚的境地,就无法实现这一理想。
他的改革针对买卖圣职和尼哥拉主义 (Nicolaitism)。从前他以希尔德布兰德的身份,通过进言所做的事,如今则凭借职权付诸实施。
在反对买卖圣职的斗争中,无论从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的伦理立场来看,他都完全正确。买卖教会尊位,是十足的祸患和丑闻;若由主教和教皇来做,更是罪加一等。
在反对尼哥拉主义的斗争中,格列高利得到罗马教会古老法规的支持,却得不到基督教真正精神的支持。强制实行圣职人员独身制,在圣经中毫无根据,而且很容易挫败它原想促成的祭司理想。圣职人员真正的力量和效用,取决于其道德的纯洁;而合法婚姻则保护并促进这种纯洁。婚姻是上帝最古老的设立,可追溯到人尚处于无罪状态的乐园。
格列高利热心提倡祭司独身,其动机一部分出于修道主义,一部分出于教阶制度的考虑。在他关于上帝祭司的禁欲理想中,独身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祭司必须超越肉体的情欲和软弱,完全献身于教会的利益,不为任何属世的忧虑分心,与世人分别,并以天使般的纯洁赢得他们的敬重。此外,独身也是教阶制度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他宣称,除非祭司摆脱妻子的牵累,否则他就无法使教会摆脱平信徒的统治。已婚的圣职人员通过社会纽带与世界相连,并为养家而忧虑;未婚的圣职人员则是独立的,除教会以外别无家园和目标,并像常备军一样保护教皇。
反对圣职人员结婚的另一个动机,是防止形成一个世袭阶层,以免他们将教会财产挪作私用,使教会陷于贫困。教阶制度的各级职位,甚至圣彼得的座位,都应向出身最卑微阶层、靠自己奋斗而起的人开放,却向凭世袭要求取得职位的人关闭。这是在实践上承认民主原则,与中世纪贵族式的封建制度形成对照。希尔德布兰德本人没有权贵提携,从最底层升至教皇宝座,正是这种圣职民主的最佳例证。
告解制度 (confessional) 的权力,是祭司制度的支柱之一,也成了独身制的助力。妇女不愿将自己的秘密托付给一个身为丈夫和父亲的祭司。
已婚祭司援引旧约祭司的先例。达米安尼 (Damiani) 回答这一论据说,希伯来祭司在坛上献祭以前,不得进食。那么,新制度下的祭司在向上帝献上圣礼以前,若以肉体的交合玷污自己,岂不更为不宜!新制度下的祭司应当将全部时间用于职务,没有余暇留给婚姻和家庭生活(《哥林多前书》7:32)。唯有拒绝满足肉欲的未婚男子,才能遵行成为上帝之殿的命令,并避免消灭圣灵的感动(《以弗所书》4:30;《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7
这些动机也支配着格列高利的追随者和整个教阶制度,并保证了祭司独身制的最终胜利。废除这一制度的问题曾不时引起争论;在马龙派 (Maronites) 和希腊合一派 (United Greeks) 这两种例外情形中,教皇出于对古老习俗的尊重和审慎的考虑,准许圣职人员结婚一次。教皇庇护二世 (Pius II.) 在登上教皇宝座(1458—1464年)以前,曾说,禁止圣职人员结婚固然有充分的理由,但恢复其婚姻却有更充分的理由。然而,教阶制度的利益始终压倒了这些更充分的理由。圣职人员独身制无论曾有过什么益处,其弊害都要大得多。圣职人员在性道德上的败坏,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损害人民对其属灵引导者的敬重,并成为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宗教改革恢复了体面的圣职人员婚姻,建立了蒙福的牧者家庭,并确立了良心高于教阶野心的地位。
从格列高利这样一位热心改革者的立场来看,圣职人员的道德状况无疑十分低落。对于祭司公开结婚,或与实际上无异于其妻子的妇女秘密同居,他谴责之严厉,超过了对其他任何行为的谴责。当时的作家,如1072年去世的达米安尼 (Damiani),在其《蛾摩拉书》(Gomorrhianus) 中,便对祭司的生活作了阴暗的描绘。严格禁欲者的描述固然应当审慎看待,但大量证据表明,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各地,祭司独身的法规都遭到漠视。28现代天主教史家,如赫费勒 (Hefele)29和丰克 (Funk),30也毫不犹豫地举证说明这种情形。据对教皇本笃九世 (Benedict IX.) 抱有好感者的证言,他当时正考虑公开娶妻。31有关立法始于利奥九世 (Leo IX.) 召集的1049年罗马会议的教规,并在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主持的1059年罗马会议上得到强调;格列高利七世如此突出这些法令,以致人们可能以为,教会的存亡全在于能否强制实行圣职人员独身制。甚至在意大利,也有主教公开准许祭司结婚,都灵 (Turin) 的库尼贝尔特 (Kunibert) 就是如此。32在德国,图勒 (Toul) 主教波波 (Poppo) 并不掩饰他那近似婚姻的关系,而格列高利则斥之为淫乱;33施派尔 (Spires) 和洛桑 (Lausanne) 的主教,也费了很大工夫才在公开的教会会议上洗清类似的指控。教会会议和格列高利七世把已婚祭司称为“不节欲的祭司”或“蓄妾的祭司”。34格列高利说,德国深受“圣职人员淫乱这一痼疾”之苦。35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形,英格兰也同样存在。
§ 13. 祭司独身制的强制实行
文献,专题著作:亨利·C. 利亚 (Henry C. Lea):《基督教会祭司独身制史略》(A Hist. Sketch of Sacerdotal Celibacy in the Christian Church),费城 (Phil.),1867年;第2版,波士顿 (Boston),1884年。——A. 德雷斯德纳 (A. Dresdner):《十至十一世纪意大利圣职人员的文化与道德史》(Kultur und Sitten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Geistlichkeit im 10 und 11 Jahrhundert),柏林 (Berlin),1890年。——米尔布特 (Mirbt):《论战文献》(Publizistik),第239—342页;赫费勒,第V卷,第20页及后。主要的同时代史料有:达米安尼致尼古拉二世的《论祭司独身》(de coelibatu sacerdotum),受到利奥九世赞许的《蛾摩拉书》(Gomorrhianus),以及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格列高利七世书信集》(Gregory VII.’s Letters)。米尔布特在第274—342页综述了这些文献。
格列高利以更大的精力和职权的威望,完成了圣职人员的道德改革,以此作为确保教会自由与权力的手段。他接连召开教会会议,通过严厉的法令,反对买卖圣职和尼哥拉主义 (Nicolaitism),并把祭司与妇女的一切肉体关系,无论多么合法,都斥为有罪而可耻的姘居。他不以会议立法为满足,又向各国发出书信、派遣使节,指示他们强制执行这些法令。1074年3月在罗马召开的会议揭开了这场战争。会议罢黜了以金钱购得职位或圣俸的祭司,禁止今后一切祭司婚姻,要求已婚祭司遣散妻子,否则便须停止主持弥撒,并命令平信徒不得参加他们主持的礼拜。同样的法令在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任内已经通过,却未获执行。禁止平信徒参加已婚祭司主持的弥撒,是一种极其危险而专横的措施,在古代没有先例。格列高利在1079年致意大利和德国全境的通谕中,用了这样激烈的言辞:“若有司铎、执事或副执事犯了淫乱之罪(即与妇女如夫妻一般同居),我们就奉全能上帝之名,凭圣彼得的权柄,禁止他们进入教堂,introitum ecclesiae,直到他们悔改并纠正自己的行为。”
这些法令激起了一场反对的风暴。据赫斯费尔德 (Hersfeld) 的兰伯特 (Lambert) 记载,德国许多圣职人员斥责格列高利是疯子和异端:他忘记了基督在《马太福音》19:11和使徒在《哥林多前书》7:9所说的话;他想强迫人像天使一样生活,违背自然之律,便为放纵无度的淫乱大开门户。他们宁可放弃圣职,也不愿放弃妻子,并讥讽地要他去寻找能代替他们的天使。主教们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有些主教,如康斯坦茨的奥托 (Otto of Constance),同情已婚圣职人员;他甚至吩咐自己的圣职人员结婚。36另一些主教,如帕绍的圣阿尔特曼 (St. Altmann of Passau),则热心拥护祭司独身制。还有一些,如美因茨的齐格弗里德 (Siegfrid of Mainz),则采取两面态度。37科隆大主教安诺赞同希尔德布兰德派的原则,却认为它无法实行,或时机尚不适宜。当主教们缺乏热心时,格列高利便煽动平信徒起来反对买卖圣职和蓄妾的祭司。他劝勉阿尔伯特 (Count Albert) 伯爵,要坚持执行教皇的命令(1074年10月);又于1075年1月命令施瓦本公爵鲁道夫 (Duke Rudolf of Swabia) 和克恩滕公爵贝尔托尔夫 (Duke Bertolf of Carinthia),必要时以武力阻止叛逆的祭司执行圣职,不必理会那些未曾采取措施惩办有罪者的主教怎么说。他这样公然鼓励平信徒反抗圣职人员,违背了自己所坚持的教阶制度绝对统治这一根本原则。他所奉行的准则,乃是目的能使手段成圣。凡尔登主教狄奥多里克 (Theodoric of Verdun) 起初大体上站在格列高利一边,后来却被迫加入其反对者的行列;他公开谴责格列高利这些极不寻常的措施,认为它们危及教会的和平、圣职阶层的安全,甚至危及基督教信仰。施派尔主教亨利 (Henry of Spires) 斥责他摧毁了主教的权威,使教会受制于民众的狂暴。1076年1月,主教们在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上罢黜他时,所列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把教会交到了平信徒手中。
然而,那些反对亨利四世,并于1076年在特里布尔 (Tribur) 废黜他的诸侯,却声称自己对罗马教会和道德改革怀有极大的热忱。他们被冠以米兰人的“帕塔里尼派” (Patarini) 之名,作为贬称。甚至亨利四世本人,虽然暗中保护买卖圣职和蓄妾的圣职人员,并接受他们的援助,也从不敢公开为他们辩护;而他于1080年选立的对立教皇革利免三世 (Clement III.),在表达对圣职人员姘居的憎恶时,也几乎像希尔德布兰德派一样严厉,尽管他威胁要对那些拒绝从不道德的祭司手中领受圣礼的放肆平信徒施以绝罚。皇帝派中态度最激烈的本佐主教 (Bishop Benzo),也不愿被归入尼哥拉派异端之列。
一位同时代作家,可能是特里尔的一名祭司,对这场改革的直接后果作了可怕的描绘,尽管他在原则上赞同这场改革。奴仆出卖主人,主人出卖奴仆,朋友告发朋友,信义与诚实遭到践踏,宗教职务无人履行,社会几乎瓦解。犯过的祭司受到平信徒的嘲笑和鄙视,陷入赤贫,甚至遭民众肢体残害、拷打,并被逐往异乡。他们的妻子原是经过戒指和宗教仪式合法迎娶的,如今却被辱为娼妓,子女也被污称为私生子。这些不幸的妇女中,许多人因饥饿或忧伤而死,或在绝望中自杀,死后被埋在未经祝圣的土地上。农民把田间用于缴纳什一奉献的谷物烧掉,免得落入不服从命令的祭司手中;他们把圣饼踩在脚下,并自行给自己的孩子施洗。38
在英格兰,988年去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圣邓斯坦 (St. Dunstan),早于希尔德布兰德便已推行此类改革,但只获得暂时的成功。征服者威廉并未致力于强制实行祭司独身制,只是人们常以姘居的罪名为借口,撤去盎格鲁—撒克逊高级教士,为诺曼竞争者腾出位置。坎特伯雷的兰弗兰克是希尔德布兰德派,却无法阻止1076年温彻斯特改革会议准许已婚祭司保留妻子;会议仅以禁止今后结婚为满足。1102年在伦敦召开的会议重申了这项禁令,当时安瑟伦正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已婚祭司被要求遣散妻子,其子女不得继承父亲的教堂。在按立副执事及更高级圣职时,须要求受职者宣誓守贞。然而,这些教规并未规定违犯者应受何种惩罚。安瑟伦在流亡前后都大力维护这些规定。1108年,即安瑟伦去世的前一年,亨利王 (King Henry) 在伦敦召集了一次新会议,通过严厉的法令禁止祭司结婚,违者处以罢职、逐出教会、没收财产及褫夺名誉等惩罚。世俗权力承诺强制执行这些法令。然而,安瑟伦的传记作者埃德默 (Eadmer) 悲伤地暗示,其结果却是祭司与亲属之间骇人听闻的罪行有所增加,很少有人保有安瑟伦竭力要使其圣职人员具备的那种纯洁。
西班牙因比利牛斯山的阻隔而与欧洲大陆隔绝,正如英格兰因海洋而隔绝一样;在这一时期以前,圣职人员独身制在西班牙从未得到强制实行。撒拉森人的入侵,以及随后基督徒的抗争,都不利于教会纪律。孔波斯特拉 (Compostella) 的一位座堂教士,后来成为蒙多内戈 (Mondonego) 主教,描述十一世纪末当时的教士,说他们肆无忌惮、凶暴好斗,任何罪行都敢犯,动辄争吵,有时甚至彼此残杀。下级祭司一般都已婚;但1056年孔波斯特拉会议禁止主教和修士与妇女有任何交往,只有母亲、姨姑,以及身穿修道服的姊妹例外。1077年,格列高利七世派遣使节阿曼杜斯主教 (Bishop Amandus) 前往西班牙推行改革。1078年的赫罗纳 (Girona) 会议禁止为祭司之子举行按立礼,并禁止世袭传承圣俸。1080年的布尔戈斯 (Burgos) 会议命令已婚祭司遣散妻子。然而,这项命令似乎一直是一纸空文,直到十三世纪,智者阿方索 (Alfonso the Wise) 编纂的法典,即《七篇法典》(Las Siete Partidas),规定以剥夺职务和圣俸来惩罚祭司婚姻,并授权高级教士要求世俗权力协助执行这种惩罚。“此后,我们便很少再听到正式婚姻的事了,取而代之的是滥交姘居,或长期的不合法结合。”39
在法国,格列高利的前任们所作的改革努力收效甚微。1074年的巴黎会议宣布,格列高利的法令令人无法忍受,也不合情理。401078年,在普瓦捷 (Poitiers) 一次风波迭起的会议上,他的使节促使会议通过了一条教规,规定凡明知祭司犯有买卖圣职或姘居之罪,却仍参加其所主持弥撒的人,都将受到绝罚。但若没有世俗权力的帮助,主教们便无法执行这条教规。1072年,诺曼圣职人员乱石齐下,将鲁昂 (Rouen) 大主教逐出了会议。1080年,征服者威廉在利勒博讷 (Lillebonne) 会议上前来支持他,会议禁止已受按立者在家中蓄养妇女。然而,圣职人员仍旧结婚,公开举行婚礼,男性子嗣则凭公认的长子继承权承袭圣俸。征服者威廉在诺曼底支持这场毫无希望的改革,却在其治下的布列塔尼 (Britanny) 阻挠改革。据帕斯卡二世 (Pascal II.) 在十二世纪初的描述,当地圣职人员公然蔑视教规,肆行上帝与世人所憎恶的暴行。
格列高利强制实行的祭司独身制,终于在整个罗马教会取得了胜利,代价却是祭司贞洁的惨重牺牲。教阶方面的目标达到了,祭司群体却未达到天使般的纯洁。祭司的个人道德成了教阶野心的牺牲品。姘居和放荡取代了神圣的婚姻。历次会议的议事录中,充斥着对圣职人员道德败坏,以及淫乱、酗酒等恶习的控诉。“中世纪的记载充满证据,表明最恶劣、毫无约束的纵欲之风,遍及教阶制度的每一个等级。”641腐败再次侵入教皇职位,十五世纪尤其如此。约翰二十三世 (John XXIII.) 和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的邪恶与淫荡,足以与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最坏的教皇相匹敌。
§ 14. 授职权之争
格列高利的另一项重大改革计划,旨在使教会彻底摆脱世俗权力的束缚。他所设想的教会自由,意味着国家的受奴役。国家通过出售教会尊位,即买卖圣职,以及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授职,来控制教会;所谓授职,就是授予权杖和戒指。42这些都是教会权威的标志;权杖,即牧杖,象征主教的属灵治理权,戒指则象征他与教会的奥秘婚姻。
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自查理曼 (Charlemagne) 时代起在欧洲新兴各族中逐渐发展起来,其基础是土地保有关系及领主与封臣之间的相互义务。按照这种制度,从国王直至最小的土地所有者,每一位领主都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封臣,而封臣则有义务为领主效劳。在许多国家,教会拥有将近或足足一半的地产,并享有关税、通行税及铸币等权利,因此按公道说,也有义务承担一部分土地保有关系所附带的负担。世俗领主自视为教会的保护人,声称有权任命教会的职员并为之授职,不仅授予他们属世财产 (temporalia),也授予他们属灵权力的标志。这令教会人士极为反感。主教由领主授职,便成了他的封臣,必须宣誓服从,其中包括在宫廷效劳及提供军队保卫国家的义务。有时,主教刚离开祭坛,便接到其封君的命令,要他佩剑出征。主教死后,在继任者选出以前,国王或诸侯便享用该主教区的收入,并且往往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当地拖延选举,损害教会和穷人的利益。国王任命主教时,受政治、社会或金钱方面的考虑所左右,往往将尊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全然不顾其才智或道德资格。因此,授职权与买卖圣职这一昭彰的弊端密切相连,而且是它的主要根源。
无怪乎格列高利竭尽全力反对这种由平信徒施行的授职。早在维克托二世 (Victor II.) 任内(1057年),枢机洪贝特 (Humbert) 就曾撰写专书加以抨击,宣称由平信徒之手,尤其是妇女之手,授予戒指和牧杖,乃是可耻的丑闻。他坚持认为,授职纯属属灵职能,世俗君主无权施行任何带有圣礼性质的职能。他们甚至触碰祭司的衣服,也是在亵渎圣物。君主本应是教会的保卫者,却因行使授职权而成了教会的主人和统治者。这种做法酿成了极大的弊害,意大利尤为严重,野心勃勃的祭司在那里徘徊于宫廷的前厅,行谄媚之恶习,亦即 vitium adulationis。43
禁止平信徒任命教职的立法,始于1049年在利奥九世 (Leo IX.) 影响下召开的兰斯会议。会议宣布,任何祭司未经圣职人员和民众选举,不得升任教职。十年后的1059年,罗马会议宣布,任何由平信徒作出的圣职人员或长老圣俸职任命,一概无效。44次年,即1060年,法国的图尔 (Tours) 和维埃纳 (Vienne) 会议将这项禁令扩大到主教。至于围绕谁拥有授职权这一问题激起整个欧洲的风潮,则有待格列高利来完成。
格列高利希望废除这一惯例,使圣职人员摆脱对国家的封臣关系,使教会财产摆脱君主的封建监督,同时使主教成为教皇顺服的仆人。
这场争端在继任的几位教皇治下持续不息,最后以沃尔姆斯 (Worms) 的妥协(1122年)得到解决。皇帝仅作了部分让步;因为若将教会的全部财产交由教皇的绝对权力支配,世俗政府便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另一方面,教皇制的部分胜利,又大大促成了教会的世俗化。
§ 15. 格列高利七世与亨利四世
授职权之争始于1075年大斋期(2月24—28日)在罗马召开的会议,并引发了与亨利四世那场著名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教权与王权各施权术,争夺支配地位。与这位不幸的君主相比,教皇在年龄、智慧和道德品格方面兼具优势。亨利年仅六岁时(1056年),便失去了贤明的父亲亨利三世 (Henry III.),随后又被带离虔诚而软弱的母亲阿格内丝 (Agnes) 的照料,所受的教育也把他宠坏了。亨利头脑敏捷,也有高尚的冲动,却专横而放荡。顺境使他骄傲跋扈,逆境则使他意志消沉。他的一生呈现出惊人的命运起伏。他两度从显赫跌入屈辱,又从屈辱登上显赫。他先侮辱教皇,继而乞求教皇赦免;随后又反叛教皇,一度获胜,却两次被绝罚和废黜;最后,他被自己的儿子遗弃、逼迫,悲惨地死去,葬于未经祝圣的土地。他与教皇争执时,连他本国臣民中较好的一部分人也站在反对他的一边。就在希尔德布兰德接受祝圣的那一天(1073年6月29日),撒克逊人公开起兵反抗他的暴政。
1075年的这次会议禁止国王和一切平信徒干预主教任命,或擅自行使授职权。45同年11月召开的另一次会议,明令禁止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其他教会人士接受国王或任何世俗领主授予的教职。在同一次会议上,格列高利还因亨利的五名顾问买卖圣职,而将他们处以绝罚。46
国王受到反叛的撒克逊人的紧逼,起初作出让步,罢免了这五名顾问;但他一旦平定叛乱(1075年6月5日),便将他们召回,继续从事可耻的买卖圣职。他用教会财产的收入支付士兵的军饷,又用圣器上的钻石装饰他的情妇。教皇写信并派遣代表,劝他悔改,且以绝罚相威胁。国王极为无礼地接待教皇使节,公然出言挑衅。大概是在他知情的情况下,罗马帝国行政长官的一名堂表亲琴奇乌斯 (Cencius),对教皇施以可耻的虐待,在1075年圣诞前夜将他从祭坛前劫走,囚禁于一座塔内;但民众将教皇救出,并赶走了琴奇乌斯。
亨利召集帝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于1076年1月24日在沃尔姆斯举行会议,由美因茨大主教齐格弗里德 (Archbishop Siegfried of Mainz) 主持。会议甚至不给格列高利申辩的机会,就将他废黜,依据的是一位已被罢免的枢机于格·布兰库斯 (Hugo Blancus,又名 Hugh Leblanc) 对他提出的种种诽谤性指控,包括叛国、巫术、与魔鬼立约和淫乱。甚至有人声称,他借助一个由妇女组成的元老院来统治教会,成员是贝娅特丽克丝 (Beatrix)、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 (Matilda of Tuscany),以及皇帝的母亲阿格内丝。只有两位主教敢于抗议这种非法程序。几位奥托皇帝 (Ottos) 和亨利三世也曾废黜教皇,但并非采用这种方式。
亨利在皮亚琴察 (Piacenza) 的一次会议上,取得了意大利北部心怀不满的主教们的签名。他在一封侮辱性的信中,将沃尔姆斯会议的决议告知格列高利:——
“亨利,并非凭篡夺,而是凭上帝神圣的命定作王,致希尔德布兰德——你不是教皇,而是一个假修士。你靠诡计、谄媚、贿赂和暴力取得权力,怎敢伸手攻击主的受膏者,藐视真正的教皇圣彼得所立的训诫:‘敬畏上帝,尊敬君王’?你不敬畏上帝,反倒羞辱祂所任命的我。我们全体主教已同声将你定罪,你当离开使徒的座位,让别人来坐;那人将传讲圣彼得纯正的教义,而不以宗教为幌子施行暴力。我亨利,蒙上帝恩典作王,偕同我的全体主教,对你说:下来,下来!”47
与此同时,亨利写信给枢机们和罗马人民,请他们协助他选举新教皇。帕尔马 (Parma) 的祭司罗兰 (Roland) 于2月底将信送至罗马,当时格列高利正在召开一次有一百一十位主教参加的会议。罗兰在传达信息的末尾说道:“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你们必须在五旬节到国王面前,从他手中领受一位教皇和父亲;因为这里的这个人不是教皇,而是一只凶暴的狼。”这番话激起了狂怒。高级教士们拔出刀剑,准备当场杀死他;但格列高利依然镇定,保护他免遭暴力。
次日(2月22日),教皇奉圣彼得之名,将亨利处以绝罚并予以废黜,又解除其臣民向他所立的效忠誓言。他在致全体基督徒的一封信中公布了这道禁令。废黜判词如下:——
“有福的彼得,使徒之首啊,求你侧耳听我,听你仆人的祈求;你从我幼年便养育我,保护我免遭恶人之害,直到今日。你与我的主母、上帝之母,以及你的弟兄圣保罗,都可以为我作证:神圣的罗马教会违背我的意愿,将我推上掌舵之位,我并没有像强盗一样攀上你的座位。我宁愿终身作一个朝圣者,也不愿为了属世的荣耀,怀着世俗的心思,攫取你的座位……藉着你的代求,上帝已将地上和天上捆绑与释放的权柄托付给我。
“因此,我倚靠这项托付,为了教会的尊荣与安全,奉全能的父、子、圣灵之名,禁止皇帝亨利之子、国王亨利统治条顿人 (Teutons) 和意大利的王国,因为他以闻所未闻的骄傲,自高自大,敌挡你的教会;我又解除所有基督徒已经向他所立、或将要立的效忠誓言,禁止任何人奉他为王而事奉他。因为凡敢侵犯教会尊严的人,理当丧失自己的尊位。他与受绝罚者交往,行了许多不义之事,又藐视我为他益处所发的警告,因而蔑弃顺服,所以我用咒诅的锁链捆绑他;使地上万国都知道,你是彼得,永生上帝的儿子已将祂的教会建造在你的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48
当这道咒诅宣告临到她儿子身上时,皇太后也在场。同时,教皇又将所有曾在沃尔姆斯 (Worms) 和皮亚琴察 (Piacenza) 废黜他的德国及意大利主教处以绝罚。
这是一个极其危急的时刻,也是基督教世界两位最有权势的统治者展开殊死斗争的信号。在此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严厉的判决落在一位戴冠君王的头上。教皇撒迦利亚 (Zacharias) 废黜希尔德里克 (Childeric),不过是认可丕平 (Pepin) 已经掌握的实际统治权。格列高利也曾威胁废黜法国国王腓力 (Philip),却未付诸实行。如今,查理曼王冠的继承人,被那位加利利渔夫的继承人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之人,而欧洲接受了这一裁决。诚然,也不乏不满的声音,并有人疑虑:这项使人可以背弃庄严誓言的判决,究竟是否有效。众人都承认教皇有施行绝罚的权利,却并不都承认他有废黜君王的权利。倘若亨利赢得了臣民的敬爱,他本可以抗拒格列高利。但当时的宗教情感支持教皇;教皇对国王施行绝罚并予以废黜,远不如国王废黜教皇那样令人震惊。人们始终记得,是教皇为查理曼加冕;既有赐予的权柄,就有拒绝赐予或收回的权柄,在人看来似乎是自然的道理。49
格列高利对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一刻也不曾怀疑。他号召信徒祈祷,也不忽略世俗审慎所要求的措施。他加强了在罗马的军事力量,并重新与罗贝尔·吉斯卡尔 (Robert Guiscard) 和罗杰 (Roger) 展开谈判。在意大利北部,他有一位强大的盟友,就是女伯爵玛蒂尔达 (Matilda);由于丈夫和母亲最近相继去世,她已完全掌握广大的领地,成为一道屏障,抵御伦巴第心怀不满的教士和贵族,以及来自德国的入侵军队。50
亨利接到绝罚和废黜判决的消息时,勃然大怒,辱骂格列高利是伪君子、异端、凶手、背誓者、奸淫者,并威胁要将咒诅掷回他头上。乌得勒支 (Utrecht) 主教威廉 (William) 毫无顾忌地遵从国王的意愿,在其主教座堂的讲坛上咒诅格列高利,称他为“一个背誓的修士,竟敢抬起头来敌挡主的受膏者”。亨利召集全国会议,于五旬节(5月15日)在沃尔姆斯举行,抗议格列高利企图把上帝已经分开的两把剑集中于一人之手。51这就是象征属灵权力与世俗权力的著名比喻,后来教皇们经常使用,声称上帝已将两把剑都赐给教会:属灵的剑,由教会自己佩带;世俗的剑,由国家为教会挥舞,也就是说,要在服从和听命于教会的情形下使用。
出席沃尔姆斯会议的主教寥寥无几,会议以失败告终。6月29日在美因茨 (Mainz) 举行的会议也并无更好的结果,亨利发觉非谈判不可。萨克森 (Saxony) 已经丧失;高级教士与贵族纷纷离他而去。1076年10月16日,在美因茨附近的帝国城堡特里布尔 (Tribur) 举行的一次帝国议会要求他顺服教皇,在受绝罚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求得教皇的赦免,否则便有丧失王冠之虞。随后,他须出席定于1077年2月2日在奥格斯堡 (Augsburg) 举行、由教皇主持的帝国议会。在此期间,他必须退居施派尔 (Spires),严格幽居,身边只能有妻子、凡尔登 (Verdun) 主教,以及贵族所挑选的少数仆人。格列高利的使节受到格外尊重,并赦免了那些受绝罚而今顺服教皇的主教,其中包括美因茨的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 of Mainz)。
亨利在施派尔幽居了两个凄凉的月份,既不能参加教会礼拜,也不能过问国家事务。最后,他决意寻求赦免,视之为保住王冠的唯一途径。时间已不容耽搁;距离将决定他命运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只剩下几个星期了。
§ 16. 卡诺莎,1077年
1076至1077年的冬天,是人们记忆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之一——莱茵河 (Rhine) 从11月直到4月都冻成坚实的冰块;也是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冬天之一——其间发生了一件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德意志帝国元首在卡诺莎屈辱地俯伏于罗马主教脚前,意味着国家臣服于教会,以及希尔德布兰德派政策的胜利。
圣诞节前几天,亨利四世 (Henry IV.) 离开施派尔 (Spires),以悔罪者的身份踏上翻越阿尔卑斯山 (Alps) 的旅程,向教皇寻求赦免。随行的是他的妻子、她年幼的儿子康拉德 (Conrad,生于1071年8月),以及一名忠心的仆人。贝尔塔 (Bertha) 是都灵 (Turin) 边区伯爵奥多 (Odo) 与苏萨的阿德尔海德 (Adelheid of Susa) 的女儿,1055年在苏黎世 (Zürich) 与亨利订婚,1066年7月13日成婚。她年轻、美丽、贞淑而温柔;但亨利却宁愿与情妇们同居;婚后三年,他在毫无原则的美因茨的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 of Mainz) 大主教帮助下寻求离婚。教皇拒绝同意,实在十分恰当。国王放弃了这邪恶的打算,转而眷爱贝尔塔。她生来就是为了爱与受苦,犹如一位施予安慰的天使,伴随他度过一生中苦痛的灾难。
国王夫妇在威廉伯爵 (Count William) 和贝尔塔母亲的保护下,经过勃艮第 (Burgundy) 和苏萨 (Susa),翻越塞尼山 (Mont Cenis)。王后和孩子坐在粗制的牛皮雪橇中,被人拖上冰封的山坡,再放下坡去;有几匹马丧命,却没有人员死亡。亨利抵达伦巴第平原时,反希尔德布兰德派的人欢喜地迎接他;但他仍匆匆赶路,要去见彼得的继承人,因为只有他才能赦免自己。
他把妻儿留在雷焦 (Reggio),由岳母和几个朋友陪伴,攀上通往卡诺莎的陡峭山丘。格列高利当时正在前往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的途中,在此停留,等候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安全通行保障。
卡诺莎如今已成废墟,当时却是女伯爵玛蒂尔达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位于雷焦以南、亚平宁山脉 (Apennines) 北坡,四周环绕三重城墙,内有一座城堡、一座礼拜堂和一所修道院。52
教皇已经接见了一批受绝罚的主教和贵族,或已赦免他们,或已应许,等那冒犯圣彼得威严的首要罪人一案裁定之后,便赦免他们。
1077年1月21日,亨利抵达城堡所在的陡山脚下,当时寒气凛冽,积雪遍地。他与玛蒂尔达及自己的教父、克吕尼 (Cluny) 修道院院长于格 (Hugo) 会面,声明只要解除对他的禁令,他便愿意顺服教皇。但格列高利只肯在一个条件下赦免他:他须向教皇交出王冠,并永远放弃王位。国王为求得教皇的怜悯,走出了最后一步:他承担教会要求罪人所行的最严厉的补赎,以此作为获得赦免的可靠途径。从1月25日至28日,他连续三天站在内层城墙之间的庭院里,作一个悔罪的哀求者,赤头赤脚,身穿粗毛衬衣,在严寒中瑟瑟发抖,叩门求入,却徒劳无功。这座门至今仍以“Porta di penitenza”(悔罪之门)之名,保存着这一事件的记忆。53
这位严厉的老教皇,坚如磐石,冷若冰雪;尽管玛蒂尔达和于格恳切求情,他仍不准亨利入内,直到他确信这杯羞辱已经喝尽,或是再坚持下去已属失策。他先向亨利索取承诺,作为赦免的条件:在即将召开的德国贵族会议上,须服从由教皇担任仲裁者并主持会议所作的裁决;又须保障教皇及其代表北行途中的安全。在此期间,亨利不得行使王权。54
国王作出了承诺,两位主教和几位贵族代表他,指着圣物起誓,保证他必履行承诺。于格身为修士,不能起誓,却在无所不见的上帝面前以自己的话担保。于格、主教们、贵族们,以及女伯爵玛蒂尔达和阿德尔海德,都在书面协议上签了名;这份协议至今尚存。
这些预备手续完毕之后,内门打开了。国王正当盛年,承继了历代戴冠君王的统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他却俯伏在白发教皇的脚前。这位教皇出身卑微,身材矮小,貌不惊人,却曾凭一句话使一个帝国缴械。亨利泪流满面,呼喊说:“圣父,饶恕我,饶恕我!”在场的人都感动落泪;甚至这位铁石心肠的教皇,也流露出温柔的怜悯。他听了亨利的认罪,将他扶起,赐他赦免与使徒的祝福,领他进入礼拜堂,并以举行弥撒圣祭来确认双方的和解。
有些编年史家又添上以下一段插曲,后人屡次转述,但极不可信。格列高利在领受圣餐之前,呼求上帝:倘若他确曾犯下别人指控他的罪,就击杀他。他吃下祝圣薄饼的一半而安然无恙之后,便把另一半递给亨利,要他接受同样可怕的神判法考验;但国王拒绝了,将整个问题交由大公会议裁决。55
弥撒之后,教皇礼貌地设宴款待国王,临别时给他一些父亲般的警戒和劝勉,并再次赐予使徒的祝福。
亨利达到了目的,却牺牲了君王的尊严。他以自己的屈辱行动承认,教皇有权废黜一位国王及帝国王冠的继承人,也有权解除臣民的效忠誓言。国家元首承认了教会在世俗事务上的至高权力。卡诺莎标志着国家最深的屈辱和教会最高的尊荣——我们所说的,是政治性的罗马教皇教会,而不是基督属灵的教会;基督在这世上戴的是荆棘冠冕,并在十字架上为杀害祂的人祈祷。
格列高利这次行动,完全是为了教阶制度的利益。我们从他向德国人所作的正式报告中得知,连他自己的朋友都认为,他的行为是“暴君般的残酷,而不是使徒般的严厉”。他视亨利为与教会权力相抗衡的世俗权力之化身,取得了一次显著的胜利,但为时甚短。他做得太过了,最终竟被那个他曾拒之门外的人逐出罗马。
他与玛蒂尔达 (Matilda) 的关系,是政治上和教会事务上的关系。他的敌人指控他与她有肉体上的私情;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又始终不懈地反对教士纳妾,这种指控实在荒谬,令人难以置信。56这位女伯爵是意大利北部最有权势的女诸侯,能为教皇提供最有力的保护,以抵御北方军队可能发动的入侵。她忠于希尔德布兰德 (Hildebrand),视他为教会有形的元首,并以能够襄助他为荣、为乐。1077年,她将自己的领地赠予彼得的产业,约定死后生效,由此又扩大了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那份贻害无穷的赠与;但丁 (Dante) 将教会的种种弊害归因于这份赠与。她继续与亨利交战,并帮助康拉德 (Conrad) 和亨利五世 (Henry V.) 反叛他们的父亲。为了教皇制的政治利益,她在五十五岁时再婚,嫁给年仅十八岁的韦尔夫 (Guelph);他是巴伐利亚 (Bavaria) 公爵之子,而这位公爵正是亨利四世最强大的敌人(1089年)。但这桩婚姻似乎从未圆房,几年后便解除了(1095年)。她于1115年去世。许多人认为,但丁笔下引领他渡过勒忒河 (Lethe)、来到贝雅特丽齐 (Beatrice) 面前的玛蒂尔达,就是这位著名的女伯爵;57然而但丁从未提到格列高利七世,可能是因为他与皇帝之间的争执。
卡诺莎 (Canossa) 已成为一个带有谚语意味的名称,象征教士权术对君王权术的胜利。58为了洗雪亨利在希尔德布兰德面前屈辱求赦的耻辱,鲜血流成了河。1870至1887年间,普鲁士 (Prussia) 国家与梵蒂冈 (Vatican) 之间的文化斗争 (Culturkampf),又唤起了人们对那一幕的记忆。冲突之初,俾斯麦 (Bismarck) 亲王在普鲁士议会宣称,他“决不到卡诺莎去”;但十年之后,他发现朝那个方向迈进、与利奥十三世 (Leo XIII.) 妥协,才是明智之举;后者证明,自己作为外交高手,与他旗鼓相当。反教皇的《五月法令》逐条被撤销,最后只剩下一项技术性的申报义务 (Anzeigepflicht),这是授职权的一个现代名称。罗马教会在普鲁士和德国因法律上的逼迫而获得新的力量,如今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独立,也远远超过新教教会;后者在《五月法令》的施行中无辜受累。
§ 17. 冲突再起:两位国王与两位教皇
卡诺莎的结果,是德国和意大利爆发内战:国王反对国王,教皇反对教皇,贵族反对贵族,主教反对主教,父亲反对儿子,儿子反对父亲。战事持续了数年。格列高利和亨利都死于流亡之中。格列高利败于亨利,亨利则败于自己叛逆的儿子。归尔甫派 (Guelphs) 与吉伯林派 (Ghibellines) 的长期战争,就起源于这一时期。亨利被废黜时,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四世 (Guelph IV.) 正在福希海姆 (Forchheim),并起兵反对他。历任教皇都站在归尔甫派一边,反对霍亨斯陶芬家族 (Hohenstaufen) 的皇帝和吉伯林派。
亨利在伦巴第 (Lombardy) 和德国的朋友与支持者深感不满,认为他的屈服是懦弱之举,而教皇的行为则是对德意志民族和王冠的侮辱。他的敌人——少数撒克逊和施瓦本 (Swabian) 的贵族与主教——于1077年3月13日集会于福希海姆,在两位教皇使节在场、却未获得教皇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将德国王冠奉给亨利的姻亲、施瓦本公爵鲁道夫 (Rudolf),但提出了两项重要条件(这两项条件可以追溯到教皇使节的影响):他必须放弃王位世袭的权利主张,并保证教会任命的自由。3月26日,他在美因茨 (Mainz) 由大主教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 加冕,却有种种不祥之兆:祝圣的膏油不够,福音由一个买卖圣职的执事宣读,市民又起而骚乱;鲁道夫不得不与齐格弗里德乘夜逃走,而齐格弗里德从此再未返回。他在德国南部得不到多少支持,便前往萨克森 (Saxony),投奔亨利的敌人。
亨利要求教皇对这个篡夺自己王冠的人施以绝罚,却未能如愿。他拒绝履行先前的承诺,不再保障教皇安全前往德国,仍以国王身份行事,越过阿尔卑斯山,并于1078年8月7日在弗兰肯 (Franconia) 的梅尔里希施塔特 (Melrichstadt) 一战击败鲁道夫;但1080年1月27日,他在图林根 (Thuringia) 米尔海姆 (Mühlheim) 附近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被鲁道夫击败。鲁道夫视此为上帝的裁决,而这一结果也使教皇倾向于支持他。
经过长久的犹豫,格列高利于1080年3月7日在罗马的一次教会会议上,毅然采取了一项即使对身居最高职位者而言也极不寻常的行动。他呼求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援助,向亨利及其所有党羽发出第二次、也更为严厉的绝罚,再次剥夺他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王权,禁止一切信徒服从他,并将德国的王冠(不是意大利的王冠)赐给鲁道夫。这篇讲话既是祈祷,也是叙事和判决,将冷静的思虑与宗教的热忱融为一体。它所依据的信念是:教皇作为彼得和保罗的代表,不仅对教会,而且对世界,都拥有至高的权柄。59
格列高利冒险作出一个后来被历史证明为虚假的预言:在圣彼得与圣保罗纪念日(6月29日)以前,亨利不是丧命,就是失去王位。会议闭幕后,他给鲁道夫送去一顶冠冕(代替亨利所持有的查理曼铁冠),上面刻着一句颇具特色的铭文:——
“Petra dedit Petro, Petrus diadema Rudolpho.”(磐石赐给彼得,彼得将冠冕赐给鲁道夫。)60
此时已不可能和解。亨利以选立一位对立教皇来回应教皇的绝罚。1080年6月26日,约三十位德国和意大利主教在蒂罗尔 (Tyrol) 的布里克森 (Brixen) 召开会议,以野心、贪婪、买卖圣职、巫术和贝伦加尔异端 (Berengarian heresy) 等轻率的罪名废黜格列高利。枢机主教于格·坎迪杜斯 (Hugo Candidus) 和二十七位主教(来自布里克森、班贝格、库尔 (Coire)、弗赖辛 (Freisingen)、洛桑等地)在文件上签名。同时,他们选立已被绝罚的拉文纳 (Ravenna) 大主教维贝尔特 (Wibert) 为教皇,称革利免三世 (Clement III.)。他才干出众,举止庄重,品行无瑕,却落入买卖圣职者和改革之敌的掌握之中。亨利依惯例向他屈膝致敬,承认他的地位,并答应次年春天前往罗马,从他手中领受帝冠。维贝尔特带着教皇的仪仗,以盛大的排场返回拉文纳。
这就是对立教皇与对立国王之间双重内战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一切战争的惨祸。格列高利所倚靠的,是德国的撒克逊人、意大利北部的玛蒂尔达女伯爵,以及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
1080年10月15日,亨利在瑙姆堡 (Naumburg) 附近的埃尔斯特河 (Elster) 畔战败;但鲁道夫也被耶路撒冷的英雄布永的戈德弗鲁瓦 (Godfrey of Bouillon) 击成重伤,61又被另一名敌人砍掉了右手。他当晚便死去,据传临终时喊道:“我就是用这只手向我的主君亨利王宣誓效忠的。”但据另一记载,他听见自己的军队获胜时说:“如今,我甘愿承受主为我所命定的一切。”他的遗体连同断手,一并安葬在梅泽堡 (Merseburg) 的主教座堂里。62
鲁道夫的死使他的胜利变成了失败。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他和对立教皇的审判。他的朋友们直到次年夏天,才就继承人达成一致,选出卢森堡的赫尔曼伯爵 (Count Hermann of Luxemburg),但他后来证明不能胜任。1081年春,亨利率领一支小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要废黜格列高利;而就在几年前,他还曾以忏悔者的身份在卡诺莎求这位教皇赦免。他在伦巴第受到欢迎,击败玛蒂尔达的军队,并于5月21日、五旬节以前抵达罗马城门。格列高利虽危机四伏,却坚如磐石,拒绝一切妥协。在他最后一次大斋期会议(1081年2月底)上,他重申了咒诅,并将那些不遵传召的主教停职。关于这次会议,除了惩戒判决之外,别无所知。他在1081年3月15日致梅斯 (Metz) 主教赫尔曼 (Hermann) 的信中,为自己对待亨利的行为辩护;4月8日,他又警告威尼斯人,不可与亨利及其党羽有任何往来。他说:“我不惧怕恶人的威胁,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肯赞同罪恶。”
亨利未能如愿获罗马人准许入城,又没有围城的准备,便在意大利北部度过夏季;但他在1082年大斋期重返罗马,又于1083年复活节率更大的军队前来,6月攻占该城和圣彼得教堂。格列高利据守圣天使堡,于6月24日再次向亨利及其追随者发出咒诅。亨利则于6月28日使维贝尔特在圣彼得大教堂登上教皇宝座,作为回应;但不久便与维贝尔特离开罗马(7月1日),答应日后再来。他可能已与罗马贵族达成秘密谅解,要与格列高利谋求和平妥协;但教皇毫不让步。1084年春,亨利回来召集会议,废黜并绝罚格列高利。棕枝主日,维贝尔特在拉特兰 (Lateran) 被祝圣为教皇革利免三世,主持者是两位已被绝罚的摩德纳和阿雷佐主教(而不是奥斯蒂亚、阿尔巴诺 (Albano) 和波尔托 (Porto) 的主教)。1084年3月31日复活节,亨利与妻子贝尔塔 (Bertha) 在圣彼得大教堂从他手中领受帝冠。5月21日,他与维贝尔特离开罗马,将守城的责任留给罗马人。他此后再未回来。
与此同时,格列高利召请诺曼首领罗贝尔·吉斯卡尔 (Robert Guiscard),又作维斯卡尔 (Wiscard),前来援助。这个大胆的冒险家率领一支由诺曼人、伦巴第人、阿普利亚人 (Apulians) 和撒拉逊人混合组成的军队,自南方而来,共有步兵三万、骑兵六千。他于1084年5月27日抵达罗马,解救教皇,与他一同进入拉特兰。随后他展开了连蛮族也未曾有过的劫掠和屠杀。半座城市化为废墟;许多教堂被毁,另一些变成堡垒;妇女和少女,甚至修女,都遭到强暴,数千市民被卖为奴。幸存者咒骂教皇及其救援者。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说,诺曼人的残暴为皇帝赢得的人心,比十万枚金币还多。罗马只剩昔日的一个幽影。十多年后,图尔的希尔德贝尔特 (Hildebert of Tours) 到访时,所见的只是这座伟大城市的废墟。63这确是一场可怕的审判,却与几年前格列高利祈求降在亨利身上的审判大不相同。
关于格列高利七世的命运,流传着许多纷乱的消息。他忠实的朋友托斯卡纳 (Tuscany) 女伯爵召集军队,向四方派遣使者,并在德国煽起对亨利的不信任与仇恨。下面这封留存下来的书信,足以证明她对格列高利的热忱:——
“玛蒂尔达——若她还算得上什么,她今日之所是,全凭上帝的恩典——向居住在德意志王国的所有信徒问安。
“我们愿你们知道,伪王亨利偷走了教皇格列高利大人的印玺。因此,若你们听见任何与我们使者所言相反的话,当认定那是虚假的,不要相信亨利的谎言。此外,他还将波尔托主教带走,因为这人从前与教皇大人相熟。他若借助此人,企图对你们或针对你们有所作为,你们务要认清这主教是个假见证人,不要相信那些持相反说辞的人。你们要知道,教皇大人已经攻取苏特里 (Sutri) 和内皮 (Nepi);强盗巴拉巴,也就是亨利的教皇,已经像亨利本人一样逃走了。愿你们平安。务要提防亨利的网罗。”
§ 18. 格列高利七世之死
格列高利重新占有了拉特兰 (Lateran),但他在吉斯卡尔 (Guiscard)、几位枢机和罗马贵族的陪同下,离开了这片凄凉荒芜之地。他先到卡西诺山 (Monte Cassino),然后前往萨莱诺 (Salerno)。从卡诺莎 (Canossa) 沦落到萨莱诺,实在是一条苦路(via dolorosa)。然而,这位年老的教皇虽身体衰残,精神却未被摧折。
1084年底,他再次宣布对亨利和对立教皇的绝罚,并致信德国的信徒,声称诗篇作者所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Quare fremuerunt gentes,《诗篇》2:1、2)已经应验:世上的君王起来反叛基督和他的使徒彼得,企图毁灭基督教,却不能诱惑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呼吁他们,若愿获得罪的赦免和永远的救恩,就当起来援救教会。这是他最后留下的书面文献。
他的心智始终清明坚定,直至生命终结。他推荐卡西诺山的枢机德西德里乌斯 (Desiderius),即维克托三世 (Victor III.),为自己的继承人;其次是奥斯蒂亚 (Ostia) 主教奥托 (Otto),即乌尔班二世 (Urban II.)。他赦免了所有仇敌,唯独亨利和“使徒教座的篡夺者”维贝尔特 (Wibert) 除外。64他于1085年5月25日去世,临终的话最能表达他一生公开事业和品格的意义:“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此我死于流亡。”65一位主教说:“不,你既是基督及其使徒的代理者,已经得了列国为基业,地极为田产,就不可能死于流亡。”(《诗篇》2:8)
他的保护者罗贝尔·吉斯卡尔 (Robert Guiscard) 在数周之后去世(1085年7月17日)。
格列高利的遗体身着教皇礼服,葬于萨莱诺的圣马太教堂 (church of St. Matthew),这座教堂不久前才由他祝圣。起初,他的墓上只有一块朴素的石碑,后来普罗奇达的约翰 (John of Procida)——虽是热心的吉伯林派 (Ghibelline) 人士——在墓上建造了一座华丽的礼拜堂。661584年5月25日,格列高利十三世 (Gregory XIII.) 未经正式封圣,便将他的名字列入圣徒历;1609年,保罗五世 (Paul V.) 下令为这位新圣徒设立瞻礼;1728年,本笃十三世 (Benedict XIII.) 又下令普遍举行这一瞻礼。德国皇帝、法国国王以及其他君主反对举行庆典;然而,若曾有一位教皇因献身于教皇的神权政治而配得封圣,那就是希尔德布兰德。1885年5月25日,罗马教会举行了他逝世八百周年纪念。
格列高利在他自己的时代以及此后的岁月中,既受到最高的赞誉,也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近代历史学家一致肯定他对自己信念的真诚与勇气,并承认他的动机和目标纯洁而崇高。他是中世纪教皇绝对权力与皇帝绝对权力相抗衡的典型代表。他兼具个人的正直、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修士对尘世的蔑视。他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以旧约的神权政治观念为依归,对福音自由的精神却毫无认识。他是一个铁血人物,一位严峻的修士;当他以罗马教阶制度首脑的身份行使职权时,温情无法打动他;然而,他对待贝伦加尔 (Berengar) 却显出异乎寻常的宽宏,并曾抗议使用酷刑。他的虔诚全然倾注于对教阶制度、圣彼得和童贞女马利亚的献身。他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并赞成为罗马教会的胜利发动内战。
他愿意为自己所拥护的崇高原则押上性命。从来没有一位教皇像他那样频繁使用“公义”一词,也从来没有一位教皇像他那样频繁地以战争来比喻自己所投身的斗争。67从来没有人比他更确信自己的事业是正当的。他从圣经中寻找权威,并广泛援引经文来说服他人;有些经文被他反复引用,例如《撒母耳记上》15:23,在他的著作中就引用了十九次。68他在《马太福音》16:18中找到了教皇至上权的确凿根据,并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不受彼得继承者的管辖。69作为教皇绝对权力的倡导者和道德改革者,他给罗马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实践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即使在我们最不能赞同他观点的地方,我们仍可钦佩这位具有无畏勇气和道德信念的人。
他的精神至今仍活动于教廷 (curia) 之中;教廷固守神权政治理论,却无力将其付诸实践。1864年教皇颁布的《谬误纲要》(Syllabus) 否认“罗马教皇曾超越其权力的界限”(§ V. 23),并断言,在“有争议的管辖权问题上”,教会高于国家(§ VI. 54)。利奥十三世 (Leo XIII.) 关于政治与教会事务的通谕(《不朽的上帝》〔Immortale Dei〕,1885年11月1日;《自由——自然最卓越的恩赐》〔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 naturae donum〕,1888年6月20日),虽然措辞温和而谨慎,实质上仍重申了格列高利的政教关系理论。
兰克 (Ranke) 在晚年这样论述格列高利:70“他的教阶体系所依据的努力,是要使教士阶层成为人类一切生活的基础。这就使其两项独特而根本的原则变得可以理解:命令教士独身,以及禁止世俗授职权。前者旨在将下级教士塑造成一个与人类社会中一切个人和家庭关系相隔绝的团体;后者旨在确保高级教士不受世俗权力的任何干涉。这位伟大的教阶领袖,对于自己立足的纲领,经过了周密的思考。他满足了那个时代的一种要求,即将祭司看作仿佛属于更高等秩序的存在。他所说的一切,都显出尊严、力量和逻辑上的连贯……他的活动无所不及,极富人性的色彩,同时又包容宗教的理想。教阶原则构成了他真正的生命。”
格雷戈罗维乌斯 (Gregorovius) 对格列高利与拿破仑 (Napoleon) 作了持续而详尽的比较,赞扬格列高利的天才和道德力量。他说:71“格列高利继承了教皇制自古以来的目标。然而,他作为统治者和政治家的无比天才,却是他自己独有的;无论古代罗马还是近代,都没有人在革命的胆魄上达到过他的程度……他临终的话揭示了他伟大而刚毅的品格的根本基础。这位精神伟大、品格几乎无与伦比的人,理当在世上的统治者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人以猛烈却有益的影响推动了世界。然而,宗教因素将他提升到一个远高于世俗君主所属的境界。在格列高利身旁,拿破仑显得思想极其贫乏。”
让我们希望,格列高利内心多少感受过那种基督徒的爱与谦和;他在致梅斯 (Metz) 大主教赫尔曼 (Hermann) 的一封信中,最后正是以称颂这两种美德作结,72而这封信又是他对教皇绝对权力所作最激烈的表述。他写道:“若忽略了爱的美德,无论一个人行了什么善事,他都将全然缺少救恩的果实。要谦卑地行这些事,并且照我们所当行的爱上帝和邻舍,先决条件乃是蒙那位曾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者的怜悯。凡谦卑跟随他的人,都将从那终必消逝的顺服之国,进入永远长存的真正自由之国。”
Original Text
CHAPTER II. GREGORY VII, 1073–1085.
See literature in § 3.
§ 10. Hildebrand elected Pope. His Views on the Situation.
Alexander II. died April 21, 1073, and was buried in the basilica of St. John in Lateran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city, usually so turbulent after the death of a pope, was tranquil. Hildebrand ordered a three days’ fast with litanies and prayers for the dead, after which the cardinals were to proceed to an election. Before the funeral service was closed, the people shouted, "Hildebrand shall be pope!" He attempted to ascend the pulpit and to quiet the crowd, but Cardinal Hugo Candidus anticipated him, and declared:, "Men and brethren, ye know how since the days of Leo IX. Hildebrand has exalted the holy Roman Church, and defended the freedom of our city. And as we cannot find for the papacy a better man, or even one that is his equal, let us elect him, a clergyman of our Church, well known and thoroughly approved amongst us." The cardinals and clergy exclaimed in the usual formula, "St. Peter elects Gregory (Hildebrand) pope."(1)
This tumultuary election was at once legalized by the cardinals. He was carried by the people as in triumph to the church of S. Petrus ad Vincula, clothed with the purple robe and tiara, and declared elected, as "a man eminent in piety and learning, a lover of equity and justice, firm in adversity, temperate in prosperity, according to the apostolic precept (1 Tim. 3:2), ’without reproach ... temperate, soberminded, chaste, given to hospitality, ruling his house well’ ... already well brought up and educated in the bosom of this mother Church, for his merits advanced to the office of archdeacon, whom now and henceforth we will to be called Gregory, Pope, and Apostolic Primate."(2)
It was eminently proper that the man who for nearly a quarter of a century had been the power behind the throne, should at last be pope in name as well as in fact. He might have attained the dignity long before, if he had desired it. He was then about sixty years old, when busy men begin to long for rest. He chose the name Gregory in memory of his departed friend whom he had accompanied as chaplain into exile, and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empire in the affairs of the Church.(3) He did not ask the previous confirmation of the emperor, but he informed him of his election, and delayed his consecration long enough to receive the consent of Henry IV., who in the meantime had become emperor. This was the last case of an imperial confirmation of a papal election.(4)
Hildebrand was ordained priest, May 22, and consecrated pope, June 29, without any opposition. Bishop Gregory of Vercelli, the German chancellor of Italy, attended the consecration. The pope informed his friends, distinguished abbots, bishops, and princes of his election; gave expression to his feelings and views on his responsible position, and begged for their sympathy and prayers.(5)
He was overwhelmed, as he wrote to Duke Godfrey of Lorraine (May 6, 1073), by the prospect of the task before him; he would rather have died than live in the midst of such perils; nothing but trust in God and the prayers of good men could save him from despair; for the whole world was lying in wickedness; even the high officers of the Church, in their thirst for gain and glory, were the enemies rather than the friends of religion and justice. In the second year of his pontificate, he assured his friend Hugo of Cluny (Jan. 22, 1075) that he often prayed God either to release him from the present life, or to use him for the good of mother Church, and thus describes the lamentable condition of the times: —
"The Eastern Church fallen from the faith, and attacked by the infidels from without. In the West, South, or North, scarcely any bishops who have obtained their office regularly, or whose life and conduct correspond to their calling, and who are actuated by the love of Christ instead of worldly ambition. Nowhere princes who prefer God’s honor to their own, and justice to gain. The Romans, Longobards, and Normans among whom I live, as I often told them, are worse than Jews and heathens. And when I look to myself, I feel oppressed by such a burden of sin that no other hope of salvation is left me but in the mercy of Christ alone."(6)
This picture is true, and we need not wonder that he often longed to retire to the quiet retreat of a convent. He adds in the same letter that, if it were not for his desire to serve the holy Church, he would not remain in Rome, where he had spent twenty years against his wish. He was thus suspended between sorrow and hope, seized by a thousand storms, living as a dying man. He compared himself to a sailor on the high seas surrounded by darkness. And he wrote to William the Conqueror, that unwillingly he had ascended into the ship which was tossed on a billowy sea, with the violence of the winds and the fury of storms with hidden rocks beneath and other dangers rising high in air in the distance.(7)
The two features which distinguished Gregory’s administration were the advocacy of papal absolutism and the promotion of moral reforms. In both these respects Gregory left an abiding impression upon the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Latin Christendom. Even where we do not share his views we cannot help but admire his moral force and invincible courage.
§ 11. The Gregorian Theocracy.
The Hildebrandian or Gregorian Church ideal is a theocracy based upon the Mosaic model and the canon law. It is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the Church in this world, commanding respect and obedience by her moral purity and ascetic piety. By the Church is meant the Roman Catholic organization headed by the pope as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is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is identified with the Kingdom of God, in which men are saved from sin and death, and outside of which there is no ordinary salvation. No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Kingdom, nor between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Church. The Holy, Catholic, Apostolic, Roman Church has been to popes as visible and tangible as the German Empire, or the Kingdom of France, or the Republic of Venice. Besides this Church no other is recognized, not even the Greek, except as a schismatic branch of the Roman.
This ideal is the growth of ages. It was prepared for by pseudo-Isidor in the ninth, and by St. Augustine in the fifth century.
St. Augustine, the greatest theological authority of the Middle Ages, first identified the visible Catholic Church with the City or Kingdom of God. In his great apologetic work, De Civitate Dei, he traced the relation of this Kingdom to the changing and passing kingdoms of this world, and furnished, we may say, the programme of the mediaeval theocracy which, in theory, is adhered to by the Roman Church to this day.(8) But Augustine was not an ecclesiastic like Cyprian and the popes. He was more interested in theology than Church policy; he had little to say about the papacy, and made a suggestiv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rue body of Christ" and "the mixed body of Christ," which led the way to the Protestant distinction (first made by Zwingli) between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Church.(9) In the Hildebrandian controversy he is quoted by both parties, and more frequently than any other father; but neither Gregory nor his most zealous adherents could quote Augustine in favor of their hierocratic theory of the apostolic right to depose temporal sovereigns.
The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went further: they identified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the dominion of the papal hierarchy, and by a series of literary fictions carried this system back to the second century;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Oriental Church never recognized the claims of the bishops of Rome beyond that of a mere primacy of honor among equal patriarchs.
Gregory VII. actualized this politico-ecclesiastical system more fully than any previous pope, and as far as human energy and prudence would admit. The glory of the Church was the all-controlling passion of his life. He held fast to it in the darkest hours, and he was greatest in adversity. Of earlier popes, Nicolas I. and Leo I. came nearest to him in lofty pretensions. But in him papal absolutism assumed flesh and blood. He was every inch a pope. He anticipated the Vatican system of 1870; in one point he fell short of it, in another point he went beyond it. He did not claim infallibility in theory, though he assumed it in fact; but he did claim and exercise, as far as he could, an absolute authority over the temporal powers of Christendom, which the popes have long since lost, and can never regain.
Hildebrand was convinced that, however unworthy personally, he was, in his official character, the successor of Peter, and as such the vicar of Christ in the militant Church.(10) He entirely identified himself with Peter as the head of the apostolic college, and the keeper of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but he forgot that in temporal affairs Peter was an humble subject under a hostile government, and exhorted the Christians to honor the king (1 Pet. 2:17) at a time when a Nero sat on the throne. He constantly appealed to the famous words of Christ, Matt. 16:18, 19, as if they were said to himself. The pope inherits the lofty position of Peter. He is the Rock of the Church. He is the universal bishop, a title against which the first Gregory protested as an anti-Christian presumption. He is intrusted with the care of all Christendom (including the Greek Church, which never acknowledged him). He has absolute and final jurisdiction, and is responsible only to God, and to no earthly tribunal. He alone can depose and reinstate bishops, and his legates take precedence of all bishops. He is the supreme arbiter in questio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the whole Christian world. He is above all earthly sovereigns. He can wear the imperial insignia. He can depose kings and emperors, and absolve subjects from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unworthy sovereigns.
These and similar claims are formulated in a document of twenty-seven brief propositions preserved among Gregory’s letters, which are of doubtful genuineness, but correctly express his views,(11) and in a famous letter to Hermann, bishop of Metz.
Among his favorite Scripture quotations, besides the prophecy about Peter (Matt. 16:18, 19), are two passage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Samuel to Saul, which suited his attitude to rebellious kings (1 Sam. 15:23): "Rebellion is as the sin of witchcraft, and stubbornness is as idolatry and teraphim; because thou hast rejected the word of the Lord, he has also rejected thee from being king;" an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Jeremiah (48:10): "Cursed be he that doeth the work of the Lord negligently, and cursed be he that keepeth back his sword from blood." He meant the spiritual sword chiefly, but also the temporal, if necessary. He would have liked to lead an army of soldiers of St. Peter for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and the subjection of all rebellious monarchs. He projected the first crusade, which his second successor carried out.
We must consider more particularly his views on the rel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Public opinion in the Middle Ages believed neither in co-ordination nor separation of the two powers, but in the subordination of one to the other on the basis of union. Church and State were inseparably interwoven from the days of Charlemagne and even of Constantine, and both together constituted the Christian commonwealth, respublica Christiana. There was also a general agreement that the Church was the spiritual, the State, the temporal power.
But the parties divided on the question of the precise boundary line.(12) The papal party maintained the theocratic superiority of the Church over the State: the imperial party maintained the caesaropapistic superiority of the State, or at least the equality of the two powers. It was a conflict between priestcraft and statecraft, between sacerdotium and imperium, the clergy and the laity. The imperialists emphasized the divine origin and superior antiquity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to which even Christ and the Apostles were subject; the hierarchical party disparaged the State, and put the Church above it even in temporal affairs, when they conflicted with the spiritual. Emperors like Otto I. and Henry III. deposed and elected popes; while popes like Gregory VII. and Innocent III. deposed and elected emperors.
Gregory compares the Church to the sun, the State to the moon, which borrows her light from the sun.(13) The episcopal dignity is above the kingly and imperial dignity, as heaven is above the earth. He admits the necessity of the State for the temporal government of men; but in his conflict with the civil power he takes the pessimistic view that the State is the product of robbery, murder, and all sorts of crimes, and a disturbance of the original equality, which must be restored by the priestly power. He combined the highest view of the Church and the papacy with the lowest view of the State and the empire.(14)
His theory of the papal power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explicitly stated than when, writing to Sancho, king of Aragon, he said that Jesus, the king of glory, had made Peter lord over the kingdoms of the world. This principle he consistently acted upon.(15) Henry IV. of Germany he twice deposed and absolved his subjects from allegiance to him. He concluded his second excommunication of Henry IV., at the synod in Lent, March 7, 1080, with this startling peroration: —
"And now, O ye princes and fathers, most holy Apostles Peter and Paul, deal ye with us in such wise that all the world may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having the power to bind and to loose in heaven, you have the like power to take away empires, kingdoms, principalities, duchies, marquisates, earldoms, and all manner of human rights and properties .... Having such mighty power in spiritual things, what is there on earth that may transcend your authority in temporal things? And if ye judge the angels, who are high above the proudest of princes, what may ye not do unto those beneath them? Let the kings and princes of the earth know and feel how great ye are—how exalted your power! Let them tremble to despise the commands of your Church!
"But upon the said Henry do judgment quickly, that all men may know that it is not by fortune or chance, but by your power, that he has fallen! May he thus be confounded unto repentance, that his soul may be saved in the day of the Lord!"
This is the extreme of hierarchical arrogance and severity. Gregory always assumed the air of supreme authority over kings and nobles as well as bishops and abbots, and expects from them absolute obedience.
Sardinia and Corsica he treated as fiefs.(16) To the Spanish princes, in 1073, he wrote that from of old Spain had belonged to St. Peter, and that it belonged to no mortal man but to the Apostolic see. For had not the Holy See made a grant of Spanish territory to a certain Evulus on condition of his conquering it from pagan hands?(17) Alfonso of Castile and Sancho of Aragon, he reminded that St. Paul had gone to Spain and that seven bishops, sent by Paul and Peter, had founded the Christian Church in Spain.(18) Philip I., king of France, he coolly told, that every house in his kingdom owed Peter’s Pence, and he threatened the king, in case he did not desist from simony, to place his realm under the interdict.(19) A few months later in a letter to Manasses, archbishop of Rheims, he called the king a rapacious wolf, the enemy of God and religion.(20) He summoned the king of Denmark, Sueno, to recognize the dependence of his kingdom upon Rome and to send his son to Rome that he might draw the sword against the enemies of God, promising the son a certain rich province in Italy for his services.(21) Boleslav, duke of Poland, he admonished to pay certain monies to the king of Russia, whose son, as we are informed in another letter, had come to Rome, to secure his throne from the pope.(22) The Hungarian king, Solomon, was reminded that King Stephen had given his kingdom to St. Peter and that it belonged of right to Rome, (23) and he was sharply rebuked for having received his crown from the king of the Germans as a fief and not having sought it from Rome. On Demetrius, duke of Dalmatia, Gregory conferred the royal title on condition of his rendering a yearly payment of two hundred pieces of silver to himself and his papal successors. To Michael, Byzantine emperor, he wrote, expressing the hope that the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as a true daughter might be reconciled to its mother, the Church of Rome.(24) In other communications to the emperor, Gregory made propositions concerning a crusade to rescue the Holy Land.
For William the Conqueror, Gregory expressed great affection, addressing him as "best beloved," carissime, but solemnly reminded him that he owed his promotion to the throne of England to the favor of the Roman see and bidding him be prompt in the payment of Peter’s Pence.(25) The proud Englishman replied that he owed his crown to God and his own sword, not to the pope. He was willing to pay Peter’s Pence which his predecessors had paid, but fealty he refused to pay as his predecessors had refused to pay it.(26)
Unbiblical and intolerable as is Hildebrand’s scheme of papal absolutism as a theory of abiding validity, for the Middle Ages it was better that the papacy should rule. It was, indeed, a spiritual despotism; but it checked a military despotism which was the only alternative, and would have been far worse. The Church, after all, represented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interests over against rude force and passions. She could not discharge her full duty unless she was free and independent. The princes of the Middle Ages were mostly ignorant and licentious despots; while the popes, in their official character, advocated the cause of learning, 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and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It was a conflict of moral with physical power, of intelligence with ignorance, of religion with vice.
The theocratic system made religion the ruling factor in mediaeval Europe, and gave the Catholic Church an opportunity to do her best. Her influence was, upon the whole, beneficial. The enthusiasm for religion inspired the crusades, carried Christianity to heathen savages, built the cathedrals and innumerable churches, founded the universities and scholastic theology, multiplied monastic orders and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checked wild passions, softened manners, stimulated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preserved ancient classical and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promoted civilization. The papacy struck its roots deep in the past, even as far back as the second century. But it was based in part on pious frauds, as the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 and the fals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The mediaeval theocracy was at best a carnal anticipation of the millennial reign, when all the kingdoms of this world shall obey the peaceful sceptre of Christ. The papacy degenerated more and more into a worldly institution and an intolerable tyranny over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men. Human nature is too noble to be ruled by despotism, and too weak to resist its temptations. The State has divine authority as well as the Church, and the laity have rights as well as the clergy. These rights came to the front as civilization advanced and as the hierarchy abused its power. It was the abuse of priestly authority for the enslavement of men, the worldliness of the Church, and the degradation and profanation of religion in the traffic of indulgences, which provoked the judgment of the Reformation.
§ 12. Gregory VII. as a Moral Reformer. Simony and Clerical Marriage.
Gregory VII. must be viewed not only as a papal absolutist, but also as a moral reformer. It is the close connection of these two characters that gives him such pre-eminence in history, and it is his zeal for moral reform that entitles him to real respect; while his pretension to absolute power he shares with the most worthless popes.
His Church ideal formed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Church, and he could not actualize it without raising the clergy from the deep slough of demoralization to a purer and higher plane.
His reforms were directed against simony and Nicolaitism. What he had done as Hildebrand, by way of advice, he now carried out by official authority.
In the war on simony he was altogether righ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rotestant as well as Roman Catholic ethics. The traffic in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was an unmitigated nuisance and scandal, and doubly criminal if exercised by bishops and popes.
In his war on Nicolaitism, Gregory was sustained by ancient laws of the Roman Church, but not by the genuine spirit of Christianity. Enforced clerical celibacy has no foundation in the Bible, and is apt to defeat the sacerdotal ideal which it was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real power and usefulness of the clergy depend upon its moral purity, which is protected and promoted by lawful matrimony, the oldest institution of God, dating from the paradise of innocence.
The motives of Gregory in his zeal for sacerdotal celibacy were partly monkish and partly hierarchical. Celibacy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s ascetic ideal of a priest of God, who must be superior to carnal passions and frailties, wholly devote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Church, distracted by no earthly cares, separated from his fellow-men, and commanding their reverence by angelic purity. Celibacy, moreover, was an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of the freedom of the hierarchy. He declared that he could not free the Church from the rule of the laity unless the priests were freed from their wives. A married clergy is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by social ties, and concerned for the support of the family; an unmarried clergy is independent, has no home and aim but the Church, and protects the pope like a standing army.
Another motive for opposing clerical marriage was to prevent the danger of a hereditary caste which might appropriate ecclesiastical property to private uses and impoverish the Church. The ranks of the hierarchy, even the chair of St. Peter, were to be kept open to self-made men of the humblest classes, but closed against hereditary claimants. This was a practical recogni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in contrast with the aristocratic feudalism of the Middle Ages. Hildebrand himself, who rose from the lowest rank without patronage to the papal throne, was the best illustration of this clerical democracy.
The power of the confessional, which is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priesthood, came to the aid of celibacy. Women are reluctant to intrust their secrets to a priest who is a husband and father of a family.
The married priests brought forward the example of the priest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is argument Damiani answered by saying that the Hebrew priest was forbidden to eat before offering sacrifices at the altar. How much more unseemly it would be for a priest of the new order to soil himself carnally before offering the sacraments to God! The new order owed its whole time to the office and had none left for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life (1 Cor. 7:32). Only an unmarried man who refuses to gratify carnal lusts can fulfil the injunction to be a temple of God and avoid quenching the Spirit (Eph. 4:30; 1 Thess. 5:19).(27)
These motives controlled also the followers of Gregory and the whole hierarchy, and secured the ultimate triumph of sacerdotal celibacy. The question of abolishing it has from time to time been agitated, and in the exceptional cases of the Maronites and United Greeks the popes have allowed single marriage in deference to old custom and for prudential reasons. Pope Pius II., before he ascended the papal chair (1458–1464), said that good reasons required the prohibition of clerical marriage, but better reasons required its restoration. The hierarchical interest, however, has always overruled these better reasons.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advantages of clerical celibacy, its evils were much greater. The sexual immorality of the clerg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undermined the respect of the people for their spiritual guides, and was one of the chief causes of the Reformation, which restored honorable clerical marriage, created a pastoral home with its blessings, and established the supremacy of conscience over hierarchical ambi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zealous reformer like Gregory, the morals of the clergy were certainly in a low condition. No practice did he condemn with such burning words as the open marriage of priests or their secret cohabitation with women who were to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their wives. Contemporary writers like Damiani, d. 1072, in his Gomorrhianus, give dark pictures of the lives of the priests. While descriptions of rigid ascetics are to be accepted with caution, the evidence abounds that in all parts of Latin Christendom the law of priestly celibacy was ignored.(28) Modern Catholic historians, like Hefele(29) and Funk,(30) (do not hesitate to adduce the proofs of this state of affairs. The pope Benedict IX., according to friendly testimony, was thinking of taking a wife openly.(31) The legislation, opening with the canons of the Roman synod of 1049 held by Leo IX., and emphasized at the Roman synod of 1059 held under Nicholas II., was given by Gregory VII. such a prominence that one might have supposed the very existence of the Church depended upon the enforcement of clerical celibacy. There were bishops even in Italy who openly permitted the marriage of priests, as was the case with Kunibert of Turin.(32) In Germany, Bishop Poppo of Toul did not conceal his quasi-marital relations which Gregory denounced as fornication,(33) and the bishops of Spires and Lausanne had hard work clearing themselves in public synods from a like charge. Married priests were denominated by synods and by Gregory VII. as "incontinent" or "concubinary priests."(34) Gregory spoke of Germany as afflicted with the "inveterate disease of clerical fornication."(35) And what was true of Italy and Germany was true of England.
§ 13. The Enforcement of Sacerdotal Celibacy.
Literature, special works: Henry C. Lea: A Hist. Sketch of Sacerdotal Celibacy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Phil. 1867, 2d ed. Boston, 1884.—A. Dresdner: Kultur und Sitten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Geistlichkeit im 10 und 11 Jahrhundert, Berlin, 1890.—Mirbt: Publizistik, pp. 239–342; Hefele, V. 20 sqq. The chief contemporary sources are Damiani de coelibatu sacerdotum, addressed to Nicolas II. and Gomorrhianus, commended by Leo IX., and other writings,—Gregory VII.’s Letters. Mirbt gives a survey of this literature, pp. 274–342.
Gregory completed, with increased energy and the weight of official authority, the moral reform of the clergy as a means for securing the freedom and power of the Church. He held synod after synod, which passed summary laws against simony and Nicolaitism, and denounced all carnal connection of priests with women, however legitimate, as sinful and shameful concubinage. Not contented with synodical legislation, he sent letters and legates into all countries with instructions to enforce the decrees. A synod in Rome, March, 1074, opened the war. It deposed the priests who had bought their dignity or benefices, prohibited all future sacerdotal marriage, required married priests to dismiss their wives or cease to read mass, and commanded the laity not to attend their services. The same decrees had been passed under Nicolas II. and Alexander II., but were not enforced. The forbidding of the laity to attend mass said by a married priest, was a most dangerous, despotic measure, which had no precedent in antiquity. In an encyclical of 1079 addressed to the whole realm of Italy and Germany, Gregory used these violent words, "If there are presbyters, deacons, or sub-deacons who are guilty of the crime of fornication (that is, living with women as their wives), we forbid them, in the name of God Almighty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St. Peter, entrance into the churches, introitum ecclesiae, until they repent and rectify their conduct."
These decrees caused a storm of opposition. Many clergymen in Germany, as Lambert of Hersfeld reports, denounced Gregory as a madman and heretic: he had forgotten the words of Christ, Matt. 19:11, and of the Apostle, 1 Cor. 7:9; he wanted to compel men to live like angels, and, by doing violence to the law of nature, he opened the door to indiscriminate licentiousness. They would rather give up their calling than their wives, and tauntingly asked him to look out for angels who might take their place. The bishops were placed in a most embarrassing position. Some, like Otto of Constance, sympathized with the married clergy; and he went so far as to bid his clergy marry.(36) Others, like St. Altmann of Passau, were enthusiasts for sacerdotal celibacy. Others, like Siegfrid of Mainz, took a double attitude.(37) Archbishop Anno of Cologne agreed with the Hildebrandian principle, but deemed it impracticable or inopportune. When the bishops lacked in zeal, Gregory stirred up the laity against the simoniacal and concubinary priests. He exhorted a certain Count Albert (October, 1074) to persist in enforcing the papal orders, and commanded Duke Rudolf of Swabia and Duke Bertolf of Carinthia, January, 1075, to prevent by force, if necessary, the rebellious priests from officiating, no matter what the bishops might say who had taken no steps to punish the guilty. He thus openly encouraged rebellion of the laity against the clergy, contrary to 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hierarchy. He acted on the maxim that the end sanctifies the means. Bishop Theodoric of Verdun, who at first sided in the main with Gregory, but was afterwards forced into the ranks of his opponents, openly reproached him for these most extraordinary measures as dangerous to the peace of the Church, to the safety of the clerical order, and even to the Christian faith. Bishop Henry of Spires denounced him as having destroyed the episcopal authority, and subjected the Church to the madness of the people. When the bishops, at the Diet of Worms, deposed him, January, 1076, one of the reasons assigned was his surrender of the Church to the laity.
But the princes who were opposed to Henry IV. and deposed him at Tribur (1076), professed great zeal for the Roman Church and moral reform. They were stigmatized with the Milanese name of Patarini. Even Henry IV., though he tacitly protected the simoniacal and concubinary clergy and received their aid, never ventured openly to defend them; and the anti-pope Clement III., whom he elected 1080, expressed with almost Hildebrandian severity his detestation of clerical concubinage, although he threatened with excommunication the presumptuous laymen who refused to take the sacrament from immoral priests. Bishop Benzo, the most bitter of imperialists, did not wish to be identified with the Nicolaitan heretics.
A contemporary writer, probably a priest of Treves, gives a frightful picture of the immediate results of this reform, with which he sympathized in principle. Slaves betrayed masters and masters betrayed slaves, friends informed against friends, faith and truth were violated, the offices of religion were neglected, society was almost dissolved. The peccant priests were exposed to the scorn and contempt of the laity, reduced to extreme poverty, or even mutilated by the populace, tortured and driven into exile. Their wives, who had been legally married with ring and religious rites, were insulted as harlots, and their children branded as bastards. Many of these unfortunate women died from hunger or grief, or committed suicide in despair, and were buried in unconsecrated earth. Peasants burned the tithes on the field lest they should fall into the hands of disobedient priests, trampled the host under foot, and baptized their own children.(38)
In England, St. Dunsta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d. 988, had anticipated the reforms of Hildebrand, but only with temporary success. William the Conqueror made no effort to enforce sacerdotal celibacy, except that the charge of concubinage was freely used as a pretext for removing Anglo-Saxon prelates to make room for Norman rivals. Lanfranc of Canterbury was a Hildebrandian, but could not prevent a reformatory council at Winchester in 1076 from allowing married priests to retain their wives, and it contented itself with the prohibition of future marriages. This prohibition was repeated at a council held in London, 1102, when Anselm occupied the see of Canterbury. Married priests were required to dismiss their wives, and their children were forbidden to inherit their fathers’ churches. A profession of chastity was to be exacted at ordination to the subdiaconate and the higher orders. But no punishment was prescribed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se canons. Anselm maintained them vigorously before and after his exile. A new council, called by King Henry at London, 1108, a year before Anselm’s death, passed severe laws against sacerdotal marriage under penalties of deposition, expulsion from the Church, loss of property, and infamy. The temporal power was pledged to enforce this legislation. But Eadmer, the biographer of Anselm, sorrowfully intimates that the result was an increase of shocking crimes of priests with their relatives, and that few preserved that purity with which Anselm had labored to adorn his clergy.
In Spain, which was as much isolated from the Continent by the Pyrenees as England by the sea, clerical celibacy was never enforced before this period. The Saracenic invasion and subsequent struggles of the Christians were unfavorable to discipline. A canon of Compostella, afterwards bishop of Mondonego, describes the contemporary ecclesiastics at the clos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as reckless and violent men, ready for any crime, prompt to quarrel, and occasionally indulging in mutual slaughter. The lower priests were generally married; but bishops and monks were forbidden by a council of Compostella, in 1056, all intercourse with women, except with mothers, aunts, and sisters wearing the monastic habit. Gregory VII. sent a legate, a certain Bishop Amandus, to Spain to introduce his reforms, 1077. A council at Girona, 1078, forbade the ordination of sons of priests and the hereditary transmission of ecclesiastical benefices. A council at Burgos, 1080, commanded married priests to put away their wives. But this order seems to have been a dead letter until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hen the code of laws drawn up by Alfonso the Wise, known as "Las Siete Partidas," punished sacerdotal marriage with deprivation of function and benefice, and authorized the prelates to command the assistance of the secular power in enforcing this punishment. "After this we hear little of regular marriage, which was replaced by promiscuous concubinage or by permanent irregular unions."(39)
In France the efforts of reform made by the predecessors of Gregory had little effect. A Paris synod of 1074 declared Gregory’s decrees unbearable and unreasonable.(40) At a stormy synod at Poitiers, in 1078, his legate obtained the adoption of a canon which threatened with excommunication all who should listen to mass by a priest whom they knew to be guilty of simony or concubinage. But the bishops were unable to carry out the canon without the aid of the secular arm. The Norman clergy in 1072 drove the archbishop of Rouen from a council with a shower of stones. William the Conqueror came to his aid in 1080 at a synod of Lillebonne, which forbade ordained persons to keep women in their houses. But clerical marriages continued, the nuptials were made public, and male children succeeded to benefices by a recognized right of primogeniture. William the Conqueror, who assisted the hopeless reform in Normandy, prevented it in his subject province of Britanny, where the clergy, as described by Pascal II.,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ere setting the canons at defiance and indulging in enormities hateful to God and man.
At last, the Gregorian enforcement of sacerdotal celibacy triumphed in the whole Roman Church, but at the fearful sacrifice of sacerdotal chastity. The hierarchical aim was attained, but not the angelic purity of the priesthood. The private morals of the priest were sacrificed to hierarchical ambition. Concubinage and licentiousness took the place of holy matrimony. The acts of councils abound in complaints of clerical immorality and the vices of unchastity and drunkenness. "The records of the Middle Ages are full of the evidences that indiscriminate license of the worst kind prevailed throughout every rank of the hierarchy."6(41) The corruption again reached the papacy, especial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John XXIII. and Alexander VI. rivaled in wickedness and lewdness the worst popes of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 14. The War over Investiture.
The other great reform-scheme of Gregory aimed at the 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the Church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secular power. His conception of the freedom of the Church meant the slavery of the State. The State exercised control over the Church by selling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or the practice of simony, and by the investiture of bishops and abbots; that is, by the bestowal of the staff and ring.(42) These were the insignia of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the staff or crosier was the symbol of the spiritual rule of the bishop, the ring the symbol of his mystical marriage with the Church.
The feudal system of the Middle Ages, as it developed itself among the new races of Europe from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rested on land tenure and the mutual obligations of lord and vassal, whereby the lord, from the king down to the lowest landed proprietor, was bound to protect his vassal, and the vassal was bound to serve his lord. The Church in many countries owned nearly or fully one-half of the landed estate, with the right of customs, tolls, coinage of money, etc., and was in justice bound to bear part of the burden attached to land tenure. The secular lords regarded themselves as the patrons of the Church, and claimed the right of appointing and investing its officers, and of bestowing upon them, not only their temporalia, but also the insignia of their spiritual power. This was extremely offensive to churchmen. The bishop, invested by the lord, became his vassal, and had to swear an oath of obedience, which implied the duty of serving at court and furnishing troop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country. Sometimes a bishop had hardly left the altar when his liege-lord commanded him to gird on the sword. After the death of the bishop, the king or prince used the income of the see till the election of a successor, and often unduly postponed the election for his pecuniary benefit, to the injury of the Church and the poor. In the appointments, the king was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social, or pecuniary considerations, and often sold the dignity to the highest bidder, without any regard to intellectual or moral qualifications. The right of investiture was thu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rying abuse of simony, and its chief source.
No wonder that Gregory opposed this investiture by laymen with all his might. Cardinal Humbert had attacked it in a special book under Victor II. (1057), and declared it an infamous scandal that lay-hands, above all, female hands, should bestow the ring and crosier. He insisted that investiture was a purely spiritual function, and that secular princ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functions that have something sacramental about them. They even commit sacrilege by touching the garments of the priest. By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investiture, princes, who are properly the defenders of the Church, had become its lords and rulers. Great evils had arisen out of this practice, especially in Italy, where ambitious priests lingered about the antechambers of courts and practised the vice of adulation, vitium adulationis.(43)
The legislation against lay appointments was opened at the Synod of Rheims, 1049,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eo IX. It declared that no priest should be promoted to office without the election of clergy and people. Ten years later, 1059, the Synod of Rome pronounced any appointment of cleric or presbyter to benefice invalid, which was made by a layman.(44) The following year, 1060, the French synods of Tours and Vienne extended the prohibition to bishops. It remained for Gregory to stir up all Europe over the question who had the right of investiture.
By abolishing this custom, Gregory hoped to emancipate the clergy from the vassalage of the State, and the property of the Church from the feudal supervision of the prince, as well as to make the bishops the obedient servants of the pope.
The contest continued under the following popes, and was at last settled by the compromise of Worms (1122). The emperor yielded only in part; for to surrender the whole property of the Church to the absolute power of the pope, would have reduced civil government to a mere shadow. On the other hand, the partial triumph of the papacy contributed very much to the secularization of the Church.
§ 15. Gregory VII. and Henry IV.
The conflict over investiture began at a Roman synod in Lent (Feb. 24–28), 1075, and brought on the famous collision with Henry IV., in which priestcraft and kingcraft strove for mastery. The pope had the combined advantages of superior age, wisdom, and moral character over this unfortunate prince, who, when a mere boy of six years (1056), had lost his worthy father, Henry III., had been removed from the care of his pious but weak mother, Agnes, and was spoilt in his education. Henry had a lively mind and noble impulses, but was despotic and licentious. Prosperity made him proud and overbearing, while adversity cast him down. His life presents striking changes of fortune. He ascended and descended twice the scale of exaltation and humiliation. He first insulted the pope, then craved his pardon; he rebelled again against him, triumphed for a while, was twice excommunicated and deposed; at last, forsaken and persecuted by his own son, he died a miserable death, and was buried in unconsecrated earth. The better class of his own subjects sided against him in his controversy with the pope. The Saxons rose in open revolt against his tyranny on the very day that Hildebrand was consecrated (June 29, 1073).
This synod of 1075 forbade the king and all laymen having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or assuming the right of investiture.(45) A synod held in November, 1075, positively forbade bishops, abbots, and other ecclesiastics receiving ecclesiastical appointments from king or any temporal lord whatsoever. At the same synod, Gregory excommunicated five counsellors of Henry for practising simony.(46)
The king, hard pressed by the rebellious Saxons, at first yielded, and dismissed the five counsellors; but, as soon as he had subdued the rebellion (June 5, 1075), he recalled them, and continued to practice shameful simony. He paid his soldiers from the proceeds of Church property, and adorned his mistresses with the diamonds of sacred vessels. The pope exhorted him by letter and deputation to repent, and threatened him with excommunication. The king received his legates most ungraciously, and assumed the tone of open defiance. Probably with his knowledge, Cencius, a cousin of the imperial prefect in Rome, shamefully maltreated the pope, seized him at the altar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1075, and shut him up in a tower; but the people released him and put Cencius to flight.
Henry called the bishops and abbots of the empire to a council at Worms, under the lead of Archbishop Siegfried of Mainz, Jan. 24, 1076. This council deposed Gregory without giving him even a hearing, on the ground of slanderous charges of treason, witchcraft, covenant with the devil, and impurity, which were brought against him by Hugo Blancus (Hugh Leblanc), a deposed cardinal. It was even asserted that he ruled the Church by a senate of women, Beatrix, Matilda of Tuscany, and Agnes, the emperor’s mother. Only two bishops dared to protest against the illegal proceeding. The Ottos and Henry III. had deposed popes, but not in such a manner.
Henry secured the signatures of the disaffected bishops of Upper Italy at a council in Piacenza. He informed Gregory of the decree of Worms in an insulting letter: —
"Henry, king, not by usurpation, but by God’s holy ordinance, to Hildebrand, not pope, but a false monk. How darest thou, who hast won thy power through craft, flattery, bribery, and force, stretch forth thy hand against the Lord’s anointed, despising the precept of the true pope, St. Peter: ’Fear God, honor the king?’ Thou who dost not fear God, dishonorest me whom He has appointed. Condemned by the voice of all our bishops, quit the apostolic chair, and let another take it, who will preach the sound doctrine of St. Peter, and not do violence under the cloak of religion. I, Henry,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with all my bishops, say unto thee, Come down, come down!"(47)
At the same time Henry wrote to the cardinals and the Roman people to aid him in the election of a new pope. Roland, a priest of Parma, brought the letter to Rome at the end of February, as Gregory was just holding a synod of a hundred and ten bishops, and concluded his message with the words. "I tell you, brethren, that you must appear at Pentecost before the king to receive from his hands a pope and father; for this man here is not pope, but a ravening wolf." This produced a storm of indignation. The prelates drew swords and were ready to kill him on the spot; but Gregory remained calm, and protected him against violence.
On the next day (February 22) the pope excommunicated and deposed Henry in the name of St. Peter, and absolved his subjects from their oath of obedience. He published the ban in a letter to all Christians. The sentence of deposition is as follows: —
"Blessed Peter, prince of the Apostles, incline thine ear unto me, and hear me, thy servant, whom from childhood thou didst nurse and protect against the wicked to this day. Thou and my lady, the mother of God, and thy brother, St. Paul, are my witnesses that the holy Roman Church has drawn me to the helm against my will, and that I have not risen up like a robber to thy seat. Rather would I have been a pilgrim my whole life long than have snatched to myself thy chair on account of temporal glory and in a worldly spirit .... By thy intercession God has intrusted me with the power to bind and to loose on earth and in heaven.
"Therefore, relying on this trust, for the honor and security of the Church, in the name of the Almighty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I do prohibit Henry, king, son of Henry the emperor, from ruling the kingdom of the Teutons and of Italy, because with unheard-of pride he has lifted himself up against thy Church; and I release all Christians from the oath of allegiance to him which they have taken, or shall take, and I forbid that any shall serve him as king. For it is fitting that he who will touch the dignity of the Church should lose his own. And inasmuch as he has despised obedience by associating with the excommunicate, by many deeds of iniquity, and by spurning the warnings which I have given him for his good, I bind him in the bands of anathema; that all nations of the earth may know that thou art Peter, and that upon thy rock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hath built His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ot prevail against it."(48)
The empress-widow was present when the anathema was pronounced on her s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ope excommunicated all the German and Italian bishops who had deposed him at Worms and Piacenza.
This was a most critical moment, and the signal for a deadly struggle between the two greatest potentates in Christendom. Never before had such a tremendous sentence been pronounced upon a crowned head. The deposition of Childeric by Pope Zacharias was only the sanction of the actual rule of Pepin. Gregory threatened also King Philip of France with deposition, but did not execute it. Now the heir of the crown of Charlemagne was declared an outlaw by the successor of the Galilean fisherman, and Europe accepted the decision. There were not wanting, indeed, voices of discontent and misgivings about the validity of a sentence which justified the breaking of a solemn oath. All conceded the papal right of excommunication, but not the right of deposition. If Henry had commanded the respect and love of his subjects, he might have defied Gregory. But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of the age sustained the pope, and was far less shocked by the papal excommunication and deposition of the king than by the royal deposition of the pope. It was never forgotten that the pope had crowned Charlemagne, and it seemed natural that his power to bestow implied his power to withhold or to take away.(49)
Gregory had not a moment’s doubt as to the justice of his act. He invited the faithful to pray, and did not neglect the dictates of worldly prudence. He strengthened his military force in Rome, and reopened negotiations with Robert Guiscard and Roger. In Northern Italy he had a powerful ally in Countess Matilda, who, by the recent death of her husband and her mother, had come into full possession of vast dominions, and furnished a bulwark against the discontented clergy and nobility of Lombardy and an invading army from Germany.(50)
When Henry received the tidings of the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and deposition, he burst into a furious rage, abused Gregory as a hypocrite, heretic, murderer, perjurer, adulterer, and threatened to fling back the anathema upon his head. William, bishop of Utrecht, had no scruples in complying with the king’s wishes, and from the pulpit of his cathedral anathematized Gregory as "a perjured monk who had dared to lift up his head against the Lord’s anointed." Henry summoned a national council to Worms on Whitsunday (May 15) to protest against the attempt of Gregory to unite in one hand the two swords which God had separated.(51) This was the famous figure for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power afterwards often employed by the popes, who claimed that God had given both swords to the Church,—the spiritual sword, to be borne by her; the temporal, to be wielded by the State for the Church, that is, in subjection and obedience to the Church.
The council at Worms was attended by few bishops, and proved a failure. A council in Mainz, June 29, turned out no better, and Henry found it necessary to negotiate. Saxony was lost; prelates and nobles deserted him. A diet at Tribur, an imperial castle near Mainz, held Oct. 16, 1076, demanded that he should submit to the pope, seek absolution from him within twelve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excommunication, at the risk of forfeiting his crown. He should then appear at a diet to be held at Augsburg on Feb. 2, 1077,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the pope. Meanwhile he was to abide at Spires in strict privacy, in the sole company of his wife, the bishop of Verdun, and a few servants chosen by the nobles. The legates of Gregory were treated with marked respect, and gave absolution to the excommunicated bishops, including Siegfried of Mainz, who submitted to the pope.
Henry spent two dreary months in seclusion at Spires, shut out from the servic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At last he made up his mind to seek absolution, as the only means of saving his crown. There was no time to be lost; only a few weeks remained till the Diet of Augsburg, which would decide his fate.
§ 16. Canossa. 1077.
The winter of 1076–1077 was one of the coldest and longest within the memory of men—the Rhine being frozen to a solid mass from November till April—and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in history—being marked by an event of typical significance. The humiliation of the head of the German Empire at the feet of the bishop of Rome at Canossa means the subjection of the State to the Church and the triumph of the Hildebrandian policy.
A few days before Christmas, Henry IV. left Spires on a journey across the Alps as a penitent, seeking absolution from the pope. He was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with her infant son Conrad (born August, 1071) and one faithful servant. Bertha, daughter of the margrave Odo of Turin and Adelheid of Susa, was betrothed to Henry in 1055 at Zürich, and married to him, July 13, 1066. She was young, beautiful, virtuous, and amiable; but he preferred to live with mistresses; and three years after the marriage he sought a divorce, with the aid of the unprincipled archbishop Siegfried of Mainz. The pope very properly refused his consent. The king gave up his wicked intention, and became attached to Bertha. She was born to love and to suffer, and accompanied him as a comforting angel through the bitter calamities of his life.
The royal couple passed through Burgundy and Susa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Count William and the mother of Bertha, and crossed Mont Cenis. The queen and her child were carried up and lowered down the icy slopes in rough sledges of oxhide; some horses were killed, but no human lives lost. When Henry reached the plains of Lombardy, he was received with joy by the anti-Hildebrandian party; but he hurried on to meet the successor of Peter, who alone could give him absolution.
He left his wife and child at Reggio, and, accompanied by his mother-in-law and a few friends, he climbed up the steep hill to Canossa, where Gregory was then stopping on his journey to the Diet at Augsburg, waiting for a safe-conduct across the Alps.
Canossa, now in ruins, was an impregnable fortress of the Countess Matilda, south of Reggio,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he Apennines, surrounded by three, walls, and including a castle, a chapel, and a convent.(52)
The pope had already received a number of excommunicated bishops and noblemen, and given or promised them absolution after the case of the chief sinner against the majesty of St. Peter should be decided.
Henry arrived at the foot of the castle-steep, Jan. 21, 1077, when the cold was severe and the ground covered with snow. He had an interview with Matilda and Hugo, abbot of Cluny, his godfather, and declared his willingness to submit to the pope if he was released from the interdict. But Gregory would only absolve him on condition that he would surrender to him his crown and forever resign the royal dignity. The king made the last step to secure the mercy of the pope: he assumed the severest penances which the Church requires from a sinner, as a sure way to absolution. For three days, from the 25th to the 28th of January, he stood in the court between the inner walls, as a penitent suppliant, with bare head and feet, in a coarse woolen shirt, shivering in the cold, and knocked in vain for entrance at the gateway, which still perpetuates in its name. "Porta di penitenza," the memory of this event.(53)
The stern old pope, as hard as a rock and as cold as the snow, refused admittance, notwithstanding the earnest entreaties of Matilda and Hugo, till he was satisfied that the cup of humiliation was drained to the dregs, or that further resistance would be impolitic. He first exacted from Henry, as a condition of absolution, the promise to submit to his decision at the approaching meeting of the German nobles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the pope as arbiter, and to grant him and his deputies protection on their journey to the north. In the meantime he was to abstain from exercising the functions of royalty.(54)
The king made the promise, and two bishops and several nobles, in his behalf, swore upon sacred relics that he would keep it. Hugo, being a monk, could not swear, but pledged his word before the all-seeing God. Hugo, the bishops, nobles, and the Countess Matilda and Adelheid signed the written agreement, which still exists.
After these preliminaries, the inner gate was opened. The king, in the prime of life, the heir of many crowned monarchs, and a man of tall and noble presence, threw himself at the feet of the gray-haired pope, a man of low origin and of small and unimpressive stature, who by his word had disarmed an empire. He burst into tears, and cried "Spare me, holy father, spare me!" The company were moved to tears; even the iron pope showed signs of tender compassion. He heard the confession of Henry, raised him up, gave him absolution and his apostolic blessing, conducted him to the chapel, and sealed the reconciliation by the celebration of the sacrifice of the mass.
Some chroniclers add the following incident, which has often been repeated, but is very improbable. Gregory, before partaking of the sacrament, called upon God to strike him dead if he were guilty of the crimes charged on him, and, after eating one-half of the consecrated wafer unharmed, he offered the other half to Henry, requesting him to submit to the same awful ordeal; but the king declined it, and referred the whole question to the decision of a general council.(55)
After mass, the pope entertained the king courteously at dinner and dismissed him with some fatherly warnings and counsels, and with his renewed apostolic blessing.
Henry gained his object, but at the sacrifice of his royal dignity. He confessed by his act of humiliation that the pope had a right to depose a king and heir of the imperial crown, and to absolve subjects from the oath of allegiance. The head of the State acknowledged the temporal supremacy of the Church. Canossa marks the deepest humili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highest exaltation of the Church,—we mean the political papal Church of Rome, not the spiritual Church of Christ, who wore a crown of thorns in this world and who prayed on the cross for his murderers.
Gregory acted on the occasion in the sole interest of the hierarchy. His own friends, as we learn from his official account to the Germans, deemed his conduct to be "tyrannical cruelty, rather than apostolic severity." He saw in Henry the embodiment of the secular power in opposition to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 and he achieved a signal triumph, but only for a short time. He overshot his mark, and was at last expelled from Rome by the very man against whom he had closed the gate.
His relation to Matilda was political and ecclesiastical. The charge of his enemies that he entertained carnal intimacy with her is monstrous and incredible, considering his advanced age and unrelenting war against priestly concubinage.(56) The countess was the most powerful princess in Northern Italy, and afforded to the pope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a possible invasion of a Northern army. She was devoted to Hildebrand as the visible head of the Church, and felt proud and happy to aid him. In 1077 she made a reversionary grant of her dominions to the patrimony of Peter, and thus increased the fatal gift of Constantine, from which Dante derives the evils of the Church. She continued the war with Henry, and aided Conrad and Henry V. in the rebellion against their father. In the political interest of the papacy she contracted, in her fifty-fifth year, a second marriage with Guelph, a youth of eighteen, the son of the Duke of Bavaria, the most powerful enemy of Henry IV. (1089); but the marriage, it seems, was never consummated, and was dissolved a few years afterwards (1095). She died, 1115. It is supposed by many that Dante’s Matilda, who carried him over the river Lethe to Beatrice, is the famous countess;(57) but Dante never mentions Gregory VII., probably on account of his quarrel with the emperor.
Canossa has become a proverbial name for the triumph of priestcraft over kingcraft.(58) Streams of blood have been shed to wipe out the disgrace of Henry’s humiliation before Hildebrand. The memory of that scene was revived in the Culturkampf between the State of Prussia and the Vatican from 1870 to 1887.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Prince Bismarck declared in the Prussian Chambers that "he would never go to Canossa"; but ten years afterwards he, found it politic to move in that direction, and to make a compromise with Leo XIII., who proved his equal as a master of diplomacy. The anti-papal May-laws were repealed, one by one, till nothing is left of them except the technical Anzeigepflicht, a modern term for investiture. The Roman Church gained new strength in Prussia and Germany from legal persecution, and enjoys now mor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an ever, and much more than the Protestant Church, which has innocently suffered from the operation of the May-laws.
§ 17. Renewal of the Conflict. Two Kings and Two Popes.
The result of Canossa was civil war in Germany and Italy king against king, pope against pope, nobles against nobles, bishops against bishops, father against son, and son against father. It lasted several years. Gregory and Henry died in exile. Gregory was defeated by Henry, Henry by his own rebellious son. The long wars of the Guelphs and the Ghibellines originated in that period. The Duke Guelph IV. of Bavaria was present at Forchheim when Henry was deposed, and took up arms against him. The popes sided with the Guelphs against the Hohenstaufen emperors and the Ghibellines.
The friends and supporters of Henry in Lombardy and Germany were dissatisfied, and regarded his humiliation as an act of cowardice, and the pope’s conduct as an insult to the German nation and the royal crown. His enemies, a small number of Saxon and Swabian nobles and bishops, assembled at Forchheim, March 13, 1077,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wo legates of the pope, but without his express authority, offered the crown of Germany to Rudolf, Duke of Swabia, Henry’s brother-in-law, but on two important conditions (which may be trac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pope’s legates), namely, that he should denounce a hereditary claim to the throne, and guarantee the freedom of ecclesiastical appointments. He was crowned March 26, at Mainz, by Archbishop Siegfried, but under bad omens: the consecrated oil rail short, the Gospel was read by a simoniacal deacon, the citizens raised a tumult, and Rudolf had to make his escape by night with Siegfried, who never returned. He found little support in Southern Germany, and went to Henry’s enemies in Saxony.
Henry demanded from the pope the ban over the robber of his crown, but in vain. He refused him the promised safe-conduct to Germany, acted as king, crossed the Alps, and defeated Rudolf in a battle at Melrichstadt in Franconia, Aug. 7, 1078, but was defeated by him near Mühlheim in Thuringia, Jan. 27, 1080, in a decisive battle, which Rudolf regarded as a divine decision, and which inclined the pope in his favor.
After long hesitation, Gregory, in a Synod of Rome, March 7, 1080, ventured upo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act even for a man in the highest position. Invoking the aid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he fulminated a second and severer ban against Henry and all his adherents, deprived him again of his kingdoms of Germany and Italy, forbade all the faithful to obey him, and bestowed the crown of Germany (not of Italy) on Rudolf. The address was at once a prayer, a narrative, and a judgment, and combined cool reflection with religious fervor. It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the pop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eter and Paul, was clothed with supreme authority over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Church.(59)
Gregory hazarded a prophecy, which was falsified by history, that before the day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June 29), Henry would either lose his life or his thron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synod, he sent to Rudolf (instead of the iron crown of Charlemagne, which was in possession of Henry) a diad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inscription: —
"Petra dedit Petro, Petrus diadema Rudolpho."(60)
A reconciliation was now impossible. Henry replied to the papal ban by the election of an anti-pope. A council of about thirty German and Italian bishops met at Brixen in the Tyrol, June 26, 1080, and deposed Gregory on the frivolous charges of ambition, avarice, simony, sorcery, and the Berengarian heresy. Cardinal Hugo Candidus and twenty-seven bishops (of Brixen, Bamberg, Coire, Freisingen, Lausanne, etc.) signed the docu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elected the excommunicated Archbishop Wibert of Ravenna pope, under the name of Clement III. He was a man of talent, dignity, and unblemished character, but fell into the hands of simonists and the enemies of reform. Henry acknowledged him by the usual genuflexion, and promised to visit Rome in the following spring, that he might receive from him the imperial crown. Wibert returned to Ravenna with the papal insignia and great pomp.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ouble civil war between rival popes and rival kings, with all its horrors. Gregory counted on the Saxons in Germany, Countess Matilda in Northern Italy, and the Normans in Southern Italy.
Henry was defeated Oct. 15, 1080, on the banks of the Elster, near Naumburg; but Rudolf was mortally wounded by Godfrey of Bouillon, the hero of Jerusalem,(61) and lost his right hand by another enemy. He died the same evening, exclaiming, as the story goes: "This is the hand with which I swore fidelity to my lord, King Henry." But, according to another report, he said, when he heard of the victory of his troops: "Now I suffer willingly what the Lord has decreed for me." His body with the severed hand was deposited in the cathedral at Merseburg.(62)
Rudolf’s death turned his victory into a defeat. It was regarded in that age as a judgment of God against him and the anti-pope. His friends could not agree upon a successor till the following summer, when they elected Count Hermann of Luxemburg, who proved incompetent. In the spring of 1081 Henry crossed the Alps with a small army to depose Gregory, whose absolution he had sought a few years before as a penitent at Canossa. He was welcomed in Lombardy, defeated the troops of Matilda, and appeared at the gates of Rome before Pentecost, May 21. Gregory, surrounded by danger, stood firm as a rock and refused every compromise. At his last Lenten synod (end of February, 1081) he had renewed his anathemas, and suspended those bishops who disobeyed the summons. Nothing else is known of this synod but sentences of punishment. In his letter of March 15, 1081, to Hermann, bishop of Metz, he justified his conduct towards Henry, and on April 8 he warned the Venetians against any communication with him and his adherents. "I am not afraid," he said, "of the threats of the wicked, and would rather sacrifice my life than consent to evil."
Henry, not being permitted by the Romans to enter their city, as he had hoped, and not being prepared for a siege, spent the summer in Upper Italy, but returned to Rome in Lent, 1082, and again with a larger force at Easter, 1083, and conquered the city an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in June. Gregory was intrenched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nd fulminated anew his anathema upon Henry and his followers (June 24). Henry answered by causing Wibert to be enthroned in St. Peter’s (June 28), but soon left Rome with Wibert (July 1), promising to return. He had probably come to a secret understanding with the Roman nobility to effect a peaceful compromise with Gregory; but the pope was inexorable. In the spring of 1084 Henry returned and called a synod, which deposed and excommunicated Gregory. Wibert was consecrated on Palm Sunday as Pope Clement III., in the Lateran, by two excommunicated bishops of Modena and Arezzo (instead of the bishops of Ostia, Albano, and Porto). Henry and his wife, Bertha, received from him the imperial crown in St. Peter’s at Easter, March 31, 1084. He left Rome with Wibert (May 21), leaving the defense of the city in the hands of the Romans. He never returned.
In the meantime Gregory called to his aid the Norman chief, Robert Guiscard, or Wiscard. This bold adventurer approached from the south with a motley force of Normans, Lombards, Apulians, and Saracens, amounting to thirty thousand foot and six thousand horse, arrived in Rome, May 27, 1084, liberated the pope, and entered with him the Lateran. He now began such a pillage and slaughter as even the barbarians had not committed. Half the city was reduced to ruins; many churches were demolished, others turned into forts; women and maidens, even nuns, were outraged, and several thousand citizens sold into slavery. The survivors cursed the pope and his deliverer. In the words of a contemporary, the cruelty of the Normans gained more hearts for the emperor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Rome was a ghost of her former self. When Hildebert of Tours visited her more than ten years later, he saw only ruins of her greatness.(63) This was, indeed, a fearful judgment, but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hich Gregory a few years before had invoked upon Henry.
Many confused reports were circulated about the fate of Gregory VII. His faithful friend, the Countess of Tuscany, assembled troops, sent emissaries in all directions, and stirred up distrust and hatred against Henry in Germany. The following letter remains as evidence of her zeal for Gregory: —
"Matilda, such as she is by the grace of God, if she be anything, to all the faithful residing in the Teutonic kingdom, greeting.
"We would have you know that Henry, the false king, has stolen the seal of the Lord Pope Gregory. Wherefore, if ye are told anything contrary to the words of our envoys, hold it false, and believe not Henry’s lies. Further, he has carried away with him the Bishop of Porto, because that man was once familiar with the Lord Pope. If by his help he should attempt anything with you or against you, be sure this bishop is a false witness, and give no credit to those who shall tell you to the contrary. Know that the Lord Pope has already conquered Sutri and Nepi; Barabbas the robber, that is to say, Henry’s pope, has fled like himself. Farewell. Beware of the snares of Henry."
§ 18. Death of Gregory VII.
Gregory was again in possession of the Lateran, but he left the scene of melancholy desolation, accompanied by Guiscard and a few cardinals and Roman nobles. He went first to Monte Cassino and then to Salerno. The descent from Canossa to Salerno was truly a via dolorosa. But the old pope, broken in body, was unbroken in spirit.
He renewed the ban against Henry and the anti-pope at the close of 1084, and sent a letter to the faithful in Germany, stating that the words of the Psalmist, Quare fremuerunt gentes (Ps. 2:1, 2), were fulfilled, that the kings of the earth have rebelled against Christ and his apostle Peter to destroy the Christian religion, but could not seduce those who trusted in God. He called upon them to come to the rescue of the Church if they wished to gain the remission of sins and eternal salvation. This is his last written document.
His mind remained clear and firm to the end. He recommended Cardinal Desiderius of Monte Cassino (Victor III.) as his successor, and next to him Otto, bishop of Ostia (Urban II.). He absolved all his enemies, except Henry and Wibert. "the usurper of the apostolic see."(64) He died, May 25, 1085, with the words which best express the meaning of his public life and character: "I have loved righteousness and hated iniquity; therefore I die in exile."(65) "Nay," said one of the bishops, "in exile thou canst not die, who, as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his Apostles, hast received all the nations for thine inheritance, and the uttermost parts of the earth for thy possession" (Ps. 2:8).
Robert Guiscard, his protector, died a few weeks afterwards (July 17, 1085).
The body of Gregory, clad in the pontifical vestments, was buried in the church of St. Matthew at Salerno, which he had consecrated shortly before. A plain stone marked his grave till John of Procida—although a zealous Ghibelline—erected a sumptuous chapel over it.(66) His name was inserted in the Calendar on the 25th of May, 1584, by Gregory XIII., without a formal canonization; Paul V. ordered a festival, in 1609, for the new saint; and Benedict XIII., in 1728, ordered its general observance. The emperor of Germany, the king of France, and other sovereigns opposed the celebration; but if ever a pope deserved canonization for devotion to the papal theocracy, it was Hildebrand. The eighth centenary of his death was celebrated in the Roman Church, May 25, 1885.
Gregory was, in his own time, and has been since, the subject both of the highest praise and of the severest censure. Modern historians agree in giving him credit for the honesty and courage of his convictions, and concede the purity and loftiness of his motives and aims. He is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papal absolutism in the Middle Ages in conflict with imperial absolutism. He combined personal integrity, consummate statesmanship, and monastic contempt of the world. He lived and moved in the idea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ocracy, and had no conception of the free spirit of the gospel. He was a man of blood and iron, an austere monk, inaccessible to feelings of tenderness, when acting in his official capacity as the head of the Roman hierarchy; yet he showed singular liberality in his treatment of Berengar, and protested against the use of torture. His piety was absorbed in devotion to the hierarchy, to St. Peter, and to the Virgin Mary. He was unscrupulous in the choice of means for his end, and approved of civil war for the triumph of the Roman Church.
The lofty principles he espoused he was willing to stake his life upon. No pope has ever used the term "righteousness" more frequently than he used it. No pope has ever employed the figure of warfare to describe the conflict he was engaged in more frequently than he employed it.(67) No man was ever more convinced of the soundness of his cause. He found his authority in the Scriptures and freely used them to convince others, quoting certain passages again and again, such as 1 Sam. 15:23, which is found quoted in his writings nineteen times.(68) He found in Matt. 16: 18 the certain warrant for the papal supremacy and excepted no person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Peter’s successors.(69) As an advocate of papal absolutism and as a moral reformer he has left an abiding impress upon the thought and the practice of Roman Christendom. Even where we are farthest from sharing his views, we may admire the man of fearless courage and moral conviction.
His spirit still moves in the curia, which adheres to the theocratic theory, without the ability of carrying it into practice. The papal Syllabus of 1864 denies that "the Roman pontiffs have exceeded the limits of their power" (§ V. 23), and assert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Church over the State "in litigated questions of jurisdiction" (§ VI. 54). The politico-ecclesiastical encyclicals of Leo XIII. (Immortale Dei, Nov. 1, 1885, and 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 naturae donum, June 20, 1888) reasserted substantially, though moderately and cautiously, the Gregorian theory of Church and State.
Ranke, in his last years, wrote of Gregory:(70) "His hierarchical system rests upon the endeavor to make the clergical order the basis of all human existence. This makes intelligible its two characteristic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e command of celibacy and the prohibition of lay investiture. By the first it was intended to build up out of the lower clergy a body isolated from all the personal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human society. By the second it was intended to insure the higher clergy against all interference from the civil power. The great hierarch thought out well the platform on which he placed himself. He met a demand of the age to see in the priest, as it were, a being belonging to a higher order. All that he says betrays dignity, force, and logical connection .... His activity, which left nothing untouched, was of a very human sor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t embraced religious ideals. The hierarchical principle constituted his real life."
Gregorovius, who carries on a sustained comparison between Gregory and Napoleon, praises Gregory’s genius and moral vigor. He says:(71) "Gregory was the heir of the ancient aims of the papacy. But his unexampled genius as ruler and statesman is his own, and no one either in ancient Rome or in modern times has ever reached to his revolutionary daring .... His dying words reveal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his character, which was great and manly. To this grand spirit, a character almost without an equal, belongs a place among the rulers of the earth, men who have moved the world by a violent yet salutary influence. The religious element, however, raises him to a far higher sphere than that to which secular monarchs belong. Beside Gregory, Napoleon sinks to an utter poverty of ideas."
Let us hope that Gregory felt in his heart some of that Christian love and meekness whose commendation closes one of his letters to Hermann, archbishop of Metz,(72) the most drastic expression of papal absolutism he ever made. He wrote: "If the virtue of love be neglected, no matter what good anyone may do, he will wholly lack the fruit of salvation. To do these things in humility and to love God and our neighbor as we ought, this presupposes the mercy of him who said, Learn of me, for I am meek and lowly of heart. Whosoever humbly follows him shall pass from the kingdom of submission which passes away, to the kingdom of true liberty which abides forever."
Original Footnotes
(1; original 21): The earliest account is given by Gregory himself in two letters written April 24, 1073, and a third written April 26 to Wibert of Ravenna (Reg., I. 1-3). It is confirmed by Bonizo. Gregory frequently referred to his election as having been against his will. (See Mirbt, Wahl, etc., pp. 2, 42.) The anti-Gregorian party made the slanderous accusation that he secured his office by force and bribery, but not till the struggle between him and Henry IV. had begun. The subject is thoroughly discussed by Mirbt in his Wahl Gregors VII. p. 56. In his later work, Die Publizistik, p. 582, he again pronounces Gregory’s own account as "the most credible."
(2; original 22): The clauses, "the husband of one wife," as well as "having his children in subjection," are omitted in the quotation from Paul’s letter to Timothy. They would be fatal to the papal theory of clerical celibacy. See the Latin text in the Acta Sanctorum for May 25, Tom. VI. 117, from the "Acta Romae 10 Kalend. Maji." The cardinals concluded the declaration with the questions: "Placet vobis? Placet. Vultis eum? Volumus. Laudatis eum? Laudamus."
(3; original 23): From Bonizo’s account it would seem that the cardinals gave him that name; but they probably ascertained his wishes beforehand, or anticipated them. Wattenbach (p. 130) regards the assumption of the name Gregory as an open insult to the empire and the Synod of Sutri, where Henry III. had deposed three popes, including Gregory VI.
(4; original 24): This is Mirbt’s view. The anti-Gregorian writers, reflecting the policy of Henry IV., insisted that Gregory had not received the royal assent. The imperial theory was laid down at Brixen, 1080, that any one assuming to be pope without such assent, was an apostate, si quis sine assensu romani principis papari praesumeret, non papa sed apostata ab omnibus haberetur. See Mirbt, Die Wahl, etc., pp. 29-38.
(5; original 25): Jaffé, Mon. Greg. (1885), pp. 9 sqq.
(6; original 26): Abridged from Ep., II. 49; Jaffé, p. 163; Migne, 148, 400
(7; original 27): Reg., I. 70.
(8; original 28): Pope Leo XIII., in his encyclical concerning the Christian constitution of States (Immortale Dei, Nov. 1, 1885), defends the mediaeval theory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refers to the authority of St. Augustine, as having in his De Civitate Dei clearly set forth the true principles on this subject for all time to come. See Schaff’s edition of St. Augustine’s Works, pref. to vol. II. (New York, 1887). Comp. also Reuter, Augustinische Studien (Gotha, 1887), pp. 106-152, and Mirbt., l.c., who has industriously collected the quotations from Augustine by the friends and opponents of Gregory VII.
(9; original 29): The influence of Augustine’s theory upon Wyclif, Hus, and the Reformers is shown in this Church History, vol. VI. 522 sqq.
(10; original 30): Gregory again and again expressed his feeling of personal unworthiness in such expressions as cui licet indigni et nolentes praesidemus, Reg., I. 18, 70, etc.; Migne, 300, 344, etc.
(11; original 31): Dictatus Papae, Migne, 148, 407 sq.; Mirbt, Quellen, p. 113. Comp: the note of Gieseler, II. B. 7 (Germ. ed.). I quote a few: 12. Quod illi liceat imperatores deponere. 22. Quod Romana Ecclesia numquam erravit, nec in perpetuum, Scriptura testante, errabit. 26. Quod catholicus non habeatur, qui non concordat Ecclesiae Romanae. 27. Quod a fidelitate iniquorum subjectos potest absolvere
(12; original 32): See Mirbt, Publizistik, 572-579.
(13; original 33): Letter of May 8, 1080, to William of England. Jaffé, 419 sq.; Migne, 148, 569. Gregory also compared the priesthood to gold and royalty to lead, Reg., IV. 2.
(14; original 34): In a letter to Bishop Hermann of Metz, March 15, 1081 (Reg., VIII. 21). "Quis nesciat reges et duces ab illis habuisse principium, qui, Deum ignorantes, superbia, rapinis, perfidia, homicidiis, postremo universis pene sceleribus, mundi principe Diabolo videlicet agitante, super pares scilicet homines, dominari caeca cupidine etintolerabili presumptione affectaverunt," St. Augustine likewise combines the two views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nd calls it both a divine ordinance and a "grande latrocinium," an enslavement of men in consequence of sin. See Reuter,August. Studien, l.c., 135 sq. The letter to Hermann is also given in Mirbt, Quellen, 105-112.
(15; original 35): Petrum dominus Jesus Christus, rex gloriae, principem super regna mundi constituit, Reg., I. 63; Migne, 148, 339.
(16; original 36): Reg., I. 29, VII. 10; Migne, 148, 312, 584.
(17; original 37): Reg., I. 7; Migne, 289.
(18; original 38): Reg., I. 64; Migne, 339.
(19; original 39): Reg., II. 5, 18, 32.
(20; original 40): Lupus rapax, etc.
(21; original 41): Reg., II. 51, 75; Migne, 403, 426.
(22; original 42): Reg., II. 73, 74; Migne, 423 sq.
(23; original 43): Regnum Hungariae sanctae Romanae ecclesiae proprium est a rege Stephano beato Petri olim cum omni jure et potestate sua oblatum et devote traditum, Reg., II. 13; Migne, 373.
(24; original 44): Reg., I. 18; Migne, 300.
(25; original 45): Reg., I. 70, VII. 23; Migne, 345, 565 sqq., etc.
(26; original 46): "Hubert, your legate in your behalf has bade me to do fealty to you and your successors, and to think better in the matter of the money which my predecessors were wont to send to the Roman Church. The one point I agreed to, the other I did not agree to. Fealty I refused to do, nor will I do it, nor do I find that my predecessors did it to your predecessors." The lett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to Gregory, written after 1076, the date being uncertain. See Gee and Hardy, Documents of Eng. Ch. Hist., p. 57. The efforts of Gregory to secure William’s support in his controversy with Henry IV. failed. Reg., VI. 30, VII. 1; Migne, 535, 545.
(27; original 47): See Mirbt, p. 278.
(28; original 48): Mirbt, Publizistik, 259, says that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 general observance of celibacy in Western Europe.
(29; original 49): Kirchengesch., 339.
(30; original 50): Kirchengesch., 271.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in Spain, in the eighth century, King Witiza formally abolished the law of clerical celibacy.
(31; original 51): So Bonizo of Sutri ad amicum, lib. V.
(32; original 52): So Damiani. See Mirbt, 248.
(33; original 53): Gregory, Reg., II. 10.
(34; original 54): Incontinentes sacerdotes et levitae ... sacerdotes concubinati.
(35; original 55): Reg., II. 30.
(36; original 56): In a letter to Sicardus, abp. of Aquileja, Jan. 24, 1074, Gregory complained of princes who treated the Church as a servant-maid, quasi vilem ancillam, etc. Reg., I. 42; Migne, 148, 322.
(37; original 57): Gregory, Reg., II. 29, III. 4, commanded him to root out "clerical fornication."
(38; original 58): Hauck, III. 780 sq.; Mirbt, Publizistik, 269 sqq.; Hefele, V. 30 sqq.
(39; original 59): Lea, p. 309.
(40; original 60): importabilia ideoque irrationabilia.
(41; original 6): 1 Lea, p. 341.
(42; original 62): investitura per baculum et annulum.
(43; original 63): Humbert’s work, adversus simoniacos, is giveninlibelli de lite and Migne, vol. 153. Wido of Arezzo and Damiani expressed the same views. See Mirbt, Publizistik, 463-471. Of those who received lay investiture it began to be said "that they entered not in by the door,"non per ostium intraverant.
(44; original 64): ut per laicos nullo modo quilibet clericus aut presbyter obtineat ecclesiam nec gratis nec pretio, Mansi, XIX. 898.
(45; original 65): This statement is based upon the authority of Arnulf of Milan. The decree itself is lost. See Mirbt, Publizistik, 492. Arnulf says, papa ... palam interdicit regi jus deinde habere aliquod in dandis episcopatibus omnesque laicas personas ab investituris ecclesiarum summovet.
(46; original 66): "Si quis deinceps episcopatum vel abbatiam de manu alicujus laicae personae susceperit, nullatenus inter Episcopos vel Abbates habeatur ...Si quis Imperatorum, Regum, Ducum, Marchionum, Comitum, vel quilibet saecularium potestatum aut personarum investituram episcopatus vel alicujus ecclesiasticae dignitatis dare praesumserit, ejusdem sententiae vinculo se adstrictum sciat." Pagi, Crit. ad ann. 1075, No. 2; Watterich, I. 365; Hefele, V. 47; Reg., VI. 5.
(47; original 67): "Descende, descende." Bruno, De bello Saxonico, in Pertz, VII. 352 sq. There are several variations of the letter of Henry, but the tone of imperious defiance and violence is the same.
(48; original 68): Bernried, Vita Greg., c. 68 sq. (in Migne, 148, p. 74); Jaffé, 223;Mirbt, Quellen, 100; Hefele, V. 70 sqq.
(49; original 69): The papal sentence against Henry made a profound impression upon Western Europe. Bonizo says, universus noster romanus orbis contemruit, postquam de banno regis ad aures personuit vulgi. See Mirbt, 139.
(50; original 70): The excommunication of Henry in 1076 and again in 1080 called forth a controversial literature of some proportions, Mirbt, Publizistik, 134-239, as did Gregory’s attitude towards simony and clerical celibacy. The anti-Gregorians took the ground that the excommunication was unjust and even called in question the pope’s right to excommunicate a king. Gregory’s letters make reference to these objections. Writing to Hermann of Metz, Reg., IV. 2, Gregory said that there were some who openly declared that a king should not be excommunicated, regem non oportet excommunicari. Gregory justified his act on the ground of the king’s companionship with excommunicated persons, his refusal to offer repentance for crimes, and the rupture of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king’s course, Reg., IV. 1, etc. The Council of Tribur, Oct. 16, 1076, discussed the questions whether a pope might excommunicate a king and whether Gregory had acted justly in excommunicating Henry. It answered both questions in the affirmative.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event, Otto of Freising, Gesta Friderici, I., speaks of the sentence as unheard of before, quo numquam ante haec tempora hujusmodi sententiam in principem romanum promulgatam cognoverat.
(51; original 71): Reg IV. 2; Migne, 148, 455.
(52; original 72): The castle was destroy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Reggio in 1255. The site affords a magnificent view of the Apennines towards the south, and of the plain of the Po towards the north, and the cities of Parma, Reggio, and Modena. An excursion from Reggio to Canossa and back can be made in eight hours. For Gregory’s own account of the meeting, see Reg., IV. 2, in Migne, 148, 465, and Mirbt, Quellen, 101. See also Hauck, III. 792 sqq.
(53; original 73): "Illic," says Berthold (Monum. Germ. SS., V. 289)."laneis indutus, nudis pedibus, frigorosus, usque in diem tertium foris extra castellum cum suis hospitabatur." During the night the king was under shelter. See Hefele, V. 94 sq.
(54; original 74): The last point is omitted by Berthold, but expressly mentioned by Lambert of Hersfeld, and confirmed by Gregory, who says in his account of the Canossa event to the German prelates and princes, that he received Henry only into the communion of the Church, without reinstating him in his reign (losum ei communionem redidi, non tamen in regno ... instauravi), and without binding the faithful to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reserving this to future decision. Jaffé, p. 402; Hefele, V. 96. The same view he expresses in the sentence of the second ex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ese facts it is strange that Giesebrecht (III. 403) should discredit the report of Lambert, and hold that Henry regained with the absolution also the royal prerogatives.
(55; original 75): This story, first told by Lambert of Hersfeld, who in the main sided with Gregory against Henry, is discredited by Giesebrecht, III. 401; Ranke, VII. 284; Mirbt, 194-199; and the Catholic historians, Döllinger and Hefele(V. 98), reject it as a fable. The pope had no need to protest his innocence, and had referred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king to a German tribunal; the king had previously promised him to appear before this tribunal; his present purpose was simply to get rid of the interdict, so as to be free to act. By declining the ordeal he would have confessed his guilt and justified the pope, and superseded the action of the German tribunal.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Lambert’s Annales, see Giesebrecht, III. 1030-1032, and Wattenbach, 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 II. 87 sqq. Gregorovius repeats the story as authentic.
(56; original 76): Lambert refutes this slander (M. G., V. 257), and the best modern historians. Protestant as well as Catholic, reject it. See Neander, Ranke. (VII. 280), and Hefele (V. 67 sq.). Ranke says: "Solche Verhältnisse giebt es ja zwischen Individuen beiderlei Geschlechtes, die sich nur auf geistigem Boden entwickeln, in welchen ohne sinnliche Annäherung die tiefste innere Vereinigung der Gesinnungen und Ueberzeugungen besteht. Die Markgräfin glaubte an die Wahrhaftigkeit und den geistigen Beruf des Papstes, und der Papst andererseits bedurfte ihrer Hülfe."
(57; original 77): Purg., XXVIII. 40, XXXII. 92; XXXII. 28, 82, XXXIII. 119, 121.
(58; original 78): Mirbt,Publizistik, 181-200, seeks to make out that Henry’s act at Canossa was regarded by his age as an act of humility and not of humiliation.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speak of it as an act of unheard of and wonderful humility, "mira inaudita humilitas, officium humilitatis." In view of the profound reverence for the Church which prevailed it may be taken as certain that the people looked upon it as an act of humble piety. But for Henry it was a different thing. As Mirbt agrees, the king was not moved by deep religious concern but by a desire to hold on to his crown. For him Canossa was a humiliation and before the bar of historic judgment the act wherein the State prostrated itself at the feet of the pope must be regarded as a humiliation. For other instances of princely submission to the pope, see Mirbt, p. 198, note.
(59; original 79): See the extract in §11, p. 32, and Latin text of the address in Mansi, Harduin, Jaffé, and Shailer Mathews, 51-54.
(60; original 80): The Rock gave the crown to Peter and Peter gives it to Rudolf.
(61; original 81): This fact is reported by Albericus of Trois-Fontaines, but doubted by Sybel (Gesch. des ersten Kreuzzugs, p. 218) and Hefele (V. 150, note).
(62; original 82): For a good description of the battle, see Giesebrecht, III. 516 sqq.
(63; original 83): Hildebert’s poem, lamenting the ruins of Rome, is found in Migne, 171, 1441 sq.
(64; original 84): "Praeter Henricum regem dictum omnes absolvo et benedico, quicumque me hanc habere specialem potestatem in vocem apostolorum Petri et Pauli credunt indubitanter." Paulus Bernriedensis, Vita Greg., c. 12; Baronius, Ann. XVII. 566.
(65; original 85): "Dilexi justitiam et odi iniquitatem; propterea morior in exilio." The first two sentences are from Ps. 46:8; the last is put instead of "propterea unxit te Deus." His enemies spread the false report that he repented of the controversy which he had excited. Mon. Germ. Script., VIII. 470; Baxmann, II. 424 sqq.
(66; original 86): His monument, erected in 1578 in the cathedral of Salerno, bears the Inscription: "Gregorius VII. Soanensis, P.O. M., Ecclesiae libertatis vindex acerrimus, assertor constantissimus, qui dum Romani Pontificis auctoritatem adversus Henrici perfidiam strenue tueretur, Salernae sancte decubuit. Anno Domini 1085, oct. Cal. Jun." Hefele, V. 184; Gregorovius, Die Grabmäler der Päpste, p. 49; Giesebrecht, III. 578. Rome, which has so many papal monuments, has none for Gregory VII., except an inscription on a stone In S. Prudentiana, where he is called "Vir benedictus, moribus ecclesiam renovavit." See Gregorovius, IV. 246.
(67; original 87): Hauck, III. 754 sqq.
(68; original 88): In a single letter to Hermann of Metz, Reg., IV. 2, Gregory quotes at least nine passages of Scripture.
(69; original 89): Ubi Deus Petro principaliter dedit potestatem ligandi et solvendi in terra et in caelo, nullum excepit, nihil ab ejus potestate subtraxit. Reg., IV. 2; Migne, 148, 456.
(70; original 90): Weltgesch. VII. 34 sqq.
(71; original 91): Hist. of City of Rome, IV. 256. Of Canossa this author had said, IV. 207: "The weaponless victory of the monk Gregory has more claim on the admiration of the world than all the victories of an Alexander, a Caesar, and a Napoleon." Like other Protestant German historians he has no sympathy with Gregory’s papal scheme of papal absolutism, but most of the German Church historians, as Mirbt and Hauck, are inclined to magnify the courage and manly vigor of Henry, as well as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and to underestimate or question the moral quality of Gregory in his conflict with the emperor, and the immediate results of the event at Canossa. Hauck, III. 805, omit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at remarkable scene with the remark that it was so well known to Germans as not to need retelling. He pronounces the estimate usually put upon Gregory’s intellectual gifts as too high, and declares that the title "Great" is properly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 of the first Gregory and not with the seventh pope of that name. Hildebrand had convictions enough, but lacked in native force, p. 832 sq.
(72; original 92): Dated March 15, 1081, Reg., VIII. 21; Mirbt, Quellen, 105-112; Migne, 148, 594-604.
脚注
Best guess 对照表
正文及中文脚注中带上标 * 的外文为 best guess,尚未逐项核实;原始字串保留如下。
| 原字串 | Best guess | 语言 | 出现位置 | 说明 |
|---|---|---|---|---|
| losum | solum | Latin | 脚注 54 | 疑为 solum 的字母倒置;作副词表示“仅仅”,与只恢复教会共融、未恢复王权的上下文相符。 |
最早的记述出自格列高利本人,见于1073年4月24日所写的两封信,以及4月26日致拉文纳的维贝尔特 (Wibert of Ravenna) 的第三封信(Reg., I. 1–3)。博尼佐 (Bonizo) 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格列高利屡次提到,他的当选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见米尔布特,Wahl 等,第2、42页。)反格列高利派诬称他以武力和贿赂取得职位,但这种指控直到他与亨利四世的斗争开始之后才出现。米尔布特在《格列高利七世的选举》(Wahl Gregors VII) 第56页中,对此作了详尽讨论。在后来出版的《政论著述》(Die Publizistik) 第582页中,他再次断定格列高利本人的记述是“最可信的”。↩︎
引自保罗致提摩太书信的文字,删去了“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两句。它们对于教皇的圣职人员独身制理论会是致命的。拉丁文本见《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5月25日项,第VI卷,第117页,录自“Acta Romae 10 Kalend. Maji”(4月22日于罗马所作的记录)。枢机们以如下问答结束这项宣告:“Placet vobis? Placet. Vultis eum? Volumus. Laudatis eum? Laudamus.”(“你们赞同吗?赞同。你们愿意选他吗?愿意。你们称许他吗?称许。”)↩︎
从博尼佐的记述看来,似乎是枢机们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但他们大概事先已探知他的意愿,或预料到他的心意。瓦滕巴赫(第130页)认为,采用格列高利这个名字,是对帝国和苏特里会议的公开侮辱;亨利三世 (Henry III.) 曾在那次会议上废黜了三位教皇,其中包括格列高利六世。↩︎
这是米尔布特的看法。反格列高利派的作者反映亨利四世的政策,坚持声称格列高利并未获得国王的同意。1080年,布里克森确立了帝国方面的理论:任何人若未经这种同意便擅任教皇,就是叛教者,si quis sine assensu romani principis papari praesumeret, non papa sed apostata ab omnibus haberetur.(若有人未经罗马君主同意而胆敢自任教皇,众人就不应视他为教皇,而应视他为叛教者。)见米尔布特,Die Wahl 等,第29–38页。↩︎
雅费 (Jaffé),Mon. Greg.(1885年),第9页及后。↩︎
节录自 Ep., II. 49;雅费,第163页;米涅 (Migne),148,400。↩︎
Reg.,第I卷,70。↩︎
教皇利奥十三世在关于国家基督教体制的通谕(Immortale Dei,1885年11月1日)中,为中世纪的政教关系理论辩护,并援引圣奥古斯丁的权威,认为他在《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 中,已经为后世一切时代清楚阐明了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则。见沙弗编圣奥古斯丁《著作集》(Works),第II卷序言(纽约,1887年)。另参罗伊特 (Reuter),《奥古斯丁研究》(Augustinische Studien)(哥达,1887年),第106–152页;以及米尔布特前引书(l.c.),他勤勉搜集了格列高利七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所引用的奥古斯丁言论。↩︎
奥古斯丁的理论对威克里夫 (Wyclif)、胡斯 (Hus) 和宗教改革者的影响,见本书《基督教会史》(Church History),第VI卷,第522页及后。↩︎
格列高利屡次以诸如 cui licet indigni et nolentes praesidemus(我们虽不配且不情愿,却仍主持其事)这样的措辞,表达个人不配之感,见 Reg., I. 18、70等;米涅,300、344等。↩︎
《教皇敕令》(Dictatus Papae),米涅,148,407及下页;米尔布特,Quellen,第113页。参吉泽勒,II. B. 7(德文版)的注释。我引录其中数条:12. Quod illi liceat imperatores deponere.(教皇有权废黜皇帝。)22. Quod Romana Ecclesia numquam erravit, nec in perpetuum, Scriptura testante, errabit.(罗马教会从未犯错,且据圣经见证,也永远不会犯错。)26. Quod catholicus non habeatur, qui non concordat Ecclesiae Romanae.(凡不与罗马教会一致者,不得视为大公教会的成员。)27. Quod a fidelitate iniquorum subjectos potest absolvere(教皇可以解除臣民对不义统治者效忠的义务。)↩︎
见米尔布特,Publizistik,第572–579页。↩︎
1080年5月8日致英格兰的威廉 (William of England) 的信。雅费,419及下页;米涅,148,569。格列高利也曾以黄金比祭司职,以铅比王权,见 Reg., IV. 2。↩︎
见1081年3月15日致梅斯主教赫尔曼的信(Reg., VIII. 21)。“Quis nesciat reges et duces ab illis habuisse principium, qui, Deum ignorantes, superbia, rapinis, perfidia, homicidiis, postremo universis pene sceleribus, mundi principe Diabolo videlicet agitante, super pares scilicet homines, dominari caeca cupidine etintolerabili presumptione affectaverunt,”(谁不知道,国王和公爵起源于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认识上帝,在这世界的王、即魔鬼的驱使下,以骄傲、掠夺、背信、杀人,乃至几乎一切罪行,怀着盲目的欲望和不可容忍的狂妄,企图统治与自己平等的人。)圣奥古斯丁同样将关于国家起源的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既称国家为神的设立,又称之为“grande latrocinium”(大规模的劫掠),即因罪而产生的对人的奴役。见罗伊特,August. Studien, l.c., 135及下页。致赫尔曼的信亦收于米尔布特,Quellen,105–112页。↩︎
Petrum dominus Jesus Christus, rex gloriae, principem super regna mundi constituit(荣耀之王、主耶稣基督立彼得为世上诸国之上的首领),Reg., I. 63;米涅,148,339。↩︎
Reg., I. 29、VII. 10;米涅,148,312、584。↩︎
Reg., I. 7;米涅,289。↩︎
Reg., I. 64;米涅,339。↩︎
Reg.,第II卷,5、18、32。↩︎
Lupus rapax(贪婪的狼)等。↩︎
Reg., II. 51、75;米涅,403、426。↩︎
Reg., II. 73、74;米涅,423及下页。↩︎
Regnum Hungariae sanctae Romanae ecclesiae proprium est a rege Stephano beato Petri olim cum omni jure et potestate sua oblatum et devote traditum(匈牙利王国属于神圣罗马教会,昔日国王司提反曾将其连同一切权利与权力,虔诚地奉献并交付给蒙福的彼得)。Reg., II. 13;米涅,373。↩︎
Reg., I. 18;米涅,300。↩︎
Reg., I. 70,VII. 23;米涅,345、565及后,等等。↩︎
“您的使节休伯特 (Hubert) 奉您的名,要求我向您及您的继任者宣誓效忠,并重新考虑我的前任惯常送交罗马教会的款项一事。这两件事,一件我同意了,另一件我没有同意。我拒绝宣誓效忠,将来也不会这样做;我也查不出我的前任曾向您的前任这样做过。”这是征服者威廉致格列高利的信,写于1076年以后,确切日期不详。见吉 (Gee) 与哈代,Documents of Eng. Ch. Hist.,第57页。格列高利在与亨利四世争执期间,力图取得威廉的支持,却未能成功。Reg., VI. 30,VII. 1;米涅,535、545。↩︎
见米尔布特,第278页。↩︎
米尔布特在《论战文献》(Publizistik),259页,说西欧根本不存在普遍遵守独身制的情形。↩︎
《教会史》(Kirchengesch.),339页。↩︎
《教会史》(Kirchengesch.),271页。应当记得,八世纪时,西班牙国王维蒂萨 (Witiza) 曾正式废除圣职人员独身制的法令。↩︎
苏特里的博尼佐 (Bonizo of Sutri) 在《致友人》(ad amicum) 第V卷中如此说。↩︎
达米安尼如此说。见米尔布特,248页。↩︎
格列高利,Reg., II. 10。↩︎
Incontinentes sacerdotes et levitae ... sacerdotes concubinati.(不守节制的司祭与执事……有姘妇的司祭。)↩︎
Reg.,第II卷,30。↩︎
格列高利在1074年1月24日致阿奎莱亚大主教西卡尔杜斯 (Sicardus) 的信中,抱怨诸侯将教会当作婢女,quasi vilem ancillam(如同卑贱的婢女),等等。Reg., I. 42;米涅,148、322。↩︎
格列高利在 Reg., II. 29,III. 4中,命令他根除“圣职人员的淫乱”。↩︎
豪克,III. 780及下页;米尔布特,《论战文献》(Publizistik),269及后;赫费勒,V. 30及后。↩︎
利亚,第309页。↩︎
importabilia ideoque irrationabilia(难以承受,因而不合情理)。↩︎
1 利亚,第341页。↩︎
investitura per baculum et annulum.(以牧杖与戒指举行的授职。)↩︎
洪贝特 (Humbert) 的著作《驳买卖圣职者》(adversus simoniacos) 收于 libelli de lite 及米涅,第153卷。阿雷佐的维多 (Wido of Arezzo) 与达米安尼也表达过同样的见解。见米尔布特,《论战文献》(Publizistik),463–471页。对于那些接受世俗授职权之下任命的人,人们开始说,他们“不是从门进去的”,non per ostium intraverant。↩︎
ut per laicos nullo modo quilibet clericus aut presbyter obtineat ecclesiam nec gratis nec pretio(任何圣职人员或长老,都不得以任何方式,经由平信徒之手取得教堂,无论无偿还是付费)。曼西,XIX. 898。↩︎
这一说法以米兰的阿尔努尔夫 (Arnulf of Milan) 的记载为依据。法令本身已经佚失。见米尔布特,《论战文献》(Publizistik),492页。阿尔努尔夫说:papa ... palam interdicit regi jus deinde habere aliquod in dandis episcopatibus omnesque laicas personas ab investituris ecclesiarum summovet.(教皇……公开禁止国王此后在授予主教职位一事上享有任何权利,并将一切平信徒排除于教会授职事务之外。)↩︎
“Si quis deinceps episcopatum vel abbatiam de manu alicujus laicae personae susceperit, nullatenus inter Episcopos vel Abbates habeatur ...Si quis Imperatorum, Regum, Ducum, Marchionum, Comitum, vel quilibet saecularium potestatum aut personarum investituram episcopatus vel alicujus ecclesiasticae dignitatis dare praesumserit, ejusdem sententiae vinculo se adstrictum sciat.”(此后,凡从任何平信徒手中接受主教或修道院院长职位者,一概不得列于主教或院长之中……任何皇帝、国王、公爵、边区伯爵、伯爵,或任何世俗掌权者或个人,若胆敢授予主教职位或任何教会职衔,应当知道自己同受这一判决的约束。)帕吉,Crit.,1075年条,第2号;瓦特里希,I. 365;赫费勒,V. 47;Reg., VI. 5。↩︎
“Descende, descende.”(下去吧,下去吧。)布鲁诺 (Bruno),《萨克森战争》(De bello Saxonico),载佩尔茨,VII. 352及下页。亨利这封信有几个不同版本,但其专横、挑衅与暴烈的语气都是一样的。↩︎
伯恩里德,《格列高利传》(Vita Greg.),第68章及下章(载米涅,148,第74页);雅费,223页;米尔布特,《史料》(Quellen),100页;赫费勒,V. 70及后。↩︎
教皇对亨利的判决,在西欧引起了深刻的震动。博尼佐 (Bonizo) 说:universus noster romanus orbis contemruit, postquam de banno regis ad aures personuit vulgi(国王遭禁绝的消息一传入民众耳中,我们整个罗马世界都为之战栗)。见米尔布特,139页。↩︎
1076年及1080年再次对亨利施行的绝罚,引发了一批颇具规模的论战文献,见米尔布特,《论战文献》(Publizistik),134–239页;格列高利对买卖圣职和圣职人员独身制的态度,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反格列高利派主张,这项绝罚是不公正的,甚至质疑教皇是否有权对国王施行绝罚。格列高利的书信提到了这些异议。在致梅斯的赫尔曼 (Hermann of Metz) 的信中,Reg., IV. 2,格列高利说,有人公开宣称,不应对国王施行绝罚,regem non oportet excommunicari。格列高利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理由是国王与受绝罚者交往,不肯为罪行悔改,并且国王的行径破坏了教会的合一,Reg., IV. 1等。1076年10月16日的特里布尔会议,讨论了教皇能否对国王施行绝罚,以及格列高利对亨利施行绝罚是否公正这两个问题。会议对二者都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事发一百年后,弗赖辛的奥托 (Otto of Freising) 在《腓特烈事迹》(Gesta Friderici) 第I卷中,说这一判决是前所未闻的,quo numquam ante haec tempora hujusmodi sententiam in principem romanum promulgatam cognoverat(因为据他所知,在此之前,从未对罗马君主颁布过这样的判决)。↩︎
Reg IV. 2;米涅,148、455。↩︎
这座城堡于1255年被雷焦居民摧毁。从遗址可以饱览壮丽的景色:南面是亚平宁山脉,北面是波河 (Po) 平原,还有帕尔马、雷焦和摩德纳诸城。从雷焦出游卡诺莎,往返可在八小时内完成。关于格列高利本人对这次会面的记述,见 Reg., IV. 2,载米涅,148、465,以及米尔布特,《史料》(Quellen),101页。另见豪克,III. 792及后。↩︎
贝尔托尔德 (Berthold) 说(Monum. Germ. SS., V. 289):“Illic ... laneis indutus, nudis pedibus, frigorosus, usque in diem tertium foris extra castellum cum suis hospitabatur.”(在那里,他身穿羊毛衣,赤着双脚,冻得发抖,与随从留宿在城堡外面,直到第三天。)夜间,国王有遮蔽之处。见赫费勒,V. 94及下页。↩︎
最后一点,贝尔托尔德没有提及,赫斯费尔德的兰伯特却明确记载了,格列高利也予以证实。他在向德意志的高级教士和诸侯叙述卡诺莎事件时说,他只是接纳亨利重新进入教会的共融,并未恢复他的王权(solum* ei communionem redidi, non tamen in regno ... instauravi),也未要求信徒重新受效忠誓言的约束,而将此事留待日后裁定。雅费,第402页;赫费勒,V. 96。他在第二次绝罚的判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鉴于这些事实,吉泽布雷希特(III. 403)竟不信兰伯特的记载,认为亨利获得赦免时也恢复了王室特权,实在令人诧异。↩︎
这个故事最早由赫斯费尔德的兰伯特讲述;他大体上站在格列高利一边反对亨利。吉泽布雷希特,III. 401;兰克,VII. 284;米尔布特,194–199页,都不相信这个故事;天主教史家德林格与赫费勒(V. 98)则将它视为寓言而摒弃。教皇无须申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已经把对国王的指控交付德意志的一个法庭;国王此前也已答应他,将出庭受审。他此时的目的,只是解除禁令,以便自由行动。他若拒绝接受神判法,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证明教皇有理,也使德意志法庭的审理成为多余。关于兰伯特《编年史》(Annales) 的史料价值,见吉泽布雷希特,III. 1030–1032,以及瓦滕巴赫,《德国史料》(Deutschlands, Geschichtsquellen),II. 87及后。格雷戈罗维乌斯则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事件加以复述。↩︎
兰伯特驳斥了这一诽谤(M. G., V. 257),近代最优秀的史家,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也都不予采信。见尼安德、兰克(VII. 280)和赫费勒(V. 67及下页)。兰克说:“Solche Verhältnisse giebt es ja zwischen Individuen beiderlei Geschlechtes, die sich nur auf geistigem Boden entwickeln, in welchen ohne sinnliche Annäherung die tiefste innere Vereinigung der Gesinnungen und Ueberzeugungen besteht. Die Markgräfin glaubte an die Wahrhaftigkeit und den geistigen Beruf des Papstes, und der Papst andererseits bedurfte ihrer Hülfe.”(男女之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它只在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其中没有感官的亲近,却有情志与信念在内心最深处的契合。女边区伯爵相信教皇的真诚与精神使命,而教皇另一方面也需要她的帮助。)↩︎
《炼狱篇》(Purg.),XXVIII. 40,XXXII. 92;XXXII. 28、82,XXXIII. 119、121。↩︎
米尔布特在《论战文献》(Publizistik),181–200页,试图证明,亨利在卡诺莎的举动,在当时人眼中是谦卑而非屈辱之举。同时代的作家称之为前所未闻、令人惊叹的谦卑之举:“mira inaudita humilitas, officium humilitatis”(奇妙而前所未闻的谦卑,谦卑的行动)。鉴于当时人普遍深深敬畏教会,可以肯定,民众把这看作谦卑虔诚的表现。但对亨利而言,情形却不同。正如米尔布特也承认的,国王的动机并非深切的宗教关怀,而是保住王冠的愿望。对他而言,卡诺莎是一次屈辱;在历史的审判庭前,国家俯伏于教皇脚下的这一举动,也必须视为屈辱。关于君主臣服于教皇的其他事例,见米尔布特,第198页注。↩︎
见§11,第32页的摘录;这篇讲话的拉丁文见曼西、阿尔杜安、雅费,以及谢勒·马修斯 (Shailer Mathews),51–54页。↩︎
磐石将王冠赐给彼得,彼得又将它赐给鲁道夫 (Rudolf)。↩︎
此事由三泉的阿尔贝里库斯 (Albericus of Trois-Fontaines) 记述,但叙贝尔 (Sybel)(《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Gesch. des ersten Kreuzzugs,第218页)和赫费勒(V. 150,注)均表示怀疑。↩︎
关于这场战役的精彩描述,见吉泽布雷希特,III. 516及后。↩︎
希尔德贝特 (Hildebert) 哀叹罗马废墟的诗,见米涅,171、1441及下页。↩︎
“Praeter Henricum regem dictum omnes absolvo et benedico, quicumque me hanc habere specialem potestatem in vocem apostolorum Petri et Pauli credunt indubitanter.”(除那被称为国王的亨利之外,凡毫不怀疑我奉使徒彼得与保罗之名拥有这项特殊权柄的人,我都赦免并祝福。)伯恩里德的保卢斯 (Paulus Bernriedensis),《格列高利传》(Vita Greg.),第12章;巴罗尼乌斯,Ann. XVII. 566。↩︎
“Dilexi justitiam et odi iniquitatem; propterea morior in exilio.”(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此我死于流亡之中。)前两句出自《诗篇》46:8;末句则替代了“propterea unxit te Deus”(所以神膏了你)。他的敌人散布谣言,说他对自己挑起的争端表示懊悔。Mon. Germ. Script., VIII. 470;巴克斯曼 (Baxmann),II. 424及后。↩︎
他的纪念碑于1578年立于萨莱诺主教座堂,碑文如下:“Gregorius VII. Soanensis, P.O. M., Ecclesiae libertatis vindex acerrimus, assertor constantissimus, qui dum Romani Pontificis auctoritatem adversus Henrici perfidiam strenue tueretur, Salernae sancte decubuit. Anno Domini 1085, oct. Cal. Jun.”(索阿纳的格列高利七世,最高教皇,教会自由最勇猛的捍卫者、最坚定的维护者;他奋力维护罗马教皇的权威,抵抗亨利的背信弃义,于主后1085年六月朔日前第八日,在萨莱诺圣洁地安息。)赫费勒,V. 184;格雷戈罗维乌斯,《教皇陵墓》(Die Grabmäler der Päpste),第49页;吉泽布雷希特,III. 578。罗马虽有如此众多的教皇纪念碑,却没有格列高利七世的纪念碑,只有圣普鲁登提亚纳教堂 (S. Prudentiana) 的一块石碑上有铭文,称他为“Vir benedictus, moribus ecclesiam renovavit”(蒙福之人,以德行更新了教会)。见格雷戈罗维乌斯,IV. 246。↩︎
豪克,III. 754及后。↩︎
仅在致梅斯的赫尔曼的一封信中,Reg., IV. 2,格列高利就引用了至少九处经文。↩︎
Ubi Deus Petro principaliter dedit potestatem ligandi et solvendi in terra et in caelo, nullum excepit, nihil ab ejus potestate subtraxit.(神将天上地下捆绑与释放的权柄首先赐给彼得时,没有将任何人排除在外,也没有将任何事物置于他的权柄之外。)Reg., IV. 2;米涅,148、456。↩︎
《世界史》(Weltgesch.),VII. 34及后。↩︎
《罗马城史》(Hist. of City of Rome),IV. 256。这位作者论到卡诺莎时曾说,IV. 207:“修士格列高利不动兵戈而取得的胜利,比亚历山大 (Alexander)、凯撒和拿破仑的一切胜利,更值得世人赞叹。”与其他德国新教史家一样,他并不赞同格列高利实行教皇绝对权力的教皇制构想;但大多数德国教会史家,如米尔布特和豪克,都倾向于夸大亨利的勇气、刚毅以及其事业的正义性,而低估或质疑格列高利在与皇帝冲突中所表现的道德品质,以及卡诺莎事件的直接结果。豪克,III. 805,省略了对那一非凡场景的详细描述,理由是德国人对此如此熟悉,无须重述。他认为,人们通常对格列高利才智的评价过高,并宣称“伟大者”这一称号理应属于第一位格列高利,而不属于同名的第七位教皇。希尔德布兰德固然有充分的信念,却缺乏天生的力量,第832及下页。↩︎
日期为1081年3月15日,Reg., VIII. 21;米尔布特,《史料》(Quellen),105–112页;米涅,148、594–604。↩︎
